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王子：天猛公与柔佛和新加坡的发展，1784-1885
Prince of Pirates - The Temenggong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ohor and Singapore, 1784-1885
Carl A. Trocki
本书主要探讨了马来政治体系在19世纪的演变，尤其聚焦于柔佛（Johor）的天猛公（Temenggongs）家族。它详细阐述了英国殖民势力在新加坡的建立如何重塑了该地区的原生政治经济格局。文本着重分析了鸦片贸易和华工在殖民时期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特别是“港主制”（Kangchu system）如何作为一种独特的行政经济模式在柔佛蓬勃发展，使海岛领主转变为陆地领主。此外，文章还批判性地审视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并强调了柔佛领导人如何通过策略性地与英国合作和适应来维持其独立地位。
作者： 卡尔·A·特罗基
(Carl A. Trocki)
出版社： 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 (NUS Press)
版本： 2007年增订第二版（首次出版于1979年）
卡尔·A·特罗基的《海盗王子：天猛公与柔佛和新加坡的发展，1784-1885》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它深刻挑战了长期以来主导马来/新加坡历史书写的殖民主义范式。本书不仅重新审视了柔佛和新加坡的早期历史，更通过大量本土资料的运用，揭示了该地区发展中被忽视的关键方面和连续性。
核心贡献与突破性洞见：
- 挑战殖民史观，强调本土视角：
特罗基教授的核心论点之一是，以往的殖民历史叙事往往将欧洲人的意图和成就置于首位，而忽视了本土人民和制度在殖民进程中的作用。本书通过深入挖掘本土资料，特别是柔佛档案，力图弥补这一失衡，将英属马来亚与前殖民时期的马来世界联系起来，并强调了马来人和华人对殖民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 柔佛档案的独特价值：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少数几项充分利用柔佛档案进行研究的成果之一，并将这些数据广泛传播。作者认为，这些档案，特别是“港主记录”（Kangchu
records），为研究18世纪和19世纪该地区的华人胡椒和儿茶产业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硬数据”。这些记录不仅详细记载了柔佛统治者授予华人公司（Kongsi）“河流文件”（surat sungai）的细节，还证明了马来统治者积极管理国家并直接与华人定居者互动的意愿。
- 重新定义“港主制度”与“公司”（Kongsi）： 书中详细阐述了柔佛独特的港主制度，指出这是一种融合了马来、华人、荷兰和英国行政实践的独特经济管理模式。港主（Kangchu），意为“河流之主”，通过“河流文件”获得在特定河流流域开设种植园、征税、行使政府职能和控制种植的权利。特罗基还“发现”了“公司”（Kongsi）这一独特的华人机构在东南亚早期华人定居中的关键作用。他提出1720年至1880年可被称为“公司时代”，在此期间，公司以股东合伙的形式组织劳工进行种植或采矿活动。特罗基认为，华人“秘密会社”最初并非犯罪组织，而是自治的机构。
- 揭示鸦片贸易的深远影响：
一个重要的发现是，每一份“河流文件”都明确授予了港主“特许经营权”（farming
rights），包括鸦片、酒类、猪肉的销售以及提供卖淫和赌博的垄断权。作者强调，鸦片消费在种植者中的重要性，以及港主对鸦片的垄断，不仅是该地区华人资本主义的基础，也是殖民国家和柔佛、暹罗等本土国家的主要财政支柱。例如，新加坡在1828年至1930年间，年度收入的40%至60%来自鸦片销售。他坚信，亚洲的帝国乃至资本主义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鸦片的基础上的。
- 重构区域联系，破除“海盗”迷思： 本书重新构建了廖内、柔佛和新加坡之间紧密的联系，指出新加坡在1819年建立后，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廖内（Riau）在18世纪中叶建立的贸易模式。这促使作者重新审视莱佛士和克劳弗德的叙事，强调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华人、马来人和武吉士人的贡献已将贸易网络紧密编织。特罗基更是通过书名“海盗王子”的反讽，来驳斥欧洲人将马来酋长称为“海盗”的殖民神话。他指出，像天猛公依布拉欣（Temenggong Ibrahim）这样的人物，虽然在欧洲人眼中与海盗活动有关，但他们实际上是在以传统方式寻求权力，并具备行政管理的能力。
- 柔佛的转型与马来精英的崛起：
本书描绘了天猛公家族从海洋领主向陆地领主的转变，柔佛在华人胡椒和儿茶种植者的帮助下蓬勃发展，这些现金作物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书中还探讨了柔佛统治者如何在殖民环境下，利用与英国人的合作，实现自身的政治生存和发展。尤其在阿布巴卡尔（Abu Bakar）统治时期，柔佛建立了独特的政府体系，通过书面契约取代了传统的宗族和个人忠诚纽带，实现了国家的“合理化”。
结构与内容：
本书内容组织严谨，从1784年新加坡建立前夕的序曲讲起，详细叙述了1819年至1825年的“海盗王子”时期，以及随后的天猛公在新加坡、柔佛与华人之间的互动，直至1885年柔佛迈向现代化。书中包含了丰富的插图、家谱、地图和表格，为读者提供了直观的历史资料。大量引用柔佛档案、英国殖民地记录以及当代报纸和文献，确保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局限与展望：
尽管本书贡献巨大，作者也坦承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他使用的中文和部分马来资料有限，且未深入使用荷兰语资料。此外，关于马来/马来西亚定居点增长的记录仍有空白，期待未来的研究能够填补。作者也幽默地指出，本书的“学术密度”较高，脚注丰富。
总结：
《海盗王子》不仅是一部关于柔佛和新加坡历史的权威著作，更是一部挑战传统史学、强调本土能动性和复杂历史进程的典范之作。它揭示了殖民时期东南亚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中，鸦片贸易、华人移民与本土权力结构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任何希望深入理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现代面貌形成的历史根源的学者和读者而言，这部书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石。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历史的叙事者，并认识到“我们至今对马来亚历史的理解，其基础就是西方学者和殖民地官员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