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成中英

探讨了中国哲学如何实现现代化与世界化，并认为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作者强调，中国哲学的重建并非简单的形式改变，而是要深入挖掘其核心价值，并以批判性思维对其进行诠释和应用，使其能够适应现代人的生活与思考方式。文章还详细阐述了理解和借鉴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哲学能提升自身的解释和批判能力，进而对全球人类面临的问题做出独特贡献。最终，作者提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不仅是理论层面的，更要落实在文化传播、社会管理、伦理建设等各个生活层面，以发挥其对现代社会的实际指导作用，并积极回应时代挑战。

本书由成中英先生撰写，旨在探讨中国哲学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进行重建、现代化和世界化，并深入分析了哲学在个人、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全书围绕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展开，强调理性批判、经验转化和价值重塑的重要性。

如何重建中国哲学 (代序)

本章开宗明义地提出了重建中国哲学的必要性与途径。作者指出，重建工作十二年前已提出，其基础在于将中国哲学的模式与内涵转化为适应现代生活、充实与指导现代人生的实质。重建并非指中国哲学需要“改头换貌”，而是要通过义理诠释和概念批评，使中国哲学的价值在现代人的思想意识中清晰呈现，并在其行为上产生实际影响。

作者受杜威《哲学的重建》一书启发，强调重建需采行理性批判的观点。这种批判应是多重、多面、多向的，既要从外在的理性、逻辑分析，也要从内在的生命理性去开辟和体会。重建过程需要对中国哲学本体的发展性和历史渊源有所了解，并超越历史和时间性，进行观念性探讨。这需要借鉴西方哲学、科学及逻辑思想的训练，建立普遍论证形式和批判法则，形成一套能解析和整合历史经验与思想历程的范畴系统和意义架构。作者将对理性的理解分为三部分，其中之一是通过中国哲学最基本、最原始的价值本体思想来理解。

本章还指出，中国哲学可以接受西方哲学的批评和分析以实现现代化和普遍化。这并非否定或肢解中国哲学，而是假借西方哲学锤炼和强化中国哲学，使其能在现代世界中持续生长和发展，并具备能力接受西方哲学的挑战。最终目的是使中国哲学也能分析和批评西方哲学，甚至提出挑战，促成其自我反省。这种转化不仅促成中国哲学的再生发展，也促成人类哲学理性的再生发展，为解决个人、社会乃至全球面临的文化、科学、价值、知识问题带来新突破。

作者认为，西方哲学本身问题重重，其主流理性主义思考存在内在困难和外在限制。因此，寻绎一个新的理性格局，使理性得以拯救并充实生活、发挥生命意义，成为重建中国哲学的真正使命。重建的回答是：吸收、理解西方哲学，借以解析、批评中国哲学；再用已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进行批评和解释。

关于用西方哲学概念分析中国哲学的可能性，作者认为在理论上可行，基于语言运用、逻辑思考和本体理解。但强调并非所有西方哲学概念都适用，往往只能产生类比和近似效果。因此，需要细加比较、分析、推论才能综合出相近的概念。中国哲学的基本观念不易轻易翻译，传统西方翻译常导致误解，如将“天”译为“God”，“性”译为“nature”等均需商榷。作者指出，中国哲学名词不能简单翻译，只能通过比较、分析、训诂、诠释、疏解将其概念引入西方哲学，作为新创思想。这种双向的语言活动，不仅可用柏拉图、康德、怀海德的思想阐述儒家基本观念，也可用儒家思想说明西方哲学。最终目标是通过本体、知识、语言诠释，达到中国哲学本体、观念、逻辑、知识结构和语言义理的澄清、彰显和创新，即“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现代化后的中国哲学能诠释、了解、认识和批评西方哲学，甚至解释其问题或提示发展方向，此即“中国哲学的世界化”。作者强调，现代化是世界化的重要前提，并认为中国哲学的世界化比语言更富潜力，因其包含人性内容和生活经验，符合“人同此心，心同此此理”的普适性。

现代化的哲学意义与哲学理想

本章深入探讨“现代化”这一复杂概念。作者认为，“现代”包含三点特质：

内容的复杂性：指一个整体性现象，是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的结合。
时间的相对性：意涵时间持续和发展，古代是过去的现代，现代是将来的古代。
价值的相对性：对“现代”的评价因个人价值标准而异。

至于“现代化”，作者提出两点：

时间自然发生的过程：文化不断发展、创造新事物，是一种自然的连续过程，不受人的意志、理性和计划支配，体现内在客观律则的展示。
人的自觉与计划：包含人的意志，对好的东西的肯定、了解、掌握和实现。

现代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阶段，必须适应这种发展并做出理性抉择和价值判断。它促使人们进行观念调整、生活方式适应和价值规范整理，否则将被视为落后。现代化是能源的运用，具有整体性、多样性、高度复杂性，涉及效率和速度，代表人类文明在能源运用和交换上的特殊进展。就人性而言，现代化是基于人的经验，满足人类整体需求和对满足方式更完善的要求。从社会群体看，社会有自身的现代化要求，构成社会进步动力，最终目标是达到社会中人人满足、个人与社会和谐的境界。从理智上看，现代化是观念、经验、行为、知识与价值的综合，要求知识本身的综合和人类需求的适应，形成丰富、调和、多彩多姿的社会体系。

作者提出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需要何种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对现代化的贡献。他归纳出新知识与价值系统需满足的基本条件：

范围广大、讲求秩序：能考虑人类经验，将多样经验内涵组合成简单、普遍、有效、经理性检验且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
开放的系统、自我批评性：允许开放与成长，观念精密细密，具备美感，不致庞大驳杂或过度机械。

作者认为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哲学难以满足这些条件，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哲学缺乏弹性，精密性不足。近代西方哲学也有其局限性。他相信建立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观，只能点出几个方向。生机哲学、机体哲学较接近完善的宇宙观，能包含现代经验，肯定五官感受、美感及精神感受，包罗万象并讲究秩序。近代科学发展，如相对论和量子论，深刻影响了人类宇宙观。美国20世纪的实用哲学可大致作为现代化哲学的人生观。社会观方面，对民主、开放社会的坚持，实现人对自由平等的要求，达到经济与政治理想目标，适合现代化哲学的要求。

作者绝对肯定中国传统哲学对现代化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他认为中国哲学代表一个精神文化很高层次，其基本内容和方法具有现代化意义，适合现代人对宇宙、人生和社会的需求。中国哲学讲“常中有变，变中有常”，可塑性极大，能涵容大量内容。它更接近近代科学对心物本质与关系的理解，没有固定在一点上。对变易的体验、对生命（生生不息）的肯定、对创造性的认识、对道德与人际关系及和谐价值的把握，都可作为建立新宇宙观、新形上学和新价值系统的根据。儒家强调整体性、相关性，与生机主义、机体哲学、实用主义和开放社会观、平等精神等多方面配合。

最有趣的是，近代西方学者在现代化过程中认识到观念系统的局限性，转而走入中国哲学寻找现代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者认为中国固有哲学具有“超现代”（postmodern）意义。但需小心肯定，因许多问题和困难出在落实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层面。在运用和技术方面，需建设性评鉴和适应现代人需求。过于拘泥单一概念（如“忠”、“孝”、“理”）可能面临实用和适应困境。

缺乏开放哲学观念、对传统哲学价值体系认识不深、对现代化了解不足，可能导致科学技术成为控制社会的工具，形成极权制度，如共产主义社会。另一个问题是传统带来的熟悉感和安全感，导致对现代化的抗拒和传统合理化。这造成社会中两类人：一类在过去寻求安全，一类在未来寻求希望，从而形成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

中国哲学之再生与挑战

本章探讨中国哲学在西方冲击下的反省、转化与复兴。作者指出，自20世纪初，中国文化遭遇西方剧烈挑战，中国人的心态在西方信条和意识形态下陷入迷茫。西方哲学在真理与思潮外衣下，实包藏夺取权力之求。中国知识分子要么贬斥传统，要么盲目维护。五四运动反映了西方冲击和中国知识分子信心崩溃，其成果破坏远甚于建设，使中国哲学传统理性反省与重建工作倍加困难。作者强调，中国哲学传统确实是哲学，是开发未来“美丽新世界”的现代伟业，必须自觉有其自足悠久价值才能被普遍接纳。

关键在于将传统“脱胎换骨，转化成现代生活中的现实”。这项任务艰巨，且无法摆脱西方批评，国内知识分子漠不关心也需警醒。作者指出，西方无力且多不愿正视中国哲学的重建，常将其归为一时文化现象，不赋予独立意涵，甚至百年未认可其为独立学术。

中国哲学的转化与复苏经历三期：

第一阶段：梁漱溟、熊十力等力辩中国哲学，但缺乏批判性探讨，对西方理解亦不全面。
第二阶段：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新一代哲学家专志西方理解与诠释，对中国传统解析更实在精密，使中国哲学以哲学面目示人。但他们仍是传统护教者，与西方缺乏完整沟通，未深入体认当代西方精神。
第三阶段（时至今日）：中国哲学已融入西方哲学思考格局，第三代中国哲学家超越前辈，主动面对西方哲学问题并实际参与解决。他们心智具分析触角，更直接察觉逻辑与本体问题，训练良好足以肩负重建大任。他们独立思考，不视中国哲学为孤立文化现象，而是基于处理生命、现实、真理的角度，不应复古。批判性、自省精神是创造性和革新心智的特点。中国哲学成为一门挑战西方传统、挑战人类整体问题的学问。

作者提到，西方哲学心智虽繁复细密，却不免闭塞与贫乏。中国哲学挑战的启示在于，人类历史已演进到整合经验、语言和思考的新纪元。中国哲学的挑战指向更广博、开阔的思考方式，唤起人们关注人类存在的普遍危机：心智视界萎缩，以及对基本见识启发、再思和整合的需求麻木不觉。

从比较到批判：要彻底理解一套哲学系统，必须与另一系统进行比较。比较需要超脱两系统分殊的观点，才能明辨其异同和相互融摄。这如同通过第三语言理解两种语言。比较的目的在于认识传统或语言的限制与不足，并从中汲取新传统和新语言以充实自身。中西哲学和语言的比较，能促成彼此充实受益。作者认为西方哲学语言有必要在此比较中加以充实，不能强制一套系统凌驾另一套。任何哲学系统都非巨细无遗，比较目的在于开阔两系统涵括面，含摄更广博的真理。中国哲学概念如“道”、“仁”、“气”、“理”应逐渐融入西方语言，这象征人类经验整合的时期已到，可创建新系统理解人类和世界。

重建中国哲学有赖对中国传统的严肃批判，这并非破坏性做法。批判以反省经验和思考为基础，涵容对语言、概念和结构的分析。中国哲学以直观呈现和具体思考为特点，是待理性批判和分析的广博园地。作者提议，要复兴中国哲学并深入人心，首先需从不同西方哲学观点批判中国哲学，再用经分析重建的中国哲学批判西方哲学。这种辩证过程将促使中国哲学全面复兴，并使西方和世界哲学充实壮大。

西方哲学在20世纪发展显示人类理性处于剧烈变动期，理性的限制为人所认识后，促生更广博的理性观念。中国哲学作为人类经验结晶，也做了同性质贡献，即转化并宏开人类理性、语言及生命整体。

被动所造成之影响：近20年来，中国哲学对西方的影响主要通过禅学、《易经》哲学和道家哲学等迂回路线。专业哲学家很少留意这种不起眼的影响，这反映了西方文明和社会的弱点。西方法律秩序、宗教和传统陷入危机，现代科学技术是始作俑者。西方传统强调个人重要性，但当代政治和社会环境却反抗个人主义，这反映了理性的误用或偏狭。西方对中国道教、禅学、《易经》和佛教兴趣大增并非巧合，但这种影响仍不足，未能以同等立场交流。

主动所造成之影响：从哲学观点看，中国哲学有丰富材料可供积极主动思考。作者提出两项基本观点：

自然之本性：道家自然观（生之流变观，无形无穷之生生之源）提供有力慧见，自然不应仅以科技观点理解，而是万流归宗的理想参考架构。
人之本性：儒家揭示人之本性（开放系统，理性与意志相互关联），人在日用人伦中展现人性重要性。儒家强调对人性内在的肯定，求索人类至善的信仰，发展出“和谐的辩证学”。道家成就则为无所不包的创造流行的本体学。中国哲学重建和人类新文化重建需涵摄两者。

结论：哲学再思之本体诠释学：中国哲学的再生和挑战，以及西方哲学的再生和挑战，都势必盛大。人类需要理解才能生存，哲学传统间的沟通冲动促使哲学家持续贡献。作者希望下一世纪中，中西哲学这两大传统能够更深入挖掘中国哲学智慧，并将其精神贯注到现代生活，解决现代人面临的“无根无向”困扰和专业化、机械化问题。

要达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并成为世界哲学主流，学者至少应具备四个要件：

对中国哲学有深刻的认识和体验以及诚恳的信心：掌握其精神，体悟其智慧结晶，不可拘泥教条或文字。
对西方哲学具备深厚的素养：了解其范畴性、系统化特点及贡献与缺点，从而知道中国哲学可突破的限制，并提出改良意见。
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传播：将中国哲学以现代形式陈述，争取国际理解和注意，不能因“欲辩已忘言”而放弃传播。
要有开放的心灵和广阔的胸襟：具备自我批评精神，容纳他人意见，惟理是从，去私解蔽，即“知行合一”。

作者认为，哲学是观念思考与讨论，能对社会与经济发展有所贡献。他期望哲学能走出专业技术研究的胡同和飘渺高远的境界，走向社会大众、文化各部门，刺激引导文化发展，缔造人类文化新突破。

再论中国哲学现代与世界化问题

本章再次强调中国哲学现代化即是世界化，这对中国哲学发展、中国文化如何面对和影响西方文化、以及为世界人类提供未来方向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哲学现代化之困难与阻力：

固守文化本位：许多人将中国哲学视为民族遗产，缺乏对学术在今天世界意义的探讨，导致其孤立，无法影响世界问题。
对西方哲学了解不足：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对西方哲学了解不深，无法扩展中国哲学的触角；研究西方哲学的人又未能深入中国哲学智慧，无法弥补西方短处。
反对现代化：有人认为现代化会使中国哲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这阻碍了其发展和世界地位。

不进行现代化，中国哲学将成为“温室里的花朵、博物馆里的古物”，丧失生命与活力。作者对此现状感到难过，指出最终反而是外国人先来谈中国哲学的时代与世界意义。

中国哲学现代化之内涵：

中西哲学方向不同：现代化并非简单地将西方思想形式和范畴强加于中国哲学。哲学的立场更为重要。唐君毅、牟宗三等强调中国哲学与人类文化精神合一，走的是实在主义、具体表现之路，但缺乏抽象理性反省。作者认为中国哲学可由四角度看：内在的人文主义、具体的理性主义、生机的自然主义、自我修养的实效主义。这与西方强调理性知识和方法学有很大不同。
哲学方向的差异与汇合：人类思想形成初期可能出现微小差异，但文化经验加强后差距增大。然而，通过大众交通、媒介和人际交流，思想间必然碰面，在差异中取得协调、理解或沟通。今天中国哲学谈形上学、知识论、方法学、人类学，目的在于提出问题，从传统注解中开发新途径。我们处于必须沟通、综合的时代，这是人类共同需求和理性批判性自觉。哲学可以有不同形式，但其形式（理性、逻辑、方法）必须得到经验还原，从而对人类及其文化做出建设性贡献。这要求对现实文化环境、人类环境有深刻认识，反省中国哲学发展方向。
现代化的两方面：现代化不仅是在理性方法、知识形式上追求中国哲学本质，也是使中国哲学对人类当前和未来生活方向提供积极知识。一种哲学，只有其内涵、精神与智慧真正贯注于整体生活并产生实际影响，才称得上现代化。现代化即用知识和方法来扩充智慧与精神，用普遍知识与理性方法表达适应现代人生活的价值，创造发挥中国哲学的智慧与精神。

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方向：现代化不是将中国哲学纳入西方轨道或强加西方范畴，而是要找寻一条能影响现代的道路。哲学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不应走训诂、考据之路。中国哲学的智慧与精神不应固死在某一面上。虽然中国哲学需要体验与涵养，是一种境界，但不应因此走入神秘主义。真正的中国哲学家都是走创造之路，而非训诂。心境可用客观化语言表达，儒道强调内外一致。强调现代化，一方面须向内求深度，另一方面须向外求表达形式，内外须合一。表现方式应随环境（context）不同而有不同，不能固守一种形式。作者认为，中国智慧根基于对天、地、人深刻反省，不脱离文化和时代。但今天中国哲学界失去了这长处，部分原因是对中国哲学掌握不够或误解现代化，提出民族主义对抗。

如何才能使中国哲学现代化：

对哲学本身须有了解：需对先秦以来的典籍赋予生命、还原心境，然后进行理性处理并用于实际。首先要问“什么是哲学”，西方传统在此问题上有很长探讨历史，了解西方哲学在知识、方法、观念上的重要性，尤其是方法上的了解。
普遍问题的再提出：哲学面临的问题来自生活与生命体验，是与人存在同时俱存的普遍问题，没有时代性。但提出、处理、了解的方式有时代性。因此，中国哲学现代化首先需寻找现代的了解和表达方式，与现代经验结合。
由思想家原有一贯系统来了解：另一途径是深入思想家原有思路，如全面了解《庄子》。每个哲学思想都有其脉络，可顺着思想家扩大中国哲学脉络，终至与现代接头。
理性的分析与解释有助创造力发挥：作者通过艺术品欣赏的比喻，说明理性分析和了解是创造力的基础，有助开放创造力，深化欣赏。他认为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不能仅止于艺术欣赏，还需要理性分析。观念清晰化不会使中国哲学精神消失，否则会陷入“雾里看花”的境界。

结语：针对“中国哲学为要落实现代，就必须为现代所化；为要通向世界，就必须为世界所化；如此，中国哲学不是丧失了自己吗？”的疑问，作者认为这是不成熟的态度，未理解哲学与人类是交互影响的创造过程。他希望中国哲学能开出“左右逢其源、上下契其机”的道路。

生活素质的哲学分析

本章对“生活素质”进行哲学分析，指出其研究方法学和价值问题的必要性。作者认为，社会科学在研究生活素质时，应发展切合社会生活实际的指标，并预设对社会生活和指标本身的正确认识。但他强调，哲学的相关性在于对生活素质的价值层面进行基础性理解，这种理论工作目前尚未开始但却至关重要。

生活素质的一元性与多元性：生活是一元的，但其层次和方面是多元的，共同构成生活的整体。生活有内在动力，在与环境多元因素交互影响下发展为多元结构，但仍不失其为一元整体。生活含涉时间与空间，由单纯活动发展为复杂需求和功能，并与知识、文化、社会活动互为因果，故生活的复杂化即是文化、知识、社会的复杂化。

生活素质的结构要素：生活素质包含物质和非物质结构。物质结构涉及环境和经济活动。非物质结构包括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价值抉择、知识探求、教育推行、道德遵从、学术研究、艺术创造等）。作者强调，非物质活动和因素在生活中具有与物质因素同等甚至更大的影响力。生活素质由生活形态（物质结构决定）和生活境界（非物质结构决定）总和构成。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生活素质更多地取决于非物质结构。生活素质是社会素质、政治素质、文化素质（道德、教育、知识）的复合函数。作者区分了广义和狭义的“文化”概念，本文中指狭义的，即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和关系同时同等影响个人和群体行为意志的道德、教育、知识等价值取向力量。

生活的实体：可名为“生之意志”、“生之活力”或“生之性”。作者借鉴《易经》“生生之谓易”的观念，认为生活实体即生命的创造力和发展性。现代心理学和生物学用“需要”或“欲求”说明，但常忽视“生之性”的自主性及其本质的常新与创新。认识生活素质的要素及其函数关系，即其整体性与综合性，能使分析统贯、有元。

生活素质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生活素质有两个范畴：主体性与客体性，它们对立又相辅相成。现有研究常侧重客体性而忽视主体性。

生活素质的主体性：指生活主体对意义和价值的感知、肯定与追求。例如，物质生活富足却不快乐，反映主体性缺失。安贫乐道者虽物质条件不佳，但因心胸豁朗、心地光明而快乐，其生活素质高尚。主体性决定于生活境界。
生活素质的客体性：指生活主体承受的物质环境和条件，如满足经济需要的人为条件。它通过提升或压抑精神素质来影响生活素质。物质条件能成为精神素质发展基础，不佳条件也常促进精神生活。

作者总结：

物质生活素质（客体性）是发展生活素质整体价值的重要基础。
其价值在于增进精神生活素质。
精神生活素质（主体性）是生活的目标，具有开发和改善物质生活素质的功能；物质生活素质是手段。

生活素质与群己关系分析：社会由人组成，但不是简单总和，个人行为反映社会结构，发挥社会功能。个人既是社会产物，也有独立生活天地、主观创造意志。个人可与社会对抗，改善或破坏社会，社会也可影响、改变、引导个人。儒家思想强调个人与社会互相依存，“独善其身”也能“兼善天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体现个人对社会各层面的贡献。儒家《大学》之道举“三纲八目”明个人修身步骤，也显示个人对社会、社会对个人的贡献层次。儒家偏向强调个人对社会贡献，认为个人健全形成小社会秩序，再形成大社会秩序。

现代社会科学强调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对价值体系和个人的重大影响，从而认识到社会对个人健全性的重大责任。这解释了现代国家强调社会福利、社会辅导、社会工作、社会教育等政策的根据。作者认为，结合个人对社会有责任和社会对个人有责任的观点，社会与个人的同时改进是必要的，且互为因果，无分本末先后。儒家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生活主体性”的内在看法，现代社会科学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是“生活客体性”的外在看法，两者相辅相成，均为研究生活品质不可忽视。作者指出，儒家并未轻视社会对个人贡献的观点，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等言论已强调当政者责任。

作者提及近年国内提倡“第六伦”（个人对群体与社会责任）。他认为儒家思想并非欠缺此观念，只是其群体社会以家庭为基础推演，缺乏抽象社会观（如英语“public”），且关系基于“五伦”的自然人性，而非纯理性要求。这种重本立大的思想正是儒家气象。

生活素质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分析：了解现代社会结构及其问题，需回顾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工业革命时期，欧洲面临社会巨变，新市民和工商业阶层兴起，引发“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问题。前者导致英国式民主制度，中产阶层获得发言权。后者导致经济制度逐步社会化，自由市场恶果被社会化政策改善，导向社会福利经济模式，使马克思预测落空。

作者指出几点：

社会变迁由工商企业发展者引起，后者在新科学知识发展下应运而生，有新知识分子为前导，新知识系统为基础。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反映了理性与传统之争、权威与自由之争。理性是批评既得利益和秩序的方法和武器，构成社会改良和进步的力量。
社会改革程序渐进、温和、理性：英国的温和社会主义成功，马克思主义未能畅其所欲。
自由主义运用的理性形式：如边沁功利主义，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或幸福”，通过计算快乐痛苦来推动立法和社会改革。

作者反观台湾社会，认为其是传统与现代的混杂体，“表面西化、实里传统”和“表面传统、实里西化”并存。传统士大夫意识、家族观念、权威主义仍存，但经济发展又需工业化、商业化、企业化。工商企业社会所需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思想方法却最欠缺，导致经济生活问题频发。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也为台湾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初期基础。

评鉴社会结构如何影响生活素质，需问：

社会结构能否发挥社会功能，满足需要，实现知识引导的价值秩序？
是否有助于知识与理性探讨，允许知识成长与思想合理性沟通？
是否常有解决社会问题的敏感力与解决力，有常设机构进行研究并提出方案？
个人与社会冲突是否有合理调解途径，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是否合理调配？
贫富悬殊是否有合理政策减缩？政治权益公平分配是否有合理方法和程序？
社会终极目标与价值与个人终极目标与价值是否连锁相关？

作者引用对当代美国社会十大问题的研究（犯罪、贫富、种族/性别歧视、失业、污染等）来说明社会问题之复杂。

经济发展与生活素质：作者指出，经济发展不一定带来政治进步和文化提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以及与其他社会需要的配合，都是影响其价值的因素。在开发中国家，经济发展可能只带来旧秩序瓦解、旧道德扬弃，却不一定带来新秩序。它可能提高生活水平，但引起偏重物欲和奢侈浪费的社会风气，甚至犯罪率增加。台湾经济发展也显示此现象。作者认为，在经济发展中，若忽略其他社会需要（尤其是文化教育发展和新价值体系建立），则整体生活素质不一定提升，反而出现价值不平衡。

经济发展应包含经济成长（Economic Growth）和经济稳定（Economic Stability）两重要考量。经济成长指资源开发、生产力增加、市场扩展、工商业繁荣。经济稳定指生产、分配、市场活动维持稳定变动率和持久平衡性。如果只追求成长而忽略稳定，将导致更多暴发户，贫富悬殊，文化价值迷失。政府倡导“在稳定中求成长”是正确的，也应包含“在成长中求稳定”。作者引用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来说明均富的重要性。他认为孔子并非反对富有，而是强调财富应合理分配，用之于社会民生，为大众共享，以达到社会安和乐利。

政治发展与生活素质：政治对社会生活素质有决定性影响，是其客观要素之一。政治是国家中心权力对社会生活、个人行为的普遍性限约、规范与控制，表现为法律的厘订与执行。作者认为，政治权力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是社会组织发展的最高和最普遍形式。学者讨论政治权力需思考其来源、国家对社会的功能与目标、以及最佳政治系统。

政治权力来源：西方自卢梭以来，多假设政治权力由社会契约赋予，是全民“一般意志”的执行者。台湾推行法治，但大众对法律意义和与个人行为关联不甚了解。
政治目标：西方民主政治以维持社会秩序、和谐、安定为目的。个人行为不违法应受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得到认识。政治权力是公平保障与鼓励的权力，需以“正义”为立法、施政精神。孔子政治哲学则以实现道德伦理为政治方法、过程与目的。他强调“重德以立政”，为政起点是“修身以正己”，通过身体力行来教化和感化天下。孔子主张政治应使人人臻于正己修身的道德境界，肯定政治与人性和人性之善的关联。
“正名”原则：孔子提出“正名主义”作为政治理想方法，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意为“维护人伦秩序，厘定价值标准”，建立是非善恶标准，使社会与人伦秩序有所依循，实现和谐境界。
富国强兵与教化并行：孔子强调足食足兵与人民信任的重要性。人民有信于民，才能满足基本需要，获得教化。孔子认为，足食足兵后应使百姓得到教化，教育目的在于使人人实现善性，成为有用君子。

作者总结，中国传统政治形态以人治为主，法治为辅，常流为“人存法存，人亡法亡”。社会大众循法是基于人的权威，而非“一般意志”的理性。现代政府推行法治，但社会仍是“法律自为法律，我自为我”的态度。中国的民主政治仍在发展中，法治、自由、正义层面仍需改善。为提高政治与社会生活素质，应倡导理性思考，建立理性知识系统并普及理性教育。作者强调，儒家政治哲学中，政治权力除了实现法治、自由、正义外，还须引导社会步入文化境界（人文教化与礼乐之治）。这能使人人过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将理性社会导入道德社会、至善社会。

文化传播面面观

本章探讨文化传播在现代文明中的意义和重要性。作者认为，传播是人类所需，是自然发展的，也是建立新秩序和改变现状的重要力量。它代表自我的延伸，对异体的吸收，产生新的存在形式。传播必须是双向的，是知识、思想、文化交互影响、角力的过程，最终目的是寻求平衡和满足。传播是必然的、应社会需要的，世界万物都在改变、成长，寻求完整和平衡。

作者提出几个重要假设：

传播是好的：使知识、思想、文化流通发展，求生长、求发展，并在冲突中寻找和谐。通过彼此了解、交互认识，最终可找到“大同的立场”。虽然传播可能带来破坏，但作者认为那是因为传播过程尚未完全化、整体化。
传播是有不同层次的：不只是个体多元，还有层次多元。文化活动受社会制度和物质环境影响，但背后还有思想、价值、文化传统等看不见的层次。传播是从表层深入到内层，同时也能从内层浸透到表层，具有时间、空间、层次和因果上的多元性。
传播可以接受合理化、决策化的主观控制：传播是必然的、好的、多元的过程，需从反省立场充分把握。将无意识或有意识的过程转化为理性化、合理化，是传播影响社会应为之事。主观努力、决策、计划在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不能让传播成为不受理性指导的过程。

传播的具体运用之道：

政治方面：建立民主制度离不开传播功能。政府政策需为民间了解，民间意见也需为政府参考，通过交互交流达成政治入轨。政治应促进传播的建立，使之成为相互研磨的过程。
经济方面：经济发展既靠自身努力，也受世界经济大环境影响。自力更生在于如何与世界经济潮流配合，这需要通过传播来获得真切了解。作者指出台湾受日本商国控制部分原因在于经济传播网未良好建立，缺乏双向传播。他呼吁建立敏锐的经济传播系统，并重视经济杂志和企业杂志，促进海内外经济管理人才交流，突破家族化管理模式。
文化方面：文化发展并非偶然，中国文化传统有其立足之地，源远流长。文化若不向外发展，就只会退缩。要肯定中国文化的普遍性与持久性，就必须立足于此进行推广和发展（传播）。过去谈中国文化常相对于西方文化进行辩护，而今应一方面从现代观点肯定其普遍性，另一方面积极向外传播。传播的交互过程能引发自我反省、更新与创造，建立中国文化的新层次和新境界。这种新境界只有在世界文化传播中才能完全实现。作者强调需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多元性，并在文化教育、思想教育上多花功夫。他认为，通过理解与交流，才能使中国文化不被遗忘，避免成为世界史的附录。这需要政府、民间和海外侨胞共同努力，强调中国文化的普遍性，使其在西方社会发生作用，促进世界大同。

以传播来调和“一元”与“多元”：世界文化多元并陈，作者肯定多元宇宙充满生机。多元之间需要沟通，沟通结果是产生更多的元，但也产生一个“共成体系”。每个单元在此体系中贡献并求得最大充实与满足。传播是解决多元矛盾与冲突的条件，也是减少“一元”变为独断权威的途径。即使从庄子哲学观点看，道显之于万物而维持秩序，达到和谐互通。儒家基本观念亦是寻求一元与多元的调和之道。作者认为，儒家强调教育、道家强调因应环境都显示传播的重要性，中国文化解决一元与多元问题也隐示传播观念。

寻求现代化的中国管理模式

本章探讨如何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寻求适合中国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作者首先定义“传统”为文化历史形成的观念与行为，而“现代”则为多元化理解，包含观念与行为两项。他指出传统与现代常互相冲突，因此需要结合，形成合乎情理、产生最好效果的观念与行为，实现“传统的现代化，现代的传统化”。

结合方式有理性的结合（如中餐借鉴西餐讲求卫生）和非理性的结合（如中西餐混吃消化不良）。现代管理模式不仅要维持现状，更要开创新世界、解决问题以达成目标。

管理是对事情有次序的处理，必须“既管又理”。

“理”：有静态观念（次序、格局）和动态观念（沟通、流通、贯通、变通，即“气”）。
成功管理：有格局（不乱），有生气的次序，能维持沟通、流通、贯通、变通，做到既管又理。

管理在求“管而理之，以求生生不息之道”，这是一种普遍性原则（“经”）。管理者也需考虑特殊性因素（“权”），即在“经”的原则下，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政策制度方式，以不变应万变。作者批评很多人“有权无经”，短视投机，不能提高管理层次。因此，管理要在原则下适应环境，达到“有权亦有经”。通才对事物有普遍了解，专才对事物有特殊了解。现代社会讲求专业化，但专业之上的主管需有通才能力，使专业间流通、贯通、变通、沟通。

管理是艺术、技术、思考方式，不应局限于技术问题，还涉及心理、价值、观念、文化等。西方管理观念在中国不成功，因中国以人为中心，不以制度为中心。因此，中国管理不能不涉及文化、哲学等传统观念。

作者分析三种管理型态：

美国式管理型态：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个人权利，以及个人与组织的对立。
日本式管理型态：强调家族化（含收的家族化，将员工视为家庭一份子），团结生存（群体功能），细致心理（模仿力强）。作者认为家族化并非缺点，而是要将“排除的家族化”转变为“含收的家族化”。
传统中国管理型态：

讲求道义精神：士大夫志向高远，人际间讲求信义，重实务。
讲求心性修养：处处为别人着想，谦让他人。
讲求和谐思想：中和思想，取中用和，做事恰到好处，以和谐为目标。但现在多形式化，沦为折衷妥协。

作者将管理范畴分为七项：计划、决策、组织、用人、领导、控制、协调。

计划与决策分开：计划是对事情预期安排，决策是决定事情发生效果的过程。传统中国思考中，计划与决策同时存在，彼此互应。决策基础包括资讯（经验）、知识（思考过程，科学）、理解（掌握事物变动因缘，哲学）。中国易经的察微知变、变通入神是管理软体，还有相人术、御夫术等。软体需配合硬体（如堪舆术、风水），调节主观心理适应客观环境。计划属知识、资讯、理解成分，决策需行动，两者应分开。
控制与协调分开：控制指管理组织在人事、权责分配下的运作与改进。问题常在于两极化（权威与责任，名与实，法与情）。协调是在体制外作应急处理。协调通过“诚”（真诚告之需求）和“明”（建立共识）来解决冲突。

作者指出，国内公司管理制度不作计划，不以理解做决策的原因包括：资讯不足（求全心理）、计划太多太麻烦（补充式主义）、萧规曹随（保守式主义）、主管无时间思考（公司老化）。这些造成公司发展受阻，人事组织松懈。

传统与现代结合牵涉四个层次问题：

本体：自身对事物的认识，中国文化精神。
原则：认识事物后找出原则。
制度：将原则化为可行条理。
运作：将制度付诸实际行动。作者认为，本体与原则属传统面，制度与运作属现代面，四者需相互配合。

最终，中国企业需要一套属于自己的管理模式，即“安和乐利”的管理模式。结合现代资讯、知识与理解，经知识导向，走入理性的权威。

安：求得安稳，企业团体员工安稳。
和：致和，人际关系和谐，内外上下和谐，众夥同乐。
乐：喜气洋洋，“与民同乐”。
利：通过理性追求权利，主动争取应得利益。唯有经由“求安、致和、与乐、正利”的理性途径，才能建立“安和乐利”的管理模式。

从「见林不见树」与「见树不见林」说起

本章从方法学角度，探讨理论与事实的关系，以及理解事物时“见林不见树”和“见树不见林”的偏失，强调综合整体与部分的认识。

理论与事实：作者强调理论基础的重要性，认为理论并非取代事实，但事实和经验需要人来解释其意义。理论是对意义的说明尝试，在理论架构下，事实才能得到适当理解和意义，经验才能具备持续性和深度。没有理论，无法将不同事实连接或进行发展性了解。真理是理论与事实的结合，需要不断追求完美。学问天地广阔无尽，如同生命本身，具有无限创造性。

方法学上的偏失：

“见树不见林”：只看到事物的一部分，无法把握全体。这可能是因为距离太近，缺乏时间和空间的距离。
“见林不见树”：只看到整体，忽视个体或具体细节。这可能导致概念笼统，缺乏对具体事实的深入考察。

作者认为，要真正理解事实、认识真理，必须避免这两种偏失，同时具备对整体和部分的认识。这需要适当的距离和焦点，以及长期的理解。过分重视整体而忽视个体，会“以全统偏”，导致对个体特征和需求的错误判断。

哲学知识追求“全体”与“部分”的综合：哲学智慧的追求即是追求部分与全体的配合，这是最高境界。哲学应从具体与个体中看出全体，从全体中找出特殊，再将全体与部分、特殊与普遍配合，这是最大的哲学素养和知性发展。这需要以人生经验、生命观察等作为材料和基础。

生活体验是智慧、知识的泉源：知性与人性、人的各种体验不可分割，哲学智慧和知识境界都需从日常生活中体验和观察。高阶层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既反映也说明民间大众的价值和感受，两者关系有机而密切。知识界与社会生活之间应有交流与沟通，使大众生活之流创新发展，同时知识界也能从生活体验中提炼智慧，将经验转化为知识。作者强调，生活之流是智慧的来源和宝藏，需要被提炼出来以促进、提高社会生活，使人类走向更完美境界。

客观化的分析与综合能力：大众生活是主观的、杂成的“矿沙”，需要被提炼。科学通过从生活中找出基本经验，提炼成知识系统来改善人类生活。除了科学方法，生活经验也可提炼出道德、历史、哲学、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学问。哲学本身、真理知识本身都必须回到生活，而生活也必须通过理论、方法、结构提升到真理知识的境界。这需要适当的分析与综合能力，把握全体与部分的配合。

以中华文化为例说明：中国哲学发展脉络，无论是道家、儒家或佛家，都源自一个传统，形成一个整合的民族社团，思想具有相当大的谐和性、群体性、一元特征，并开出丰富的差异。哲学是文化通过个人智慧，结合对社会、生存、生活、天地人的体验，逐渐开出的“花朵”。这些“花果”会影响中国知识之流发展。

广大民间拥有独特的思想：民间有独特的思想，见诸于民间科学、习俗、传说、信仰、符号、文学、歌谣等。这些思想不一定有文字记录，但保留了最原始、最基层的感受和体验。要研究民间思想，需将其作为客观对象，应用提炼程序，通过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解。

知识界与民间之关系：民间思想与思想系统之间存在差距，但可互相影响。通过民间生活才能培养出好的思想家，确定其为该文化产品。哲学有其文化之根，文化之根滋养哲学之果，哲学之果再栽培更多文化活动。这种关系是动态的，绵延不绝。文学也根植于民间生活。知识系统与社会生活需要维持一种创造性的紧张和动态的和谐，彼此刺激影响。

各层次间的配合问题：研究社会、哲学、人生过程需从多方面、不同层次了解。最高、最低和中间层次各有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各种层次的配合问题，互相交流。哲学家见解再高，若不能解决问题，便“只见云而不见地”，脱离人世。

好的哲学既平实且助人判断：最好的哲学能帮助个人做出适当的道德和价值决策。在具体情况下，只有个人能担当决策责任，并对后果负责。个人的判断和决策若能影响全体，放出光辉，如苏格拉底的死给希腊人教训，孔子坚持人性之善。好的哲学必然对整个社会、人类、人生有改善和提升的作用。

哲学两个必要条件：

关照全体社会生活的福祉。
在个人品德和道德品质上，使个人做出最适当最正确的价值判断。这要求哲学家对层次、社会关系、人生、宇宙与人的关系、人与人关系、自我本质与修养有很大把握。这是一种对真理本身的追求，是一个理想，一个vision。在追求过程中，必须承认不完全，并自我批评。最高层次与最低层次的配合最重要，要关心全体，从物质文明开辟精神文明。

哲学绝不能孤芳自赏：哲学家不应孤傲清高，脱离社会。文学也不应流于门派，而要对生活有整体观照。要补救偏失，需通过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和方法进行检查。作者认为，西方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冲击的时代已过，现在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甚至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化、哲学、文学产生冲击的时代。这需要从自身改善、充实发展，创造新知识、新智慧、新理想和冲力，开辟新境界。

基本观念的诠释：

生命：宇宙创造过程中最好的善缘。它是不稳定的，从不稳定到稳定是跳跃、飞升。生命是很多机缘造成的，是高层次的创造。
心灵活动：包括文学、哲学、精神、宗教活动，是生命创造过程的善缘。生命是动态的，心灵活动是生命本身的创造，是心灵本身的活动。这些都是难得的机缘，是最好的产品。价值是一种难得的机缘，难得的东西，也是一种善。人类在价值提炼中发展出来，宇宙因人类更有价值，人类因文化更有价值，文化因文学、哲学、宗教更有价值。

哲学的双重功能

本章探讨哲学的双重功能：对个人和对社会文化。

从中国哲学的发展说起：中国哲学在历史上虽缺乏严格表达形式，但内涵丰硕，创造力活泼。然而，近代（19、20世纪）发展陷入僵化，约从清朝中叶开始。清初高压和怀柔政策使学术趋向“朴学”，学者热衷文字训诂、考证，虽整理了文化遗产，但也使学者无暇创发性思想，无法突破现有文化，造成思想僵化，影响中国哲学发展及其在文化中的功能。作者认为，若乾嘉学者能将实事求是精神用于实务研究，结合耶稣会士引入的学问，或许能开辟新的自然哲学领域，使中国科学发展提前百年。

肯定哲学的功能：哲学在时代、社会、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有特殊功效，但并非显而易见。它具有一种“无对有”的功能，即使“有”更丰富、充实、推陈出新，避免偏失或僵化。哲学在于给予文化中的“有”以新发展和推动，赋予新形式和新内容，这就是“无”的功用。老子说“有无相生”，哲学“无用之有大用”。作者认为哲学有对个人的功用和对社会、文化的功用。

哲学对个人的功能：哲学是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对生老病死、是非善恶、知识价值等问题进行最基本的方法或理论检讨。其贡献可分知、情、意三方面说明。

在“知”方面：哲学整合知识方法和理论，深入了解静态知识结构和动态知识过程，提供个人对知识的客观了解。从主观或智慧层面，哲学重要性更大。人是理性动物，需认识自身存在和生命发展。缺乏哲学观念者生活不完全，积极追求理性者生活才完美健全。
从“情操”方面：哲学帮助人开辟理性，从隐微人性中吸收经验，了解真理，使个体臻于完美。对基本情操（爱、敬、仁、义、谦虚、羞耻、孟子四端）的培养与维护非常重要。哲学是“阐微知几”之学，追求源头，讲求理想，对个人人格建立不可或缺。
关于“意志”部分：意志是心灵活动重要一环，需经验、理智培护，情操发展。哲学可帮助人从事正确是非判断，正确体验人生之微、生命之几。孟子“浩然之气”能使人去体会、攫取人性之善，使生命迈向智仁勇大道。哲学在建立健全意志方面提供巨大帮助，使人从人性之微中充实意志力，选择好的，认识善的。哲学也提供个人如何了解和制约欲望的方法。在现代化社会中，维持精神和物质平衡，建立有序人生，是人生哲学重任。

哲学对社会的功能：哲学对人类社会、文化和群体的生存进步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哲学不像工业技术能具体制造产品，其成品是思想和著作，只能在世界整体观下为人类提供有价值的知识，指出正确方向。哲学的本质是“定向之学”，为个人生命定向，也为文化社会定向。这种方向追求和理想建立是一种动能，推动研究、建设和文化发展，周流普遍并为理性接受。哲学蕴涵于社会文化中，有意识地推动人类进步和文化发展，提供进化背景和创发气氛。社会或文化若不求进步，将受时间淘汰。因此，社会或文化需随时警觉，接受批评，不断求进步、发展、解决问题，哲学正可发挥此功能。

过去哲学偏重个人修养，社会功能论及甚少。但在超音速时代，哲学可帮助人们在恰当时间做出恰当决定。作者批评哲学常被视为专业化、陈义过高、与实际生活无关的玄妙之理，无法被大众接受，故无法发挥其社会功能。他强调哲学的社会功能，尤其在现代化运动中，研究者应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发扬哲学积极意义。

哲学在进步过程中提出问题和批评，刺激知识发展，提供社会进化动力，也能制造无形气氛，引发深入研究兴趣。科学虽具此作用，但哲学和科学功能一致，哲学着重整体性、关系性。哲学是科学的“先头军”和“殿后部队”，也是科学的“方向盘”，将科学观念提升，使其理论、方法与人生需要和价值配合。哲学还讨论与宗教相关的基本问题，如生死、终极目标、天人关系等。因此，哲学不仅是沟通科学和宗教的学问，也是沟通传统和现代的重要环节。

作者强调，好的哲学是能提供人类社会优良而裨益人心的哲学。

哲学能给社会做什么？

本章探讨哲学对社会的具体贡献。作者认为哲学并非神秘虚玄，而是直面问题、直指人心的学问。它贯穿过去与未来，联系现实与理想，能深入问题核心，关怀人类困境。社会成长靠多条件配合，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都有哲学意味和基础。

从四个方面看哲学作用：

历史渊源：历史事件促成今日社会状况并带来问题。现代人需充分认识历史，而非盲目接纳，这需要哲学教育达成。哲学家做承先启后工作，帮助社会认清历史方向，记取启示，自求多福。
文化背景：文化是社会活动背后看不见的力量。文化是语言、艺术、学术思想、文物制度、生活方式等创造性努力的成果，也是心灵活理念传递的过程。文化要从静态转为动态，成为社会生活内涵，指导思想行为，提高生活品质，间接引导社会走向真善美。这需要哲学家以主观认知、热心和努力来推动。

作者强调哲学教育应塑造的哲学人格：以天下为己任，深触时代忧患，无所不包的胸襟，对人性抱极大同情理解。这种人格至少需学会三样：至诚无欺、大公无私、仁爱（民胞物与的胸怀）。哲学从根源上谈问题，不是个案解答，它透视人心人性，扶助人类从挫败中站起来。因此，哲学是正本清源的学问。

3. 社会需要：哲学伴随各种社会需要，调和冲突，使社会正常平衡发展。20世纪科技文明发达，人类生活内涵变化，但也带来紧张、忧虑、尊严失落。哲学家可冷静观察，深度思考，权衡发展需要，提出合理模式。例如，他了解自然环境对人影响全面，便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当桥梁，求沟通，给出人本主义社会发展蓝图。作者认为，中国已有稳固国防和繁荣经济，今后文化建设如何急起直追，使社会不致奢华、文化不致浅薄，与前两者互补成圆满境界，哲学教育应负重责。

4. 价值标准：哲学对社会价值体系扮演裁决者角色。社会维持公共秩序，道德是最低要求，法治、领导、组织、制度、用人等都牵涉价值判断，需有依循标准。社会循环、新陈代谢、对未来期待都需要价值标准指引。世间事物好坏真假美丑见仁见智，价值可能冲突。哲学家可帮助调和冲突，评估方案。哲学家是价值的保健者，有时也是医生，能解析病情，对症下药。哲学教育需办好，培养追求真知、理性思考者，引导社会走向健康。哲学系毕业生可到社会各部门为社会价值建设努力。美国许多社会机构聘请人类学家或哲学家作顾问，他们提供咨询，维护社会精神健康。

因此，哲学是能掌握社会声息，灵活应变，切合社会需要的学问，对社会有贡献。若哲学高蹈、孤傲、与社会隔绝，哲学家和哲学教育都应反省。作者呼吁哲学界主动争取服务，社会普遍重视，工商企业界资助设立发展研究中心，为哲学家提供安身立命场所，贡献智慧。他迫切期待未来20年进入文化建设黄金时代，哲学家气质人格能树立典范，为文化复兴创造契机。

由哲学观点看未来人类社会形象

本章从哲学角度展望未来人类社会。作者预测未来社会将因科学技术发展而高度专业化、规格化，成为一个有机体，各方面需密切配合才能生存。统一的信号将是社会行为的基本规格，未来社会将是基于信号和媒介维持的、信用度极高的动态社会。

在动态社会中，人的需求愈发繁琐复杂，满足过程愈发讲究。未来社会将是多元而有基本性，变化多端而又保持相当原则的宇宙。政府的任何决定或个人行为都可能影响他人。因此，未来社会对个人人格要求将更加慎重和严格。尤其从事公职或代表舆论者，必须正直廉洁、有道德正义、开放、处事稳当，不可主观狂妄，以免对民众和社会造成伤害。道德要求意味着做任何涉及他人的事，都应谨守严格道德观，做出正确适当决定。

未来社会应是讲究法律，开放而又多元的社会，但对道德要求特别严密，才能在高度速度中维持高度秩序。社会机能交换速度越高，个人决定事物的精确度需越高，因此对个人要求越严格。如何训练、鼓励、教育这样的人，是社会现代化面临的根本问题。个人因知识缺陷、情绪欲望偏激对社会造成的危害，需通过法律严格规范，并提供补偿，以迅速恢复正常。

人类将享有巨大自由，需求丰富多样，才能多方面运用。但人毕竟是整体，仍需安定和稳固的“根”。若个人完全放任自由，缺乏整体或固定的内在生活，则不健康。人的整体性包含完整、理性、成熟的人格，与道德密切相连。道德需要方向和社会整体观，要求每个人对许多事负责到底，追求人格的真、行为的善、直觉的美，具备完整无缺的价值观。这个“根”就是历史、文化、传统，是人类生活的根源和背景。无论人类发展到何程度，都不能抛弃固有民族传统和文化遗产，这是建立安定感与完整性的资源和基础。

未来人类面临大问题：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发展和多元挑战，在巨大自由中寻找完整性及其根源，建立充实、满足、安定之感，以不变应万变。哲学可对此冲突提供完整意义。

道德人格的建立在未来社会中尤为重要。社会越进步，功能越分化，集体性越发达，对正义要求越敏感迫切。高速网络和非正义事物造成的伤害也越严重。因此，现代和未来社会需维持极高的秩序感和正义感。管理和组织是科学发达的未来社会的骨干，但其背后有更重要的“正义”。正义能使管理和组织站得住脚，是秩序的另一面。它是基于人性的要求，可由人性起点感知，但涉及多方面考量，具有开放性。哲学本身提供这些学问的基础，随时使人们从大处、高处、远处考虑“义”、“不义”问题。好的哲学是能帮助社会建立正义风气的哲学。

作者以乘坐太空船航向星座比喻人类前途：星座代表理想和目标，需确定人生观，随时调整方向盘。哲学是人类的定向之学，建立理想的学问。未来社会建设，有待吾人努力建立开放、完整、对现实、理想、知识、行为、价值都有坚固、精微而高明的理想哲学体系，从而建立完整的道德人格和开放的社会秩序。

论文化建设

本章阐述文化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环节，更是其张本和终极目标。国家建设涵盖固国、富国、强国，在民主国家则以实现国民福利为前提。国家建设包含有形（物质生活提高、环境改善）和无形（精神意志力量、行政设计、经济条理化、法律制度化等）建设。有形建设需赖无形建设为原动力，后者以意志和理智为核心。意志与理智根源于文化、学术、民族智慧、历史责任感与认同。因此，国家建设必须以文化建设为张本，而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增高和提升民族文化价值。

作者强调，一个国家的富强不能保证其文化辉煌。国家富强到一定程度，必须以创造高度的文化生活品质为终极目标，方能促进世界大同。儒家哲学精义在于，大同境界虽有政治含义，更是文化境界。政治基础是伦理文化（修身、齐家），政治目标是教民以成就人文教化（治国、平天下），最终依归是“止于至善”。至善非财富权力，乃德与义。儒家所谓“礼乐”是社会文化充实表现和人文世界气象。

作者指出，中国当前文化模式仍是过渡性的，未定型。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大幅改变，但变向何处，如何掌握机运，抵制逆境是最大课题。台湾三十年建设使民众知识水平提高，政治意识加强，民族社会认同感加深。然而西方科技带来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和经济繁荣造成的商业主义、现实思想、物质欲望，也产生重大影响力。本位文化思想与现代化思想形成未能沟通的立场，社会万象杂陈。作者呼吁使两者沟通，开辟坦途，使之成为创造力量。

未来中国文化的理想方式应以理性态度思考和检核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并在理性基础上设计和建立制度，使之普遍制度化，肯定群体和社会价值，用理性科学方法处理公共利益事务，以合法、有效、实用为归。肯定个人修养、家庭伦理、人际规范、道德情操与正义精神等终极价值。简言之，凡公众之事均本于理性和科学精神，凡私己之事均本于道德和素养。公私界限问题需通过理性与人性的整体研究解决，以求冲突最小化，至善最大化。需肯定公利与公义的首要性，在此理性架构中实现个人价值。

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在寻找融合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伦理与科学的文化坦途，但缺乏完整学术系统和中心影响力思想体系来领导、激发、创造。作者认为今天必须建立这种学术系统，使学者发挥才能，深入了解西方学术，在知己知彼精神下检讨中西学术得失，开辟新路。学术研究需批评与创造、整理与发挥并重，并在安定保障下进行，成为发展文化的基石和原动力。

作者强调以学术辅导政治是一个至为重要的观念。中国传统士人政治富含学术治国道理，儒家也强调学以致用。学术辅导政治，是将学术置于独立超然地位，发挥安定力量和思想领导力量，为政治咨询对象。明末清初黄宗羲太学之议即此意。中共“文化大革命”是近代中国最大学术政治化事件，对中国文化生机破坏深烈。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必须受到政治支持和尊重，才能发挥大功能。学人地位被尊重有赖于学术人格建立。

学术建设范围广泛，各学科研究发展可促进社会文化进步，提高学术地位。但无论何种学术，必有其根源，而集学术大成者莫过于哲学。发展学术，不能不重视学术根源和中华立场。历史文化和传统思想是文化生活精神资源，是“树的最深之根”。有意识的文化改革需要极大智慧。

近代中国经历多次思想变革，初期为求政治社会革新，需以正确思想与主义为根据。新旧调和需要智慧，因其可能导致新旧对立互斥。中共趁机崛起，推行马克思主义，企图毁灭传统文化学术。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有不可毁灭价值，复兴民族、建设国家应以复兴和建设中华学术为最大目标。孙中山三民主义精神即以中华学术为根，融合新知与新政。要使政治制度益臻完善，需在学术上奋勉，建立大理性学统，融贯协调中西古今学术，日新又新，维护固有学术慧命。这种方法重在疏导与开拓。

学术建设的出发点和准绳在于“溯源立大”，即在学术思想上澄清本源，然后立其大本大则。溯源越远，越能立其大者，越能创新笼罩一切而不失其本。中国先秦学术即以此方法论，故有辉煌成就。儒家《大学》、《中庸》皆强调此道。学术须以中国形上学之大架构启发文化学术创造活动。《庄子》“积风负大翼，积水负大舟”喻义积厚才能载大。需“溯源立大”，在传统中开采积聚，臻其高明。中国形上学兼重知识与德性、学识与胆识，具此条件方可摒弃浮夸，充实为智、仁、勇具备的宏毅性格。儒家外，中国哲学中亦有去偏益智之说。

作者强调发展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人文科学直接与文化建设中的学术发展相关。哲学形上学是立其大的学问，史学是溯源追求的学问，文史哲实可相通。人文科学环绕人性理想与人生实际以求发挥，目的在于获得人性深度与广度认识，是精神与心灵之科学兼艺术，发挥人精神与心灵价值。它是文化、人文生活、社会文化发展中的灵魂。若将文化生命发展视为求生活品质提高、人际价值普遍化、人性化与减少工业、科技科学带来的商业主义和机械主义，则人文科学是最大的文化建设，也是学术发展中最重要的实学。作者引用程颐论《中庸》“其味无穷，皆实学也”说明人文科学作为“理一事殊”的学问是最根本的实学。他呼吁政府重视人文科学发展。

作者赞扬政府倡导发展精致文化，认为这是文化建设中可喜现象。精致文化虽偏向艺术活动，但应以整体文化为基础，使其具民族文化特色和普遍人文价值，在世界上贡献。精致文化的持续发展有赖学术建设与思想建设，即政府对人文科学的重视。学建是文化建设的核心，精致文化是成果。

启蒙运动中理性的角色

本章讨论启蒙运动中理性的角色，强调理性与历史的结合。作者认为启蒙运动旨在以理性光辉照亮人生、社会、历史，使其走向活泼、进步的圆满世界。他认为启蒙运动模型可应用于中国历史，推动中国社会文化的理性发展。

对“理性”的认知：理性是思考、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它以理性的自觉为起点，是认知“真实”和“真理”的能力，是思考目标。理性具有分析与综合两种特性，在启蒙运动中发挥此精神。理性是思考问题的理解力、认知概念的说明力、推求真相或真理的判断力，也是判断是非、辨别善恶的能力。理性的出现，就是人类文明的出现。

方法化与智识化：理性的方法化和智识化是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核心。方法化是将一套概念系统化为程序或规范，以找到真理；智识化则将理性方法认知结果作为开辟理性功能的基础。理性方法引发表性的智识，智识也充实方法。理性知识追求是一个持续修正过程，保障人类知识不断进步。这种看法在17世纪欧洲理性哲学和英国经验哲学之初即已存在。理性的标准是推理与认知之精确、明了与真实。理性可由数学逻辑或实证科学知识说明。凡有秩序、合规律、顺客观原理、发挥人性本质、建立完美人格者，皆是好的，此即合乎理性的价值观念。理性态度是基于理性价值认识，承认好的，扬弃批评不好的。

西方文明的传统：理性在西方思想、历史文明发展中占据引导性地位。西方有一个理性传统，从希腊、罗马经中世纪神学，到文艺复兴、18世纪启蒙运动，逐渐突破为现代国家的自觉。即使在基督教神学中，理性也将原始基督教理性化，如阿奎那斯的理性宇宙观。18世纪启蒙时代，世界和宇宙被认为是理性价值的实现，合理、完善、秩序分明。自然神论肯定世界本身的合理性，人能认知绝对完美的可能性。18世纪理性主义极端发展也带来唯物主义机械论兴起，导致19世纪浪漫主义对理性的批评。

理性化与理由化：作者区分“理性化”（合理化）与“理由化”。

理性化（合理化）：理性开发的世界具有自信，能解决所有问题，是知识再知识、批判再批判的过程。理性是使一切制度、人为之事合乎理性标准、理想与价值。
理由化：理性被用作说明某些既存思想、制度、权威与信仰的工具，以维护接受现状。它是使理性合乎现状，而非使现象合乎理性。

西方理性的传统达到巅峰，但其发展是冲破历史现状和其他现实因素限制而实现的。理性与历史之间有紧张性、对抗性。理性要合理化历史，历史要理由化现实。中世纪神学驱使理性为奴婢是宗教将理性“理由化”的过程，也是历史考研理性。当传统权威式微，理性抬头，带来文艺复兴，是理性的再生，也是历史的再生。

不理性行为的由来：除了理性，影响人类生活的还有历史、权力问题、人与社会冲突等因素。人为何会有不理性行为？理性知识为何不能发挥最大作用？作者指出，理性不足以决定人的行为，还有情绪、欲望、习惯、时空限制、心理情结等因素。人虽有理性作为认知工具，但需与其他因素协调才能发挥作用。欲望、偏见常有反理性倾向，导致人做反理性之事，甚至打击否定理性。人生现实中，理性常居劣势，需警惕奋发，克制非理性宰制。

中国历史中的理性发展：作者认为中国确有其理性传统，可从儒家思想中看到。孔子思想中“理”、“正道”、“仁”、“义”等皆是理性的体现。儒家思想方法如《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及“切问近思”等，都含摄理性成分。孔子认知“知理、知命、知言、知人、知天、知己”等理性知识。作者不认同中国文化有反知识或反智传统，认为道家反智是针对堕落的、为所欲为的“智”，而非儒家所讲的“智”。

中国理性传统有两层限制：

理性本身自我检讨的限制：西方理性不断自我批评，导致逻辑发展和新哲学思想不断开拓。中国理性发展中，自我批评少，缺乏思想创新突破，可能因生活境界和谐而无必要。
理性与生活结合过紧：理性未完全从生活网罗中独立。中国似乎需社会条件或政治条件巨变，才会从方法和思想上找出路，如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社会安定后，思想也难改变。

理性在中国历史上常被用作维护既有权威与制度的工具，如汉朝儒家思想与君主权力结合。明朝将君权夫权抬高，断送民间理性自由发挥途径，导致理性活动范围狭窄。儒家理性传统未能完全发挥。

在现代中国的角色：作者提出“理性应如何跟历史结合？”。

理性应是批评社会的工具：通过哲学及其他学术与社会习俗及政治权威形成相对独立自主。
五四运动的局限：五四运动的政治面强于文化反省，缺乏理性的准备，也无理性的协助。西方启蒙运动则经历长期缓冲，理性精神逐渐蕴育成社会、政治、文化改革的重要力量。中国清代朴学虽被胡适之看作科学精神，但并未体现哲学理性。
“理性的无力感”：五四以来，西方思想引入中国缺乏统一发声和理性共识，导致“理性的无力感”。

如何与历史结合：

理性知识分子需不断理性自我批评：将理性概念用于广泛知识领域，变成集体事业，讲求沟通合作，使理性落实在整体上。要贯徹和扩广教育的理性化，促使理性成为社会革新动力。
彻底区分权力理性化与权力理由化：理性可能被利用为反理性工具。应强调理性化（合理化）与理由化（权力理性化与权力理由化）的厘清与分疏。若能做到此点，通过学习、反省、批评，理性将逐渐权力化，从而带来新的启蒙时代，理性得以真正发挥，自然与历史结合。

论孔子的政治哲学与中华文化复兴

本章深入探讨孔子的政治哲学及其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作用。

文化、政治与学术思想的关系：作者认为，文化、政治与学术思想三者关系密切。文化发皇时，政治必振衰起此，学术思想必发达昌明；反之，文化元气受损，政治必危机，学术思想必缺少活力。好的政治能振兴文化，促进学术思想；好的学术思想也能促进政治清明和文化进步。文化是民族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总和，包含一切活动及产品。政治是推展与规范社会活动的理性形式。学术思想是文化活动的理性反省。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三者相互有机关联与影响。

孔子思想在中华文化中之地位：孔子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活动的结晶，其内容丰富充实。作者强调，作为中国人，不能脱离自身文化、政治与学术思想传统。放弃固有文化价值，不认识历史政治得失，不探索学术思想渊源流变，将丧失中国人的立场和向前奋发创造的能力。外来文化、政治意识与学术思想若不根植于自身文化土壤，难以生根滋长。通过汲取长处，使其发苗长枝，融入自身文化，才能实现中国文化、政治意识和学术思想的“日新又新”。

孔子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可从政治和学术两方面立论：

政治传统的基础与理想：汉代以来，儒学定于一尊，孔子思想成为历代政治制度建立的理想楷模，孔子人格成为政治家从政治国理想风范。
学术思想的中坚：孔子哲学渊源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贤的文化慧命，是其总和及精华，根植于中国文化历史起点，进行承继性创造与综合。孔子“仁”的观念作为普遍人性的自觉与肯定，标明中华文化特殊贡献，也指向全人类共同理想。孔学绵延发展，宋明更盛。

孔子思想既是政治传统理想基础，又是学术思想中坚，更是贯通中国政治传统与学术思想的文化力量。复兴中华文化，必须昌明孔子哲学，特别是其政治哲学。

孔子的政治哲学：以实现道德伦理为政治方法、过程与目的，有别于功利主义或神权主义，是中国学术思想独有贡献。

修身以正己：孔子认为为政起点是修身以正己，基于对人性普遍善性的肯定。为政者正己，能导天下之民归于正。它包含自修以充实己善性，也包含教化他人以充实天下人善性。为政以德，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政治当使人人臻于正己修身的道德境界，肯定政治与人性和人性之善的关联。
正名主义：孔子提出“正名主义”作为政治理想方法，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意为“维护人伦秩序，厘定价值标准”。孔子认为善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是人类行为共同准则。正名最终归于社会人生和谐境界。
富国强兵与教化并行：孔子强调足食足兵的重要性，但更强调为政者必须得到人民的信任。为政者有信于民，才能满足百姓基本需求，使其安乐并获得教化。孔子认为，富足兵强后应施以教化，教育目的在于使人人实现善性，成为有用君子。这与“正己以正人”及“正名以兴礼乐”相互贯通。

如何运用孔子政治哲学来复兴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文化需刻意研讨昌明孔子思想，特别是其政治哲学。宏扬和发挥孔子政治哲学能有效复兴中华文化，并抵制背叛中华文化、贬损中国伦理价值的政治思想逆流。将孔子政治哲学三大原则运用在文化及思想建设上：

“正己以正人原则”：人人立足岗位，发挥良知良能，相互激励，各尽其才，共臻郅治。
“正名原则”：确立真善美价值标准，维护人际伦理规范与社会合理秩序，使人人明辨是非正邪，促进社会步入礼乐盎然和谐境地。
“富国强兵与教化并施原则”：文化复兴以社会大众福利事业为着眼点，包括生活畅遂、安全保障和教育实施。当社会大众生活安定、教育高度发展时，政治稳定，文化欣欣向荣。

孔子「文、行、忠、信」的教育哲学

本章深入阐述孔子的教育哲学，特别是其“文、行、忠、信”四教。

作者强调教育对社会影响深远而重大。完善的教育制度是改良社会风气、提高社会素质、发展社会道德、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孔子洞察并强调教育是改进、转化与提升社会的唯一途径。教育并非外力强制约束，而是启发个人，使价值规范内在化，自内而外践行。教育引导个人建立健全人格，使其成为群体组织、领导与管理的中坚。教育是法律和政治的前提与基础。教育与法律、政治共享同一目标：建立并维护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社会。教育也赖法律与政治保障以获得实施与扩大。

纯就理论而言，教育目标在于充实与发展个人，进而充实与发展人性，使社会普遍实现人性。孔子对人性有深刻透视，其“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精神显示其通过教育发展个人以实现人性社会的信心。孔子提出君子为做人的起码目标。君子反省伦理价值和社会秩序对实现本性的重要性，建立对社会、国家、文化的责任观。这种责任是人性自内而外的发挥，“推己及人”一贯之道。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对孔子教育哲学本体论基础的发挥。人性既为天命，如何实现人性，成其完美，是教育哲学最大课题。孔子提示了一套内涵、方法和目标完善的教育哲学，即弟子在《论语》中肯认的“文、行、忠、信”四教。这四教是体现与完成人性本然与本体的教育程度和方法，并隐含教育理想与目标。

“文”：指文化、文明、礼乐典章的成绩，即人性的成就。孔子极其看重此成就，汲汲求其保存与发扬。“文”是君子学习、理解、认知和发为“知”及“言”的对象。
“行”：指力行实践，即具体、实际地成就个人人格，开阔胸襟，发挥能力，在社会国家中担当爱人、惠人、治国福民、利用厚生的责任。孔子重视“行”，将其视为“道”与“德”的本质。

“文”与“行”关系：“文”为“行”的成就目标，“行”为“文”的实现过程。无“文”不为真行，无“行”不成真文。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完成智仁勇人格，成就礼乐教化文明社会。其关系如“知”与“行”、“言”与“行”。孔子“文质彬彬”亦可引申其兼重文、行之意。

“忠”：人性中心感情的流露。它是仁的发挥，是“行”的动力和力量，“文”学习的重心。
“信”：言行一致的理性要求。它是仁的理性施行，用以维护社会秩序和行为原则性。与“义”相通。

“忠”与“信”关系：两者在《论语》中经常并举。孔子倡言“主忠信”，即以忠信为行为主要原则。“忠”可说是对文明、知识的笃敬、忠实，“信”可说是对行为道德的信守坚持。两者均是人性中意志与情感的力量。有此力量，“文”与“行”才能发挥功效，道德人格才能得到更高提升和更广展延。

作者用图示表示“文、行、忠、信”四教的关系，强调相互实现、相互提升、相互完成。他总结，孔子提供了一套完整细密的人性教育哲学，其核心思想“文、行、忠、信”将智育、德育、文化教育、力行教育结合，培养健全人格，为社会国家带来创造价值、维护秩序的永恒活力，使法律、政治有了巩固的伦理与人性基础。

谈人性哲学与人性的体验

本章探讨人性哲学的核心，强调人性的体验和信念。作者深信人性具有恒常一贯的情操与理则。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体现大智慧，人的“几希”情操与理则定义了人。孟子认为人性有贵而大的部分，养其大者为大人。作者强调，真正有人性的人，能肯定、欣赏并感通、尊重他人的人性。愈能为他人设想、同感、同情，愈能扩展人性情操与理则，愈有人性。儒家思想从孔子“爱人说仁”到曾子“忠恕之道”再到孟子“不忍人之心”，都显示人性应关照他人、为他人设想。

人性的体验是从一己的愿望、感情与理性中发现全人类普遍的欲望、感情与理性。缺乏普遍性体验而自以为是追求人生，将陷入自私自利，丧失人性。人若不能立其大体，不能为全体想，放任自私小我，必损及大我，牺牲公理。儒家坚持义利之辨，义是普遍人性的体验、公理，利是自私欲望、对普遍人性的否定。

人生体验与人性体验有何差异？人生坎坷，人性最能在其中透露消息。人生辛酸苦辣的遭遇都是人性流露的契机。从深一层看，人生体验即人性体验。人生的智慧来自人性体验，来自对人生境遇意义的认识。中国诗人通过人生体验反映人性至性至情，如杜甫诗句。中国哲人对人性的体验最为深刻，孟子从人性大体着眼，主张人性为善。孟子举孺子入井生恻隐之心为例，证明人有仁爱之善。通过体验羞恶之心、敬让之情、有所不为的道德勇气，可证明人有道义、礼敬和辨别是非的良知之善。只有在人性体验中，才能发现人世间的价值世界和人与人间目的王国。孔子“德不孤，必有邻”。体验人性使人获得为人之德，超脱小我与社会大我合一。

作者论述荀子人性为恶的体验，认为若人真能体验恶，也必能肯定善。荀子强调用理性和礼制调节欲望，间接表示人性有善的一面。但荀子对人性大体主动克服小体缺乏信心，强调用礼制规范欲望。法家确信人性为恶，利用人性小体弱点控制奴役人，不顾人性本然和体验，此思想不能为人接受，因人性情操与理则与此牴触。

人性也有其小体的一面，如意志不坚、贪图小利、欲望熏迷、心智混淆。这些是儒家所称的“私”和“蔽”（损人利己与固执无知），两者互为因果。最终导致“麻木不仁”，视他人与社会为手段工具。为避免堕落与病态，应提高对人性体验意识，坚定人性为善信心，发挥人性正面力量。

人在安定寻常环境容易体验人性善，但在特殊优遇或不幸环境中较难。过度幸运易骄纵，忽略人性整体需要，为欲望所乘。过度不幸易丧失勇气信心，自暴自弃。这两种都是人性成长和实现的克星。若能做到在极端幸与不幸中加倍警惕，人性将更坚强茁壮。这种人性考研、洗炼、磨砺的过程即道德人格建立与成长过程。

不幸与灾难对人性体验与充实更有启发提撕作用，促进认识自我、省察自我，提高对普遍人性深刻警觉，给予判断是非善恶机会。人在不幸悲愤中重估人生与人性价值，激发出人性潜力，肯定人性信念，需要坚定善的意志和不屈不挠道德勇气。屈原的坚持人性信念典型至今震人心弦。人生遭遇不一定合乎正理或幸运，个人更有责任努力实现人性理想。人类历史也是人性接受考研、洗炼、磨砺，开辟新境界的历史。不能因此沮丧失望，应将摧残人性力量视为更加奋发人性的警号。

儒家提供了人性为善的体验典型，也揭示了考研人性、磨砺人性而不失人性信念的智慧。一个人仅有人性体验不够，更重要是在艰难困苦中维护发挥人性。孔子强调“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之论，说明忧患不幸是考研、洗炼、磨砺人性，使之茁壮奋发的最好机会。失败与过失也有积极正面意义，是启发提撕人性潜力的意义。

对人性的深切体验，应包含对人性信念的体验：人性终必战胜非人性，是通向人类正义、和平、大同世界的唯一之道。有信念才能面对暴力不惧，逆境不忧，奋发人性力量与智慧克服。人性要求公理公道，坚持人性信念。社会进步、文明进化、个人逆境克服都是奋发人性、坚持人性信念的成果。王阳明在龙场驿困苦中克服消极情绪，肯定“吾性自足”的良知，是人性善的流露，对人性的信念肯定。

作者认为，理解和欣赏中国古人的诗文、传记、艺术作品，最好从人性体验和肯定人性信念的观点出发。中国文化与艺术是富有人性体验与信念的宝藏。中国文化中情感、理性、想象力最自然和谐的结合，只在诗词、传记、论著和艺术作品中表露无遗。

谈明儒学案中的明儒气象

本章通过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来探讨明代儒者的精神风貌。作者指出，《明儒学案》不仅展现了明儒的思想统绪，更刻画了明代儒者的风范、人格与气节。黄宗羲的文字简练却活泼生动，清晰深刻地衬托出明儒的思想与生活。

作者列举了一些明儒的生平事迹，以展现其风采：

吴康斋：危难时正襟危坐，遇事守正以待；劝人勤奋；受伤仍坚持割禾。
胡敬斋：家境清贫仍自得其乐，认为仁义润身、学问润屋足矣。
陈白沙：病重仍尽朋友之情饮药。
王阳明：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罗念庵：不愿出仕，认为他人能为所欲为之事，何必自我。
刘两峰：年少时立志希圣，夜不能寐，认为小成不如不学。
刘师泉：以希圣为志，认为科举非己事；临终形如槁木但心性自若。
刘三五：节俭如寒素，强调做学问是为了求真。
章本清：读书从磨镜到以镜照物，学以明善诚身，与人为善。
杨晋庵：关心民间利病，认为“身有显晦，道无穷达”。
王心斋：面对阳明裁抑，敢于直言“仲尼不为己甚”。
周海门：教人直下承当，强调圣人即是圣人。
顾允成：慨叹讲学者不顾天下之崩地陷，只为明哲保身或传食诸侯。
高攀宠：猛省“实无一事”，顿悟身心内外无隔，与大化融合无际。
刘宗周：强调君主以一心为主，镇静立本，安详应变；人才出自真操守。

作者总结明儒有两大特色：

富有豪气，讲求精神：为人处事、治学、从政皆以圣贤之道自勉，力求知行贯彻一致，行为上显出为学的劲朗功夫。这种以行显知的讲求，阳明开启端倪。明儒的干练重行与宋儒静敬安驯、重思考不同。明儒奠定了清初实学的基础。
思想丰富，有或大或小的思想体系：能提出重点和中心思想作为行止规范。思想内涵虽围绕宋儒和阳明，但能切思深入哲学问题，开辟基本观点。明儒思想驳杂，能走极端，也有调和诸说之性。在学说上，明代思想蔚为壮观，建立了形上学与道德哲学相互关系之重点。明儒假设宋儒思想气数已尽，寻求新的发展起点。王学经门人扩充解释，也取得新观点。东林派兴起更显示明儒力求尽己之性，开辟新思想领域。

明儒讲学之风盛行，学者求学热诚，虔敬，不为利禄。他们虚心谦让的风度，是儒家思想最好的精神传统。作者总结明儒显示了儒者两项最基本的本质：儒学是做人的学问，是发挥人性的学说，即所谓性命之学。问学的第一要义是把道理贯注于生活，力求光明正大。做人的第一要义是在生活中体会道理，达到心平气和。问学与做人浑然一体，即性命之学的极致。

附录一文化自强之道

此为对成中英教授的采访录。

哲学与时代：采访中谈到20世纪哲学衰退的看法。成教授认为，哲学是解决生活诸多矛盾的唯一途径。哲学的功用在于反观文化过去以透视文化未来，哲学与文化不可分离。哲学提供文化模式，文化也孕育哲学。哲学负有指引人类文化发展方向的功用和责任，具有实用价值。当人类谋求精神文明发展及物质与精神平衡时，必须诉诸中国哲学寻找答案。如何寻求中国哲学与现代生活的关系并衔接，是当前人类文化重大课题。

作者指出，任何哲学都与文化形成有机体，在时空中有延续性。一味崇外、认为中国哲学只属过去，是缺乏深刻文化体认。虽然中国哲学表面不能满足近代生活迫切需要，但深一层看，中国人的生活内涵和理想仍是中国模式。既然不能脱离中国文化，不如掌握并有意识运用，赋予时代意义。否则将失却主动，在危机中迷失。肯定传统文化价值，才能自信立足世界，将中华文化从被动提升到主动，拥有完整生活态度。

西方社会科学高度发展，注重个人自由独立，而大我福利、人际关系和社会发展相对受忽视。但人之为人，除追求个人完善自由独立，也需追求大我福利与社会安定。西方社会问题（酗酒、吸毒、少年犯罪等）与其文化定向和价值认定紧密相关。这些问题在中国文化中较少发生，因中国哲学强调社会整体性、和谐人际关系，并从教育个人中建立社会秩序。它是动的哲学、整体性的社会哲学，强调个人意识行动与自然配合（“天人合一”），强调人格和社会秩序内外协调（“内圣外王”）。这些能避免和纠正西方社会之短。

中国哲学还能增进人性品质和提高人生境界。道家主张超越个人、不执着一点看世界；儒家主张修身养性，实现自己以实现他人。这些主张提升人性，提高人生层次，形成中国文化特性，也无疑可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的“镇定剂”。作者强调中国哲学发扬的重要性与必然性，对中国人而言，有权利义务多向度整合自身文化并赋予现代意义。对整个人类而言，中国文化能提供现代社会发展途径和问题解决方法，并显示大同世界远景，故有发扬必要。

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五四运动是反传统运动，源于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文化自卑感。当时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落后因受传统束缚太深。作者认为，这在今天看来是“以偏概全”。当时知识界对西方文明缺乏理性了解，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刻反省，造成混乱。五四是一个感情冲动缺乏理智清明的时代。

五四时代的重要性不容争辩，它是思想转折时代，提出许多重要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体认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青年与思想：作者指出当前青年人缺乏思想训练，无法发挥性格光芒。我们不注重思想，未能将生命与时代结合，未能坚定追求理想。政府应在经济科技发展同时兼顾人文精神与思想。仅有经济科技发展无法提升精神生活与文化涵养，无法真正提高生活素质。作者批评国内文化活动和人文（学）术发展不足，与海外学者沟通隔阂。他指出美国学界对中国研究（宋明思想、王阳明）成就较高，运用新观念新方法，具有批评风气。而国内仍走传统考据、词章老路，局限于“汉学”范畴，导致在国际学坛上缺乏发言权。

作者批评社会被短视、现实心理笼罩，认为人文学科不实际，影响人文科学学生（学者）出路。他呼吁工商界资助人文发展，政府在最高学术机构设立哲学研究所。他认为哲研所的成立有必要，可提供完整观点，解决学者出路问题。作者还指出中研院成立美国文化研究所和三民主义研究所的局限性，反映执事者对全盘文化观念和人文精神了解不足。

中西学：作者认为，从学术发展主流和人类困境角度看，19世纪以来中国受西方冲击，但现在西方文化面临限制，中国学术有了新机会提供出路。人类经验有限，西方学术发展面临限制，中国学术可以补救。中国哲学对解决人生价值、人我关系等问题有丰富经验，能针对西方哲学弊病提出世界性贡献。但这贡献需通过突破西方哲学困境来实现。中西哲学融通需要对中西哲学同时具备深刻了解，站在中国哲学角度重估西方，掌握中国哲学优点并阐发其现代意义。

作者提出“文化跳棋式前进”的观点。看到西方文化障碍，中国文化可跳跃这些限制成为最前面棋子。这需要借助自身文化成就，发扬其优势。这与复古主义或本位主义不同，后者护卫传统，无法突破超越。发展中国文化首要条件是对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现代社会的了解 。通过整理西方观念，中国文化才能融合传统与现代而迅速前进。传统与现代不宜二分，否则会造成知行矛盾。打下现代生活基础，再开拓固有文化资源，才能跳跃式前进。

附录二哲学与思想

此为对成中英教授的采访录，主要区分哲学与一般思想，并探讨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

哲学与一般思想的区别：

哲学追求普遍性、久远性的价值观念，问题深远、广阔、抽象。哲学家思想有核心、独立系统，如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不只是对时事发挥。
一般思想（如政治家思想）不一定自觉得组织、发挥、宣布，也不一定对人生基本问题有普遍了解 。你可以从其言行推演思想，但他本人可能无此自觉的理性思考方式。
哲学思想独立于特定历史事件，探探讨普遍真理。一般思想局限于历史环境。
哲学是高飞式、长程的心灵活动，视野更广，方向更确定。思想史以历史和社会作出发点来说明思想，哲学则通过观念及人生根本问题来说明社会和历史。

作者指出西方人曾错误地认为中国人没有哲学，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缺乏普遍性、明确提出根本问题，且思想无体系。作者反驳，认为中国有哲学家。例如，老子、庄子在思想体系和内容上都可算哲学家。中国思想和思想方式不像西方那么抽象和独立，但并不表示对哲学内涵及其潜在系统性把握有所欠缺。因此，中国哲学研究可区分哲学史和思想史。

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

从历史、社会、生活背景入手：了解时空背景，然后是思想史问题（思想形成与发展），最后是哲学问题（思想家是否自觉到基本问题、能否形成普遍性概念系统）。
重视“观念先设”：哲学研究者应对其“观念先设”有自觉和批评反省，知道自己的出发点。观念来源可以是生活体验、事物观察、心灵与理性的感应和省悟。
研究模式的演变：过去中国学问重“学”与“述”，不重“研究”。现代的“研究”概念受西方影响，如胡适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对观念的说明从现代观点出发。作者强调，研究应扣紧现代一般学问作为起点，对历史、社会、哲学、科学基本问题有所把握。世界没有绝对的客观性，只能从多面了解历史。历史和哲学都需要不断重写，人文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永远需要重新做。
跨学科研究：历史学家或哲学家在研究时应有分工和自我约束，但也要尽可能求旁通，扩大知识基础。作者认同人是整体，各方面活动都有相对价值，相互平衡影响。

作者提到，许多西方青年研究中国东西，中文水平可能不精，但可针对某学问下功夫，如加拿大教授专攻《淮南子》。日本人也常熟悉一经一章。作者强调，重要的是研究者是否谦虚、开放，而不是以偏概全。学问是公器，需要集众人之力才能成就智慧 。

海外中国思想研究情况：17、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影响了西方学界，如莱布尼茨接触《易经》。19世纪列强侵华时期，传教士、商人对中国有所观察，但系统了解不足，翻译经典构成现代汉学起点。目前西方对中国研究已从语言、历史、思想史深入到哲学。哥伦比亚大学de Bary教授对明代思想研究的推动功不可没。

作者指出，他自己十多年来一直提倡哲学是思想史之外的另一个境界，是对真理本身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西方和中国仍多在思想史范围，未进入哲学个体研究和哲学问题的提出与建立。他创办《中国哲学季刊》和“国际中国哲学学会”，旨在将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提升其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影响西方哲学。

中国学者面临的困境：图书方面，大型学校藏书尚可，但购买原版书不易。此外，与美国人竞争、缺少适当指导老师、研究后缺乏职业，都是问题。国内学术界与海外联系较少，导致误解和隔阂。他认为中国学者在古书掌握上仍有优势。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思想贫乏：清季“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五四“全盘西化”，再到台湾“中西文化论战”，都是现代化精神展现。作者认为，这期间传统中国思想贫乏虚弱，是因为对现代化本身了解不足。真正的现代化是精神、物质、经验全面均衡的现代化 。中国哲学具有巨大意义，但需透过现代化理念才能肯定。中国文化可作跳跃式进步，借助新的发明发现，而过去是跳跃的潜力、动能。

汉以后中国哲学命题的发展：作者认为每个时代都会有新的哲学命题。汉代王弼对谶纬之学的一扫而光，对《易经》和老庄的注疏，都可称新命题。宋明理学，如周敦颐《太极图说》中“无极而太极”是新命题。二程的“天理”和“理气关系”也是新东西。戴震在清朝也提出新观念。民国以来，熊十力《新唯识论》结合唯识知识系统与《易经》宇宙论，以及《原儒》发展阴阳关系，都是贡献。他认为现在是重建和创造中国哲学的最好时机。

西方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作者批评汉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偏颇，认为他们缺乏哲学素养，对中国哲学研究不深入，不把追求热诚和心灵感受融入其中。他们将中国哲学视为“埃及学”一样，是死去的丽壳，缺乏生命和真理意义。日本人对中国文化较有敬爱之心，易受影响。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未能产生实质影响，是因为他们自身文化自负和偏见。而中国学者自五四以来，对所学西方东西常成为热诚主义者。作者认为，我们没有对中国哲学作更多肯定和发挥，年轻人未能真正了解其精神，导致无法说服别人。

中西哲学沟通的本质：沟通指在不同观念和思考方式下彼此了解，并寻求共同立足点。西方哲学理论性高，强调逻辑、理性，导致科学、数学发达。中国哲学注重实践，解决实际问题，重视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国强调整体性、人际关系、价值系统。中国有形上学，西方也有实践，但知行距离不同。沟通需彼此了解，异中求同，找到大价值系统包含两者。

中国哲学世界化的必要性与客观条件：世界文化有希腊、希伯来、印度和中国四大传统。

希腊文化：着重理性方法、知识探索，使西方走向科学。
希伯来文明：强调超越的精神境界，表现在超越上帝观念，形成平等精神，促进对自然无顾忌探索控制。
印度传统：扬弃世界，视世界为幻觉，追求精神真实，忽略变化中的规则和价值。
中国传统：原始生活经验平实、稳定、平衡，思想和价值取向倾向和谐包涵一切，肯定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变中求常、常中求变。中国文明未走向极端，肯定生活现实，在现实中建立秩序与和谐，即“中”道。

作者认为，中国人的智慧能提供人类困境的最好解答 。20世纪现代人面临生活科技文化带来的实质压迫感和恐惧（如机器奴役、能源问题、生活无聊、权力欲等）。单纯走佛教、纯理性或基督教之路都不可行。中国儒家对自然、社会、法律、政治、人有最整体性、有机性和平衡的看法，相信本体和谐，人有能力解决问题，不必绝望。这种人文精神在今天理性过度发展或丧失理性的时代很有作用。中国哲学世界化是人类面临各种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能提供人类思考线索。

中国哲学世界化的意义在于将中国哲学与世界问题连接起来，提供解决问题的指导原则，指向人类文化发展最好的前景 。中国哲学并非没有缺点，需其他文化补充改正，否则会过于统一化、实际化，少有异峰突起。中国文化只有了解世界环境、问题，接受其他文化优良传统，以自身经验为基础，才能开辟接应万变的方向，对世界有所贡献。因此，中国哲学世界化必须先讲现代化，现代化是世界化的前提 。

中国哲学如何做到世界化：作者重申“现代化”是方向，并需加强哲学人才培养教育。这需要有“为天地立心，为往世继绝学，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心怀。

关于《论语》与《易经》中的“时中”观念：作者在论文中探讨了孔子与《易经》的关系，认为两者相互为用。孔子删订六经是创造性贡献，将《易经》从卜筮系统转变为道理系统，使其潜在形上学观念显明。他用“历史传承论证”和“概念连结论证”说明《易传》是《易经》思想和孔子思想的发挥。孔子“五十以学易”与“五十而知天命”呼应，说明《易经》是天命之学。他强调《论语》是孔子早期思想，《易传》是晚期思想，两者互不冲突，共同代表孔子思想的两个阶段。

作者提出“时中”观念作为概念连结的关键。虽然《论语》无“时中”二字，但《易传》中大量使用“时中”、“时义”、“时用”等观念。“时”指对时间中处境的适应和实用。合乎中道即“时中”，是最高的德性，“德之德”。孔子在《论语》中对诸德的说明都是“时中”的说明。他将《易经》道德化，而《易经》思想则为孔子思想提供宇宙基础。两者相互为用，形成统一整体。《论语》因有《易经》而具形上学意义，《易经》因《易传》而明示形上结构，因《论语》而呈现道应转化与实现人生之深意。作者认为应深入“时中”道理解释《易经》，用《易经》为今天的中国哲学、世界哲学作建树工作。

附录四中国的昨日、今日、明日

此为对成中英教授的采访录，探讨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特别是台湾的经验和大陆的挑战。

检讨过去、现在、展望未来：作者认为，要谈中国未来社会发展，必须检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及其决定因素，审查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影响力量以及历史背景。核心目标是认识现实环境、传统与社会问题，并肯定理想和迈向的道路 。有了这两点，才能解决问题，实现理想，并消除社会困境，协调冲击。

台湾的经济发展经验：近二三十年台湾经济发展突出且成功。台湾正加速成为已发展国家。但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比西方更复杂，与文化、社会传统和国家处境有关。如何从尚未完全发展的经济走向完全发展并稳定下来，使社会所有人受益，并开辟新发展方向，是台湾面临的课题。

作者引用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说明儒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看法。儒家认为财富生产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财富的平均分配，才能走向安和乐利社会。财富应用来惠民，使社会走向文成教化的局面。目前台湾经济不患“寡”，但在国内因巨富增加、城乡差距、农工差距等问题，存在“患不均”现象。政府已注意到并采取政策协调城乡发展。

作者指出，计划经济有时未达目标，反而可能助长相反方向，影响财富均衡发展分配。要实现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的协调，达到均衡财富分配，必须考虑文化与价值因素 。例如，家族式管理阻碍了国际市场推广。人口问题也需重视，节制生育以减少财富不足问题。台湾对太阳能等自然能源的研究运用仍需加强。

台湾模式的借鉴意义：若台湾能做到“既不患寡，又不患不均”，其经济发展经验可用于未来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成为未来中国的一个指标与蓝图。中共也想借鉴台湾经验。若台湾能完善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将对大陆更有影响力号召力。但大陆人口压力巨大，能否达到台湾的财富水平是需思考的问题。作者深信，若台湾模式能实现并理解其中文化、价值、社会等因素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就能解决中国统一后的经济发展问题。

作者不赞成共产主义，认为其将经济作为政治工具，扼杀发展生机。他强调一方面利用自由经济的创发力和刺激力，另一方面要有适度计划，使经济有益于全民福利。计划经济必须考虑价值因素，不能只拿空洞主义作指导原则，需深入了解文化与价值。最终目标是在民生基本需要普遍满足之上，建立好的教育与文化制度，充实全民生活内涵，提高全民生活品质。

中产阶层的兴起：台湾经济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中产阶层 。在欧洲，中产阶层兴起推动政治改革。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大夫通过考试参与政治，与今天中产阶层推动政治的方式不同。今天台湾的中产阶层具有相对经济自由和独立性，不受政治干扰，能对政治作有益革新。这是因为台湾有自由民主架构，教育普及使知识分子增加。中产阶层有知识性和经济意识，追求经济、知识、教育、文化进一步发展。他们通过选举、大众媒介、非正式意见表达影响政治。未来中国社会也应强化中产阶层。

大陆“四个现代化”的挑战：中共推行四个现代化是反文革运动，需借重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但其极权模式使知识分子受到利用，发展受限。知识分子内心忧虑，对自身是否受重视信心不大。中共面临矛盾：既需要知识分子，又怕其产生反作用。大陆知识分子缺乏精神保障和经济独立性，不可能是中产阶层，除非中共体制改变。若大陆知识分子有了中华文化自觉，吸收道德勇气和知识良心，可能促使中共放弃共产主义。

中国文化的使命与未来：台湾应以中国文化传承者、中国历史使命承担者自许。经济上需实际考虑发展，文化上则应肯定自身为泱泱大国，具深厚历史传统，承担保存、发扬、创造固有文化之责。国内研究机构重科技轻人文，导致人文发展低潮。

作者强调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现代化即更新传统，与现代问题结合，以现代观念解释充实传统，使之与现代人需求、知识、价值结合。现代化后，推广至全世界，即世界化。世界化意味着将中国哲学文化贡献给世界，作为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蓝图。

作者认为，世界人类已面临新的决策关头，中国传统在思想、哲学、艺术方面可提供很多贡献。自由世界应警惕并加强文化、军事、政治、经济力量，防止共产主义扩散。不应有“恐共症”，要坚定巩固民主自由政治，进行高度自由的经济、文化发展。从根本上抵制共产主义，需强调文化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世界化，不仅可抵制共产政权，也可帮助其他国家。作者相信，作为文化上的中国人，可突破中共政权现状，在文化上肯定后，弃绝共产主义，走向正确道路。这最终将建立统一的中国，影响全世界走向民主自由的大同社会。

责任与抱负：台湾知识分子（尤其从政者）和政府当局应有长远理想和实际做法。责任重大，道路漫长，需自强不息，警惕，在现实与理想两方面同时准备和计划。需特别重视知识分子，结合海内外知识分子力量，为自由民主和未来中国社会奋斗。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力量应结合，为民有、民治、民享社会努力，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真谛。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