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治国需社会共识？
安焕然
哲学家冯友澜在三松堂家中自题的堂联，表达了他的志向及其人生追求的境界。他这样写着：“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其上联改写自《诗经》，意在阐扬传统文化之精髓，裨益于现代社会的建设。下联则出自《中庸》原文，指出人若要追求高明的理想，就在于平凡的中庸之道。
《中庸》指出，“中”是天下之根本，“和”是通贯天下的原则，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万物便能生长发育。
如果说“和”是处理关系、协调差异的一种原则，中庸之道则是叩问事物之两端，求取和谐平衡，它就必须把握住那个“度”。这是《中庸》所谓的“中节”。像钢琴师弹琴，指挥家指挥，必须把握住音乐的高低、刚柔、强弱、快慢的节奏感一样。
任何一种美德，执迷过火了，都有转化为恶行的可能。好的信念，善的行为，矫枉过正，也会走向谬误。东汉末年“孔融让梨”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但这位“小时了了”的才子，在他担任地方官时，治世平平，有时甚至迂腐又残酷。有一次，他走访民间，看到有人举行丧礼，直觉丧家之子“哭而不哀”，竟把那人给杀了。
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里的灭绝师太，又是另一极端典型。像这类人，历史和现实中其实很多。所谓“灭人欲”、“礼教杀人”，均是世人偏执于一隅的走极端。儒家之专制和腐朽，不是儒家思想本身的问题，而是世人根本不懂儒家中庸思想之真谛。同样的，“恐怖份子”决不是回教徒的代名词，也不是回教本身的问题，而是某些“人”的问题。至于那些令人厌恶的种族极端份子的喧嚣，大抵亦都是超过了中庸的那个“度”所致。
客观规律与社会规范是君子判断事物的行为准则，但君子处事，也不能死守成规，一成不变。因而，《中庸》又提出“时中”的概念。忽略时势变化，执迷一隅，不过是“刻舟求剑”的愚昧行举。
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时代，若仅执迷于礼，显然已不合时宜。孔子的超越性，在于他提出了“仁”，以“仁”来作为外在规范的“礼”的内在根据。至战国，子思等孔门后学又把孔子之仁，具体化为五常、五伦的德目准则。然而，随现代社会的变迁，五常、五伦终将淡出其作为社会规范的历史舞台。
近来，不论是国阵抑或民联，我们的政治人物也说：要中庸治国，中道行之。“一个马来西亚”、“中道大马”的口号频频喊着。
问题是，中庸之道欲行之于今日大马，其关键就在于，它有没有一些符合于当下社会，符合我们这个时代需求的“时中”准则。平等、透明、对话、相互尊重等等符合现代社会规范的意念，都应是当下实现“中庸”的坐标准绳。
在畅谈中庸、中道治国之际，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得先建立一些基本的社会共识。否则，它终究只是口号。
星洲日报／言路‧作者：安焕然‧南方学院中文系主任‧2010.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