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的贡献与国家进展学术研讨会
2007年10月6～7日
华教精神与华文教育
安焕然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化苦旅，一个『铁树开花』的传奇故事。历经百余年风雨，华教之路走的并不平坦，可歌可泣。
从兴起、承继、转型到合流，诚如郑良树所言：『(在东南亚)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却能够一柱擎天地支持下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伟大的奇迹。我用『奇迹』两个字，绝不含有侥幸的心理。经过数十年的坚持和容忍、牺性和协商，大马朝野终于为华教觅出一条新的出路——华教本土化(郑良树，1999：13)』。
有人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从开始到现在，一直伴随着华族的抗争，华教发展，就是一部华人为争取母语教育权利不懈抗争的历史(周聿峨，1995：135)。也有人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的启示，它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所衍发出来的文化意涵和道德意义。这其中乃因文化在华人社群心中的神圣地位，以及华教领导人物的道德典范(何启良，1999：19)。
回顾华教风雨路，有不少的精神典范是颇值得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响往的。铁树开花不会是偶然。惟，在探索华教发展的动力时，不可忽略的是其外因以及内因。华教之所以『运动』，华教是否长青本土的关键，恐怕还是端视客观环境的影响，以及系于华社本身的热度(郑良树，2005：371)。
华教精神典范的树立，除了主观上的个人情操魅力，其实还有马来西亚特殊的客观时局的影响，并由此激发而起的群众自觉与动员。两者之间是相互激荡的。为探析此华教精神与华教发展的关系，本文以陈嘉庚倾家兴学精神、南洋大学的创办、宽柔中学率先拒绝改制，以及70年代以来的华校复兴，这四个事例来阐释华教精神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
陈嘉庚的『倾家兴学』
陈嘉庚(1874-1961)，祖籍福建同安。1890年南来新加坡，佐父经商。1907年他目光敏锐地把投资重点放在橡胶种植，兼营商业、运输和工厂。前后创设一百多处商店，三十余所工厂，垦植胶园和黄梨园万余英亩，雇用职员工人数万，1925年资产一千两百万元。陈嘉庚企业王国的崛起，在马来西亚经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以往华商在英国殖民地经济结构中仅扮演仲介商角色，但陈嘉庚则是把华商的地位，从仲介商的角色提升到出口商及工业家的地位(林孝胜，1995：166)。
然而，独立前华人经济结构，始终摆脱不了殖民地经济的格局，深受欧美，尤其是英资的操控，受制于世界经济市场。1929年世界经济不景气，百业萧条，华人经济遭受严重打击，1931年陈嘉庚的企业拖欠银行巨款，改组为有限公司，1934年收盘营业。
但是，陈嘉庚的人格情操展现，倒是在生意收盘之后更受世人敬仰。陈嘉庚的精神典范，来自两个方面，一为南洋抗日筹赈；另一则是其『倾家兴学』的精神。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尽露无余。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新马各地华人社会也纷纷投入抗日救亡行列，全面开展筹赈活动。1938年南侨总会成立，陈嘉庚当选总会主席，积极推动抗日筹赈。南侨总会的成立象征着东南亚华人集合在『抗日救亡』旗帜下的大团结。另有南侨机工队回中国参与抗战后援服务(林少川，1994)，他们的生命和热血谱成的抗战史诗，是新马华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牺牲贡献。而这些活动的领航人就是陈嘉庚。
陈嘉庚在新马办教育，启迪民智；在中国，他更是以『独资』之力，全力兴办『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即使是面临生意挫败，仍然要『倾家兴学』，支撑到底。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从私塾教育转型到新式学校的筹办，马来西亚华教现代化初期的肇始，实际上与中国『侨教』阶段的发展有关，受到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一方面是中国政府的关心协助，另一方面也是清末维新派康有为等，以及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以『流亡者』身份在海外，宣扬彼等各自的政治理念及争取海外华人支持，激起的『爱(中)国』的认同意识，文化民族主义的滥觞，强调教育对中国人民醒觉和自强的重要性，劝导本地华社兴文教、开民智的效应使然(陈绿漪，1984：285；林水檺，2005：353)。
民国初建，中国在世界大格局下的困窘，『华侨』那股『救国救民』的民族主义及爱(中)国意识更甚。物竞天择，国家、民族的强弱，与教育的兴亡攸关。而陈嘉庚不惜牺牲金钱，兴学办校，其实就是在这种『列强肘腋之下』，『爱国为民』伟大精神之体现。
早在1918年陈嘉庚就曾表示『教育不振，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已』。所以他一生庸碌，含辛茹苦数十年，不计较个人得失，却『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注1）那是陈嘉庚之所以视『金钱如肥料，撒播才有用』，其慷慨捐资，其倾家兴学之精神，实乃是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之责任心重使然。
1919年，陈嘉庚在筹办厦门大学的一个会议上发表演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的教育与未死之心耳。若并此而无之，是置国家于度外，而自取灭亡之道。』他说：
『中国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迫在眉睫，吾人若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何堪设想。』
(邱方坤，1984：374)所以为拯救和建设国家尽力，陈嘉庚乃以商人之资，毫不吝惜地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以尽『爱国』主义务。以当时的格局来看，陈嘉庚无疑是一位『爱(中)国华侨』。他热心兴学，是同他的『爱(中)国精神』分不开的。他办学的动机，就在『救(中)国』，(邱方坤，1984：374)目的在于服务社会，振与中华。
从陈嘉庚兴学办校的言论分析，他的办学动机非常单纯：救民救国。兴办教育，他是大公无私地，希望通过教育达到富国强民的境地，庶几和国际接轨。就当时中国的处境和国际环境来说，陈嘉庚的独资办学精神无疑是非常伟大的(郑良树，2006：51)。
惟，陈嘉庚也不是一个只会捐资而不知办学的平庸商人。他办学，讲求实际，对教育方针、制度和设施等方面有自己一套的理想。所以在扩大集美学村范围时，很多时候是由他亲自规划督建的。他创办教育，首先是为了培养人才振兴实业，他办学是希望能培养出有实学才干、有出路的人才。他非常重视科技、工商界和经济的发展，因而筹办高等教育，就极力发展技术职业学校，尤其于厦门集美地缘之便，注重水产航海教育。陈嘉庚的办学，是一种强调『实学致用』的教育观，绝不是图虚名、呼口号的空洞教条。
与此同时，陈嘉庚的办学理念，还在于十分注重提高教学质量。他关注师资问题，而且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他强调五育并重的全面发展人才教育，认为：『(学校)不但教其识字而已。其他如智识思想、能力、品格、实验、体育、园艺、音乐以及其他课外活动均须注意与正课相辅而行。』
(陈村牧，1984：254)他又认为『学习环境，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良好的学风，良好的学风要靠纪律来维持』，他希望学生『必须遵守纪律，培养优良品德，认真学习，发扬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精神。』(陈村牧，1984：254)
我们或许要问，陈嘉庚虽侨居新马，但他的政治认同却是中国的，最后他还是『回归中国』，是位伟大的『爱(中)国华侨』。那，为何陈嘉庚却同时被新马华教界奉为典范呢？
针对这点，廖文辉的评论颇有见地，他说：首先，陈嘉庚倾家兴家的精神，带动马新华社兴学办教的风气。毋庸置疑，陈嘉庚是位成功商人，伟大的民族教育家。但更重要的是他事业背后所树立的精神和高洁的人格，一直是许多马新华商参与社会文教事业的道德泉源，相信这正是他成为马新华教界典范的最根本所在(廖文辉，2006：117)。之后的陈六使、林连玉，乃至一波又一波，波澜壮阔地文化扎根：南洋大学的创办，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华社之热忱办校兴学，陈嘉庚『倾家兴学』所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和人格感召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活水源头。
南洋大学的创办
如果说陈嘉庚的『伟大』在于他的『独资』，乃至『倾家兴学』精神，南洋大学的创办却有了更大的格局，是新马华社兴学办校『群众性』的总动员。
为国为民，振兴中华，此等教育使命和教育重担原本理应部份由官方政府来承担。然而，时处内忧外患之国体，政府不办，只好由民间自己来办；政府没用、靠不住，陈嘉庚就担下来自己做。这也是陈嘉庚兴学精神中『艰苦』的另一面(何惜薇、许维贤，2003：26)。然而，陈嘉庚的『独资』办校，恐怕也有『舍我其谁』甚至带有点『迫不得已』的『孤注』。厦门大学开办后，陈嘉庚曾向南洋各地富贾巨商筹措基金，可惜事与愿违，大负初衷，筹募主事并不成功。陈嘉庚爱国爱民，欲凭—己之力开创振兴中华的教育新局面，其人格精神纵然可敬，却也显见『硬撑』之窘境。
陈嘉庚的回归中国，似乎也意味着一个『华侨』、『侨教』阶段的落幕。把讨论的视点移回本土。战后复员的马华社会是一个面临抉择的时期。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风云变色，新马华文教育的发展也在进行本土化的转型阶段。
可是，华教本土化却面临重重阻碍。一来是外在压力，华教的地位受到英殖民政府厚彼薄此的津贴，以及各种报告书、法令的约束；另一方面，华社本身的『自我摧残』，董教不能合作、教师待遇菲薄影响师道及教师匮乏等，都使本邦华文教育的发展举步维艰。要冲出这狭窄的困境，图解决这些华教的『外忧内患』，整合华社资源，共谋华教本土化之发展宏愿，并且为本邦造就人才，一所『华文大学』的创办，遂成为了华人社会全情投注的焦点。
1953年正月16日，在福建会馆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主席陈六使激昂陈词，倡议创办华文大学，并且即席宣布捐献五百万元。此事通过报章媒体的全面报导，获得新加坡各界的纷纷响应。而此划时代的创举，也掀起了马来亚联合邦的华教热情。最先表示支持的是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爵士——一个『外洋内华』的峇峇，展现了他作为华族领袖爱护自己民族及文化的精神和风范(郑良树，2005：131-132)。
支持南洋大学的创办，还不只是限于几位富贾巨商及政治人物的附和响应，它更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华教草根运动。当年南大的创办，虽设址在新加坡，但是马来亚几乎每一州都设有南大筹委会。南洋大学的筹办，华社资源的动员和整合力量，可谓其主干在新加坡，根茎分布在马来亚各地(郑良树，2002：117)。
南大的筹办，获得新马华社各阶层的支持和响应，不论是富商巨贾，或是中下层无数群众，他们万众一心，情系南大。新马华社不分彼此，华团商人、三轮车夫、德士司机、小贩、学生、工人，甚至是卖笑女郎，他们以最亢奋的民族热情，义卖、义唱、义演、义踏、义驶，热忱参与南大的筹款建校。
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开幕礼上，从全马各地涌来参加典礼的人超过十万人，通往南大十几英里的裕廊路上都塞满车子人龙，而前往观礼的新加坡总督亦不得不弃车，与民众一道步行前往出席。
郑良树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中指出：『南大创办固然来自上层社会的发动，但是，推波助澜的十二大团体却是草根的，各种各样波浪壮阔的捐输更是草根的；开学典礼举行之际，几十万人从马来亚各地不约而同、蜂拥而至，更证明南洋大学是属于全民草根的。南大的创设，是全体民族共同参与的一股草根运动，最彻底的，最根基的，它显示华族强韧无比的力量，反映了华族力争上游的决定。』
(郑良树，2005：133-134)。
李元瑾认为，南大之创办，『让人体会到华人那种为族群、为子孙，为文化、为自尊，排除万难自办高等教育的爱心和勇气，它展现了一种掘井植树、护源保根的精神，渗透了一种合作团结和利他主义的品质，这便是『南大精神』的命脉。』
(李元瑾，2003：30)。
而『自强不息』、『热爱民族语言文化』、『献身祖国』这十六个字，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南大师生的精神风貌，也触及了南大的灵魂(李业霖，2004：xix)。
此等空前壮观的华教扎根历史记忆，此等激荡人心的华教草根运动，此等惊天动地的南大精神，是华社宝贵的精神遗产。南大的创办，意义非凡，影响深远，诚为马来西亚华教运动获取奋斗精神的典范。
宽柔的拒绝改制
1957年，就在马来亚独立呼声响彻云宵之际，华文中学却要面临改制、面临变质的危机。
早在1953年至1956年间，槟城锺灵中学在校长汪永年的穿针引线下，向政府申请特别津贴，成了国民型中学的始作俑者，掀开华文中学改制的序幕，惊动全体华社。
1956年九月，芙蓉振华中学在董事长叶茂达的率领下也接受改制，华社更为之哗然。仿效教总主席林连玉之口吻，这是第二枚原子弹在华社里爆炸了。继芙蓉振中之后，同年十月，昔加末华侨中学董事及赞助人大会在出席者人数稀少下又通过接受改制。前后两个月不到，中南马两间华文中学也拔旗易主。一时间，华校改制疑云及令人窒息的气压，笼罩着华社。
1957年全马华文中学爆发了总罢课学潮，学生们发出了他们的呼声，反对华校改制。最剧烈的是槟怡两区，结果怡保四间中学遭到最久的封闭，槟城四中学开除了最多的学生。这是马来亚独立后，华文教育史上一宗最不幸的事件，也是马来亚独立年里的黑点(宋哲湘，1987：418-419)。
就在华社普遍焦虑不安，抉择难断的时刻，1957年12月18日新山宽柔中学董事部开会议决，毅然于次日通过报章对外宣布和表明：宽中从1958年正月起，不再接受政府分文津贴，全部经费由董事部自筹及承担，同时接纳超龄生就读。自力更生，成为马来亚第一间华文『独立中学』。在风雨如晦的紧要关头，宽柔中学领头冲出迷雾，实是南方边城的新山华社第一次用『大脑』思考问题的开始(郑良树，2004：20)。
宽柔中学董事会的这一项议决，在马来西亚华教史上意义深远，在华文改制问题上扮演着极具关键的带头作用。它不仅使宽柔中学摆脱了许多纠葛，坚毅地留在华教阵营，同时也增强了其他华文中学『独立』的决心。尤其是柔佛大部份的华文中学随即跟进，使柔佛成为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重镇，为华教保存一丝命脉。倘若当时宽柔『失守』，恐怕柔佛州华校的命运也会很悲观。
60年代，对华文中学而言，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和《1961年教育法令》的颁布，宣布自1961年起废除(以华文为媒介的)高初中会考，取消津贴给拒绝改制的华文中学。这又像是一颗炸弹，震动了马来亚华教界。而在华裔政坛上，以陈修信为首的马华公会新领导层在1959年排挤了一批(比较亲华教界)以林苍佑为首的『少壮派』
(如朱运兴、杨邦孝、陈世英等人)后，更是转向极力支援《拉曼达立报告书》。并以银弹出击华校，向华社鼓吹和游说华文中学改制，大事宣扬华校改制的好处，声明国民型中学仍会保有三分一教授华文。还一再宣导：假若拒绝改制，经费生源等问题，华文独中难以发展。此时期的马华领导层，已与坚持反对华文中学改制的董教总关系紧张，『三大机构』名存实亡。此为华文中学改制的『大灾难』时期(黎整理，2000：18；沈天奇，2004)。
这种集劝诱、约束与妥协于一炉的手法，果然有效地改变了许多学校的态度(陈绿漪，1984：299)。与此同时，对于那些立场强硬的华教『顽固』份子，1961年政府采取行动，褫夺了教总主席林连玉的公民权，取消其教师注册证；又在1962年永远禁止教总顾问严元章博士入境。无疑更是令华教处在『白色恐怖』的气氛，风声鹤唳。
迄1962年，马来亚有55间华文中学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尤其北马更是『严重灾区』，拔旗易主者，槟城90％(9间改制，仅韩江1间不改制)，霹雳88％(14间华文中学改制，仅怡保深斋、班台育青没有改制)，简直就是『溃不成军』。至于中马，连教总主席林连玉驻守的尊孔中学，后来也竟在各项游说下，董事信心动摇，弃守了(郑良树，2003：87)。(注2）
当时坚持不改制，坚守华教自主岗位的华文中学，仅有16间，其中的6间就在柔佛州，超过三分之一的比重。在改制风潮吹袭下，柔佛州是最难得的一州。这种格局，恐怕与宽柔率先拒绝改制有关，影响所及，州内其他五校也风从影附，守住立场。
郑良树认为：当年正因为新山华社动用了大脑，在华教面临危机万状的时刻，独排众议，开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生路。要不是宽柔力挽狂澜，新山华社的『只手顶天』，柔佛州恐怕保不住6间独中，成为独中的大本营。新山华社这一次的行动，无疑的，是走在全马华社的前头，为全马华社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对打造现在的中华文化有相当的功劳(郑良树，2004：20)。
宣布拒绝改制，时任宽柔董事长的曾崇文表示：『学校方面之作如此决定，是为了解决宽柔面对的大问题。宽柔是支持三大机构的，惟曾多次去信与三大机构及柔华董教会，祈望能把宽中的大问题解决，结果迄今为止，仍未接到回音。另一方面，教育局又来命令，限定学生入学的年龄，在学校一方面支持三大机构，另一方面又无法收容超龄生之下，董事当局为了照顾大家的前程，只好决心不再领受政府之津贴。宽柔以后之行程怎样，则须视三大机构与政府交涉结果而定方针，至少，今日宽中在马来亚是最先开了一炮，这一炮是说，宽中不愿接受津贴，避免一切教育法令的束缚。』
(星洲日报，1957.12.21)。
宽柔中学拒受政府津贴的决定经媒体报导之后，本邦华教人士莫不为之震奋，咸认为那是『中华文化能发扬光大，牺牲精神值全马示范』。一致赞扬『宽柔中学董事诸公才是真正维护中华文化的战士』。当时的教总主席林连玉更是高兴地说：『由这一事实，就证明了中华文化是永远可以在本邦发扬光大的，华校是永远存在的，更证明了柔佛新山华人尤其是宽柔中学的董事是最热心教育的。』
(星洲日报，1957.12.21)。
在改制问题上，当时的华教界经常以宽中为楷模。1961年3月15日，林连玉在教总工委会议上更是向华文中学诸董事们呼吁：『华文中学是华人文化的堡垒』，『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下来。这就是说，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他说『(独中)说是没法维持，那是欺人之谈。柔佛宽柔中学，独立以来，校务更加发展，这便足为全国华文中学的模范。』
(教总33年，1987：448)。
宽柔董事之拒绝改制，实在是一个睿智而又勇敢的抉择。惟他们所承受的压力非常之大。当初若没有坚毅的信念，是不可能办到的(注3）。
此外，论者或谓60年代华文中学申请改制，马华公会穿针引线起很大的作用。惟，若把所有罪责全都套给马华，有欠公允。而且事实上亦恐不尽如此。以宽中为例，当时的董事，除坚决反对改制的黄庆云、李清来，以及创校元老黄羲初等人之外，1958年时任董事长曾崇文，在马华公会总部身居要职，是联盟政府的政治红人，而且宽中董事会里亦不乏马华公会元勋，如拿督黄树芬、郭鹤尧等(安焕然、吴华、舒庆祥，2004：79-80)。纵然他们或有各自的主张和想法，但在尊重民主，权衡轻重的理智氛围下，宽柔董事最终能团结一致，坚毅的承担起时代的艰巨使命。因而诚如郑良树所言：在华校改制问题上，马华公会穿针引线固然是原因之一，个别学校人的因素才是更重要的原因(郑良树，2003：89-90)。
坚持和承继华教命脉，它应不只是孤雏孤苦般的怒奋空拳。华文教育的延存和发展，它更需要坚毅而睿智的万众一心。华教典范除了悲壮的『烈士』，当年宽柔董事诸公尽显的，则是『虽千万人』，却毅然『团结一致』，坚定立场不妥协，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大丈夫』气慨。
此外，宽柔中学在拒绝改制之后，并未松懈于务实办学的教育原理。从一代醇儒王宓文树立宽柔学术典范，以及黄继翔、张拔川等校长掌政期间，各项有绩效的办学施教方针的制定，既强调华文教学与文化传扬，也确保学生素质的提升，学术表现成绩斐然。宽中学生人数从70年代飙涨，至今能发展成为全马最大型的中学(学生人数八千余人)，成为我国甚至是东南亚区域的著名学府，其水滴石穿，绝非偶然。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是南方君子所持守之强。华教董教学的团结同心是何其重要。当年宽柔同仁因其睿智而坚毅的信念所遗留下来的华教遗产，吾等应当领会、传扬。
忧患意识与华教复兴
华教作为华社的公共事业，是为承传民族文化、凝聚华人族群意识集体认同的有机载体。然而，60年代改制风潮的拔旗易主、四面楚歌，『严重灾区』独中的纷纷倒闭，现实之功利，世态之炎凉，华社芸芸众生之对华教的前途和命运的支持与认同，事实上，恐非想象中那么理所当然。
说到华教的发展，我们不得不回到马来西亚特殊的政经环境中去探察。从殖民地时代到独立建国以来，一连串不利于华教发展的教育法令的颁布，华文中学改制问题，考试及教学媒介语问题的重重打击和挑战，反而更激起了华人社会的忧患意识。
如何凝聚、整合华社、动员华社，以回应外在的挑战，常常成了华社最为关注的要务。基于马来西亚的特殊环境，马华文化的发展往往带有『文化政治化』的性质(何国忠，2002)。尤其是华文教育，其发展的历程，实际上又常是掀起一次又一次极具政治性及群众性的社会运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独特之处，除了因为它是为国家栽培人才，属于『教育』课题之外，还在于她同时也常被视为一个争取民族权益，诉求于公平的社会运动。
我们所以称之为『华教运动』，就在于它在华人社会里被赋予了生命意义和历史意识。此种华教认同的意识型态形塑，华社本身的自觉，需要有心人凭其大无畏的精神、崇高的人格典范和实践，为之宣导、传扬，同时也是因为外在客观环境逼迫使然。
1969年513事件的爆发，揭露马来西亚建国以来政济社会上的内在结构的问题。与其说那是种族矛盾紧张对立的结果，不如说是新兴马来精英开始向华人资产阶级和对外资所进行的反击。换言之，这起暴动事件是重新分配市场资源的矛盾尖锐化之结果；种族冲突或许只是表面现象，潜在的政经资源分配可能才是重点的所在。自此，透过巫统的权力斗争，新兴马来精英集团崛起，通过对国家机关(State)的把控，以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信托制』(Trusteeship)(Ozay Mehmet，1987)形态干预与独占市场，并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态，积极参与经济活动，，提升国民经济自主性之地位，但却是以致力于扶植马来土著，企图增强马来人资产阶级之势力和地位为发展重心。
70年代『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在『消除贫穷』和『社会重组』的主导方针下，它不仅是一项经济改革，更是社会结构和文化层面的重大改革。简言之，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可谓是一场马来官僚精英集团把控国家机关，强有力的自上而下，以国家机关的力量作为主导，夹杂政经资源及利益重新分配，提高马来土著社会地位和文化自信心的重大社会改革运动。
从正面意义上看，它是一场马来西亚国家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重组、国家文化建构、国民自尊心建立的宏伟建构工程。目的在建立及强化一个具有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马来人地位的提升，族群间贫富差距的逐渐缩小，它确实减缓了种族间(主要来自马来土著的不满和鼓噪)的紧张关系，暂避了五一三事件可能重演的机率。
但，应当正视的问题是，新经济政策在执行上的偏差以及滥用，甚而产生『巫统商业王朝』政商挂勾的金权政治恶质化的现象(埃得蒙．特伦斯．哥默兹，1991)。而在国家文化的建构上，又试图推行单元方式，以马来民族至上的『马来化』政策。新经济政策以来，马华在政经乃至文化上的困局，是显而易见的。华社的郁卒，心情之沉重，文教领域的矛盾重重，种族固打制、教育国家化(实为马来化)的压力，致使华社在心态卜陷入了屈原式悲怆而执着的忧患情境。
不同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在马来西亚是一种属于『少数中之多数』的特殊族群。因此华人这个族群成为了马来西亚政治权益斗争拉锯战中，为政权主宰者时而压制，时而又不得不拉拢的一股微妙力量。
而且，有意思的是，外在压力愈大，华人内在的凝聚力量反而变得愈强，促使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华人社会里头展开了一场独具个性，轰轰烈烈的马宋西亚『华人的传统文化醒觉运动』。这是一场文化创造运动，而且是在外在压力之下，处于忧患意识之中的建构。
当马来新兴官僚精英集团提出以马来人文化为中心，企图建构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时，相对地，华人亦创造『传统中华文化』的一套意识型态，企图去抗拒马来新贵们所主控下的国家机关对国家文化政策所推行的『马来化』之顺畅运作(林开忠，1999)。
这股忧患于受主流政经文教势力逼迫而进发出来的边缘自觉，华社把维护及承传『华人文化』作为动员族群凝聚的一种意识型态的抗争工具。华人传统文化(尤其是华文教育)成了华人维护权益的最．后一道不可退让的『防线』及『战斗』的『堡垒』。在这场华人传统文化的醒觉运动之中，最令人关注的是华文教育问题。在维护民族母语的共识下，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坚持的韧性，是令人吃惊的。
从华文独立大学的申办(虽然最终失败)，华文独中复兴运动的展开到对华小问题的关注，不论是挫败还是哀伤，在这一连串为华教而奋斗的社会运动过程中，华人社会反而变得更为紧密的凝聚起来。华社普遍上认同母语教育，更认同华人传统文化的承传意义。
1973年，为了挽救滨临绝境的独中，由胡万铎领导的霹雳华校董联会发起为独中筹募百万元发展基金，获得各界热烈响应，继而竟掀动成全国性激奋人心的华文独中复兴运动(董总，1987：298)。华教在『山穷水尽』之处绝地重生。
在此波澜壮阔的华教复兴运动中，董教总高举华教大旗，成为独中复兴领航的总指挥中心。同年底，董教总在吉隆坡召开『发展华文独小运动大会』，成立『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同时接纳通过大会提呈的《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拟定厂华文独中是华教堡垒的使命。对华文独中的使命、办学方针、课程、考试、经济问题、学生来源和出路等基本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郑良树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中说：『《建议书》标志着独中的一个新的转捩点——扬弃了追随国民型中学的尾巴路线，厘清了华文中学应该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母语教育系统路线。』
(郑良树，2003：166)。 《独中建议书》的拟定，实是把以往各自为政的全国独中联成一体，为独中的发展，有了一条总的办学施教方向，以及明了彼等所应持守的华教底线原则。
为了提升独中的水平和素质，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继而也先后设立了五个委员会和四个工作小组来推动、贯彻独中多方位的发展。在此华教复兴运动的推使下，全国独中学生人数为之遽增。宣教运动与忧患意识，华教的大力复兴，使得一些原本跌落谷底的华文独立中学脱离窘境，也渐而有了起色。
华教复兴运动扩展到80年代更是激情的高潮。80年代开始的马来西亚，马哈迪上任首相，国阵一党独大的地位持续愈发巩固。马来官僚精英透过国家机关的主扼，更有效的控制和主导了国家政经文教发展的方向和策略。带有浓烈的国家资本主义色彩和扶植马来民族资产阶层的新经济政策持续推行，并获得一定的成效，但却使华人在政经文化上的地位受到多方束缚。
80年代初中期受世界经济萧条，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以及政府财政过度扩张所造成的财政赤字危机(Jomo，1989：5)，庞大国营企业的非竞争性和管理人员在技术水平的不足，管理不当与日益官僚化(Fisk and Osman Rani，1984：102)，均使马来西亚陷入阴霾难测的困局。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下，华人中小企业主受创颇深。
80年代也是种族利害冲突颇为尖锐的时刻，种族两极化是令人忧虑的。追求民主自由，要求种族平等的呼声，亦因应而生。华教运动也因而就夹带这种『文化政治化』的议程而扩展。
80年代初，在所谓『三结合』与促成华人社会大团结的理想概念下，希望借由『里应外合』、『内部争取』，『打入国阵，纠正国阵』，来纠正政治核心的政策性偏差，维护华人的平等权益，遂而有一批华教人士知识分子参政之倡议。从今天的角度看，不论他们是在『朝中』『默默做事』，还是华教『赔了夫人又折兵』，反『被国阵所纠正』，当初华教阵营的这种部署都是具有敏感的政治动机。
1983年，十五华团近千人在槟华堂召开全国华团文化大会，并提出《国家文化备忘录》，发表全国华团《文化宣言》，呼吁全体华裔同胞，共同努力宣传与争取《国家文化备忘录》所列的目标，欢迎友族提出批评与举行对话，以达共识。
《文化大会宣言》指出：我们的国家文化，其基本特征是：多元的文化形式、共同的价值观及本地色彩。所以，我国各族文化的优秀因素是国家文化的基础，因而，国家文化应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通过民主协商来建设。建设国家文化的过程，也就是各族文化相互交流，去芜存菁，并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因素，建立共同价值观的过程，政府应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同样扶助各民族文化，并大力促进它们的交流。
可以这么说，80年代中期全国华团联合宣言及民权委员会的成立，几乎动员了全体华社华团共同肩起华教发展的使命及承传华人文化的事业。
1985年12月18日凌晨1时45分，林连玉逝世。廿一日下午，林连玉的灵柩在万人陪送下，由大会堂出发，环绕吉隆坡市区游行五公里后，在旧飞机场福建义山入土为安。随后的林连玉基金委员会、林连玉墓园、林连玉的遗着出版，并以林连玉的忌日定为『华教节』。自此塑造了【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的『族魂』，华教运动达至一个高潮。
1987年，因华小高职事件(政府委派不谙华文的人士担任华小高职)，引起华社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华文小学变质的前奏。华社抗议和罢课，华基政党也一致反对这种不恰当的做法。但这场教育课题却引发成种族性的敏感对峙，遂有茅草行动大逮捕，董总主席林晃升、教总沈慕羽、庄迪君，华资中心主任柯嘉逊等均被捕扣留。
数年之后，为制衡主流政权，促使『两线制』更能有效的发挥，1990年林晃升、柯嘉逊、李万千、吴维湘、杨培根和饶仁毅等27名华教人士加入反对党(民主行动党)。沈慕羽更视此为『象征一种民权的起义，一种民主的革命』。虽然他们后来有的失望离去，当初这一举措也是华社忧患而生。
华教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它不仅仅是『教育』的，同时也是抗衡单元政策，强调多元开放的政治性诉求。母语教育的强调，攸关民族文化救亡、维护民族尊严，及要求获得公平合理的国民权益的长期斗争。也因而华教运动的社会群众性和坚持传承民族文化，一直以来成了华教的两大特征(詹缘端，2000)。而这一切的原始动力，亦来自于那股忧患意识。
与此同时，华教的发展不能光只是争取华人民族权益的政治斗争工具，华教本身内部实质的教育工作，必须充实。在这个激情亢奋而悲壮的年代，董教总确实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独中建议书》的拟定，指明了华教发展的路向。它强调了母语教育、母语教学的重要性。在不妨碍母语教育的原则下，加强对国语和英文的教学，三语并重，以配合国内外客观条件的需求，同时强调华校数理科的优越性，均充分显示了华教办学，所应具有的母语教育办学精神及多元开放的个性。
而董教总从规划办学总方针，拟定共同课程、举办统一考试、编纂统一课本等『学术运动』上更是居功厥伟。实践证明，教学质量与学校生存相关，两者是一种互动关系。
而华文小学则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基盘。令人鼓舞的是，至今仍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华裔子弟就读华文小学。这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强烈认同的行动体现。
至今，马来西亚还保存有六十间以华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独中，一些政府中学还有华文母语班的开办。高等学府方面，除马大中文系是马来西亚汉学研究的传统重镇，近十年来，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和韩江学院这三间由华社民办的高等学府之相继成立，致使马来西亚成为全世界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外，拥有最为完善华文教育体系的一个国家。
马来西亚华人学习母语，并不是单纯为了市场价值或是考试功利所需。毕竟在政府文凭考试中，华文科是可有可无，不具重要『升学』考量地位。然而姑不论那六十间独中之影响力，即使是从华小升到政府国中，华社仍在不断呼吁华裔子弟应报考华文，报读华文母语班。
究其原因，恐怕还是那股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使然。马来西亚华人学习华文，并不仅把它当成是工具语言来学习，而更重要的是把它当成是民族『灵魂的语言』来承传。这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很关键的一个特质。
结论
回顾一百八十年华教，从私塾到现代学堂，从陈嘉庚倾家兴学到南洋大学的创办，新山宽柔中学率先拒绝政府津贴、反对改制，到七十年代以来的华校复兴，在在证明民间华社富有独立办学的基因和能力。这是大马华社很值得骄傲的地方。华教的扎根、传扬和发展，有其客观环境的影响，也在主观上靠有心人奋斗不懈的实践精神和高瞻远瞩的识见。而华文教育的发展更是华人社会(忧患中)自发性的群众动员。
华社办校兴学的热忱，以灵魂教育来看待自己的母语。华社前辈遗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和人格感召，一颗颗为国为民的社会责任心，一场场惊天动地的华教运动，其动力常源自于华社忧国忧民、护源保根的忧患意识，同时也要有大无畏的坚毅信念和道德勇气。
此外，华文教育的发展也不是只图虚名，呼喊口号，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发扬母语教育，同时还得务实办学，提高学生素质，亦是华教发展的重点。
1983年召开的全国华团文化大会，提出《国家文化备忘录》，发表全国华团《文化宣言》，呼吁全体华裔同胞，共同努力宣传与争取《国家文化备忘录》所列的目标，并欢迎友族提出批评与举行对话，以达共识。文化大会宣言强调，我国各族文化的优秀因素是国家文化的基础。国家文化应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同样扶助各民族文化，并大力促进它们的交流。这仍应是吾等奋斗不懈，华教之所以『运动』的目标。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的道路，仍曲折不平。民间华社的努力，以及官方的推动，两者同样重要。
然而，时至今日，华人社会的内耗，华文教育的边缘化，人口比例的下跌，以及全球化(英化)的浪潮，甚至是中国崛起，『中文价值』功利性提高，马华原初那种『忧患』意识逐渐消解时，今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路在何方，还须正视。
注释
注1：1918年陈嘉庚至集美学校诸生书，转见自庄明理，1984：157-158。
注2：今天我们说独中共有六十间，那是因为一些改制的华文中学后来又复办独中，再加上东马沙、砂两州十余间华校之合数。
注3：据了解，在改制问题上，当初宽中董事会曾有过激烈的辩论，最后在创校元老黄羲初等权衡轻重后，基于华校的发展与存亡，『主权必须掌握在华社手里』的原则，才增强了宽中诸董事拒绝改制的信心。相关论述可详见郑良树、安焕然，2005：16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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