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著作《面对盖娅：新气候制度八讲》，探讨了气候变化问题。拉图尔批判了将自然与文化二分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认为这种二分法导致人们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危机。他主张将“自然”置于更广阔的“世界”概念下，并通过分析文学作品、新闻报道和科学论文，指出科学陈述本身就具有行动力，无法与政治和道德割裂开来。最终，拉图尔呼吁科学家们承认其工作的政治性，积极参与到气候变化的应对中。
自然概念的不稳定性及其对生态危机、政治和科学的影响
核心观点：
- “自然”概念的不稳定性：文章开篇即指出“自然”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与世界关系”这一表达揭示了我们与自然的异化。
- 将生态危机定义为“人类回归自然”会引发恐慌，因为我们不清楚这指的是回归野蛮还是恢复人类的深刻运动。
- 西方传统中，对人类的定义强调其与自然的区别，通过“文化”、“社会”或“文明”的概念来表达。
- 对“自然”的道德承载已被颠覆，任何被“自然化”的立场都会立即遭到反对，需要被历史化或情境化。
- 在多元社会中，“自然”不像“道德”、“法律”或“可敬”那样稳定。
- “自然”本身既不具有规范性维度（只描述秩序），又具有最高的规范性（因为没有更高的主权秩序）。
- 对“自然”的援引无法迅速达成共识，反而可能引发或加剧辩论。
- “自然”一词并不代表和平，它同时包含实然（存在的事实）和应然（应该如何）的含义，而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
- “如果生态学使人发疯，那是因为它迫使人们首先陷入援引‘自然界’而造成的混乱”。
- 原文引述：“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任何将生态危机定义为“人类回归自然”的做法会立即引发ー种恐慌，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是被要求回归蛮兽，还是恢复人类存在的深刻运动。——“但我不是自然存在！我首先是文化存在。”——“当然，只不过您实际上首先是自然存在，您怎么会忘记呢？”这的确让人发狂。”
- 原文引述：“在当今的多元社会中，“自然”不是比“道德”“法律”或“可敬”更易稳定的形容词。”
- 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的虚假性：文章批判了自然与文化、人类与非人类的二元对立。
- 将库图佐夫与工程兵团归为一类，而将密西西比河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归为另一类是人为的。
- 这种区分只是在事后将一些行动者归为无行动，另一些则赋予灵魂（或意识）。
- 真正重要的是观察不同行动力之间的交换，即“变质带”。
- 自然/文化的概念是次要的、衍生的，它试图简化行动者的分类，剥夺某些“物质”角色的活动，并使某些被称为“人类”的角色超活。
- 原文引述：“最后，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区别并不比自然/文化更有意义。同样人为的是将库图佐夫与工程兵团归于ー类，而将密西西比河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归于另ー类。”
- 原文引述：“当我们声称一方面存在ー个自然世界，而另一方面存在ー个人类世界时，我们只不过是事后提出说某任意部分的行动者会毫无行动，而另一部分——同样是武断的——会被赋予灵魂 (或意识)。”
- 地球作为行动者的概念：文章强调地球不是一个惰性的客体，而是一个具有行动力的主体。
- 地球的运动、变化和反应表明它并非被动接受人类的行动，而是积极参与塑造自身。
- 引入“盖娅”概念，将其视为由既没有失活也没有超活的动因组成的，是一个反系统的存在。
- 盖娅是由众多相互作用的行动者组成的，没有统一的管理者，不能被简化为一个整体。
- 原文引述：“如今，借助哥白尼式的反革命，新气候制度迫使我们将目光转向地球，在衰退、战争、污染和腐败的征兆下，它再次被视为垃圾场。”
- 原文引述：“正如我们会很快看到的，尽管洛夫洛克的文章在反复摸索，但是盖娅扮演的角色与诞生于伽利略时代的“自然”概念相比没那么具有宗教性，更谈不上政治性，也不太具有道德性。”
- 科学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虽然科学试图保持客观，但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也受到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 气候科学家建立的仪器网络产生了可以抵御反对意见的知识，但客观性本身也需要通过参与知识生产的机制来获得。
- “客观”不应意味着对所说内容漠不关心，而是应回应对手的异议，使听众对未来产生兴趣。
- 描述和规定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连续的，从事实到警报，再到决策。
- 原文引述：“科学家谈论这层薄薄的生命薄膜时所说的一切，听起来都不同于过去来自超然世界的无可争议的言论，这些言论与说者和听者都毫不相干。”
- 原文引述：“通过想要将科学与他们的利益分开，怀疑论恰恰企图在反对意见面前保护自身的利益。”
- 反宗教与世俗化：文章认为，现代性继承了反宗教的特征，即将时间终结内化，并将其转变为现代化的乌托邦。
- 现代人从反宗教中汲取了“可以生活在时间终结中”的意义，但又将其理解为时间终结已经到来，从而丧失了对时间流逝的敏感性。
- 对终点的执着导致了不确定性的缺失，进而造成了对行动力的误解。
- 现代人并没有世俗化，而是“内在化”了，失去了与大地的联系。
- 将物质性视为惰性是反宗教的产物，源于将行动归于原因，而把被动性归于结果的因果叙述。
- 原文引述：“答案就在眼前：不确定性是基督教的本质。在ー个 “充满着神灵的世界”中的安全感丧失，同时神灵本身也消失；当世界被去神化时，与超越世界的神的交流就沦为信仰的脆弱纽带。”
- 新气候制度与政治：新气候制度重新建立了自然与律法之间的联系，使得“自然法则”的表达具有新的精神。
- 对“自然”的援引无法解决争端，而会引发或加剧辩论。
- 人类世迫使我们将目光转向地球，承认我们对地球造成的改变。
- “盖娅”的闯入并没有统一我们眼前正在分裂的东西，而是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政治问题，寻求新的主权原则。
- “盖娅”是一个名字，指代行动力交织且难以预料的后果，每个行动力都在操纵自身的环境，追求自身利益。
- 在“后自然”时代，人类不可能通过转向对大自然的关怀来消除政治争论。
- 我们正从民族国家之间的传统冲突转向领土之间的冲突。
- 新气候制度下，和平不是事先提出的，而是需要通过建立特定的外交来实现。
- 原文引述：“通过将曾经局限于背景中的所有内容置于前景，我们不是希望能最终“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意外事件偶然的串联中没有和谐，也没有“自然”——至少不会在我们所处的尘世中。”
- 行动力与分配：
- 行动力不是固定的属性，而是在不同行动者之间交换和分配的。
- 行动力研究的目的是理解动因所能发挥的特质，而非预先设定的本质。
- 所有事物，包括人类和非人类，都在不断地交换特质，形成一个复杂的行动网络。
- 我们需要学习将“泛灵论、宗教或数学版本的语言”彼此互译，最终讲“世界语”。
- 通过翻译，我们可以理解我们所依附和依赖的事物。
- 原文引述：“正如一名工程师所言: “问题不在于阿查费耶拉河最终是否会占领整条河流，而在于知道它会在何时发生。”他平静地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争取时间。””
- 对“整体”的批判：文章批判了将地球或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掩盖了行动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矛盾。
- “整体”概念常常被用来赋予权力，使某些行动者得以统治其他行动者，并且掩盖了局部差异。
- “全球视野”往往是片面的，忽略了地方性知识和经验。
- 我们需要从联系的角度，而不是从部分和整体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世界。
- 原文引述：“在盖娅的争议中，通常被抨击的是隐喻，而非科学。“隐喻”被认为是贬义的：不准确的东西，因而不科学。事实上，真正的科学充满了隐喻。”
重要事实：
- 1610年被认为是人类世的可能起始年份，因为美洲的重新造林导致大气二氧化碳大量储存。这与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的屠杀有关。
- 卡尔·施密特的《大地法》强调了法律和空间之间的联系，并区分了传统和现代的权力关系。
- 斯蒂芬·图尔敏将17世纪描述为科学反革命的世纪，而不是科学理性的开端。
- 洛夫洛克提出了盖娅假说，认为地球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由多个相互作用的行动者组成，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 文章中提及“变质带”的概念，指代各种力量和形式相互交换的场所，用于理解行动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 “反宗教”的概念被重新审视，指出其将时间终结内化，并将之转化为现代化的乌托邦，导致了对物质和行动力的误解。
总结：
强调了“自然”概念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对生态危机、政治和科学的理解。文章挑战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强调了地球作为行动者的概念，呼吁我们重新思考行动力的分配，以及如何在多重世界中建立和平共处的关系。此外，文本还深入探讨了反宗教的遗产及其对现代性的影响，揭示了现代人如何通过内化末世论而失去了与大地的联系。最后，文本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和外交框架，强调了在后自然时代，我们需要接受战争状态，承认不同民族和行动者的存在，以及通过翻译和谈判来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