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

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社会主义》一书，该书由萧公权等人编著，并附有甘友兰撰写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以及萧公权关于康有为社会思想的论述。这些来源共同探讨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变迁，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引入与发展。书中不仅收录了对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等重要思想人物的分析，还回顾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潮的演进。总体而言，这些文本旨在全面梳理和评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思潮冲击下，如何探索国家出路、改革社会制度的历程，尤其侧重于康有为的世界化理念及孙中山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联。

《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社会主义》是《文化中国丛书》的第六辑，这套丛书的总目标是尝试整理前人在文化思想界的努力成果，并为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参考。这套丛书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尽可能网罗过去重要的思想思潮和论述，另一方面整理近年来的新研究成果，并选择性地介绍或翻译中国研究的优秀论述。在研究方法上，丛书强调社会科学观点的比重，并设有“书评”部分以扩大视野。

《文化中国丛书》共包括八辑，分别是：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国现代化的前瞻、民主与中国、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西方学者论中国。其中，第一、二辑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进行理论和经验性批判与整体检讨；第三辑从历史与社会科学角度检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主发展的成因及民国以来民主制度、宪政制度的演变和思想人物的角色；第四辑广泛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收录了当时参与者的回忆文字及国内外重要研究篇章；第五辑从人文与社会科学观点检讨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中国的角色与使命，并选择性论述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历程。第六辑《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承接第五辑，专门研究近代中国典型的思想人物，如思想家、各种主义的倡导者以及文化界、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第七辑审视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症结、儒家的近代命运及中国文化独立的可能。第八辑则系统介绍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及晚近有关中国研究的西方著作。

《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的出版目的在于整体介绍史学家们对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的研究与解释，帮助读者从思想意识变化的角度观察近代中国变迁，了解近代中国人在面临三千年大变局时的内心反应。其论文选择在思想人物和思想内容方面力求广泛，以呈现近代中国思想的复杂脉络。在资料搜集和内容安排上，本辑采取以“思潮”作为编辑分类的准则，而非过去同类型著作以“人物”为分类标准。这一选择是基于两项考虑：

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特征是西方各种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传入，导致思想界纷杂，长期论战，至今中国分裂局面仍基于此意识形态之争。从“思潮”角度出发，能更適切地认识每位思想人物在思想史中的地位，并对各种思潮的整体发展有脉络性的了解，从而认识思想意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
目前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仍以“人物”为中心居多，以“思潮”为中心的研究成果不多，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点使得难以全面了解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因此，本套书希望通过以思潮为中心的方式，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

本书选择的思想人物不限于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而扩展到文化界、知识界和政界的重要思想性人物。入选人物需满足三个条件：生前或逝后在思想上曾发生具体影响力；可进行历史性检讨（主要为已故者，但在世者如学说事迹已成定论或可客观研究亦可）；有相当质量的研究成果可资引介且当前环境允许。

以下是本书各章节的详细介绍：

中国社会主义运动 该部分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时代背景，指出中国工业落后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相比欧美国家起步晚。虽然19世纪中叶后中国开始发展现代工业，但初期为军用，后期民用工业受官督商办性质影响，且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工业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逐鹿场，民族工业难以成长。直到辛亥革命后，民族工业才获发展机会，尤其欧战期间纺织业兴盛，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也才蓬勃发展。该部分强调，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最早具有远见的社会思想家，他认为中国革命不仅要解决民族和民主问题，还必须同时解决社会问题。他主张中国社会革命可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完成，以避免重蹈欧洲流血覆辙，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孙中山早在1898年便提出三民主义（内含民生主义），其社会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已成熟。1905年同盟会誓词中的“平均地权”初步揭示了民生主义内容。1906年《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明确指出“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饧时代”。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1912年正式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号召，强调平均地权，并提出节制资本的初步纲领。尽管当时其思想曲高和寡，但他投入巨大精力说服反对者和同志接受社会革命原则。文章指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导致二次革命，使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运动被迫延迟，思想界出现真空，这被共产党利用，导致共产主义在后来渗透为患。1922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讲《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再次阐明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提出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两大纲领。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三民主义，完成整个体系，其中民生主义是其基本目的和精神中心，吸取欧美社会思想精华，主张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建立福利社会，类似英美福利政策，并认为三民主义是建立大同世界的工具。该部分还简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如中国社会党、中华劳工党等，认为这些早期活动多偏重思想宣传，实际行动较次。五四运动激发了思想潮流，劳工运动高涨，如1919年五四罢工和后续的经济斗争（如广东机器工人罢工、香港海员罢工、萍乡煤矿工人罢工、正太铁路工人罢工），以及1923年“二七”流血罢工和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罢工、广州香港大罢工。文章特别指出，这些劳工运动中北方及长江一带的劳工能与知识青年合作，表现出自动自发的政治觉悟，而共产党的“冒称”其成绩是无耻谎言。该部分还介绍了各地工会组织的发展，如湖南全省劳工会、湖北工团联合会、上海总工会等。在国共斗争部分，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劳工组合书记部与国民党争夺劳工运动领导权，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名义欺骗工人，并召开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共产党还采取专横手段摧残非共工会，如合并上海工团联合会、消灭湖北工团联合会和湖南劳工会等。国民党虽然工运领导权旁落，但在劳工政策和运动提倡上不遗余力，如1922年废止禁止罢工的法律，1924年制定劳工法和工会条例。文章还指出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农工部长林祖涵的庇护，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干部，导致其在北伐期间控制农民组织，并最终成为叛乱力量。最后，该部分批评毛泽东的马列主义，认为其所谓“新民主主义”无非引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词句以欺骗世界，实际建立奴工营并武力镇压农民，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
理想与现实——康有为的社会思想 该部分探讨了康有为的社会思想，指出他有双重角色：一个实际改革者和一位乌托邦式的思想家。康有为的思想活动在两个层面中交替：一方面关心中国庶务，致力于挽救沉没中的帝国和批评濒危的共和国；另一方面投向理论建构和思辨。他的思想转变受儒家经典、佛学和西方科学的影响。康有为通过西方书籍，了解到“显微镜和望远镜也为他展现了一个全新的知识远景”。这些西方知识要素使他打破传统看法限制，并促使其社会思想世界化。他的著作《康子内外篇》中虽然没有提出一套系统的哲学，但指出了他当时思想的概貌，他从对人性的假设开始，认为人的智慧聪明来自宇宙和生物的进化，道德感和意识是“大脑小脑”及“脑气筋”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行为和价值最终受神经生理过程支配。康有为认为人类的“欲望”是重要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强制人类欲望的“自然结果”。他指出当时的中国苦于不完善的制度，如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崇良抑贱等不平等现象，并预言“百年之后必变三者，君不专、臣不卑，男女轻重同，良贱齐一”。康有为将此观点与“佛氏平等”视为同一，也可能受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启发。在《实理公法》中，他提出了激进的“公法”，主张自由恋爱、废除传统婚姻、社会承担儿童抚养、父母子女平等、长幼平等，否定传统家庭制度。他认为“后人知识必胜于前人”，提倡学术自由，反对无条件服从师长权威，甚至认为“圣不秉权，权归于众，古今言论以理为衡，不以圣贤为主”。然而，他相信客观真理存在，并应通过普遍投票来教化未成熟者。文章还提到，康有为在写作《实理公法》时，已找到世界化进向的路径，并为其“一元世界”的乌托邦理想奠基。尽管《实理公法》偏向个人主义，而其乌托邦著作《大同书》则更倾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但《实理公法》作为独立思想家的首要凭证仍具价值。
梁任公的社会思想 该部分详细介绍了梁启超的生平、思想特质、进步思想、教育思想、地理与文明的关系、民德与民俗以及理想世界。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启蒙大师和革新运动者。他的思想深受康有为启迪，但在学术渊源和性格上有所不同，最终导致思想分歧。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扮演重要角色，后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他曾与孙中山密切往来，但后因康有为反对及理念分歧而走向对立。辛亥革命后，他投身政党政治，短暂担任司法总长，后因袁世凯称帝而辞职，转而反对袁世凯。晚年致力于社会事业和学术工作，成就斐然。梁启超的思想特质包括：政治思想丰富，其言论几乎都与政治相关；流质易变，缺乏系统，但他勇于接受新思想、介绍新学说；感情丰富，热爱祖国，其思想变化常受情感刺激，但救国热忱始终如一；思想广博而不深入，致力于大量输入西方学说，但未能深入专精。梁启超的进步思想体现在他认为社会是进步的，人类社会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而非停滞或循环。他认为“竞争是进步的原动力”，深受达尔文“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学说影响，强调竞争是文明之母。他指出人类社会循螺旋形进化，进步方向是持续向上。在教育思想上，梁启超主张变科举、兴学校以开启民智、培育民德。他强调教育内容应融中西文化，重视政治教育。他提出教育宗旨是培养国民具有人格、人权、自动、自主、自治、自立的精神。他尤其重视小学教育，主张由国家强制推行以普及国民教育。他还提倡师范教育，认为其对改进教育至关重要。梁启超也高度重视女学，认为母教对儿童成长影响巨大，且女子受教育对人类幸福有莫大帮助，这反映了他倡导男女平等的思想。他强调人格教育，推崇牛津剑桥大学重人格教育的模式。在地理与文明关系方面，梁启超深受西方地理决定论影响，认为地理因素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密切相关，如高原、平原、海滨之地对文明的影响，气候对文明发生的条件。但他不认为地理因素能决定一切，强调人类智慧能改造环境，相信“人定胜天”。在民德与民俗方面，他将道德分为公德与私德，认为两者皆不可或缺。他指出中国国民最缺乏的是公德，导致国家衰落。他认为道德的外显标准可随时代和群体利益改变，不必泥古不化，应追求一种新道德。至于私德，他认为当时中国人的私德堕落，但私德对个人修养和国民团结都十分重要。在理想世界方面，梁启超的终极理想是世界主义，希望在列国之上建立世界政府，甚至曾以“世界公民”自居。他认为国际联盟的成立是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调和的表征，并寄予厚望。他主张建立联邦式的世界政府，认为中国人素有“天下一家”的理想，先秦政治思想也纯属世界主义。梁启超认为国际部队的建立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手段。最后，该部分总结了梁启超对时代的贡献，包括开启民智、鼓吹民权，其著作和言论在晚清民初思想界、政治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辛亥革命前的无政府主义者 该部分探讨了辛亥革命前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文章指出，共和派革命家们决意确保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因此强调中国必须富强，受国际社会尊重，通过反满和宣扬中国祖先发现的新政治经济制度来唤起民族特色。然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这种狭窄的民族主义持轻视态度，他们相信人类共有的同胞爱，并希望与传统完全决裂，认为将中国思想制度与西方相比是一种对古老传统的依恋。刘师培是其中代表，他倾向传统而严厉抨击西方，其观点在其他革命文学中罕见。他反对1908年革命，甚至日后扶植复辟势力。刘师培认为，如果必须有政府，他宁愿保留原有制度而非西方模式，但他最希望的还是无政府状态。他理解政府的存在与国界、社会阶级、财富和军队密切相关，认为为终止战争、消弭阶级制度，必须废除军队和财产，推翻政府，除去国界，土地财富均分，最终消除逐利和占有欲，实现完全平等。他甚至认为工业化将使社会分为资本家和劳工两个阶级，而平民将受富者控制。刘师培指出，阶级隔阂是一种长期退化过程，人类从生而平等堕落为人为的不平等，并通过政府与人民、资本家与劳工、强国与弱国三种关系分析这种不平等。东京和欧洲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都强调人类生而平等及全人类共为一体，以此反对排满思想。吴稚晖也对民族主义持保留态度，认为其不够彻底，强调自由与平等。文章总结，吴稚晖对科学和进化论的普遍信仰，以及对所有新事物就是好的理念，推动了中国知识革命的快速发展。
评高著《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 该部分评论了高著《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指出其优点在于深入分析了民报，使读者了解该时期激进知识分子的所思所志。但文章也提出，该书将时限限定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未能满足读者对革命领袖群思想全面了解的期望，认为这范围限制“有欠合理”。评论指出，中国激进思想并非始于一九〇五，并以梁启超为例，认为他虽被作者视为改革家，但在1903年以前也曾提倡激进主义，其“破坏论”实为革命之意。此外，评论认为作者在追述章炳麟的无政府主义时，将其视为保守的、传统的激进主义者，但却忽略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其乌托邦理念（无国家、无家族、不重夫妻关系、火葬场比拟为肥料工厂）实与无政府主义无异，康有为在激进主义方面也应有一席之地。文章还指出，作者认为革命党过于急切地将现代化移植中国，导致失望而掀起多次革命，而梁启超的思想虽能吸引一时，却不能令人长久服膺，这显示革命和改革有很大不同。
刘师复和他的思想 该部分详细介绍了刘师复（1884-1915）的生平及其无政府主义思想。刘师复早年受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影响，并与刘光汉夫妇在东京组织的“社会主义讲习会”有所接触。他回国后在香山创办女子学校，提倡女子教育。1907年，他因试图刺杀广东提督李准而受伤入狱三年，狱中著作《哮语解》和《狱中笔记》展现其才华。出狱后，他到香港组织暗杀团以反抗强权。刘师复的思想受狱中经历和研究影响，坚定了无政府主义信仰。他在《驳江亢虎》中系统阐述其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伦理等多个层面。刘师复主张社会公产、废除私有财产，认为所有劳动所得均为社会公物，人人自由取用，共同享受幸福。他提出废除一切政府（无论中央或地方）、军队、警察和监狱，废除一切法律规条。他主张自由组织公会，由劳动者而非首领管理，无章程规则限制自由。在婚姻方面，他主张废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子女由公共产育院抚养和教育，并反对“贞淫”说，认为这是“没尽天良之男子，用以欺压女子之谬言”，提倡自由恋爱。他认为所有儿童应接受教育直至20或25岁，毕业后从事劳动至45或50岁后在公共养老院休养。他还主张废除一切宗教和信条，提倡“互助”的天然道德自由发展。刘师复对江亢虎的批评主要围绕其对社会主义的混淆认识，认为江亢虎的主张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属于国家社会政策，与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相去甚远。刘师复认为江亢虎“盲然为无谓之反对”，其思想幼稚。文章总结刘师复是“有毅力、有勇气、有热情、有道德”的无政府主义者，其对江亢虎的驳斥，揭示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者思想的幼稚。
民初各派社会主义之政治思想 该部分介绍了民国初年中国各种社会主义派别及其政治思想。

中国社会党：由江亢虎于1911年成立，宣称“完全社会主义”，在南京设有本部，并在各地成立支部，是第一个公开的社会主义政党。该党主张有限制军备、采用单税制、提倡营业自由和财产独立，但这些主张被认为是国家社会政策而非真正的社会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以李煜瀛、吴稚晖、张继、刘师复、景定成、郑彼岑、郑佩刚、梁冰弦等为代表，他们宣传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学说。李煜瀛等人在巴黎发行《新世纪》革命刊物，提倡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以互助论为根据，并介绍卢梭、伏尔泰、拉马尔克、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和著作。刘师复等人在广州组织晦明学舍，鼓吹无政府主义，后因被封禁而转至澳门、香港继续出版刊物，并成立心社，制定无政府主义十二条作为党员遵守原则。
基尔特社会主义派：该派主要在民国八、九年（1919-1920年）间出现，以张东荪、郭梦良为中坚人物。他们的言论最初发表于《解放与改造》，后在《改造》和《时事新报》副刊上刊登。张东荪还曾组织今人学会。该派主张和平与渐进的社会革命，反对急进，与科尔的思想相投。张东荪认为中国应先发展实业再谈社会主义，引发了与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是最圆满的社会主义，虽源于英国，但其原理可普遍应用，并建议罗素研究中国的同业公会以寻找基尔特主义的遗迹。该派人物还介绍了科尔的著作，与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进行理论对立。章行严回国后力倡农村自治和农村建国说，与此派思想接近。

孙中山先生国家建设之理论 该部分探讨了孙中山的政治理论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并将其与二战后西方政治现代化的理论进行比较。文章指出，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人民在建设民主共和政体上的辉煌成就，为世界许多民族提供了启示。孙中山不仅是国民革命的领袖，也是一位政治理论家，其建国理论对中国统一、民主和现代化的政治体系建设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文章还批评了三种关于孙中山思想的误解：一是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导致国共合作的错误判断；二是认为孙中山的社会革命是不流血革命，而中共宣称放弃流血斗争，就应与中共言和，这被视为误敌为我；三是认为国民党未实行为何应将统治地位让给中共，这更是敌我不分的最高表现。文章强调，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是一个“集古今中外社会科学和政治制度之精华，再加以自己所独见创造的许多真理所融铸之整个的完美的思想体系”。他的三民主义最终目标是实现世界大同，渊源于孔子思想，并强调恢复中国固有道德和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
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体系 该部分深入阐述了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指出其核心是三民主义，并以“知难行易”学说作为政治思想基础，旨在破除中国数千年来因“知之非艰，行之维艰”而养成的“行艰”心理。孙中山认为，过去学者偏重“行”而忽视“知”，导致中国不振。他强调“知”与“行”均为生活所需，真正的知识来自生活，并以生活需要作为“行”与“知”的起点和终点，这是他思想方法的精妙之处。此外，孙中山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民生史观”，他认为“民生”是社会现象的基础要素和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进化基于人类“生之要求”。他将人类求生存的努力归纳为“保”（自卫）与“养”（觅食）两大方面。社会组织从“群”开始，兼具自卫与觅食功能，其发展导致民族、政治和经济关系不断复杂化，社会因此不断进化。孙中山的伦理思想建立在利他主义之上，认为利己心不利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提倡以服务心代替竞争心，将“服务”作为新道德的实践基础。
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 该部分专门讨论孙中山“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说法，并进行解释。文章指出，孙中山早期言论中并未说过类似的话，甚至在1912年反对共产主义，认为集产社会主义才是当时唯一要图，且在1919年认为当时流行的“社会共产主义”是危险的。直到1923年与越飞发表联合宣言时，他仍声明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然而，在决定联俄容共后，他的态度改变了。文章列举了孙中山三次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情形：1923年11月在批示老同志反对容共的呈文时；1924年1月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解释民生主义，劝诫国民党老党员和共产党员勿互相排挤；以及在相关著作中，他将“共产”解释为解决人民衣食住行问题、无贫富悬殊、人民安乐的状态，而非废止私有财产制度或消灭政治组织。文章还指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三个区别：范围不同（民生主义包括共产主义，顾及士农工商四种职业，共产主义只着眼无产阶级利益）；方法不同（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通过和平手段，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目的不同（民生主义目的是求全国人民的幸福，共产主义是消灭阶级）。文章强调，孙中山当时的说法是针对特定时势和人物的宣传策略，而不能简单重复，否则将犯“敌我不分”的错误。
孙中山先生政治思想系统之完成 该部分重申了孙中山思想系统在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完成，其核心是三民主义。文章强调了“知难行易”学说作为政治思想基础，旨在破除国人因“知之非艰，行之维艰”而养成的苟且迂阔习性，以知识作为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途径。它还指出孙中山思想的另一个基础是“民生史观”，认为人类社会进化和所有社会现象都根植于人类“生之要求”。
评林白乐著《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学说》 该部分是对林白乐所著《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学说》的评介。林白乐的著作强调孙中山一切意念和行动都围绕着“中国人和中国固有文化的生存”这一最高价值。他指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旨在将民族国家的概念注入中国人意识，代替崇洋或盲目排外的两极态度，并强调中国民族主义是通往世界主义的道路，但在民族问题未解决前，谈论世界主义是空想。林白乐认为孙中山的政治学说是反极权的，倾向于鼓励知识自由，而非严格的意识形态协调。孙中山在民主政治方面，吸收西方代议制的同时，结合中国旧有的考试和监察制度以弥补不足。林白乐确认孙中山的“权能区分”学说是一项原始贡献，其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旨在调和革命与进化，保持革命成果。孙中山的伦理思想强调服务人生，以弥补天赋不平等，并认为人类进化应以互助为原则。文章还引用林白乐的观点，赞扬孙中山在援助计划上的远见，其民生主义的应用为政府功能开辟了幸福途径，且避免了共产党经济模式的代价。
廖仲恺（1878-1925）——一个中国革命家 该部分是关于廖仲恺的传记和研究计划。文章指出，中国古籍中的革命是单纯的朝代更迭，对统治阶层影响不大。但清末的革命则被认为不够，孙中山提倡同时推行种族、政治和社会三种革命，以求中国富强。文章提出，此次革命的领导人物是新的知识分子，他们受西方思想影响，对国内现状不满，但对西方认识不够彻底，易存幻想。廖仲恺是其中之一，他生于美国，早年受排华刺激，深知国家强盛对华侨保护的重要性。回国后目睹中国局势危急，认为“救亡”比“自强”更实际。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到大量中国留学生和各种思想（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并与革命分子交流。廖仲恺早期致力于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权主义。他协助孙中山进行财政工作和北伐计划，但遭到陈炯明的反对和囚禁，使他认识到仅凭自身力量完成革命是不可能的。文章重点提及廖仲恺与联俄容共的关系，指出孙中山和廖仲恺等受俄国革命影响，尤其在西方国家未能给予中国合理协助后，俄国放弃在华特权的宣言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迷惑。廖仲恺对共产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存疑，但出于形势接受联俄容共。他致力于群众运动，担任农民、工人部长，并支持妇女运动，因此被怀疑是共产党，但多次公开否认。最后，廖仲恺因触动军人势力而于1925年被谋杀。文章总结廖仲恺参与革命的20年是中国革命从政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的过渡时期，领导人物也从旧到新，他们尝试各种救国方案，但对西方认识不够，未能完全放弃传统文化。
陈独秀早期思想探析 该部分分析了陈独秀在“五四”前后的思想方向，指出他倾向虚无主义的意识趋向，并通过《青年》和《新青年》杂志推动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早期思想的重点是爱国家、爱人民，追求国富民强，并以强烈“平等”意识为基础，期望建立英美式民主政治，因此衍生出反孔教的主张。他认为国家有“可爱”和“不可爱”之分，不顾国民忧乐的政府（如袁世凯政府）不应被爱，这导致他早期的悲观论调。陈独秀批判儒家思想是封建官僚制度产物，导致社会不平等，并认为在军阀专政下提倡爱国只会助长肆虐人民。他曾陷入深渊，但后来思想有所转变，认为法兰西人代表的近代文明（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能使世人摆脱愚昧，进入文明幸福世界。他的“人道观念”和对“平等”的重视是一生所坚持，这影响了他后来对共产主义的态度。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影响了他，使其强调国民公德私德的改善，并主张学习西方以求强。陈独秀将人权作为个人本位的主张，包括思想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个人自由权利受宪章保障。他强调“以法治为本位”来对抗宗法制度，认为五伦关系束缚个人独立，阻碍民主自由。他在《每周评论》中提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宗旨，核心在于“平等”意识。他认为“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是共同目标，但其“平等”观更偏向“为民请命”而非孙中山的“大同”境界。陈独秀早期的虚无倾向导致他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认为儒学与共和政体不相容，必须“倒孔”，并推行白话文运动以清算旧文学。他甚至主张废弃汉字汉语的“世界语运动”，认为“虚无”至此令人悲叹。
陈独秀思想的三部曲 该部分将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分为三个阶段：从虚无主义到共产主义，再到晚年回归民主主义。

虚无主义时期：陈独秀在“次殖民地”的中国背景下，对国家现状感到不满，认为中国积弱是未能成功实行西方民主政治所致，而原因在于中国固有文化与民主精神相悖。他主张“全盘否定”固有文化，接受民主与科学（德先生、赛先生）的洗礼，通过“伦理革命”（倒孔）和“文学革命”（清算旧文学、推行白话文）来清除旧思想障碍。
共产主义时期：陈独秀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信徒，受到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六三罢工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加拉罕宣言的迷惑性以及中俄两国在历史、版图、人口、腐败政府和破产经济上的共同性，使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产生好感。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展现了“新青年”的觉醒，促使陈独秀从实际改造政治的观点走向共产主义。他在1920年5月成立中共临时中央，被推为总书记。然而，该部分也提到梁启超和张东荪等知识分子对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的怀疑，认为应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对抗帝国主义。
回归民主主义时期：1927年国共分裂后，陈独秀开始反思，认为十月革命后苏联轻率推翻民主制，以独裁代替民主，导致了人类的悲剧。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民主”是空洞名词，真正的民主包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的自由。他列举了英美法民主制与俄德义法西斯制的对比，认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党的独裁”代名词，最终导致个人专制和官僚腐败。在晚年，陈独秀重新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认为各民族有其“国粹”，应保存并以科学方法整理。文章总结，陈独秀在摧毁旧价值方面贡献巨大，但在建设方面有所欠缺。他最终抛弃马列主义，成为民主的斗士，这表明他是一个睿智和冷静的学者。

陈独秀：从反传统到民族革命 该部分继续深入分析陈独秀对“民族主义”和“革命”概念的贡献，以及他思想的转变。

反传统：陈独秀的民族主义解释不同于国民党，他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并强烈抨击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其含有“毒素”。他憎恶科举制度，通过白话文学运动作为打破传统的工具，将其视为文化和政治手段，而非仅是传播媒介。
反统制论的政策：陈独秀倡议新政治，反对传统中国或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社团，认为它们为自私目的而控制国家。他对政党和军队持怀疑态度，认为政党只关心狭隘阶级利益，军队则篡夺人民权力。他欣赏朝鲜非暴力示威的策略，认为应组织新的人民阵线而非依赖军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反民族国家、反代表阶级私利政党的理论基础。
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文章分析了共产国际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推行反帝国主义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及陈独秀对此策略的批评和分歧。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应是两个不同历史发展，并不赞同越过中产阶级阶段。他虽然同意支援民族主义运动，但坚持保持共产党独立于国民党之外。文章指出，共产国际的政策使中共将反帝国主义作为斗争重点，但国共分裂后，中共战略转向反封建的社会革命，有时甚至表现出反民族主义立场，如中东铁路危机和闽变。
社会革命中反传统的再调整：陈独秀对义和团的重新评价，显示其反传统运动受到反帝国主义影响。他谴责义和团的迷信和野蛮排外，但后来将其赞扬为反外国侵略的民族反抗运动，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陈独秀与现代中国 该部分概述了陈独秀在近代中国的角色及其思想演变。陈独秀诞生于中国历史转折点，曾拒入同盟会但后接受革命政府高官，后又反袁。他创办《新青年》杂志，目标是打倒传统儒家思想和鼓励青年接受西方思想（民主与科学），推动反孔运动和文学革命。他的贡献在于摧毁旧价值体系，促成了五四运动的诞生和中国社会的蜕变，但其贡献“破坏多于建设”，未能为中华民族指明明确方向。文章探讨了陈独秀未能成为成功共产党领导人的原因，包括其不了解组织的重要性、对军队的仇视以及其民主观念。陈独秀的民主观念使其怀疑国民党北伐的真正动机，认为其未能带来社会变革。文章最后将陈独秀与孙中山和梁启超进行对比：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强调儒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陈独秀则强调中国需建立在西方进步思想上。陈独秀与毛泽东也不同，毛泽东强调“枪杆子出政权”，而陈独秀虽倡导群众运动，却不是群众运动的权力中心。梁启超是改革家，思想多变；陈独秀则是激进主义者，政治原则不妥协，其打倒偶像的个性使其成为望重一时、德术兼修的领袖。
瞿秋白的一生 该部分详细介绍了瞿秋白（1899-1935）的生平、思想及政治活动。瞿秋白出身士绅家庭但家道中落，母亲自杀，导致他幼年体验到“垂死的大家族制度之苦痛”，并形成悲观厌世的哲学思想，但后来转向寻求“光明的路”。他受到五四运动冲击，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并组织《新社会》旬刊，讨论社会改造、劳工和妇女解放等问题。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最初是模糊的。俄国文学作品及其所含政治观点深刻影响了他，特别是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其相信布尔什维克的手段是正确的，从而加入共产党。他作为《晨报》驻苏俄记者和东方大学助教，通过工作接触马克思主义和俄共文献，使思想发生大转变。回国后，他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问题，成为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并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社会阶级分化、阶级斗争及与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他撰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和《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等理论性著作。他在中共五全大会上批评彭述之和党的政策，其动机尚不明。他曾负责编辑代替《响导》的《布尔什维克》，并推行暴动路线，但因暴动失败而承担责任。1928年中共六全大会解除其中央书记职务，他留在莫斯科两年，研究汉字拉丁化，并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文艺理论，与鲁迅建立了友谊。1930年回国后，重新领导中共时间很短，在四中全会受王明派打击而离开政治工作，转入文学领域。1934年他被留在苏区进行隐蔽工作，次年被捕。在狱中，瞿秋白给鲁迅和郭沫若的信中表达了对政治斗争的疲惫和对文学的遗憾，称自己不是“战士”，对“生命结束”感到平静。他最终于1935年6月18日被枪决。文章指出，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称自己加入共产党是“历史的误会”，并引用他被指为“叛徒”和“消极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说法，反映了他思想的复杂性。
新中国的维新嘉士——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三先生 该部分将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三位先生并称“维新嘉士”，探讨他们对“新中国”思想运动的贡献和承启关系。

康有为：主张“尊王”，向光绪皇帝要求“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在美洲组织“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促使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诏，被称为“维新派”。康有为自26岁起便开始提出新思想，如创“不裹足会”、“人类公理”（大同之制）、“天然历法”，并提出“地球万音院”、“地球公议院”等构想。他在万木草堂讲学，教育学生“求仁之义”，并结合中外之故，探索救中国之法。他曾多次上书皇帝，建议变法以图强，如“开制度局”、“设法律局”等，并预言中日甲午战败。他在甲午战败后，联合各省举人上书，请拒和、迁都、变法，提出富国六法（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和养民四法（务农、劝工、惠商、恤穷），并强调教育和学习西方科学。
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其言行重点从“治者”转向“被治者”——全国人民。他强调“君主立宪”和责任内阁、政党的主张。他认为中国社会发展应由旧到新，实现“民主政治”的“新”，而非以暴易暴。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办报、兴学，推广民智，毁窑造黛的行动，都对推动“新中国”运动起到了关键作用。
张君劢：其思想承继梁启超，是维新派的延续。他早年即投身国事，在日本学习政治学，并加入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主张宪政。他推崇德国魏玛宪法，致力于提高国民知识，通过教育培养国民的民主政治信念。张君劢的政治哲学建立在儒家思想模式上，但修正为全民参与的政治哲学，而非传统的由上而下统治主义。他主张“修正的民主政治”，即兼顾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追求“社会公道”。他强调政党在近代民主政治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主张政党应公平竞争，实现政权和平转移。在经济政策上，他主张“国家社会主义”，即民主政治为主，社会主义为辅，结合资本主义下的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下的公道经济。他反对资本主义下的自由竞争和俄国阶级斗争，认为应从民族立场出发，建设公私两种经济。他强调在民族危亡时，国家、社团、个人应等量齐观，共同努力。他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军政、党政分开，军队国家化。

张君劢先生与中国宪政 该部分深入探讨张君劢对中国宪政的贡献。张君劢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是“治者”的政治，靠道德维系，但不可求，因此必须转向法治，以求国泰民安。中国现代宪政起源于清末，受到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影响。张君劢自幼投身国事，在日本学习政治学，主张宪政。他曾翻译和研究德国、俄国新颁宪法，作为国内政治改革的参考。他对巴黎和会中国问题的不平等待遇深有体会，认识到“强权胜于公理，弱国无外交”。他认为中国宪法应以人民为基础，才能经受住战争的考验。该部分详述了张君劢的政治活动，包括加入政闻社、组织松社、创立中国国家社会党并任主席、参加国民参政会、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调停国共冲突、出席联合国大会等。文章强调，张君劢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影响，虽然讲唯心哲学，但并不根本否定物质存在，更重视增进人类幸福的人生哲学。他具有浓厚的国家民族本位思想，认为在民族国家基础上才能实现世界大同。他曾致公开信给毛泽东，规劝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放弃一党一派利益，实现军队国家化。文章指出，张君劢的思想具有高度一致性，终身追求民主政治，反对共产主义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并致力于中国民主宪法的实现。
附录：《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出版有感 该部分是金耀基先生对《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的读后感。他首先介绍了《文化中国丛书》的规模和编辑团队，强调这批在台湾成长的新一代知识青年，其眼光和识见超越台湾局限，承继中原文化统绪，并从广阔世界学术思想角度体察中国事物。他赞扬丛书摆脱了五四以来廉价论争方式，从学术理性途径寻求客观答案，并突破“传统与西化”的框框，置于更具挑战性的社会文化变迁脉络上，兼取人文与社会科学观点，倡导多元化知识与学术信念。金耀基认为，“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以“思潮”而非“人物”分类，有助于全面了解近代中国思想发展。他指出，该书的编辑理念是明智的，能够将复杂多变的人物思想归入适当的思潮范畴进行讨论。他最后肯定了这套丛书对关心近代中国文化社会变迁及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人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总之，《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社会主义》作为《文化中国丛书》的重要一辑，以其独特的“思潮”分类方法，深入探讨了近代中国在剧烈社会变迁中，各派思想人物如何回应时代挑战，为中国寻求出路的历程。本书不仅呈现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演进与内涵，揭示其与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也详述了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瞿秋白、廖仲恺以及张君劢等人的思想特征、变迁轨迹和他们在国家建设、社会改革、文化启蒙、宪政实践中的贡献与困境。通过对这些思想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思潮的深入分析，本书为读者理解近代中国思想脉动和复杂性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丰富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