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海外华人》
第一章 华人移民类型的历史剖析
王赓武著
第3至25页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11月台湾初版第一次印刷
在当今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移民这一全球性普遍现象由于国际上的注意而更加今人瞩目。长程交通工具的改进，与竞相设立更为坚牢难越的移民限制之间产生矛盾，已成为亟需探讨的全球性课题。很多学者着眼于全世界范围的移民现象，而移民的共同特征对于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以及个人所具有的意义，也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规。可以肯定，华人移民的研究由于能够与对其他民族移民研究的成果进行比照而获益匪浅。
杰出的东南亚研究学者马凯(J. A. C. Mackle)教授发觉华人移民杜会所处的地位格外引人注意。他发表的若干研究成果大大地启发了我们所有从事此研究范围的人。因此，为文论述以往二百年间华人移民的几种主要类型，探讨其历史特征，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似乎是合适不过的。华人移民(Chinese migration)一词的含义，在不同时期和对不同的人而言，其性质各异。有时看起来也许容易概括地加以论述，然而往往却更容易导致内容自相矛盾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容易被人误解，因而显然无助于对实质问题的理解。研究华人移民历史的复杂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古老现象在近代的表现，因而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1.1 华人移民的四大类型
作者不拟对“华人移民”一语作狭义的解说，而是试图在广义上介绍这一课题。广义来说，“华人移民”本指中国人为了生活和工作而离开中国本土。至于他们的本来意愿是否要在外国长期定居抑或还要返回本土，在此暂置不论。针对我们探讨的目的，意愿问题并非主要课题。扼要地说，就是在某些时期有很多华人移民在国外定居下来不再回归本土，而在另一时期则很少人定居下来。我们需要弄清楚在不同时期为何会出现不同的现象，也就是说，甚么因素影响移民的去或留；同时还要弄清楚移民定居后出现的情况以及移民返回故国后出现的情况。对定居的移民而言，他们本身及其亲族起了甚么变化，他们身处的移民社群出现了甚么变化，他们和当地其他社团的关系有何变化，以及不可忽略的，他们与故乡的社群的关系又出现了甚么变化？
因此，华人移民现象是泛指华人在异国生活和工作并且往往可能在当地定居，而不论其始愿是否如此。在这方面我会排除那些本着中国的利益而派遣出洋的外交及官方人员，为特定的短期目的出外的民间人员，以及学生和游客。不过上述人员为数甚少，在过去五六百年间“华人移民”应足以概括大多数离开中国国境的华人。
在此，作者无意于介绍华人移民活动的整个历史，而仅仅限于近现代，即自十八世纪以来的两个世纪。在此时期中，作者将运用历史学者常用的手段，找出在此长时期各阶段中的各种移民类型。按照作者的观点，华人移民活动在此二百年间存在着四种类型。这些移民类型在时间上获其他方面互有交叉重迭，但很容易分辨出来四种类型分别是：华商型、华工型、华侨型及华裔或再移民型。兹分别探讨于后。
1.1.1 华商型
华商型(The Trader Pattern)是指出国贸易的商人及工匠(包括矿工及技术工人)，或那些派遣同伙、代理人、以及家族成员(包括无手艺特长，只能当学徒或低级助手者)到海外为其工作的人，这些人在港口、矿山或商业城市设立了经营业务的基地。若这样做证明是成功的，海外的生意或矿产事业就可相应扩展，因而需要更多的经纪人员或年轻的家族成员出国襄助；或创立新的商号和矿山，形成网络，从而也需要送出更名的经纪人员及家人到国外协助经营新业务。经过一二代后，这些以男性为主的移民，往往在当地成家并定居下来；有时即使这些移民本人不在当地定居，但其在当地的家眷则留居下来，大多数仍以华人家族的面貌继续经营生意。生意越发达，这些家族便越益保持其华人特征，即使已经断绝和中国的所有联系。但有时在受到足够的诱导，或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这些家庭中的一部分便放弃其华人属性(Chineseness)而变成当地的名门。但由于其生意上的需要，这些家族多半不允许所有成员都完全抛弃与华人间的必要联系，以免妨碍家族事业的发展。
作者称以上现象为华商(华人商贾)型移民。这是东南亚各地早期移民的主要类型。其各项主要特征，是宋代以来中国国内的商业、手工业及矿业实践的引伸。此后还可在云南、贵州、广西和台湾等地看到汉族移居到少数民族之中的类似现象。但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这些省区一直在中国王朝统治之下，所以很少有人对这些移民家庭的华人属性提出疑问。实际上这种情况使用“侨”字来说明是适当不过的。因为“侨”字的本义是暂时居住，指离开自己的家园、本村、本乡、本省而在外暂时居住，但仍在中国国内。这在指侨居者保持家乡的籍贯而不在其侨居当地入籍时尤为恰当。来自同一乡里城镇的商人或匠人往往会保持与原籍的联系，使其经营的行业能传诸后代，继续保持兴旺发达。在中国国内，山西、安徽、福建、广东的商人是很好的例子，他们以此来支配国内的长程贸易达几个世纪之久。
华商型的移民就是上述传统实践在海外的延伸。最为人熟知的有在日本、菲律宾及爪哇等地的闽南商人，在西婆罗洲的客家和在泰国的潮州人等。这种类型的移民早在十八世纪时已成为主流，直到1850年以前是唯一重要的移民类型。
1.1.2 华工型
第二种称为“华工”(中国苦力)型(The Coolie Pattern)，属于出卖劳动力者，通常为农民，是农村无土地的劳动者及城镇贫民，因其大量移居海外而得名。这种情况在1850年以而并无中要意义。当北美和澳洲出现淘金热时，曾有过极富戏剧性的移民高潮。但此类活动并未形成定居的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其苦力劳工的现象。个中形式虽有多种多样，但其主要性质则是众所周知的。这种移民现象在某一时期与种植园经济相连系，而另一时期则与工业化的起步相连系，其中北美洲的铁路建筑尤为著称。总的说来，这种类型的移民活动可以当作是过渡性的，其过渡性质表现在当合约期满后，大部分合约劳工会返回中国，也表现在这种移民活动很快就结束－－在美洲大约在十九世纪末结束，而不久之后(到本世纪20年代)在东南亚也结束了。
尽管如此，华工型仍旧是历史上特别是在亚洲以外，在美洲或澳洲大陆这些欧洲人殖民的国家中一种重要的华人移民类型。虽说这种类型的移民活动在东南亚也出现过，并且在稣门答腊和马来半岛某些地区还颇为盛行，但从未居于主导地位。与华商型移民在当地的活动比较，多半还是居于次要地位。
1.1.3 华侨型
第三种称为华侨(侨居华人)型(The Sojourner Pattern)。“华侨”一词的定义迄今仍有争议，亟需加以解说澄清。这个名词与“华商”、“华工”不同，因为它不反映移民的职业身分，而是泛指所有的海外华人。而且，自十九世纪末开始使用这一名词以后，它就具备了政治的、法律的，以至意识形态的内涵。“华侨”一词不仅指所有以前分认为“华商”及“华工”的移民，而且还包括教师、记者，以及其他以播扬中国文化，促进对中国的认识为己任的人。
使用“华侨”一词从语言方便的角度来说是容易理解的，在此之前，对海外中国移民的称呼名目烦窝，如华商、华工、华人、华民，还有闽广人、闽粤人以及及唐人(福建、广东出来的人习惯自称”唐人”)，但无一能准确概括所有居住在外国的中国人。这些人益感到中国的衰弱而切盼中国开放门户，通过与西方的交往来寻求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他们很快认识到需要中国的保护和帮助，而中国则需要他们的经验－－就东南亚而言，则中国还需要遗民的财富专业知识，以及他们对投资于中国本土的现代工业的兴趣。因此，选用一个能概括全部旅居外国的华人，并表达出暂居国外而又具有官方保障的中国公民身分的名词，是合乎当时的须要的。
但另一方面，这种移民类型自有其形成的过程。它是由清王朝和后来的民国政府的行动而赋予以政冶、法律及意识形态内容，其后又由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及他的追随者在1928年所建立的南京政府推向高峰。
首先，在政冶上宣称华侨均应效忠中国和满清皇帝，从而否定了英国和荷兰在其所属殖民地上对受其管辖的华人提出的应效忠于英、荷政府的要求。不过这也是清廷为防止不忠和造反而进行干预的方法，以阻止外国政府庇护如康有为、孙中山之类的逃犯和叛逆者。法律的手段是通过驻外领使馆对在海外所行的侨民予以保护，但在对此类华人施用法律上却存在模糊不清之处：例如处于中国政权所不及的地区的侨民在服从当地法律方面，究竟应当达到何种程度？又当具有外国公民身分的某些华侨若回到中国内地时，应在何种程度上服从中国法律？
但华侨型的最重要特点可能还在于意识形态方面。这主要是由民族主义决定的。但也因与中国革命运动有紧密关联而更为突出。最初是孙中山的革命信仰，其后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的各种政见。在此方式下形成一种有意识的移民政策，将华商和华工归并到这统一的类型之中，成为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它来保护中国移民并干预海外华人事务的唯一类型。
当中民族主义的原则是昭然若揭的。所有的中国人，不论他居于何处，都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们需要保护，而且必须给予适当的保护。中国人首先要效忠于中国。因此必须提高他们的自觉性，必要时要对他们施以政冶教育，以确保政治上的忠诚。而华商或华工等移民类型就不足以达到这种目标了。这些移民类型必须辅以官员、教师、新闻记者、党务工作者，以及受过广泛的中国教育的知职分子进行下述工作：对于由当地或西方教育培育出来的华人加以华化的再教育；对要求使其当地子系保持中国籍贯的人加以支持；以及积极作为海外华侨与中国之间直接而牢固的联系。然而随之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在国内的革命运动分化为左右翼之后，海外带侨也牵入了中国内战的某一方面。这种趋势在中日战争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大多数华侨由此激发了澎湃的爱国热潮。这种经历的影响甚至在1945年大战结束后仍至少持续了近十年之久。
这种包括华商、华工以及有教养的专业人士移民在内的华侨型，仅仅是在1900年以后纔发展起来的，但很快在1911年以后，在情感上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种类型尽管受到海外华人的数量及所拥有财富的影响，但它和其他两种移民类型主要不同之处是属性问题，特别是集中在所有海外华人的华人属性的问题上。为此，这种类型具心一项重要内容，即实现以华语进行教育和支持鼓励海外华人为此种教育权利与当地政府抗争，不论它是殖民地政权还是当地的民族主义政权。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华人移民类型，它的某些特质甚至延续致今。
1.1.4 华裔或再移民型
第四种称之为华裔型(The Descent or Re-migrant Pattern)。这主要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华裔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人。他们大部分在外国出生，但也包括了少数出生于中国、台湾或香港的人，巳取得外国公民资格。严格说来，他们并非暂居海外的华侨。
于此作者强调一点，即此处所称华裔型的移民并非指前述几种类型的移民中许多最终加人外国籍成为外国公民的那些人。前述的华商、华工、华侨类型的移民中，都产中出这种入外籍或在外国出生的华人。本节所指的是最近的发展，即华裔从一个外国移居或再移居到另一外国的移民活动。明细的例子如近三四十年中，东南亚华裔移民到西欧(荷、英、法)、北美和澳大利西亚(主要包括澳洲、新西兰等岛屿)，特别是自五山年代以来，在某些东南亚国家中华裔感到受排斥而产生的移民。他们人数虽不多，但已形成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新颖的华人移民类型。
这当然不是一种全新的发展，外籍的华裔人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存在，有的家庭已几代入籍外国，但依稀分辨得出是华人家庭。甚至其中有的已从他们原来入籍国家再度移民到第三国，定居下来并再取得新的国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一再移民是否更有助于保持他们的民族认同意识。有些事例显示，这种第二次或第三次移民，当中不乏是为了寻找不是那么歧视华人的环境，好使他们能培育下一代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而成长起来。当华侨型流行的时期，我们知道有不少马来西亚的峇峇(Baba)或印度尼西亚的土生华人(Peranakan)寻求求再度华化。如今华侨型正值无声无息，最多也只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是否这种经历过两度或三度移民的新的华裔类型，会使得再度华化维持一段较长的时期，这很难作出定论。另一次并且可能是迷失方向的移动，往往会减轻其对原居外国的依附，因而有可能对祖籍渊源重新发生兴趣。当然，也可能起着相反的作用。这些经受了两次身分变化的新一代人，也许会完全放弃寻求与其祖籍国家再重建联系的愿望。
还有另外一点值得一提，即此种华裔型的移民，主要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较别的华人更属于国际化的移民。其中很多人是医生、工程师、科学家、经济学家、律帅、会计师、教育工作者、行政人员，以及工商业行政人员。由于受到良好的教育训练，他们四处流动，而且思想开放。他们只要在不受歧视的环境下，就可以安心定居下来，尤其是在由移民构成主体的现代化国家里。因此，当一个正进行现代化的中国需要他们的技术时，这也可能成为激起他们重新接触其祖籍国家之因素。对于华裔型移民而言，这些问题尚未可过早下断语，但是他们这一类型是颇值得密切注意的。
以上所述将移民活动划分为四种类型并大致按其发生的年代加以排列；华商型是最古老及最基本的；华工型增加了移民数量，但仅仅产生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过渡性的。华侨型囊括全体，对海外华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着保护和干涉的作用，但主要存在于二十世纪的上半叶，直到五十年代；而华裔型则是最新近的移民类型，目前尚在发展之中。大家会注意到，我以华商型作为基本的移民方式，并且未划定其出现的时限。如果我们对历史数据进行仔细考验，一定能证明在移民活动盛行的地区，尤其是东南亚，这种类型的移民活动始终占主导地位。华工移民在欧洲移民聚居的国家定居的现象是一个例外，而且仅存在于一段短暂时期。主要是由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使此种移民现象受到极大的注意。和在亚洲的华商型移民活动相比，华工型在华人移民历史上实际地位仍属次要。十九世纪末，华工型的移民在英美社会中巳经消失，只在东南亚地区延续了二十年。在美洲和澳大利亚，缺少强而有力的华商移民是那里的华人社会长期软弱无力、难以维持的主要原因。
然而，华商型移民这个基本类型其面貌却日渐变得模糊，原因是1900年以后以政治力量作后盾，立埸鲜明的华侨型兴起。华侨型对传统的华商类型所起的作用至少表现为两种方式：这种类型最优先考虑的是爱国主义，和将民族主义观念传输给所有的海外华人。尽管这种民族主义观本身是现代的，但它也部分地重新恢复了民族传统的轻商观念，从而贬低了华商的地位。它重新树立了政治信仰和品德重于商业成就和财富的观念。华商不再被看成是促进变革和现代化的力量，而是被看成仅是维新和革命事业的可贵资助者，是现代学校和那些作为社会和政治改革先锋的政治组织的财政支持者而已。可以理解，革命党人支持华人移民中城市贫民的正义事业，并教育华商要认识他们的社会和爱国责任。这样，尤其是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等环境比较特殊的地方，人们只注意那里的华人无产者，却忽视了华商型移民的一贯重要性。反之，却存在着过分强调爱国捐献和学习中文，不惜以牺牲本世纪上半叶各类华人企业家辛苦建立起来的强大经济基础为代价。
目前似已看清，当华侨型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失去主导地位之后，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华人移民活动，仍是以华商之类型继续下去。即使出现了受到华侨型爱国主义教育和自豪的影响很大的华裔新类型，他们仍然深受华商型移民的成功，以及此种成功给予悔外每一华人后裔的坚强信心之影响。另一种情况是，外国政府，最显著的如各东南亚国家政府，强烈偏向接受华商型而不欢迎具有进取性的华侨型移民，但这一点绝无损于华人企业家为海外各地华人社会奠定基础的实际贡献。
因此，我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即以上述四种移民类型而言，仅按年代来划分是不完整的，正确的表述应如下： 不论今昔，华商移民都是华人移民活动的基本类型。在某一段时期，华工型的移民起了加强作用(特别在移民数量上)。在近五十年来，在华侨型的影响下发生了贸的改变，但仍继续发展，并对华侨型的经济基础作出贡献，也得以受益。目前，正由于华商的益发强大，华侨型在很多地方已成为华商型的附庸。华商型又再大行其道，只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公民以及持有香港身分证件的人居留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华侨型移民就会继续存在，但即风光不再了。
至于新近出现的华裔型移民，本是悠久的华人移民历史的副产品，并受到前此所有三种移民类型的影响。这就是说，由于以前各种移民取得的成就，使一批在商业上和专业方面具备条件的华人，更易于自由地再移民到更合心意的新环境中去。然而在将来，华裔移民活动还要继续依仗基本的华商型移民，作者更大胆预言，除特别情况外，未来的华人移民活动，仍将以华商型为基础，辅以新的华裔型，以及某些残存的华侨型特征来表现其整个形式。
1.2 研究华人移民史的新方向
本章第二部分将探讨今后利用上述四种移民类型来研究华人移民史的方向问题。由于当中有许多可能途径，不可尽数概括，因此这里只能论及其中几个关键之处。
第一点上文已经涉及，是个一般性的问题，即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与美洲及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尽管表面类似，实际上两者有深刻的区别。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细致去研究的课题，在此只能作简要的介绍。寻找区别的一个线索是在东南亚，从早年开始迄至今日一直以华商型的移民为主导，而在美洲、澳大利亚的情况则相反，早期以华工型的移民为其特点。华工移民数目庞大，引起与所在地区的劳工阶级发生公开的冲突。这种现象又反过来导致某些人宣称他们的就业机会受到威胁，提倡严格的移民限制。大部分华工因而要折返中国或转移他地，那些留居在原地的，则转而经商，以华商身份图存。但他们必须从底层小商贩干起，而且受到原是针对华工的移民法律之限制，这些法律妨害了他们扩大与中国做生意的机会。
正是二十世纪的华侨型移民挽救了在美洲国家的华人社会(在澳大利亚情况则没那么显著)。基于民族尊严和官方保护的华侨型移民得到细小、贫困、挣扎图存和备受迫害的华人社会(以华工为主)热情的向应。伴之而来的，是认识到他们受到较好教育的下一代，能够作为爱国华侨直接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因此，新的华侨型对于这些华人移民来说有如天赐。这使他们得到了尊严和政治目标，而不管是赞成康有为、孙中山，还是北京的民国政府。尤其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从中国来到美国学习，当地的华人能看到他们自己可以成为新中国仰仗的新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华人的地位于是更形稳固。无怪乎华工移民的数代后裔，仍愿意自称为华侨，而华侨这一称呼，直到今天仍然是荣誉的象征。
与此相反，华侨型在东南亚并非如同在北美那里为人热心受落。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有待我们再进一步研究。对于东南亚，绝大名数中文文献都显示，那里的华侨型移民与其他地区的并无区别，但在西方殖民地时代的数据以及其他当地数据则往往表明，即使在同一地区也存在明显的区别。这些区别是否仅是所采取的观点不同的结果，还是由于当地政策的不一致？抑或由于该地区中各个华人定居地实际有所不同？
我想指出一个产生差别的因素，即华商型移民的长久历史，和这久远历史对华商，特别是当中的成功者或具有成功势头、地位上升的华商，与该地区的殖民地当局或地区当局以及本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有何影响。华工型移民往往造就出孤立的华人聚居区，而华商则积极和官方搞好关系以得到最大的相互利益。因此，新的华侨型移民，高举民族主义，赋予华工移民以目标和自尊，会对那些业已和当地掌权者建立了微妙和有利关系的华商的利益造成负面影响。
我不是想夸大这种差别。一般说来，华商型与包括专业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在内的华侨类型并不冲突。问题在于激进的革命党人把中国政治带入当地，并引起华人和地区当局之间的冲突－－往往正是华商移民倚仗取得成就的那些官员。其结果是某些华商领袖避开华侨的名分，并且在行动中支持比较稳健、具有更深厚基础的华商型，那是他们所能够节制而且也为当地官方所接受的。
东南亚地区和北美地区对华侨型移民的不同反应在二次大战后更加显著。我们应进一步对此等反应分别研究，以利于了解其区别。近四十年来中国、台湾和香港所发生的情况变化，对华侨概念的影向，尤其值得注意。一方面，各个东南亚新国家都不再接受任何种类的华人移民；而另一方面，美国对台湾来的留学失开放门尸，并进而放宽对中国移民的限额。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继续支持的华侨型，仍然是可以接受的；但更加重要的是，英语美洲地区无所不在的华商的影响日益增加。华人新移民活动的重点完全从东南亚地区移向美洲和澳洲，以至部分的西欧国家。但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移民类型－－再移民，即第二次或第三次的华裔移民。例如：华裔最近近从巴布亚新畿内亚和东帝汶再移民到澳洲；从毛里求斯再移民到加拿大；从马来西亚再移民到英国和澳洲，从菲律宾、泰国和南韩再移民到美国，等等。
我巳概述了东南亚与北美地区华人移民活动间的区别，足以表明对此问题值得作新的比较研究，而此类研究一定能引人入胜。现在作者再提出另外两种有突出意义的范围：一种是移民海外人数最多，其中不少人又返回来落叶归根的中国本土地区；另一种是在近两个世纪以来接受中国移民最多的海外地区。关于这两类地区，近数十年来已作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很多学术性文章都论及在具有积极主动性和干预作用的华侨移民类型出现以来，政策方面和后果方面所产生的变迁。但对华商移民和华工移民两种类型之间的区别及两者与华侨型间的区别，则似乎注意不够。
在中国，有一点极应引起我们注意，即华商型的移民并非仅出自南方的广东、福建、广西各省。许多其他省份如浙江、安徽、江苏、山东、湖北、云南以及许多人商埠如上海、天津甚至北京，也有华商移民去日本、朝鲜、东南亚甚至西去印度，并有少数远达欧洲。有待继续研究的是对占主导地位的南方三省华商移民与其他各地华商移民的不同经验进行更仔细深入的考查。例如，这些不同经验是否都支持这种观点，认为在移民活动中只有一种基本的华商型。其次如，从南方诸省出外的移民是否比从北方出外的移民较易于(或更难于)在海外定居。另外，如果南方和北方出外又回归的华商移民数目上比例悬殊，其原因安在？等等。
这些问题存在着空间的差别，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或某些大事的发生，这些差别可能变化，也可能缩小。如十九世纪的大规模华工移民或二十世纪中积极的华侨政策之演变，就使差别变得小些了。又例如我们想暸解大量来自广东其次则来自福建的华工移民海外，究竟是否使这两省的经济产生了永久性的变化？大部分劳工只是短期受雇，随即返回中国－－这类活动起了甚么作用？其中又有许多人作一次合约期满后再次签约出国－－可能去到另一块地方，形成流动的劳动力。如果是这样，则这些人最终回到中国，可能并未对中国本身的劳务市场产生不利的影响。
另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是探索究竟各省对华侨型移民作何理解。迄今许多研究内容主要只针对中央政权或国民党的政策，而很少涉及这些新政策对移民本人与其在各省的家眷之实际关系有过甚么影向。从一方面看，可以认为新的华侨型移民使诸如陈嘉庚这样的人从一个仅仅关怀家乡的华商变成一位受到全国敬仰的著名华侨。这也就改变了陈氏对闽南及中国历届政府所作贡献的性质。从另一方面看，多数华商也许仍仅安于维持对其本乡本县的慈善事业接触或产业投资。为甚么陈嘉庚及少数类似人物能行其所是而大多数的海外华人却安于仅仅维持其传统的乡土联系？这样的问题应当是重要的研究课题，甚至对今天也是很有意义的。
华侨型在本世纪引起了许多尚未得到解答的问题，因为它远比单纯涉及官方保护和干预的类型复杂得多。从一开始它就具有多种用意。它保护已移居海外的华商和华工；也鼓励他们回国为国家建设而效力成为革命奋斗。同时它又援助教师及新闻工作者出国，在海外华人中生活，从而保证华人能继续爱护及效忠祖国。此外，它还欢迎华侨的后裔回到中国学习，以便将来为国服务。新政策批判了华侨间基于宗族、方言，或同乡同县等关系所形成的地方主义及由此造成的不团结现象，并鼓励华侨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和行动。不过这些牢固的同乡同县纽带的重要性，也被认为是新的民族主义之主主要囚素。而且，各大政党间的分歧，在意识形态上和革命方式上你死我活的敌对斗争，以及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物间的派系斗争都不可能瞒过华侨的耳目。这些情况对海外都发生了甚么影响？例如，本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爪哇的一些闽南华侨听到他们的老家乡村被一批军阀部队所蹂躏，继而发觉这批军阀部队原来是从外省开来的一帮强盗；随后这批部队又被当地的一批土匪所推翻；其后又迎来国民党的北伐大军，这些北伐军的队伍中大部分是广东兵；而不久即发现率领驻防当地部队的长官，正是一个几年前带领土匪蹂躏该村的土匪头目。这些事实当然造成移民思想中极大的混乱。而且像上迷的扰攘不安情况，在那'一、二十年中，在广东、广西两省同样发生过。这种形势的发展，会否使海外华侨更加心情疾愤，而对中国的进步丧失信心？是否使得部分华侨定居下来不回祖国了？退一步说，即使不是华侨本身，他们的儿孙后代会否因而对中国政局不满、失望而不打算再回到中国来呢？
我们非常需要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以解答这些疑问。如果学术界真正重视移民史，特别是在本世纪前半叶占主导地位的华侨型，则我们决不能满足于那种再三弹奏的老调，说全体华侨都是爱国的、贫穷的、受剥削的。事实远比这种说法复杂得多，我相信深入的研究必定会引人入胜而并非如此单调。
我认为对于接受华人移民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因应华人移民在其政策上引起的变化，也同样是耐人寻味的。在东南亚，当地领袖及西方的研民地政府有时对华商表示欢迎，认为华商型移民很可以为人接受。不管怎么说，直到工业革命以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移民类型。但就世界上其他地区而言，贩卖非洲奴隶活动的终上，带来了对来自亚洲的廉价劳动力之需求，这种劳动力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因此华工型移民便在一些过去华商不活跃的地区受到欢迎。
关键在于有些时期，中国移比中的商贾及劳工都极受欢迎，但其程度却因地而异，而尤其重要的是，华工只在某一短暂时期内受到欢迎。大量华工之所以能为当地接纳，只是因为预知他们大多数将会折返原地。对于所在国家政府而言，最理想的方式是招聘华工从事某项工程，并在一定时期后遣返。华商则不同，他们有机会使自己在较长的时期内受到当地的欢迎，甚至使自己成为当地发展不可或缺的人物。这在有关政府急于想要实现经济增长，并认为华人的企业精神对保证这种经济增长很有价值时尤为如此。简言之，华工型移民不能持久，而华商型移民都能自身创造条件，使之特久存在下去，在实际上如何做到这一点，正是我们应仔细研究的。
对大多数所在地政府而言最不欢迎的当属华侨型，特别是它那种积极的民族主义和革命色彩。这些政府根据国际法不得不承认中国政府对在当地留居的华人有保护权，但并非心甘情愿。然而，华侨型移民并不仅止于此－－民族主义为本的教育及民族文化的振兴，往往与这种保护俱来，而这却是当地政府所不得不加以控制，有时甚至要严厉对待的。于是本来善于经营、勤劳、守法，一直为人们赏识敬仰的华人，在这些外国和殖民地政府及当地居民心目中，一变而成为大国沙文主义者，并被认作可能是中国政府的奸细。当华人数量较少时，这个问题还不致很严重，但如果华人社会人数众多，则华侨型移民就会为人所畏惧，并遭受憎恶。这种畏惧憎恶的情绪，常常为原来潜伏着的对华八成就的妒火，火上家油，甚至化为熊熊烈焰。
关于华侨的现象，有许多来自中国和当地政府的夸张性和宣传性报导，通常并不容易分清哪些说法可信，尤其因为当时有许多作家和记者对这个问题写下了不少富感情色彩的文字。当前需要有一些以探索真理为己任的学者，对此进行细心、独立的研究。为此目的应对各国政府，特别是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做大量工作，推动他们向有相当资格的历史学者公开地方的档案资料。在这方面有幸的是北美及澳洲的档案巳经开放，为高水平的历史学研究奠下基础。
这样一来，作者就面对一个向来欠缺系统探究并且仅有少数学者涉及的重要研究领域，广阔的海外华人社会及华人文化。这是一个较艰深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因此，绝不可对如何进行此项研究持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同时，由于迄今此类研究的成果贫乏，因此，虚心谨慎地先从较小的华人小区入手，是实际而可行的做法。
在这方面，传统的历史学者会遇到困难，因为很难获得有关十九世纪商人和劳工的社会和文化生活文献。一些殖民地政府的和其他官方的报导颇有用处，但当地和华裔作家以及观察家极为稀少，所能告诉我们的又不多，很难填补外国报导所留下的空白。例如，我们所知有关东南亚华商社会和文化的一些概况与北美和澳洲国家中有关华工的一些记逑大相径庭。是否真的存在这样大的区别？很可能只是由于他们职业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区别，也许只是来自贫富不同的差异。或者，主要是来自当地社会及文化的不同，或来自一方是与当地人和殖民者进行贸易，而另一方面则是为白种居民工作而产生的区别。
进入二十一世纪，视野扩阔了，官方纪录较前充实。大多术国家都出版了数十种报纸，大多数人都可以读书识字，写下更多的数据。华侨型的兴起，鼓励了许多华人前所未有的自觉性，而对本地出生的华人进行中文教育，增加了来自中国的中文书籍报刊之读者，并推动了当地中文书籍报刊的出版。迅速增加的华人社会和文化活动，的确给人以一种印象，即当地华人被引离了西方殖民者及本地的社会和文化了。但这是否属实？我们应当弄个清楚。如果碓实如此，我们也应弄明白，就竟单单是由于主张民族主义的华侨型移民所造成，抑或是当地或殖民者的歧视政策在排斥华人方面起了主导的作用。
一般认伪，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甚至1900年以前，基本的华商型移民中的确有一部分是鼓励华人移民与当地人或白动殖民者自由地打成一片的。但自1900年以后，来自中国方面的新政策，鼓励华侨型，形势随之改变，华侨的华人属性于是又按照中国原有的文化价值准则来衡量；年轻一代华人倍受鼓励去上华文学校，而且期望他们量且使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这是否成为把华人和其他民族分离开的关键因素？还有现代的西方价值观念及当地新兴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又起着甚么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华人企业家就被看成是与欧洲殖民当局相互勾结之辈，因而同样被当地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所憎恨。我们也许把当地华人和东南亚原居民之间的正常贸易关系变化的原因过多地归之于来自中国的民族主义新政策。实际上，这些政策不过是中国人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的一种反应－－一种自卫性的反应，以保护海外华人免受西方的政策影响而已。同样，在我们接受某种传统的说法之前，仍需作更多的了解。
这就使我们进而观察现代的、新一代东南亚华人后裔的社会和文化状态。我指的是当地出生的华侨，以及新的再移民类型，将来这种类型可能变得更加重要。大多数具有当地国籍的华人，他们的社会和文化作为整体而言，自然深深植根于海外华人的历史之中。这些社会文化可以与当东南亚各地在远没有确切划定国家边界的年代时便从一地移居另一地的Babas，Peranakans以及Lukchins的社会和文化进行比较。不过这类移民确有所不同，因为这种移民不仅是早其华商型移民的后代，而且是经历了后来的华工型和华侨型移民，或者本来就是华人劳工或爱国华侨的子孙。有些实际上是三种移民类型的复合产物。家上在现代或西方的都市环境中接受教育。他们并末同化于当地的价值观念，甚至未受到所住地区的民族主义之熏陶。也许因为他们上一代是华侨，因而更多转而谋求成为具有高度谋生技能的环球现代专业人士。
他们为何这样做？他们熟习华侨型移民，但毅然放弃了它而选择了所在地国家的国籍。他们经历了入籍国的新民族主义，但却没有归属感。他们常常由于西化的程度很深而对自己的华人身分感到不自在，但是本身仍然很强的华人气质又使得他们难以适应华人属性所处的不利环境。这是近三十年来逐渐形成的新现象。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社会和文化性质。我们需要知道为甚么他们不能与当时当地的身分水乳交融。假如有部分人已成为文化下的欧亚混血人，我们也需要知道，为甚么他们觉得在西方人中做个欧亚混血人要比在亚洲人中更为适意。也许他们正是在寻找一处较能容人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和家眷能够安然维持其华人的气质。
对这些问题，需要由社会史学者和文化史学者来研究。华裔已脱颖而出地成为一个受人承认的集团，他们这种再移民的类型，巳经具有自己的历史。不过，目前还难肯定这种类型是否属于过渡性质。这就是说，他们是否可能确实是西化了的华侨，他们不愿意回到中国，但即愿意到另外不反对这一类华侨的国家中仍旧保持其华侨身分。由于这是一段活的历史，真相尚未完全披露，只有仔细查考他们在转变过程中的社会及文化价值观，问题才有希望得到解答。
现在已很明显，上述各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作者的一些意见只是本诸抛砖引玉的精神而提出的。我所提供的，只是四种移民类型的框架，以便在这个框架中探索更多的问题。当然，我们必须提防过分呆板地利用这种框架，因此不应忘记：
1.华工型移民已成过去，恐不会再回头了(新兴的华裔越南难民看起来颇似苦力劳工，但实质上更近似新的再移民类型)；
2.华侨移民类型仍然存在，但已日惭式微。
3.华裔再移民是一种新的类型，但其末来发展尚难论定。
4.只有基本的华商移民类型依然保留－－这是从古到今华人移民的基础，在历史长河中，始终是人们加以研究整理并独具韧性的移民类型。
作为本章之总结，我愿再提出，吾人应研究：华工型在移民史上的贡献；;带侨型的强大实力和影响来自何处，为何衰减得如此之快；出自两种不同文化教育的华裔型是如何产生的，是否有发展的前景？但除非我们页正理解力量强大而坚如盘石的华商型，否则便无法将华人移民的完整历史呈献于世人面前。
注释：
(1)本章之主要论点最先于1984年12月14-16日在香港大学召开的一次华人移民国际学术会议上的重点发言中提出。后因马凯教授(Professor Mackie)对做为企业家的东南亚华人颇为重视，我对该文进行修订并谨以之献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