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导论
何启良
一、引言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结构上是一本人物传略，录取和撰写马来亚、马来西亚百余年间具有社会影响和功绩成就的华人，记述他们的生平及所经历的重大事件，突出其领域的责任、参与和贡献，并叙述人物的思想情操、性格特点，以及历史地位。它的实在内涵则是一本马来西亚华人群体族谱。《人物志》全四册，人物生年始于17世纪（注1），活动期止于2000年代尾左右（注2）；可以视之为约三百五十年来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史的缩影。全书以人物名字拼音字母排列，“内篇”420人，“外篇”12人，共432人。书后有附录帮助读者寻找各种阅读脉络，包括领域分类排列、生卒年代时序排列、出生地分类排列、籍贯分类排列等。全书牵连七、八代马华人，横跨三百余年的岁月，包括前英殖民时期与英殖民时期的约一百余年、二次大战期(日治期)的约四年、独立后马来亚、以及马来西亚联合邦的约五十年，足以反映马来西亚华人从中国南来、生根、建设，以至面向世界的各个阶段在各领域丰富多彩的参与，以及他们在一个新兴国家曲折动荡发展中的角色。无论就人数、成就、领域来看，都可以呈现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参与的幅度、广度与深度。
历来无论是学界或商界都有出版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之类的书籍，有人物传略，有人名录，也有人物表。这些志书人物传的写法五花八门，多是人物基本资料简介或拼凑，如照片、职业、籍贯、头衔等，许多形同履历表或个人辉煌史。大部分似以“量”为突出点，以显收集数据之艰难以及人数之众多。其质量虽然高低不一，但是帮助存史的功能却是很大的。如黄尧编的《马星华人志》(1967)不失为一本帮助我们了解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编着。较具学术水平的，有许教正主编《东南亚人物志》(1965)和宋哲美主编《新马人物志》(1969)。其它则较侧重在收录社会闻人、名人、富商等，如叶观仕编的几本名人录（注3）；也有以籍贯为收入标准的，如许武荣编《潮川人物志》(1960)；曾心影编《闽人创业史》(1970)等；或集中于地方区域性人物，如李永球编《移国：太平华裔历史人物集》(2003)，张少宽着《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2003)，吴华编《新山华族人物志》(2006)等；或收集行业的人名录，如马仑编的几本有关马华写作人的名录。（注4）这些出版，以一地、一业、一籍贯为主轴描述与勾画人物，尚属可为。（注5）英文编写的出版著作亦为数不少，许多广泛的录取马来西亚各族群的人物志，集中主题或范围录取人物的，或政绩显着的政治要员、或杰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或著名的英雄模范人物、或体育杰出人物等，都可在坊间找到。（注6）集中编纂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的，成就最显着的是Lee Kam Hing和Chow Mun Seong，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注7）。近十年来在网站出现的相关资料亦不少，且搜索方便。各类语文、媒介的数据，大量的文献综述，洋洋洒洒，加起来至少有数千万字，蔚为壮观。这些书写方式成绩斐然，累积成为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事实上这些素材也是此书各位撰写人的重要数据源。
本书有异于上述出版物，在于录取人物领域的广泛、筛选入志人物的精谨（注8）、要求书写方式的统一，以及撰写作者人数的众多。更重要的，是编撰此书的论述架构，是把人物置放在马来(西)亚的社会史上、同时站在“本地视角”理论立场、加以阐述。历来马华学术界并没有“史观”之争，但是近十年来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在地意识的消弱，我们预见性的提出马来西亚历史必须从“马来西亚史”来撰写的立场。本书编纂的策略，是在人物人数总量控制下，广中求精；它录取了各领域的特出人物，述议结合，总述人物的事迹功绩，给他们一个适当的时代角色，甚至历史定位。同时，通过这些人物的论述，呈现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百年来壮阔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的曲折变迁。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事实上是一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史缩影。它以人物为主题，突出人物在马来亚、马来西亚不同历史阶段里的作为与作用。历史在进展、演化、变迁，而人物作为之大，是公认为最主要的动力。无人无以记事，无人无以彰史。以这些人物为载体，足可反映一个族群离乡过海的冒险历程，足可反映一个地方某方面历史的大势大端，足可折射出一个地域内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兴衰起伏的变化过程。社会是各种各样人物纵横驰骋的舞台，其中各类代表人物的活动更为历史增添了绚丽的色彩。马来西亚华人史如果要获得的全面性的论述，人物志是不可缺的重要元素。
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的演变轨迹，亦可以书中窥其一二。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早期是一部移民史，一方面思想意识上面向祖籍国，另一方面在新地斩棘披荆，以图求存发展。大战期间投入支持抗日，捍卫家国，前仆后继奋不顾身。争取独立期间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塑立公民地位逐渐本土化，深化国家认同与多元文化，五十年来凭着自身的努力和才华，奋发图强，如今在全球化国际化的浪潮下，跨越国界，走向世界。从华侨、华人、到华裔，再到世界公民，每一阶段图景灿烂，其历史嬗变过程宏大、漫长而辛苦，用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本书叙事论人所包含的社会历史意义。
以下是编纂此书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结构，我略陈管见。
二、人物的历史作用、人物志的撰写
英国19世纪著名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说：“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伟人传记罢了”(“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s but the biography of
greatmen.”)（注9），口气虽有调侃之意，但是却说出了人物在历史推进作用的关键性。既然人物在历史进展里如此显耀，那么就不得不进一步的记录和评论了。这方面历史学者是有不同派别和立场。有些不主张评论，只叙述其事即可，即所谓“述而不作，叙而不议”的记述体；然而另一种做法是“以史为鉴”，夹叙夹议，叙议结合的论述体，评论是必要的。此书的编辑方针较倾向于后者。
评价历史人物要考虑什么因素？这个争论性就更大了。西方主流学界认为，我们必须从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其天赋、性格、心理、意志、质量等个人素质对当时人民和社会的影响两个方面去考察。后来马克思学派的出现，颠覆了这个说法。此派学者反驳曰，人物(不管如何杰出)在历史上的作用必定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最常看到的论调，无外是说“他们的面貌是由其所属的阶级决定的，他们对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和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云云。196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界“行为科学革命”(Behavioral
Revolution)之后的学术发展，以及当前欲打破学科传统规范的跨学科研究，基本上都没有完全否认这些论点，但是在异途同归中大家都认为，历史人物的定位与评价，必须更精致的叙述个人与时代之间复杂的关系。也就是说，历史人物的才能、经验、意志、性格、质量和身体素质等情况，在历史事件的偶然和必然里，无可否认的是具有深刻的个人烙印。（注10）
我觉得这方面梁启超论述人物在历史研究的地位值得参考。第一，梁启超极为注重人物在历史上推动的作用。他将“人”置于他所列出的五种专史(人、事、文物、地方、时代)的首位。他说：“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伟大活动可以使历史起很大变化，若把几千年来中外历史上活动力最强的人抽去，历史到底还是这样与否，恐怕生问题了”（注11）。第二，梁启超认为一部“人的专史”－－“专以人物作本位所编的专史”－－对一个民族历史的认识极具意义。人的专史也是以人为主撰史是中华正史的一个传统，司马迁《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就占全书十之七八，此后接踵其例。倘使历史中抽出最主要的人物，历史就不是历史了。人物，是承载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第三，梁启超之论点不只是重视人，而是强调个人或群体的关系，并把人与时势、环境联系起来，互动地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说:“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注12）
梁启超以身作则，曾尝试写过两类传记，一类是撰写一人，如《李鸿章传》，另一类是群体传记，如《百杰传》。他认为，群体传记更能够体现了群体的内涵。此类传记体可以综合群体个性，突出时代意义；人物固然不能脱离环境的关系，而历史也未必不是人类自由意志所创造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六章“专传的做法”中就提出，“做一百篇传来包括全部历史”，“以一百人代表全部文化，以专传体改造《通志》”（注13）。这本就是《百杰传》。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之立旨，与《百杰传》有相通之处，即认定人物的深层认识和历史角色，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建设与传承极为关键；不同的是，《人物志》极度减低英雄史观的成分，更想突出人物在社会史的时代意义。个人虽小，却可以导致社会变迁与发展，但是史诗般的英雄人物与事迹，华人史不必穿凿附会。无庸讳言，梁启超在不少地方表述过英雄造时势、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他说过：“英雄之能事在造时势而己”，“舍英雄几无历史。”马来亚、马来西亚史并没有梁启超严格意义的英雄时代，马来西亚华人史更没有横空出世的英雄。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人物，在特有的环境下反求诸己、问道于人，其行为与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是并存的。本书突出的是个人，但是其深层内涵要表现的却是群体。它通过人物生平功绩的书写去塑造一部群体传记，这个群体传记蕴涵的文化热量会让后代读者的眼睛难以绕开。更贴切的说，我们撰修的是一本群体族谱。
章学诚曾把人物志说成是“书中之体”、“志中之志”。方志界也素有“古来方志半人物”之说。人物在历史的重要，以及人物志撰写的意义，都是有迹可寻的。典范即在，我们也不必犹疑。然而在众多志书中，如地理志、都邑志、风物志、大事记等，人物志的撰写却是难度最高的。人物的筛选难，内容撰写不易，敏感性强。谁可入志、入志的标准是什么、规模如何、编撰者的学识与历史认知等等，都是议论点。
三、“马来亚”、“马来西亚”概念
马来西亚这个概念看似简单，其实极为复杂。在这本书里，马来西亚包涵了历史、政治、行政和区域概念。
马来西亚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地理概念，1963年才在政治史上出现，包括东马来西亚(沙巴及砂拉越)、西马来西亚(马来半岛)两个区域。之前马来半岛称为“马来亚”，这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地理概念。“马来亚”专指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19世纪20年代起，逐渐成为英国殖民地。它有三个组成部分：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马来亚”对英国殖民政府来说是一个行政概念。
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是英国在1826至1946年间对位于马来半岛的三个重要港口和马来群岛各殖民地的管理建制。最初由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三个英属港口组成。英属东印度公司在1826年决定整合在马来亚的三个港口属地，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首府初时设于槟城，1832年迁往新加坡。
二次大战期间，马来亚被日本占领；日本投降后，英国恢复了殖民统治。1948年2月1日马来亚成立联合邦，1957年8月31日宣布独立。此后一段时期内的“马来亚”也是指马来亚联合邦的国家名称。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合邦和新加坡、砂拉越、沙巴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合邦(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退出)，此后的“马来亚”只是指西马地区。
对19世纪前后从中国南来的华人，不管是外交官、经商者、劳工，“马来亚”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是南洋区域的其中一处吸引华人背井离乡、飘洋过海谋生的聚居区。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历史命运其实极为相似，此书基本上是收入了1965年新加坡独立前的人物。历史原因也不难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马同是英国殖民管辖，大战后(1945年)马来亚出现强大的民族主义解放运动，促使英国从“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改弦易辙，通过与巫统的谈判，于1948年制定“马来亚联合邦协议”。这份协定正式将新加坡切开。因为英国认为新加坡是左派势力的核心地带，必须直接由英国管制，否则将影响马来亚政局。就这样马来亚联合邦协议下的马来亚联合邦(共11个州组成)逐步地走向自治。虽然如此，马新人民仍然反对英国强硬把新加坡切割开来，因为新加坡从一开始(1819年开埠)，它的经济、安全、政治命运就与马来亚连在一起。
马来西亚是1963年9月16日以后才有的国家名称，现在有些文章把这以前的马来亚也称作马来西亚，显然是混淆了历史。但是此段历史演变错综复杂，一股作者行文时不一定遵守这个界限，我们在这些略作交待，希望读者能够了解。
必须说明的是，本书收入的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并不只是1963年后的人物。马来西亚，包括了历史的马来亚和地理的马来亚，也包括了1963年以前的沙巴和砂拉越。这两个州府区域仍然是马来西亚国家概念的重要部分。1965年独立前的新加坡，视为历史马来亚以及1963至1965年马来西亚联合邦的成员之一。1965年独立后的新加坡是另外一个国度，那么其人物是否就完全不被视为收录范围之内？我们认为这种以国籍为标准的切割方法，不完全行得通。历史是一条脐带，它的延续性不能够如此被切割，因为有些人物(以新加坡为基地)对马来西亚影响仍在，因为他们的活动是跨国界的。我们没有理由把他们排拒在外，除非要表现极端的国族主义意识。这类的典型人物，美术与文学领域较明显，政治人物所遗留的影响也相当显着。读者可以慢慢咀嚼编者在国度分界的绝裂中寻找历史延续性的用心。
四、“华人”概念
本书名是《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并非华侨、华裔，亦有深意。华侨、华裔和华人区别何在？
华人在还没有取得马来亚公民权时，有些是英国殖民地的国民，除此都是华侨，即居留在中国以外的侨民。侨民有特定的政治和国籍意涵，以华侨而言，既是以中国社会和政治为核心意识、以及以中国籍为国籍的海外华人。本书题名并不特别考虑此“华侨”名词，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本书的编纂和撰写，从马来西亚国家本位出发，但是严谨跟随学术规范。马来亚华人之曾为“华侨”，尤其是二十世纪初期、二次大战以前，华侨身份认同显明，此乃属于历史事实，无可回避，亦不必回避。至于“华裔”概念的用法，也有争议性。华裔是包涵了“拥有中国人血统”的意思，但是国籍不一定是中国。血统而言，现在马来西亚华人都是华裔，这点应该没有问题。问题是“华裔”概念，并不是一个历史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概念，在中国海外才有此称号，有四散流布“后裔”之意，如“淫淫裔裔，缘陵流泽”，在中国国内论着甚少有此称号。这也是60年代以后学术讨论逐成风气才兴起的名词。我们说黄遵宪、康有为、孙中山是华人可以接受，称他们是“华裔”，就撰写马来西亚华人史的角度来看却是有点不太适合。在马来亚、马来西亚研究书写上，华裔这似乎是大战以后、国家独立以后的名词。Malaysians
of Chinese descent可以翻译为“华裔马来西亚人”，在现阶段的马来西亚政治语境，这个词汇是具讽刺性的。而就此书的编纂目的与范畴来说，主体亦非国籍为限，所以并不太适用。
“华人”概念更较有概括性和弹性。以基因学的角度论，有中国血统的人就可以归纳为“华人”。更广义、更复杂的应该是“华人”所包含的文化意涵。
我们并不强调宗教信仰部分。华人皈依佛教、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仍然是“华人”，在文化甚至政治概念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华人信仰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却会滋生出“入马来化”的复杂论述。这个论述牵涉到马来西亚宪法特别的规定，一位穆斯林，依据马来西亚法律就被承认为马来人，于是一个人的族群认同就遭遇到被政治化的命运。（注14）编者所采取的立场是较开放的，也就是说，华人皈依伊斯兰教者(华裔伊斯兰教徒)，本书还是把他们归纳为华人，列为收录对象。
但是这里却牵涉到一个有趣的议题，即汉(华)化了的非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白种人)，符合标准后是否可以归纳在此书收录人物之列？编委有不同的看法。就血统论，似乎不太不能。但是就文化论，其实是可能考虑的。就此书筛选人物过程中，还没有认识到一位让编者进退两难的汉（华）化的马来人与印度人的历史人物。倒是对华人社会影响较大的外籍白种人士，而本身又深度汉化的，有数字，这种情况逼使编者必须重新考虑“华人”的定义。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把此类人物也归纳为马宋西亚华人，那么此概念就会被拉扯到非常之远了，是一种“过分伸展”(over-stretch)，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我们也就没有收录了。
人物的国籍其实才是最复杂而更具争议性的。如上述，马来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年份是1957年，马来西亚的成立是在1963年，所以这两个年份之前立下严格的国籍定义是没有太大意义的。马来亚、马来西亚“国籍”是独立后的概念，之前是“中国国籍”、“英殖民国籍”，或无国籍。世纪初期，大量从中国南来的人物，在马来亚活动，短期长期逗留都有，避难有之、搞革命有之、为原乡募款有之，编纂者没有忘记他们对本地的重大影响与付出。此乃社会嬗变过程与历史事实，不是“国籍”问题。由于他们部份是“短暂的居留者”(sojourners)故另辟“外篇”处理。即使独立以后，非马来西亚国籍人物也有值得收录的，特别是有些学者、艺术家、报人，他们原籍并不是本地，但在本地兢兢业业奉献了几十年，有重大成就者。国籍身份不明的人物并没有给编委带来太大的困扰。编委曾经就“谁是马来西亚华人”这个问题争辩过，最终考虑到志书的更宏大目的而决定不为此问题纠缠。还有，马来西亚华人在国外扬名，但是并不承认(刻意或无意)自己的马来西亚国籍，或已经转换国籍者，都没有影响编者收录他们的决定。当然，这里牵涉到“马来西亚性”的争论，有些扬名国际人物，其声誉、作品、设计等，如果一点“马来西亚性”(且不论“马来西亚华人性”)都没有，他们的“马来西亚”属性是否是疑点？从国际化国家民族属性淡化的趋向来看，在城市性(cosmopolitism)更显着的年代里，这一点编委并无异议。这也在在证明，在国际版图里，马来西亚的华人能够占有一席之地。
图一：为1957年以后马来西亚国籍和人物活动影响交叉图。国籍与非国籍之间是相互排斥(mutually
exclusive)的，然而马来西亚、区域、世界则是有连续性(continuum)的。也就是说，一位在马来西亚活动或有影响的人物，他可以也是在区域或世界有影响的。本书收录人物还是以马来亚、马来西亚国籍为主，其主要活动地区和冲击在马(即A)，同时也收录拥有马来亚、马来西亚国籍身份在国外(在马来西亚之外)有影响力和贡献的人物(即C)。本书也兼顾那些对本地或本地以外卓有贡献与影响的非马来西亚国籍人物(即B、D)。这样的编辑思考，还是属于一种以历史进展和社会史的角度的思考。许多有关马来西亚华人史的问题，并不是简单采用“国籍”范畴就可以解决的。
五、人物年代分布
入志者为谁？首先遇到的问题，即死者与在世者的问题。在史学传统里，有生不立传的说法。正如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提出：“史传之作，例取盖棺论定，不为生人立传……邑志列传，全用史例，凡现存人，例不入传。”（注15）因为生人事迹未完，仍在自演历史，最终是善是恶、是成是败难以论定。并且为生人立传，还难免产生情面、夸饰、溢美、攀比等弊端和矛盾。故传统史学主场盖棺方可定论。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编者不厌其烦编纂在世者传记。在坊间我们看到许多在世者的传略、评传，上述的几本“名人录”即是。其内容和素质当然不能与史学家所强调的严谨性和学术性同日而语。
衡量当前的马来西亚学术环境与本志书编纂的宗旨后，编委认为，入志者可以包括去世与在世人物。如果盖棺方可定论，这样编委只能筛选去世人物，对于当代健在的人物就只好割爱了。其实只考虑收录去世人物是较“容易”也是权宜的做法，当然可以避免了许多人事是非，也减轻了编委的工作量，但是缺憾却极为深远。马来西亚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教育、学术、文学等各领域，经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奋斗，国民尚有今日之收成。而许多有成就者，如今仍然健在，如果编纂的目的是一部窥看社会进化中的适应与挣扎的群体族谱，那么就不可能不收录在世者了。
这个问题解决后，就得考虑到去世人物和当健在人物的比重。2013年计算，去世者占了百分之70左右。这说明了什么？
必须指出的是，这个百分比会随着岁月的增长，人物的逝去，会越来越大。这个比例固然有趣，但是毕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二分法。它可以满足那些“不要收录健在者以免麻烦”，或者“历史人物功过较容易评论”的人的保守心态，但是并不能让我们窥看出历史进展的全貌。就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其实收录的人物数量在不同年代的比重更具意义。在编辑疏理过程里，编委企图照顾到每个年代的人物，整个架构里是没有比例的，只有人物的时代重量。在完成编辑工作后，发觉人物年代分布的结果其实反映出几个重要的讯息。
表一：人物出生年代：人数与百分比
可以看出，以出生年份为准，只有7人(1.63％)是出生于17、18世纪的，虽然事迹难考，史料支离破碎，但其重要性还是可以肯定的。19世纪人物占23.85％；20世纪人物占71.75%。而20世纪人物里，1900至1950年出生的占了62.96％(272人)，长寿者还健在(故这佐证了“在世者”不录的不适宜)。他们的成就显露在过去30年间。直到今天，我们仍生活在他们缔造的历史之中。独立后(1957年)出生的只有38人，占8.79％。
六、人物的身份、领域、行业分布
此书以人物名字的罗马拼音排列，索引才有以领域归纳人物，帮助读者了解人物领域分布。编委采取分责制，组成八个编辑组：经济、文学、社团/社会、政治、教育、学术/宗教、艺术、体育/媒体/科技/法律。各组编辑负责邀请专人撰写，入志人物最后以罗马拼音编成目录，副题归纳吋，以他们首要身份为先(如政治人物、社团领导、教育工作者、作家)，补之以职业(如医生、企业家、法官、僧人)，再选其奉献活动(如慈善、革命、羽球健将等)。入志人物的领域分布各个行业，包含面是相当广泛的。
这里牵涉到各领域人物收录的比率。原则上是筛选各领域里的代表性、标志性人物，以增强人物的多样性，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设下任何固打，只要遴选杰出人物而己。结果是图表分析如下：
表二：人物领域人数分布与百分比
编委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各领域人物地位的比较性，以及人物身份的多重性。
各领域人物地位的比较性。人物在个别领域的表现与成就，才是收录的最主要标准。但是编委在征询回馈的过程里则遇到类似以下的问题：作家说收录政治人物太多了，社团人士说“我们杰出人物不止这些”，(当然还有“为什么女性这么少？”)如此这类的意见，也督促我们回答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领域与领域、行业与行业的成就，是否可以比轻重？如一位警官和演员、艺人与政治人物、社团领导与画家、学者与企业家、报人与作者，在编辑有限的资源下，人数必须有所取舍，那么他们之间的轻重如何判断？其成就、影响可以相比否？有衡量标准否？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必须回到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史这个角度。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发展有特定的历史与现实条件，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时代的大洪流里，政、经、文、教，是大宗，争议性不会太大，故在收录人物的比例上，也反映了这一点。科技、体育、法律界人士比例上较小，这也反映出马华社会发展与变迁的一个事实。宗教、艺术、学术所收录的人物，在比例上，比华社一般赋予的重要性较高。编委认为这些领域的价值与影响——无论是其普及性(宗教)或精英性(学术)或文化性(艺术)——历来皆被低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领域杰出人士往往在一个习惯于特定的思维被遗忘，而某些领域人物的贡献又被过分夸大。我们不敢说已经做到还原每一位人物的时代地位，但是的确有跳出旧窠臼的企图。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身份与职业的多重性或重迭性，也是一个特点。他们拥有双重、多重身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尤其是经济(工商界)人物与社团领袖。世纪初期的华社领袖(甲必丹、港主、亭主等)，必然是一位拓荒者，成为生意人、企业家，然后进入教育或文化或公益领域；他们的民间公益与慈善事业，是建立在他们雄厚的企业基础上。战后这个模武有所延续，李光前就是一个极典型的人物；他的身份是企业家，也是慈善家(慈善家不是职业领域)。政治人物比较干脆，除非退出政坛从商，其标签为政治人物基本上定型(一个政治人物的出身专业可能是医生、律师，但是在领域归纳时是政治人物)。如此类推。传主一生始终如一地从事一项职业的也有，而多数是几易职业，身份多变。因此不管是按职业分还是按功过分，都很难划分准确。况且，各行各业，很难把人物的三百六十行概括无遗，也没有必要准确分类。
七、人物的撰写方法与评价
评价人物是否有统一的、固定的共同标准？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编委采取了传统史学“生不立传”原则，则可以避免迎合之嫌，杜绝是非之议。封建时代撰史过程中经历长期的经验累积，验证生人立传弊多利少，所以才形成了这个原则。但是是否适用在现代意识的马来西亚，尤其是现代马来西亚华人史的撰写，则是见仁见智了。年轻的马来西亚搭上发展轨道不足半个世纪，许多有影响力和成就的人还健在，如果排除他们，那么当代历史的全貌就很难呈现。况且“盖棺”真能定论吗？史学界费尽思量，看来也未必。此书既然为生人写传，那么该如何处理？方案是，把健在人物视为历史人物看待，一视同仁。
编委要求撰写人在行文上，尽量不作恭维语，不加修饰词，如“著名的”、“杰出的”、“突出的”等；要求语言朴实、严谨；采用规范的语体文；文风应与整部志书统一，不能写成文艺性的传记文学，讲究文采，但不能虚构、夸张；注重对典型事件的记述，尽可能地找出一些最能代表人物特点的材料和典型事迹入志。对人的事迹，注重其闪光点以及其散发的精神面貌。编委要求撰写人避免流水账)《的记录入传者的生平。在统一编纂的过程里，编委也尽量删除了千篇一律、用语雷同的词语，以及文章里浮辞夸饰的阐述，如“功不可没”、“乐善好施”、“重义轻利”、“嫉恶如仇”、“志行高洁”等。但是值得赞扬学习者，编委乐于从之，而真正有德行气节者、胆魄者，吾辈亦不吝啬陈述之。
编委并不藐视勋衔爵位，某人获得敦、丹斯里、拿督斯里、拿督等封衔，其功绩得到国家机关表彰，篇幅许可，我们也记录在案，但是这类人物之所以被收录与撰写，并不是他们获得颁发这些勋衔的缘故。（注16）其实对编委来说，人物之成就与他们是否受封并无关系。人物所荣获奖项也是如此对待。（注17）人物标上副题，是为了醒目起见，并无意把人物符号化或简单化，而是让读者更能集中阅读约两千五百字的内文所勾勒的人物特质，以提高传记的可读性。
八、百年社会史与“本地视角”
此志书凸显的是人物，注重他们对社会的承担以及推动作为，更深一层的目的，是希望它是一本揭示百余年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的社会史。从具代表性人物的叙述，一位读者可以了解到百余年来马华社会的历史进展、事件、各个阶段马华人在各领域的作为。它的编辑与撰写方式，使到它不能是一本思想史、文学史、政治史、教育史、艺术史、社团史(然而却含有史轨迹的元素)；而是一本通过凸显人物的作为、反映社会进展、窥看历史嬗变的人物志。换言之，它是一本注释马华社会百年变迁的人物志。
这是编纂人物志所开拓的一条新的思路。就这个角度切入，我们就可以对上述几个举争议性的问题寻找到更合理的答案。
其一、从这一个角度切入后，收录范围就更广阔了， 即“曾经在马来亚、马来西亚活动、有影响、成就、推动作用的华人”都可被纳入，也更配合上述的“此书作为马华社会史”的历史架构的思路。当初一般人觉得太牵强被纳入的如黄遵宪、辜鸿铭、康有为、孙中山、林语堂、郁达夫等，都可以被收录，因为现在我们探讨的是“马华的社会史”，而不是“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史这一个特定范畴。严格来说，这些都不是一般概念里的“马来西亚华人”，但是他们在马来亚的活动以及给予后代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当然我们也意识到 把这些人物归类为“马来西亚华人”争议性太大，故另辟“外篇”以区分其身份属性。他们最后的身份归属是中国，不宜以“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冠之。至于走出马来西亚后与“马来西亚属性”没有任何关系者，编委以开放的心灵，把马来西亚置放在国际版图之中， 申述一代人物活动疆域的扩展与分身认同的嬗变。把此志书的书名诠释为《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未尝不可。
其二、人物领域的比重有了较有把握的拿捏。政治人物、社会社团人物、教育人物、经济人物可以放在第一线(即比例上较重)，下来是宗教人物、文学人物，再下来则是艺术人物、体育人物、学术人物、科技人物等等。编委一路来的思考是，这本书不是who's
who。它必然有一定的思想框架以及重点，各领域不可能有一定的“名额分配”。每一个领域人物的收录也必然反映了“史”的部分，而不是纯粹个人独特的成就。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研者要从书里的某一个领域疏理出其适应与变迁，这些人物必然可以反映出各阶段历史的特点与成就。
一个宏大的核心历史命题——即华人在马来亚、马来西亚的身份认同变迁与适应——即呼之欲出了。从百年前的漂洋过海，从史迹尚可考穿着明服的反清人物(如李为经)、到早期拓荒者(如曹亚志、薛佛记、刘善邦等)、到接下来“闯南洋”谋求生计的华人移民人物(如叶亚来、黄亚福、黄乃裳等)、到附体中国政局思潮在马来亚“外围”的华人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如黄遵宪、左秉隆等)、到独立前后在本土生根繁衍的一代(陈祯禄、沈慕羽、梁宇皋等)、到华人走出马来西亚面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一代(如蔡明亮、杨紫琼、王赓武、周仰杰、古润金等)，这是一个变迁极大且曲折的历史画卷，读者都可以各个领域探讨这个大课题。
表三概略性的反映出此志书的历史脉络演变特征。
在历史的巨轮下，七、八代人面向海外世界开始了冒险的历程。他们是一群仍然穿着长袍、工整地着襟扣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是一群只说乡下话身无一文的逃荒者，他们是一群刚刚剪掉辫子、失去头部重量后满怀憧憬的革命分子，他们是一群生长在蕉风椰雨下念着英女皇名字的教会学堂学生，他们是一群出于理想主义的激情走进森林企图建造梦想国的激进分子，他们是一群在社团和政党才找到归属的士人与商人，他们是一群不知父辈籍贯、唱着NegaraKu长大的公民。（注18）代代繁殖，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历史命题与承担，而有一些却能够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在未来诱惑并考验着后来者。在这个半岛和北婆罗洲的土地上，“海外”的意义经历了颠覆式的变迁，百年前的“海外”是以故土中国为主体辐射出去，如今的“海外”，足以马来西亚为中心走向四方的世界。无论是局面或思维，马来西亚华人己不复当年，然而其拓荒者的身影，仍然毫无妥协地崛立在每一个角落。
把个人置放在时代的滚滚大洪流里、世事的白云苍狗里，可以看出其角色的卑微与无奈。长长的人物名单，在风云际会的社会转型下，之能够有些成就，创下自己独特的精神面貌，那是拜时代所赐。他们能够鼎足而立，言行在史册上留名，也见证了社会进化的特征与困扰。读者在欣赏和品评人物的个性与独特命运时，也可以将这些个人看似零碎的痕迹符号、事迹语言连接起来，正是一部浓缩马来西亚华人继承传统、扎根本土、面向全球化的社会诞育史和发展史。
我们总是习惯仰望有成就的人物，高呼荣誉与正确，因为人们信奉权威、财富。当华人政经文教处于极大的困境时，华人社会也曾经期待过“超人”或“民族救星”的出现，挽救堕落与沉沦。我们往往忽视了微众的存在与能量。我们一方面肯定人物在历史推展的重要性，同时也提醒读者无名者在历史进展的关键性。社会史概念的提出，就是希望把个人置放在时代里，视有成就者为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己。还有社会容易遗忘的人，如农夫、渔夫、小贩、工人、妓女、司机，或者尽责的母亲、孝顺的孩子、忠诚的职员、守信的义工，在大时代的叙事里，这些克勤克俭苦熬苦作芸芸大众的角色如何肯定？当目光着力于发现历史狭缝里的匿名者，我们可以发现，令社会动容、令时代感涕的往往正是微伏于大地的凡夫俗子。微薄的努力，都曾为时代推波助澜。
百年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史的学术书写，与“本地视角”又有何关联？马来西亚华人学术研究一直以来面对承继传统、扎根本土、面向世界的问题。本人在一篇题为<拒绝点缀、建立主体——“马宋西亚华人研”的思考>)的论文提过，马来西亚华人学者应该反思，如何着手创建适应自己社会之问题的理论。我们如何掌握本土社会脉动，警惕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等问题？本人尝言:
本土观点的建立，也就是一种主体意识的肯定，其实在一个学科的发展过程里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新马学者研究孙中山、或是康有为对新马的文化思想影响，他们的视角肯定与中国或台湾学者的观点不一样。我自己写林语堂在南洋大学历史上的地位(<南洋大学史上的林语堂>)，注重的就是如何从当时新马特定的时空环境来评估一位“外来”文化人物，换言之，我想看到的，是南洋大学史的林语堂，而不是林语堂生命史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哪个视角好、哪个坏，哪个视角对、哪个错，而是指出，本土观点/视角的培育是建立“学术主体”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必须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框架下来进行研究议题，而不能用没有本土关怀的中国“大中华”心态和意识来切入看待问题。不然的话，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将会与马来西亚社会的实际情况及需要完全脱节，而沦为“华侨研究”和“海外华人研究”点缀的研究成果。（注19）
编委在编纂人物志时，正面临这个“本土视野“的考验。我们必须重申，学术疆域本无界限，无需排挤其它学说或他人的努力。在马来西亚学术界有限的资料，在这一个萌芽发展阶段，我们不能不牢记凸显出本身的特色和风格。华人研究有三大趋势——中国学术界对“华人”、“华侨”的关注和研究，这十年来已经更上层楼；“海外华人”的研究资源也越来越凝聚；研究华人华侨的中文、英文著作之质量几乎可以平起干坐（注20）——，看来是一场学术(中国/中国之外)和学术语言系统(英文和中文)的文化争霸。表面大家言欢，看似波澜不惊(学术多元、平等竞争)，但从学术领导权和主动权上来看，其实是暗流汹涌。《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的出版只是一颗涌动的浪花而己。
九、结语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把约三百五十年的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世代人物排列出来，给予适当的品评，撑起了一个令人瞩目和侧目的历史阵容。几个世纪足以代谢七、八代马华人。百年马华，跌宕起伏，毫不夸张；人文荟萃，不是空话。此书可以窥看马华人的前身今世，以及未来前景。这不是一本百科全书，不是一部词典。它探究各领域人物在他们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的演绎，是否产生作用、典范、意义等。
相信会有读者认定此书为“名人录”，或者是“楷模人物录”、“精英录”、“群英录”、“成功人物志”、“英雄榜”、“最具影响力名人排行榜”之类的。一旦定位如此，那么他们一定会批评此书的录取标准。一曰，那些没有被录取的，难道就不是名人吗；二曰，某某人没有贡献吗，这位也算得是英雄啊等等。也有女性友人会提出“为什么女性这样少”的批评。我们在纂修志书时集思广益，常遇到这些意见，且虚心听之，但是不向大众趣味投降。我们坚持编一本不是坊间时常看到的名人录，是故，闻人贤达诸君，切莫视没有收录当作一种排挤，或不记功，也千万不要把收录当成一种荣誉。君不见，书中虚白之页掺插其间。这些留白，是否隐藏了撰写人对传主的某些批判？
最后我们想强调的是，此书的编写工作，是独立的。编者大部分都在学术界，凭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完成工作。它肯定不是“官书”，因为不是华社华团修纂，更没有任何政府机构的督促。它没有商业考虑，与当下名人录之流征求收入名册捐款若干的编书行为不可同日而语。编委凭着一颗开放的学术心灵与良知，收集意见，兼容并蓄，然后以自己的历史知识与判断力，投入点拨。我们无意歌功颂德，也无刻意批判，但是也不采取履历式、哗众取宠的陈述方式。如何把这些人物放在社会史脉络中，辨析一个人物的历史角色与成就，就是编撰人物志最大的考验。编委认为，我们有义务为学术奉献，也有“权力”为学术立命，此权力即学术话语权。创造更新意义，赋予学术自主，是我们在学术本土化和学术话语独立创新方面进行的尝试。我们希望此书能够提供大家一个对于当前马来西亚华人境遇的历史与现代思考，甄别、撰写、定位人物，为华社兴利捍患者建立一个标杆，并向宏大的历史交代。
2013年1月
注释
注1：收录最早的一位人物是李为经(1614-1685)。
注2：编委这样做是因为要保持适当的历史距离感。但是所谓传主的“活动期止于”的年份，肯定是一个较伸缩性的概念。如林苍佑，卒于2011年，他生平的叙述，不可能止于2000年中末期。宋子衡、陈清水、林敬益等都是较明显的例子。若有一位人物的巅峰期，主要贡献或影响，出现在2000年中期以后，编委基本上并不考虑收录，除非其近期的成就是建立在前期的努力和基础上。这个问题在政治领域较棘手，2008年是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分水岭，此年确是诸多政治人物浮沉之年，撰写者行文间有论述(如许子根)，然人物从此年一战而红者，并没有被收录。体育领域比较特殊，一战、一球、一举，成名后世，惟此而已。李宗伟一项采取较伸缩性的处理(他是在2008年获得奥运会奖)。编委无意把此书工作放在追踪逼近在眼前的人物的活动，但是也尽可能纪录重要的最新发展，如传主的卒年。
注3：叶观仕编：《马来西亚名人录》(1984)、《马来西亚工商名人录》(1985)、《马来西亚金禧名人录(1957-2007)》(2007)、《马来西亚华人先贤录》(2010)。
注4：马仑编：《马华写作人剪影》(1979)《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84)、《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991)、《新马华文作者风采》(2000)等。
注5：编委览阅以下著作，对此书人物志的编纂大有裨益：黄尧编:《马星华人志》，香港：明鉴出版社，1967：许教正主编：《东南亚人物志》，新加坡：许教正，1965；陈昌豪编纂：《马来亚历史名人传》，吉隆坡：文化供应社，1958；祝秀侠编：《华侨名人传》，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1955；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马来西亚华裔先贤录》，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1；林博爱等主编：《南洋名人集传》，槟城：槟城卢石斋印，1923；宋哲美主编：《新马人物志》(1968-1990)，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69。
注6：此类书籍甚多。J. V. Morais一直是这列书籍的出版人。见他一系列的Who's Who in Malaysia, Who's Who Publications.
注7：Lee Kam Hing and Chow Mun Seong,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
1997.
注8：编委会共召开了19次的联席会议；各小组会议多次，汇报会5次(新加坡、新山、诗巫、古晋、槟城)，“脑力激荡”工作坊2次。编委会将入传人物分梯次进行筛选，以全国性及及较无争议性的人物先纳入第一梯次入选。再循序渐进，进入第二、第三、最后梯次人物筛选。至于第二、第三、最后梯次的入传人物，是较倾向于地方性及具争议性的人物。入传人物确定后，各组寻找适合的撰稿人并发出邀请函。撰写稿件审核、复审、修整，不合水平、标准即重写、或修正、或退稿。
注9：Thomas Carlyle,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Fredrick A. Stokes & Brother, New York, 1888; Herbert
Spencer, The Study of Sociology, Appleton, 1896; Max Weber,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Chapter: "The Nature of Charismatic Authority
and its Routinization," translated by A. R. A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1947.
注10：S. Hook, The Hero in History. A Study in
Limitation and Possibility, Beacon Press, Boston. 1955; Ludwig von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57; G. V. Plekhanov, 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tory.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J. Fineberg,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Gospolitizdat, Moscow, USSR. 1944.
注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注12：同上。
注13：同上。
注14：华人皈依穆斯林，有些已经符合马来西亚《宪法》第160条的“马来人”的规定，甚至马来化，但是他们仍被马来西亚政府归属为“华族”。
注15：章学诚：《修志十议》，《章氏遗书》卷十五《方志略二》；见《章实斋方志论文集》，山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1983。
注16：编委也会遇到以下这样的意见：收录标准必须划一，如全部的“敦”、十大富豪、曾任部长者、乡团主席等应该收入云云。编委洗耳恭听之。
注17：奖项是编委参考的重要数据。如林连玉精神奖名单、马华文学奖等，编委都给予慎重的考虑。体育组人物的筛选，奖誉的分量较重要。
注18：NegaraKu是马来西亚国歌，意思是《我的国家》。
注19：何启良：<拒绝点缀、建立主体——“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思考>，《亚洲文化》，第31期，6月，2007年。有关华人华侨学科定位问题，可参考李安山编：《中国华侨华人学——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北京：北京大学，2006；廖文辉：《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上海：三联书店，2011。
注20：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