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第1期2000年1月
九十年代后期的马来西亚，无论是政治、经济或社会方面，都是动荡不安的。一九九七年前爆发的金融危机，带来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波及社会治安稳定，终于渗蚀到政治高层卡久以来潜在的矛盾。这场巫统内首相马哈迪和前副首相安华之间的政治权力斗争，带来了一连串的社会效应，已经超出了马来人政治斗争的范畴，而波及到整个国家的政经发展，冲撞着每一位国民的心智。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政经情况下，显得异常无从、怅然和犹豫。过去彰显在《全国十五华团联合宣言》的政治诉求和野心不复存在，即使是最近几年来的发出“新华人”口号以及由政党主导的“华人思想兴革”运动等也黯然无声。走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廿世纪末，承受经济和政治双重的打击，目睹邻国(印尼)排华事件的严重，再加上民生问题的纠缠，马来西亚华人在这动荡的社会变迁和政治漩涡中应如何自处？这些事件对马来西亚华人公民社会的冲击在哪里？这是本文企图探讨的议题。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马来西亚政治体制仍然脱离不了强人政治的阴影，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存有“权威政治”的特征．而这个政治强人，权威政治的守门人，就是现任首相马哈迪医生。所以，我们必须先指出首相马哈迪医生庄九十年代马来西亚政治变迁的重要性。一九八一年开始马哈迪医生就担任首相，到今年已整整十七年．他执政期间的种种政策，不单单是对华族．而是对整体马来西亚人来说，其意义异常重大。马哈迪首相的权威性统治手法给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带来了一连串的变化。
首相马哈迪的政权和统治可以大约分为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新政焕发)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八五
二、第二阶段：(批斗全胜)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九
三、第三阶段：(二零二零整合)一九九零至一九九七
四、第四阶段：(危机四伏)一九九七至现在
第一阶段可从马哈迪就职那一年算起(即一九八一年)，至约一九八四年、八五年。当年马哈迪医生和他出身相约的拿督慕沙希淡合伙无间，缔造新政，组成了所谓“二M”政权(即马哈迪Mahathir和慕沙Musa Hitam)。一时气势如虹，改革热诚高涨。一九八二年“二M”政权直接要求人民委托，举行大选，大选口号“廉洁、有效率与可信赖的政府”最能表示出那时的政府作风和执政的重点。我们所熟悉的“向东政策”、“重工业化政策”、“私营化政策”、“马来西亚大宝号”、“以身作则运动”、“提高生产力政策”等等都是这个阶段的思想结晶。
马哈迪的第二时期大约始于一九八五、八六年到一九九零年间。这几年间有三件重大事件发生：大选、经济萧条和“二M”决裂。对马哈迪来说，大选的成绩并不如意，甚至锐气大挫，其中的原因当然有许多，经济萧条、金融丑闻、种族两极化都应是关键．“二M”政权的真正决裂是在一九八六年，但之前已见端倪。“二M”政权一开始就播下了分裂的种子：我们发觉，在大马政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山容二虎”的记录．马哈迪与慕沙决裂后，重用元老嘉化(提升为副首相)和新进安华(从农业部转到教育部)。这样也为以后他本身与拉沙里之争、嘉化和安华之争埋下了地雷。在这一个阶段，马哈迪的表现最具争论性，政绩褒贬不一，许多贪污事件频频发生，最严重的是土著银行亏空事件，愈闹愈大，其中情节离奇曲折。巫统内部发生空前的政治斗争，拉沙里向马哈迪开炮，背水一战，A队和B队的对峙，后来拉沙里组四六精神党，巫统被法庭判为非法组织，马哈迪重组旧队伍，成立新巫统。国阵成员党内外亦出现异议和裂缝，一九八八年马华公会会长林良实就曾以“渡假抗议”过国阵政府的“缺乏诚意”。华社集会于天后宫抗议政府委派不懂中文者到华校任职，巫青团悻然恫言组织更大集会，一时种族情绪高涨，马哈迪政府于是采取“茅草行动”，共逮捕了一百零六人。在同一时期，司法部被攻击，最高法院院长被罢撤，同时，马哈迪也躲不开金钱政治在巫统内泛滥的指责。
从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七年是第三阶段。经过了第二阶段的批斗、镇压，马哈迪在这段时期开始致力于整合和建设的工作，尤其注重巫统团结，中央和州政府之间关系的缓和以及族群情绪的安抚。这段时期有三个重大标志：国家发展政策(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的拟定，“二零二零宏愿“的提出和首相职位继承人的出现。国家发展政策基本上延续了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和内涵，设定了大马以后二十年的发展方向，经济的复苏也稳定了之前族群之间的不安情绪。而自“二零二零宏愿”提出以后，政府政策无不以此目标作为骨干。看来政治意涵比实际意涵来得浓厚，但也不失为振兴和团结国人的手段．安华和他的“宏愿队伍”在一九九三年巫统大会胜出，已很大的程度上解决了首相继承人的问题。一九九四年巫统夺下了沙巴政权，提出了“新沙巴”口号。在这个安稳、自若、自信的状况下，国内就出现了所谓“小开放“的现象。看来重大事件已尘埃落定，马哈迪政府可以全心致力于建设和发展未来大计了。
从一九九七到现在为第四阶段，即经济危机及政治动荡期。一九九三年巫统党选之后安华接任副首相，在巫统和政府的职权不断扩大，厚植了基层力量，更在党内高层安置了许多亲信。自从“宏愿队伍“在党选中取得胜利后，这些支持者对“更上一层楼“充满雄心，对党内元老形成强大压力，也加剧了马哈迪支持者和安华支持者的矛盾。后来马哈迪和安华两人对克服经济问题的看法明显出现分歧。安华倾向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认为必须实行紧缩政策，包括停止大型工程、提高利率、克服赤字；而马哈迪则要纾解企业界困境，主张放松资金，降低利率和恢复部分大型工程。
从此两人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在六月的巫统大会，被视为安华阵营的巫青团团长阿末查希高举反对朋党和裙带的旗帜，结果招来马哈迪强力的反击。数天之后，前任财政部长敦达因入阁，被委任为应付当前经济问题的特别任务部长。此后，安华的权力不断被削弱。一九九八年九月安华终于被革职及逮捕，被指控贪污和“不自然”性行为等罪行，国内局势开始出现动荡不安，安华支持者多次在首都吉隆坡举行集会与示威游行，高喊“烈火莫熄”，与镇暴警察发生多次冲突，导致极为少见的以催泪弹与发射水炮驱逐群众的场面。
一九九九年四月安华夫人旺阿兹莎医生及非政府组织分子为主的“国民公正党”，在支持者的见证及呐喊声中宣布正式成立，并加入反对党阵容。安华事件所引发的改革运动终于从街头示威诉求演变成选举的较量。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发展。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到这里，马哈迪也似乎心疲力尽，四月病倒住院就医，安华案件十四日下判，安华被判有罪，四项滥权舞弊罪名全部成立，每项控状坐牢六年，刑期同时执行。
对于马哈迪政权，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褒贬有之。对于整个安华事件和政改运动尤其重要，华人社会采取了旁观态度。华人社会一开始对此事件当着马来人在巫统内的另一场斗争，采取旁观的态度。想到切身利益的保障，不得不小心翼翼。当安华支持者走上街头与警卫发生冲突，华人社会更显得谨慎，七十年代以后的华人社会一路来排斥街头对抗，认为这种行为无视政治体制和法律运作的常规，且倾向暴力，当然期间已有少数的华裔知识分子和年轻社会活动者主张直接参与政改运动，但是一般反应冷淡。现在改革运动更组织化和合法化，华人社会的动向就令人注目了。虽然政治动向或选举成绩并不取决于华人选民，但是其颠覆能力却不能被忽视。于是两方面政要和领导皆游说华人社会。首相马哈迪说国阵的多元种族组成才是政治主流，政府将保持中庸和不走向极端；而政改领袖旺阿兹莎亦说这次的改革运动是中庸、和平的，与印尼的暴力改革截然不同，呼吁华人不必惧怕改革运动。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最大困境，是在于它们希望摆脱政治的干扰，但是又无时无刻被政治所纠缠。华人社会在这次政改运动的态度和思维，是有其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重复了八十年代时在多元文化下的彷徨。从大局势来看，在八十年代，华人政治和华人政党的衰弱，华人政治路向的分歧，人口政治的讨论，都反映出华人政治的彷徨，也因此出现了极多的危机现象。九十年代初期国阵政府采取较开放政策，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呼唤下，华人选择了以经济为主和协商为策略的政治路线．到了九十年代末，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使到华人社会极度惶恐不安。华人社会的诉求本来分歧不大，如果政治和社会力量能够凝聚，本不难谈大团结。但是因为政治策略和方向的差异，故有“分裂”．“对立”的情况常出现。这种情况，在现时的政改运动里表露无遗。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态度基本上可以分出三个脉络，反映在三项组织中，即在朝的政党、在野的政党、和游离于两者之间的华团和选民．我概念化地称之为统协。反对和游离。在朝的政党如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基本上是扮演着统协的角色。所谓统协，乃协助执政者统治庶民百姓。马华公会和民政党的领导层虽时常坚持代表全体华人在政府里争取利益，但更多时候它们是帮助政府去说服华裔公民认同执政者统治地位和其政策的正当性。这是一般政治观察者的共识。这两项角色上配合的困难，当然是政治人物常挂在嘴边的“吃力不讨好”的。基本上这两项角色是矛盾的，因此不只是政党本身策略紊乱，华社对他们的看法也无法得到进一步的誊清。这就是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在华人选民心中缺乏正当性和信服力的关键所在。
马来西亚华人的反对侧面显然在反对党(即民主行动党)的身上可以看到。反对党的存在与其说是华社的一种政治需要，不如说是民主制度里的一项“必要的邪恶”。它在马来西亚的民主制度树立必要的对抗力。在大马的政治历史里，反对势力一直存在着，虽然时强时弱。但是帮助它们生存的条件却是有增无减。虽然一九九五年的大选反对势力受挫，但可以肯定的，这只不过是暂时的，不可能是长久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民主行动党的组合和未来发展是提供给大马华社不满国阵政府一条普遍诉求的管道．这股反对力量在华社里扮演着一个极重要的角色。
华社的游离团体非常多。所谓游离，是指那些常说“超越政党、但不超越政治”的那些团体．他们的“超越”当然是有前提和后盾的，而常出现双重标准的恶劣现象。华社谈“华团是否可以、应该参政”的问题已谈了二十多年，正是这种游离心态的最佳证明了。我们说得刻薄一点，这些华团基本上是“骑墙”派，“骑墙”当然是有贬意的，而可能不能用在华裔的选民身上。在选民里，有相当多是中坚分子，有一定的立场，他们当然不是游离者。基本上，选民有投票选择的自由，而作为公共组织和压力团体的华团则没有。必须指出的是，这股游离力量是蛮具影响力的，在一九九五年的大选里，游离的团体和选民的力量显得特别强大，而进一步发挥了牵制的作用。
在政治动荡中的九十年代，这些华人政党，团体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场？基本上，马华公会作为政府的成员之一，它的立场是可以预料的。它以社会、政治安稳为前提．一方面大力指责安华支持者和反对运动，另一方面则对于一般华人的不热忱于改革运动表示赞扬。马华公会政要贬责政改趋势，不只一次提醒华人社会不要冒险搞“烈火莫熄”的活动，以避免马来权力斗争问题变成宗教和种族问题而连累华社。同时，该党领导层皆表示对首相马哈迪的领导有信心，并利用对媒体的引导和控制，左右民众的识知。
做为华人为主的反对党，民主行动党的立场则是倾向改革运动，但是并不彻底。一方面它想利用这个时机来捞取政治本钱，但是另一方面政改运动的不确定性使他们孤疑不决．这种相似的情况过去几届大选皆如此．身为一个政党，民主行动党的局限性乃其对马来选民缺乏吸引力．一九九五年大选该党惨败，在华人占大多数选民比例的选区都输掉。从选票的支持来说，民主行动党必须继续获得华人选票，但是随着华人人口比例的逐渐减少，它必须赢取更多非华人，特别是马来人的支持。这次政改运动，就像一九九零年大选前夕与四六精神党结盟一样．给予反对阵线另一次结盟的机会。而民主行动党是否能够更果断的付出，乃令人注目的事项。
华人社会的非政治团体组织松散，境况亦比较复杂。经过多年来”解去政治化“(depoliticisation)，代表华人社团的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简称华总)的政治诉求已经完全失去了八十年代全国十五华团的激励和执着，逐渐走向妥协和被动的道路。这次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华总的立场反映出多年来被“协统”(co-optated)的结果，它的领导层是绝对支持国阵政府的。可以看出，国阵政府执政长达四十多年，华商利益集团都和它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甚少有马来西亚华人财团可以不依靠国阵而保持经济特权和垄断地位。但是那些“心之忧矣”的华裔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却是比较激进和果断。一九九八年十月来自华社学术界、评论界、民权活跃分子对国内的局势发展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在声明里，他们支持废除不民主的法令，反对镇压和平请愿者，呼吁大众传播媒介落实新闻自由理念等等。他们认为华社对政治改革运动冷感是“不正确的”．而进一步呼吁华裔积极参与，而他们同时亦个别提笔在华文报章撰文，看法和态度更为激进，他们一方面责斥华社领袖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另一方面认为政改运动对华社的前景好处多过坏处．电脑网络上也出现了多姿多彩的网站．但是可以看出，这些年轻知识分子的声音虽然高昂，然而却是少有共鸣。整体华社与他们的隔阂是相当明显的。显然，如今华团的政治诉求，与七十年代的华人大团结运动和八十年代的“全国十五华团”民权委员会在政、经、文、教各方面的进步诉求相比，实在有天渊之别。
看来华人社会对于政改运动是惴惴不安的、犹疑的、被动的、趑趄不前的。甚至是分裂的、矛盾的、对立的、领导和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意见和态度不一，难以达到共识。那么为什么华人社会在这次改革运动不积极参与？我想有以下几个普遍性的原因。
第一，这次政改动荡牵涉到人物都是国家政治的最高领导层，其激烈和离奇程度，令人震惊结舌。改革运动始于巫统党争，后来才演变为安华推动的“政治改革”运动。如今新的政党又告诞生。其重点和因由一直在转移、变动，政改动机不能一以贯之，所以并不那么被肯定。按政党为争夺政治权利的工具，并非维护或争取个人利益的私有组织。问题是，一旦巫统家务事式的党争结束，政改是否仍然拥有激励、资源发展和持续下去？从当年巫统脱离出来的四六精神党最后也必需回归母体的例子来看，前景并不乐观，至少它说明了历来巫统党争的某些规律或归宿．换言之，改革运动乃安华政治受害以后的产物(虽然安华当副首相时常有“改革”、“复兴”的修辞)，不源自纯粹的反对政治意识。未经考验的保证和承诺，如何赢得人民信任？
第二，政改运动标榜多元种族。多元文化，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种族政治范畴思维的突破。要知此次政改运动乃脱离自捍卫马来人特权的巫统，而它竟能提出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理论政纲，已属不寻常．但是必需指出，其核心领导人物，仍然是马来人，而非马来人只是处于配角的地位，其角色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边缘的。政改运动牵涉到各族的政治前程，它将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可能，华人社会实在没有把握。过去华社改革的诉求较单纯，都是源自华人社会内部，华人领袖可以在华人群众用华语滔滔不绝，但是在马来人为主的群众集会上，毫无经验．华人社会很难想象，现在的华团领导人在这种场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第三，政改运动开始走上街头，也是华社踟蹰不前的原因。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马来亚反对党的劳工党(社会阵线)曾采用过街头示威为政治诉求的途径，“五一三事件”后的七十年代就甚少有街头示威的发生。马来西亚华人历来自认奉公守法，一等良民，虽对政策有极多酌不满，且常喊改革。也有“逼上粱山”的前例(这是前教总主席沈慕羽对一九八九年华团人士参与民主行动党举止的形容)，但潜意识里极想与五十年代的社阵。左派政治思想划清界线。在街头呐喊、示威，只是民主行动党在民生问题如抗议大道调高收费上采用的手段。在政、经、文、教方面，华团的抗议大集会也是限于在大礼堂内举行，如一九八七年在吉隆坡天后宫举行抗议政府派不谙华文职员到华小的大会。况且，参与这些大集会的绝大部分皆是华人，其目的在于扩充华人议题，提呈华人诉求。华社并且还有一九六九年“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的悲惨记忆。事实上，街头游行诉求不易控制，也不能排除极端分子从中搞乱的可能性。国家领导人的不断警戒、劝解，而国家媒体大力渲染种族冲突的可能，再加上邻国印尼排华事件之激烈和持久，也使华社不能不顾虑三分。
第四，反对党的民主行动党和回教党(和其他较小的政党)长期以来无法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核心，也使华社对反对政治失望。缺乏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这正是历来反对阵线的特征，显然，他们党内缺乏或治国人才，或魅力领袖，彼此之间且明争暗斗。他们之间时虽有政治需要的合作，但是却有基本政治原则的分歧。一方面民主行动党和大部分的华人百姓皆反对回教党的回教国政纲，而另一方面回教党也声明不会放弃落实回教国．就此“回教国”的议题上互不相容，这也是反对阵线迟迟未能结盟的关键。
对华社来说，这真是一场政治苦旅！尖锐激烈的政治火拚，无所谓是非曲折；相对意识观念的冲突，也无所谓青红皂白，华人社会在患得患失之间是无从的。只因缺乏一个明确的领导方向，他们于是只能在狭缝中求发展生存。事实上，华团一直是一个抽离于政治或刻意回避政治的组织，了解了他们的这种性质，华人社会就不会期望他们能够诱导出成熟的政治改革运动。那些有志于政改的热心分子，只好期望于反对阵线的开展和壮大。随着反对阵营的配合和扩大，它将会有与国阵在即将来临的全国选举博弈的实力。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组织如果仍然集中在安华个人的安危和效益而不进一步转化，那它的活动会否必然加速政治改革的来临仍然是个未知数。
在处理微妙复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同时，马来西亚还有许多民生问题还待解决。事实上，马来西亚的官僚系统长期以来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脱节问题。无论是效率、执行、运作、财政公信等等，都显露出严重的弊病。自一九九七年爆发亚洲金融风暴以来，马来西亚社会面对了许多天灾人祸：一九九七年五、六月间，砂月劳越州出现了柯萨奇病症，夺去了三十条小童性命，同年七月分开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带出现了严重的烟雾弥漫灾害。到了一九九八年，吉隆坡巴生谷一带出现数十年罕见的水荒，到了年底，拉尼娜却带来狂风巨浪，全国多州发生了严重水灾，一九九九年初，国阵政府宣布国内和首都的四条大道将会调高过路费，引起市民强烈的反弹。一九九八和一九九九年则发生了三十三万头猪染上日本脑炎和“立百”病毒，疾病严重蔓延各州，而导致约百人死亡。
这些有关民生福祉的灾害事件，层出不穷，光怪陆离。有的看起来是天灾，更多的则是人祸。尤其是日本脑炎和“立百”病毒的猪瘟事件，政府倒因为果，敷衍塞责，动作迟慢，严重失策，使到多数是华人的猪农悲愤不已，一般华人社会对此事亦义愤难填。有些政府官员企图把责任退却，说整场灾祸实为外国的阴谋，更令人惊异和失笑。过后此事件已演变成一件政治事件，反对阵线政党已介入交涉，争取民心，而从中企图赢取选票，政府后知后觉，逐渐领会到事件的政治严重性，于是大声呼吁，希望无论在朝在野的政党，都应不分彼此以解决问题为前提。尽管事后加倍努力，但是一连串的官僚失策和失误，很大的程度上已打击了国阵政府已不太具威信的形象。而回教党党魁法兹诺在公开场所讥讽副首相巴达威为“照顾猪群的领袖”，亦令许多华人觉得该党“昏聩愚昧，不明大体”(《南洋商报》<社论>，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四日)，而加深了对该党的猜疑。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种种运作，事实上不能离开整体的马来西亚政治而独立。这是毋庸多言的。说得贴切一点，华人政治的延续和变迁，必须置放在马来政治的延续和变迁来讨论和分析。许多时候，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运作，一直在反应着马来西亚整体政治的种种变迁，如独立时政治认同，公民权和母语教育的争取，六十年代后期的独立大学运动，七十年代的经济合作社，八十年代的华教人士参政，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新华人”口号。“华人思想兴革”等等，都是相应着国家政治或马来政治的变迁而发出的。因此，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被动性和附庸性是相当显明的。
但是政治改革的要求，马来西亚华人其实历来并不缺乏，甚至可以说具有带领作用。独立以后约四十年，大马华人政治舞台，基本上(或大部分时间)有三派政治势力——在朝马华公会和民政党所代表的“协商”和“折衷”势力，在野的行动党的政治反对势力，和民间团体组织的游移、浮动势力。这些不同的政治和民间势力进行了曲折和复杂的较量。其中的纠结、斗争、配合、反对，反映出华人政治趋向的不确定性。经过了独立初期的政治“本土化”，六十年代的权力挣扎和挫折，七十年代大团结运动的努力，八十年代的政治路线的分歧。到现在的九十年代。马来西亚华人选择了以经济为主和以协商为策略的政治方向，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末，经济和政治局势急速的变化，使到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无所适从。
马来社会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新陈代谢，无论在政治、文化、经济或教育的领域里已起巨大的变化，对于这次戏剧性的政治变迁，起了主导性的作用。他们从街头示威到组织政党，动作发展急速，而这些热血于政改的马来领导和群众。是否因急于改革而走向偏锋？他们是否已经从过去的落后、自我、妒忌甚至排挤的心态完全摆脱出来，真正告别种族政治？而华人是否能从过去的华族悲情走向更广阔的民主、法治大道，走出权威统治和官僚政治的阴影？笔者相信，两者如果配合．必将能缩短马来西亚社会迈向民主化与自由化的时程。
无论如何，对部分的马来社群来说，巫统已经不能继续成为马来西亚政治稳定的象征。笔者认为，“后马哈迪“时期的巫统必有变化。马来西亚以后的政治发展将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左右。若反对势力整合而扩大，它将会进而与国阵相互抗衡，甚至出现凌越的局势；若马来西亚的经济不能及时的复苏。其政治局面将会蒙上山雨欲来的一片乌云。看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条件似乎仍然处于苟安和自封状态。华社领导人的戒忌和犹豫。新生代的无从和难鸣，在这次政治改革浪潮显得更加明显，显然，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国家政治转型的当儿，必须寻找一驻足之处。
九十年代后期动荡中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
何启良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高级讲师
一、引言
九十年代后期的马来西亚，无论是政治、经济或社会方面，都是动荡不安的。一九九七年前爆发的金融危机，带来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波及社会治安稳定，终于渗蚀到政治高层卡久以来潜在的矛盾。这场巫统内首相马哈迪和前副首相安华之间的政治权力斗争，带来了一连串的社会效应，已经超出了马来人政治斗争的范畴，而波及到整个国家的政经发展，冲撞着每一位国民的心智。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政经情况下，显得异常无从、怅然和犹豫。过去彰显在《全国十五华团联合宣言》的政治诉求和野心不复存在，即使是最近几年来的发出“新华人”口号以及由政党主导的“华人思想兴革”运动等也黯然无声。走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廿世纪末，承受经济和政治双重的打击，目睹邻国(印尼)排华事件的严重，再加上民生问题的纠缠，马来西亚华人在这动荡的社会变迁和政治漩涡中应如何自处？这些事件对马来西亚华人公民社会的冲击在哪里？这是本文企图探讨的议题。
二、马哈迪政权、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马来西亚政治体制仍然脱离不了强人政治的阴影，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存有“权威政治”的特征．而这个政治强人，权威政治的守门人，就是现任首相马哈迪医生。所以，我们必须先指出首相马哈迪医生庄九十年代马来西亚政治变迁的重要性。一九八一年开始马哈迪医生就担任首相，到今年已整整十七年．他执政期间的种种政策，不单单是对华族．而是对整体马来西亚人来说，其意义异常重大。马哈迪首相的权威性统治手法给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带来了一连串的变化。
首相马哈迪的政权和统治可以大约分为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新政焕发)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八五
二、第二阶段：(批斗全胜)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九
三、第三阶段：(二零二零整合)一九九零至一九九七
四、第四阶段：(危机四伏)一九九七至现在
第一阶段可从马哈迪就职那一年算起(即一九八一年)，至约一九八四年、八五年。当年马哈迪医生和他出身相约的拿督慕沙希淡合伙无间，缔造新政，组成了所谓“二M”政权(即马哈迪Mahathir和慕沙Musa Hitam)。一时气势如虹，改革热诚高涨。一九八二年“二M”政权直接要求人民委托，举行大选，大选口号“廉洁、有效率与可信赖的政府”最能表示出那时的政府作风和执政的重点。我们所熟悉的“向东政策”、“重工业化政策”、“私营化政策”、“马来西亚大宝号”、“以身作则运动”、“提高生产力政策”等等都是这个阶段的思想结晶。
马哈迪的第二时期大约始于一九八五、八六年到一九九零年间。这几年间有三件重大事件发生：大选、经济萧条和“二M”决裂。对马哈迪来说，大选的成绩并不如意，甚至锐气大挫，其中的原因当然有许多，经济萧条、金融丑闻、种族两极化都应是关键．“二M”政权的真正决裂是在一九八六年，但之前已见端倪。“二M”政权一开始就播下了分裂的种子：我们发觉，在大马政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山容二虎”的记录．马哈迪与慕沙决裂后，重用元老嘉化(提升为副首相)和新进安华(从农业部转到教育部)。这样也为以后他本身与拉沙里之争、嘉化和安华之争埋下了地雷。在这一个阶段，马哈迪的表现最具争论性，政绩褒贬不一，许多贪污事件频频发生，最严重的是土著银行亏空事件，愈闹愈大，其中情节离奇曲折。巫统内部发生空前的政治斗争，拉沙里向马哈迪开炮，背水一战，A队和B队的对峙，后来拉沙里组四六精神党，巫统被法庭判为非法组织，马哈迪重组旧队伍，成立新巫统。国阵成员党内外亦出现异议和裂缝，一九八八年马华公会会长林良实就曾以“渡假抗议”过国阵政府的“缺乏诚意”。华社集会于天后宫抗议政府委派不懂中文者到华校任职，巫青团悻然恫言组织更大集会，一时种族情绪高涨，马哈迪政府于是采取“茅草行动”，共逮捕了一百零六人。在同一时期，司法部被攻击，最高法院院长被罢撤，同时，马哈迪也躲不开金钱政治在巫统内泛滥的指责。
从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七年是第三阶段。经过了第二阶段的批斗、镇压，马哈迪在这段时期开始致力于整合和建设的工作，尤其注重巫统团结，中央和州政府之间关系的缓和以及族群情绪的安抚。这段时期有三个重大标志：国家发展政策(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的拟定，“二零二零宏愿“的提出和首相职位继承人的出现。国家发展政策基本上延续了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和内涵，设定了大马以后二十年的发展方向，经济的复苏也稳定了之前族群之间的不安情绪。而自“二零二零宏愿”提出以后，政府政策无不以此目标作为骨干。看来政治意涵比实际意涵来得浓厚，但也不失为振兴和团结国人的手段．安华和他的“宏愿队伍”在一九九三年巫统大会胜出，已很大的程度上解决了首相继承人的问题。一九九四年巫统夺下了沙巴政权，提出了“新沙巴”口号。在这个安稳、自若、自信的状况下，国内就出现了所谓“小开放“的现象。看来重大事件已尘埃落定，马哈迪政府可以全心致力于建设和发展未来大计了。
从一九九七到现在为第四阶段，即经济危机及政治动荡期。一九九三年巫统党选之后安华接任副首相，在巫统和政府的职权不断扩大，厚植了基层力量，更在党内高层安置了许多亲信。自从“宏愿队伍“在党选中取得胜利后，这些支持者对“更上一层楼“充满雄心，对党内元老形成强大压力，也加剧了马哈迪支持者和安华支持者的矛盾。后来马哈迪和安华两人对克服经济问题的看法明显出现分歧。安华倾向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认为必须实行紧缩政策，包括停止大型工程、提高利率、克服赤字；而马哈迪则要纾解企业界困境，主张放松资金，降低利率和恢复部分大型工程。
从此两人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在六月的巫统大会，被视为安华阵营的巫青团团长阿末查希高举反对朋党和裙带的旗帜，结果招来马哈迪强力的反击。数天之后，前任财政部长敦达因入阁，被委任为应付当前经济问题的特别任务部长。此后，安华的权力不断被削弱。一九九八年九月安华终于被革职及逮捕，被指控贪污和“不自然”性行为等罪行，国内局势开始出现动荡不安，安华支持者多次在首都吉隆坡举行集会与示威游行，高喊“烈火莫熄”，与镇暴警察发生多次冲突，导致极为少见的以催泪弹与发射水炮驱逐群众的场面。
一九九九年四月安华夫人旺阿兹莎医生及非政府组织分子为主的“国民公正党”，在支持者的见证及呐喊声中宣布正式成立，并加入反对党阵容。安华事件所引发的改革运动终于从街头示威诉求演变成选举的较量。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发展。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到这里，马哈迪也似乎心疲力尽，四月病倒住院就医，安华案件十四日下判，安华被判有罪，四项滥权舞弊罪名全部成立，每项控状坐牢六年，刑期同时执行。
对于马哈迪政权，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褒贬有之。对于整个安华事件和政改运动尤其重要，华人社会采取了旁观态度。华人社会一开始对此事件当着马来人在巫统内的另一场斗争，采取旁观的态度。想到切身利益的保障，不得不小心翼翼。当安华支持者走上街头与警卫发生冲突，华人社会更显得谨慎，七十年代以后的华人社会一路来排斥街头对抗，认为这种行为无视政治体制和法律运作的常规，且倾向暴力，当然期间已有少数的华裔知识分子和年轻社会活动者主张直接参与政改运动，但是一般反应冷淡。现在改革运动更组织化和合法化，华人社会的动向就令人注目了。虽然政治动向或选举成绩并不取决于华人选民，但是其颠覆能力却不能被忽视。于是两方面政要和领导皆游说华人社会。首相马哈迪说国阵的多元种族组成才是政治主流，政府将保持中庸和不走向极端；而政改领袖旺阿兹莎亦说这次的改革运动是中庸、和平的，与印尼的暴力改革截然不同，呼吁华人不必惧怕改革运动。
三、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对政改的反应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最大困境，是在于它们希望摆脱政治的干扰，但是又无时无刻被政治所纠缠。华人社会在这次政改运动的态度和思维，是有其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重复了八十年代时在多元文化下的彷徨。从大局势来看，在八十年代，华人政治和华人政党的衰弱，华人政治路向的分歧，人口政治的讨论，都反映出华人政治的彷徨，也因此出现了极多的危机现象。九十年代初期国阵政府采取较开放政策，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呼唤下，华人选择了以经济为主和协商为策略的政治路线．到了九十年代末，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使到华人社会极度惶恐不安。华人社会的诉求本来分歧不大，如果政治和社会力量能够凝聚，本不难谈大团结。但是因为政治策略和方向的差异，故有“分裂”．“对立”的情况常出现。这种情况，在现时的政改运动里表露无遗。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态度基本上可以分出三个脉络，反映在三项组织中，即在朝的政党、在野的政党、和游离于两者之间的华团和选民．我概念化地称之为统协。反对和游离。在朝的政党如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基本上是扮演着统协的角色。所谓统协，乃协助执政者统治庶民百姓。马华公会和民政党的领导层虽时常坚持代表全体华人在政府里争取利益，但更多时候它们是帮助政府去说服华裔公民认同执政者统治地位和其政策的正当性。这是一般政治观察者的共识。这两项角色上配合的困难，当然是政治人物常挂在嘴边的“吃力不讨好”的。基本上这两项角色是矛盾的，因此不只是政党本身策略紊乱，华社对他们的看法也无法得到进一步的誊清。这就是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在华人选民心中缺乏正当性和信服力的关键所在。
马来西亚华人的反对侧面显然在反对党(即民主行动党)的身上可以看到。反对党的存在与其说是华社的一种政治需要，不如说是民主制度里的一项“必要的邪恶”。它在马来西亚的民主制度树立必要的对抗力。在大马的政治历史里，反对势力一直存在着，虽然时强时弱。但是帮助它们生存的条件却是有增无减。虽然一九九五年的大选反对势力受挫，但可以肯定的，这只不过是暂时的，不可能是长久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民主行动党的组合和未来发展是提供给大马华社不满国阵政府一条普遍诉求的管道．这股反对力量在华社里扮演着一个极重要的角色。
华社的游离团体非常多。所谓游离，是指那些常说“超越政党、但不超越政治”的那些团体．他们的“超越”当然是有前提和后盾的，而常出现双重标准的恶劣现象。华社谈“华团是否可以、应该参政”的问题已谈了二十多年，正是这种游离心态的最佳证明了。我们说得刻薄一点，这些华团基本上是“骑墙”派，“骑墙”当然是有贬意的，而可能不能用在华裔的选民身上。在选民里，有相当多是中坚分子，有一定的立场，他们当然不是游离者。基本上，选民有投票选择的自由，而作为公共组织和压力团体的华团则没有。必须指出的是，这股游离力量是蛮具影响力的，在一九九五年的大选里，游离的团体和选民的力量显得特别强大，而进一步发挥了牵制的作用。
在政治动荡中的九十年代，这些华人政党，团体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场？基本上，马华公会作为政府的成员之一，它的立场是可以预料的。它以社会、政治安稳为前提．一方面大力指责安华支持者和反对运动，另一方面则对于一般华人的不热忱于改革运动表示赞扬。马华公会政要贬责政改趋势，不只一次提醒华人社会不要冒险搞“烈火莫熄”的活动，以避免马来权力斗争问题变成宗教和种族问题而连累华社。同时，该党领导层皆表示对首相马哈迪的领导有信心，并利用对媒体的引导和控制，左右民众的识知。
做为华人为主的反对党，民主行动党的立场则是倾向改革运动，但是并不彻底。一方面它想利用这个时机来捞取政治本钱，但是另一方面政改运动的不确定性使他们孤疑不决．这种相似的情况过去几届大选皆如此．身为一个政党，民主行动党的局限性乃其对马来选民缺乏吸引力．一九九五年大选该党惨败，在华人占大多数选民比例的选区都输掉。从选票的支持来说，民主行动党必须继续获得华人选票，但是随着华人人口比例的逐渐减少，它必须赢取更多非华人，特别是马来人的支持。这次政改运动，就像一九九零年大选前夕与四六精神党结盟一样．给予反对阵线另一次结盟的机会。而民主行动党是否能够更果断的付出，乃令人注目的事项。
华人社会的非政治团体组织松散，境况亦比较复杂。经过多年来”解去政治化“(depoliticisation)，代表华人社团的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简称华总)的政治诉求已经完全失去了八十年代全国十五华团的激励和执着，逐渐走向妥协和被动的道路。这次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华总的立场反映出多年来被“协统”(co-optated)的结果，它的领导层是绝对支持国阵政府的。可以看出，国阵政府执政长达四十多年，华商利益集团都和它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甚少有马来西亚华人财团可以不依靠国阵而保持经济特权和垄断地位。但是那些“心之忧矣”的华裔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却是比较激进和果断。一九九八年十月来自华社学术界、评论界、民权活跃分子对国内的局势发展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在声明里，他们支持废除不民主的法令，反对镇压和平请愿者，呼吁大众传播媒介落实新闻自由理念等等。他们认为华社对政治改革运动冷感是“不正确的”．而进一步呼吁华裔积极参与，而他们同时亦个别提笔在华文报章撰文，看法和态度更为激进，他们一方面责斥华社领袖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另一方面认为政改运动对华社的前景好处多过坏处．电脑网络上也出现了多姿多彩的网站．但是可以看出，这些年轻知识分子的声音虽然高昂，然而却是少有共鸣。整体华社与他们的隔阂是相当明显的。显然，如今华团的政治诉求，与七十年代的华人大团结运动和八十年代的“全国十五华团”民权委员会在政、经、文、教各方面的进步诉求相比，实在有天渊之别。
看来华人社会对于政改运动是惴惴不安的、犹疑的、被动的、趑趄不前的。甚至是分裂的、矛盾的、对立的、领导和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意见和态度不一，难以达到共识。那么为什么华人社会在这次改革运动不积极参与？我想有以下几个普遍性的原因。
第一，这次政改动荡牵涉到人物都是国家政治的最高领导层，其激烈和离奇程度，令人震惊结舌。改革运动始于巫统党争，后来才演变为安华推动的“政治改革”运动。如今新的政党又告诞生。其重点和因由一直在转移、变动，政改动机不能一以贯之，所以并不那么被肯定。按政党为争夺政治权利的工具，并非维护或争取个人利益的私有组织。问题是，一旦巫统家务事式的党争结束，政改是否仍然拥有激励、资源发展和持续下去？从当年巫统脱离出来的四六精神党最后也必需回归母体的例子来看，前景并不乐观，至少它说明了历来巫统党争的某些规律或归宿．换言之，改革运动乃安华政治受害以后的产物(虽然安华当副首相时常有“改革”、“复兴”的修辞)，不源自纯粹的反对政治意识。未经考验的保证和承诺，如何赢得人民信任？
第二，政改运动标榜多元种族。多元文化，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种族政治范畴思维的突破。要知此次政改运动乃脱离自捍卫马来人特权的巫统，而它竟能提出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理论政纲，已属不寻常．但是必需指出，其核心领导人物，仍然是马来人，而非马来人只是处于配角的地位，其角色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边缘的。政改运动牵涉到各族的政治前程，它将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可能，华人社会实在没有把握。过去华社改革的诉求较单纯，都是源自华人社会内部，华人领袖可以在华人群众用华语滔滔不绝，但是在马来人为主的群众集会上，毫无经验．华人社会很难想象，现在的华团领导人在这种场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第三，政改运动开始走上街头，也是华社踟蹰不前的原因。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马来亚反对党的劳工党(社会阵线)曾采用过街头示威为政治诉求的途径，“五一三事件”后的七十年代就甚少有街头示威的发生。马来西亚华人历来自认奉公守法，一等良民，虽对政策有极多酌不满，且常喊改革。也有“逼上粱山”的前例(这是前教总主席沈慕羽对一九八九年华团人士参与民主行动党举止的形容)，但潜意识里极想与五十年代的社阵。左派政治思想划清界线。在街头呐喊、示威，只是民主行动党在民生问题如抗议大道调高收费上采用的手段。在政、经、文、教方面，华团的抗议大集会也是限于在大礼堂内举行，如一九八七年在吉隆坡天后宫举行抗议政府派不谙华文职员到华小的大会。况且，参与这些大集会的绝大部分皆是华人，其目的在于扩充华人议题，提呈华人诉求。华社并且还有一九六九年“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的悲惨记忆。事实上，街头游行诉求不易控制，也不能排除极端分子从中搞乱的可能性。国家领导人的不断警戒、劝解，而国家媒体大力渲染种族冲突的可能，再加上邻国印尼排华事件之激烈和持久，也使华社不能不顾虑三分。
第四，反对党的民主行动党和回教党(和其他较小的政党)长期以来无法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核心，也使华社对反对政治失望。缺乏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这正是历来反对阵线的特征，显然，他们党内缺乏或治国人才，或魅力领袖，彼此之间且明争暗斗。他们之间时虽有政治需要的合作，但是却有基本政治原则的分歧。一方面民主行动党和大部分的华人百姓皆反对回教党的回教国政纲，而另一方面回教党也声明不会放弃落实回教国．就此“回教国”的议题上互不相容，这也是反对阵线迟迟未能结盟的关键。
对华社来说，这真是一场政治苦旅！尖锐激烈的政治火拚，无所谓是非曲折；相对意识观念的冲突，也无所谓青红皂白，华人社会在患得患失之间是无从的。只因缺乏一个明确的领导方向，他们于是只能在狭缝中求发展生存。事实上，华团一直是一个抽离于政治或刻意回避政治的组织，了解了他们的这种性质，华人社会就不会期望他们能够诱导出成熟的政治改革运动。那些有志于政改的热心分子，只好期望于反对阵线的开展和壮大。随着反对阵营的配合和扩大，它将会有与国阵在即将来临的全国选举博弈的实力。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组织如果仍然集中在安华个人的安危和效益而不进一步转化，那它的活动会否必然加速政治改革的来临仍然是个未知数。
四、民生问题和官僚失误
在处理微妙复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同时，马来西亚还有许多民生问题还待解决。事实上，马来西亚的官僚系统长期以来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脱节问题。无论是效率、执行、运作、财政公信等等，都显露出严重的弊病。自一九九七年爆发亚洲金融风暴以来，马来西亚社会面对了许多天灾人祸：一九九七年五、六月间，砂月劳越州出现了柯萨奇病症，夺去了三十条小童性命，同年七月分开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带出现了严重的烟雾弥漫灾害。到了一九九八年，吉隆坡巴生谷一带出现数十年罕见的水荒，到了年底，拉尼娜却带来狂风巨浪，全国多州发生了严重水灾，一九九九年初，国阵政府宣布国内和首都的四条大道将会调高过路费，引起市民强烈的反弹。一九九八和一九九九年则发生了三十三万头猪染上日本脑炎和“立百”病毒，疾病严重蔓延各州，而导致约百人死亡。
这些有关民生福祉的灾害事件，层出不穷，光怪陆离。有的看起来是天灾，更多的则是人祸。尤其是日本脑炎和“立百”病毒的猪瘟事件，政府倒因为果，敷衍塞责，动作迟慢，严重失策，使到多数是华人的猪农悲愤不已，一般华人社会对此事亦义愤难填。有些政府官员企图把责任退却，说整场灾祸实为外国的阴谋，更令人惊异和失笑。过后此事件已演变成一件政治事件，反对阵线政党已介入交涉，争取民心，而从中企图赢取选票，政府后知后觉，逐渐领会到事件的政治严重性，于是大声呼吁，希望无论在朝在野的政党，都应不分彼此以解决问题为前提。尽管事后加倍努力，但是一连串的官僚失策和失误，很大的程度上已打击了国阵政府已不太具威信的形象。而回教党党魁法兹诺在公开场所讥讽副首相巴达威为“照顾猪群的领袖”，亦令许多华人觉得该党“昏聩愚昧，不明大体”(《南洋商报》<社论>，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四日)，而加深了对该党的猜疑。
五、结语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种种运作，事实上不能离开整体的马来西亚政治而独立。这是毋庸多言的。说得贴切一点，华人政治的延续和变迁，必须置放在马来政治的延续和变迁来讨论和分析。许多时候，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运作，一直在反应着马来西亚整体政治的种种变迁，如独立时政治认同，公民权和母语教育的争取，六十年代后期的独立大学运动，七十年代的经济合作社，八十年代的华教人士参政，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新华人”口号。“华人思想兴革”等等，都是相应着国家政治或马来政治的变迁而发出的。因此，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被动性和附庸性是相当显明的。
但是政治改革的要求，马来西亚华人其实历来并不缺乏，甚至可以说具有带领作用。独立以后约四十年，大马华人政治舞台，基本上(或大部分时间)有三派政治势力——在朝马华公会和民政党所代表的“协商”和“折衷”势力，在野的行动党的政治反对势力，和民间团体组织的游移、浮动势力。这些不同的政治和民间势力进行了曲折和复杂的较量。其中的纠结、斗争、配合、反对，反映出华人政治趋向的不确定性。经过了独立初期的政治“本土化”，六十年代的权力挣扎和挫折，七十年代大团结运动的努力，八十年代的政治路线的分歧。到现在的九十年代。马来西亚华人选择了以经济为主和以协商为策略的政治方向，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末，经济和政治局势急速的变化，使到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无所适从。
马来社会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新陈代谢，无论在政治、文化、经济或教育的领域里已起巨大的变化，对于这次戏剧性的政治变迁，起了主导性的作用。他们从街头示威到组织政党，动作发展急速，而这些热血于政改的马来领导和群众。是否因急于改革而走向偏锋？他们是否已经从过去的落后、自我、妒忌甚至排挤的心态完全摆脱出来，真正告别种族政治？而华人是否能从过去的华族悲情走向更广阔的民主、法治大道，走出权威统治和官僚政治的阴影？笔者相信，两者如果配合．必将能缩短马来西亚社会迈向民主化与自由化的时程。
无论如何，对部分的马来社群来说，巫统已经不能继续成为马来西亚政治稳定的象征。笔者认为，“后马哈迪“时期的巫统必有变化。马来西亚以后的政治发展将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左右。若反对势力整合而扩大，它将会进而与国阵相互抗衡，甚至出现凌越的局势；若马来西亚的经济不能及时的复苏。其政治局面将会蒙上山雨欲来的一片乌云。看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条件似乎仍然处于苟安和自封状态。华社领导人的戒忌和犹豫。新生代的无从和难鸣，在这次政治改革浪潮显得更加明显，显然，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国家政治转型的当儿，必须寻找一驻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