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
新马闽人兴学办教的历史是新马华文教育史的一部分，由于史料不足，我们无法确定新马区最早的闽人学校是那一间及何时创立。不过，我们知道大约在1815年间马六甲有三间华文学校(注1)。无可怀疑的这三间学校是马来半岛上有记录的最早三间华校。根据基督教传教士米勒氏(William Milne)的记载，其中一间是传教士所设立的。米勒氏没有提到其它两间由何人所办。不过我们可以在此作个合理的推测，当时马六甲的华籍人口大部分是闽人，因此我们可以臆度米勒氏所提的两间不知创办者的华校中最少有一间应是闽人创办的学校。
有关这间最早的闽人学校，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这间学校有多大，有多少学生？我们也不知道这间学校是否是间私垫，或者是由当地闽帮所开设？但是，从有关马六甲早期华校的知识来推测，可以肯定这间闽校是聘请闽南话的教师来教导学生读经和写字，并且也教导学生学习珠算(注2)。
新马早期闽人学校较可靠的数据来自西方传教士的记录。1829年，一位德国籍传教士汤生氏(G.H.Thomsen)谓新加坡有三间华校，其中一间是闽校，坐落于北京街(注3)，该校有学生二十二名(注4)。这间闽校属于传统的私垫，学生人数不多，而属于私人经营的性质(注5)。
新马区最早的闽人义学大概就是1849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崇文阁，崇文阁是由新加坡闽帮的领袖陈金声先生所创办。陈金声，号巨川，祖籍福建永春，为新加坡闽带的著名领袖。 陈氏于清道光29年己酉(1849)登高一呼，创办第一间闽人义学，他以身作则，慷慨捐出叻银八百八十元，陈氏义举深受当地闽商的支持。当时闽籍富商如洪浚成、黄崇文、章二潮、曾举荐和许丝绵等各捐巨款以响应(注6)。陈氏此举共筹得叻银七千五百零四元。陈金声的教育善举，除获得闽籍富商支持外，潮帮领袖余有进也概捐二百元以囊助(注7)。崇文阁于1849年兴建，1852年(清咸丰2年壬子)落成，它坐落于直落亚逸街天福官的西偏。建筑物的上进是崇祈梓潼君之处，而下进则是学生上课的地方(注8)。很显然的崇文阁是新加坡闽帮所共办的，主要是教育当地闽籍孩童的义学。
但是，新马区较有名的早期闽人义学要推新加坡的萃英书院，在英文史册中称为“新加坡华人义学”(The Chinese Free School)(注9)，于1854年由闽帮领袖陈金声所创办。陈金声创办萃英书院与创办崇文阁的手法相同。他以身作则，慷慨地捐出一块价值一千七百一十叻币的地段充当新义学的校址，然后获取另外十二位富裕闽商的支持，捐得六千三百四十五叻元以供建筑费(注10)。这十二位富商中包括著名的华社领袖陈明水和其它(注11)。除外，陈金声又向当地闽商和店主筹得三千八百四十八元，充当萃英书院的开办费和维持费(注12)。这新义学很快地发展成为新马区的著名华人学府，学生人数众多。19世纪70年代，一位著名的英籍华人事务专家哇汉氏(J.D.Vaughan)在他的著作中就曾提到当时萃英书院每天有一百名学童上课，学校雇有两名老师负责(注13)。到了19世纪80年代，萃英书院学生的人数似乎减少，但教师的人数却相反地增加。新加坡著名的华文报章叻报曾报导有关该义学的消息，谓1889年初，萃英有学童七十名，教师三名(注14)。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的创办标志着新马区闽人教育已向前大大地跨进了一步。毫无疑问的义学是比私垫进步，同时教育的收效也比较高。义学雇有较多名老师，可以收容更多的学童，可以按学童不同年龄和程度分班教学。由于义学是公立的，在经济上获得全体闽侨的支持，而闽帮在办学和管理方面可加以指导和约束。19世纪90年代，新加坡闽帮就曾委任人员按时检查义学学生的成绩和老师的表现(注15)。这样的作法可以防止老师教学不认真和学生偷懒，对于学生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在这个时期，萃英书院每年举行的一次年考，成绩公布在当地的华文报章(注16)。同时，清朝驻海峡殖民地的总领事被邀请鉴定萃英书院学生考试的成绩。1892年著名的清末诗人和外交家黄遵宪总领事就曾参与鉴定学生的成绩(注17)。
早期新马的闽人义学如崇文阁和萃英书院因得到新加坡闽带的支持和监督，学生的成绩良好。华文报章与清朝驻海峡总领事的参与，鼓励学生争取更佳的成绩，同时也在新马华人社会中制造良好的风气以发展华文教育。
晚清时期中国的教育改革主要是受到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日本以一个弹丸小国一跃成为世界的一级强国，相比之下，一个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中国却遭受战败的耻辱，割地赔款，几乎无以自容。当时清朝一些有远见的大臣们已开始了解到教育的重要。他们看到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弊病，也看到日本因新教育制度的成功而强大。虽然改革派的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也看到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弊病，但他们对教育改革没有提出全盘的计划，仅是对当时的科举制度作一些修改(注18)。
清末那一小批具有远见的大臣中，张之洞可说是最特出的一位。张之洞原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自强运动的领袖，他亲眼看到40年来自强运动期间中国所建立起的强大舰队，在甲午战争时一败涂地。甲午战争之后，他深深地体会到中国所需的不仅是西方的军事科技，同时也须要在现有的政治架构下推行制度改革，所以他公开支持教育制度的现代化(注19)。1898年，张之洞出版了著名的教育改革论《劝学篇》，这本小册子流传颇广，他的教育改革论颇受到一批开明的士大夫和官员们的支持(注20)。
无疑的《劝学篇》成了以后张民及其它开明大臣所作的教育改革奠下理论的基础。1900年义和团起义之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仓皇西奔，暂时在西安立足。为了挽救没落王朝的命运，慈禧决心推行改革，在这样有利的新政治环境之下，张之洞把握时机，实现他改革教育的理想。1901年7月，张之洞偕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朝廷提呈奏折，主张全面而彻底地改革原有的教育制度。慈禧接纳张刘的意见，于同年9月颁下著名的教育改革谕旨，饬令各省督抚把各省原有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府属学校改为中等学堂，县属学垫改为初级学堂(注21)。
1901年9月的教育谕旨为中国施行新教育制度铺平了道路。但是随着1901年9月教育谕旨之后，各省的新教育活动参差不一，在中国中部和东南部，创建新学堂的活动非常蓬勃，这和张之洞、刘坤一以及张骞提倡有关。张之洞在创建新学堂方面更是活跃。根据可靠的统计，从1901到1902的两年间，他在所管辖的湖南和湖北两省，最少建立了十一间各种不同性质的学堂。1903年当他由湖广总督调任为两江总督时，于1903--1904年间，又在辖下的江苏和江西省建立了更多的学堂。到了1904年，清朝正式建立了一个以日本教育制度为模式的新教育制度。在这制度之下，有一套完整的教育结构，即是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在小学教育的环节，又分为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学教育又分中学堂和高等学堂。在高等学堂之上就是大学堂，并把原有在北京的国子监改成大学堂。为了保证新教育制度顺利实施，清政府于1905年设立了学部(即现代的教育部)，以取代原有的礼部(注22)。
晚清时期新马华人新式学堂的建立，除了受中国的教育改革的影响外，当地华人政治环境的变动也促使新式学堂的创建。康有为、梁启超在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逃亡海外。1900年康有为南来新加坡避难，同时在新马寻求华侨的支持(注23)。
在康有为抵新之前，新马地区已展开维新运动，在林文庆医生和邱菽园的领导下，维新分子很快地组织起来，出版报章，举行公开演讲，对康梁的维新运动给于全力支持(注24)。
因此，维新分子对新马华人社会政治意识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与康有为抵新的同年，孙中山先生也来到新加坡，虽然孙来新的目的地是拯救两位被海峡殖民地政府拘留的日本友人，但他也在新加坡散播革命的种子(注25)。
接着于1901年另外一位重要的革命领袖尤列抵达新加坡。尤列和其它革命分子在新马建立中和堂，宣传革命。除了外来的革命分子之外，新马本区也产了一些革命分子，他们深受中国政治和革命书籍的影响而展开活动，其中著名的有新加坡的陈楚楠和张永福以及马六甲的沈鸿柏等(注26)。1906年4月，孙中山先生亲临新加坡，创立了同盟会分会，接着同盟支会在吉隆坡、槟城、芙蓉、怡保、瓜拉庇劳、麻坡和关丹等地先后成立(注27)。
维新派和革命派在新马华社建立基地，主要是要获取华侨的经济支持，以实现他们在中国的政治理想。双方都知道争取华侨的竞争是长期性的，因此，双方都需要作长期性的计划。过去的经验显示，只靠巡回旅行以筹募款项，其效果是不够的，因此，要想在新马华侨社会保持持久的影响力，势必要控制一些华侨团体，所以学校和其它教育文化机关成为两派竞相渗透和控制的主要对象(注28)。
这些考虑导致维新派和革命派分子大力支持创办新式学堂。除此之外，维新与革命分子，尽管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手段不同，他们对教育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教育不发达是中国积弱的一大原因，应该建立新式学堂和发展新式的教育，因此鼓励新式学堂在新马华侨社会中的建立，成为维新和革命分子的共同目标。
新马第一所新式学堂是槟城的中华学堂，于1904年由张粥士和其它华籍富商发起建立。它也是东南亚华侨社会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注29)。开办之初，暂藉槟城平章会馆(即现在的槟城华人大会堂)为校址，同年5月正式开学，共有学生二百四十名，分为八班上课(注30)。学堂有总教习(即现在的校长)一名，专职教师十二名，他们都是从中国聘请的(注31)。学堂的管理由十四人组成的监督部负责，校政监督部有正副监督各一名，总理六名和协理六名(注32)。由于中华学堂不属于任何一帮派，校政监督总理和协理都由当地闽粤两省富商中选出(注33)。学堂的课程是把传统和现代教育以及中西文化熔成一炉。传统的学科如修身和读经，现代的学科如国文、历史和地理，以及西方的学科如外国语，数学和物理都是学生必修的课程(注34)。
1904年槟城中华学堂的建立掀开了新马华文教育史新的一页，从而鼓励其它新式学堂纷纷建立，尤其是在新加坡，创建新式学堂的热潮接踵而来。1905年明新加坡嘉应客家帮创办了应新学堂(注35)，1906年4月新加坡学帮创办了养正学堂(注36)，接者新加坡潮州帮在同年创办端蒙学堂(注37)。新加坡的闽帮也于1907年中创办了道南学堂(注38)。新式学堂是一种进步的象征，新加坡各帮都以创建新式学堂以教育他们的子弟为荣。作为新加坡最大帮而人力和财力雄厚的闽帮，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当然不能远落入后，所以在1907年创办道南学堂是必然的事。其实创办道南学堂的筹备工作早已于1906年展开。1906年11月18日(即清光绪32年10月初3日)第一次筹备委员会召开，这个日子也就成为后来新加坡道南学校的校庆日(注39)。当时创办道南学堂的筹备委员会是由一批当地闽籍富商所把持，其中包括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的第一任会长吴寿珍、富商张善庆和李清渊等(注40)。这批富商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同时他们在商场上颇有交往，所以不难筹得一笔可观的款项(叻币四万元)作为建校的费用。同时，新加坡的其它闽籍商人和店号答应月捐以作为新学堂的维持费。当时闽帮又选出四十名董事管理道南校政。吴寿珍被推为总理，林竹斋为学堂监督，王会仪为学堂监学，而一位闽籍的学者马征祥被委为第一任校长(注41)。道南学堂于1907年中正式开学，当时租用住在大坡的前陈金钟的“泰国楼”(Siam House)为临时校址(注42)。开学之初有学生九十名，分四班上课。专职的教师有十二位，他们大都是闽籍，于1907年聘请(注43)。由于教师的人数多，又分班教学，所以教育的效果好。这给新加坡闽侨父母很大的信心，有许多愿意把子女送到华文学校就读。道南学堂办学的成功很快地得到当地闽社的支持，学生的人数骤增，开办的第二年(1908年)，学生人数从九十名增加到一百八十二名。1909年又增至二百九十六名，到1911年，道南共有学生三百零四名(注44)。
道南学堂是新马闽人所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主要的目的是让新加坡闽籍孩童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很明显的这间学堂的创办使新加坡的闽人受益不浅，尤其是那些家境贫寒的子弟。同时，新学堂也是为了闽人社会培育人才，这种帮派的观念很清楚地显示在招生的广告上(注45)。这种帮派利益的狭隘观念，不仅限于闽帮，其它帮办的学堂都如此。后来，由于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新马活动的影响，新马华人社会也渐渐了解到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注46)。而道南学堂在这方面起了带动的作用，废除以帮为招生的原则(注46a)，对以后制造一个较团结和繁荣的华人社会作出贡献。
有关早期道南学堂的课程，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历史数据，但从新马其它华文新式学堂如槟城的中华学堂和新加坡应新学堂的课程，我们可以看出端倪。很明显地，道南学堂和其它新马华文学堂一样采用清末新式学堂的基本模式，同时加以修改，以适合海外侨社的环境。基本上，新马新式华文学堂认同于晚清的教育目的，认为应通过德育、智育和体育来培养人才，当然，由于海外的环境，新马新式学堂增加了外国语一科。像晚清新式学堂一样，道南和其它新马学堂都有修身和读经这两科。由于当时培养的人才要向清朝政府效忠，并与中国儒家思想认同，所以道德教育还是很重要的，在课堂上，把传统四书五经(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诗、书、易、礼、春秋)的真义解释，以培养学生忠君爱国的思想(注46b)。至于智识教育方面，学科如英文、国文、历史、地理和格致等都提高学生的一般知识(注46e)。在体育方面，道南和其它学堂也都有这课程，不仅如此，道南和其它学堂似乎每周都有三个钟头的体操(注46d)。这表示当时新式学堂都很重视学生们的健康，有了好的身体才能把功课做好。这德智体育并重的原则，以后成为新马区华文教育的一重要原则。
(三)新马闽人与华文教育
中华民国的建立开创了中国的新教育制度。虽然清末的教育改革带来了新气象，但它还是脱不了门的观念，如忠君和尊孔。但是，作为民国创建者的革命党人，他们有着新的理想和新的观念。他们之中不少在日本和欧美留过学。目击近代西欧和日本都拜受新教育制度之赐而富强起来。他们相信新的教育制度是中国富强之钥，同时他们也相信民国政府应该利用新教育来发展民智和培养爱国精神。
1912年正当孙中山先生就任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时候，临时政府的一项要务就是建立新的教育部，孙先生任命蔡元培为第一任教育总长(注47)。当时新教育部的迫切任务就是如何修订新的教育目标以反映共和政体的新精神和理想。1912年2月，蔡元培在他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1906年清朝所颁布的教育宗旨，他指出清朝的两大教育目标“忠君”和“尊孔”与新共和政体的理想背道而驰。他强调清朝的腐朽观念必须由新的“公民道德、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世界观和美育”来取代(注48)。蔡氏的新教育观点很明显地反映在1912年9月2日政府所公布的新教育宗旨，那就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注49)。
为了反映共和政体的新精神，教育部于1912年5月颁发新的教育法令，以便对原有清朝所遗留下来的制度作重要的修改，要点包括：
(1)修改名称，把现行的学堂名称改为学校，监督和堂长改为校长；
(2)清学部所颂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而由具有民国精神的教科书取代；
(3)废除学校中“读经”一科；
(4)废止清朝的奖励出身制度；
(5)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
(6)中学为普通教育；
(7)清朝旧有学衔全部取消而以各级毕业生名称取代(注50)。
在破旧立新的精神鼓励下，教育很快地于1912与1913年创建了新的“学校系统”，在教育史上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在这新学制下，整个学程共18年，分为三段四级，三个系统。三段是初等教育(小学)、中等教育(中学)和高等教育(大学)。第一段的初等教育分为两级，计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第二段的中等教育只有一级，共4年；第三段的高等教育也只是一级，但分预科和本科，预科3年而本科4年。除了由小学、中学和大学所构成的主要学校系统之外，还有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两个系统。实业教育分初级实业学校和中级实业学校两级；而师范教育系统分中级师范和高级师范学校两级(注51)。
新学校制度的建立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课程内容的改革。清末教育改革的中心思想，脱离不了“忠君”和“尊孔”，而这封建思想很明显地反映在学校的课程如读经和讲经课。为根除封建思想和贯彻民国的精神，教育部于1912年9月至10月间先后公布了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专科学校的校令。
在“小学校令”中规定初等小学的新课程为：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设缝纫课；高等小学的课程计：修身、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手工、图画、体操和唱歌，男生另加农业而女生加缝纫。在“中学校令”中所规定的新课程包括修身、国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歌唱和体操。女子中学另加设家事、园艺和缝纫。这次中小学课程的改革，和1903年清朝所颁布的“癸卯学制”的课程相比较，显然地有两点重要的变化，第一是在中小学课程中取消了读经和讲经课，以彻底根除封建的忠君和尊孔思想，第二是增加了自然科学和生活必须的生产知识。这些变化有着新的划时代的意义，它把中国的教育大大地往前推进一步(注52)。
民初教育制度的订定开创了中国教育制度的新局面，它是时代的产物，是符合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须要而产生的。但是它是一种试验的性质，它随着时间的变迁而须作一定的修改，从这观点看来，1922年的学制改革是有它的必然性，基本说来，有三种因素导至1922年的所谓“新学制”的实施，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列强在华的经济势力消退，而民族工业抬头，客观上希望学校可以多培养一批有专业知识和职业教育的人才，以应发展新工商业之需，第二，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一些教育团体，他们在“教育救国”的大旗帜之下，积极倡导教育改革(注53)，第三，民初所建立的学校系统经过10年的试验，某些显着的弊病须要作适当的修正，以使教育制度正常发展。新学制于1922年11月l日由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的名义颁布施行，由于1922年属于壬戌年，此新学制也称为“壬戌学制”(注54)。
新学制把学程缩短两年，即把现行的18年改为16年，新学制规定初等教育(小学)6年，中等教育(中学)6年和高等教育(大学)4年。初等教育又分两级即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而中等教育又分为两级，初级中学3年和高级中学3年，高等教育(大学)不分级，普通科和师范为4年，而医科和法科至少5年。如果我们把这新学制和民国初年所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作一比较，可以看出下列的变动。第一，新学制把初等教育(小学)由7年缩短到6年，这有利于小学教育的普及，普通工厂的工人，如有小学教育的程度，较易掌握生产的过程和功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第二，中等教育的年限延长了，但分为两级各3年都带有独立性。那些不想再接受学术和专业训练的学生，可以在念完3年初级中学以后就业，不必多浪费1年。那些想做学术和职业专才的学生，可以念3年高级中学而进入大学。高等教育方面取消预科，使大学不再负担普通教育的任务，有利于集中精神进行学术研究和专业训练。
1927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后，较有效地统治中国，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承袭1922年的制度，而这制度也成为海外华文学校基本的模式(注55)。
晚清教育改革时，清政府已开始注意海外华人教育的重要，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海外华校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逐步地把海外华校纳入清朝的教育系统。民国创建后，海外华校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在辛亥革命运动期间，许多革命党人曾经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活动，其中也有些曾经利用海外华校作为掩护，以宣传革命的言论(注56)。辛亥革命成功给海外华人带来很大的鼓舞，他们把部分的爱国热忱表现在建立华校上，民初东商亚海外华校蓬勃的发展是一明证。民国建立后，政府很重视海外华人教育。1912年广东与福建的地方政府曾先后派员到东南亚华人社会调查学务，福建政府所派的郑贞文、陈鸿棋曾到印度尼西亚各岛考察华校发展情形。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和外交部商定委托中国驻外使节兼顾当地华人教育事务，并且公布了“领事管理华侨学务规程”，规定领事按期视察侨教，鼓励华人子弟回国升学，并奖励热心兴学的侨领和在华校服务约有功人士(注57)。由于中国政局混乱，外交使节也常有更换，所以对海外华校不能起很大的激励和推进的作用。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以后对海外华文教育非常重视，南京政府建立后不久，即在专管教育的大学院中设华侨教育委员一名，负责管理海外华文教育事务。1929年中央教育部又设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作为办理海外华文教育的设计和谐询机构。它的职权包括，负实拟定改进华侨教育方案；调查侨教情形，计划侨教经费和其它有关华侨文化的事项(注58)。1928年，南京政府扩大其侨务委员会的组织，把海外一些知名的侨领吸收，聘他们为侨务委员。当时知名的侨界领袖如暹罗的萧佛成，马来亚的邓泽如和新加坡的陈嘉庚都担任委员，而萧邓二氏更为侨务委员会八名中的两名常委(注59)。接着，侨务委员会继续扩大，而海外著名侨界领袖被聘为侨务委员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注60)，海外侨界领袖被纳入南京政府的中央侨务机关不仅加强了国民党政府和海外华人的关系，同时也加深了南京政府对海外侨教的认识。通过这些侨领，政府可以更有效地作出有关侨教的决定。1931年，国民政府又在侨务委员会属下另设一侨民教育处，并委处长一名专门负责(注61)。侨民教育处专门负实办理侨校的调查，立案，监督和指导等工作，而教育部则只管理确定方针，拟定计划、筹措经费和派遣教师等工作(注62)。这二元侨校管理的原意，本是由侨务委员会的侨民教育处分担教育部官员管理海外华侨教育的责任，以期收分工之效。但这二元制却引起教育部和侨务委员会之间的矛盾，而导至互相争夺海外侨教的监督和控制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了东南亚的许多地区，当地华校纷纷倒闭，海外侨教与中国的关系断绝。但教育部和侨务委员会之间的纷争末息。后来行政院制定侨教职权划分的办法，凡侨教居于“海外者”，由侨务委员会主管，而侨教属于“国内者”，则归教育部掌管。1947年，南京政府为了更有效地处理海外侨教的事宜，决定侨民教育由教育部统一办理。
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清末是新马近代华文教育的萌芽时期，民国期间是新马华文教育的成长与茁壮期，而战后和50年代则是华文教育开花结果的时期。清末新马地区现代式学堂的出现奠定了新马华文教育基础，在这稳固的基础上，华文教育继续发展而成为一股强大的教育源流，它可以与英语源流相媲美，相互地为当地华人社会制造人才。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民国时期是新马华文教育发展最佳的时期。第一，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共和政体的创建给新马华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一个富强的新中国在许多新马华人的脑海中出现。新的憧憬带来了新的希望，新的教育就是体现这新希望的一个途径，第二，民国建立后，政府较重视海外华文教育，新政府的态度激励着新马的华人社会多创办学校。同时，新政府把海外华文教育纳入新教育的系统，协助新马侨教解决师资和课本的问题，第三，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新马华人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五四后期所提出的教育救国论和平民教育思潮(注63)，也在新马华文报章上获得大且的宣传(注64)，启发了一般华侨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兴办华文学校的重要。
民国时期新马华文教育的发展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从1912至1919年3月，第二阶段从1919至1941年。第一阶段是新式小学教育的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中学教育的首创与发展时期。辛亥革命运动期间，新马华人给孙中山先生和其它革命党人很大的支持(注65)，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共和政体的建立给新马华人很大的鼓舞，同时也掀起空前的爱国热潮。当时，新马华人普遍的一个愿望就是新中国能够从此富强起来，但希望新中国富强只是一种主观的意念，要实现这愿望还必须从客观来改变旧中国的面貌。当时一些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智不开，教育不发达，所以人民普遍地愚昧无知。一个积极的办法就是多设新式学校，鼓励儿童入学，并且灌输新的思想和知识从而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新马华社中也有少许人具有此共识。所以他们积极开办新式华文小学。同时，民初中国政府派员考察南洋华侨教育以及训令外交使节照顾海外华校，这些措施多少起一些鼓励的作用。这个阶段，新马各地新式华文小学纷纷创设，较著名而历史可考者有新加坡的爱同学校(1912年)、广福学校(1916年)、南华女校(1917年6月14日)、南洋女学校(1917年8月15日)、兴亚学校(1918年春)和光洋学校(1918年2月)(注66)；柔佛州麻坡的中华学校(1912年4月)、新山的宽柔学校(1913年1月15日)、新文龙中华学校(1918年)和居銮的华侨学校(1918年)等(注67)；马六甲的培风学校(1913年7月)；森美兰芙蓉的中华学枝(1913年7月15日)，雪兰莪吉隆坡的循人学校(1914年)；霹雳金宝的福建学校(1912年，即培元学校，1915年的前身)，太平的修齐学校(1913年春，即太平华联中学前身)；槟城的钟灵学校(1917年2月9日)；吉打双溪大年的新民小学(1912年)，威省大山脚的日新学校(1918年)和吉兰丹的中华学校(1918年2月17日)等(注68)。
这阶段比起清末奠基时期，小学教育有显着的进步。第一，购置新校舍稳固学校发展的基础。清末所建立的学校在创建的初期大部分没有校舍，大都是租用店屋，假座会馆馆址或藉用民居，一切设备都非常简陋(注69)，所以造成拥挤和恶劣的环境，影响学生学习的情绪，学业的发展以及学校的扩张。民国创建后，在爱国热忱和兴学开民智的精神影响下，新马华人慷慨捐输，乐意赞助教育事业。有许多现有的学校积极筹款，购地置舍，为学校巩固发展的基础。如新加坡的道南学校，启发学校和瑞蒙学校都是在这时期建立校舍(注70)，第二，教学内容的改变。随着民国初期教育课程内容的改革，新马华校的教学内容也随着改变，读经和讲经课都取消了，四书五经已经不再构成教学的内容，而新的教学内容灌输共和与爱国思想，以及广泛的普及国民知识；第三，女子教育的发展。新马第一间女子学校要推1900年由林文庆医生在新加坡所创的新加坡中国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 School)(注71)，但这间女校是以英语教学，主要的对象是海峡殖民地的侨生女子。而第一间女子华文学校则是1905年(清光绪31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华侨女校，由当地一粤籍妇女黄典娴女士首创(注72)。由于维新分子和革命党人在新马活动的影响，接着有四间华文女校出现。吉隆坡的坤成学堂(1908年9月)，槟城的中华女子学堂(1908年杪)，新加坡的培根女校(1910年)及新加坡的中华女子学枝(1911年)(注73)。民国创立以后，民权勃兴，男女平等的观念开始抬头。同时，封建守旧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弱化，随者时代潮流的进步，新马华人社会对于女子教育加以重视。以新加坡来说，在这短短的6年半间(即从1912至1918年6月)至少有四间女子学校出现，它们是崇福女校(1915年4月12日)，崇本女校(1916年1月18日)，商华女校(1917年6月)和南洋女校(1917年8月15日)。
崇福女校系由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创办人是会馆的监学和道南学校的监督王会仪先生，第一任校长是从厦门聘请来的林淑钦女士。开学时学生人数仅三十余人，多是闽南籍，而该校也采闽南语教学(注74)。崇本女校的第一任校长是黄怡耀夫人，开学时学生人数有五十余人。南华女校的创办人是道南学校校长熊尚父，熊氏认为女子教育非常重要，极须提倡，开学时共有女生百人分四班上课(注75)。南洋女校是由张永福、陈楚楠、庄希泉、林瑞轩、黄肖岩等先生发起，聘余佩皋女士为第一任校长，学生约百人(注76)。虽然这些女校的学生人数比男校或男女混合学校的学生少，但在课程内容和程度方面并不比男校和混合学校差，而在纪律和校风方面可能比后者为佳。这阶段女子教育的发展标志者新马华人社会正朝向文明和进步的方向迈进。
民国时期的第二阶段，即是从1919年3月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创办起至1941年杪日军开始占领马来亚止。1919年3月21日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创办是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华侨中学是新马的第一间华文中学，它标志着新马华文教育成功地从初等教育阶段跨入了中等教育的阶段，它的创立固然符合华侨教育客观发展的需求，但也反映出一些社会领袖高瞻远瞩的超卓见识。这批有远见之士的领袖就是陈嘉庚先生，他于1918年6月，联络了养正学堂等十六校总理发起筹办第一间华文中学。他以身作则，慷慨捐出叻币一万三千元作为倡导，再筹得基金五万元。陈氏更获得各帮侨领二十余人的支持，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第一次侨众大会，通过董事会组织章程，定校名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陈嘉庚先生众望所归，被推选为董事会第一任总理，吴胜鹏先生为副总理，王会仪先生为文书，林义顺先生为财政，何仲英与黄有渊先生为查账。接右又选出各帮代表二十余人为董事，正式成立了华侨中学的董事会。董事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以叻币五万元购得小坡尼文律楼房二座，加以修茸改造作为华侨中学的校舍。董事部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聘请一位有经验的校长掌管校政，曾委托上海教育协会会长，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代聘涂开兴先生为第一任校长。一切部署妥当后，华侨中学遂于1919年3月21日正式开学，共有学生七十三名，他们来自南洋各地的高小毕业生。同年9月间又招得新生十八名，第一年共有学生九十一名，教员十名(注77)。
华侨中学的创办除了在新马华文教育史上具有二大之意义外，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它淡化了帮与帮之间的隔阂和促进不同帮派之间的合作。自从19世纪以来，新马华人社会的会馆和宗亲会林立，以地缘和方言为基础的帮派，如福建帮(以闽南地区和闽南话为主)，广东帮(以广州及附近地区并以广州语为中心)，客帮(以客家语为主包括惠州、嘉应州、丰顺、永定和大埔等)，湖州帮(以湖州八县并以湖州话为主)和琼州帮(以海南岛及讲海南话为主)互相对峙和冲突(注78)。清末民初新式小学纷纷设立，大都带着浓厚的帮派色彩。虽然帮派的隔阂随着民国的创建而弱化，帮办的学校也已经接受外帮的孩童，但是帮与帮在教育上的合作还未曾有的。陈嘉庚先生本着超帮派办教育的原则，并以本身的名望与地位说服其它帮派的领袖，如潮帮的领袖林义顺等，通力合作，成功地建立新马区部一间华文中学，这可说是帮派合作办教育的一件大事，给以后新马华文中学的创办建立了很好的典范。
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创立起了重要的开导作用。虽然新马华侨社会大部分人还是具有旧观念，认为华侨社会所须仅是初等教育，但是有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了解到中等教育的重要。他们受了华侨中学创办的冲击，以及陈嘉庚兴学救国精种的影响(注79)，他们的视野扩大了，开始了解教育不仅是训练一批学生以满足华侨商业社会的须要，同时教育可以普遍地提高华侨的智识水平和改进一般国民的素质。加之，这个时期许多华文报章在新马纷纷出现，最著名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都是在这时期出现，这些华文报章普遍地提高新马华侨社会的文化水平和促进兴学办教的热忱(注80)。除此之外，许多知识分子因政治因素纷纷到南洋避难，中学师资骤增，这也制造开办中学的有利条件。
继新加坡华侨中学之后的是槟城的钟灵中学。钟灵学校原于l917年由槟城阅书报社所创办，该社原是北马著名的革命团体，在辛亥革命期间扮演重要的角色(注81)。该社与孙中山先生渊源颇深，而负责人都是有识之士，对文化教育工作不遗余力。1917年钟灵学校创办后，成绩裴然，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槟城阅书报社的领袖们有鉴于时代的要求，召集社友侨众开会，讨论增办初中。众人皆赞成，大会举许生理、王景成等十二人组织筹备委员会，委员不分帮派，深受槟城华侨社会所支持。于是钟灵学校扩展为马来西亚第一间华文中学，于1923年(民国12年)1月20日举行开学典礼。中学部第一任教务长为顾因明氏(注82)。紧随者钟灵中学的步伐而创办中学的有怡保的育才中学(1924年1月)、新加坡的端蒙中学(1924年1月)、吉隆坡的尊孔中学(1924年)和麻坡的中化中学(1924年7月)(注83)。接着于1925年增办初中的有吉隆坡的神成女子中学和马六甲的培风中学(注84)。到了1930年代，另外有七间中学在新马区创立。他们是新加坡的商洋女子中学(1930年)、荚蓉的中华中学(1934年)、太平的华联中学(1937年)、新加坡的公教中学(1937年)、吉隆坡的中华中学(1939年)。1940年代当新马尚未沦陷于日人之前，只有金宝的培元中学出现(1941年)。
初级中学的创办固然提高了华文教育的水平，但中学教育的发展有待于高级中学的创设。新马区第一间华文中学增办高级中学者首推新加坡的商洋女子中学。1930年，该校在胡文虎先生的推动下，成立了“增建高中购置校舍委员会”，由李振殿先生任主席，林庆年为副主席，共有委员十二名，积极筹募款项。该校校长刘韵仙女士亲往中北马各地劝捐，成绩斐然。除购置武吉知马校舍之外，改校名为“南洋女子中学校”，购置校车和扩充设备。同时，该校废止原有的三年制师范班，改为三三制的高初级中学，这可说是第一间增设高级中学的华文中学(注85)。但在1930年以前，新加坡华侨中学似乎曾经试办高中，但因数据不足，无法决定其年代(注86)。从1930年到1941年新马沦陷之间，新马区共有十间中学增办或创立高级中学，他们是钟灵中学(1931年)、尊孔中学(1935年)、新加坡华侨中学(1938年)、新加坡中正中学(1939)、吉隆坡中华中学(1939年)、新加坡公教中学(1940年)、怡保育才中学(1940年)、吉隆坡坤成中学(1940年)和麻坡的中化中学(1940年)(注87)。
这段时期中学教育的发展在新马华文教育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初中和高中的创办使华文教育在新马地区有效地建立自己的系统。待1956年新加坡南洋大学建立以后，华校系统得以完备。华文源流的学生，可以从小学入初中、高中而进入大学，接受高深和专业的训练。于是，华校系统可以与当地的英校系统并存，而更有效地为新马地区制造人才。从另一角度来看，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发展，使新马的华校与中国学校系统挂钩，新马华校的高中毕业生可以到中国各大学升学。
中学教育发展的过程，遭遇到不少的困难，其中一项困难就是学生人数少。许多华文中学在创办或增办之初，学生人数不多，比如金宝培元中学于1941年增办初中时，只有学生十数名，吉隆坡的著名女子中学神成，仅有二十名，而芙蓉中华中学在增办时也只有学生二十六名(注88)。即使是历史最悠久的新加坡华侨中学，创办超过10年，于1929年初仅有学生一百八十人(注89)。学生人数少当然收费少，学校无法聘请更多教员分科教学。为了节省开支，大部分的中学都采取复级上课的方式，因此学生在学习方面深受影响。有些中学因学生人数太少而停办，例如新加坡的端蒙中学于1924年元旦试办一班初中，后因学生来源少，于1925年元月停办(注90)。中学教育发展的另一困难就是经济拮据。所有华文中学都是民办的，经济来源全赖华侨社会的支持。英殖民地政府只给一部分华校津贴。同时，大部分的华文中学都是帮办学校增办的，所以还带有帮派的色彩。不管是帮办的或超帮派的中学，一般都是经济拮据，入不敷出。大部分中学最大的经济困难就是经费的不足。维持一间中学，最大的开销是教师的薪金和膳食费，以新加坡华侨中学为例，1919年创办之初，第一年共享了七万四千余元，其中教职员的薪金和膳食费就花去了三万一千元，占总开销的四十余巴仙(注91)。除外，如中学要谋求发展，增加教学设备或建新校舍，所须之费更加庞大。在收入方面，可靠的经济来源除学生的学费和杂费之外，要靠热心人士的月捐。如果是帮办的中学，某帮所拨出的固定经费也是可靠的。如这些收入尚未敷开支的话，那么中学的负责人就要展开筹款活动，诸如公演戏剧或举办游艺会。这时期演剧筹款是新马华文学校最普遍的一种活动(注92)。在分析1920年代新马及南洋各地华文中学的种种困难时，吴毓双氏在“中学教育与南洋”一文中指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侨众在心理上无此需要。大多数的侨众认为小学教育己足，中学教育无多用处，因此之故，少数人愿意出钱资助中学。同时很少父母愿意送子弟进中学念书，或半途退学，结果造成中学普遍经费缺乏和学生减少。除此之外，吴氏也认为华文中学不若西校之适当地之需要(注93)。怎样使华文中学走出困境呢？吴氏提出了四项办法以资补救。第一，教育经费由各公会按照商品之进出而抽纳，各公会应按照货量及其价值之多少，按比例征收若干教育费。第二，办教育应不分籍贯和帮派，而应以商品为标准，华侨社会应不分帮派，群策群力办好中学。第三，应清楚规定董事部与校长、教职员的职权，以根除内部纷争和倾轧。第四，中学应增设完备之职业教育，以为部分学生谋出路，同时也可以和西校竞争以切时需(注94)。
吴氏的分析和他所提出的补救办法的确有相当的见地。当时大部分的华侨的确认为中学教育是不须要的。那些有远见的人士属于少数。由于华文教育要依赖民众的支持而生存和发展，须求的人数少造成为是薄弱而导致华文中学所处的困境。吴民所提的补救办法，尤其是按商品出入量值比例抽捐的办法，虽嫌过于理想化，但还是解决华文中学以及华文学校经济拮据的一根本办法。至于消除帮界和规定董事校长及教员的职权等办法都是相当切时宜的补救办法。
在还没有全面掌握集体资料以作比较研究之前，要估计民国时期新马闽人对当地华文教育的贡献是相当困难的。这里所作的估价只是初步。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新马闽人或闽帮对华文教育的贡献是不少于其它方言群，如讲广州语的粤帮、讲客家语的客家帮、讲湖州语的潮帮或讲海南语的琼帮。因为没有具体的数据，我们无法作数量的比较研究，比较各方言群在这时期所创办华校的数量。但从现存的资料看来，新马闽人在创办华校和发展华文教育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并作出重要的贡献。吴华先生在其所著的新加坡华族会馆志一书中曾作以下的评语，他说：
“地缘组织的会馆有许多创办学校，成绩最着的为福建会馆，主办有道南(1906年)、爱同(1912年)、崇福(3915年)、南侨女中(1947年)、光华(1954年)五校。南洋大学创办时，福建会馆赠地五百英亩为校址，最为称道”。(注95)
吴华先生是琼州籍学者，研究新马会馆史多年，他的调查研究而作出以上的评语，相信不会言过其辞。新加坡闽人，尤其在陈嘉庚先生的影响之下，创办和支助华文学校不遗余力。自1907年道南堂创立以后，1912年10月30日(即民国元年)有汪嘉谟传道士倡办爱同学校，附设于日本街(也名文达街)教堂，于1913年7月8日开学，学生共三十余人(注96)，该校创立时曾获陈嘉庚氏支持(注97)，翌年学生人数增至一百二十人。后陷入经济危机，1923年陈庚嘉氏垫捐一万余元，得以维持。1927年接受新加坡福建会馆支助，而1930年隶属福建会馆(注98)。1915年4月12日，新加坡福建会馆创办崇福女子学校，创办人为福建会馆监学兼管道南学校校政的王会仪先生。王氏因鉴于大坡直落亚逸区是闽侨会集的地方，适合就学的儿童颇多，当时已有男校专收男生，而供闽籍女童就读者则独付厥如，所以王氏极力主张由会馆创办一女校。当时王氏在福建会馆颇具影响力，尤其是对文化教育问题。他说服了董事部同人，委他全权处理。1915年4月，筹备工作告竣，聘得厦门林淑钦女士出任第一任校长，于4月12日正式开课，学生三十余人都属闽籍。该校以闽语教学，后学生人数日益增加，至1930年时学生人数已达六百余名，分十二班上课(注99)。
道南、爱同和崇福是民国时期以及战后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和管辖的三间主要华文学校。除此之外，在1929年时，新加坡最少还有八间闽人创办的学校，这八间闽人学校自1929年起接受新加坡福建会馆的津贴(注100)。有关这八问学校详细情况，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不多，只是在1927年，新加坡“闽侨半月刊”上所介绍的另六间闽校而知道一些概梗。中华学校创于民国11年春(1922年)，学生人数共一百零七名，其中男生七十一名、女生三十六名、分为四班，校长教职员共五人，租用校舍，每月租金七十元，学校无基金或校产，靠学费，月捐和特别捐维持，每年收学费一千八百元，而开支三千元左右。丹绍学校，公立，创于民国12年(1923年)，男女学生共一百二十名，分为高级一班，初级六班，教职员六名，租用校舍，每月租金六十五元。学校无基金，赖月捐之补助，每年学费收入二千元左右，月捐约六百元，而支出每年约四千元，不敷一千四百元由总理垫补。钟声学校，私立，创于民国13年春(1924年)，共有男女学生七十二名，分五班，教员三人，校舍由总理所拥有，无须租金，学校无基金或其它捐款，每年学费收入九百余元，支出二千四百余元。益励学社，公立，创于民国13年(1924年)。有日校学生八十二名，夜校学生五十名，日校设有初级二班，夜校英文科和国文科各一班，日夜校共有教员五人。租用校舍，每月租金八十八元。学校无基金，收入以学费月捐和特别捐维持。每年学费收入一千金元，月捐特别捐收入二千余元，支出四千余元，不敷之数由社友及临时募捐补助。彭德学校，公立，创于民国14年(1925年)。学生七十余名，分四班，教职员四人。自置校舍，无须付租金，学校无基金或校产，每年收入一千金元，支出二千余元，不敷之数由地方热心家捐助。惠群义学校，公立，创于民国16年(1927年)3月。学校有男生二十九名，女生九名，夜校学生七名，共四十五名，分高初级各一班，教员仅二人。租用校舍，每月租金三十二元五角。学校无基金，每年学费收入约二百四十元，而支出约一千八百元，不敷之数由董事部募捐充之(注101)。1927年的新加坡“闽侨半月刊”也提到道南和爱同学校，前者有学生二百五十八名，分高小二班，初小士班及补修科一班，教职员十四名。自置校舍无须纳租金，每年收学费约五千金元，支出约一万六千金元，不敷之数由月捐和特别捐补助，再不敷之处则由董事先行垫补；后者有学生二百五十二名，分高小两班和初小五班，教职员共十一人，自置校舍，但每年须纳门牌税四百余元。学校无基金，靠学费、月捐、盾税和演剧筹款补助，每年收入学费和月捐约三千七百七十余元，支出为五千九百二十元(注102)。
从上述具体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1927年新加坡大部分的闽校，除了较大的道南、爱同和崇福外，都是经济拮据，入不敷出，许多要靠月捐、特别捐来维持，而董事部也常垫补不足的经费。由于经费不足，维持现状己经困难，当然谈不到发展，因此，学生人数少，教职员不多，当然也影响学生的程度。所以，1929年2月新加坡福建会馆改组并设立教育委员会，在经济上支持这些闽校(注103)，新加坡福建会馆代表闽帮，财力雄厚，当然在维持各闽校的现状毫无问题。同时，各闽校在会馆的教育委员会的指导和协助之下，可以取得较稳定的发展。
在马来亚，民国时期也有很多华文学校是由闽人创办的。以吉隆坡为例，1932年以前有四间闽校，其中一间是女校(注104)。1930年代初当马来亚经济衰败时，其中有一间闽校倒闭，剩下来的三间是中华女学校、国民学校和中华学校。1930年代世界经济不是气的笼罩下，新马经济深受影响，华人社会百业萧条。在这样的情况下，吉隆坡三间闽校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入不敷出。作为雪兰莪境内闽人最高组织的雪兰莪福建会馆义不容辞地出面协助这些闽校。1936年起，会馆按月拨款助中华女学校每月四十元，国民学校和中华学校每月各三十元作为学校的维持费(注105)。各闽校为了节省开支，尽是利用会馆的地方和设备。譬如三校得免费应用会馆大礼堂为会议地点，以免付租金来租用会议场所。同时，会馆把二楼三楼分别藉给国民学校和中华女校作为校舍，并提供一些设备如厕所等(注106)。
吉隆坡闽侨在民国时期对华文教育的一大贡献就是1939年创办中华中学。吉隆坡著名闽商陈仁堧、黄重吉、杨兆琰、洪进聪、洪启读等鉴于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华侨社会必须一尽作育英才之责任，所以联合发起创办中华中学。他们召集了闽侨三校(即中华女学校、国民学校和中华学校)董事联席会议，成立了增办中学委员会，推陈仁堧先生为主席，就中华学校的基础上增办中学，于1939年7月正式成立，名为中华中学(注107)，梁龙光先生为第一任校长，中学部创建后，原拟在中华小学部对面建立永久校舍，然因该年9月欧战爆发，于是原计划受阻。遂在鹅巴路暂建临时校舍三栋凡十八间教室。一两年间，学生人数骤增，高初中共有十八班计五百八十余名。而学生远至安南、暹罗、缅甸、苏门答腊和爪哇各地纷纷来隆就读。至1942年日军攻占马来亚，中华中学与无数华校遭受同样的命运，被迫停闭，校舍被毁。1946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华中学在校董主席黄重吉先生的领导下复校(注108)。
民国时期新马闽人对华文教育的重要贡献是在淡化帮派观念和采用国语教学方面起了带动的作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侨民的国家意识提高，帮派观念淡化而国语在新马华校的应用日渐普遍。新马一些历史较悠久的华文学枝，改弦易辙，逐渐聘请国语教师担任，其中以闽帮表现得最特出。陈嘉庚先生本身就认为教育是团结和改进国家的工具，在华侨社会中，应不分畛域，合作把教育办好。在他的影响下，新加坡道南学校自1916年起逐步废除方言教学而采用国语教学(注109)。为符合国语教学的需要，道南早于1916年聘请第一位非闽籍的校长熊尚父，熊氏为潮南人(注110)。这开了新马帮办学校而聘用外籍人为校长之先河。1921年道南在中炳韶任校长时，聘请了多名的非闽南籍的教师，他们的籍贯有来自河北、江苏、湖南、湖北和广东(注111)。道南学校在淡化帮派观念和提倡国语教学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1929年6月6日至12日在上海暨商大学召开的商洋华侨教育会议，许多海外华侨代表参加，而较著名的华侨也被邀向大会提呈重要提案(注112)。道南学校于同年5月20日发表的提案中强调国语教学的重要，该提案认为国语是团结民族和发展国家的基础，尤其是南洋社会，因方言复杂，华侨社会诸多隔阂，凡事对内不能通诚合作，对外不能团结一致。道南提案中向大会提出具体的办法是，第一，中国教育部应派国语专才到南洋各埠筹设国语学校，以造就国语人才，并广为宣传；第二，南洋各华侨学校须添设夜校，教授国语以期普及，第三，国语应以教育部审定为标准(注113)。道南的提案中也强调须打破华侨教育的地方观念，因为南洋华侨社会地方观念太深，设立学校常以县为单位，而帮派分歧，绝少联络。根深蒂固的地方观念成为华侨教育发展一大绊脚石。道南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第一，南洋各端口组织教育总会管辖该端口华校，每埠划分若干区，每区设立或管辖若干学校，经费由教育总会负责，第二，教育总会的经费由当地热心家捐助(注114)。虽然道南的提议有些可以施行(如提倡和普及国语教学)，有些太理想化(如消除地方观念)，它对于淡化帮派观念和提倡国语教学方面起了推动的作用。
新马闽人在这时期对华文教育发展的另外一项贡献是首创华文学校会考制度。1930年新加坡福建会馆教育科主任林庆年氏为了提高闽帮所属和受助的华校学生程度，特发起华校校际会考，于1930年12月举行，参加者主要为闽帮所属的十二校(注115)。1931年12月举行第二届小学会考，参加者有男校八间，女校两间，林庆年氏为主席，而南洋女中校长刘韵仙女士为主考官(注116)。福建会馆主办的新加坡华文小学会考共举行四届至1935年。当地政府教育局也了解到校际会考的重要，一方面可以考察华文学校学生的成绩，另一方面使各校互相竞争，激励学生以提高程度。因此规定凡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文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和师范都必须参加。战前新加坡英殖民地政府曾举办华校高小会考六届、初中会考六届，颇收划一和提高程度的效果。后来这制度推广到马来联邦的华文学校，举行所谓七州府华校会考，由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华文教育部会同中国总领事举办。会考日期是于每年12月2日起，而考场广设于新加坡、马六甲、槟城、吉隆坡、巴生、加影、芙蓉、新古毛、怡保、金宝、太平、实兆远、文冬和关丹等地。考生除来自政府津贴学校外，非津贴学校学生也可参加。会考结果除直接通知各校外，又在华文报章发表，而及格之考生由教育部发给证书(注117)。此制度施行对华文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
陈嘉庚先生是举世闻名的大慈善家、教育家和企业家，他也是著名的东南亚华人领袖。他光辉的一生，不仅代表千千万万的海外华人在那历史阶段中对中国所表现的热爱，同时，他对新马华人社会，尤其是在教育和工商业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近10年来，隋着中国的开放和对海外华人政策的改变，陈嘉庚的热爱中国及其对中国教育的贡献重新得到高度的表扬。毛泽东对陈嘉庚的赞语“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再度获得广泛流传。在这“陈嘉庚热”的时期，大陆学者们出版了几本书籍，表彰陈嘉庚先生对中国和教育的贡献(注118)。
这些著作侧重陈嘉庚与中国的关系，而在研究方面尚未能达到全面和精深的分析。1987年初，南洋大学校友现任南澳洲弗兰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历史系教授的杨进发博士出版他的英文巨著“陈嘉庚传”(1987年新加坡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杨博士费时超过10年，搜罗中国和海外各地有关陈嘉庚的史料，全面地叙述、分析和评价陈嘉庚的贡献(注119)。陈嘉庚先生的大名也随着这本书的出版传播到世界各地。本文的目的在于叙述和评估陈嘉庚先生对新马闽人教育的贡献及其对新马闽人教育发展的影响。
陈嘉庚先生于1874年(清同治13年)10月21日诞生于福建省同安县的集美社。集美是一个僻静的村落，位在福建南部一个小半岛的尖端，与著名的厦门岛隔海相望，仅离厦门市区十六海里。集美社是陈氏宗族聚居的地方，在19世纪70年代，集美社大概有五百多户，二千多人口，村民除农耕之外，多兼采蚝和捕鱼为生。19世纪下半叶，中国南方的农村因受到战乱和五口通商开埠的影响普遍地破产，即使靠近沿海通商口岸的集美社也不能例外，许多村民寻找生计，泛洋渡海到东南亚各地工作和经商(注120)。
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字如松)，早年离妻别子，只身到新加坡工作，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和储蓄，他开设了一间米店顺安号，并创有一间硕莪厂(Sago即俗称西谷米)。同时，也购买了一些房地产。陈杞柏的小成就给陈嘉庚以后在工商业大展鸿图，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1890年陈嘉庚奉父命到新加坡协助经商，当时他年仅17岁。他在顺安米店学习经商，协助父亲管理账目(注I21)。
从1890年到1903年间，陈嘉庚往返新加坡与集美社，在这段期间，他累积了不少经商的经验和掌握有关工商业的知识。当陈嘉庚于1903年第四次到新加坡时，他父亲的生意已濒临破产的边缘，他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把父亲的企业作一番清理和调整，清还债务。1904年，陈嘉庚开始独立经营，以七千元资本开办他的第一间黄梨罐头厂。结合了经商的经验，新的工商业知识和独到的眼光，陈嘉庚成功地经营黄梨罐头制造业和米业，数年之间他累积了不少财富，成为新加坡华社的一位成功商人，但是使陈嘉庚成为巨富的是树胶业(注122)，1906年当陈嘉庚获悉闽商陈齐贤和林文庆医生在马六甲和新加坡试种橡胶成功后，他立即用一千八百元购得十八万粒树胶种子雇人在他的福山黄梨园种植，这是陈嘉庚与橡胶业结缘的开端。1909年陈嘉庚扩大福山园面积专种橡胶，当时他已拥有胶园一千英亩，陈嘉庚大量地种植橡胶，正显由他独到的眼光。橡胶业随者汽车业的发展一支独秀，利润丰厚。1910年，陈嘉庚将福山园的一千英亩胶园买出得三十二万元，净赚二十五万元(注123)，陈嘉庚接着发展橡胶制造业，并全面发展其它行业，如米厂、冰糖厂、饼干厂、肥皂厂和航运业，十余年间，陈氏成为巨富并为东南亚工商业巨子。从1923年到1925年间，陈嘉庚的事业达到全盛时期，估计总资产达一千二百余万元。他的园丘和工厂所雇用的工人有二万余人，即以新加坡的橡胶制造厂就雇用工人一千四百名，其中男工八百多名、女工四百多名、童工百余名(注124)。
陈嘉庚在事业上的成功提高他的声望和社会地位。1929年他被选为新加坡福建会馆的主席，公认为福建帮的领袖。他积极推行福建会馆的改革，成绩裴然(注125)。除外，他也积极参与新加坡中华商会的活动，一度曾经成为改革派的领袖(注126)。陈嘉庚虽然在新马政治方面没多大兴趣，但他领导新马华侨社会在抗日爱国运动中作出重大的贡献。1928年，日军侵入山东、济南惨案
战前星马闽人教育史实
颜清湟
颜清湟
(一)早期新马的闽人学校
有关这间最早的闽人学校，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这间学校有多大，有多少学生？我们也不知道这间学校是否是间私垫，或者是由当地闽帮所开设？但是，从有关马六甲早期华校的知识来推测，可以肯定这间闽校是聘请闽南话的教师来教导学生读经和写字，并且也教导学生学习珠算(注2)。
新马早期闽人学校较可靠的数据来自西方传教士的记录。1829年，一位德国籍传教士汤生氏(G.H.Thomsen)谓新加坡有三间华校，其中一间是闽校，坐落于北京街(注3)，该校有学生二十二名(注4)。这间闽校属于传统的私垫，学生人数不多，而属于私人经营的性质(注5)。
新马区最早的闽人义学大概就是1849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崇文阁，崇文阁是由新加坡闽帮的领袖陈金声先生所创办。陈金声，号巨川，祖籍福建永春，为新加坡闽带的著名领袖。 陈氏于清道光29年己酉(1849)登高一呼，创办第一间闽人义学，他以身作则，慷慨捐出叻银八百八十元，陈氏义举深受当地闽商的支持。当时闽籍富商如洪浚成、黄崇文、章二潮、曾举荐和许丝绵等各捐巨款以响应(注6)。陈氏此举共筹得叻银七千五百零四元。陈金声的教育善举，除获得闽籍富商支持外，潮帮领袖余有进也概捐二百元以囊助(注7)。崇文阁于1849年兴建，1852年(清咸丰2年壬子)落成，它坐落于直落亚逸街天福官的西偏。建筑物的上进是崇祈梓潼君之处，而下进则是学生上课的地方(注8)。很显然的崇文阁是新加坡闽帮所共办的，主要是教育当地闽籍孩童的义学。
但是，新马区较有名的早期闽人义学要推新加坡的萃英书院，在英文史册中称为“新加坡华人义学”(The Chinese Free School)(注9)，于1854年由闽帮领袖陈金声所创办。陈金声创办萃英书院与创办崇文阁的手法相同。他以身作则，慷慨地捐出一块价值一千七百一十叻币的地段充当新义学的校址，然后获取另外十二位富裕闽商的支持，捐得六千三百四十五叻元以供建筑费(注10)。这十二位富商中包括著名的华社领袖陈明水和其它(注11)。除外，陈金声又向当地闽商和店主筹得三千八百四十八元，充当萃英书院的开办费和维持费(注12)。这新义学很快地发展成为新马区的著名华人学府，学生人数众多。19世纪70年代，一位著名的英籍华人事务专家哇汉氏(J.D.Vaughan)在他的著作中就曾提到当时萃英书院每天有一百名学童上课，学校雇有两名老师负责(注13)。到了19世纪80年代，萃英书院学生的人数似乎减少，但教师的人数却相反地增加。新加坡著名的华文报章叻报曾报导有关该义学的消息，谓1889年初，萃英有学童七十名，教师三名(注14)。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的创办标志着新马区闽人教育已向前大大地跨进了一步。毫无疑问的义学是比私垫进步，同时教育的收效也比较高。义学雇有较多名老师，可以收容更多的学童，可以按学童不同年龄和程度分班教学。由于义学是公立的，在经济上获得全体闽侨的支持，而闽帮在办学和管理方面可加以指导和约束。19世纪90年代，新加坡闽帮就曾委任人员按时检查义学学生的成绩和老师的表现(注15)。这样的作法可以防止老师教学不认真和学生偷懒，对于学生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在这个时期，萃英书院每年举行的一次年考，成绩公布在当地的华文报章(注16)。同时，清朝驻海峡殖民地的总领事被邀请鉴定萃英书院学生考试的成绩。1892年著名的清末诗人和外交家黄遵宪总领事就曾参与鉴定学生的成绩(注17)。
早期新马的闽人义学如崇文阁和萃英书院因得到新加坡闽带的支持和监督，学生的成绩良好。华文报章与清朝驻海峡总领事的参与，鼓励学生争取更佳的成绩，同时也在新马华人社会中制造良好的风气以发展华文教育。
(二)晚清的教育改革与新马闽人教育
(甲)晚清的教育改革
清末那一小批具有远见的大臣中，张之洞可说是最特出的一位。张之洞原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自强运动的领袖，他亲眼看到40年来自强运动期间中国所建立起的强大舰队，在甲午战争时一败涂地。甲午战争之后，他深深地体会到中国所需的不仅是西方的军事科技，同时也须要在现有的政治架构下推行制度改革，所以他公开支持教育制度的现代化(注19)。1898年，张之洞出版了著名的教育改革论《劝学篇》，这本小册子流传颇广，他的教育改革论颇受到一批开明的士大夫和官员们的支持(注20)。
无疑的《劝学篇》成了以后张民及其它开明大臣所作的教育改革奠下理论的基础。1900年义和团起义之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仓皇西奔，暂时在西安立足。为了挽救没落王朝的命运，慈禧决心推行改革，在这样有利的新政治环境之下，张之洞把握时机，实现他改革教育的理想。1901年7月，张之洞偕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朝廷提呈奏折，主张全面而彻底地改革原有的教育制度。慈禧接纳张刘的意见，于同年9月颁下著名的教育改革谕旨，饬令各省督抚把各省原有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府属学校改为中等学堂，县属学垫改为初级学堂(注21)。
1901年9月的教育谕旨为中国施行新教育制度铺平了道路。但是随着1901年9月教育谕旨之后，各省的新教育活动参差不一，在中国中部和东南部，创建新学堂的活动非常蓬勃，这和张之洞、刘坤一以及张骞提倡有关。张之洞在创建新学堂方面更是活跃。根据可靠的统计，从1901到1902的两年间，他在所管辖的湖南和湖北两省，最少建立了十一间各种不同性质的学堂。1903年当他由湖广总督调任为两江总督时，于1903--1904年间，又在辖下的江苏和江西省建立了更多的学堂。到了1904年，清朝正式建立了一个以日本教育制度为模式的新教育制度。在这制度之下，有一套完整的教育结构，即是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在小学教育的环节，又分为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学教育又分中学堂和高等学堂。在高等学堂之上就是大学堂，并把原有在北京的国子监改成大学堂。为了保证新教育制度顺利实施，清政府于1905年设立了学部(即现代的教育部)，以取代原有的礼部(注22)。
(乙)晚清新马华人新式学堂与闽人学堂
在康有为抵新之前，新马地区已展开维新运动，在林文庆医生和邱菽园的领导下，维新分子很快地组织起来，出版报章，举行公开演讲，对康梁的维新运动给于全力支持(注24)。
因此，维新分子对新马华人社会政治意识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与康有为抵新的同年，孙中山先生也来到新加坡，虽然孙来新的目的地是拯救两位被海峡殖民地政府拘留的日本友人，但他也在新加坡散播革命的种子(注25)。
接着于1901年另外一位重要的革命领袖尤列抵达新加坡。尤列和其它革命分子在新马建立中和堂，宣传革命。除了外来的革命分子之外，新马本区也产了一些革命分子，他们深受中国政治和革命书籍的影响而展开活动，其中著名的有新加坡的陈楚楠和张永福以及马六甲的沈鸿柏等(注26)。1906年4月，孙中山先生亲临新加坡，创立了同盟会分会，接着同盟支会在吉隆坡、槟城、芙蓉、怡保、瓜拉庇劳、麻坡和关丹等地先后成立(注27)。
维新派和革命派在新马华社建立基地，主要是要获取华侨的经济支持，以实现他们在中国的政治理想。双方都知道争取华侨的竞争是长期性的，因此，双方都需要作长期性的计划。过去的经验显示，只靠巡回旅行以筹募款项，其效果是不够的，因此，要想在新马华侨社会保持持久的影响力，势必要控制一些华侨团体，所以学校和其它教育文化机关成为两派竞相渗透和控制的主要对象(注28)。
这些考虑导致维新派和革命派分子大力支持创办新式学堂。除此之外，维新与革命分子，尽管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手段不同，他们对教育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教育不发达是中国积弱的一大原因，应该建立新式学堂和发展新式的教育，因此鼓励新式学堂在新马华侨社会中的建立，成为维新和革命分子的共同目标。
新马第一所新式学堂是槟城的中华学堂，于1904年由张粥士和其它华籍富商发起建立。它也是东南亚华侨社会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注29)。开办之初，暂藉槟城平章会馆(即现在的槟城华人大会堂)为校址，同年5月正式开学，共有学生二百四十名，分为八班上课(注30)。学堂有总教习(即现在的校长)一名，专职教师十二名，他们都是从中国聘请的(注31)。学堂的管理由十四人组成的监督部负责，校政监督部有正副监督各一名，总理六名和协理六名(注32)。由于中华学堂不属于任何一帮派，校政监督总理和协理都由当地闽粤两省富商中选出(注33)。学堂的课程是把传统和现代教育以及中西文化熔成一炉。传统的学科如修身和读经，现代的学科如国文、历史和地理，以及西方的学科如外国语，数学和物理都是学生必修的课程(注34)。
1904年槟城中华学堂的建立掀开了新马华文教育史新的一页，从而鼓励其它新式学堂纷纷建立，尤其是在新加坡，创建新式学堂的热潮接踵而来。1905年明新加坡嘉应客家帮创办了应新学堂(注35)，1906年4月新加坡学帮创办了养正学堂(注36)，接者新加坡潮州帮在同年创办端蒙学堂(注37)。新加坡的闽帮也于1907年中创办了道南学堂(注38)。新式学堂是一种进步的象征，新加坡各帮都以创建新式学堂以教育他们的子弟为荣。作为新加坡最大帮而人力和财力雄厚的闽帮，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当然不能远落入后，所以在1907年创办道南学堂是必然的事。其实创办道南学堂的筹备工作早已于1906年展开。1906年11月18日(即清光绪32年10月初3日)第一次筹备委员会召开，这个日子也就成为后来新加坡道南学校的校庆日(注39)。当时创办道南学堂的筹备委员会是由一批当地闽籍富商所把持，其中包括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的第一任会长吴寿珍、富商张善庆和李清渊等(注40)。这批富商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同时他们在商场上颇有交往，所以不难筹得一笔可观的款项(叻币四万元)作为建校的费用。同时，新加坡的其它闽籍商人和店号答应月捐以作为新学堂的维持费。当时闽帮又选出四十名董事管理道南校政。吴寿珍被推为总理，林竹斋为学堂监督，王会仪为学堂监学，而一位闽籍的学者马征祥被委为第一任校长(注41)。道南学堂于1907年中正式开学，当时租用住在大坡的前陈金钟的“泰国楼”(Siam House)为临时校址(注42)。开学之初有学生九十名，分四班上课。专职的教师有十二位，他们大都是闽籍，于1907年聘请(注43)。由于教师的人数多，又分班教学，所以教育的效果好。这给新加坡闽侨父母很大的信心，有许多愿意把子女送到华文学校就读。道南学堂办学的成功很快地得到当地闽社的支持，学生的人数骤增，开办的第二年(1908年)，学生人数从九十名增加到一百八十二名。1909年又增至二百九十六名，到1911年，道南共有学生三百零四名(注44)。
道南学堂是新马闽人所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主要的目的是让新加坡闽籍孩童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很明显的这间学堂的创办使新加坡的闽人受益不浅，尤其是那些家境贫寒的子弟。同时，新学堂也是为了闽人社会培育人才，这种帮派的观念很清楚地显示在招生的广告上(注45)。这种帮派利益的狭隘观念，不仅限于闽帮，其它帮办的学堂都如此。后来，由于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新马活动的影响，新马华人社会也渐渐了解到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注46)。而道南学堂在这方面起了带动的作用，废除以帮为招生的原则(注46a)，对以后制造一个较团结和繁荣的华人社会作出贡献。
有关早期道南学堂的课程，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历史数据，但从新马其它华文新式学堂如槟城的中华学堂和新加坡应新学堂的课程，我们可以看出端倪。很明显地，道南学堂和其它新马华文学堂一样采用清末新式学堂的基本模式，同时加以修改，以适合海外侨社的环境。基本上，新马新式华文学堂认同于晚清的教育目的，认为应通过德育、智育和体育来培养人才，当然，由于海外的环境，新马新式学堂增加了外国语一科。像晚清新式学堂一样，道南和其它新马学堂都有修身和读经这两科。由于当时培养的人才要向清朝政府效忠，并与中国儒家思想认同，所以道德教育还是很重要的，在课堂上，把传统四书五经(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诗、书、易、礼、春秋)的真义解释，以培养学生忠君爱国的思想(注46b)。至于智识教育方面，学科如英文、国文、历史、地理和格致等都提高学生的一般知识(注46e)。在体育方面，道南和其它学堂也都有这课程，不仅如此，道南和其它学堂似乎每周都有三个钟头的体操(注46d)。这表示当时新式学堂都很重视学生们的健康，有了好的身体才能把功课做好。这德智体育并重的原则，以后成为新马区华文教育的一重要原则。
(三)新马闽人与华文教育
(甲)中国的新教育制度与政策
1912年正当孙中山先生就任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时候，临时政府的一项要务就是建立新的教育部，孙先生任命蔡元培为第一任教育总长(注47)。当时新教育部的迫切任务就是如何修订新的教育目标以反映共和政体的新精神和理想。1912年2月，蔡元培在他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1906年清朝所颁布的教育宗旨，他指出清朝的两大教育目标“忠君”和“尊孔”与新共和政体的理想背道而驰。他强调清朝的腐朽观念必须由新的“公民道德、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世界观和美育”来取代(注48)。蔡氏的新教育观点很明显地反映在1912年9月2日政府所公布的新教育宗旨，那就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注49)。
为了反映共和政体的新精神，教育部于1912年5月颁发新的教育法令，以便对原有清朝所遗留下来的制度作重要的修改，要点包括：
(1)修改名称，把现行的学堂名称改为学校，监督和堂长改为校长；
(2)清学部所颂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而由具有民国精神的教科书取代；
(3)废除学校中“读经”一科；
(4)废止清朝的奖励出身制度；
(5)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
(6)中学为普通教育；
(7)清朝旧有学衔全部取消而以各级毕业生名称取代(注50)。
在破旧立新的精神鼓励下，教育很快地于1912与1913年创建了新的“学校系统”，在教育史上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在这新学制下，整个学程共18年，分为三段四级，三个系统。三段是初等教育(小学)、中等教育(中学)和高等教育(大学)。第一段的初等教育分为两级，计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第二段的中等教育只有一级，共4年；第三段的高等教育也只是一级，但分预科和本科，预科3年而本科4年。除了由小学、中学和大学所构成的主要学校系统之外，还有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两个系统。实业教育分初级实业学校和中级实业学校两级；而师范教育系统分中级师范和高级师范学校两级(注51)。
新学校制度的建立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课程内容的改革。清末教育改革的中心思想，脱离不了“忠君”和“尊孔”，而这封建思想很明显地反映在学校的课程如读经和讲经课。为根除封建思想和贯彻民国的精神，教育部于1912年9月至10月间先后公布了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专科学校的校令。
在“小学校令”中规定初等小学的新课程为：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设缝纫课；高等小学的课程计：修身、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手工、图画、体操和唱歌，男生另加农业而女生加缝纫。在“中学校令”中所规定的新课程包括修身、国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歌唱和体操。女子中学另加设家事、园艺和缝纫。这次中小学课程的改革，和1903年清朝所颁布的“癸卯学制”的课程相比较，显然地有两点重要的变化，第一是在中小学课程中取消了读经和讲经课，以彻底根除封建的忠君和尊孔思想，第二是增加了自然科学和生活必须的生产知识。这些变化有着新的划时代的意义，它把中国的教育大大地往前推进一步(注52)。
民初教育制度的订定开创了中国教育制度的新局面，它是时代的产物，是符合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须要而产生的。但是它是一种试验的性质，它随着时间的变迁而须作一定的修改，从这观点看来，1922年的学制改革是有它的必然性，基本说来，有三种因素导至1922年的所谓“新学制”的实施，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列强在华的经济势力消退，而民族工业抬头，客观上希望学校可以多培养一批有专业知识和职业教育的人才，以应发展新工商业之需，第二，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一些教育团体，他们在“教育救国”的大旗帜之下，积极倡导教育改革(注53)，第三，民初所建立的学校系统经过10年的试验，某些显着的弊病须要作适当的修正，以使教育制度正常发展。新学制于1922年11月l日由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的名义颁布施行，由于1922年属于壬戌年，此新学制也称为“壬戌学制”(注54)。
新学制把学程缩短两年，即把现行的18年改为16年，新学制规定初等教育(小学)6年，中等教育(中学)6年和高等教育(大学)4年。初等教育又分两级即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而中等教育又分为两级，初级中学3年和高级中学3年，高等教育(大学)不分级，普通科和师范为4年，而医科和法科至少5年。如果我们把这新学制和民国初年所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作一比较，可以看出下列的变动。第一，新学制把初等教育(小学)由7年缩短到6年，这有利于小学教育的普及，普通工厂的工人，如有小学教育的程度，较易掌握生产的过程和功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第二，中等教育的年限延长了，但分为两级各3年都带有独立性。那些不想再接受学术和专业训练的学生，可以在念完3年初级中学以后就业，不必多浪费1年。那些想做学术和职业专才的学生，可以念3年高级中学而进入大学。高等教育方面取消预科，使大学不再负担普通教育的任务，有利于集中精神进行学术研究和专业训练。
1927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后，较有效地统治中国，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承袭1922年的制度，而这制度也成为海外华文学校基本的模式(注55)。
(乙)民国政府与海外华人教育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以后对海外华文教育非常重视，南京政府建立后不久，即在专管教育的大学院中设华侨教育委员一名，负责管理海外华文教育事务。1929年中央教育部又设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作为办理海外华文教育的设计和谐询机构。它的职权包括，负实拟定改进华侨教育方案；调查侨教情形，计划侨教经费和其它有关华侨文化的事项(注58)。1928年，南京政府扩大其侨务委员会的组织，把海外一些知名的侨领吸收，聘他们为侨务委员。当时知名的侨界领袖如暹罗的萧佛成，马来亚的邓泽如和新加坡的陈嘉庚都担任委员，而萧邓二氏更为侨务委员会八名中的两名常委(注59)。接着，侨务委员会继续扩大，而海外著名侨界领袖被聘为侨务委员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注60)，海外侨界领袖被纳入南京政府的中央侨务机关不仅加强了国民党政府和海外华人的关系，同时也加深了南京政府对海外侨教的认识。通过这些侨领，政府可以更有效地作出有关侨教的决定。1931年，国民政府又在侨务委员会属下另设一侨民教育处，并委处长一名专门负责(注61)。侨民教育处专门负实办理侨校的调查，立案，监督和指导等工作，而教育部则只管理确定方针，拟定计划、筹措经费和派遣教师等工作(注62)。这二元侨校管理的原意，本是由侨务委员会的侨民教育处分担教育部官员管理海外华侨教育的责任，以期收分工之效。但这二元制却引起教育部和侨务委员会之间的矛盾，而导至互相争夺海外侨教的监督和控制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了东南亚的许多地区，当地华校纷纷倒闭，海外侨教与中国的关系断绝。但教育部和侨务委员会之间的纷争末息。后来行政院制定侨教职权划分的办法，凡侨教居于“海外者”，由侨务委员会主管，而侨教属于“国内者”，则归教育部掌管。1947年，南京政府为了更有效地处理海外侨教的事宜，决定侨民教育由教育部统一办理。
(丙)民国时期新马的华文教育
民国时期新马华文教育的发展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从1912至1919年3月，第二阶段从1919至1941年。第一阶段是新式小学教育的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中学教育的首创与发展时期。辛亥革命运动期间，新马华人给孙中山先生和其它革命党人很大的支持(注65)，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共和政体的建立给新马华人很大的鼓舞，同时也掀起空前的爱国热潮。当时，新马华人普遍的一个愿望就是新中国能够从此富强起来，但希望新中国富强只是一种主观的意念，要实现这愿望还必须从客观来改变旧中国的面貌。当时一些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智不开，教育不发达，所以人民普遍地愚昧无知。一个积极的办法就是多设新式学校，鼓励儿童入学，并且灌输新的思想和知识从而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新马华社中也有少许人具有此共识。所以他们积极开办新式华文小学。同时，民初中国政府派员考察南洋华侨教育以及训令外交使节照顾海外华校，这些措施多少起一些鼓励的作用。这个阶段，新马各地新式华文小学纷纷创设，较著名而历史可考者有新加坡的爱同学校(1912年)、广福学校(1916年)、南华女校(1917年6月14日)、南洋女学校(1917年8月15日)、兴亚学校(1918年春)和光洋学校(1918年2月)(注66)；柔佛州麻坡的中华学校(1912年4月)、新山的宽柔学校(1913年1月15日)、新文龙中华学校(1918年)和居銮的华侨学校(1918年)等(注67)；马六甲的培风学校(1913年7月)；森美兰芙蓉的中华学枝(1913年7月15日)，雪兰莪吉隆坡的循人学校(1914年)；霹雳金宝的福建学校(1912年，即培元学校，1915年的前身)，太平的修齐学校(1913年春，即太平华联中学前身)；槟城的钟灵学校(1917年2月9日)；吉打双溪大年的新民小学(1912年)，威省大山脚的日新学校(1918年)和吉兰丹的中华学校(1918年2月17日)等(注68)。
这阶段比起清末奠基时期，小学教育有显着的进步。第一，购置新校舍稳固学校发展的基础。清末所建立的学校在创建的初期大部分没有校舍，大都是租用店屋，假座会馆馆址或藉用民居，一切设备都非常简陋(注69)，所以造成拥挤和恶劣的环境，影响学生学习的情绪，学业的发展以及学校的扩张。民国创建后，在爱国热忱和兴学开民智的精神影响下，新马华人慷慨捐输，乐意赞助教育事业。有许多现有的学校积极筹款，购地置舍，为学校巩固发展的基础。如新加坡的道南学校，启发学校和瑞蒙学校都是在这时期建立校舍(注70)，第二，教学内容的改变。随着民国初期教育课程内容的改革，新马华校的教学内容也随着改变，读经和讲经课都取消了，四书五经已经不再构成教学的内容，而新的教学内容灌输共和与爱国思想，以及广泛的普及国民知识；第三，女子教育的发展。新马第一间女子学校要推1900年由林文庆医生在新加坡所创的新加坡中国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 School)(注71)，但这间女校是以英语教学，主要的对象是海峡殖民地的侨生女子。而第一间女子华文学校则是1905年(清光绪31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华侨女校，由当地一粤籍妇女黄典娴女士首创(注72)。由于维新分子和革命党人在新马活动的影响，接着有四间华文女校出现。吉隆坡的坤成学堂(1908年9月)，槟城的中华女子学堂(1908年杪)，新加坡的培根女校(1910年)及新加坡的中华女子学枝(1911年)(注73)。民国创立以后，民权勃兴，男女平等的观念开始抬头。同时，封建守旧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弱化，随者时代潮流的进步，新马华人社会对于女子教育加以重视。以新加坡来说，在这短短的6年半间(即从1912至1918年6月)至少有四间女子学校出现，它们是崇福女校(1915年4月12日)，崇本女校(1916年1月18日)，商华女校(1917年6月)和南洋女校(1917年8月15日)。
崇福女校系由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创办人是会馆的监学和道南学校的监督王会仪先生，第一任校长是从厦门聘请来的林淑钦女士。开学时学生人数仅三十余人，多是闽南籍，而该校也采闽南语教学(注74)。崇本女校的第一任校长是黄怡耀夫人，开学时学生人数有五十余人。南华女校的创办人是道南学校校长熊尚父，熊氏认为女子教育非常重要，极须提倡，开学时共有女生百人分四班上课(注75)。南洋女校是由张永福、陈楚楠、庄希泉、林瑞轩、黄肖岩等先生发起，聘余佩皋女士为第一任校长，学生约百人(注76)。虽然这些女校的学生人数比男校或男女混合学校的学生少，但在课程内容和程度方面并不比男校和混合学校差，而在纪律和校风方面可能比后者为佳。这阶段女子教育的发展标志者新马华人社会正朝向文明和进步的方向迈进。
民国时期的第二阶段，即是从1919年3月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创办起至1941年杪日军开始占领马来亚止。1919年3月21日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创办是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华侨中学是新马的第一间华文中学，它标志着新马华文教育成功地从初等教育阶段跨入了中等教育的阶段，它的创立固然符合华侨教育客观发展的需求，但也反映出一些社会领袖高瞻远瞩的超卓见识。这批有远见之士的领袖就是陈嘉庚先生，他于1918年6月，联络了养正学堂等十六校总理发起筹办第一间华文中学。他以身作则，慷慨捐出叻币一万三千元作为倡导，再筹得基金五万元。陈氏更获得各帮侨领二十余人的支持，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第一次侨众大会，通过董事会组织章程，定校名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陈嘉庚先生众望所归，被推选为董事会第一任总理，吴胜鹏先生为副总理，王会仪先生为文书，林义顺先生为财政，何仲英与黄有渊先生为查账。接右又选出各帮代表二十余人为董事，正式成立了华侨中学的董事会。董事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以叻币五万元购得小坡尼文律楼房二座，加以修茸改造作为华侨中学的校舍。董事部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聘请一位有经验的校长掌管校政，曾委托上海教育协会会长，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代聘涂开兴先生为第一任校长。一切部署妥当后，华侨中学遂于1919年3月21日正式开学，共有学生七十三名，他们来自南洋各地的高小毕业生。同年9月间又招得新生十八名，第一年共有学生九十一名，教员十名(注77)。
华侨中学的创办除了在新马华文教育史上具有二大之意义外，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它淡化了帮与帮之间的隔阂和促进不同帮派之间的合作。自从19世纪以来，新马华人社会的会馆和宗亲会林立，以地缘和方言为基础的帮派，如福建帮(以闽南地区和闽南话为主)，广东帮(以广州及附近地区并以广州语为中心)，客帮(以客家语为主包括惠州、嘉应州、丰顺、永定和大埔等)，湖州帮(以湖州八县并以湖州话为主)和琼州帮(以海南岛及讲海南话为主)互相对峙和冲突(注78)。清末民初新式小学纷纷设立，大都带着浓厚的帮派色彩。虽然帮派的隔阂随着民国的创建而弱化，帮办的学校也已经接受外帮的孩童，但是帮与帮在教育上的合作还未曾有的。陈嘉庚先生本着超帮派办教育的原则，并以本身的名望与地位说服其它帮派的领袖，如潮帮的领袖林义顺等，通力合作，成功地建立新马区部一间华文中学，这可说是帮派合作办教育的一件大事，给以后新马华文中学的创办建立了很好的典范。
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创立起了重要的开导作用。虽然新马华侨社会大部分人还是具有旧观念，认为华侨社会所须仅是初等教育，但是有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了解到中等教育的重要。他们受了华侨中学创办的冲击，以及陈嘉庚兴学救国精种的影响(注79)，他们的视野扩大了，开始了解教育不仅是训练一批学生以满足华侨商业社会的须要，同时教育可以普遍地提高华侨的智识水平和改进一般国民的素质。加之，这个时期许多华文报章在新马纷纷出现，最著名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都是在这时期出现，这些华文报章普遍地提高新马华侨社会的文化水平和促进兴学办教的热忱(注80)。除此之外，许多知识分子因政治因素纷纷到南洋避难，中学师资骤增，这也制造开办中学的有利条件。
继新加坡华侨中学之后的是槟城的钟灵中学。钟灵学校原于l917年由槟城阅书报社所创办，该社原是北马著名的革命团体，在辛亥革命期间扮演重要的角色(注81)。该社与孙中山先生渊源颇深，而负责人都是有识之士，对文化教育工作不遗余力。1917年钟灵学校创办后，成绩裴然，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槟城阅书报社的领袖们有鉴于时代的要求，召集社友侨众开会，讨论增办初中。众人皆赞成，大会举许生理、王景成等十二人组织筹备委员会，委员不分帮派，深受槟城华侨社会所支持。于是钟灵学校扩展为马来西亚第一间华文中学，于1923年(民国12年)1月20日举行开学典礼。中学部第一任教务长为顾因明氏(注82)。紧随者钟灵中学的步伐而创办中学的有怡保的育才中学(1924年1月)、新加坡的端蒙中学(1924年1月)、吉隆坡的尊孔中学(1924年)和麻坡的中化中学(1924年7月)(注83)。接着于1925年增办初中的有吉隆坡的神成女子中学和马六甲的培风中学(注84)。到了1930年代，另外有七间中学在新马区创立。他们是新加坡的商洋女子中学(1930年)、荚蓉的中华中学(1934年)、太平的华联中学(1937年)、新加坡的公教中学(1937年)、吉隆坡的中华中学(1939年)。1940年代当新马尚未沦陷于日人之前，只有金宝的培元中学出现(1941年)。
初级中学的创办固然提高了华文教育的水平，但中学教育的发展有待于高级中学的创设。新马区第一间华文中学增办高级中学者首推新加坡的商洋女子中学。1930年，该校在胡文虎先生的推动下，成立了“增建高中购置校舍委员会”，由李振殿先生任主席，林庆年为副主席，共有委员十二名，积极筹募款项。该校校长刘韵仙女士亲往中北马各地劝捐，成绩斐然。除购置武吉知马校舍之外，改校名为“南洋女子中学校”，购置校车和扩充设备。同时，该校废止原有的三年制师范班，改为三三制的高初级中学，这可说是第一间增设高级中学的华文中学(注85)。但在1930年以前，新加坡华侨中学似乎曾经试办高中，但因数据不足，无法决定其年代(注86)。从1930年到1941年新马沦陷之间，新马区共有十间中学增办或创立高级中学，他们是钟灵中学(1931年)、尊孔中学(1935年)、新加坡华侨中学(1938年)、新加坡中正中学(1939)、吉隆坡中华中学(1939年)、新加坡公教中学(1940年)、怡保育才中学(1940年)、吉隆坡坤成中学(1940年)和麻坡的中化中学(1940年)(注87)。
这段时期中学教育的发展在新马华文教育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初中和高中的创办使华文教育在新马地区有效地建立自己的系统。待1956年新加坡南洋大学建立以后，华校系统得以完备。华文源流的学生，可以从小学入初中、高中而进入大学，接受高深和专业的训练。于是，华校系统可以与当地的英校系统并存，而更有效地为新马地区制造人才。从另一角度来看，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发展，使新马的华校与中国学校系统挂钩，新马华校的高中毕业生可以到中国各大学升学。
中学教育发展的过程，遭遇到不少的困难，其中一项困难就是学生人数少。许多华文中学在创办或增办之初，学生人数不多，比如金宝培元中学于1941年增办初中时，只有学生十数名，吉隆坡的著名女子中学神成，仅有二十名，而芙蓉中华中学在增办时也只有学生二十六名(注88)。即使是历史最悠久的新加坡华侨中学，创办超过10年，于1929年初仅有学生一百八十人(注89)。学生人数少当然收费少，学校无法聘请更多教员分科教学。为了节省开支，大部分的中学都采取复级上课的方式，因此学生在学习方面深受影响。有些中学因学生人数太少而停办，例如新加坡的端蒙中学于1924年元旦试办一班初中，后因学生来源少，于1925年元月停办(注90)。中学教育发展的另一困难就是经济拮据。所有华文中学都是民办的，经济来源全赖华侨社会的支持。英殖民地政府只给一部分华校津贴。同时，大部分的华文中学都是帮办学校增办的，所以还带有帮派的色彩。不管是帮办的或超帮派的中学，一般都是经济拮据，入不敷出。大部分中学最大的经济困难就是经费的不足。维持一间中学，最大的开销是教师的薪金和膳食费，以新加坡华侨中学为例，1919年创办之初，第一年共享了七万四千余元，其中教职员的薪金和膳食费就花去了三万一千元，占总开销的四十余巴仙(注91)。除外，如中学要谋求发展，增加教学设备或建新校舍，所须之费更加庞大。在收入方面，可靠的经济来源除学生的学费和杂费之外，要靠热心人士的月捐。如果是帮办的中学，某帮所拨出的固定经费也是可靠的。如这些收入尚未敷开支的话，那么中学的负责人就要展开筹款活动，诸如公演戏剧或举办游艺会。这时期演剧筹款是新马华文学校最普遍的一种活动(注92)。在分析1920年代新马及南洋各地华文中学的种种困难时，吴毓双氏在“中学教育与南洋”一文中指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侨众在心理上无此需要。大多数的侨众认为小学教育己足，中学教育无多用处，因此之故，少数人愿意出钱资助中学。同时很少父母愿意送子弟进中学念书，或半途退学，结果造成中学普遍经费缺乏和学生减少。除此之外，吴氏也认为华文中学不若西校之适当地之需要(注93)。怎样使华文中学走出困境呢？吴氏提出了四项办法以资补救。第一，教育经费由各公会按照商品之进出而抽纳，各公会应按照货量及其价值之多少，按比例征收若干教育费。第二，办教育应不分籍贯和帮派，而应以商品为标准，华侨社会应不分帮派，群策群力办好中学。第三，应清楚规定董事部与校长、教职员的职权，以根除内部纷争和倾轧。第四，中学应增设完备之职业教育，以为部分学生谋出路，同时也可以和西校竞争以切时需(注94)。
吴氏的分析和他所提出的补救办法的确有相当的见地。当时大部分的华侨的确认为中学教育是不须要的。那些有远见的人士属于少数。由于华文教育要依赖民众的支持而生存和发展，须求的人数少造成为是薄弱而导致华文中学所处的困境。吴民所提的补救办法，尤其是按商品出入量值比例抽捐的办法，虽嫌过于理想化，但还是解决华文中学以及华文学校经济拮据的一根本办法。至于消除帮界和规定董事校长及教员的职权等办法都是相当切时宜的补救办法。
(丁)民国时期闽人对华文教育的贡献
“地缘组织的会馆有许多创办学校，成绩最着的为福建会馆，主办有道南(1906年)、爱同(1912年)、崇福(3915年)、南侨女中(1947年)、光华(1954年)五校。南洋大学创办时，福建会馆赠地五百英亩为校址，最为称道”。(注95)
吴华先生是琼州籍学者，研究新马会馆史多年，他的调查研究而作出以上的评语，相信不会言过其辞。新加坡闽人，尤其在陈嘉庚先生的影响之下，创办和支助华文学校不遗余力。自1907年道南堂创立以后，1912年10月30日(即民国元年)有汪嘉谟传道士倡办爱同学校，附设于日本街(也名文达街)教堂，于1913年7月8日开学，学生共三十余人(注96)，该校创立时曾获陈嘉庚氏支持(注97)，翌年学生人数增至一百二十人。后陷入经济危机，1923年陈庚嘉氏垫捐一万余元，得以维持。1927年接受新加坡福建会馆支助，而1930年隶属福建会馆(注98)。1915年4月12日，新加坡福建会馆创办崇福女子学校，创办人为福建会馆监学兼管道南学校校政的王会仪先生。王氏因鉴于大坡直落亚逸区是闽侨会集的地方，适合就学的儿童颇多，当时已有男校专收男生，而供闽籍女童就读者则独付厥如，所以王氏极力主张由会馆创办一女校。当时王氏在福建会馆颇具影响力，尤其是对文化教育问题。他说服了董事部同人，委他全权处理。1915年4月，筹备工作告竣，聘得厦门林淑钦女士出任第一任校长，于4月12日正式开课，学生三十余人都属闽籍。该校以闽语教学，后学生人数日益增加，至1930年时学生人数已达六百余名，分十二班上课(注99)。
道南、爱同和崇福是民国时期以及战后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和管辖的三间主要华文学校。除此之外，在1929年时，新加坡最少还有八间闽人创办的学校，这八间闽人学校自1929年起接受新加坡福建会馆的津贴(注100)。有关这八问学校详细情况，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不多，只是在1927年，新加坡“闽侨半月刊”上所介绍的另六间闽校而知道一些概梗。中华学校创于民国11年春(1922年)，学生人数共一百零七名，其中男生七十一名、女生三十六名、分为四班，校长教职员共五人，租用校舍，每月租金七十元，学校无基金或校产，靠学费，月捐和特别捐维持，每年收学费一千八百元，而开支三千元左右。丹绍学校，公立，创于民国12年(1923年)，男女学生共一百二十名，分为高级一班，初级六班，教职员六名，租用校舍，每月租金六十五元。学校无基金，赖月捐之补助，每年学费收入二千元左右，月捐约六百元，而支出每年约四千元，不敷一千四百元由总理垫补。钟声学校，私立，创于民国13年春(1924年)，共有男女学生七十二名，分五班，教员三人，校舍由总理所拥有，无须租金，学校无基金或其它捐款，每年学费收入九百余元，支出二千四百余元。益励学社，公立，创于民国13年(1924年)。有日校学生八十二名，夜校学生五十名，日校设有初级二班，夜校英文科和国文科各一班，日夜校共有教员五人。租用校舍，每月租金八十八元。学校无基金，收入以学费月捐和特别捐维持。每年学费收入一千金元，月捐特别捐收入二千余元，支出四千余元，不敷之数由社友及临时募捐补助。彭德学校，公立，创于民国14年(1925年)。学生七十余名，分四班，教职员四人。自置校舍，无须付租金，学校无基金或校产，每年收入一千金元，支出二千余元，不敷之数由地方热心家捐助。惠群义学校，公立，创于民国16年(1927年)3月。学校有男生二十九名，女生九名，夜校学生七名，共四十五名，分高初级各一班，教员仅二人。租用校舍，每月租金三十二元五角。学校无基金，每年学费收入约二百四十元，而支出约一千八百元，不敷之数由董事部募捐充之(注101)。1927年的新加坡“闽侨半月刊”也提到道南和爱同学校，前者有学生二百五十八名，分高小二班，初小士班及补修科一班，教职员十四名。自置校舍无须纳租金，每年收学费约五千金元，支出约一万六千金元，不敷之数由月捐和特别捐补助，再不敷之处则由董事先行垫补；后者有学生二百五十二名，分高小两班和初小五班，教职员共十一人，自置校舍，但每年须纳门牌税四百余元。学校无基金，靠学费、月捐、盾税和演剧筹款补助，每年收入学费和月捐约三千七百七十余元，支出为五千九百二十元(注102)。
从上述具体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1927年新加坡大部分的闽校，除了较大的道南、爱同和崇福外，都是经济拮据，入不敷出，许多要靠月捐、特别捐来维持，而董事部也常垫补不足的经费。由于经费不足，维持现状己经困难，当然谈不到发展，因此，学生人数少，教职员不多，当然也影响学生的程度。所以，1929年2月新加坡福建会馆改组并设立教育委员会，在经济上支持这些闽校(注103)，新加坡福建会馆代表闽帮，财力雄厚，当然在维持各闽校的现状毫无问题。同时，各闽校在会馆的教育委员会的指导和协助之下，可以取得较稳定的发展。
在马来亚，民国时期也有很多华文学校是由闽人创办的。以吉隆坡为例，1932年以前有四间闽校，其中一间是女校(注104)。1930年代初当马来亚经济衰败时，其中有一间闽校倒闭，剩下来的三间是中华女学校、国民学校和中华学校。1930年代世界经济不是气的笼罩下，新马经济深受影响，华人社会百业萧条。在这样的情况下，吉隆坡三间闽校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入不敷出。作为雪兰莪境内闽人最高组织的雪兰莪福建会馆义不容辞地出面协助这些闽校。1936年起，会馆按月拨款助中华女学校每月四十元，国民学校和中华学校每月各三十元作为学校的维持费(注105)。各闽校为了节省开支，尽是利用会馆的地方和设备。譬如三校得免费应用会馆大礼堂为会议地点，以免付租金来租用会议场所。同时，会馆把二楼三楼分别藉给国民学校和中华女校作为校舍，并提供一些设备如厕所等(注106)。
吉隆坡闽侨在民国时期对华文教育的一大贡献就是1939年创办中华中学。吉隆坡著名闽商陈仁堧、黄重吉、杨兆琰、洪进聪、洪启读等鉴于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华侨社会必须一尽作育英才之责任，所以联合发起创办中华中学。他们召集了闽侨三校(即中华女学校、国民学校和中华学校)董事联席会议，成立了增办中学委员会，推陈仁堧先生为主席，就中华学校的基础上增办中学，于1939年7月正式成立，名为中华中学(注107)，梁龙光先生为第一任校长，中学部创建后，原拟在中华小学部对面建立永久校舍，然因该年9月欧战爆发，于是原计划受阻。遂在鹅巴路暂建临时校舍三栋凡十八间教室。一两年间，学生人数骤增，高初中共有十八班计五百八十余名。而学生远至安南、暹罗、缅甸、苏门答腊和爪哇各地纷纷来隆就读。至1942年日军攻占马来亚，中华中学与无数华校遭受同样的命运，被迫停闭，校舍被毁。1946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华中学在校董主席黄重吉先生的领导下复校(注108)。
民国时期新马闽人对华文教育的重要贡献是在淡化帮派观念和采用国语教学方面起了带动的作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侨民的国家意识提高，帮派观念淡化而国语在新马华校的应用日渐普遍。新马一些历史较悠久的华文学枝，改弦易辙，逐渐聘请国语教师担任，其中以闽帮表现得最特出。陈嘉庚先生本身就认为教育是团结和改进国家的工具，在华侨社会中，应不分畛域，合作把教育办好。在他的影响下，新加坡道南学校自1916年起逐步废除方言教学而采用国语教学(注109)。为符合国语教学的需要，道南早于1916年聘请第一位非闽籍的校长熊尚父，熊氏为潮南人(注110)。这开了新马帮办学校而聘用外籍人为校长之先河。1921年道南在中炳韶任校长时，聘请了多名的非闽南籍的教师，他们的籍贯有来自河北、江苏、湖南、湖北和广东(注111)。道南学校在淡化帮派观念和提倡国语教学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1929年6月6日至12日在上海暨商大学召开的商洋华侨教育会议，许多海外华侨代表参加，而较著名的华侨也被邀向大会提呈重要提案(注112)。道南学校于同年5月20日发表的提案中强调国语教学的重要，该提案认为国语是团结民族和发展国家的基础，尤其是南洋社会，因方言复杂，华侨社会诸多隔阂，凡事对内不能通诚合作，对外不能团结一致。道南提案中向大会提出具体的办法是，第一，中国教育部应派国语专才到南洋各埠筹设国语学校，以造就国语人才，并广为宣传；第二，南洋各华侨学校须添设夜校，教授国语以期普及，第三，国语应以教育部审定为标准(注113)。道南的提案中也强调须打破华侨教育的地方观念，因为南洋华侨社会地方观念太深，设立学校常以县为单位，而帮派分歧，绝少联络。根深蒂固的地方观念成为华侨教育发展一大绊脚石。道南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第一，南洋各端口组织教育总会管辖该端口华校，每埠划分若干区，每区设立或管辖若干学校，经费由教育总会负责，第二，教育总会的经费由当地热心家捐助(注114)。虽然道南的提议有些可以施行(如提倡和普及国语教学)，有些太理想化(如消除地方观念)，它对于淡化帮派观念和提倡国语教学方面起了推动的作用。
新马闽人在这时期对华文教育发展的另外一项贡献是首创华文学校会考制度。1930年新加坡福建会馆教育科主任林庆年氏为了提高闽帮所属和受助的华校学生程度，特发起华校校际会考，于1930年12月举行，参加者主要为闽帮所属的十二校(注115)。1931年12月举行第二届小学会考，参加者有男校八间，女校两间，林庆年氏为主席，而南洋女中校长刘韵仙女士为主考官(注116)。福建会馆主办的新加坡华文小学会考共举行四届至1935年。当地政府教育局也了解到校际会考的重要，一方面可以考察华文学校学生的成绩，另一方面使各校互相竞争，激励学生以提高程度。因此规定凡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文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和师范都必须参加。战前新加坡英殖民地政府曾举办华校高小会考六届、初中会考六届，颇收划一和提高程度的效果。后来这制度推广到马来联邦的华文学校，举行所谓七州府华校会考，由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华文教育部会同中国总领事举办。会考日期是于每年12月2日起，而考场广设于新加坡、马六甲、槟城、吉隆坡、巴生、加影、芙蓉、新古毛、怡保、金宝、太平、实兆远、文冬和关丹等地。考生除来自政府津贴学校外，非津贴学校学生也可参加。会考结果除直接通知各校外，又在华文报章发表，而及格之考生由教育部发给证书(注117)。此制度施行对华文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
(四)陈嘉庚与新马闽人教育
(甲)陈嘉庚的生平及其在中国的教育活动
这些著作侧重陈嘉庚与中国的关系，而在研究方面尚未能达到全面和精深的分析。1987年初，南洋大学校友现任南澳洲弗兰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历史系教授的杨进发博士出版他的英文巨著“陈嘉庚传”(1987年新加坡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杨博士费时超过10年，搜罗中国和海外各地有关陈嘉庚的史料，全面地叙述、分析和评价陈嘉庚的贡献(注119)。陈嘉庚先生的大名也随着这本书的出版传播到世界各地。本文的目的在于叙述和评估陈嘉庚先生对新马闽人教育的贡献及其对新马闽人教育发展的影响。
陈嘉庚先生于1874年(清同治13年)10月21日诞生于福建省同安县的集美社。集美是一个僻静的村落，位在福建南部一个小半岛的尖端，与著名的厦门岛隔海相望，仅离厦门市区十六海里。集美社是陈氏宗族聚居的地方，在19世纪70年代，集美社大概有五百多户，二千多人口，村民除农耕之外，多兼采蚝和捕鱼为生。19世纪下半叶，中国南方的农村因受到战乱和五口通商开埠的影响普遍地破产，即使靠近沿海通商口岸的集美社也不能例外，许多村民寻找生计，泛洋渡海到东南亚各地工作和经商(注120)。
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字如松)，早年离妻别子，只身到新加坡工作，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和储蓄，他开设了一间米店顺安号，并创有一间硕莪厂(Sago即俗称西谷米)。同时，也购买了一些房地产。陈杞柏的小成就给陈嘉庚以后在工商业大展鸿图，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1890年陈嘉庚奉父命到新加坡协助经商，当时他年仅17岁。他在顺安米店学习经商，协助父亲管理账目(注I21)。
从1890年到1903年间，陈嘉庚往返新加坡与集美社，在这段期间，他累积了不少经商的经验和掌握有关工商业的知识。当陈嘉庚于1903年第四次到新加坡时，他父亲的生意已濒临破产的边缘，他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把父亲的企业作一番清理和调整，清还债务。1904年，陈嘉庚开始独立经营，以七千元资本开办他的第一间黄梨罐头厂。结合了经商的经验，新的工商业知识和独到的眼光，陈嘉庚成功地经营黄梨罐头制造业和米业，数年之间他累积了不少财富，成为新加坡华社的一位成功商人，但是使陈嘉庚成为巨富的是树胶业(注122)，1906年当陈嘉庚获悉闽商陈齐贤和林文庆医生在马六甲和新加坡试种橡胶成功后，他立即用一千八百元购得十八万粒树胶种子雇人在他的福山黄梨园种植，这是陈嘉庚与橡胶业结缘的开端。1909年陈嘉庚扩大福山园面积专种橡胶，当时他已拥有胶园一千英亩，陈嘉庚大量地种植橡胶，正显由他独到的眼光。橡胶业随者汽车业的发展一支独秀，利润丰厚。1910年，陈嘉庚将福山园的一千英亩胶园买出得三十二万元，净赚二十五万元(注123)，陈嘉庚接着发展橡胶制造业，并全面发展其它行业，如米厂、冰糖厂、饼干厂、肥皂厂和航运业，十余年间，陈氏成为巨富并为东南亚工商业巨子。从1923年到1925年间，陈嘉庚的事业达到全盛时期，估计总资产达一千二百余万元。他的园丘和工厂所雇用的工人有二万余人，即以新加坡的橡胶制造厂就雇用工人一千四百名，其中男工八百多名、女工四百多名、童工百余名(注124)。
陈嘉庚在事业上的成功提高他的声望和社会地位。1929年他被选为新加坡福建会馆的主席，公认为福建帮的领袖。他积极推行福建会馆的改革，成绩裴然(注125)。除外，他也积极参与新加坡中华商会的活动，一度曾经成为改革派的领袖(注126)。陈嘉庚虽然在新马政治方面没多大兴趣，但他领导新马华侨社会在抗日爱国运动中作出重大的贡献。1928年，日军侵入山东、济南惨案
（待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