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
王赓武著
吴藜 译 梁英明 校
我讲演的主题是：“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这里所有的关键词项都需要界定。那么，我就先从移民的概念谈起。移民的概念是渐渐演变而来的。移民（包括移入民和移出民）一词含义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一直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广义来讲，这个词指的是这样一批人：他们或是背井离乡，或是流落异邦。但是，谈及从一个国家移入另一个国家，早期西欧民族国家的边界是相对开放的，欧洲人移入各自的帝国及其殖民地正是这种情况的佐证。工业革命之后，首先在西欧，然后在美洲、澳大拉西亚以及整个亚非大陆，移民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三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之一日趋重要。因此，移民这个词最常与旁动力的流动和劳动力的迁移联系在一起使用。
直到二十世纪的前半期，贵族、富人、资产阶级、受过教育的各类专业人才以及那些自认为是绅士的人（当然也包括女士），甚至包括有阶级意识的商人和生意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移民。他们去旅游、访问、或侨居，有时是为了科学研究，有时只为了去冒险，有时出于厌烦，有时则是为了赚取利润。如果条件合适，他们就决意定居下来，在外国安家。他们中有许多是好发异想而又不安份守己的人。另外，也有为了逃避迫害、暴政以及各种歧视的难民，还有许多人是为了逃避法律的惩处。但是，直到近代，他们只是进行殖民活动或到处游历，然后定居下来，而不象那些贫穷、挨饿、走投无路、没有土地的人及失业者那样移居别处。这种变化是很重要的，我将在下文中加以说明。
就这一点而言，在中国引进工业化之前，为什么在中文里没有与移民相当的概念，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农村社会，男人自愿离开家园，不仅是一种不忠的行为，也造成了家庭和乡村劳动力的流失。只有因公务被派驻外地，或被强征为劳役，被送去学习，或是为了谋求家庭安全，或为了补贴家庭收入的外出工作，或为了经商去冒险，才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因此，所有离家或出国的迁徙都只是暂时的。由此，产生了“侨”或“侨居”的概念，这就是华侨含义的由来。所有行为良好的男人，如果能够的话，最终都要回家的。否则，政府官员，甚至其家庭成员就会将他们视为流浪汉、逃亡者，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正如你们中许多人所了解的，在现代词汇里，“移民”最初并非指自愿迁移的人，而是指官方将人们迁离家园的政策，以及因此而迁移的人。当前最好的例子就是，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中国政府决定将上百万的人迁离长江中游地区。
移居劳工大体上作为一个阶级的概念；而移民则作为官方强制行为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概念。尽管二者间存在不同之处，然而，历史上，移民现象却是一个客观事实。对于整个部族、家庭和家族、戍边的军事单位、劳工集团（近来的技术用语叫做生产单位）是出于何种动机而不断地迁移，我们已有这样的记载。直到近代西方的扩张和全球资本主义到来之前，移民并非针对个人而言。但是，最终即使是地位优越的人，不管出自何种原因和动机，所有那些离家未归者，所有在外安家落户者都被统称为移民，即作为移入民和移出民。这是个客观事实，是历史的统计资料。
我已在许多文章中讨论过华侨和华人词义的变化，不再赘述。这里我只想说，在今天，华侨和华人的正确使用要比过去更为清楚了。华侨指的是中国国民（包括没有其它地区居留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以及香港的居民），他们离开上述地方而住在国外；华人指的是加入外籍或具有永久居留权的华族。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移出国和移入国，这两个词的使用却存在很大差别。移出国，特别是中国坚持将华侨与华人连用，而移入国则常常无法决定他们对华人移民应抱有怎样的想法。他们游移于非歧视性地使用类似象“海外华人”这样的术语，或者使用足以显示出华裔，而又带有国籍的称谓。近年来，华人移民加剧了这种混乱。在过去50年里，华裔和专业人才在经济领域里的卓著表现使华人感到自豪，但却引起非华人的恐惧。这一事实也使正确使用这一术语变得越来越困难。
下一部分我将讨论“移民地位的提升”现象是增加这一难度的主要原因。移民地位的提升过程好象是一种渐进的选择和接纳的过程。上文已说明了移民含义的变化，并已指出华侨和华人的定义，现在我进一步谈一谈“提升”的含义。从历史上讲，移民最初的提升可以说是在移入国根据劳工的健康状况选择移民之时开始的。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提升则是指移民变成该国的国民，并且在他们的使用价值耗尽之后也不会被遣返回家。诚然，最早的统计把所有选择定居的人也纳入移民之列，而不管他们的种族血统和阶级背景如何。但也可以说，一种实质的提升已经发生了。
第二个阶段就是移入国决定接收更高素质的移民。这就导致了移民政策的变化：按优先权将移民分成等级。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不再需要大批移民劳工之后，即开拓一项新的产业所需要的体力劳动的阶段已告结束，或者说不毛之地以及落后边远地区的开发已告完成。随后，政府就会鼓励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功人士来担任当地人才不足的职务，提升就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最后，为了吸收新移民，新近又规定了移民质量标准，并据此建立了配额制度，所有这些都用以保证提升的系统性和连贯性。
移出国还无力按素质将移出民分类。但是，在那里提升还是发生了，尽管政府未必是有意识地通过一项法案来促使其实现的。让我们再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为了能签订更好的合同以谋求长期的服务及更多的外汇收入，就必须保证劳工的健康，这样他们中更多的人才能适应普遍的需要。移出国对劳工留居当地不归这一点表现出矛盾的态度。但是，只要留居者继续寄钱给家，那么这一损失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大多数移出国是在很长时间后才意识到移民的提升可能会导致同化并最终失去那些富有经验和技能的人才，而如果他们选择回来的话，他们是多么可贵啊。一旦这些国家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出现这样的倾向，即将很可能永远定居外国的移民同只是暂住海外的旅居者的种种称谓混淆起来。
前面所述是针对至少十九世纪末期以来的海外华人。自从中国政府第一次重视在国外的华人的价值以后，移入国提升移民的政策就被当作是一种威胁。十九世纪末，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海外华人可以成为国外投资的大量来源、海外的巨大商业资产以及从先进工业国家获取新知识的有用桥梁。因此，政府将各种各样意指商人、劳工和南方居民的术语换成了更有礼貌的提法，从而表明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最后，则变成了明显显示出官方认可其地位的有力标志，即华侨或中国侨民。这一术语的使用，表明中国政府准备将海外侨民作为重要的国民提供保护。它以自己的方式将海外移民从反叛者、冒险家、劳工提高到受尊敬和受重视的国民地位，并极为重视他们的效忠。
过去50年里，在全球范围内，移入国提升移民的趋势变得更为显著。通过提升移民的新政策，以大量合同劳工来承担工业化基本任务的习惯做法不再产生移民了。同样，许多输入半熟练劳工从事服务行业的国家，在合同期满后会要求劳工离境。通过提升移民的政策，移人国越来越实行更加严格的控制措施，并釆用选择性很强的配额制度来决定哪些人可以作为永久居民。另一些国家则根本不接收移民，或出于同情，只接收政治难民。还有一些国家则采取带有种族与宗教色彩的标准，而实际上完全否定了现代移民概念。考察这些政策的不同并不是我的目的。我论述的中心议题是回顾1945年以来华人移民的经历及其对我们采用象华侨和华人这样的惯常用语产生的那些影响。这反过来又会使我们思考为阐明过去50年来华人移民的历史，要进行怎样的研究。如果我们能提出确切的问题，并对此进行很好的研究，我相信，这不仅对我们了解海外华人，而且对于世界范围的移民的广泛研究都是有益的。
我首先从1945年前接收移民而此后又改变其移民政策的国家谈起。最重要的国家是在东南亚拥有殖民地的帝国政府，即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独立的泰王国。总的来讲，英国是从其帝国，尤其是从南亚次大陆（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香港以及中国通商口岸向这一地区输入外籍劳工最多的国家。他们在缅甸和英属马来亚设有对移民健康和特殊技能（包括办公室工作与教学能力）进行审查的管理机构。他们提高移民的质量是通过输入女性以促成移民在当地定居，继之，又将英国臣民授权予一批精选出来的效忠、移民以提高其地位。但是，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他们相信已定居下来的移民家庭会及时大批地补充劳动力，因而开始对移民的数量进行严格的限制°1945年以后及非殖民化前夕，他们继续推行限制移民的政策。但是，移民的地位因被授予当地公民权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在马来亚联合邦（以及现在的马来西亚）独立前执行的法律，在新的民族主义政府成立后得到了继承。这个提升移民政策直接导致了在新的民族国家中，具有华人和东南亚人血统的少数民族国民地位的提高。在前殖民地新加坡，类似的法律使绝大多数华裔成为新加坡人。
在法属印度支那与荷属印度尼西亚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他们对移民劳动力的需要不如英国人那样大，也不具有与英国同样的现成劳动力资源。然而，他们也采取了某些提升的形式，这包括输入妇女以鼓励定居，及最终允许数量有限的华人获得法国和荷兰公民权。总的说来，法、荷两国政府对移民的限制比英国更为严厉。虽然他们也推行了使移民有权成为当地公民的法律，但是，由于越南在法国离开后发生了内战，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引起了民族主义革命，这就使两地有关移民的法律没有健全地发展起来。美国统治下的菲律宾则有一些不同。美国是继西班牙在菲律宾实行殖民统治的。但它却没有自己的帝国传统惯例。因此，它沿袭了西班牙人的一些习惯做法，但也把美国自己的限制移民的法律引用在刚刚获得的领土内。华人移民就这样从一开始就受到严格的限制。当地公民权的法律是仿效美国的法律而制定的。美国统治期间，移民地位并没有提升。这在菲律宾独立的移民政策中反映出来。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移民地位才开始有所提升。
泰国是东南亚第一个提升移民地位的国家。它鼓励移民与本国人，甚至包括王室家族成员的通婚，由此可以使移民获得合法的社会地位。泰国是有选择性地给予移民以国籍的。但从最初，政策就承认了这种新国民的平等地位。不管移民的血统和社会背景如何，只要他们接受了这种形式的提升，就意味着没有歧视。该项政策经过定期的回顾和政治论辩后，一直贯彻至今。这被称为同化政策。但是，这样说是过于强调了这一政策的一个方面，而且并非是最重要的方面。的确，如果实施同化的严格标准，那么华人血统的泰国人就会很少了。但是，他们中绝大多数泰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政治效忠是毋庸置疑的。这要归于泰国这种特殊的移民政策使华人及其祖先都得到了社会地位的提升。
东南亚地区新建立的民族国家实施的移民政策有明显的不同。共同的一点是，在过去50年内，华人向这一地区的移民是很有限的，相反，它是一个提升过去移民及其后裔的地位、巩固和建设国家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移民获得了国民的角色。然而，我希望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在这些移民中发生的一个明显的发展就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取得成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最近出现了重新移民到世界其它地区的倾向。毫无疑问，这在东南亚的华裔看来，与西方发达国家移民地位的提升，有很大关系。我注意到，在讲英语的北美和澳大利亚移民国家的情况尤其这样。
这就是过去50年华人移民历史的主要事实。我认为，从移入国的观点看来，它与这些移民国家对移民的提升密切相关。让我通过1945年以后世界历史中对移民最有影响的两个显著变化来解释这种现象的主要特点：其一，即美国势力的全球化，特别是它作为超级大国出现在太平洋地区；其二，也就是二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行动。这两种变化对于美国对中国以及华人移民政策都有直接的影响，这反过来又深刻影响着现代华人移民性质的变化。
让我先来谈第一个变化。美国继承了英帝国势力，但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又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区别，如它没有领土。因此，它只能从遥远的地方进行干涉，所以它不得不煞费苦心地依赖它的盟友。并且，美国也受到了来自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挑战。苏联一部分的领土是在太平洋地区。它的意识形态与美国所倡导的一切都截然相反。美国对盟友的需要使它与前敌人日本结成了历史性的同盟；支持它所不信任的中国政权以及作为其新基地的台湾；武装干涉朝鲜战争；作为削弱中的西方势力的代表在东南亚实行积极的外交政策；直至最后陷入越南战争。所有这一切，中国的因素显然是很突出的。结果，就必须强制订出对大陆以外华人的新的移民政策。当然，并非所有的政策都是战略性的或出于政治目的的，其中有经济的、人道的宗教的问题以及社会和文化价值等方面的问题。但是就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难民、知识分子和学生而言，提高移民的地位是最佳政策。
这与前一时代的反对殖民地的、帝国的和种族的遗产是一致的。随着美国移民政策所保留的反华特点的消失，提高移民地位就不可避免。在此，我是指国会在有关移民、各个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多元文化差异、实际存在的歧视以及教育机会均等等一系列方面所进行的系统的立法改革。这些改革与西方各国最先进的法律相比，如果不是更好，那么至少是与其一样的完善。对于华人移民而言，这些改革确实对他们在美国未来的机遇开辟了新的前景。再者，这些改革的措施并非仅适用于来自台湾的华人。所有有资格的华人，也就是说所有在教育、家庭背景和经济潜力等方面符合提升标准的人，都可以加入到申请移民和永久居留权的长长的队伍中。
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与英联邦及象法国、荷兰这些前帝国的发展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在其它讲英语的国家，主要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我们可以看到最具特色的细节性的特点。这两个国家领土辽阔，需要移民，而且都不能再依赖其它欧洲人来填满其空旷的土地；它们都对各自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极为敏感。并且，他们对美国在战略和意识形态领域政策的支持，使其更容易步美国的后尘。这鼓舞了它们对移民问题进行新的思考，从而使它们进行了与美国相似的移民法改革。还有一点就是，这三个国家在经济上都是强大的，具有共同的经历。尤其在涉及华人的移民方面，已有100多年的相似的经历。在这里，应该指出与前英帝国和美国殖民地讲英语华人的令人感兴趣的联系。从东南亚再移民的华人，即想要离开东南亚但又不想回到中国或其它中国领土去的华人移民，大多数是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这些讲英语的国家再移民的，而北美和澳大利亚成为他们首选的目的地。毫无疑问，至今仍在英国人治理下而且讲英语的香港也呈现出这种趋势。
这样，盎格鲁人的美洲国家似乎统治了1945年以后的华人移民的新世界。但是，就提升移民的政策能进一步修改到多大幅度，这些国家又能接受多少移民来说，是存在明显限度的。自1978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当以美国为主导的一些国家开始将其移民政策应用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团聚的家庭成员、学者和知识分子时，这些限制就很容易地被突破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得不寻求其他的地方如拉丁美洲、欧洲各国、其它亚洲国家以及与华人的联系较弱的南非及非洲其它地区。但是，华人在这些国家的人数还比较少，他们对新环境的影响也微不足道。同样，各地区都有提升移民地位的想法。寻求大批农民和无产者出身的移民劳工的国家已不复存在。它们更倾向于移入投资者、商人和一些专业人才，幸亏过去20年来，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有兴趣移民他国的人才。这些地区只有提供最佳的发展机会使其自身继续具有吸引力，才使素质提高的移民不会大批离开。
在我深入论及移入国提升的移民之前，让我简略提一下移民主要的移出地，即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这些地区1945年以来输出了大量的新移民。提升移民的政策对这些地区有何影响？当然，它并没有减轻这些地区的人口压力，相反，却使大陆在1949年以及整个五十年代出现了突然的“人才流失”。与此相同，台湾的“流失”虽然缓慢，但却持续了将近40多年，绝大多数人才都流向美国。毫无疑问，这些素质较高的移民提高了海外华人的水平，并对科学技术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多人后来在商业和工业企业中也干得很出色。香港在六十年代末高素质移民的流失情况相当严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再次出现这一情况，此后，由于澳大利亚、加拿大与美国一道采取欢迎华人移民的政策，移民人数持续稳定上升。在过去7年中，每年都达到了5—6万人。这三个地区，特别是中国大陆对于人才和技术人员流失的后果，几乎是无法承受的，当然，现在回流已开始。富有经验和受过高教训练的人员从西方回到了台湾和香港以迎接挑战，在较小程度上也向中国大陆回流。它的影响尚难预料，但是这一趋势对未来研究提升的华人移民来说，显然有很大关系。可以肯定，从接收移民的国家看来，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移民的提升现象要求我们重新考虑用来描述世界范围内各种华人和华裔的术语。我们尤其需要对华侨和华人之类的术语的使用进行深入的考察。
我先从现在的两个截然相反的看法谈起。一种极端的观点坚持认为没有华人，也没有加上所属国籍的华人，如华裔美国人和印度尼西亚华人，而只有国民。一种不那么走极端的观点则容许这样的提法，一些国民是华裔或部分华裔。另一种极端的观点也不使用华人一词，而是将中国之外的所有华人都包涵在“华侨”一词中。这一术语包括台湾、香港的所有中国人或具有部分中国血统的人以及可能在世界任何地区被发现的华人。
这两种极端的观点已存在了几十年，但由于该地区经济的惊人发展，两种观点的对立大大增强了，在过去15年里，在中国国内也同样如此,1989年以来，随着发生天安门不幸事件、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西方“七国集团”经济的衰退，东亚和东南亚所取得的经济成就都非常引人注目。众所周知，中国的发展、台湾和香港的作用以及东南亚华人企业的贡献，导致了“大中国”一词的各种用法。这一术语听起来多少带有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一方面是沙文主义者的骄傲，另一方面是区域民族主义者的惊慌，两种极端的观点日益引人注目。我认为现在迫切需要学者们做出努力来驳斥这种极端主义并澄清这些术语的含义。这种两极分化的观点引起的激烈情绪远超过启迪人的见解（如果有什么见解的话），而现实情况要复杂和微妙得多。狭隘和极端态度政治化的危险是很大的。归根结底，这种态度只能使那些不希望看到这一地区繁荣兴旺的人获得好处。
我认为应该对下列问题加以深入研究。虽然这些问题大都与东南亚和讲英语的移民国家有关，但也关系到世界其它地区存在的类似问题，尽管在那些地区，华人移民不是一个与政治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下：1.在东南亚新兴国家中，前移民地位的提升程度；2.在西方国家中华侨成为华人的速度；3.作为华人地位提升的最高形式的政治参与的实质是移民；4.移民地位在经济和知识领域的提升中，中国这一因素，尤其是通过中美关系所起的作用；5。移民迁入国的看法；它们对此是否在意？
移民地位的提升在东南亚是复杂而不平衡的。到目前为止，移民地位提升最彻底和深入的国家是泰国。在那里，华人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相当大的少数民族。即使在政界和军界，人们也很少留意到泰国国民中华裔的存在。华人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大体而论，已经没有华侨。以前的移民及其后裔融入泰国社会组织已达到如此程度，以致可以说，对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现在即使使用华人这样的词语也不合适了。没有比泰王国这些国民更为忠实的臣民了。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在新加坡实际上也没有华侨，因为新加坡80%的人是华裔，他们现在都是新加坡人，因而根本不需要华人这一术语。
比较来看，东南亚其它地区华裔地位提升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接收移民为公民和国民的政策是比较有效而彻底的，因而已经很少人仍可称为华侨了。然而，华人是否可以作为适用于那些华裔国民的确切术语仍然是个疑问。例如，菲律宾人包括几百万华人和有部分华人血统的人。但是，如果他们将自己视为华人，他们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其扮演的角色就只能任政界和军界以外的职业，而从事商业活动。至于象缅甸、越南、老挝以及饱受战争破坏的柬埔寨这样一些国家，它们的经济封闭了那么长时间，以致认同于华人并没有任何好处和机会可言。在这些国家中，提升移民地位的做法贯彻得较早。尽管生活在那里有一系列可怕的问题，留在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华人早已放弃了将自己称为华裔公民的想法，而是寻求融入为国民。只要他们不是次阶级或低级的国民，而且没有在平等外表下的持续的歧视，那么对于那些选择定居的人来说，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就指日可待了。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有着不同的经历。印尼民族主义者的民主革命是通过确立认同和效忠于新的民族国家的标准来提高前移民的地位的，但大多数华人都感到难以接受这些标准。这种无条件的选择使几十万华人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回到中国。此后，尽管中国与印尼的关系紧张持续了20多年，但那些留下来的华人使自己适应了成为归化民的条件。但是，这种提升尚未完成，政府意识到有中国血统的人将自己视为华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正常情况下只限于从事商业活动和某些技术性专业。
前中国移民和印度人后裔占马来西亚人口的40%以上，他们地位提升的幅度更大。依靠现代法律和行政管理传统获得巩固的一套强有力的贵族制度，使以前的移民有较多的时间调整自己的作用而得以在国家建设过程中成为直接参与者。一些人由此在政府和军界中谋得了一席之地。此外，由于外国投资的不断进入，强大的国际贸易联网，以及原住民中产阶层的迅速崛起，使华人在经济领域成功所构成的威胁较小。马来西亚民族政府对于前华裔移民的效忠怀有较大信心，而且它与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的关系比以前有所缓和。尽管华侨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但华人这一术语在马来西亚的使用，可能比在其它任何地区的时间都要长。
简而言之，即使对邻近的东南亚，虽然华人移民的历史最长，但情况的差别是很大的。人们不能轻易地对其作出概括性的结论；而类似“所有的华人都是相同的”、“一旦成为华人就永远是华人”这样简单化的说法也都是无根据的，同时也容易使人产生危险的错觉。我们有必要既要驳斥所有那种将华裔都统称为“华侨”这样草率而懒惰的做法，也要反对那种故意含糊地使用华侨一华人这样混淆的术语。
我的第二个问题转到西方国家，但主要只涉及北美和澳大拉西亚讲英语的国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华人移民大多流向这些国家。在这里，过去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歧视，这与现在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气氛是鲜明的差别。我已解释了战后提升移民地位的政策的变化背景。这些国家的移民政策脱胎于现行公开的种族主义政策，直到最近才发生了转变，因而，这种转变就尤为显著。作为接收移民的国家，它们对华人移民的政策发生了绝对惊人的改变。在过去大约40年里，这些国家接纳了100多万名华人移民。在这个时期，老华侨大多数已去世，而新华侨的数量一直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将移民提升为永久性居民，继而又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国民，其速度相对来说是迅速和一贯的，除了成千名偷渡到这些国家的非法移民感到脱离唐人街就难以生存之外，在这些国家中，那些地位之提高的移民几乎是在到达之后不久就可以跃过华侨阶段而准备作为华人来思考问题和行事。唯一的问题是，这些国家同化主义者的力量是否强大到足以使华人一词只适合在短期内使用，或新的多元文化政策将鼓励给华人移民一个中间的或过渡的阶段，使他们在文化和思想上可以长期作为华侨和华人而存在。当然，移民地位的提升也意味着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成为移民。他们陶醉于华人的价值观念中，对他们的文明感到自豪，并且能够保持华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而这在以前的华人移民中是难以想象的。结果可能是在这些华裔国民中出现了分化，即分成享有完全同化成果的华裔以及在当地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喜欢在一种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情况下生存的华侨一华人。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继前两个问题而来的。我们可以问一下，在东南亚和讲英语的国家中，有多少华裔血统的外籍国民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答案由于每个国家华人参与政治的性质和程度的差别而各不相同。显然，对政治进程的直接参与，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民主政治，是移民地位提升的最高形式。如果华裔国民积极参与政治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保留华人这样的术语不是过时吗？如果要保留“华”的观念，那么，已有“华裔”这样的术语来保留这一联系。否则，正确的术语应该是印度尼西亚人、越南人、澳大利亚人、泰国人和美国人，等等。
在东南亚，华人经历了漫长的土著帝国、王国和公国的封建政治和中间商的殖民政治。今天，却是对国家建设进程作出贡献的商业政治；同时也存在着种族或社区的民主政治。问题是，这样的参与是否将引导回归社区的团结，即回归到政治家们组织起来是为了获得本种族的选票，而不是为了进一步融入全民族的社会中去。除了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外，当上述人数很少时，华裔小群体如何组织起来，以及他们在实际上如何投票是无关紧要了。
在北美和澳大利亚，对同化主义政治的压力相当强大。参与这种政治活动的人将不得不从种族集团之外寻找盟友。在美国，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后裔势力的彩虹联盟的思想抬头是有趣的现象。即使这样的联盟最终不会有任何结果，但亚裔美国人在政治、文化和艺术等方面觉醒的事实就意味着对任何纯粹华人的认同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我上面提到的华侨一华人这一范畴的重要性可能不会继续存在下去。即使存在，为时也不会太久。基于目前的种种迹象，我认为华人参与国家政治越充分，这一观念就会越快地受到冲击并被取代。
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以及那里华人移民为国家所承认的速度快于其它地区，使我想到了第四个问题。这与中国以及中美关系有关。说到中国的因素，我指的是中国成为该地区下一个经济大国以及成为对美国霸权潜在的主要挑战者。在许多人看来，这明显表明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成为吸引华人或华裔的磁体。这就是“大中华”及其所有类似的说法产生的原因。这一说法是为了表示建立在市场社会主义或“儒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地区性“中国公司”将在某一天形成一种威胁。加上使用“华侨华人”这样的术语来包括所有中国之外的所有华人，就意谓着一种不可阻挡的扩张和伸展势力的警报。
美国华人对中国经济成功采取的这种潜在的态度对中美关系会有怎样的影响？人们曾设想在可能的情况下会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帮助支持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科学的合作，或者至少确保双方的理解以避免重大的冲突。但是，至少会有两种保留的情况。这两种情况都以提升移民的政策所可能带来的结果为转移，这些政策使100多万名华人很快地成为美国人。问题是，这一过程是否太快了吗？如果一些刚刚入籍的美国华人不那么忠诚，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正在为扩张中的生机勃勃的中国扮演着代理人的角色；另一方面，如果对美国的热情是真实的，那么具有这种热情的人可能更愿意成为中国国内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政治文化观点的支持者。第一种行动表明不管华人的国籍如何，对中国，他们仍然保持着中国人式的效忠。第二种情况则表明他们准备成为爱国的美国人，并将中国的政治改革视作一种美国人合理合法的事业。无论哪种情况，对中国和美国政府而言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象华侨华人这样的术语是否足以说明他们的立场，是值得怀疑的。
最后，我将以第五个问题来结束我的讲演。让我们回到过去50年来许多接收华人移民并采取提升移民政策的国家的观点上来。这些观点的差别很大。例如，一些国家对于具有商业、科学和专业技能以及文学、艺术天赋的华人表示出热烈的欢迎。然而，其它国家就不那么慷慨，不那么愿意提高移民的地位。他们放弃了现代文明准则的要求，即尊重移民的一些基本权利，只要移民地位的提升没有对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
但是，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所有接纳移民的国家对于新公民都寄予相同的期望。每个国家以其自身的方式承认华人作为自己的国民。他们都希望提高华人的地位，华人就会以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作出贡献作为回报，最终是对接收国的完全的政治效忠。从这一方面来看，华侨这样的术语是不适用的(除非对那些保留中国公民身份的人)；即使华人一词也是不恰当的，至少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是如此。而最不可取的是，将华侨一华人联接起来使用，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是为某些目的而使用的，那里的学者们也喜欢这样用。从接收移民的国家来看，如果提髙了华人移民的地位，那就既没有华侨，也没有华人。在被他们的新国家接纳为国民的移民眼里，这一观点无疑事关重大。
按：本文系香港大学校长王康武教授，在1994年12月香港大学举办的“五十年(1945-1994)海外华人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译者系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译校者系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