宗族、方言与地缘认同——19世纪英属槟榔屿闽南社群的形塑途径
宋燕鹏
1786年槟榔屿开埠，属于英属东印度公司管辖之下，1826年和马六甲、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隶属英属印度马德拉斯省。1867年，海峡殖民地才改为皇家直辖殖民地，由英国殖民地部直接管理。伴随着槟榔屿开埠，华人迅速涌入，在19世纪初就在乔治市东南沿海处形成聚居区，这些建筑成为今日槟城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里的华人就成为马来西亚华人史重要的研究内容，本文所描述的大背景，就是19 世纪的槟榔屿乔治市。
海外华人史研究，既要考虑个人在大历史的环境下的调适，更要着眼于华人社群在海外异文化的社会状况之下，是如何集聚，并形成组织的。这些华人社群的形塑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历史发展演变而成。因此对相关华人社群的历史研究就成为应有之义。日本学者今崛诚二在20 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就提到华人商业“基尔特”（gild）的形成过程中，血缘、地缘和业缘是重要的指标。其中对方言群为代表的地缘关系的研究，长期被人们所重视，尤其以麦留芳( Mak Lau Fong) 的“方言群认同”为标志。“帮”的概念，以新加坡陈育崧 (TanYeokSeong) 在1972年最早提出。以“方言群”和“帮”的范式来分析槟榔屿华人社会的，从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有黄贤强、张少宽、张晓威、吴龙云、高丽珍等学者。但对“方言群”或“帮”内部的宗族因素，关注的却不多。较早对新马地区宗亲组织加以阐述的是颜清湟（ Yen Ching Hwang），他曾专章论述了新马地区宗亲组织的结构和职能，有开创之功。最近笔者也仅见陈爱梅( Tan Ai Boay) 以槟城美湖村为例，说明广东陆丰上陈村陈氏同宗的移民，以凝聚同宗族人为优先，在联盟结构上出现差距格局的现象。
一般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还是血缘，因此宗族往往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这一点在闽粤农村尤其重要。马来西亚华人早期多数来自于闽粤两省，同一宗族姓氏南来的所在皆有，但是形成宗族组织，并在当地华社产生重大影响的，马来亚地区尤其以槟城为盛。19 世纪50年代英殖民地官员胡翰（J.D.Vaughan）就已经注意到槟城“福建土著”（natives of
Fukkien）主要以“姓”（Seh）为组成单位。这些姓氏人数众多，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成为19 世纪槟城华人史不可忽视的现象。相对于槟城姓氏宗族的风光，长期以来对其研究，却并不太多。具体到槟榔屿邱氏，以马来西亚学者为主，如朱志强（Choo Chee Keong）、陈耀威(TanYeowWooi) 对槟城龙山堂邱公司的建筑和历史的概述，陈剑虹(Tan Kim Hong) 对邱氏等五大姓为主构成的福建公司的研究，最近黄裕端（Wong
Yee Tuan）对槟城五大姓在19 世纪的商业网络的研究，都是典型代表。但上述作品皆对邱氏宗族内部组织结构和建构过程较少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笔者仅见刘朝晖对厦门海沧区新垵邱氏侨乡的研究，其中涉及对槟城邱氏的叙述，但因重点在侨乡，所以对槟城部分叙述略显薄弱。上述论著对19 世纪槟榔屿五大姓宗族组织的再建构和福建社群的形塑途径皆少涉及。
本文主要针对五大姓在离开原乡后，在英属槟榔屿如何进行宗族组织建构进行分析，以此透视作为血缘因素的宗族组织，在19 世纪英属槟榔屿时期福建社群的形塑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因早期南来槟城的福建省人主要来自闽南地区，因此在英国殖民政府的人口调查中，称闽南话为福建话，相应称闽南人为福建人。附带说明的是，从2013 年11月迄今,笔者曾多次赴槟城乔治市进行田野考察,也曾在厦门海沧区对五大姓原乡进行田野调查工作。本文所使用的资料，除了标注出处者外, 皆为笔者田野调查所获。
一、1786年槟榔屿开埠后英国人统治下的华人社会
1786 年槟榔屿开埠，归东印度公司孟加拉参政区（Residency ）管辖。而在1805年就升级为一个同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相同的行政区，只隶属于印度大总督（Governor General）的统一指挥。最初开辟者莱特船长(Captain
Francis Light) 为了维持治安，执行一般监禁和其他一般刑罚。但对于谋杀和英国人的案件却无权处理。亚洲各族的领袖处理各自内部同族的案件。直到1807年，槟榔屿才有一套正式的司法制度。1805年政府头目，有一个总督、三个参政司、一个上校、一个牧师，还有五十名或五十名以上的其他官员。1826 年马六甲归英国后，英国将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合并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首府槟榔屿，直属驻扎在加尔各答的印度总督管辖。此时，海峡殖民地的地位是参政区。但由于财政负担过重，1830年，东印度公司将它归为孟加拉参政区所属辖区，最初设置参政官（Resident）管辖，1832年改为总督（Governer），总督府设于新加坡。到了1851年，海峡殖民地升级，改为直属英国驻印总督。1867 年，海峡殖民地才改为皇家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由英国殖民地部直接管理。
槟榔屿开埠初始，执行的是不征进口税的自由贸易，以及莱特让定居者占有他们所能开垦的土地而允许将来给与地契的政策，这些措施使这个几乎无人居住的岛屿有了庞大而种类繁多的人口。伴随着槟榔屿开埠，华人迅速涌入，在19 世纪初就在乔治市东南沿海处形成聚居区。
表1：槟榔屿早期华人人口数据一览
|
年份 |
华人人数 |
槟榔屿总人数 |
华人比例（ %） |
|
1786 |
537 |
1283 |
41.85 |
|
1810 |
5088 |
13885 |
36.6 |
|
1818 |
3128 |
12135 |
25.77 |
|
1822 |
3313 |
13781 |
24.04 |
|
1830 |
6555 |
16634 |
39.41 |
|
1840 |
17179 |
39681 |
43.29 |
|
1850 |
27988 |
59043 |
47.4 |
|
1860 |
50043 |
80792 |
61.94 |
|
1871 |
36382 |
|
27.3 |
|
1881 |
67820 |
|
35.58 |
|
1891 |
87920 |
|
37.3 |
|
1901 |
98424 |
|
39.64 |
数据来源：Nordin Hussin, Trade and Socie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 Dutch
Melaka and English Penang,1780-1830,Singapore:NUSPress,Copenhagen:NIAS
Press,2007.pp.185-192.
L. A. Mills, British Malaya:1824-67, Kuala
.Lumpur:MBRAS,1961.pp.250-251.
PP. Courtenay,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1871-1901. 4thColloquium of the Malaysia Societ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85. pp.3-4.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1891.pp.95-97.
1871 、1881年的华人人口和总人口数据包括槟榔屿岛和威斯利省。
表1 中1786-1881 年的统计，英殖民政府都是将华人视为一体来统计。我们通过早期槟榔屿的碑刻捐款名单可一窥华人内部实力。1800年创建于槟榔屿椰脚街（Pitt Street）的广福宫，是槟榔屿最早的华人神庙，香火之盛，槟榔屿无出其右者，在早期充当了槟城华人最高协调机构的功能，为闽粤两省华人共同捐赠所建。统计创建碑记的捐款名单可知，福建人居于绝大多数，可证早期槟榔屿华人以福建人在人数和经济实力上占优势地位。现存最早的按照华人内部方言群来统计人数的是1881 年的人口调查。1881年时在槟榔屿的45135名华人中，福建人有13888名(30.7％)，广府人9990名(22.1％)，客家人4591名(11％)，潮州人5335名(11.8％)，海南人2129名(4.7％)及土生华人（峇峇）9202名(20％)。假如把多数祖籍福建的峇峇也纳入的话，则福建人(51.1％)已占华人比例的一半了。显然槟岛的福建人占多数已多年。
对于槟榔屿华人的内部结构，英殖民地官员胡翰（J.D.Vaughan ）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已经有所观察，他把华人区分为“澳门人”（Macao men）和“漳州人”（Chinchew）两大类。“澳门人”就是广东人，因为香港1841年归英殖民统治，在19世纪上半叶尚未崛起，之前广东下南洋者皆从澳门出海。他将“澳门人”分为客人（Kehs 或Keh-langs
）和广府人（Ahyas），包括新宁（Sin Neng）、香山（Hiong Shan）、增城（Chen Sang）、嘉应州（Ku Yin Chew）、从化（Chong-far）、永大馆（Win Tai Kwan）七个公司，以及一些更小的地缘公司。漳州人主要来自漳州府和邻近地区，分为“福建土著”（ natives of
Fuhkien）以及福建省西北部的移民，主要以“姓”（Seh）为组成单位。较大的“姓”有“陇西堂”姓李公司、“龙山堂”姓邱公司，“九龙堂”姓陈公司、“宝树堂”姓谢公司。
从胡翰的叙述中，我们大体上可以发现，广东人基本上都是地缘组织，而福建人则基本上都是姓氏组织。19 世纪福建人移民以姓氏团体来组织社群，源于在福建移民中，漳泉的占绝大多数，而其中又以漳州人为主流，尤其是来自清代属于漳州海澄三都一带的乡民。那些属于九龙江下游滨海而居的福建人，早在明末西方殖民者到东方争夺香料贸易开始，就随着东南亚商港一个个启运，大规模地跟进货殖或迁寓他乡。在槟城19世纪初就有属于漳泉的谢、陈、曾、邱、林、辜、甘等姓较早在社会建立了个人或群体的地位。
随着槟榔屿商业贸易的发展和个人财富的增加，到19 世纪二三十年代，五个以同乡姓氏为认同根源的群体逐渐崭露头角。到了19世纪中叶，它们不只在社会组织上建立内在联系，也在土地上占据一方，结集成为强宗望族，这人多势众的群体就是槟城的“五大姓”。从港仔口到社尾街之间，五大姓族人聚资购下大块街廓地段，建构起宗族聚居的围坊。
二、19世纪槟榔屿五大姓为代表的闽南宗族组织的兴盛
南来的福建漳州社群，在槟榔屿19 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一环，他们大抵聚族而居。陈育崧先生对此有论：“我们也发觉槟城华人社会结构的一些特征，例如帮的发展带有极其浓厚的宗亲观念，所谓五姓邱、杨、谢、林、陈等宗亲组织，其中四姓是单姓村移民……只有陈姓是从各地来的。……这种以宗亲组织为基础的帮的结构，槟城以外找不到。”
在一个移民社会中，汉人宗族组织的出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要积累到一定家族成员才能完成。人类学家庄英章对台湾竹山移民社会进行考察之后认为：“竹山移民初期的社会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而非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一些主要的聚落都是先有寺庙的兴建，直到移民的第二阶段，由于人口的压力增加，汉人被迫再向山区拓垦，同时平原聚落的姓氏械斗经常发生，宗族组织因而形成。由此可见，宗族组织的形成并非边疆环境的刺激所致，而是移民的第二阶段因人口增加，血亲群扩大而形成的。”
说明移民社会，首先是要先有寺庙，而后随着宗族成员的增加，才会形成宗族组织。槟榔屿来自漳州的姓氏社群，基本上也是走了这一条发展道路。在19 世纪上半叶，槟榔屿闽南社群充斥着宗族势力。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有的宗族愈发强大，有的就衰落了。下面对愈发强大的五大姓宗族的情况做一分析。
建立宗族组织，首先要有宗族观念。这些南来槟榔屿的邱氏成员，他们在新江老家的时候，对自己的房支和宗族祭祀活动，都是非常熟悉的，他们到槟榔屿以后，也因宗族观念而聚集起来。邱氏在原乡围绕正顺宫进行大使爷的祭祀，下南洋的邱氏宗族成员，也会将大使爷祭祀带到移居地。槟榔屿的邱氏宗族成员，就首先建立了大使爷的祭祀组织。在1818 年海澄新江原乡重修正顺宫的时候，捐款排名第一的是“大使爷槟城公银百弍元”。说明在槟城19 世纪初就已经围绕祭祀大使爷，已经有了“公银”即公共祭祀基金。 海五房邱埈整“为人公平正直，轻财尚义，乡人推为族长，在槟榔屿倡率捐资建置店屋，以为本族公业。”可见在槟榔屿的邱氏宗族成员，仿照原乡，也推举了族长作为自己的领袖。海五房邱埈益“公素重义，在屿募捐公项，族人利赖，公实倡之”，从而形成邱氏宗族组织的雏形。邱氏宗族原乡的大宗祠是诒穀堂，槟榔屿邱氏宗族不可能每年都回到原乡祭祖，因此想来在槟榔屿的邱氏宗族只能暂居本族店屋祭祖，因此邱氏大宗祠在槟榔屿有必要建立起来。“槟城诒穀堂者，经始于道光乙未之秋也。初我族人捐赀，不过数百金，上下继承，兢兢业业，分毫不敢涉私，至是遂成一大基础。”
而后随着第二代土生邱氏族人和原乡南下邱氏族人不断增加，1851 年龙山堂的大宗祠最终建立起来，并于1891年8月20日注册为合法社团。邱氏同时在同治二年（1862 ）续修族谱，从族产、族谱、祠堂三个角度完成了槟榔屿邱氏宗族组织的再建构。原乡的邱氏宗族按照五派、九房头、十三房、四大角来辨别房支，南下槟榔屿的邱氏宗族也依此来辨别世系亲疏。与槟榔屿大宗组织——龙山堂成型的同时，随着邱氏各房人数的不断增加，小宗组织的建构也在进行。海墘房文山堂最先建立，此外由松、屿、门、井、梧房即另三大角内的五房合组槟榔屿邱氏敦敬堂公司，又称五角祖。梧房、宅房、井房又另立绍德堂邱公司。进入20 世纪前后，各房头的小宗祠也陆续建立，如海五房的追远堂，门房的垂统堂，宅派的澍德堂，岑房的金山堂、井房的耀德堂，梧房的绳德堂、屿房的德统堂等等都先后成立。反映出在宗族人数与日俱增的情况下，槟榔屿邱氏宗族架构开始完全向原乡宗族形态靠近。
谢氏来自海澄县三都石塘社，据《谢氏家乘》记载，肇始祖铭欣公号东山，在南宋绍定六年（1233 年）迁居三都石塘社。明代万历时期谢氏就已经有葬在海外的记载。最早葬在槟榔屿的是谢于荣，嘉庆四年（1799 ）葬在岛上。以后葬在槟榔屿的谢氏族人不绝如缕，说明石塘谢氏南下的宗族成员不断增加。1810 年创建谢氏福侯公（张巡和许远）的祭祀组织，1828年以“二位福侯公”名义，购置乔治市第20区内的土地作为族产。1828年谢清恩、谢（寒）掩和谢（大）房联合以“谢家福侯公公司”名义，购买了今天谢公司的土地。1858年是石塘谢氏在槟榔屿发展的重要一年，17世的谢昭盼、18世的谢绍科和19世的谢伯夷，团结族人，动用积存的族产租项12367元，在公司屋业土地上建造起宗祠，称宗德堂谢家庙，常年供奉两位福侯公，完成宗祠和祖庙合一。1862 年原乡《谢氏家乘》编修完毕，以世序带出南下槟榔屿的族人谱系。1891年8月20日，由谢允协领导正式注册为谢公司，并由石塘谢氏西山、水头、霞美、前郊、后郊、河尾、顶东坑、下东坑、庵仔前、涂埕下厝十个角头的后代共14 人组成信理委员会负责一切活动事务。
杨氏族人嘉庆年间有上瑶社杨文正、文贤和大埕等南下槟榔屿，因南来族众颇多，于是在望卡兰（Pengkalan ）设立四知堂，作为议会之所，并为贫病失业同乡提供基本生活福利，也供奉原乡保护神使头公神像，后移到乔治市区。南来各社皆有家长，上瑶社家长杨叔民、商民，杨秀苗，后溪社家长杨百蚶、文追，浮南桥郑店社家长杨清合，厦门家长杨月明，潮州郡家长杨源顺等，每逢六月十八日迎神，各社轮流帮理。公项皆由霞阳社杨一潜掌管。杨一潜去世后，公项为霞阳社族人人多势众而霸占。为此其他社族人还曾向华民护卫司状告此事。此事记录在《三州府文件修集》，没有具体年份落款。华民护卫司1877 年方在新加坡设立，想必此事发生在1877年之后。如今霞阳社应元宫最早出现的记录是在1886年《创建平章会馆碑》，霞阳社独占杨氏祭祀公项，应该也在此年之前，即1877-1886年之间。可知19世纪上半叶杨氏并非一般认为的都来自海澄三都霞阳社，而是在共同的始祖元末杨德斌派下各地，上瑶社属同安县，后溪社亦属同安，浮南桥郑店社属漳州南靖县，加上厦门和潮州的杨氏族人，可见槟榔屿的杨氏在19 世纪上半叶属于郑振满教授所说的合同式宗族。直至1877年之后方排除三都以外的杨氏族人，单独成为只有霞阳社成员的杨公司。1891年8月19日注册为合法社团。槟榔屿的霞阳社杨氏，承继三都世系，分为四房，大房一角，二房七角，总称桥头，三房一角，四房九角二社。
林氏九牧派裔孙莆田林让，元末明初迁居海澄县三都鳌冠社，后裔共分宫前、下河、石椅、竹脚、红厝后、山尾6 个角头，前两个角头组成勉述堂，六个角头又共组敦本堂祭拜祖先晋安郡王林禄和天上圣母妈祖林默娘，也属于祠堂和神庙二合一。自1821 年起，来自中国福建省漳州府海澄县三都鳌冠社的林姓族人先后往返槟城与鳌冠社之间经商谋生。1863 年，原籍鳌冠社的族长林清甲在槟城组设敦本堂及勉述堂，他们在槟城港仔口街门牌164号恒茂号附设联络处。至到1866年林氏九龙堂建成之后，两堂才迁入九龙堂内。1891年8月20日，九龙堂林公司注册为合法社团。与原乡鳌冠社敦本堂只是六个角头后裔相比，林氏九龙堂接纳来自福建省漳州海澄三都的林姓族人为会员。敦本堂的会员则皆来自福建省漳州府海澄县三都鳌冠社的6 个角头。勉述堂的会员则是其中两个角头，即宫前及下河的林氏后裔。虽然这三个组织同处一个屋檐下，但他们拥有个别的管理机构，并各自处理堂务。林氏九龙堂内主祀天上圣母，每年农历三月廿三举行隆重祭奠欢庆妈祖诞辰。可知林氏九龙堂在鳌冠社林氏的基础上，扩大到三都的林氏宗亲。此点与邱、谢、杨三姓仅限原乡单一村社宗族成员有明显不同。
陈氏来源复杂，并非来自于海澄县三都。1801 年的一张地契说陈圣王公司在大街13号购买了一个单位的土地，证明陈公司是五大姓里最早成立的。嘉庆十五年（1810 ）一份《公议书》记载了陈氏宗亲对陈圣王的祭祀情况。
盖闻公业虽借神之所建，夫蓄积必因人而所成，惟值事之人，秉公方能有成。前我姓陈名雅意者，有置厝一间，因其身故无所归著，是以众议将此厝配入为圣王公业，收取税银以为逐年寿诞庆贺之资并雅意之忌祭。亦不致缺废，是使神龟具有受享，皆我同宗之义举也。然已年久且又同姓众多，贤愚不一，恐公业废弃无存。再议此厝不得胎借他人银两，如逐年值事之人，著有殷实之人保认，方得收此厝字，再待过别值事，则收厝字交付其收存，至费用之账，若有存项，公议借与他人则可聚而不散，方为绵远，年年轮流，周而复兴。
1831 年，槟榔屿陈氏正式创建威惠庙，奉祀开漳圣王陈元光。1837年陈秀枣将大街三间屋业，从个人信托转换为陈圣王公司。陈元光是北宋以来闽南各地威惠庙所祭祀的神明，被闽南陈氏奉为始祖。1878年的《开漳圣王碑》正式将开漳圣王庙定位为陈氏的家庙。槟榔屿筹建家庙的陈氏族人多来自同安。光绪戊寅年（1878 ）颍川堂陈公司重修，在光绪四年和五年捐赠匾额的乔治市区的陈氏裔孙的籍贯是：同邑莲花社，泉郡同邑集美社、内头社、郭厝社、岑头社，琼州府，泉郡南邑十五都溪霞乡、龟湖乡，泉郡南邑，潮州府。来自同安县的有莲花社，集美社、内头社、郭厝社、岑头社，莲花社（今莲花村）皆属同安，后四社在同安县南部，集美社、岑头社属今厦门市集美区，内头社属翔安区，郭厝社属同安区。另外还有
南安县，琼州府和潮州府的陈氏裔孙。可知槟榔屿陈氏来源复杂。陈公司是在想象的共同始祖陈元光的名号之下，聚集起来的宗族组织。陈公司于1890 年9月11日注册为合法社团。
通过上述可知，五大姓都经历了19 世纪上半叶的积累，在50年代左右完成了宗族组织的建构。最终五大姓的宗族组织模式，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邱、谢、杨三姓的单纯宗族，都来自中国海澄县三都村社（新江社、石塘社、霞阳社）；第二类是林氏的跨村社宗族组织，林氏以鳌冠社为主体，吸收了三都其他村社的成员；第三类是陈公司以虚拟祖先陈元光为血缘联系纽带而建立的跨地域宗族组织。19世纪中期以来成立的闽南宗族组织还有海澄三都钟山社的蔡氏，紧邻三都的同安祥露庄氏、鼎美胡氏、南安叶氏等，尤其是庄氏在19 世纪后期的建德堂领导层也多有人物，他们在泰南通扣坡、马来亚吉打州和槟榔屿进行商业活动，经济实力不容小觑。五大姓并不是在19 世纪初就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在咸丰六年（1856）之后，挟着建德堂的影响，才具体地在帮群内积极地参加活动，并树立起它独特的形象，客观地反映当时福建帮在华人社会中所扮演的领导角色。
三、槟榔屿福建社群形塑途径在19世纪前后期的变化
槟榔屿五大姓宗族组织的建构，是19 世纪前期福建人内部宗族成员众多、宗族势力强大的反映。不仅邱氏，谢、杨、林三姓也都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同源于海澄县三都始祖的宗族组织。陈氏则以开漳圣王陈元光为共同的神明建立了联宗组织。庄氏、叶氏、王氏等来自漳州的闽南宗族组织都建立起来了。这些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存在的宗族组织，给宗族成员以庇护，形成福建人内部自我管理的小团体。影响所及，福建人没有自己的整体社群组织。上述宗族组织的建立，反映的是19 世纪上半叶漳州人宗族势力的兴盛，同时对19 世纪前期和后期槟榔屿福建人社群的形塑也有很大影响。
（一）闽南社群边界——福建公冢
槟榔屿福建人社群的形塑，主要集中于闽南社群，因此大马所谓福建话就是闽南话。1786 年开埠一段时间内，闽南人居于槟榔屿华人社会的绝大多数。从前述广福宫创建碑记的捐款名单就能看出。相比之下，嘉应会馆的前身仁和社在1801年就拿到了殖民政府颁发的永久地契。颜清湟教授曾说：地缘会馆出现得越早，说明人数越少，越产生不安全感，越需要地缘组织的保护。闽南人相对没有竞争对手，故而仅仅依靠福建公冢来维系相对于广东社群的边界。来自一个地区的人群越多，越倾向于内部的血缘认同。来自漳州为主的闽南人，则在宗族组织建构上，走在广东社群前面。而作为地域认同的漳州、或者闽南，则仅仅体现在方言认同上，并不需要地缘组织的存在。
闽南人社群认同的基本表现，早期主要是福建公冢。五大姓族人在18 世纪末就已经葬在此地。1805年，因前人所建公冢范围狭小，因此另购日里洞地一段以为新公冢，其中邱氏族人就积极参与捐赠，如邱太阳以四十大员居第七位，邱夏观以三员居23 位，邱奕章以三员居26位。即如今的福建联合公冢之峇都兰章（Batu Lanchang）公冢。福建公冢的建立，源于闽南方言意识的形成，促使闽南社群意识的出现，由此福建公冢从一开始就排斥了福建境内的汀州客家，以及漳州境内诏安县客家，致使从一开始汀州客家和诏安客家就和广东人连在一起，义山都被称为“广东暨汀州公冢”。1828 年广东社群捐款买公冢山地，名单首为潮州府，其次为新宁县、香山县，而后就是汀州府、惠州府、增城县、新会县、嘉应州、南海县，而后就是诏安县和顺德县、从化县、清远县、番禺县、大埔县。隶属福建省的汀州府和漳州府诏安县因南来者皆为客家人，而被排除在福建公冢之外，虽然1888 年李丕耀主政槟榔屿福建公冢时开放给汀州府和诏安县的客家，但直至1939年两地的客家人还习惯向广汀公冢提出公冢用地的申请，至此方被拒绝。虽然福建公冢容纳了漳州和泉州的闽南人，但是漳州人占有绝对的优势，张少宽先生曾统计1841-1892 年福建公冢职员57名，38名为漳州人，其中31人属于五大姓。
我们可以发现，邱氏宗族和其他四姓首先在19 世纪五六十年代组成福建公司，虽然名为“福建”，却排斥其他闽南社群乃至五姓以外的其他社群。而清和社、同庆社等祭祀组织容纳了其他来自闽南地区的姓氏。据殖民地档案，在1840 年左右清和社和同庆社就已经存在，被殖民地官员列入“和平社团”（Peaceable Society）。以同庆社为例，有据可查的1888 年以来的社长，多数都是海澄三都人，当然也有同安的李丕耀和安溪的林文虎。
私会党建德堂是19 世纪福建帮的第一秘密会党，1844年在梧房邱肇邦的领导下，退出跨方言群的义兴公司，另立山头。1854年以后，在海五房的邱天德领导下，建德堂成为福建商人、侨生、下层小商贩、文员和农工艺匠的强大聚合力量，冲出槟榔屿和马来半岛，在缅甸、暹罗南部和苏门答腊北部建立分舵，采取纵横联合，分裂和整合的不同手法，组成强大的联合军事集团，与敌对秘密会党互相争夺各地的政治、人力和经济资源。另一方面，邱氏族人，乃至五大姓也因建德会硬实力的扩张而取得不争地位，成为闽南人在宗族组织和神庙组织之外的最大组织。建德堂的成立源于闽南方言的认同，又促成了五大姓势力在整个闽南社群势力支持下的进一步巩固。英海峡殖民地政府1889 年颁布《社团法令》之后，1890年即宣布建德会等私会党为受禁会党，由于建德会的领袖同时也是福德正神庙的领袖，因此建德会取缔后，财产就转移到了福德正神庙。而清河社和同庆社、宝福社等闽南人组织的祭祀组织也转移到福德正神庙，福建公司和清和社、同庆社、宝福社等就共同组成福德正神庙的下属团体。福德正神庙在19 世纪末就构成漳州闽南人的最大神庙组织。
而在五大姓为代表的漳州社群之外，在槟榔屿的泉州南安、安溪、永春等籍贯社群，则建立了凤山社的祭祀组织，供奉广泽尊王。1864 年槟榔屿凤山寺《广泽尊王碑》：“福建凤山社藉我泉属董事：永郡 孟承金，南邑
梁光廷，安邑 叶合吉，爰我同人等公议建立庙宇于描佇文章山川胜地，崇奉敕封广泽尊王，威镇槟屿。国泰民安，名扬海内；则四方之民，罔不咸赖神光赫显垂祐永昌。”永春虽然当时是永春州，下辖永春、德化二县，但永春州原本就是从泉州中划分出来的，因此被漳州宗族组织排斥的泉州社群，只好在广泽尊王的号召下，建立凤山社作为自己的组织。广泽尊王是源于南安县的地方神明，可以想见在凤山社的社员中，南安人应该居于主导地位。
槟榔屿广福宫早年在1800 年成立之初，是广东福建两省皆参与的神庙，主要参与者以闽南人为主。但是由于私会党的发展，尤其是义兴公司和建德会的成立，致使广福宫失去了华人社群调解的功能。在19 世纪中期纷繁的槟城华人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原乡宗族的血缘认同和海澄县三都的地域认同，闽南话的方言认同，成为五大姓宗族认同的几个层次。层层相扣的认同准则和社会网络，是五大姓宗族在19 世纪中期活跃于槟城华人社会的主要资本。
（二）19世纪上半叶闽南社群内部宗族血缘认同相对高于漳州和闽南地域认同，延缓了福建省级社群组织在槟榔屿的出现
18 世纪以来华人下南洋，最容易寻找庇护的认同，首先是血缘，然后才是方言群，再次才是地缘会馆。地缘会馆往往和方言群重合。与新加坡福建籍地缘会馆—— 福建会馆1840年就已经出现不同，槟榔屿福建会馆迟至1959年才成立，隶属福建省范围内的县份地缘会馆在19 世纪末才陆续成立。而包含邱氏宗族在内的漳州会馆在1928年成立，这也是迄今全马来西亚唯一一个漳州会馆。闽南人内部的分裂性倾向为何在19 世纪末开始出现？因为五大姓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黄裕端博士曾有精彩的评述：
五大姓自然并不总是铁板一块而没有任何内部冲突或竞争的。更确切的说，他们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利益体而存在；将他们结合在一起，是他们在以槟城为中心的区域中所共同追求的经济利益。作为一个利益群体，他们不论是身为马来属邦的少数族群，还是面对英国殖民统治时，都准备为彼此间的差异做出妥协、通融和协商，以缔结有助于取得或维持商业控制权的联盟。差异，一如竞争、冲突和对立，在这五大姓中的每一个家族内部，或是在五大姓家族之间，又或是在五大姓与其他家族之间，都并非不寻常。
清末的中国华南各地，时局动荡不安，盗匪骚乱。1881 年，远在槟城的邱、谢、杨三个公司组成“三魁堂”，将购置房屋出租的租金，寄回“唐山”家乡，资助组织地方性质的“护村队”，保护家乡。三魁堂至今仍然存在，由每个公司轮流管理三年。三姓都位于海澄三都的三魁岭周围，这是以三魁岭地缘为认同组成的小团体。同时“三魁堂” 同时也属于另一个扩大范围的保乡团体：槟榔屿三都联络局。槟榔屿三都联络局是1896 年由福建省漳州海澄县内108社(村)所组成，槟榔屿的是1900年成立的分局。同时槟城三都乡贤在“1928年进一步发扬这种互助，互相扶持的精神，决定联合槟城漳州府7县人士共创办南洋漳州会馆(现改为槟榔屿漳州会馆)，促成了漳州府人的大团结”。
在19 世纪前半叶，南来槟榔屿的闽南人多属于漳州海澄县以及同安县，其他县份的人数较少，还没有成为气候，尤其是在邱氏等大姓垄断槟城的鸦片饷码和锡矿贸易，各个姓氏宗族组织成为族人寻求庇护的主要场所。黄裕端博士曾论证五大姓经济实力的衰落，正好在19 世纪末。殖民地当局1889年颁布的《社团法令》，以及1895-1911年一系列与劳工有关的法令，消灭了五大姓的鸦片饷码所赖以有效运作及获利的私会党和实物工资制。1904-1907年经济衰退进一步削弱了五大姓的生存能力。结果鸦片饷码生意被压垮，五大姓及其盟友拖欠政府庞大的租金，最终宣告破产。而这个时间，也正是其他福建县份华侨南下的主要时间点。
通过表1 我们还可以发现，槟榔屿的华人在19世纪后期与日俱增，五大姓为首的闽南人已经无法掌控整个槟榔屿华人社群，尤其是客家人在19世纪后期的崛起，成为抗衡闽南人的重要力量。1881年平章会馆建立，广东和福建各7名董事，成为槟榔屿华人最高机构，而福建帮的代表由五大姓来出任，不仅反映了五大姓对在福建社群内部占压倒性的优势，也反映了就是闽粤两省势力的平分秋色。
19 世纪末期以五大姓为代表的福建人，面临了所谓槟榔屿“第三股”势力的崛起，那就是客家人在槟榔屿异军突起。清朝1893 年在槟榔屿设立副领事，首任副领事是张弼士，为大埔客家人，其后张煜南、谢荣光、梁廷芳、戴春荣历任槟城副领事也都以客家同乡和姻亲的关系而先后继任，形成了槟榔屿后来居上局面的客家社群领袖。形成这种局面的前提，是在槟榔屿的福建人和广府人之外，19世纪后期客家人开始大量进入。这一批在荷属东印度崛起的客家华商，在进入槟榔屿后，借由清朝直接任命的槟榔屿副领事的职务，获得了相对具有优势的政治资源。围绕着客属的槟榔屿副领事，客家富商也多有联合，比如极乐寺1904 年的功德碑上，六大总理都是客家人。
表2：1906年极乐寺功德碑六大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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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官衔 |
捐银数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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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勋 |
诰授光禄大夫、商务大臣、头品顶戴花翎、侍郎衔、太仆寺正卿 |
3万5千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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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煜南 |
覃恩诰授光禄大夫、赏换花翎、头品顶戴、候补四品京堂、前驻扎槟榔屿大领事官、大荷兰国赏赐一号宝星、特授大玛腰、管辖日里等处地方事务 |
1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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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荣光 |
加二品顶戴、布政使衔、槟榔屿领事、尽先选用道钦 |
7千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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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南 |
覃恩诰授荣禄大夫、赏戴花翎、二品顶戴、江西补用道、大荷兰国赏赐一号宝星、特授甲必丹、管辖日里等处地方事务 |
7千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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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嗣文 |
花翎二品、封职候选道、加四级 |
6千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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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春荣 |
钦加二品衔、赏戴花翎、候选道 |
3千元 |
数据来源：极乐寺《功德碑》（一），傅吾康、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第652页。
通过表2 ，可见在1900年前后，客家人因方言而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英国人的调查以方言为依据，凸显了客家人的存在，但是客家人的意识里，自己还是广东人，极乐寺的碑刻署名中，1904年时张煜南还署“广东张煜南”。
此时在平章会馆的董事名额分配上，也是广、福两帮平均名额，客家人也是在广东人的大旗下开展活动，他们更多的被认为是广东人，并非被看做是独立的客家帮群。极乐寺不仅是南洋第一座汉传佛教寺院，它的创建也是广东社群尤其是客家社群的一次力量整合。五大姓为首的闽南人面对外部社群的崛起，开放福建公冢给福建省籍者，不仅给汀州和诏安县客家，也给兴化人、福州人，就是这种外部压力加大的表现。闽南人如果不整合福建省的力量，更无法和广东社群相抗衡。
同时，在闽南人内部，五大姓所面临的压力也与日俱增。19 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泉州的晋江人、惠安人等社群开始崛起，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社会实力，都给五大姓以空前的挑战。最先成立的福建省籍的县份会馆，都是被漳州社群排斥的泉州籍—— 南安会馆（1894 年）、安溪会馆（1919 年）、晋江会馆（1919 年）、惠侨联合会（即惠安人，1914），可见都是原本被漳州社群排斥的泉州凤山社成员。福州会馆在1929 年也成立了。五大姓只有参与组建漳州会馆，才可以和泉州其他县份社群相颉颃。
可以想见，五大姓为代表的漳州宗族组织的兴盛，延缓了福建省籍地缘会馆在槟榔屿出现的步伐。省级行政区划上的地缘认同组织——
槟榔屿福建会馆，在槟榔屿迟至20世纪中期才最终形成，远远落后于新加坡和马六甲，甚至也落后于吉隆坡。槟榔屿的闽南人长期依赖于福建公冢作为地域认同的边界，虽然在19 世纪末开放给福建省籍，但是公冢作为省级地域认同的功能在此时已经不能适应20世纪初巨大的社会变革。尤其是相比槟榔屿的广东省籍地缘会馆——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在19世纪初就已经存在的现实，20世纪初槟榔屿福建省籍社群认同的松散，着实令人感叹。
余论
本文重点分析了19 世纪槟榔屿闽南五大姓如何进行宗族组织的建构，以及对槟榔屿闽南人社群的影响。从中可以发现，槟榔屿闽南宗族组织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个阶段都经历了数十年的积累才得以进入下一阶段。以五大姓为代表的闽南宗族都经历了相似的阶段，但由于内部结构的不同，也各有特色。如谢、林和邱氏一样都来自海澄三都，在原乡就是同一宗族，在槟榔屿进行了和邱氏类似的建构。而杨氏和陈氏宗族由来自不同区域的同姓氏组合起来。最后杨氏排除三都以外的同姓，成为单一血缘的宗族组织。无论是单一血缘的邱谢林宗族，还是联宗的杨氏宗族，抑或是拟制血亲的陈氏宗族，都把宗族组织作为自身在槟榔屿安身立命的庇护之所。以上都是闽南方言内部的宗族整合，相比之下，单一血缘宗族组织在广东社群就出现很晚，直至19 世纪中期才出现了跨方言群的联宗组织。
郑振满教授对福建宗族的类别划分，对中国汉人宗族的研究影响深远。但是对于海外华人的宗族建构来说，却并不完全适用。带着强烈地方观念的华人个体离开家乡，到一个异文化的新地方，首先用方言群来寻找庇护，如果同一方言人群占一地绝对优势，则进一步通过地缘来划分内部边界，如果来自一地宗族成员的人数不菲，则倾向于用血缘宗族组织来寻求庇护。我们考察槟榔屿五大姓宗族组织建构时所着眼的，就是早期槟榔屿占华人人数绝对优势的闽南方言群，是如何用福建公冢来划定闽南区域的边界，又通过宗族组织来划分血缘边界。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面对广东社群和闽南内部社群的竞争，五大姓是如何走到一起创建了福建公司，排斥了同属闽南社群的泉州人（同安人除外）。随着属于广东社群的客家人在19 世纪后期异军突起，外在广东社群给予五大姓的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在19世纪末的时候，福建公冢开放给漳州泉州以外所有的福建省籍华人，以促成同省力量的团结。所谓基于血缘性的宗族认同或者方言群内部的地缘认同，都是槟榔屿华人个人在不同外在压力的情境之下所做的生存选择。离开中国原乡的生存环境，更多元化的生存策略就成为个人的不二选择。
作者宋燕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