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第二章巩固的时代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

作者：郑良树

第二章巩固的时代

引论

从1920年至1943年的二十余年，是华教的巩固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华教走过峡谷，山石嶙峋，坡窄谷深，惊险万状，令人却步，于是，华社手携手引吭高歌，唱的是一支激昂的行军进行曲，声如洪钟，响遏行云，在历史的长廊里流下永无止息的回响。

教育作为延续性特强的一种文化，华教从开辟时代接手过来的当然是中国意识及中国色彩非常浓厚的传统，这个传统使华教紧紧地跟在中国内地教育的后头，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作“超地域”的运作及茁长。

华教超地域运作是不经意的；然而，殖民地政府却开始展开一系列经意的措施。他们强烈地认为，华教已经超越专业的底线，在社会上形成一股不安的动流，不但威胁社会的安宁，也和其他民族的意识、理想及行动南辕北辙。于是，本阶段一开始，华教前个阶段不经意的各种“言行”所种下来的强烈效应一一殖民地政府精心策划的学校注册法令，竟像轰天炮般地向华社轰击过来。华社创办华教，华教考验华社。没有人知道注册法令将会有什么结果，也没有人知道华社应该怎么走；然而，许多人却知道，华社必须团结起来，统一意见，坚持华教的存在。

学校注册法令推出之后，尽管华教领袖被逮捕、驱逐出境及华教团体被封禁，尽管殖民地政府被迫注册法令一再展期执行，实际上，并不出现谁蠃谁输的局面。殖民地政府低估了华社的反抗情绪及组织力量，华社高估了各种反对手段的效果，结果，双方都“热热闹闹”地演了一场你攻我守、你守我攻的文化战；最后，华教依然是华教，殖民地政府依然是殖民地政府，只不过棋盘上大家撤掉几粒卒子而已。

然而，对华社而言，这场文化战的意义却非常重大。

首先，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让华社学习如何产生一个“由小团结到大团结”的全民运动。在这之前，华社地方上的团结多如牛毛，血缘性及地缘性的小团结，地区上的小结社，响应中国反日反帝的小团结，无时无刻不出现，然而，在学校注册法令冲击之下，华社为自己区域内的文化“背水一战”的大团结，恐怕还是第一遭。在这段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我们看到报社等文化团体向华教认同，更看到广大的民众百姓向华教认同，在学务维持处及各地教育研究会的呼吁下，短短的一年内，三呈请愿书，最后一次签署者个人人数达二十万名；参与人数之众，可谓空前。

似此完全符合民主程序的族群整编，及绝对有次序有组织的意志统合的全民运动，对本区华社而言，意义非常重大。通过这次的实习，华社开始知道如何以民主的方式推动全民的运动，表达一个统一的意志。

其次，它制造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让华社将华族的文化中心推向教育上去。无可否认的，在草莱的阶段，华社彻头彻尾是个工商农的经济社群，“民以食为天”，三餐温饱之外，别无余事；所以，工商农业是华社生存的命脉。然而，学校注册法令无疑的敲醒了华社的头脑，让华社知道三餐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余事，并且驱赶华社各阶层向华教认同，使文化重心逐渐摆向华教那里。

尽管华社往后依然脱离不了工商农社会的本质，但是，驱动华社第一次将文化重心移向教育的，并且迫使华社拥有“教育为文化重心”的认识的，却是殖民地政府的学校注册法令；自此以后，教育在文化里的凸显地位，就成为华社不朽的传统了。

第三，它创造了一个意外的机会，为华教本身的普遍化做出实际的作用。无疑的，华教是民族的良心，是华社的灵魂，然而，在多元文化的复杂社会里，华教缺乏资源，更缺乏政府的支持，所以，华教永远是华社“门内的事”，很难直通其他族群及政界，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相当大的比例的华族子弟改念英校的原因了。然而，注册法令使华社产生新的认识一一华教是华社存亡的关键，是民族的良心，是华社的灵魂；这些响彻云霄的声音不但敲醒了芸芸众生，也教育了社会上的各阶层人士。顿时之间，反对注册法令的运动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教育，一种全民的学习运动，使华社更加华教化。

因此，学校注册法令不但考验了华社，实际上也教育及磨练了华社。它让华社知道如何策动社群，如何团结民意，如何在法理之内冲锋陷阵；也让华社接受教育，知道文化重心所在，知道如何通过运动教育群众及新生的一代；当然，也知道如何牺牲小我，在历史中留下雪泥鸿爪，在历史长廊中挂上星彩。

毕竟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以及缺乏实际的支持下，面对一个陌生的政府以及其他陌生的民族，要建立起自己的教育系统，扎下自己的文化根，不但必须作好付出代价的心理准备，而且，在未来的岁月里，无法预知的挫折及打击，肯定必会接三连二，所以，通过学校注册法令，华社第一次考验自己的力度强度，磨练自己的韧力和斗志。毕竟的，在一个新客、旧客杂居的社群里，面对着英文教育者当道，baba华裔流行的复杂环境，华教要如何建立起自己的主流地位，成为全体社群公认的文化先锋，不但考验了华社领导层的智慧，也再三磨练了华社普罗大众的眼光。

因此，学校注册法令尽管牺牲了一些华教；但是，它对华社的意义非常重大。如果战争一定要有输赢之分的话，那么，笔者要说，殖民地政府在战场上赢了这场战争，而华教却在民族信心、文化整编及传统精神上大赢特赢。上述三项“华教效应”，就是华社在这场“热闹的”文化战中赢得的骰子了。

经此整编及磨练之后，华教进入巩固的阶级。

所谓巩固，包含了两个意义：第一，华社的办学工程即受当局的首肯及认同，完全合法化，甚至有些学校经济上有时也略受杯水车薪的支持，而华教就在法令的范围条例内合法运作，进行专业上及学术上的铺奠工作及扎根工程，并且提高教学效果及学术水准。第二，华社在法令的指引及规范下，在向中国内地大量取经之际，了解必有的抉择和遴选，因而在铺奠及扎根的过程中，更能放手“大干特干”一番，不至于误中当局的“地雷阵”。因此，学校注册法令固然使华社“忌讳多多”，却也使华社“毫无忌讳”；一刀两刃，就看你如何使用。

就在学校注册法令之下，华教进入全面建设的阶段。在这个时期里，我们不但看到华文小学遮天盖地到处兴建，而且也看到华校向横、向纵地拓展。在纵方面，许多华校的初中、高中都在这个时期建设完成，成为华教中等教育的先头部队，对战后四、五十年代中等教育第二阶程的兴办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横的方面，除了正规的教育系统之外，我们也看到其他各类的教育设施的出现一一夜学、师范班、义务教育及职业补校等等，以全面的及多元的姿态，在这块土地上开荒辟地，阴凉炎阳天。

对华社而言，这个阶段非常重要。

正如前一段所说的，这个时期中等教育的兴办可以说只是先头部队而已，一些学校办而复停，一些名校迟迟不敢起步，未在名单内，都一再说明这个事实；一直要到战后四、五十年代，华社从巩固时期内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之后，才正式迈开巨步，进行第二阶段的建设。另一方面，多元及全面教育设施的广拓，不但提升了华社的文化水准，也丰富了华社的办学知识及经验，加强了华社的办学能力和才干，条条大路通罗马，教育的方式是多元的、繁枝的，华社善用时机，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

华教的巩固，对华社的意义及影响大矣。

尽管接受华教的子弟不是最高比数，就算接受华教的子弟降低至百分之十，但是，华教是诉求于原根性的，是导源自血统的最上游，所以，很自然地就开出广阔的江面和滚滚的巨浪。华教巩固之后，我们看到华族的文学、艺术也跟着发展起来，华族的学术也开始进入草莱的阶段，华族文化一支一支地在这里开天辟地，建构起自己的文化传统。没有教育，文学、艺术及学术等等都将枯萎；没有文学、艺术及学术，教育将陆沉；似此依存的互动关系，在华社将文化重心移向教育之后，不知不觉就显现出来了。只有教育，所有文化才得以奠基和架构；没有教育，社群将支离破碎，群不成群，社不成社。华社在全面及多元地铺奠教育时，经已有此领悟和理解；华社对华教的坚持和执著，道理在此矣。在反对学校注册爷例时，华教领导层的口号是：“有这条例实行，直接就是南洋无教育，间接就是南洋无华侨；’华教提升至攸关华族、华族文化之存亡关头，宜其坚持、执著矣。

在没有殖民地政府任何支援之下，华族赤手空拳地铺设自己的文学、艺术及学术等上层文化，架构起自己完整的一套文化系统，端赖的就是基础稳固的教育了。我们可以有宗教，可以有社团，可以有风俗习惯，但是，如果没有稳固的教育，这些文化支流将是一些溃不成军的游兵散勇而已；教育，不但是这些支系文化的根基，而且还是上层文化的催化剂。华族文化所以能自成一系统，并且自我创新，与友族文化同步交流，完全是教育的功劳。在一个完全没有“靠山”的社群里，教育的巩固，意义及影响确实非常重大。

华夏文化本来就是善于在逆境中奋进的一种文化，所以，尽管本阶段初期学校注册法令掀起大风暴，然而，危机中就有生机，柳暗处就有花明，华社无惧于法令，也无视于各种人为的干扰，在自力奋生之下，终于完成第一阶段的中等教育的创设，巩固了华社的基本教育系统及文化发展方向。当一些专科院校在三十年代末期及二次大战来临之前开校时，华社在巩固中小学校教育之余，实际上已朝向高等教育迈步；如果不是日本军阀横腰斩断的话，华社高等教育的创办恐怕会提早十余年。

第一节：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

就当日华社而言，无论其精神面貌、实质内涵以及社会架构模式，完全是中国在海外的一个“移植社会”。自1900年康有为及孙中山先生涉足本区播下民族复兴及国民革命的种子之后，这个“移植社会”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冲击之下，也汹涌澎湃，和中国内地的革命浪潮一起风卷云涌。

比如清廷与美国就华人移居美国订立的“排斥华人法事”(Chinese Exclusion Act)，1901年期满之前，美国准备以更严厉的的法案取代，引起各界人士极力反对。1905年上海爆发抵制美货的反美运动；影响所及，广州、福州、南京、苏州及天津等地，纷纷响应。新马华社这个“移植社会”，也紧跟着在中国之后，掀起轰轰烈烈的反美浪潮。又比如1908年的反日运动及1919年的五四运动等，本区华社也都紧跟在中国之后，跳着同样的舞、唱着同样的曲。

在这反美、反日的抗议示威运动中，华校不但不可避免的纷纷介入，有时甚至还充当先锋部队，直接领导运动。殖民政府为了顾及自己的经济利益，对这些运动采取戒备的措施，是自然的事。然而，戒严、调兵遣将只不过是暂时应急的行动而已；拟订有效的法令，从国民政府、国民党以及华社手中把华校夺取过来，置于自己的监控之下，才是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

华小涉及政党、政治，恐怕是华校由来已久的“传统”。新式教育的兴办，和清季末年在本区活动的保皇党及革命党有关系，一些学校甚至还是他们创设的。所以，华校习染政党色彩，可谓由来已久。事实已摆在眼前，同盟、国民党及中华革命党都相继走进华校，而且是深受政党政治影响的学校，和新、马这块土地完全没有关系，和周遭其他民族文化及殖民地政府更没有关系。尤其甚者，他们的学生还走出学校，进行游行，破坏社会治安，威胁殖民地政府经济利益。在这样的形势下，将华校从政治活动里夺取过来，是殖民地政府非干不可的事了。

就在这个时候，华校又爆发了杯葛殖民地政府庆祝1919巴黎合约的示威游行运动，使殖民地政府大为震怒，下定决心“先下手为强”及“决不手软”，主动对华校发出攻击。几个月后，也即1920年5月31日，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首读通过了“1920年教育条例”，以迅不及掩耳的手法抢先控制了华校。

“条例”于同年10月27日三读通过，正式成为“1920年教育法令”。法令规定，凡是10名以上的学校都必须向当局注册，违规者罚款及吊销学校的准证，从事不法活动者学校也将被吊销准证。

“条例”在还没通过之前泄露出来，华社哗然，认为是华教末日的来临，华社受了无限的委屈。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在自己的境外，以独立自主的方式创建这么多的学校；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民族，在融进当地社会之前，必须如此地自己承担文化教育的责任；华族在这个地区的贡献，殖民地政府早已有目共睹，然而，他们依然必须自己创办学校、自己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这已经是很不公平及不合理的了。在缺乏任何条件及知识之下，他们向母国取经，是很自然，也可以理解的；经由此管道产生的政治倾向，更是必然的现象。如果说因此而影响殖民地利益是华社的错误的话，那么，错误应当是殖民地政府一开始就采取“束手不理”及“听任发展”的方式了；那个时候，他们对华教没有高瞻远瞩的方案和政策，对华校没有主动认同、接纳及协助的胸襟，只采取“回避不理”的态度，一味推卸责任。当华教发展到这个局面，他们才使出杀手锏，通过法令弹压；试问，这样的手法，哪一个民族能接受呢？

因此，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尽管殖民地政府在阻止华教政治化的这个做法是“事出有因”，立法使教育专业化的用心是可取的，然而，在当局对华校决不辅导协助、全无津贴照顾下，却订出一套严格的法令来监督、管制他们，否则就“逆我者亡”，决无“宽容空间”，似此出位的态度和手法，不但完全淹没了其心意及苦衷，实际上也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做法，更不是一个讲究民主的国家的做法。华社爆出激烈的反对浪潮，冲击整个社会，正是这种不平的反应了。

(一)槟榔屿华侨学校联合会

为了向当局表达愤懑，华社先后组织起来，采取各种步骤，“挽救华教”。

最先组织起来的，是槟榔屿的华社，在钟乐臣的领导之下，一个专为应付注册条例而设的槟榔屿华侨学校联合会立刻组织起来，商讨采取具体的方法以化解华校的危机。经过多次集会，联合会完成了一份请愿书，并于六月间派员赴新加坡呈递给议政局(Legislative Council)的华侨代表林文庆博士，请他代为陈情，表达民意。

(二)新加坡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

1920年7月2日，南洋英属教育总会在南洋女校董事长庄希泉及校长余佩皋的发动笫划下，成功地组织了“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在庄希泉的领导下，凝聚了华教大部分的力量，举凡召开全体华侨大会，发表评论性的传单、提呈侨众总意见及谒见政府当局等，都由维持处负责进行，成为这一次华教运动的领导机构。在短短的一个月内，维持处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向当局表示不满，鼓动民意，凝聚侨心，然后，准备向当局提出“撤消全案”的意见，抗争到底。

就在对抗逐步升温，民情开始沸腾的千钧一发的时刻，殖民地政府诉诸权威，使出杀手锏封杀这场华教运动一一7月24日逮捕庄希泉；25日又逮捕陈寿民。希望通过高压的手段，遏止这场波浪迭起的运动。华社尽管丧失了两名领袖，华教运动并不因此而停止；就在7月25日截稿之时，学务维持处立刻开会审议，经过二、三日不分昼夜的工作，终于将各方的意见汇集一处，完成了一份数千言的“请愿豁免1920年教育条例支配理由书”；然后，由陈长乐博士漏夜赶译为英文，打字缮稿，再由支持之商户、团体签名盖章，分三份于7月30日在议政局开会之前送呈总督、议政局及英校教育会。

请愿书除正文之外，单是署名部分就分为五大册，由六千余个单位、商户及团体签名，领衔者为商、工、学三方面行业的代表。

就在海峡殖民地三州政府与华社闹得沸沸扬扬之际，彭亨、森美兰、雪兰莪及霹雳四州府7月28日也在议政局提出首读此注册条例，希望四州府跟进，同时执行法案。原本有唇亡齿寒之感的四州府的华教界，早在四州府议政局提出之前，已经纷纷集会商讨对策，此时，华社更感非有行动不可了，于是，各地集会纷纷出现，与三州府华社相互呼应。

到了八月，局势更加不稳定。

1.八月初，新加坡、槟榔屿及马六甲三州府华社向当局呈递(豁免学校注册条例支配理由书)，列举十四大理由，反对注册法令。

2.八月中旬，雪兰莪各华校联合向当局提呈(上马来联邦四州府议政局请愿书)，列举六大理由，反对注册法令。

3.八月中旬，槟榔屿华社第三度提呈(豁免华校注册理由书)，列举四大理由反对法令。

总结上述三份请愿书，华社无论三州府四州府，都能团结在反对注册条例的华教运动中，其动员幅度之广以及产生凝聚力之强，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槟榔屿于10月13日三读通过了，接着四州府也于11月20日三读通过；学校注册条例正式成为法令，在这个地区开始强硬执行。

法令通过之后，华社不屈，不但抗议之声四起，而且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力图阻止殖民地政府执行法令。

新加坡华社在该年的12月中旬，派出余佩皋校长代表，赴中国求援。他先抵达厦门，然后赶往上海，再赴北京，所到之处，不是演讲煽动民情，就是联络相关团体获取支持，制造声势，形成一种压力。抵京后，她拜会了教育部及外交部，希望通过这些声势和压力，使外交部出面向英伦殖民部交涉，取消法令。然而，“治外法权”的国际公法约束了外交部，使外交部在聆听了余佩皋的陈情及要求之后，只允诺代为“查询”而已，并不是什么“交涉”。

槟榔屿华社却采取另一种途径。他们在第二年(1921)七月派钟乐臣及吴源和赴伦敦，以便“直接”向英殖民部上诉请愿。抵达伦敦之后，他们一方面延聘律师代拟请愿信，一方面晋谒殖民部官员，探听方法。九月底，请愿书呈迭上去，十月中旬殖民部复函，“关于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华人学校注册事之请愿，经切实研究之后；已电令新加坡总督将此条例作速实行，不必再延”。

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终于画上休止符。

第二节：调整步伐·重新出发

学校注册法令通过之后，无疑的，华校已经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从学校的内部资讯到董事人员的身份，从教科书的内容到教员校长的背景、学历，一件一件都入档于政府有关部门，随时任由有关人员查阅索检。法令当然使华教运作不方便，使教学人员有失去尊严的感觉，这是华教人士前所未有的经历；然而，更重要的是，华教如何在新环境中生存下去，华教如何维持正常的运作，并且保有华教的特色和性能，更是华社所未曾有的经历了。因此，在法令通过后的未来岁月里，华校肯定有一段艰苦漫长的路程要走，华社肯定也将会有一连串仓皇悚骨的事件要经历。

作为海外的华夏民族，在马来亚还是一个殖民地的政治格局里，要这个民族彻底摆脱中国因素，包括民族情感、政治反应及文化认同等，应该是一种过分的苛求，特别是在殖民地政府对这个民族的教育及文化完全弃而不理的情况下。法令通过并且执行之后，教员、校长、董事及学校尽管依法注册，并且获得政府的准证；然而，一些华教人士及社会人士一时无法适应新的环境，依然遵循过去旧式的运作方式，笼罩在强烈的；中国因素之下，因而受法令的制裁，不但使华社付出沉重的代价，也使莘莘学子蒙受莫大的损失。

法令通过后首两个十年，是华教最动荡不安的时代；造成动荡不安的最大原因不在法令本身，而在于中国的政局。换句话说，是中国的政局直接影响了本区华族的民族情感和情怀，使华校出现了过分的反应，因而触犯了学校注册法令，最后，导致学校被搜查封禁，学生教员被扣留驱逐，社会也骚动不安。有这么一个动荡不安的中国，又有这么一批极富民族情怀的海外儿女，再加上决意执行非常严苛的法令的政府，于是华校乃有一个相当漫长的适应阶段。在这个适应阶段里，忽而波涛汹涌，忽而风平浪静；风平浪静的时候，学者弦歌不辍，华教欣欣向荣；波涛汹涌的时候，教员被驱逐，学校陆沉；就在这样上下浮沉不稳定的狭谷里，华教走过了接近二十年的艰苦调整路程。这首民族的歌，该是多么难唱呀！

自学校注册法令通过以后，华社惊惶恐慌，如临大敌，以为华教自此灭亡在望；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恐慌是有其正确性及社会背景的。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若果没有注册法令，华教任其自由发展，那么，我们应该可以预测得到，除了强烈宣扬中国意识、民族情怀及效忠中国政府之外，国民党及共产党将瓜分这席脆弱的杏坛，不但让它变成政治论坛，而且也势必将它沦为党争的是非之地。到那个时候，正如华社一些社团及私会党一样，华校将不再是圣地，教育将不再是学术专业，而损失及牺牲的肯定是千千万万的子弟以及整个华社了。

华教作为华社重要的一环，当华社全心竭力关注中国政治，与中国政局紧凑地同调共舞之际，华校势必吸着同样的空气，跳着同样的脉搏，方是合情合理。政府提出学校注册法令，尽管包括各民族的学校，但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华社激烈反对，抗议当局分割华校与华社，分割华教与中国，实在也是无可厚非。然而，政府自有其严肃及坚定的立场，在评估未来局势演变之后，披荆棘斩乱草，三读通过，并认真地加以执行；其刚毅和信心，令人佩服。

尽管学校注册法令有其苛刻的一面，也尽管在执行的过程中有其偏差及失误，更尽管华社抗议纷纷，甚至有的学校索性停办以示杯葛，然而，在保护教育的专业及学术上，在回避华校国民党化及共产党化上，其意义及价值是值得我们认同的。

法令通过后，许多学校无法适应，有的被罚款，驱逐出境；有的被吊销准证，拒绝注册；有的被宣布非法及封禁，无论是个人及团体，都蒙受巨大的损失，甚至于丧失尊严；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更是值得同情的。然而，在暴风雨将临之前，若不“予口卒疮”、“予羽谯谯”，又如何未雨绸缪呢？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们似乎就应该说，这是华教调整自己的时刻，是华教蓄势待发的必经途径，是华教专业化、学术化的良机；经过这个瓶颈后，华教更具专业及学术素质，更能尽善尽美为华社及本区服务。因此，在审视这段艰苦辛酸的调整期时，我们应该认同当局若干的苦心和用意，庶几乎才持平。

当金文泰总督于1934年离职时，华校就其整体而言，已经进入一面调整、一面巩固的阶段。从二十年代初期到三十年代中期，华社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才渡过这段艰苦曲折的过程。根据非正式的统计，光是由1925年至1928年四年而已，三州府便有315间华校(包括夜校)被勒令关闭；如果计入二十年代早期及三十年代的话，被封闭的学校恐怕数倍于此了。华教调整自己，付出的代价可真不小。华社是流着泪水在吟唱这段民族的诗歌呵。

1924年学校注册全年统计表

	三州府			四州府
	各籍学校	华校		各籍学校	华校
注册学校	272	79	60.7%	272	56	73.6%
停办学校		51	39.2%		20	26.3%
注册教员	525	284		525	280
学生	15,301			12,175

实际上，自法令执行以来，除了从事政党、政治宣传活动以及一些池鱼之殃的学校被封禁外，大部分的学校都能够调整自己的步伐，一面适应新的环境，一面巩固自己的地位，不停的往前继续发展。如果说学校注册条例通过之后，华校就大祸临头、朝不保夕，那恐怕也不是事实。无可否认的，法令对教育工作者的尊严有打击，但是，如果把教育工作也当作是一种专业的话，就如医生、律师及工程师领取执照一般，那么，工作前的注册就没什么了。实际上，法令对准的是华校的政党、政治活动以及强烈的中国意识，对准的是华校设备的不足、卫生的欠缺、管理的落伍以及水准的参差；这些，都应该分别来审察及考虑，方是客观之道。

经过调整后，华校重新出发；从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到大战来临的前夕，华校发展迅速，成绩骄人。特点如下：

(一)越办越多

无论是海峡殖民地三州府、马来联邦四州府、马来属邦五州府，华校在华社的奋斗和力干之下，间数是越来越多。以华族人口最多最密的新加坡来说，1921年只得32间，十年后1931年就有190间，增加近六倍，其他各州也如此。

二、三十年代马来亚华校间数年统计表

	1921	1924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三州府	70	292	312	335	332	339	302	325	373	403	430	440	447	518
四州府		272	353	361	376	377	355	344	358	363	394	420	456	497
五州府									140	166	199	224	247

(二)越办越大

所谓越办越大，可以从个别学校的生员数量反映出来。许多学校初办时，学生不过几名、十几名，教员不过一、二名，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不但学生大增，教职员人数也急速上升。

二、三十年代马来亚华校生员逐年统计表

年代		1924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三州府	学生	15,300	21,360	22,900	23,518	24,059	20,780	22,028	24,853	25,952	32,486	36,657	40,293	46,767
三州府	教员	732	873	966	998	1,077	997	1,069	1,134	1,323	1,518	1,696	1,809	2,098
四州府	学生	11,664	19,014	21,800	23,393	20,959	18,882	19,830	22,270	25,744	29,528	33.826	39,700	44.366
四州府	教员	492	734	839	902	903	870	860	887	1,048	1,212	1,363	1,606	1,887
五州府	学生								6,010	7,650	9,016	10,660	14,528
五州府	教员								276	321	400	495	614

(三)越办越高

绝大部分的华校都从小学办起，由初小而高小，又办初中，再办高中。学校注册法令并没有限制华校的发展，许多学校调整步伐后，反而更上一层楼。

二、三十年代马来亚华校级别创办统计表

校名	创办年代
校名	幼稚班	初小	高小	初中
中化		1912	1912	1924
培风		1913	1915	1925
芙蓉中化		1913	1917	1934
坤成		1908	？	1925
尊孔		1906	1914	1924
吉隆坡中华		1919	？	1939
育才		1912	1919	1924
华联		1911		1937
协和	1928	1929	1932	1939
钟灵		1917	1917	1923

(四)越办越充实

大部分华校兴办之初，校舍及设备都是因陋就简的，然而，当这些学校持续办下去，其校舍就平地而起，其设备也越来越充实。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华教欣欣向荣的发展却是建立在一个颇有排斥性及颇不健康的环境里，这实在是吊诡得很。

当局所颁布及执行的注册法令尽管有其善意及积极的一面，但是，法令却以偏见、排斥性的态度及手法来对待华教。根据1923年的教育报告书，注册的学校可以向政府申请津贴金，其原则为：

一、以学童的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如果土生华人本身没有母语，则英语应作为其语言，直接进入英校。

二、华校的英文课不得申请津贴，包括英文教学的课程。

三、津贴华校的课程，尽量安排津贴作为进入英校的附庸；对于华校的教学及英文科，更在津贴之外一一一面排斥华校的英文，一面鼓励华童转入英校。换句话说，津贴金再不是鼓励教育的神圣津贴，而是沦为挫折华校的一种工具，欲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一种工具。此外，鼓励华校操用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分裂华社。这种手段，已经是不道德的。

因此，在津贴金开始推行的首几年，尽管政府从来不会拒绝申请者，不过，申请的华校实在是少之又少。到了1923年，才由吉隆坡尊孔学校开先锋，打破这清清冷冷的局面。试读下面两个统计表：

槟榔屿华校接受津贴金统计表

年度	间数	接受总款
1924	2	4,116.75
1925	3	9,822.00
1926	3	10,605.00

三十年代新、马华校接受津贴历年间统计表(间数、百分比)

年度	新加坡	马六甲	槟榔屿	雪兰莪	霹雳	森美兰	彭亨
1929	1:0.4	2:5.1	12:13.4	30:23.0	49:28.4	2:4.2	1:3.7
1930	3:1.4	2:5.1	14:15.3	35:25.9	51:29.1	2:4.5	3:8.6
1931	7:3.6	3:8.3	25:32.8	40:31.7	69:42	6:14.6	3:8.6
1932	10:4.6	3:7.5	24:34.2	32:24.6	69:45.6	6:14.6	2:9.0
1933	10:4.1	3:6.2	23:27.0	32:23.3	68:44.4	4:9.0	2:8.3
1934	10:3.7	3:5.8	23:27.7	31:24.0	69:43.6	4:8.1	2:7.4
1935	10:3.4	3:4.9	22:26.5	31:22.4	70:41.4	4:7.1	2:6.4
1936	34:11.9	6:8.8	26:29.8	55:39.0	96:53.3	15:23.4	10:28.5
1937	43:13.9	8:10.5	34:36.5	62:39.7	111:57.8	25:34.2	14:40
1938	44:13.3	11:12.7	37:35.9	69:38.7	121:60.5	30:36.1	18:50.0

根据这两份统计表，我们可以观察出三个事实：第一、自1924至1926，申请及获得津贴的华校非常稀少；槟榔屿的情况就是最好的说明了。第二、即使到1929年，申请及获得者也还是很少，第二表可说明此事实。第三、到了三十年代末期，情形似乎好转一些。据此，可知华校对津贴金的犹豫及顾虑，以及当局对津贴金的严苛要求。

反观政府对英校及马来学校的津贴，情形却完全相反。1928年政府对官立马来学校的津贴每名学生23.4元，对官立英文学校是118.5元，华校却只得0.8元；1929年，马来学校24元，英文学校112.2元，华校只得0.9元！相差之遥远，简直是天上人间。

由于偏见和歧视，政府对华校的津贴采取偏低及偏少的处理手法，所以，注册法令表面上对华校有积极的意义，而且也有出自善意的一面，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处处显现偏差和脱轨。政府有意整合华校，使华教“四海归宗”，然而，所用方法南辕北辙，效果相反，华教如何本地化呢？

从学校注册条例通过及执行以后的十几二十年间，无疑的，是战前华教最艰辛的决定性年代，我们有严苛的法令、偏差的执行政策以及态度不诚恳的执法人员，作为民办的教育单位，在前无真诚实学的指导人员，后无坚强可靠的支持者之下，如何在封闭、搜查、拘捕、吊销及驱逐的声浪及行动中，继续继往开来，厚扎根基，实在非有恢宏的气宇、刚强的毅力以及过人的胆色不可。而我们这个热爱教育的民族，就在这一片嚣嚣嚷嚷的洪浪中，彼此互相配合，上下同心，为华教唱出美丽的“明天会更好”的歌来。

无可否认的，华教面临的是险恶的困境，注册法令之外，世界经济衰落的打击更是无法估计的，从先贤们四处奔走寻觅经济源头这一事实，就可以知道其十丁击面之深广了。道路是曲折维艰的，但是，在先人奋力之下，华教终于渡过了层层的险境，无论是殖民地、马来联邦及马来属邦，都欣欣向荣，学生人数节节攀升，为各民族之冠。在本区域内，实在找不到其他民族有过这样的奇迹，也实在找不到其他民族曾经吃过这样大的苦头。

第三节：多元及全面的发展

经过1920年注册法令历练之后，华社这首教育歌调整曲调之后，不但悠悠雅雅的重心吹奏，而且调子越来越悠扬，越唱越动听。

为了提高华族子女的教育程度，也为了提高华社的文化素质，二十年代以后，华社开始致力于中等教育的拓展；几间著名学校的初中部，都是二十年代以后才发展出来。钟灵(1923)、育才、尊孔、中化(1924)、培风、坤成(1925)，都是很好的例子。中学是小学教育的延伸，在学校注册法令的威胁之下，华社义无反顾的勇猛前进，把教育往前再拓展，可见华族对中等教育的重视了。

除了正规的中等级教育之外，这个时候华社也开始发展其他辅助性的教育，是华文教育朝向全面性及多元性的发展。这里，我们分类来叙述：

A．夜校

作为辅助性教育之一的夜校，几乎可以说与华教同时起步。民国开元以后，夜学的兴办更如初春的花蕾，到处绽放，无处不飘香。一直到二次大战为此，夜学在华校里继续维持着一定的重要地位，并且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可谓历久而不衰。

从教育的角度来考虑，夜学无论在办学上及教学上，其难度都比正规的日校高得多。它是一种通俗性及辅助性的教育，学科没有日校的周全和完整；来学的年轻人，年龄不相同，程度也不划一，此外，日间职业不一样，工作时间长短、辛劳也不一致，所以，学习态度及精神相差颇大。另一方面，学制本身也和日校不同；就夜校的通例而言，学生可随时入学、退学及转学，上课时间只夜晚七至九时，教员大部分是兼职的，有的甚至义务性质。在上述种种条件的局限之下，夜学的效果自然不如日校了。尽管如此，在这个阶段内，我们仍然看到许多夜校不断涌现，成为华校多元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这个阶段里，我们不但看到夜学不断涌现，也看到许多停办的夜学纷纷复办，更看到不少日校兼办夜校，为华教带来片片可喜的消息。以新加坡、槟榔屿及马六甲三个殖民地来说，夜校的间数都维持在一定的数量；新加坡最少的时候是1问间(1937)，最多是31间(1930)；槟榔屿最少5间(1932)，最多12间(1938)；而马六甲最少1间(1929)，最多是4间(1938)。其他四州府及五洲府的情况，也与此相若。

从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末期，夜学几乎普遍的存在着，学生数字以及所占百分比尽管时有增减，却在各州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不可少的辅助性教育。在三十年代初期世界经济不景气之际，新加坡及槟榔屿的夜学反而有上升的趋势，最合理的解释是，经济恶劣迫使年轻人辍学投入社会，却又苦于精神匮乏，于是，纷纷涌向收费低廉的夜学去。这样的解释如果符合事实的话，那么，夜学的重要及价值更显而易见了。

B．师范教育

师范教育的兴办，和小学教育的兴衰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师范班是小学教育之母，有了师范班，小学师资才有来源。早在新式教育降临时，先贤就有此认识了。槟榔屿中华学校兴办后两年(1906)，在梁廷芳的再三建议下，中华学校就兴办起师范传习所，成为区域内最早的师范教育了。因此，师范教育对本区而言，几乎与华教同步发展。

师范教育当然有异于中学教育，以当日区域内文化及教育情况而言，增办师范科培养师资恐怕比添办中学准备升大学来得实用，所以，我们看到新加坡几间著名的女校，纷纷舍中学而办师范班。至于马来半岛，情形也复如此，槟榔屿福建、辅友及协和三女校很早就办起师范班，霹雳的育才、和丰的兴中、吉隆坡的坤成以及加影的华侨，也都很早创下同样的纪录。

C.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指的是国民基本教育，一种强迫性人人必受的基础教育、平民教育。然而，在本区域内，所谓义务教育，指的是一种不收学费、教员不支领薪水的平民教育；它的产生，与华族的平穷落后以及政府不资助华教有着密切关系。以1931年为测量点，新加坡华族受学儿童占华族人口百分之2.9；换句话说，百人当中只有2.9人是华校的在籍学生。其他各州华族子弟的受学率也都非常低，彭亨一百人当中在华校受学的儿童还不足一名。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得到，那是一个文盲落后的社会，是一个平穷难堪的社群。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有识之士乃起而倡议免费的义务教育，希望挽狂澜于既倒，拯救这个文盲落后的社群。

作为辅助性的义务教育，可以有若干种形式，有的是通过夜学来推行，有的通过平民学校来执行，有的以半日式学校来发动；形势尽管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点：不收学费，只收堂费，或学费非常低廉，达到人人进得起的地步。

二十年代是新加坡义务教育的鼎盛时代，许多学校都以“义务”为校名，创办于这十年间；此外，平民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潮，从中国刮向南洋后，以义务的性质出现在本区内，觅得发展的土壤，茁壮成长，造福社会。流风所及，马来半岛及东马二州先后也都创设了许多义务性质的平民学校。

对于一些正规的学校来说，利用现有的资源加辟义务教育，可谓轻而易举的事。整个二十年代，我们看到学多正规学校积极参与义务教育的工作，可见它在当时十分迫切的，也是极富意义的。比如著名的养正及端蒙二校，前者于1923年9月开办了半夜义学班，后者也于相同的时间内设置了义务夜学；来学的学生，“一律免缴学费，书籍用具由本校供给”。

马来亚半岛的情况也和新加坡相类似，整个二、三十年代，因为环境的迫切需要，平民义务教育都非常流行。今天，许多市镇以及州属，都保留了以“平民”来命名的学校，就是这段历史的遗迹了。

D．职业教育

作为辅助性教育之一的职业教育，其范围相当广，举凡所授的学科与社会各种行业有直接关系的，都属于职业教育；以本地区而言，工商科应该是职业教育的主流，也最为人所乐于接受，其他美术科、农科、体育科及水产科等的教育，也曾在本区域内出现。

职业教育在本区下种及开花，最大的功臣应该是提倡实用主义教育的黄炎培；在他的提倡及鼓吹之下，华社不但兴办起一些职业学校，也在许多学校内推行实用性、职业性的教育，使学生接触社会上各行业的运作知识。以职业科为主流的学校，规模最大的要数新加坡的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了。该校创设于1919年年底，设有商业科、藤工科、木土科及国技科；为了让学生获得具体的实习经验，校内并设有银行、商品陈列所、工厂及木土场，设备相当齐全。

由于职业学校开设科目完全以实用为主，学生即学即用，所以，颇受社会欢迎。以南洋工商补校为例，不但数度停办数度复校，而且学生一日多一日，连外国人士也想报名上课，可知职业教育之广受欢迎了。因此，在南洋工商补校创办之后，区域内其他华社也开始增办这种教育了。试读这份职校名单：

1.槟榔屿商业学校一一创办于1913年。

2.槟榔屿女子工商学校一一创办于土923年。

3.柔佛工商补校一一1923年创办于新山。

4.新加坡华侨义务学校商业补习班一一1923年成立。

5.槟榔屿中华商业学校一一前身为中华、商业二校。1926年合并。

6.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一一创设於1923年。

7.巴双商业补习学校一一创设於1923年。

8.新加坡初级商业学校一一创设于1936年。

9.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一一1938年创设于新加坡。

10.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一一1939年创设于新加坡。

11.道南学校附设商业专修班一一1940年创设于新加坡。

这些职业学校、专科班，可以说是本阶段内华社所创办的另一种教育，配合着正规教育，成为华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四节：日治时代的华教

正当华教全速地朝向多元及全面发展的时候，北方的战火蔓延到本区来，将华教焚烧并且几乎火化了。

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奉日皇诏令向英美宣战，一面派兵偷袭珍珠港，一面南下占领本区，进而囊括整个东南亚。他们从泰南挥兵南下，两个多月后，即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宣告沦陷，本区进入三年半的血腥统治。新加坡沦陷后，日军即设军政部，将本区划为十州、一特别市；并改称马来亚为马来，新加坡为昭南岛，槟榔屿为东条道，后易为彼南州。

在日军南下之前，华族由于迭次掀起反日运动，早已风声鹤唳，危如累卵。日军抵步之后，华教全面进入黑暗时代，学校被关闭，校舍被占领作为军事用途，校园被辟为菜园，师生被逼种菜，图书设备被焚烧，生员被凌辱，并且惨遭杀害，种种惨状，不一而足。

沦陷后的本区，华教是日本军政府首要对付的对象。华教的批准复办，不但落在各语文学校之后，而且还设下各种的规定来压制华教。底下是已知的一些规定：

一、大量削减华教数量

以新加坡为例，日本军政府首期只批准25间华教复办；原本有数百间华教的新加坡，一役之间只允许25间复办，适龄儿童不是失学，就只好被逼转往日本学校就读，其惨状可想而知。马来亚半岛的情况亦复如此。

二、削减华教的文化特色

华社办学素来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所以，举凡课本、校训、校歌及校名等，都莫不寄托崇高、寓义深远。以校名来说，新加坡的养正、崇本、爱同及端蒙，吉隆坡的尊孔、坤成等，都是极富中华文化的特色；至于校训、校歌及校徽等，也莫不如此。

日军接管本区后，通令所有的学校以街道为名，不准沿用旧名；试读新加坡的：几个例子：

养正学校一一乞纳街华文学校

工商补校一一欧南路华文学校

崇本女校一一亚里哇街华文女校

端蒙学校一一丁路华文学校

爱同学校一一直路亚逸华文男校

经此改易，深具中华文化传统特色的校名乃荡然不复存在了。至于校训、校歌、校徽及课本等，不是明令更改，就是索性禁绝。不久之后，军政府干脆把校名上的“华文”二字取消，其街名用片假名拼写，于是，华教特色就彻底泯灭了。

三、改变学制，泯灭各校校格

华文小学原本是六年制，初等四年，高等两年；日本军政府接管之后，一律改为七年制。中学原本六年制，高、初中各三年；军政府一律改为四年制。似此改变，完全以日本教育制度为依据。更荒谬的是，各校上课时间一律按照东京时间(东京时间比本区提早两小时)，改为上午十时上课，下午三时放；平白地浪费上午八时至十时两个小时。

四、撤换课程内容及教学重点

日本政府在南侵之前，即已明白指定，在占领本区之后，其教育政策是“驱除一切英国教育而实行帝国教育；为了达到此目标，必须采取诸多办法，其第一条为：“马来已为大东亚共荣国之部分，所以其地施行之教育”，亦应为增进帝国与马来间之关系，而谋获大东亚之光荣与繁荣者。”为了“实行帝国教育”，为了“增进帝国与马来问之关系”，所有学校的课程及教学重点必须重新拟订及安排，尤其是最富仇日的华教。

刚复办时，华教尚能以中国国语、国文为主科，废英文改授日文；然而，不出两个多月，日语日文成为主科，华文每天只有一小时；最后，除一小时的华文外，其他各科皆以日语为教学媒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谓华校华教，实际上已名存实亡。等到军政府将校名上“华文”二字取消，改以街名为校名，华校连名义上的存在也都消失了。

五、贯输日本文化，加速同化

除了撤换课程内容及教学重点之外，另一积极的手法便是贯输日本文化，加快同化本区人民的步伐。

沦陷后不久，军政府通令，所有华教每天上课之前，必须举行宫城遥拜的仪式；内容为：

1.全体师生面向东方；

2.宫城遥拜最敬礼(深鞠躬)；

3.全体肃立；

4.师生面向前方。

并且奉读日皇大诏。仪式由校长发号施令，全体师生听令如仪，养成效忠日皇的意识，培养挚爱日本文化的精神。

除每天举行宫城遥拜仪式之外；学校及公共假期也重新拟定，完全以日本为标准：

本区沦陷时学校及公共假期一览表

一月一日	四方拜
一月三日	元始祭
一月五日	新年宴会
二月十一日	纪元节
二月十五日	马来新生纪念日
三月六日	地久节
三月十日	陆军纪念日
四月三日	神武天皇祭
四月十日	靖国神社例祭
四月二十九日	天长节
五月二十七日	海军纪念日
六月二十五日	皇太后陛下御诞辰
十月十七日	神尝
十月二十三日	靖国神社例祭
十一月三日	明治节
十一月二十三日	新尝节
十二月八日	大东亚圣战纪念日
十二月二十五日	大正天皇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