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星华文教育史的研究
魏维贤
魏维贤
任何客观撰写马星史的人，不能不对华人的伟大贡献给予应得的版位。可惜有关华人的历史资料，一方面太过贫乏，另一方面又很散漫。前者主要是因为华人，尤其早期的华人，不太注意撰写，为后代留下文字资料；后者主要是因为华人不太关心史料的系统化保存，结果即使偶而留下一鳞半爪，过了一个时候，就是没有遗失的话，也不太容易加以搜获。加上殖民地时代政府对华人活动及华文资料的漠视(除非华人给政府带来麻烦，如私会党格斗、民族主义运动等，不得不加以正视与处理者外)，使到今日从事华人史研究者，大有感到文献不足，征引无由。
研究华人问题的人士，包括外地和本地学者，通常也只能就所能获得的资料加以整理、研读和分析，结果常常会因为资料的贫乏或不齐全而有顾此失彼之嫌。又有甚者，他们也常犯了对问题缺少全面性认识的毛病，使到他们在提出结论时，难免有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讥。在这种情况之下，尽管他们的研究方法如何精密，理论怎样完善，其结果还是有商榷之余地。至于那些只懂得运用一种语文(华文或英文)的资料者，更难免受到片面之辞的影响而不能窥见全貌。
上述情形，在星马华文教育史研究的领域中，尤为司空见惯。其实，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见到一部真正说得上够分量、够水平的《马星华文教育史》，因为这么一部史实的撰写，除了必须运用到各种有关的资料以外，还得基于明辨精确的“史识”；后者尤为难能可贵！
先谈撰写马星华文教育史时所必须用到的资料吧。就笔者所见到的有关资料，大约可分为底下十六大类加以举例介绍和评述。
(一)档案
毫无疑问的，最重要的资料要推所谓“第一手”或“原始”资料的档案。 已经公开的战前官方档案，最主要的该是编号CO.273(英国殖民部有关海峡殖民地的档案)和CO.717(英国殖民部有关马来联邦的档案)这两系列的资料。(战后的同性质档案，另开系列；例如有关新加坡的战后档案列为C0.951，已开放到1949年。这些新资料，有关教育问题的部份，还没有人研究过。)这些档案汗牛充栋，虽己经过编排及摄成显微影片，但翻阅仍颇费心力。研究者不得不逐卷披览，而卷帙浩繁，内容庞杂，使人难免有海底捞针，无从着手之感。
近年来，一些研究马星教育史者已开始运用这资料，而有不少的收获----如罗福成的《分歧的种子：马来亚教育政策1874--1940》(LOH FOOK SENG．SEEDS OF SEPARATISM: EDUCATIONAL POLICY IN MALAYA,1874--1940)和史蒂芬逊的《种植者与行政者：英国的马来教育政策，1875--1906》(REX STEVENSON．CULTIVATORS AND ADMINSTRATORS: BRITISH EDUCATIONAL POLICY TOWARDS THE MALAYS,1875--1906)。罗福成的论文里有提到和分析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态度与政策，就是以档案的资料为主要根据而撰写的；他没有利用到华文的资料实为美中不足。
CO.273和CO.717是英国殖民部和马星殖民地政府来往的函件，原件保存在伦敦的公共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除此以外，新加坡和吉隆坡的国家档案局(NATIONAL ARCHIVES)也保存有很丰富的资料，等待研究者去发掘和利用。大马各州，甚至各行政单位，也都保存着各自的档案，不过要得到机会去翻阅，恐怕是件不易办到的事，虽然上面提到的史蒂芬逊就曾经利用过雪兰莪和森美兰两州的州务档案，以及一些地方性(包括红土坎、关丹、淡马鲁等县)的档案。
非官方档案以教师团体和学校的最为重要，可惜这些最早也只能回溯到马星光复后的40、50年代而已；战前的资料在日本占领时期中几乎毁灭无存。西马方面的资料，当以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教总”)所保存者最为完善，为研究战后马来亚华文教育史者不可不利用的宝藏。新加坡方面的教师团体档案虽没有象教总的那么集中，但也相当丰富。历史较久的新加坡华校联合会(成立于1947年)的档案应该是最有价值的一项；其中有一小部份文献曾经由高鸿坚(注：金旁加坚)选出并编进《新加坡华校联合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内，于1967年出版；但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里所选出的文献太少，也未必是最重要者。新加坡华校教师总会和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也是重要的华文教师团体，其档案当然也值得重视。除此之外，星马两地还有许多以州、区、地方、学科等为分野的教育团体，它们也各自保存具有自己特点的活动档案，有必要时也应参用。
至于学校(包括大专)的档案，只要没有遭遇到停办的不幸事件，该不致有遗散之虞。不过，学校档案内容往往有很多是例常的琐事，没有多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所以，主管者在编档案时就应注意辨别资料的内容，以便分别归档，去芜存菁，保存史料。最近新加坡国家档案局有注意到这问题，所以在有必要或受邀托时特地派专门人员到场负责指导有关档案保管的方法。
在此我们必须提一提其他可能和我们研究对象有关的档案，如：商会的教育组、社团的教育股、政党的教育委员会等的档案。很明显的，作为“三大机构”之一(其他是教总和董总)的马华公会，它的教育委员会档案是一部很重要的马来亚华文教育文献，尤其是研究50年代的马华教育。可惜这种档案不易见到；即使有机会见到的话，有关当局也不会随便允许研究者公开引证，因为时代毕竟还很接近，有些问题还是敏感。
笔者没有机会见到，但相信中国方面有关“华侨”教育的档案(如侨务委员会档案)，一定会有参考的价值。
(二)官方的出版物
官方的出版物，通常由政府出版局(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承印出版的。这包括：宪报、国会辩论纪录及附件、各政府部门的常年报告等。这里我们所注意的是那些有关教育问题的国会辩论纪录、法令及条例、教育报告书、学校课程纲要和教材、教育统计等。
在官方出版物当中，有两份文献为研究马星华文教育史的人士所不能不详读者：一是马来亚的《方吴报告书》(1951年出版)；一是新加坡的《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1956年出版)。这两份报告书都针对当时华人所面对的教育问题，及其政治现实及切身利益，而提出评论与建议。《方吴报告书》的一些主要建议虽然没有被当时的马来亚政府所接受，但它对马星两地华文发展的潜在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相反地，《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的建议几乎原原本本地被新加坡政府所采纳，使华文源流的教育，成为国家教育之一环。
新加坡方面的官方教育报告书当中，还有两份是与华文教育最高学府----南洋大学----有关者。其一是《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主席白里斯葛，1959年出版>；其二是《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主席魏雅玲，1960年出版)。这两份报告书为南洋大学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之一铺下康庄的大路。
至于官方发表有关新加坡华文教育的白皮书，我们应该提一提1953年的《华校、两种语文与津贴的增加》和1956年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谊会》(简称“中学联”)。这两份白皮书也都是针对50年代初期华校所面对的严重问题而发表的；这些问题很复杂，非当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所能解决得了，而要等到华校获得平等待遇上了轨道之后才满意解决。
国会(及其前身的立法议会)的辩论纪录，也是官方出版物中的重要教育资料来源之一。例如马来亚立法议会在1952年底辩论教育政策及教育法令时就有长达几十页的纪录，为研究这事件不可或少的资料。
战前及战后初期的《教育部常年报告书》，对该年度的教育活动有详尽的报导。报告书后也附有统计资料及插图，给研究者很大的方便。可惜两地政府都不约而同地先后放弃这种格式的常年报告(马来亚最后一本《教育部常年报告》是1956年；新加坡是1967年)，而又没有更好的取代者。
教育部或教育局所发出的通告(CIRCULARS)，虽多数是自己油印者，但仍属此类文献。这些通告也应分类汇集成册，并编排目录，以方便查引。近年来许多重要的教育革新都是以通告式传达学校，所以通告的重要性更不用说了。例常行政的通告，当然不包括在内。
(三)报纸
对马星华文教育史的研究来说，报纸，尤其是战前的本地华文报，占很重要的地位。一方面这是因为一般华文报的编者对教育问题很重视，对华文教育资料又常常不惜版位，乐意全文照登，无意中为我们保存了不少完整的宝贵原始资料；另一方面是因为战前的马星华文教育资料经过日本占领时期的破坏而荡然无存，能侥幸在报章上发表而获得保存者，弥觉得可贵。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吧！大家知道，新加坡有名的“南洋华侨中学校”(简称“华中”)是创办于1919年，但有关该校的早期资料寥寥无几，尤其文献方面更显得阙如：这点从该校出版于1969年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金禧纪念特刊》就可看出。翻检战前出版的《叻报》，不但可多得一些有关创办的资料，而且还能读到不少重要的原始文献；如：《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校之通告》(1928年6月8日)；《筹办南洋华侨中学校之呈批》(1918年7月11日)；《南洋华侨中学校招生简章》(1918年7月15日)；《南洋华侨中学校致各埠华校公函》(1918年8月26日)；《南洋华侨中学校募捐建筑费启》(1919年4月23日)等。看了这些资料，我们对该校创办的了解会深刻得多了。沈瑞英就是运用《叻报》的资料而完成一篇《南洋华侨中学校之创建》的报告，发表在南洋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的《研究报告集刊》(1975年出版)。
关于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报，陈蒙鹤在她的硕士论文《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报，1881一1912》(CHEN MONG HOCK．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1881--1912)有详细的报导，凡准备利用这资料者必须加以注意。除了《叻报》以外，重要的华文报有《南洋商报》(1923年始)和《星洲日报》(1929年始)。马来亚方面的华文报，以《光华日报》(槟城)和《中国报》(吉隆坡)为最重要。
早期的英文报，很少提到华文教育的问题；战后就不同了。一般地说，英文报对华文教育的问题相当隔膜，又好象没有多大的好感----甚至有时表现得有点偏见：这种情况在殖民地时代尤为明显。所以，研究马星华文教育者，不可不知道英文报的报导和反应，尤其要注意他们社评的内容。星马的英文报以《海峡时报》为最重要。
(四)刊物
华校习惯上每年出版一本校刊或毕业刊，遇有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或大事时还出版特刊或纪念特刊。校刊或毕业刊的格式和内容，大家都很熟悉；它的史料价值也不难欣赏。研究者往往为了要了解某一时期某一学校的史实(如校史、学校组织、有关人物、学校活动、学生统计等)，不得不检阅有关的旧校刊；需要用到图片时，也不得不藉助于这些图文并茂的刊物。纪念特刊更为重要，因为它汇集多年来的资料，并加以整理和补充，方便研究者的利用。例如马六甲培风中学出版的《培风五十年金禧纪念特刊，1913----1963》就收有下列资料：校徽；校歌；校训；校景；校址沿革；学校大事记；董事会(章程、条例、董事玉照及名录)；教职员资料；教务、训育、事务、体育和图书概况；中小学概况(包括统计数字)；金禧纪念庆典；历史照片；校友概况；等。全书长达三百五十面，图文并茂，它不但是培风中学的史料总汇，也是马星华文教育史史料之一重要集子。
除了中小学外，大专和教师团体也有出版类似的纪念特刊。为了纪念创校10周年，南洋大学于1966年出版一本有相当内容的《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1956--1966》。这和1956年出版的《南洋大学创校史》一样，给研究者提供不少的史料。1964年，义安学院也出版一本《义安学院周年纪念刊》。该纪念刊虽有一百多面，但有关的史料只有二十面左右而已。
马星华文教师团体出版的纪念特刊也不少，虽然有的史料价值并不十分高。以新加坡方面来说，《新加坡华校联合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1967年出版)和《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二十周年纪念暨会所开幕双庆特刊》(1972年出版)就可算是有点史料的价值了，虽然里面所选载的史料仍嫌太少和太片断。
社团(包括商会、政党、校友会等)的纪念特刊也常常登载有关教育的资料。例如最近出版的《钟灵中学(新加坡)校友会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1965--1975》就是一本有相当价值的纪念特刊。
除了特刊和纪念特刊外，应该要提到所谓“定期刊物”了。定期刊物的种类很多，内容和程度也各有不同。比较重要的本地教育定期刊物有马来西亚教总的《教师杂志》，新加坡教总的《教育年刊》和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的《南洋教育》。至于学术性的本地教育定期刊物，可以以《马来西亚教育学报》(创刊于1964年)为代表。德国汉堡大学傅吾康的两篇论星马华文教育的文章(《星马华文教育的问题》和《砂劳越和沙巴华文教育的几个问题》)就是在这学报里发表。
(五)教材
如果从教育的观点看华文教育，那么课程和教材的研究应占首要地位了。大家知道星马华校在这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也曾经经历到许许多多的变迁，而在适应这变迁时，它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也跟着改变。最早的华校课程与教材当然和中国的没有两样，尤其是早期的私垫和学堂时代，但较后就有一些特地为本地区的需求而改编的教材出现。至于课程本身也逐渐地有一些和中国不同的地方，反映本地的特殊需求，如英文科的注重。不过有关这方面的大改革，还是战后50年代以来的事。关于这问题，丁莉英在她的毕业论文《新加坡华校课程及教科书的演进初探，1951--1972》(南洋大学历史系荣誉学士，1973年)曾加以论述，颇值得参考。不过有关战前或大马的同一问题研究，则还未见到。深入的研究，也仍阙如。
(六)碑铭 、文物 、图片
陈荆和和陈育松合编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里，收有崇文阁、萃英书院和培青学校的碑文。培青学校的碑，据编者考起是立于1929年；这块碑从历史观点来看是不大重要的。至于崇文阁和萃英书院是新加坡“有碑为证”的两间最早的华校，一创于1849年，一始于1861年，其重要性不容赘述。不过，它们绝对不是“最早”的华校；这点应加以强调。
“文物”范围很广，凡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如旧课本、用具、设备、书画、题匾等都是。在城市重建、生活又日新月异的今日，如果不及早注意及保存这这些文物，时过景迁，要找它时恐怕已太迟了。文物的泯灭对研究历史者来说是一个大损失。
图片的历史价值，大家都会很容易了解到的。很多学校在出版纪念特刊时都会注意把历史图片收入，这点很值得我们赞扬。从这些富有历史性的插图，我们可以欣赏到早期华文教育的真正面貌。例如，从新加坡《养正学校金禧纪念刊》(1956年出版)我们可以看到该校创办人的玉照(第39--43页)；旧校的校景----一间可以代表早期华校校舍的破旧店屋(第3页)；1921年拍的学校军乐队的照片(第286页)使我们感觉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的小学还望尘莫及呢！在麻坡中化中学的《中化半世纪》(1962年出版)的第19页，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团体照片，底下有这么的说明“…¨最初之校舍，借自华侨公会，原系马来人之亚答屋¨…男女学生恰为八十名，全体均穿着军装式的校服，每人均手扶木枪，乃因当日接受东洋之军国主义的教育思潮所影响也。”这是多么有价值的插图呀！
(七)个人文献
个人文献以日记、回忆录、个人诗文集和私人文献为历史学者所感到有兴趣者。对星马华文教育的研究有价值的日记还未见到，至于其他的个人文献则有底下几种值得提一提。
回忆录应以林连玉所发表之文字，为最重要参考资料。在殖民地的时代，陈嘉庚的《南侨回忆录》(新加坡怡和轩出版，1946年)也刊载几则有关华文教育的资料，只是份量不多而已。
战前和战后初期在星马服务的巴素，是东南亚华人史的权威，对星马华文教育有相当的研究。在他的《一个马来亚官员的回忆录》(VICTOR PURGELL，THE MEMOIRS OF A MALAYAN OFFICIAL，1965年出版)一书内，有若干地方提到他负责本地华文教育行政时所遇到的问题。
另有一些虽不是真正的回忆录，但有相同性质者 这包括林明心的《丝丝忆语》(1965年出版)，黄润岳的《龙引十四年》(1969年出版)和刘英舜的《我与义安》(1970年出版)。
星马华文教育界人士以写作著名者为数不少，而在这些作品中，偶而也有华文教育资料的出现。例如，已故怡保育才校长蔡任平的《潜慧斋文集》(1961年出版)就有不少有关华文教育的资料。还有，象纪念孔翔泰的《追思录》(1971年出版)和纪念王宓文的《王宓文先生纪念文集》(1973年出版)等，也有多多少少华文教育的资料。
私人文献(PRIVATE PAPERS)的历史价值很高，只要该人物与我们所研究的课题刚好有重要的关系。有关星马华文教育的这方面资料，正等待我们去努力保存----只可惜拥有这种资料的人士仍是很不愿意割爱或惠借出来，供学人研究；这原因当然也不难明白。1971年，陈祯禄家属把他的私人文献交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学院保存，以供研究者利用。这种精神，值得表扬。该批文献共约有两千件，并已经过学院加以整理和编目(TAN CHENG LOCK PAPERS：A DESCRIPTIVE LIST)。在这批文献中，有一些是有关华文教育者。
(八)会议报告和备忘录
会议报告，特别是有关华文教育的会议报告，是研究者必读的资料。由于这些报告通常是油印的，而分发也只限于与会者或有关当局，结果搜集不大容易。象“全国发展华文独立中学运动工作委员会”的《统一课程及考试小组报告书》(1974年)这一类的重要文献，圈子外的人士是不容易看得到的。就是铅印出版的会议文献，象台湾“海外华文文教会议秘书处”印发的《海外华文文教会议提案汇辑》(1967年)，也不容易在本地大专或公共图书馆借得到。
备忘录也是如此，象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马来亚联合邦华文教育问题备忘录》(1954年)，全国华人注册社团《向部长级教育检讨委员会提呈之备忘录》(1975年)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研究者绝对不可加以遗漏。
(九)年鉴和志
这类的参考书，有时也有可取的地方，虽然大部分是抄来抄去的资料，包括可靠和不可靠者，所以运用时要特别小心加以鉴别。
顾名思义，年鉴应该是每年出版一次的参考书，但能这么做的华文年鉴是不多见的。研究星马华文教育史者所常引用的年鉴有《中国教育年鉴》(1934年，第一次)和《南洋年鉴》(1939年)。
志的体裁很多，内容也不一样。本地出版约有《中国报》的《马来亚新志》(1957年)；外地出版的有台湾“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印的《华侨志总志》(1956年)，《马来亚华侨志》(1957年)和《新加坡华侨志》(1960年)。
(十)小说
星马华文教育有极美的一面，也有极丑的一面。要想象和领略到这两面的意象，非参阅所谓的“马华小说”不可。当然，小说是小说，与历史的本质有天渊之别，尤其小说家常常为了文学与创作上的考虑而把内容形容过火，刻画入微，甚至无中生有，兴波作浪。但他们的作品仍可作为现实社会的反映----象《儒林外史》所反映的清末中国社会一样。其实星马华文教育圈子内的美、丑两面，除了在小说还能“欣赏”到外，其他资料(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很少提到；即使有的话，不是轻描淡写，便是讳莫如深。在学校的校刊上偶而还可看到“美”的一面，如校友的“回忆”，同仁的“荣休”，但是“丑”的一面(也许怕打起官司来)就不容易见到了。
马华小说的作者有不少是教师或曾经执过教鞭者，所以他们对所描写的内容有相当的体验与了解。在许许多多的马华作家中，林参天可以说是以华文教育问题为主要题材而写得颇为成功的一个作家。他的小说时代背景包括战前和战后，而人物也各式各样都有----不过他的“毁”多过“誉”：尽管他自己不肯承认，他是一个抱着悲观态度看华文教育的作家。在《热瘴》(初稿完成于1937年，战后1961年出版)的“后记”里他说：
“作者在马来亚从事侨教工作三十余年…¨侨教(独立之后又称为华文教育)的问题确是太多了，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这并不是我的悲观论调，但事实俱在，不容否认¨…读者切勿误会以为我存心攻计…教育是社会事业，干得对的，我们要承认，不对的，我们也要有勇气承认，讳疾忌医，
将会铸成大错…¨”
《热瘴》的姐妹篇是《浓烟》(1958年出版)，也是长篇小说。林参天认为他的书中人物在马来亚华校里到处可见：也许他懂得比我们多吧。
(十一)未刊的毕业论文
以星马华文教育为专题研究对象提出论文而获得硕士学位者有底下三人。
1.李亚才(即李廷辉)，论文题目是《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华校的政策与政治，1786--1941I(LEE AH CHAI．POLICIES AND POLITICS IN CHINESE SCHOOL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1786一1841)。作者分期讨论华文教育的发展，特别着眼在华校与中国政治的关联问题。他是在1957年获得马来亚大学历史系的硕士学位。
2.孙一尘，论文题目是《马来亚的华文教育与政府政策》(SUEN Y-CHERN．CHINESE EDUCATION AND GOVERNMENT POLICY IN MALAYA)。作者把论题分成三部份加以讨论：战前华文教育与战后的复原；战后的政府华文教育政策与华校现况；华文教育的前途。他是以教育的立场探讨华校的适应问题及政府对华校的“马来亚化”政策。他是在1958年获得澳洲墨尔本大学教育学院的教育硕士。
3.翁月卿，论文题目是《华人对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教育的贡献，1900--1941》(YUNG YUET HING．CONTRIBUTIONS OF THE CHINESE TO EDUXATION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1900--1941)。作者强调华人对教育的重视及给予它的支持：这支持并不限于华文教育。华人对教育的贡献很大，这点为一般讨论华文教育者所忽视。论文分为五章：马来亚背景；华校的发展；马来亚的华文学校；英校和高等教育；结论。她是在1967年获得马来亚大学历史系的硕士学位。
硕士以下的毕业论文，尤其是大学文凭班程度的论文，有不少与星马华文教育有关，但水平不高，这里不加介绍。专论星马华文教育的博士阶级论文则还未见到，虽然有些社会科学的博士论文有附带提到它----特别是政治学者。
(十二)专书
讨论星马华文教育的专书并不多；所见到者也只侧重在叙述，不在分析。许苏吾的《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1949年出版)是一本带被引用的专书，但它也仍以叙述为主，以保存资料为要。不过作者在编写时倒费了不少心思把一些散漫的资料整理出来，至于那些资料缺如的问题，他也加以查询和补白：这点远非王植原和王爱洋所合编的《马来亚华校全貌》(1961年出版)所能比的。吴华的《新加坡华文中学史略》(1976年出版)也值得参考。
另外两本同性质的书是唐青的《新加坡华文教育》(1964年出版)和宋哲美的《英属婆罗洲华侨教育》(1959年出版)。这两本都被列入台湾华侨教育丛书编辑委员会出版的《华侨教育丛书》内。
一般讨论星马教育或华侨教育问题的专书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到星马华文教育问题。这类的专书包括：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的《新加坡一百五十年来的教育》(华文版，1972年)；张正藩的《近六十年来南洋华侨教育史》(1956年出版)；周胜学的《海外华文学校教育》(1969年出版)；朱敬先的《华侨教育》(1973年出版)，等。
以华人为专题研究的英文书也都有牵连到教育问题。在这些专书也有几都为研究星马华文教育者所不容忽讥这包括：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SONG ONG SIANG．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1923年出版)；巴素的《马来亚华人》(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1948年出版)和《东南亚的华人》(THE CHINESE IN SOTH-EASTASIA,1965年二版)；ROBERTS S．ELEGANT 的《龙种》(THE DRAGON'S SEED,1959年出版)；STEPHEN FITZGERALD 的《中国与华侨》(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1972年出版)；GARTH ALEXANDER的《静默的侵入》(SILENT INVASION,1973年出版)；等。
战后的40、50年代华校所面对的问题及其反应，为一般研究星马政治发展史者所乐道。这些作者所给予读者的印象是华校(尤其华文中学和大专)的政治色彩很浓厚，而学生也普遍地被卷入政治的旋涡中。这一类的专书，可以以RICHARD CLUTTER-BUCK的《星马的暴动与革命事件，1945--1963》(RIOT AND REVOLU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1945--1963，1973年出版)，杨金华的《新加坡的政治发展，1945--1955》(YEO KIM WAH．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1945--1955,1973年出版)和ANTHONY SHORT的《马来亚的共产叛乱，1948--1960》(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1948--1960,1975年出版)为代表。
(十三)论文集和资料汇刊
论文集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作者把自己发表过或未发表过的论文汇辑成书；另一种是编者把一些有关的论文(包括编者本人的论文)合辑起来而成的集子。论文集当中有星马华文教育或华侨教育的论文可资参考者，可以以底下的出版物为例：
第一种的论文集。丘正欧的《华侨问题研究》(1965年)；王秀南的《星马教育泛论》(1970年)；黄润岳的《独中论丛》(1973年)；陈初荣的《今后华教何去何从》(1974年)，等。
第二种的论文集：刘士木、钱鹤和李则纲合辑的《华侨教育论文集》(1929年)；中国侨政学会编的《华侨问题论文集》(1954年，第一辑)；侨务委员会侨务研究室编的《华侨问题论丛》(1968年，第一辑)；高信和张希哲合编的《华侨史论集》(1963年)；国防研究院和中华大典编印会合编的《中马中星文化论集》(1968年)；宋哲美编的《星马教育研究集》(1974年)；等。
论文集和资料汇刊不同的地方是，前者是论着的合辑，后者是资料的汇编。不过，由于华文的编著向来不太严格遵守引号的运用，结果使到转录、改写和创作的界限模糊不清，所以资料汇编的内容，也可能不只是资料的转载。这一类的出版物包括：庄希泉和余佩泉合编(原书写“著作”)的《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1921年)；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编的《教师杂志．独立大学专号》(1968年)和霹雳华校董事会联合会协助华文独立中学发展工作委员会编的《霹雳州华文独中复兴史》(1976年)。侨务委员会编印的《侨务法规》(内有有关侨教的法规)也属于此类----这书初版于1950年，历年有加以续修。
(十四)大事日志
丁致聘编的《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记1862至1932年间教育大事，1935年出版)，对研究近代中国教育来说，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工具书：星马也很需要一本类似这书的编辑，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种工具可用。《马来西亚教育学报》第一和第二卷发表朱文华编的《一九六三年星马教育大事日志》和《一九六四年星马教育大事日志》，但已经没有再加以续载了。
学校的纪念特刊和校刊，常常编载有本校的大事记，方便研究校史者用。
十五)调查和访录
调查和访录是晚近研究社会科学(包括历史)者所特别重视的；对资料贫乏的星马华文教育研究者来说，这方法的运用尤其值得提倡，因为它可以补充许多我们知识上的空白或漏洞。在变迁非常迅速的今日，我们更有必要趁机把一些还能通过它而获得的资料妥为记录和保存下来；机会一错就无从弥补了。可惜这需人力和财力，不容易做到。
(十六)提要 ，书目和索引
许苏吾在《马来西亚教育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64年6月)发表一篇《星马华文教育史料》，内容就是他个人收藏的一些有关星马华文教育资料(不是“史料”)的提要。因为他所提出的资料太少，所以该篇的“提要”价值有限。郑良树和魏维贤合编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1975年出版)也只限于华文中学特刊而已。许云樵编的《南洋文献叙录长编》(南洋研究第一卷，1959年)也属提要之类：它附有索引，检查方便，虽然它没有根据内容加以分类著录。
王陈秀锦编的《马来西亚教育书目》(WANG CHEN HSIU CHIN．DUCATION IN MALAYSIA: A BIBLIOGRAPHY，《马来西亚教育学报》第一卷第二期，1964年12月)是研究星马教育者不可不参用的书目。这书目虽只收英文著作，但却包括专书和期刊发表的论着。凡是在1964年以前发表的比较重要的星马教育问题论着都包罗在内，用者称便。幸亏华文的星马教育论着也有一本类似的检查工具：这是南洋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印的《南洋研究中文期刊资料索引》(1968年出版)。这里收了从1905年到1966年的期刊资料；教育问题分新加坡、马来西亚两部份列出，检查也很方便。这和许云樵的《南洋文献叙录长编》合起来用，就包括专书和期刊资料了。只可惜没有人再接下去做，因为60年代中期以后的教育资料，无论在质或量方面都比前一期来得更可观。
在此应该提一提芝士曼编的《马来亚书目》(H．R．CHEESEMAN， BIBLIOGRAPHY OF MALAYA, 1959年出版)的一大特点：它列有战前和战后本地英校采用的课本书目，为其他书目所没有注意及的。
最后要提的是两种台湾编印的索引：《教育论文索引》(台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编，第一辑于1961年出版)和《华侨问题有关资料索引》(台北侨务委员会编，第一辑于1965年出版)。这些当然不会包括本地资料，而且也偏重在华侨教育，但偶而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论着或资料出现，研究者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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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星马华文教育史，不得不熟悉上述的十六类资料，否则难免会因为见闻不广而产生偏颇的错误，尤其那些单就一方面的资料着眼者，更容易受误导而提出没有充分理由的结论。华文教育问题的确很复杂----在目前的阶段中，要写一本全面性的星马华文教育史恐怕会太早一点，因为我们除了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运用外，也没有一些精深可靠的专题研究报告供我们放心地取材。所以当前的急务应该是积极地搜集、整理和保存资料，以及鼓励专题研究报告的撰写。也许我们也有责任针对那些对华文教育问题有误解或偏见的论着给予严厉的指责与纠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