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山华族历史真相
本书主要讨论了马来西亚新山宽柔学校的历史及其围绕学校起源的争论。作者对现有的“原有论述”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关于学校由四位创始人于1913年创立的说法，以及育才学堂作为宽柔前身的观点。相反，文本提出宽柔学校的前身可能是一个由潮州社群创建并与义兴公司密切相关的私塾，后来在面临殖民政府打压的背景下，为了生存而转变为由五帮华人社群共同管理的公立学校。此外，作者也详细阐述了黄羲初在日据时期与华侨协会的关系，并探讨了殖民主义政策对华人教育和历史文献的破坏。
以下是《新山华族历史真相》各章节的详细介绍内容：
自序 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而是作者对新山历史的解读和评论散文。作者旨在不重复已知历史，拒绝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叙述，从人民大众的意愿出发，根据新发掘的资料提出新的史观，补充现有叙述的不足，并纠正谬误。本书的特点包括：将历史事件串联起来，揭示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影响，并以民族融合、合作共商、世界大同的视角审视过去。这些文章源于一场历史论战，旨在廓清历史，提升本地历史论述的境界。本书前半部分着重探讨新山华文教育史，包括：
- 新山华文教育始于港主时代，私塾教育与新式教育一脉相承，不可分割。
- 宽柔学校首先创办于港主时代，由潮籍人士所立，与义兴公司关系密切。因殖民地政府打压，宽柔由潮州社群转交各籍贯人士共理，成为公立学校。
- 宽柔由私立宽柔和育才私塾合并而成公立，由潮州、广肇、福建、客家、海南五帮侨领和社会大众群策群力促成，不应归结为黄羲初等四人所创办。 本书后半部分讨论烈士与纪念碑、文化侵略、华侨与苏丹的合作关系、港主时代的稳定性与多元性、被遗忘的华裔苏丹后法蒂玛、孙中山和汪精卫与华社的联系，以及殖民地政府的去潮化和封禁义兴带来的影响等。
缘起 新山宽柔学校的历史论争始于2010年，张礼铭发掘的新史料挑战了“原有论述”。论争中交织着英殖民地海洋文明、华侨儒家文化和独立后的民粹主义三种意识形态。论争逐渐形成“守成派”和“挑战派”两大阵营。廖文辉博士肯定张礼铭史料的真实性，并建议深入梳理“造神”过程，挖掘更多史料。
第一章：宽柔的前世与今生 本章探讨宽柔学校的创办历史和围绕它的论争。“原有论述”声称宽柔由黄羲初等四人于1913年创办。挑战派则认为，1913年的公立宽柔是此前已存在的私立宽柔或宽柔私塾的延伸，由五帮华社共同兴办。
- 定调历史的缘由：宽柔历史被“定调”始于1937年广帮领袖黄树芬担任新山华侨公所总理期间，并在郭鹤尧时期得到加强。潮帮在日据时期领导人凋零，导致其影响力下降。
- 黄羲初铜像风波：2009年为黄羲初树立铜像引发争议，张礼铭批评这是“颠倒是非黑白”的“造神运动”。舒庆祥否认为黄羲初戴上“新山华社一代伟人”和“族魂”的称号，并质疑学生鞠躬敬礼的说法。
- 树立铜像的经过：建像提议始于2002年，最初计划在宽中校园内，后因地点不适改为宽柔一小礼堂。有意见认为应为所有四位创办人立像，而非独选黄羲初一人。
- 铜像人物的遴选：批评华社缺乏民主决策机制，由少数领导人决定立像人选，体现家长制。
- 黄羲初等4人创办宽柔不容置疑？：舒庆祥认为“4人创校论”沿袭百年自有道理，质疑为何此前无人提出异议。挑战派认为这与“统一发稿”和民众对历史意识低下有关。
- 1913年宋木林带领铜乐队参加宽柔运动会吗？：黄羲初曾记载1913年宋木林带领铜乐队助兴宽柔开学典礼，但安焕然指出养正学校铜乐队1917年才成立，质疑黄羲初叙述的真实性。
- 义兴被禁成为“敏感课题”：英殖民政府打压义兴公司，导致华族史料遗失，形成历史空白。义兴被污名化，相关文物流通被禁止，造成“去义兴化”甚至“去潮化”现象。
- 报章为何没有“宽柔私塾”的消息？：林木卿在担任公立宽柔校长前，已在私塾执教8年，推测这所私塾就是私立宽柔学校。
- 1913年之前新山已有私塾：黄羲初和黄炎培的论述都提及私塾，且民众会将私塾与公立学校的书价进行比较，表明私塾的普遍存在。
- 儒教读本成为违禁品：英国人打压义兴，实质上是打击华人儒教思想文化，导致相关读本和文物被销毁。
- 亲日分子焚烧中文书籍：日据时期，各华校的中文科目被取消，许多原有图书被焚毁，包括宽柔学校的文献资料，导致早期私塾资料一并消失。
- 4人创校论源自于黄羲初的论述：黄羲初1950年的《沿革》是主流论述的来源，他描述潮帮代表邀请他将“育才小学”改为“五社公立学堂”。
- 黄亚福出任总理与广帮主导的争议：黄亚福担任总理是由于义兴成为敏感课题，需得到英殖民政府的批准，黄亚福作为华裔议员和富商成为折衷人选，并非广帮主导的明证。
- 潮州人与宽柔藕断丝连：义兴公司解散后将2万元余款捐给宽柔作为经费，董事部每年春秋两季拜祭明墓，表明潮州人与宽柔的特殊联系。
第三章：育才为宽柔前身之辨 本章主要辨析“育才为宽柔前身”的说法。
- “五帮共和”何时形成？：挑战安焕然“五帮共和”在港主时代已形成的观点，认为帮派合作是危机下产生的，而非早已存在。
- 宽柔私塾与育才私塾合并而成公立宽柔：育才学堂学生数量少，而公立宽柔有130名学生，表明私立宽柔也贡献了大部分学生，两校合并的说法更为合理。
- 育才是私塾而非新式学堂：黄羲初夸大育才建树，但口述历史和记载都表明育才是一所教“之乎者也”的私塾，而非“新式学堂”。
- 育才为非新式学堂的之辩：黄羲初本人缺乏新式教育背景，不可能开办新式学堂。潮籍人士林木卿留学日本，有新式教育背景，推测宽柔的新式教学模式来自私立宽柔。
第四章：南离敷教与宽柔初期 本章探讨宽柔学校成立初期的校舍和办学情况。
- 宽柔成立初期，在哪里上课？：史料对宽柔初期校址有多种说法，包括“华厦”、“陈旭年住宅”、“民房”和“双层店屋”，存在分歧。
- 黄炎培的宽柔学校素描：黄炎培1917年访问宽柔学校后，描述其拥有运动场、游戏室、纪念园，设有高等科、国民科、补习科、幼儿保育所等，规模庞大，设备精巧，与“双层店屋”等说法不符。
- “南离敷教”横匾的由来：北洋政府于1918年赠予宽柔“南离敷教”横匾，肯定校长林木卿的办学成就，而非黄羲初。
- 宽柔学校成绩展览会志盛：1917年的报道证实黄炎培的描述，宽柔校园拥有丰富的设施，这进一步支持私立宽柔办学认真且规模可观的观点。
第五章：关于私立宽柔的考据 本章深入考证私立宽柔的存在和其与义兴公司的关系。
- 林亚相专利区内的华校：1912年林亚相专利区图显示有“学校空地”，说明该潮州人社区内已有或计划建设华校。
- “新坡宽柔学校”：一份爪夷文资料提及苏丹欲将林亚相专利区内一栋“拥有许多房间”的宽大建筑物改为马来学校，推测这原是私立宽柔学校。
- 私立宽柔校舍被改为马来学校：私立宽柔的转型避免了其落入殖民地政府之手，没有蜕变为英校，体现了华社的睿智。
- “义兴公司学校”的蜕变：1919年义兴总部大厦平面图显示旁有一所“Sekolah”（学校），推测是“义兴学校”，后因义兴解散而变为英校。
第六章：港主时代华文教育的考据 本章考证港主时代华文教育的状况。
- 1892年的新山已有一所华校：柔佛政府索引显示1892年、1896年、1901年新山已有一所政府建设的华校。
- 苏丹阿布巴卡的种族观：苏丹阿布巴卡对教育持开放态度，鼓励华人移民，支持为华社建立学校。
- 苏丹依不拉欣创建华校：苏丹依不拉欣1902年教育法案规定所有柔佛公民（不论种族）必须入学，学习包括华文在内的各种语言，政府亦承担师资。
- 政府鼓励马来子弟学习华文：马来官员和子弟在港主时代学习华文，甚至入读华校，直到1930年因殖民地政府干预才停止。
第七章：柔佛私塾教育概况 本章概述柔佛私塾教育的普遍性。
- 早期华文教育的盛况：清朝官员、维新运动、孙中山革命以及流落南洋的读书人，共同推动了私塾在柔佛的兴盛。
- 私塾在其他城市的情形：麻坡、巴株巴辖等柔佛其他城市也有私塾记载，甚至印裔社区在1910年就建立了淡米尔文小学，表明私塾是普遍的教育形式。
- 新山华教历史从私塾开始：唐苏民、吴德钊、郑良树等学者都认为马来西亚华教史始于私塾教育，私塾是文化的“基地”和“传播站”。
- 华教界如何看待华教历史：马来西亚华教界将槟城五福书院（私塾）定为最早华校，表明华社接受私塾为华教的开端，视为与新式教育承先启后的过程。
第八章：华教历史从新式学堂开始吗？ 本章质疑“华教历史始于新式学堂”的观点。
- 华教历史始于新式学堂的观点：安焕然和舒庆祥认为1913年宽柔是“新式学堂”，与之前的私塾不同，是“全新的侨校”。
- 新式教育的弊端：西方“新式教育”侧重科技和经济，导致青少年被动、物质主义、缺乏思辨和道德培养，未能带来全面进步。
- 寻求物我的理性平衡：呼吁在科技发展中融入美德辅导和灵性认知，实现物我的理性平衡，借鉴中国科学与道德携手前进的模式。
第九章：港主时代的汉文教育 本章强调私塾作为文化传播站的重要作用。
- 私塾为文化的转播站：许多杰出的潮籍人物和早期知识分子，包括赵丽生、林义顺等，都曾接受私塾教育，私塾对他们的人格和成就影响深远。
- 私塾教育的优点：私塾虽“粗陋”，但因不受制度限制，更注重人格辅导和学习独立性，比制度化教育更能培养教育者的角色。
- 新加坡私塾概况：新加坡华教历史也以私塾为起点，各种形式的私塾（义塾、学堂、书院等）蓬勃发展，表明私塾与学校密不可分，是教育的延续。
- 关于英语流行的辩论：陈合吉的演讲提到“西文学校极盛时期”，但许武荣记载新山是“小汕头”，潮语盛行。黄羲初和郭鹤尧对宽柔教学语言的说法也存在矛盾，表明早期方言教学的普遍性。
第十章：造神运动下的黄羲初 本章批判围绕黄羲初的“造神运动”。
- 舒庆祥的造神运动：舒庆祥大力维护黄羲初的“先贤”地位，抗议董总未将其列入华教先贤名单。
- 黄羲初铜像：黄羲初铜像的树立被视为“造神”的表现，将其塑造为“宽柔保姆”和“新山华教之首创者”。
- 宽柔创办人不止黄羲初等4位：林博爱提及卓亚文、林天赐、韩京彝等多人也是宽柔创办人或重要参与者，黄羲初的记载忽略了这些人物。
- 论黄羲初的贡献：黄羲初虽长期服务宽柔，但并非领导人物，其在抗拒改制中的作用是集体行动，不应归结为个人光环。
- 郭鹤尧与黄羲初：郭鹤尧以黄羲初名义捐款是个人评价，不等同大众认可。西南联大例子说明教育成功在于大师，而非财富或建筑。
- 评述“广帮办学论”：挑战安焕然“广帮办学”理论，指出港主时代各籍贯人士划地而居，帮派融合是危机下形成的，并非传统。
- 广肇会馆是革命派的集中地吗？：黄亚福作为广肇会馆创始人是保皇派，而非革命党人。革命党在柔佛受到苏丹和政府的压制，黄羲初在广肇会馆公开进行革命活动存疑。
- 黄羲初立场摇摆：黄羲初在明墓建造、筹赈会辞职以及日据时期担任华侨协会要职等事件中表现出立场摇摆，缺乏坦荡和坚定。
第十一章：海南人对宽柔的贡献 本章强调海南人对宽柔学校的贡献。
- 张家仁与柔佛书报社：张家仁作为孙中山追随者，积极推动办学，是创办公立宽柔的功臣之一。
- 书报社推动办学：书报社在辛亥革命前后推动办学热潮，是殖民地政府打压的对象，其功能常被“原有论述”忽视。
- 韩京彝、韩壁山与韩士尊：这三位琼籍侨领在宽柔的创建和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倡导办学、担任董事和财政，但他们的事迹被“原有论述”彻底掩埋。
- 海南人的办学精神：海南人以“清洁，少嗜好”、“勤读书”、“团结”、“勤俭耐劳苦”著称，其办学精神和贡献不应被忽略。
第十二章：福建、客家及其他籍贯人士在宽柔的角色 本章探讨福建、客家等其他籍贯人士在宽柔的角色。
- 陈嘉庚捐助宽柔：南洋商人陈嘉庚也曾捐助宽柔，表明宽柔的创办得到跨帮派的支持。
- 卓亚文不拘泥于帮派纠葛：闽籍领袖卓亚文曾担任宽柔总理，并成立“五帮共管委员会”，致力于消除帮派主义的负面影响，谋求学校发展。
- 宽柔学校的英文名：宽柔学校英文名称的演变（Khuan Jiew, Fun Yew, Kuan Yew, Foon Yew）反映了潮、粤两帮之间的暗中角力，以及“去潮化”的趋势。
- 陈清江和郭钦仁：这两位闽籍人士是宽柔的早期班底和热心捐助者，但其贡献在战后历史中被忽视。
- 杜边与史联对：抗战结束后，杜边曾受聘为宽柔校长，史联对则参与了学校管理权回归董事部的谈判，他们是闽籍在宽柔的重要人物。
- 陈亚宝铜钟的启示：广肇烈士陈亚宝捐赠的铜钟，是宽柔珍贵文物，但他的义烈精神和贡献却被现有历史所忽视和扭曲，反而表扬了为虎作伥的华侨协会人物。
第十三章：抗日军整顿宽柔强化抗争意识 本章讨论日据时期宽柔学校的状况和抗日军的整顿。
- 宽柔成为培养汉奸的场所：日据时期宽柔被日寇占据，成为“奴化华侨学子的机构”，这段历史不应被略过。
- 抗日军整顿宽柔方案：日本投降后，抗日军（人民委员会）接管宽柔，旨在挽救华侨教育危机，复办学校，但遭到旧校董的抵制和破坏。
- 华团与抗日军会商：宽柔旧董事会与抗日军就主权归属问题进行谈判，郭鹤尧是谈判代表之一。
- 1945年的董事部被遗漏：1946年战后首届宽柔董事会（史联对任董事长）被现行校史删除，可能与抗战联系过深，被后来领导人为“铲除斗争因子”而刻意省略。
- 杜边整顿校务：剧作家杜边在抗日军接管宽柔期间被聘为校长，致力于重建民族教育。
- 抗日军对华侨公所的批评：抗日军批评华侨公所沦为少数人的私产，缺乏广泛侨众支持，呼吁民主选举恢复其代表性。
- 谈为什么没有看到锄奸：英国人迅速重返马来亚，培植亲英分子，导致为日本人效劳的华侨协会分子逃脱惩罚，使得“忠奸不分”。
- 荒腔走板的“历史不可更改论”：批判舒庆祥“历史不可更改”的论调，指出吴德钊的论文并非“官方文件”，且其内容实际上支持私塾是华教起源的观点。
第十四章：挽救一则历史佳话——苏丹后法蒂玛身份揭秘 本章旨在揭示苏丹后法蒂玛的真实身份和被“历史变脸”的事迹。
- 历史变脸术：港主时代的历史，尤其是华族贡献和苏丹后法蒂玛的身份，在后港主时代被扭曲或淡化，出现“去潮化”现象。
- 阿布巴卡与华侨达致互惠互利：苏丹阿布巴卡执政期间，欢迎华侨移民，通过港主制度发展经济，华侨成为柔佛的开拓者。
- 阿布巴卡的华社治理模式：阿布巴卡通过港主制度和“独尊义兴”政策，有效地管理华社，促进柔佛现代化。义兴公司领导华社开荒拓土，成为华社正经文教的桥头堡。
- 开启多元化时代：阿布巴卡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化之父，更在于他促成了社会的多元化，各民族文化在此水乳交融。
- “母仪柔佛者垂30年”：1891年《助报》报道苏丹后法蒂玛逝世，称其“入柔宫有数十年”，佐苏丹敷内政，地位显赫，与后世“第三任妻子”、“1885年进宫”的说法大相径庭。
- 中文名之争：法蒂玛的华文名有“黄亚娇”（粤籍）和“杨姓”（潮籍）两种说法，反映了历史叙述中的争议和偏见。
- “后本潮籍杨姓之女”：1891年《星报》报道法蒂玛葬礼，称其“本潮籍杨姓之女”，葬于皇陵，且有华人特色“华表柱”，显示其华裔身份和受王室高度敬重。
- 法蒂玛与黄亚福：黄强将军的游记和梁绍文的叙述都提及法蒂玛与黄亚福的故事，但存在细节上的不准确和想象成分，且将法蒂玛身份扭曲。
- 辅政者的角色：法蒂玛在苏丹不在国内时摄理政务，扮演了苏丹与华社之间的重要桥梁和顾问角色。
- “去潮化”现象：义兴公司被瓦解后，潮州社区影响力式微，粤籍领袖崛起，“去潮化”趋势导致法蒂玛的潮籍身份被改为粤籍，甚至被污名化。
- 史家笔下的法蒂玛：温雄飞等史家对法蒂玛的描述存在偏颇和不准确，甚至将其描绘成妓女，反映了当时华人民族主义的局限和对跨族群意义的忽视。
第十五章：新山最早的商场利泰兴专利区 本章考证新山最早的商场利泰兴专利区。
- 利泰兴港风貌：Lee Thye Heng专利区是新山最早的商业中心，罗温斯泰特游记也提及该区赌场。
- 路牌被拆除：纱玉街的“Lee Thye Heng Place”拱门被拆除，字迹被抹除，反映了对历史古迹和多元文化遗产的漠视，被改为“Pasar Karat”。
第十六章：文化交流要以消除偏见为目的——评安焕然：好赌？必要的魔鬼！ 本章批判对华人“劣根性”的偏见和历史诠释。
- “一群赌徒”：作者引用蓝天笔诗歌，指出安焕然将华人移民描绘为“一群赌徒”是带有偏见的，忽略了他们勤奋、守法的一面以及生存的艰辛。
- “必要之恶”：批判安焕然将义兴会党称为“必要之恶”，这与殖民主义者打压华人的逻辑相似，忽视了义兴在早期华社中的保护和组织作用。
- 黄佩萱的描述：黄佩萱的论述更客观，指出苏丹阿布巴卡认为华人会党有益华侨，应通过管制使其合法化，而非直接查禁。
- 港主法令管制私会党：港主法令规范了港主行为，约束私会党，促使义兴“去私会党化”，与苏丹合作维护治安和发展经济。
第十七章：从赌博风气看港主时代的社会特性 本章从赌博风气探讨港主时代的社会特征。
- 赌风炽盛的原因：港主时代赌馆合法化，烟酒供应充足，港主和政府从中获利，导致赌风盛行。当时赌博是经济课题而非道德问题。
- 港主时代的稳定性：港主时代柔佛政局稳定，容纳多元，经济快速发展，远胜于前。阿布巴卡“独尊义兴”政策促进了华社凝聚和稳定。
- 从动荡到稳定：阿布巴卡之前的柔佛君主制时期战乱频繁，民生凋敝。阿布巴卡推行港主制度，发展农业，带来70年的和平稳定。
- 韬光养晦之年：港主时代为华侨社会提供了发展空间，人口增长，文化事业兴盛，奠定了落地生根的基础。
- 港主被利益腐化：部分港主因利益腐化，盘剥工人，缺乏远见，未能因时制宜，导致潮侨在甘蜜业式微后衰退。
- 殖民主义打乱柔佛的稳定：英殖民主义者试图通过瓦解义兴和港主制度，制造冲突，以便介入柔佛内政，导致柔佛多元特色褪色。
第十八章：黄羲初开赌馆与粤语劝赌歌 本章揭露黄羲初曾经营赌馆的事实。
- 1914年的黄義初与宽柔之关系：档案资料显示，1914年黄羲初和骆雨生（宽柔创办人）与黄亚福签署合约经营赌场，这与他们作为“华教先行者”的形象形成反差。
- 粤语劝赌歌：当时报章刊登大量粤语劝赌文章，表明粤籍社群赌风炽盛。
第十九章：从明墓看掠夺者本色 本章从明墓的角度审视殖民者的掠夺本质。
- 两个“外来者”：对比华人移民（建设者、求生者）与英国殖民者（掠夺者、破坏者）的态度。华人带着良民思想，英国人则带着帝国傲慢和掠夺本性。
- 义兴被列为非法组织：英国人以“柔佛社团法令”解散义兴公司，但义兴在英人到来前已合法存在并领导华社开荒拓土，英国人此举缺乏民主磋商精神。
- 义兴的清盘与抗议：义兴公司被强行解散，清盘师陈二弟在法庭宣誓书中为义兴辩解，强调其促进社会交流、避免帮派冲突的宗旨，信奉儒教，并非秘密组织。
- 英国人为什么要打压义兴？：原因包括义兴权力中枢引起忌惮、分裂华社、抢夺资源、向苏丹展示力量，以及二元对立的殖民思想。
- 赶尽杀绝：义兴解散后，所有信物、文件和房产被政府收缴，流落民间的信物持有者可能被判刑，导致“去潮化”的文化侵略。
- “祭拜明墓纪念先人创办宽柔”：明墓是义兴公司余款捐建，每年由中华公会和宽柔学校拜祭，纪念义兴服务华社和热爱华教的精神。
- 明墓：明墓不是普通陵墓，而是安放义兴先烈灵位之地，是义兴在打压下“曲引旁通”保留传承的象征，昭示华侨落地生根的心愿。
第二十章：柔佛州华侨协会的几点考据 本章考证柔佛州华侨协会的亲日性质。
- 致给天皇的生日词：1944年，柔佛州华侨协会（亲日分子）在天长节庆典上向裕仁天皇致贺词，阿谀奉承，将日军侵略美化为“解放”。
- 华侨协会背叛民族：贺词显示华侨协会是一帮华族叛徒，不仅不关心民族苦难，反而为虎作伥，企图延续日军邪恶统治。
- 黄羲初在华侨协会活动的考据：史料（收据、英文报章）证实黄羲初曾担任新山区奉纳金会长（1942年）、新山区华侨协会会长（1943年），并升任柔佛州华侨协会理事长（1945年），显示其深受日军倚重。
- 华侨协会的角色：华侨协会是日伪政权统治华侨的工具，负责榨取钱财、推行日文教育、征招劳力、协助抓捕抗日分子，其行为背叛民族。
- 黄羲初与林文庆：舒庆祥将黄羲初与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相比较，为黄羲初辩护，但林文庆担任伪职多被同情，且其行为被视为人生污点。
第二十一章：孙中山、汪精卫与黄羲初 本章探讨孙中山、汪精卫与黄羲初的关系。
- 黄羲初参加同盟会：舒庆祥称黄羲初参加同盟会，但缺乏具体功绩证明，其后来担任华侨协会要职的行为与革命精神相悖。
- 柔佛州华侨协会为汪派人马：柔佛州华侨协会是汪精卫派的组织，其祝词歌颂日军侵略，将抗日分子称为“土匪流寇”，背叛了孙中山的理念。
- 南侨日报与南来革命先烈：质疑舒庆祥称黄海筹为“南来革命先烈”的说法，因其在家中“寿终正寝”，并非为革命牺牲。
- 孙中山有到过新山吗？：驳斥孙中山曾到新山并夜宿余邦道家的“传说”，指出缺乏史料证实，当时交通不便，且革命党在柔佛受到压制，孙中山不可能轻易前来。
第二十二章：黄树芬的历史悬案 本章探讨黄树芬战后回柔的悬案及其行为。
- 黄树芬返柔的三个版本：黄树芬战后返柔的时间有1945年和1946年两个不同版本，史料记载不一。
- 黄树芬的逃离：质疑黄树芬逃离新山时有“专机接送”的说法，指出当时兵荒马乱，交通困难。
- 逃亡前夕：黄树芬自述在沦陷前几天才决定离开，以避免落入“歧途”，暗示可能避免与敌人妥协。
- 黄树芳：黄树芬的弟弟黄树芳在日据时期担任新山区华侨协会会长（亲日组织），但黄树芬对此事讳莫如深。
- 为人诟病的两件事：黄树芬在战后未积极支持抗日烈士家属，且对兴建烈士纪念碑态度冷漠，反而将纪念碑用地转作学校用途。
第二十三章：从柔华总篡改历史谈烈士精神的陨落 本章批判柔佛中华总会（柔华总）篡改历史，导致烈士精神陨落。
- 华侨总会：战前成立的“柔佛华侨总会”是全柔华侨的最高领导机关，致力于团结侨胞、声援抗战，主席张开川等领导人英勇牺牲。
- 历史被篡改：柔华总复办后，将其战前历史、创办过程和人物事迹切断，只称是华侨总会的易名，导致华侨总会的辉煌历史被隐藏。
- 新山中华公会的复办：新山中华公会（前身“新山华侨公所”）在易名后仍保留了其战前历史，维持了历史脉络的连贯性，与柔华总形成对比。
- 义烈精神：烈士是为正义事业而牺牲的人，是民族信心的泉源。张开川、赵丽生、陈合吉、李天赐等华侨总会领导人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但他们的“烈士”称号却未得到现有历史的肯定。
第二十四章：新山广肇会馆的去烈士化现象 本章讨论新山广肇会馆对烈士的忽视。
- 广帮烈士陈亚宝：曾担任新山广肇会馆总理的陈亚宝，在抗战中成仁就义，但其事迹和精神在战后广肇族群史册中鲜少被提及，反而亲日分子黄羲初被推崇。
- 历史必须褒忠扬义贬奸斥佞：强调历史必须褒扬忠义，贬斥奸佞，才能培养民族意识和塑造民族性，警惕篡改或捏造历史的行为。
第二十五章：论新山少了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 本章探讨新山缺乏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问题。
- 共荣圈的虚假和平：批判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是军事侵略的幌子，激起了华人爱国爱生命的潜在意识，促使他们投身抗战。
- 文化冲突的军事化：马来亚抗日战争是军事与文化的交锋，日军对华侨实行“三光政策”，导致惨烈牺牲。新生总在幻灭后，胜利总与危机并存。
- 华侨殉难诸先烈公墓：柔佛各地有多个华侨殉难者公墓，但多数为墓地而非纪念碑，与其他州属和新加坡的纪念方式不同，反映了对英雄态度的差异。
- 新山哥文茶殉难烈士公墓：苏丹赠予新山中华公会6亩地用于建造抗战烈士纪念碑，但该地最终被拨给宽柔一小建设校舍，使得纪念碑未能建成，烈士精神未得到充分纪念。
- 建碑意志之消沉：未能建立纪念碑显示华社领导人对烈士的敷衍和对抗战的轻蔑，将土地转交给教育部，使华社失去话语权。
- 1947年公祭的疑点：哥文茶公墓碑文刻建于1947年6月，但有史料记载1947年3月举行了公祭，时间点存在矛盾，且前后报纸未见相关报道，推测公祭可能未举行。
- 建一座英雄纪念碑：呼吁为柔南一带的抗战烈士建立一座英雄纪念碑，以彰显他们的无私爱国精神，警示后人。
第二十六章：文化侵略的延伸 本章探讨文化侵略的深远影响。
- 郁达夫对文化侵略的论述：引述郁达夫对文化侵略的深刻见解，指出文化并非优劣之分，只有丰富或贫乏。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未能实现其目标。
- 明仁天皇访华：明仁天皇访华以文化交流为主，对日本历史罪行表达痛心，其和平姿态与裕仁天皇的侵略政策形成对比。
第二十七章：新山文史论争浅析 本章分析新山文史论争的本质和张礼铭的贡献。
- 论争本质与张礼铭的贡献：论争的本质是“当权派”文史人对“自由派”张礼铭新史料的打压，因为这些史料挑战了既有权威和历史信仰。
- 张礼铭对黄羲初的历史贡献：张礼铭揭露黄羲初在日据时期担任日伪组织要职，颠覆了人们对黄羲初的认知，冲击了黄羲初铜像的合法性。
- 张礼铭对宽柔的历史贡献：张礼铭否定“4人创校论”，提出宽柔私塾与育才私塾合并为公立宽柔，并揭示宽柔最早由潮州人创办，得到五帮支持，丰富了华人办学史。
- 张礼铭对义兴公司解散的解读：张礼铭指出义兴解散是殖民地政府无理打压，导致“去潮化”和历史扭曲，廓清了苏丹后法蒂玛身世、明墓、汉文教育等含糊现象。
- 张礼铭提出战后华社亲殖民地政府与去烈士化：张礼铭指出战后新山由亲殖民地（及亲日）人士掌控，他们推动“去烈士化”，在华社权益问题上采取妥协态度。
第二十八章：张礼铭的文史工作 本章纪念和评价张礼铭的文史工作。
- 张礼铭的贡献与离世：张礼铭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提供了耐心和详尽的资料，他在2022年2月10日去世，未能看到本书付梓。
- 宽柔中学对张礼铭的肯定：宽柔中学曾出版张礼铭的史料著作，三任董事长联名挽词肯定其研究对宽柔和华社的裨益。
- 张礼铭的史料来源：他通过档案局、州秘书署档案、各地图书馆、旧报章和人物访谈等途径收集了大量珍贵史料。
- 张礼铭的分享精神：他无私地与各地社团、文史工作者分享资料，包括麻坡的会馆。
- 各界对张礼铭的评价：韩庆祥、赖益盛、黄楚沅、黄建成、郑昭贤、孙彦彬等文化界人士高度评价张礼铭的史料发掘、纠正历史谬误和无私奉献精神，称其为“真文史人”。他的遗愿包括揭示华裔苏丹后法蒂玛的真实身份，以及华人参与麻坡铁路建设的贡献。
后记与鸣谢 作者李开璇感谢张礼铭先生无私提供珍贵史料并耐心审阅，以及新山文化界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使其得以完成本书。书中出版印刷费用由多位文友和热心人士赞助。
各界对本书的回馈选录 多位社会工作者、作家、前报人等对本书给予高度评价，肯定其挖掘真相、纠正历史谬误、补充华族历史空白的努力和意义。他们强调历史的真实性、辩证性，以及忠义正气的重要性，并期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