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与“华人”的称呼——是科学的概念
杨山
1994年底，在香港举行的一次海外华人问题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认为，“错误使用’华侨’及’华人’的称呼，在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中，造成负面的影响，也不利于海外华人在居住国的发展及生存”（注1）。对于这一议论，我认为不仅是一个称呼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正确看待华侨华人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澄清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一、必须把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三者的概念区别开来
对华侨与华人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早在五十年代初，中国政府就已作出科学界定。何谓华侨？华侨是我国居留在国外的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侨民（已加入当地国籍的人不能算作华侨）。何谓华人？华人是指具有中国血统、参加或取得了居住国国籍的人，或称外籍华人。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的领土，那里居住的是中国同胞，不是海外华人。有些不了解华侨、华人情况的人，以及一些传媒，把华侨、华人与港澳台同胞三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例如，有的把华侨与华人及港澳台同胞统称为“海外华人”,有的把华侨、华人统称为“海外华人”，有的把华侨、华人统称为“海外华侨”，所有这些称呼都是错误的。原因是它们没有把华侨、华人与港澳台同胞严格区别开来，也没有把华侨与外籍华人严格区别开来，也没有把华侨与外籍华人严格区别开来。由于概念混淆，界限不清，在对海外华侨、华人称呼问题上出现一些混乱现象。
华侨取得了居住国国籍的，已成为居住国的公民，不能算作华侨，笔者认为他们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外籍人，用他们居住国的名字来称呼，如印尼人、新加坡人等，从法律角度看，这样称呼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外籍华人是由华侨演变而来的，华侨取得当地国籍后，他们同中国的关系好比出嫁女儿与娘家一样，是亲戚关系。他们在中国或有父母兄弟姐妹，或有妻子儿女，一般说来他们同中国的亲友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民间的联系与华侨的情况是相似的。而“纯粹”的外国人是没有这种民间联系的。这是外籍华人与“纯粹”外国人最重要的区别。因此，既不要把华侨与华人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也不要把外籍华人与“纯粹”外国人等同起来，笔者认为，正确地认识华侨与华人的联系和区别，是关系到应当如何看待华侨与华人的问题，也是研究华侨与华人问题的必要前提。
从情理角度看，如果把外籍华人当作“纯粹”外国人看待，广大华侨华人及其在中国的亲属很显然是难于接受的。现在一个华侨华人家庭的成员，持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不同国籍护照的情况已非罕见，有人戏称这样的家庭象个“小联合国”。我们不妨作一假定，要是这样的“小联合国”在节日进行家庭团聚，见面时按所居住国来称呼XX国XX女士、XX国XX先生，而不是按血统关系、叫娘喊爸、称兄道弟、呼姐唤妹，岂不大有“六亲不认”之嫌，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这样做将要伤害数以千万计的华侨华人及其亲属的骨肉亲情。因此，把外籍华人当作“纯粹”外国人看待，在情理上说不通，在实践上也是不可行的。
顺便要提起注意的是，笔者去年在《关于海外报刊对华侨华人来华投资的议论》一一文中指出，近年来海外传媒把华侨资本、港澳台资本、华人资本三者不同的概念混同起来，在评估海外华人经济实力时，把华侨资本、港澳台资本统统记在华人资本的帐本上，夸大了海外华人的经济实力，给国际上的反华势力以可乘之机，别有用心地宣扬跨地区、跨国界的“华人经济圈”，企图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制造“中国威胁论”。这是需要我们十分警惕的。
二、必须从大局着眼，不能以偏概全
有学者以新加坡为例说：“新加坡已没有‘华侨’，因为所有华人后代，都已成为新加坡人，甚至是‘华人’，的称呼，对新加坡人来说，也是多余的”（注2）。对这种论调，笔者不敢苟同。
华侨加入了当地国籍，其后代还是华裔，称之为“华人”，已从政治上区别于华侨，称其为新加坡华人，实际就表明他们是新加坡的华族，这与新加坡实际情况并无矛盾，它更加能够体现出当地的历史和现状。另外，我们观察事物也要从大局和长远角度来着眼，不应局限于某一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利益来考虑问题，以偏概全。观察华侨华人问题应从世界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这方面来考虑。新加坡没有华侨，不等于全世界都没有华侨。据笔者所知，在马达加斯加是清一色的华侨，没有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日本华侨大多数都没有加入日本国籍。由于各国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不同，各国对待华侨华人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也有所不同，因而各国华侨华人处境也不一样，不能以个别国家华侨华人的特殊处境，当作全球华侨华人的处境。这种以偏概全的思维方法是不科学的。
现在全球华侨华人有多少，说法不一。比较通行的说法，全球华侨华人约有3000万。我们不妨假定90%都参加了居住国国籍，那么全球华侨也有300万，退一步言，不管其数量有多少，华侨仍然存在这一客观事实是抹煞不掉的。如果要人们接受取消华侨称呼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保护华侨正当权益”的条文，岂不成了无的放矢？由此可知，“真理只要向前跨出了一小步就成了谬误”。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侨民。如美国侨民称美侨，新加坡侨民称新侨，日本侨民称日侨……。中国把自己的侨民称呼为华侨，这原本是寻常事，现在有人觉得称呼华侨是个错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对别的国家称呼自己的侨民不哼一声，唯独对中国称呼华侨的问题如此苛求？实在令人费解。
更令人诧异的是，在研讨会上有学者以个别的、局部的事例论证取消“华侨”、“华人”称呼的必要性，但同时又在成立“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仍然使用“华人”的这个概念，作为这个国际性学术团体的名称。这种自相矛盾，恰好反证了“华人”这个科学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三、对华侨华人现状要作具体分析
有人强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华人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了显著的变化。“他们都是受过髙深教育，学有专长，通晓英语的再移民，也就是自中国移民海外后，再移民到美国等国去”。“这类移民都很希望自己在很短的时间内融入当地的社会”，因此，认为“华侨、甚至华人的称呼，对这些海外华人来说，已经不适合了”（注3）。这个观点也缺乏说服力。
二战后的再移民，仅仅是构成整个华侨华人群体的一部分，并不能说明华侨华人整体的全貌。世界华侨华人现状如何？因篇幅所限，笔者只能作粗略分析，大致可分五类：第一类是祖居当地的老华侨华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二战前；第二类是五十年代后，东南亚各国排华，这些国家的华人子女多选择到美、欧、澳洲留学，然后取得职业而定居下来；第三类是从香港、台湾移民去美、加、澳等国，其中一部分是“投资移民”；第四类是以印支难民身份移居美、欧、澳的华人，此类人数最多；第五类是近十多年来从中国大陆到美、欧、澳洲的人，这些人中，一部分是移民，一部分是留学生取得职业后在那里定居。由此可见，受过高深教育，学有专长，通晓英语的再移民，毕竟是华侨华人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不能以局部情况掩盖华侨华人现状的全貌。
应着重一提的是，现在每年有数以十万计从中国移居海外的新移民。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他们中除亲属团聚外，还有“投资移民”、“智力移民”，“劳力输出”等，使华侨华人队伍不断增添新的生力军。这第一代的华侨华人自然同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看来这种状况还会长期延续下去。这是我们在研究华侨华人问题时，不可忽略的新情况。
四、社会地位的变化与称呼没有必然联系
从整体上看，华侨华人政治、经济、社会地位比二战前明显提高了。但华侨华人的群体是分为各个阶层的，其社会地位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在居住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实业，大多数是中小商人，少数已成为世界有名的大富豪；有的有较高文化，从事各种专业工作，其中有些已成为知名的科学家、政治家等；有的由于没有经济基础，没有资本做生意，成为“打工一族”，为了生活正在艰苦拼搏，这一类人在居住国算是处于社会最底层，最没有社会地位的。他们的淘金梦破灭了，回国梦也难圆。处于这种矛盾心态的人最关心的是吃饭问题，对参与居住国政治根本不感兴趣。因此，由于各阶层。各个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不同，加上各国华侨华人处境不同，对称呼问题的态度也各异。有的比较敏感，有的则无所谓。所以，社会地位的变化与称呼问题没有必然联系。只是由于国籍的变化而称呼也得随之改变这是必然的，也是带有普遍性的。比如著名的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原来去美求学，以后定居下来并加入美国国籍，人们不称呼他们为华侨，改称呼为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他们都是受过高深教育，学有专长，通晓英语的博士、教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们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及知名度之高是众所周知的。人们历来都称呼他们是美籍华人，没有按所居国称呼他们是美国人。我们既没有见过美国政府反对，也没听其本人说过这样的称呼不合适。相反他们感到做一个中国血统的美籍华人很自豪，更没有看到有什么负面影响。
此外，对受过高深教育，学有专长，通晓英语的移民也要作具体分析。以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移民到美国、加拿大的华人来说，由于各人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理想不同，他们的成长和人生经历也不一样，有不少人是准备在海外寄托终生，但也有人已回流。为何产生这种现象？去年在温哥华一次华裔移民认同加拿大社会研讨会上，与会华裔学者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不管在哪里出生，都希望回去中国大陆看看长江黄河，但他们的成长和人生经验，亦不能不受到许许多多世界各族文明的熏陶，这种世界文明对个人影响，十分深远而持久。因此，很难说我们还是‘纯粹’的中国人，因此，认同上的困难，是全球现代人的困惑……。”以上分析表明，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在认同上和自我定位上都有一定困难。想要很快融入当地社会的主观愿望和现实生活存在很大的距离，并非象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五、经济利益冲淡了政治敏感
毋庸讳言，华侨华人问题具有国际性特点，是政治上比较敏感的问题，处理得不好，会影响中国与某些华侨华人居住国之间的关系，这在冷战时表现得更为突出。然而，现在政治冷战已为经济热战所取代，可以说，世界已进入经济竞争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政治稳定，劳动力低廉，拥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市场，对各国商人产生了吸引力，世界各国首脑带领企业家相继访华，希望在中国市场分一杯羹。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经济体制不同，以及语言不通等障碍，加上对中国投资环境不明了，使许多西方跨国公司举步维艰，需要进入中国市场的桥梁。这个桥梁角色由海外华侨华人来扮演再适合不过了。据说，为了适应中美经济合作的需要，现在美国的一些华侨华人建立的中介性质咨询机构应运而生，都在为跨国公司牵线架桥。冷战时期一些东南亚国家掀起反华排华的浪潮，甚至怀疑华人是国际间谍。今天，用新加坡内政部长黄根成的话说：“现在的华侨华人成为发展国际经济贸易和技术最理想的合作伙伴”（见1994年1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又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中国的目标是发展经济，中国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新加坡政府资政李光耀鼓励新加坡企业家去中国投资，并在苏州建立一个工业园。澳大利亚总理基廷说：“澳大利亚公司要进入中国，必须利用华人，需要海外华人作为合作伙伴。”这些言行，如果是在冷战时期出自一国首脑之口，那是不可思议的。由此可见，世界格局的变化，华侨华人的政治敏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逐渐被经济利益所淡化，现在有人主张避讳“华侨”、“华人”用词，怕引起政治敏感，将之往负面的方向解释，有意无意把称呼问题涂上一层政治色彩，这似乎与当前的世界潮流不大合拍。
所谓身份，是一种外表的形式，如同一个人的名字，不过是一种符号，而思想感情是内在的。一本护照不能一下子改变人们的心态，这是起码的常识。华侨华人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说到底是民族问题，当今，一个国家多种民族，一个民族分布于多个国家，一个家庭成员中可以有多个不同国籍，也可以是不同民族组成一个家庭，这是各国存在的普遍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海内外中国血统的人常以“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作为自身的代名词，这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表明中华民族的根是一脉相承的。中国血统使他们念念不忘自己在中国的根，所以，千方百计寻根祭祖。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访问中国第一站是福建渐鸿村的许氏祠堂。美籍华人董恺娣一岁随父母离开中国，而今是美国十一号电视台主播员，1994年度获得“慕洛纪念奖”和“最佳现场报导奖”°她说：“我的成功与中国文化背景及我个人努力是分不开的，我常为自己是华人，并有中国传统而自豪。”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因此，可见海外华人虽然参与居住国的社会生活，但他们的民族特性没有消亡，民族渊源、文化渊源上仍然与祖籍国相通。因此，从民族问题角度看，华侨华人与当地民族同化，与当地主流社会融合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六、还是称呼华侨华人好
有学者认为，“最配合目前海外华人身份的名称应该是以他们所居国的名字来称呼，如印尼人、越南人、澳洲人、美国人及泰国人等如果要保留华人的根，则可称他们为华裔。（注4）”，笔者认为，称呼印尼人、越南人与称呼印尼籍华人、越南籍华人，两者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理由是：
称呼首先涉及到国籍问题。国籍系指一个人具有某一国家的公民资格。拥有某一国国籍的人，对该国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主张凡属双重国籍者，按自愿原则选择一种国籍。因此，凡是选择了外国籍的人，中国政府没有把他们当中国公民看待。以他们所属国称呼为印尼人、越南人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无可非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称呼他们为印尼籍华人、越南籍华人呢？笔者认为，这是因视角不同的关系，在中国人看来，他们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外籍华人。之所以称呼他们为印尼籍华人、越南籍华人，其用意在于与华侨及“纯碎”的外国人相区别。这样称呼，只是为了更具体、更真实地反映他们的身份而已，除此别无它图。两者区别在于：前者以所居国称呼，后者以中国血统关系称呼，前者抽象，后者具体。
有学者还认为，“如果要保留他们华人的根，则可称他们为华裔。”这种说法是主观唯心的，华侨与华人的“根”，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愿望，想保留这个“根”，就封它华裔称号，也不是什么人想不要这个“根”，就不准称其为“华人”，只准称其某个国家人就能断根的。同时在措词方面也是值得推敲的。每一种称呼都有它的特定含义。华裔一词的含义是什么？望文生义，意指华侨或华人的后裔，按《辞源》注释：“裔”者，“犹言远代子孙，，也。很显然，华裔这一措词的重要缺陷是涵盖面小，只指华侨华人远代子孙所谓远代，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四代五代同堂的都有，大概五代以后的才算远代吧！更重要的是“华裔”这个词起码不能涵盖第一代的华侨华人，因为他们不是在侨居国所生的，对他们来说，“华裔”这个词，是不适用的。而釆用“华人”这个词，概括得要比“华商"这一称呼更全面、更符合客观实际，即“名副其实”。如果说称华裔可以留根，不言而喻称呼华人同样可以留根，避讳是不必要的。所以，笔者认为，还是称呼华侨华人好。
作者杨山，广东华侨华人研究会副会长
注释：
（1）、（2）、（3）、（4）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1994年12月20日。
【原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第3期，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