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
第四章 发展的时代
引论
国家独立之后，华文教育不但难于分享到国家自决、民族自主的丰美蛋糕，而且由于主调已定、政策不改，华教的山径越走越崎岖，华社的三部大合唱越唱越沉重。
首先是报告书、白皮书及法令依然仿效独立之前，接二连三的出笼：一直到上个世纪结束的前夕，政府当局并没有放松脚步，继续驾御着那部独立专号，奔向高速公路，超速飞驰。1961年教育法令、1972年教育修订法案、1979年内阁教育报告书以及1996年教育法令等等，分别对华教进行不同级数的统合，也先后给华社带来一波又一波的震荡和压力，造成不安和崩析。
其次，在既定教育政策之下，各类行政指令也扮演了不同的统合角色，华小集会国语化、综合学校计划、不谙华语者任高职以及宏愿计划等等，纷纷伸手，争先恐后，希望在整合的工程上砌上砖瓦、铺下沥青。统观独立后至新世纪来临之间的四十余年，华族的教育和华族的经济、政治、宗教及文化等，有着相同的命运，转入一个难以预测的新阶段。
在这样不稳定的历史转折过程中，华族为着自卫，也为过着可以信赖的日子，更为着国家未来的福祉，不得不推出一些行动。
对华教及华社而言，华文中学改制的结局是文化上的一大挫折；这场原本可以以双赢的局面收场的教育改制，却因为技术官僚的失误、行政指令的乖张以
及政治道德的缺席，而给华社及国家带来严重的损失，华文教育因而倒退十年，华族文化也因为停滞不前而偏枯。为着彻底解决这个纠缠不清的梦魇，华社在沈
慕羽的带领之下，不得不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一一争取华文列为官方语文。1952年副钦差大臣麦基里莱告诉林连玉说：“依照联合邦协定来看，你们华文是没有
资格(教育马来亚的国民)，因为你们的华文不是官方语言；”无情现实惊醒梦中人，这是华族争取华文官化的最大动机和原由。正如林连玉后来说的：
1958年3月27日在陈祯禄的安排之下，三大机构代表谒见首相东姑，摄于首相署会客室，左起沈慕羽、吴志渊，林连玉、陈济谋及温典光。
自1953年以来，我曾经好多次公开的指出，官方语文在马来亚变成一把刀，利用这把刀可以扼杀我们宝贵的文化。现在我的话应验了……我们支持马来文列为官方语文，他们反而应用官方语文把我们固有的文化排除；我们除了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外，是否还有其他途径可走？华社惟有争取华语华文为官方语文，将华语华文纳入国家语文的轨道内，分享国家独立果实，才能避免被开除国籍。换句话说，华文官方运动完全是“被迫上梁山”的，完全是出于保本护根的一种运动，绝无伤损他族文化的心意及动机。
华文中学改制摧毁了华教完整的教育体系，也摧毁了朝野及族群内互信互赖的融洽和合作，华社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痛定思痛之后，只有自力更生从头来过。独中复新运动是华社及国家划时代的创举；在当今的世界里，我们看不到任何族群、任何国家，在短短的十年之内，耗费几十亿的开支，开办出这么多的学校，并且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除了我们可爱的马来西亚。然后，我们又看到这个族群，马不停蹄的忙着策划兴办大学；他们发动草根群众、社团等等，签名盖章，向最高元首恳求恩准；被批驳下来之后，他们竟又和政府当局打起官司来……把这些活动置入华教史的激流里去观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华族文化保本护根的一种运动。策划及推动这些活动的工作者，都应该受礼敬，因为他们为大马保存了一支优秀的东方文化，使大马在打造自己的文化时，不会因为单支独传而陷于自闭、单调，或因血统太近而枯萎、后嗣不昌。
在当局给予打造马来亚文化的关头，除了华教工作者逆流而上之外，华社其他文教团体及个人也加入这场惊天动地的伟大工程，为华族保本运动捶打新出路、开辟新方案。
1983年大马各州大会堂及董、教总等向文青体育部提成<国家文化备忘录>，1985年大马全国华团发表<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1991年董教总、雪华堂、南大及留台校友会提呈<对1990年教育法令草案的意见>等等，对华社及国家种种课题发出公民诤言、民族谠论，足以垂范青史。
其中，有关语文教育事项，以(联合宣言)为例，就开列了十八项：
1.我们接受马来西亚语文为我国的国语，作为我国多元民族社会的共同语文，然而国语作为各族共同语文的特殊地位，不能作为语文同化或语文歧视的根据。从这个意义出发，我国各族人民的语文地位是平等的，应具有同样的尊严，得到同样的尊重，同时应可在各领域里自由使用。
2.当局必须停止通过立法或行政权力强行语文同化或语文歧视政策，以确保各族人民自由学习和使用其他母语母文的基本人权和宪制权力不受侵犯。当局必须废除
3.当局必须撤销1961年教育法令第21条(2)，并确保国民型小学永不变质。
4.国民型小学的教学、教材、考试、行政、集会、师资训练等语文必须是母语母文(非母语语文科除外)。
5.当局应该放弃通过KBSR(即3M制)及综合小学计划使国民型小学变质的企图；同时，在课程与时间分配方面，应根据国民型小学的特点(如需学习三种语文)，灵活处理，不应强调与国民小学一致。当局应与华、印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文教团体进行协商，解决实行KBSR所出现的问题，包括师资不足，每班学生人数过于拥挤，语文科教学时间不足等。
6.各类型与源流学校在拨款、建设、设备、师资及各种辅助计划，必须得到公平待遇，不可厚此薄彼。
7.应根据人口增长的比例，合理的增建国民型小学及拨地扩建分校。对校地不属于政府的国民型小学，在建校经费方面，政府应遵守一元对一元津贴的诺言。
8.各师训学院应增设或扩大华、印文组，放宽华、印文组的录取资格，华、印文组学员无需拥有SPM马来西亚文优等。
9.当局应豁免非政府校地国民型及华文独立中学的地税。
10.政府应承认华文独立中学对国民教育所作出的贡献及其存在的意义，在经济、师资训练、建校、设备等方面扶助独中的发展，准许华文独中迁校、建立分校或新的学校。
11.承认独中高中统一考试文凭，作为小学师资训练的资格，解决华小师资不足的问题；此外，国内各大学，特别是中文系，亦应开放给拥有高中统考文凭的独中毕业生。
12.国内各大学都应设立中文及印文系，以培养华、印文中学师资，及扶助华、印语文文化的发展及促进文化交流。
13.当局应规定母语为学生的必修科，列为正课，并提供统一的课程，充足的教材与合格的师资。
14.政府寄宿中学、工艺学院及职业学校等，应公平录取各族学生。
15.国家应提供更多大专及大专以上的教育机会，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水平，以应付国家建设之需要，鼓励民间增建大专学院，以解决严重学额不足的问题。
16.主张废除国内各大学招生的种族“固打”制，代之以学术成绩作为录取的主要标准，同时对贫穷学生，应给予特别照顾；国内各大学所附设的先修班应开放给各族的学生；教职员的聘请升级应以学术成就、资历与工作表现为准，不应以种族为根据。
17.政府奖学金的颁发不应具有科族偏见，应给予经济上真正需要的各族优秀学生；此外，应设立更多贷学金，供各族贫穷学生申请。
18.政府应承认前南大及台湾各大学的学位文凭，不应对他们有所偏见。
十八项中，上至语文教育政策，下至各族学校课程的拟定，以至于师资的培训、款项的公平发放、统考文凭及外国文凭的承认等等，都无不反映了国家在整合教育及文化的大工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
1960年4月29日晚，教育部长达立招待世界教总亚洲区会议代表，左起为达立、丁品松及林连玉。
第一节：达立报告书
1959年国会大选，联盟在104席中赢得74席，继续执政。为了消除华、巫两族对拉萨报告书的不满，联盟政府于1960年2月成立以教育部长达立为主席的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检讨拉萨报告书的规定的各种教育政策，以及其实施的情况及功效，藉以提出改进的新建议。
经过半年的检讨，8月3日该委员会正式发表其报告书，是为拉曼达立报告书，简称达立报告书。报告书分21章，底下是报告书涉及华教的几个重要建议：
A.免费母语小学教育
小学教育将有马来文、英文、华文、淡米尔文四种类型的学校；马来文小学改称国民小学，其他语文源流的小学则称为国民型小学。报告书建议自1962年正月1日起，政府将进行全民免费的小学教育。
B.中学
报告书建议，自1962年1月1日起，全马只有两类中学，即全部津贴中学及独立中学；前者以英、巫为教学媒介语，由政府全面辅助；后者不符合政府教学媒介语等的要求，由民间自负盈亏。华文中学自战后逐渐获得政府部分的津贴，政府也为华文中学举办公共考试，获得政府肯定；自1962年正月以后，这些津贴全部取消，地位也不明朗。
C.独立中学
根据报告书，独立中学将是“法外学校”，收容超龄生及落第生，成为一种特殊的学校。
D.考试
所有接受津贴的中学，必须参加政府举办的公共考试；这些考试，完全用马来文及英文出题及作答。过去政府为华文中学举办的初中三会考、华文中学升学考试及华文中学离校文凭考试，全部终止。
E.最终目标
1956年拉萨报告书为国家教育设下“最终”全面马来语化的“目标”；达立报告书继承拉萨报告书，再提“最终目标”，报告书第19条说：“利用国语教学为最后之目标；，至于改制中学，最终还必须再次改变其教学媒介语，从英文再改为马来文。
考虑过报告书的内容后，我们就知道它对华教的冲击是空前的。首先是它推翻了1956年拉萨报告书的内容和精神，拉萨报告书已清楚地肯定华文中学的地位；即使为千夫所指的巴恩报告书，也清楚地认为各族的教育及文化应受到保存和发展。然而，达立报告书恰恰相反，第20条说：“在一个真正国家性的政策之构造中，欲满足国内每一个语言文化集团的个别要求是不可能的。”达立报告书的排他性及独尊的态度，注定它是份狭窄及封闭的报告书。更令人惊讶和不安的是，达立报告书竟以不被1957年教育法令所采纳的“最终目标”作为基本精神及政策。换句话说，拉萨报告书提及的“最终目标”，在1957年教育法令内已不再出现，使华教的继续存在获得一线生机，然而，达立报告书又将它还魂，给华教套上一条颈绳。
报告书从拟定到发表，除了梁宇皋等三人参与其事外，华社任何团体及阶层未曾被咨询过，至于华社三十一份备忘录中，有多少分被“适当地考虑”，甚至被“分析”，并“保证每一种涉及主要政策之意见均受到委员会直接或间接地……注意”，那就不得而知了。为着团结国家，理想的主政者急欲整合马来亚各文化及民族，然而，用什么手段来整合？合不合理？华社人不认同？背后有没有复杂的动机？还有没有更佳途径？这些，都是学术性的课题。
8月8日，国会召开会议，报告书的提案在议程中。8月10日，国会开始辩论教育报告书。辩论中，以进步党辛尼华沙甘(D. R. Seenivasagam)反对最激烈，他认为教育报告书(一)违反宪法对维护各族语文应用的保证；(二)若干建议破坏了拉萨报告书的精神；(三)实施后，等于宣布本邦华文教育死刑，所以，他反对该报该书。国民党拿督翁则指责华校继续使用“中国国语”为教学媒介，建议政府应当在十年内取消华、印文小学的津贴。马回教党的议员则批评报告书仍然强调英语的教育地位，不符合当今的国情，建议政府严格执行“一个民族，一个语文”的主张。至于华族议员，除了独立议员陈世英建议改制为“操之过急”，并认为津贴中学应继续存在之外，其他属于马华公会的华族议员都纷纷表态支持，槟城北区倪宗吉说：“要求展缓讨论报告书就是阻碍建国。本邦大多数华人支持教育报告书。”财政部长陈修信说：“反对教育报告书的人是不懂教育的人，是另有居心的人。报告书不但没有消灭华文之意图，而且使华校历史展开新页，免在受‘经济问题’
的烦恼。”卫生部长翁毓麟说：“我觉得凡是真正效忠于本邦的人，都应该支持报告书的建议，这份报告书是最佳的报告书……”司法部长梁宇皋便是左右开弓，既指斥林连玉是“走江湖，为了牛油面包”，又批评辛尼华沙甘是“歹徒的辩护律师”，他说：“辛氏是锡兰人，不懂华文，没有资格维护华文，不能谈华文教育……联盟政府尊重各民族文化，1962年给予华文小学免费教育，怎能说是压制华文教育？华文中学改制，学生有出路，便利升学……”
华族议员的态度，和其他民族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蔚为奇观。就在马华议员一片赞颂及支持之下，教育报告书终于在8月12日三读通过。
从马华国会议员的言论中，即知马华公会新领导层对华文教育的立场和态度已经彻底转变；陈祯禄“衷心拥护马华公会联合所有华教董教而组织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之计划”的时代已过，林苍佑“我们确认各族母语教育共同发展的制度，是建立独立的马来亚文化，最合理和最有效果的制度”的时代也已过，新领导层不但无意接受华教工作的立场，而且也准备在适当的情况下妥协和让步。大合唱的琴师脱队，鼓手变节，华族的教育歌如何唱下去呢？
第二节：1961年教育法令
达立报告书发表以后，得到马华公会全力的支持。他们最大的理由是华小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华小董事不必再为经费奔劳，享有六年免费教育，改制中学三分之一教授华文，使华文教育和国家教育接轨。其他诸如离校年龄提高至十五岁，增强华族子弟的英、巫语言能力等，也都是他们的原因。马来亚毕竟是个多元民族及文化的国家，华教能拥有完整的小学，改制中学三分一课程采用华语教学，公共考试以教学媒介语进行，华族文化还差强可以维持一个局面。问题是，他们所说报告书的建议是否都是事实?或者政府是否诚心认真地执行？
首先，所谓“改制中学三分一之华文教学” 自始至终只是教长个人的承诺，并无法律上的约束。“三分一华文教学，，自谢敦禄8月7日上午率团晋谒教长之后，就由他传出来；其后，一直成为马华公会宣扬支持教育报告书及改制华文中学的重要理据之一。我们在报告书内既看不到这样的条文，在教长动议通过报告书的演词中也找不到这样的保证，一直到1961年7月15日，教育部发表的文告，才正式白纸黑字写着：“全部津贴中学是可以用三分之一时间教授华文科。”即使是如此，那也只是一个文告而已，1961年10月21日国会通过的1961年教育法令，就没有这样的一条条文。像这样的“保证”，是不是可靠呢？
为着加速推动华文中学改制，当局印制大量的宣传品，发给家长、教师，董事；这是给家长的宣传品。
这是给校董的宣传品。
其次，所谓“三分一”是何所指？是三分一时间用来教授华文科呢？还是允许其他科目也用华语教学，使华语教学科目占总授课时间的三分之一？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些科目呢？将来这些科目的公共考试用什么语文呢？这一连串的问题，谢敦禄没有解释，教长也没答案。1961年7月15日教育部长发表文告，对“三分一”加以解释。根据这份文件，所谓“三分一时间教授华文”，是只局限于“中华语文”及“中华文学”的“华文科目”内，也就是华文中学传统的“华文”课，根据他的解释，“华文科目”每周可以多至675分钟的教学，那已经超过总教学时间的三分一了。问题时，“华文”科真的可以占675分钟吗？根据林连玉的研究分析，所谓“校长可以斟酌在指定多到360分钟时间教授华文科目”的说法不但是不实际，也是虚假的。
自报告书提呈国会讨论开始，马华公会和华教工作者就俨然成为两个团体，既无法诚心诚意坐下来协商，也无法合作规划一些策略和方法来捍卫华文教育。我们看到的是互相批评、指责和谩骂，最后是悲剧环生，让亲者痛仇者快。民族大合唱变成哀歌了。
就在国会上、下议院分别通过教育报告书后，就在华社越来越多团体发表反对言论之际，马华公会及政府也开始行动了。
首先是马华公会。马青团正副团长李孝友及李三春为配合政府的教育政策，自9月底起，在雪州境内举行一连串的群众大会，宣传新的教育政策，“在将来的国民中学里，教授华文的时间将与英、巫文一样，各作三分之一”。10月中旬，梁宇皋、翁毓麟也加入宣传行列，为华文中学改制推波助澜。
其次，是官方的宣传单位了。联合邦新闻部在10月中旬，一口气印制了四分华文宣传资料，向华社宣扬达立报告书及华文中学改制的优点。
在马华公会新领导层及政府当局的凌厉攻势之下，华教工作者不断出手反击，双方互相交锋，不断互相批评、攻讦，最后，马华公会华教中央委员会(三大机构)不得不拆伙分手，这真是华社的不辛。
三大机构拆伙之后，华教工作者顿时陷入孤单无援的境地，马华公会摆脱华教人士后，却更加积极和自由的和政府联手，积极倾销华文中学改制及新的教育政策。1961年7月11日期间，李三春、李孝友及李润添等，分别多次通过马来亚广播电台，以播音的方式向华社倾销华文中学改制；配合马华公会要员的宣传，政府教育部及新闻部也分别印制及派发大量的华文传单和文告，向广大的华社大搞宣传战。
就在华社毫无反击力量之下，10月21日，教育部在国会里提出(1961年教育法令)，把达立报告书的建议作法定的实施。法令对马来亚的教育政策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然而，对华文教育则有着关系存亡的深远的影响。这项法令也包含了一些1956年政策以来所需的发展，并巩固了1957年教育法令及1957年教师注册法令，把一切有关华教立法集中在一起。
第三节：华文中学加速改制
1961年教育法令的内容基本上来自达立报告书，而且本质上也与1957年教育法令大致相同，要点相当多；不过，最引人关注的有两点。第一、它规定，在公款支付的中学里，必须以英、巫两种官方语文中的一种作为教学媒介语，并且以利用巫语教学作为最终目标。因此，法令规定自1962年起，马来亚只有两种中学：完全津贴中学(以巫语为教学的国民中学及以英语为教学的国民型中学)，及私立中学(独立中学)。第二、法令第21条2项说：“当部长认为国民型小学转为国民小学的时机成熟，部长有权命个它改为国民小学。”根据此条文，法令不但将国家教育政策内的华文教育体系局限于小学阶段以下，而且还赋予教长特别的权力，随时操控华小的生命。华小是华文独立中学的生命线，华小却操控在教长手中，那么，华文独立中学的生命也等于落在教长的手中；说得清楚一点，华文教育的生死存亡几乎就握在教长手里。
在所有华文中学改制的事件中，以吉隆坡尊孔中学的改制最令人关注及最具代表性。尊孔是吉隆坡的名校，吉隆坡是马来亚联合邦的首府，所以，尊孔是全马百余间华文中学的第一校，有领导性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他是林连玉先生执教的中学，其进进退退都是全马华文中学马首是瞻的模范对象，有着关键性的效应。因此，它的改制与否，是整个华社关注的对象，也是主政者期盼夺下的一座堡垒。
1961年12月9日，马华公会正式发函邀请董教总及吉隆坡四间华文中学，出席12月22日由马华公会主持洽谈改制课题的会议。董教总基于原则，不同意马华公会“先改制，后洽商”的改制方案，拒绝派遣代表出席。12月22日会议召开时，马华代表是李润添、梁宇皋、李三春、黄谭顺、杨雪华；四中学董事代表是刘甫秀、叶两河、林添良、詹汉昌、刘怀谷、蔡荣兴、曹尧辉、陈泰阶及吴桂庭。主席是李润添。
根据他们的设想，华文中学改制后将一校分成两制，上午班是改制中学班，下午是私立独中班。上午班不但融进国家教育体系内，而且还保有三分之一华文及华语教学；下午班则独立于国家教育体系之外，保有原本华文中学的性质和特色。从这次的会谈，我们清楚地了解了马华公会新领导层对华教的设想：他们希望走国家教育体系的路子来保存华文教育，所以，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也是维护华文教育；但是，他们似乎忽略了：在这样的路子之下，华文教育还能存在吗？
1962年5月15日，联合帮新闻总监苏比宣布：联合帮教育部长阿都拉曼·达立，经已接受吉隆坡尊孔中学申请为国民型中学。
张士元，在政治人物多番的游说后，尊孔中学董事会于1962年1月27日经董事张士元提议，李润添和黄谭顺附议下，通过接受改制。
李三春1961年7月2日及3日一连两天上广播电台，宣传改制的好处。
身为马华公会文教组主任以及尊孔中学董事的李润添于1966年11月5日上电台广播，鼓吹华文中学改制。
1961年12月7日，财政部长陈修信等人约见吉隆坡华文中学董教负责人，游说他们接受改制。会上，陈修信说：”……我总不明白，为什么许多华文中学不接受全部津贴。据我所知，政府对改制中学有颇多好处，接纳改制后，学生学费可以减轻，家长负担减轻，教师生活获得保障。此外在国民型中学里还有三分之一时间教授华文。在这种情形下，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呢？”
李孝友是鼓吹华文中学改制的另一位“有功”人物，2000年他向华社道歉，承认当年上当，做错了事。
尊孔中学的改制，无疑的，黄谭顺和李润添两人居首功。李润添是马华公会总部文教组主任，是马华公会重要党员之一；黄谭顺也是马华党员，原非尊孔董事，只是代表郑远送前来出席，却屡屡成为会议重要发言人之一；两人穿梭于马华公会及尊孔董事部之间，左右出手。原本支持董教总立场的华教工作者在缺乏强人领导之下，孤掌难鸣，逐渐陷入弱势，最后失败出局。
尊孔接受改制，使华教大崩溃、大决提，也失掉最大的堡垒；新闻总监苏比在宣布尊孔改制时，记者曾如此报道：
苏比将这间历史悠久之华文中学一一尊孔中学，形容为：遐迩闻名之华文中学，素来视为本邦其它华文中学之示范中学，在华文教育界上居领导之地位，如今接受改制为国民型中学，这样一来，无疑的，将会给其它华文中学立下一个好榜样。苏比说：尊孔中学终于接受改制，已显示政府经成功地向人民大众解释了本邦教育政策之真正精神。
苏比的说法完全是正确的；这间著名的华文中学的易轨，不但象征着华文中学最坚强的一关已陷落，也象征着林连玉执教的中学也背弃了林先生的教育路线。接下来，加影育华中学在李孝友的推动下，巴生光华中学在李荣德的鼓吹下，也都纷纷倒向改制的路线上；其他各州的华文中学，在尊孔改制风声初传之际，在舆论一片空白之下，也先先后后弃守易帜。
60年代华文中学改制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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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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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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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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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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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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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罗士打吉华、双溪大年新民、居林觉民、亚罗士打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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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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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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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灵、槟华女中、菩提、协和、圣心、中华、修道院、日新、恒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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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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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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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华联、江沙崇华、和丰兴中、怡保三德、怡保圣玛利亚、怡保培南、怡保育才、怡保吡叻女中、华都牙也育群、金宝培元、美罗中华、安顺三民、实兆远南华、红土坎天定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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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兰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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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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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公教、吉隆坡尊孔、吉隆坡中华、巴生光华、巴生中华、加影育华、适耕庄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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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美兰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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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振华、马口启文、庇劳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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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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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育民、浮罗士邦华文中学、马六甲华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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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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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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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加末昔华、利丰港培华、丰盛港培智、笨珍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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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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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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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冬启文、文冬公教、劳勿中竞、金马仑中学、立卑中华、关丹中华、文德甲华联、直凉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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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加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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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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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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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兰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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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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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打峇鲁中华、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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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拒绝改制华文中学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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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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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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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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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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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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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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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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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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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保深斋、班台育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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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兰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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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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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坤成、吉隆坡循人、巴生兴华、巴生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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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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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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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蓉中华、波德申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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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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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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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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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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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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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銮中华、麻坡中化、峇株华仁、永平中学、新山宽柔、新文龙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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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华教的低潮与独中复兴
55间华文中学改制以后，华教立刻陷入低潮，面临莫大的困境。
华文中学改制后，超龄生一夕之间无书可读；此外，由于教学及考试媒介语骤然转变，再加上课本及教师的不同，许多学生无法适应，于是。初级教育文凭(LCE)落地生迅速增加，成为改制的牺牲者，也无书可读。为了照顾这两类不幸的学生，一些改制的中学也兼办独立班，或称为“独立中学”，籍以招收这些人为的失学学生。
全国改制中学兼办独中且维持至今者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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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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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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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办独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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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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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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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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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罗士打吉华、亚罗士打新民、双溪大年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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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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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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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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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灵、槟华、菩提、大山脚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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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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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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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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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华联、江沙崇华、怡保培南、怡保育才、金宝培元、安顺三民、实兆远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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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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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兰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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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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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尊孔、吉隆坡中华、巴生光华、巴生中华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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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美兰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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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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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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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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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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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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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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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丰港培华、笨珍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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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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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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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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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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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保韵清合唱团是第一个为筹募霹雳独中发展基金义演的团体，左一为胡万铎，右一为沈亭，右二为陈孟利。
7月8日，霹雳董联会正式成立了“霹雳华校董事联合协助华文独立中学发展工作委员会”(简称“协助华文独立中学工委会“)胡万鐸担任主席，陈孟利和王挺生为副主席，沈亭为总秘书，霹雳州就此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独中发展基金筹款运动。
所谓独立中学，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型；第一类是自始至终都拒绝改制的那16间，第二种是改制后又兼办独立班的那21间；后者无论在学生的素质上、课程的衔接上乃至于硬休的设备上，都与未改制前的原校不可同日而语。
上述两种独中，都能够和政府的国民型中学竞争的，是那些自始至终坚持独立的华文独立中学，特别是柔佛州的那几间。至于改制后又兼办独立班的，根本就无法和他们争夺学生，即使是柔佛州，也莫不如此。情况最严重的是重灾区的霹雳州，这个原本拥有最多华文中学的大州，送走了华文中学之后，学生就一路暴跌；以育才为例，1959年拥有学生两千余名，改制后独中生减半，1970年仅存不及十分之一。
如果说1961年下半年华文中学纷纷改制是华教的黑暗日子，那么，整个六十年代的漫长日子应该是华文中学狂风暴雨的季节了。要了解这场暴风雨对中、北马华文中学的杀伤力，不妨读一下沈亭这段话：
在学生来源断绝的威胁下，全霹14间改制后依然保留着的独中，终于日趋式微，终日在风风雨雨中勉强维持，刻苦经营，经济上也就捉襟见肘，成了十足的一种苟延残喘的学校。一直到了1969年，最后一个毕业班离开学校之后，就完全依靠一部分依然恋念这“华文”二字的LCE落地生在维持。维持这样个破碎支离的学校，他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兹举其茕茕大者：
1.学生人数少，程度又参差不齐，根本无法编班。
2.收费过高，家长无法负担；收费少，学校无法维持。
3.因经济困难，待遇较差，好的师资无法长留，或以此为跳板，人皆五日京兆。
4.学生素质差，读书风气无法养成，因而造成各种奇形怪状乖张行为。
在各种急趋下坡事实相因相承之下，造成了社会人士、学生家长对华文独立印象坏到极点，认为这样的独中实在不须存在。有意无意推波助澜，起而促使独中早日死亡。如此种种，在1969年的一年之中，14间华文独立中因为没有学生要就读，先后停办了五间……当此之时，人人自危，剩下来苟延残喘9间……。
沈亭这段话，颇能概括改制国中、北马华文中学造成的伤害；也颇能概括一校两制下独中的悲惨遭遇。
从改制兼办那二天起，附设在国民型中学里上课的独立中学，就遇着一种很不健康的日子，第一、他们反主为宾，居无定所；第二、他们学生人数急降；经费立成问题；第三、他们专收落地生，沦为补习班；第四、他们师资无法寻觅，校长难为主持。
一校而制下的独立中学，改制后第一个十年的情况和遭遇竟如此悲凉，也许是改制前那些主张改制的董事们所料想不到的。
就在中等教育到了灭顶沉沦之边缘，以及华文教育开始陷入全面低潮之际，华族文化发挥了它内在的、与生俱来的强韧生命力，“自强不息”的古训开始昭示及启发华族；必须为昨日的种种付出代价，向历史忏悔，然后才能继续上车前进。于是，从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看到一系列的教育、文化自救的运动的出现。这些运动，基本上来说都是华文中学改制的反弹，都是华族为补过而作出不同形式的文化复兴运动。
第一个运动便是争取华文列为官方语文。
争取华文列为官方语文乃六十年代沈慕羽初任教总署理主席、主席时所发起的一项华社全民运动，运动的本质在解决华文教育及华族文化一揽子的问题。沈慕羽为马华公会第一批党员，也为青年总团副团长，有深厚的基层力量；他以政、教双栖的身份发起运动，结合政治工作者及教育工作者的力量，因利乘便来推动此釜底抽薪的运动，自有其胜人之处，且为他人所难成。无奈马华公会某些领导对华教看法有异，不但无法认同此运动，最后尚且以“自我断臂”的方式开除沈慕羽党籍来封杀此运动。
第二个运动是华文独立中学的复兴。
就在独中到了万劫不后的地步是，董教总联合马华公会教育委员会于1972年7月2日，假教总大厦召开了“全国华文独立中学董教代表座谈会”，讨论如何维护及振兴独立中学，使独立中学在国家教育体系内扮演积极的角色。而改制重灾区的霹雳，经过多年的浩劫之后，也有人开始醒酿该制独中。
哪里有黑暗，哪里就有曙光。就在那年的下半年，培南董事长曾教化及教师沈亭联合提出集董教总力量，对症下药为华文中学开药方的振兴方案。经过数个月的奔波和筹备，第一个全州九中学校长联络会议在11月25日召开，大家都认为独立中工作者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为国家教育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1973年4月中旬，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霹雳华校董联会主席张国林召开了一个划时代的会议，会议通过九间华文中学来函所作有关筹款的建议，并即席成立“霹雳华校董教联合会协助独立中学发展小组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为霹雳九间华文独中筹款一百万元，充作发展基金，正式展开历时十余年、工作艰难的独立复兴运动，为华教发展史写下光辉的第一页。
第五节：独立大学与大专学院法令
第三个运动便是高等教育创办的倡议。
华社发动高等学府的创办，有远、近两个原因。五十年代南洋大学创办时，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完成了华教从小学到大专的教育体系。所以，南大招生时，在马来亚遍设考场。新、马分家后，南大虽然成为外国大学，依然接受大马的学生。1973年年底，新加坡教育部宣布次年起停止在大马招考新生，使大马华校生顿时丧失了一条升学的管道。教总副主席陆庭谕立刻呼吁，“我们应该创办一间华文大学”。
至于创办独大的直接近因，可以说是政府一手造成的。
1967年9月，教长佐哈里突然宣布，只有教育部批准的学生，才获得外国使馆的入境签证，可以前往深造；10月中旬，教育部再宣布，凡想出国念大学的，必须考取剑桥或马来西亚教育文凭，才可以获得教育部的批准，取得外国使馆的签证。消息公布之后，华社哗然，华团纷纷强烈谴责当局腰斩华校生出国升学的途径，而陆庭谕创议设置华文独立大学立刻成为华社讨论的焦点。
那一年的年底，教总在吉隆坡举行第十七届常年代表大会。会议通过诸多议决案，更重要的是接纳高师职总的建议，呼吁“政府应设立华文大学，以收容华文独立中学毕业生”，并准备“向董教总工委会要求讨论并推动创办大学”。
这是独大创办的近因。
在这样的背景下，运动一展开，立刻获得以华语为基础的民间社团的热烈支持。这些团体，除了发表文告表态之外，还以捐款的实际行动表示支持；根据教总的统计，短短半年之内，他们一共获得了36万余元的捐款。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等学府计划一经提出，立刻就走进民间，走进华社的中下阶层，成为华社的全民运动。
正当华社争先恐后表态及捐款之际，政府当局及马华公会也开始出手反击，呼吁华社放弃计划。第二年(1968)正月底，教长在国会重复政府无意限制学生出国升学，同时也指出华文大学不符合大马的国情。与之同时，马华公会会长陈修信训令各地分支会，不准对华文大学表态，藉籍以切断马华与该计划的关系。到了二月，马华公会更宣布，建议扩大马大中文系，取代华文大学的计划。
独立大学的申办以及拉曼学院的批准设立使华社陷入”两难”，为了解决两难的局面，1969年5月马华公会署理会长许启谟主持独大筹委会代表及拉曼学院负责人联席会议。
一九六九年五月马华前总会长敦陈修信对独大问题发表声明，形容“独大办成，铁树开花。”
全力支持独立大学义卖。
五月中旬，陈修信宣布，马华公会正考虑创设一所民办学院，草拟学院蓝图的高等教育工委会的主席是许启谟，成员由教授及专家组成。七月，工委会主席公布了拉曼学院的计划，陪同他一起接见记者的教长佐哈里则发表声明谓：“我原则上同意承认这间学院颁发的资格.”显然的，计划已得当局的同意了。
拉曼学院计划提出后，原本很脆弱的华社很快的被分化为两个互相对抗的阵营。
在马华公会方面，首先他们大肆评击独大，为独大大泼冷水，比如马青总团长李三春在麻坡说，独大不会成功；马青柔佛分团团长罗福元1968年5月16日在新山说，独大五行缺水。将来必受经费拖累。又比如陈修信于1969年4月15日，在马六甲演讲时说，拉曼学院的成立是马华公会对独大的答复，拉曼学院已成为事实，但独大仍然是个梦；独大要在大马成立，简直是比铁树开花还难。这些言论，不但给独大带来沉重的打击，也加深了两阵营的敌意，更引起华社全体哗然，极度愤懑。
其次，拉曼学院的筹款活动瓜分了华社有限的资源。自4月7日拉曼学院提出之后，马华公会派系及其支持者分头发动筹款活动，款项源源而来。比如5月14日在马华甲州分会主席兼甲市总监陈清水的倡议之下，欢迎陈修信的陈修信的午餐嘉宾立刻开支票献捐，“眨眼间共获14张支票，银额为一万五千七百元”。又比如6月23日马华公会各州分会主席暨义务秘书联席会上，通过一俟总会发动筹款，全体分支会将普遍响应，为拉曼学院筹募一千万元。这些活动，无疑的，消减了独立大学的经济源头。
打从独大计划提出之际，它就逐渐被政治化及政党化；霹雳的进步党、马来亚劳工党、槟城民主联合党及民主行动党等，先后宣布支持华文大学(独立大学)，并且纷纷发表文告谴责马华公会，指责马华公会“不支持华文大学的创办是出卖我国华文教育”、“误导群众”；另一方面，政府、巫统、泛马回教党及马华公会却又站在另一边，攻讦谩骂，申辩反驳，“建立有色彩的大学是无助于团结大马人民的”，“是接近全国大选的时刻引起争论和爆炸性的问题，籍以造成执政的联盟党内伙伴之间的猜疑和难堪情况”。双方的言论，随着1969年大选的接近而越来越炽热，也越来越充满火药味。
1969年5月第四届全国大选来临前夕，民主行动党提出的竞选主题是“朝向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内容中提出三个奋斗的目标“政治民主”、“社会及经济民主”及“文化民主”；其中“文化民主”直接牵涉及国语问题、教育媒介语课题以及以独大运动。在所有参加竞选的政党中，只有民主行动党公开支持独大的创办以及华教工作者所提出有关语文、教育及文化的诉求。如此富有吸引力的竞选政府钢不是自由称代表华社的马华公会提出，对华社而言，实在是一件遗憾事了。
就在选战活动进入白热化，马华公会和民主行动党为争取华族选票而拼搏的你死我活的时刻，大选投票前两天的1969年5月8日，在马华公会的协助下，独立大学有限公司获得政府注册官的批准，成为一问合法的民间组织。马华公会及政府当局此举，显然的在于挽救选战中备受攻击而越来越居于颓废的马华公会，然而，这一切已经太迟了。
马华公会由于华文官化运动及独大运动所采取的严苛立场，使它越来越不能代表华社，因而在对抗民主行动党及民政党的挑战时，越来越显得招架无力，而且备受评击，成为华社泄愤的对象。5月10日投票结果，联盟仅的66席，虽然超过半数(52席)可以继续执政；但是，马华公会仅得13席，比1964年大选所得27席少了14席，是最大的输家；而民主行动党取得13席，泛马回教党取得12席，是最大的赢家。
三天后，即5月13日，大马发生民族暴乱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所有政府活动被严厉禁止，包括独大的活动。
1971年2月国会恢复后，独大有限公司开始布署申请创办独立学院。4月27日，大学及大专法令正式在国会通过，取代(必须(高等教育)条款)。新的法令规定，要成立一间大学或大专学院，必须先获得最高元首的批准，再在经过国会通过，方可进行组织。
第六节：内阁教育报告书与三M制之争
1974年10月政府宣布成立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重新研究在现行国家教育政策结构内的当前教育制度，以确保国家对人力资源均获得足够的需求，同时更进一步确保此教育制度朝向达致培育团结、有纪律及熟练社会的目标；委员会以副首相马哈迪医生为主席。
经过五年漫长的研究和检讨，内阁教育检讨委员会终于在1979年12月14日公布了报告书。《报告书》厚达310页，提呈了土73项教育改革的建议。
《报告书》对私立学校诸多限制，引起华社强烈的不满。最先受影响的是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内的华小。《报告书》将现行小学阶段的课程分为四个部分：
1.基础交际才能(语文与教学)50.7％
2.认识周遭环境(地方研究、地理、历史、公民与科学)21.3％
3.身心锻炼与艺术修养(体育、手工、美术与课外活动)20.0％
4.培养回教价值(回教学生)8.0％
槟城光汉华小的学生家长展开抗议行动。
第一届全国华文独中行政人员研讨会出席者全体照。
《报告书》认为现行小学课程有许多缺点，它不但很不重视发展儿童的天赋，甚至由于各科在学习中被孤立出来，使儿童无法认知其内在的联系，因而失却了学习的意义。
《报告书》公布后，教育部属下的课程发展中心经过调查、分析，发现现时小学生在学习读、写、算三项基本技能的掌握非常不理想，因此，教长于1980年12月宣布，国内各源流小学课程将于1983年全面改革，依据《报告书》的建议，着重于读、写、算三个基本技能的训练。
改革的理想和方向是正确的，它不但证明政府有“与时并进”的活力和决心，也说明政府有检讨及纠正现时教育的勇气和坦诚，然而，当政策萍实到具体拟定和实际执行时，和过去的情况相同的，又面临执行者有意无意的偏差手法以及双方不信任所引起的内外猜疑，于是，坚持和抗争的社会运动又再次出现，情绪泛滥，强权当道，冲击着民族的和谐和社会的安宁。
三M计划开始拟具的最初阶段，除了一小部分受教育部邀请出席“闭门会议”之外，广大的教育工作者、热心教育社会人士，乃至于家长等，都无法知晓其具体内容及详细计划，更谈不上对其优点和缺点有比较全面地认识。为了防患于未然，在教长宣布后，董教总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呈函件、递备忘录给有关当局，提意见，表意愿，都没有任何回音。
4月13日，马华公会教育委员会宣布，马华也已向政府提呈一份三M计划的备忘录，内容大致与董教总所提的相近。与此同时，教育部长再次宣布，三M计划在1983年将全面实施；在国民小学里，首阶段的第一年将开始教导马来西亚文及英文；在国民型小学里，首阶段的第一年教导的：降是华文及马来西亚文，而英文则在第二阶段的第一年，也即是小四才开始教导，教学时间也将减少。此外，华文教学的时间将有所增加。然而，三M计划的详细内容到底如何？有关当局还是迟迟下愿公布。
6月14日，教总在七个教师专业团体的协助下，召开三M制研讨会，会议再提呈一份备忘录。然而，依然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反应。
12月28日，新上任的教长苏莱曼医生在马大教育学院主持一个马来西亚文教师研讨会时表示，全国所有源流小学将于明年起，全部使用马来西亚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消息披露之后，华社哗然，谴责之声四起。第二天，教长不得不立刻澄清；所谓全国所有源流小学，不包括华、印文小学。澄清虽然暂时平息了?华社的怨气，不过，却暴露了政府欲籍三M蚕食华校的意图。第二天(12月30日)，教长终于把当局的意图描说得更清楚：
在三M课程的纲要下，华校只有华文和算术课本是用华文编写，其他科目的有关教材使用马来西亚文编写。其他教材如道德教育、图工及体育等的课程纲要、教学指南及参考书，皆以马来西亚文编写；不过，华小及印小的教师可用华语或淡米尔文语讲课……教育部将尽量把有关教材翻译成华文和淡米尔文……所有小学的各科教材内容一样，华小及印小的课本是从马来课本翻译过来的，只有华文科的课本稍有差别。
相同的一天，教育总监丹斯里幕勒宣布：
(1)华、印小学的莱文科教授时间，当局规定由小学三年级才开始教授。
(2)音乐课规定50％是大马文歌曲，另外50％是从马来歌曲翻译过来或原本的华语歌曲。
把教长的解释及总监的宣布结合一起，就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政府当局下但无采纳华社的建议，反而进一步伸手摸进华小，企图采用蚕食的方法，明噬暗吞地攻陷这块华教基地，把华小变质。
沙叻秀大同华小在校门外挂上急聘临教的通告，学生没教师上课，四处游荡，这是全国发生华小师资荒的一般现象。
第二天，华社全面“起义”，声讨政府的“恶行”。董教总、马华公会马青团、女王女组及中央教育局先后发表声明及文告，猛批政府“用国语编写道德教育、人文与环境、音乐图工一一但可用华文教学，是非驴非马的做法，是开了‘变质华小’的先河，是侵蚀华文教育又一项重大措施”，“为什么在华小规定50％马来歌曲？而另外50％又必须是由马来歌曲翻译过来的歌曲呢？这么一来，华小学生最终不是连一首真正的华语歌曲都不懂唱吗？”
就在全国华团经已靠拢团结，凝聚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之际，自称代表华社的马华公会为了摆脱尴尬的处境，第二年元月12日，总会长李三春主动向记者透露，马华公会将不会接受拟议中所要推行的三M制度。这番谈话显示，马华公会经过观望之际，决定向华社主流靠拢。
在华社全面“起义”的局面下，教育部对三M制课程纲要不得不做出某些修改。然而这些修改，未能尽符华社的愿望。
为了明确的表达华族对三M的意见，董教总联会全国各州华人大会堂，订于2月14日假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举行全国文教团体及有关学校当局会议，讨论三M制的实施。就在会议召开之前，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加以禁止，使会议流产。为了抗议当局“再度表现出不民主的态度”，以及“再度挫折”华社表达三M问题的民意，董教总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列出‘‘上述政党和华人社会”所一致同意的四点建议：
(1)华小的所有教材及参考资料，除了国文科及英文科外，必须以华文编写。
(2)除了国文及英文科外，华小必须以华文作为教学及考试媒介。
(3)华小的人文环境、道德和音乐科，必须反映华人的文化特征。
(4)增加英文的教导时间。
四点建议，都在维护华小永远不变质以及保持华族文化的特征，完全符合国家教育法令。
到了三月份，局势开始清朗。首先，首相马哈迪在国会下议院回答咨询时说：“三M制实验推行期间，将会发现其弱点，政府将听取公众对三M制提出的一切建议与意见，包括董教总提出的四点建议，以便克服可能引起的问题。”这番答言，立刻引起华社无数的掌声。接着下来，副教育部长陈声新证实，首相已谕令教育部修订三M制课程纲要的一些细则；主要是：
(1)歌曲全部自由选唱。
(2)全部小学采取共同纲要，但不同源流的小学之课本与教材，由课程发展中心属下不同语文组各别编写。
(3)以华文诗歌代替马来班顿。
于是，华社不满情绪才渐趋缓和，三M制余震也遂告平息；剩下来的，是一些技术性的教学问题了。
1982年7月6日，联邦法院以4比1的多数票判决，驳回独大有限公司的上诉这是《星洲日报》的头条版新闻。
独大的一批领导人，站立讲话者是沈慕羽，左为陆庭谕，右起苏天明及郭洙镇。
独大申办请愿书。
第七节：高等教育的拓展
当独中筹款运动取得辉煌成绩，独中学术水准获得肯定以后，华文教育最高层的环节又重新萦绕着华教工作者的心头了。1977年8月10日，独大理事们议决依循<1971年大学与大专法令>的程序，向最高元首提呈恩准创办独大的请愿书，并决定在九月份开始推动全国华团签名盖章运动。至12月底，一共获得4,238个注册社团及政党的签名盖章，包括马华公会的257个单位。
当独大盖章运动如火如茶在进行的时候，马华公会中委会于1977年11月间成立一个“研究独大问题特别小组”，由署理会长曾永森担任主任，对独大运动进行观察、评估及做出建议，供马华中委会参考。1978年元月4日，当盖章运动剩下二十几天时，这个小组召开了一个闭门会议，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讨论后，达致“支持设立独立大学”的议决案，并准备向中委会表达这个意见。几天后，马华中央工委会宣布，马华决定派一个由全体中委组成的代表团，谒见首相拿督胡先翁及教长慕沙希旦，表达华社创办独大的心声。
4月20日，马华总会长李三春接受《南洋商报》记者陈华才的专访，畅谈马华公会对独大的看法。这是一次颇费匠心的采访，前后有序，安排充当。在采
访之前，李三春“马华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作四点答复。
四点答覆只有一个意思：马华公会支持在1971年大学及大专法令之下申办任何大学，包括独大。接下来，通过问答方式，李三春清楚的表明：没有人能够在此法令之外成立一间大学，没有人能够违背法令内的任何规定，包括最高元首为这间大学命名、选址、规定课程、院系、正副校长的委任；此外，也包括必须以大马语为主要教学媒介以及大学理事必须官委等等，总而言之，“独大在这项法令下创办，和国内现有其他大学是没有两样的，而不会好比独大赞助人要华社所相信的一间以华文为媒介的大学”。
实际上，李三春的访谈采取了相当高明的迂回技巧；他既要支持独大的申办，因为马华代表华社，“任何维护华文发展的运动，必须受到全力的支持”，这是他“不会推诿的责任”；但是，他又再三告诉华社，独大申办之后，和国内其他几所大学没有两样，华社的理想只有全功尽弃。他“不希望误导人民”，所以，把“真理”“伸张”出来。换句话说，他绕过了“不支持”的敏感课题，然后，从大专法令的框架下否决了独大的可能性，“赞助人所预期的大学的性质将会在此法令下有所改变”。
除了张三春，马来社会也掀起反独大的浪潮。往后，华、巫两社会申请办独大的课题进入“笔战”的阶段。正当双方情绪高涨、坚持难下之际，4月5日教长慕沙希旦在国会里发出警告，任何人想创办一间高等学府，必须先问一问是否符合政府的教育政策。“当最高元首陛下咨询我有关创办独大时，我也会问此问题。”教长这番话，无疑的，已给申办独大的命运下个结论了。果然，几个月后，即同年9月17日，教长宣布政府被逼拒绝独大的创办。
为了突破困局，独大有限公司在1980年9月6日入禀吉隆坡高等教育法庭，就独大的申办被拒绝事起诉政府，要求法庭宣判：“政府拒绝独大的创办是无效的，因为它违反联邦宪法。
1981年9月28日，轰动全国的独大诉讼案在吉隆坡高等法庭开审，由法官阿都卡迪主审。在审讯的过程中，独大有限公司共传召林晃升等六名证人，政府则以前教育部长慕沙希旦为证人。聆审一共经过9天。
审讯由五位法官主持，他们是联邦法院院长敦苏菲安、丹士里沙烈亚峇士、西马大法官丹士里拉惹阿芝兰沙、丹士里阿都哈密及东马法官余锦成。代表独大有限公司的是女皇律师迈克贝乐及另外几位律师，包括郭沫镇、苏天明、陈泽玉、刘锡通、饶仁毅及李善图等。
7月6日，联邦法院以4比1的多数票，宣判驳回独大有限公司的上诉。四位法官的判词指出，尚若创立独大，它将是宪法160(2)条款中的公共机构，而在那里所教导的是华语，以该种语文作出官方用途是违反宪法第152条款。由于没有权力使用华语作为官方用途，则政府拒绝独大有限公司的请愿是符合宪法，也是合法的。唯一的华籍法官余锦成的判词则持相反意见，认为独大的设立将非公共机构，使用华文并未违反宪法。
1969年513事件后，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一切国家资源，教育机会等都推行固打制度，其中最令华社焦虑不安的是华族子弟升大专院校的机会大量锐减。这时候的独中不但在复兴之中，而且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学术水准迅速提高。除了一部分到台湾升学之外，极少部分就只好远赴英、美、澳、加等地，继续他们的学业了。至于留下来无法出国的，人数就更多，而且数量逐年增加。
在这样殷切的需求下，新山宽柔应该是朝大专院校迈步最早的一间中学。1975年6月首创专科班，招收50名独中毕业生，成为首届商学系学生。第二年，又开设马来文系。两系创设成功，为宽柔奠下发展大专教育的良好基础。经过十余年的申请，1988年8月24日，教育部正式批准南方学院的准证，成为大马第一间民办学院。
踏入90年代，政府为了实现“2020年宏愿”的目标，增加国人接受大专教育的机会，乃鼓励私人学院的双联课程。在这样的趋势之下，董教总及独大有限公司建议创办的新纪元学院于1997年5月28日获准，槟城韩江中学校董会创办的韩江国际学院也于1999年7月13日获准。
经历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奋斗，在上个世纪结束之前，华社终于得偿夙愿地创办了三间属于自己的专上学院，完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的铺设。
最早的一所民办学院——座落在新山的南方学院。
后记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出版后，许多朋友都说，这么厚的四本，怎会有时间读？更有的朋友说，引用材料、文献这么多，闷得很，不想读。《发展史》的写作原旨是学术研究，定位颇高，平常人觉得沉闷和无暇展阅，是很自然的事。在第一册出版时，笔者就已有此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立定主意，全书完成后，再写一部通俗的简史，没有注文，尽量减少材料及文献的征引，而且要写得轻松。
2003年年底全书四册出齐，原本应该立刻提笔《简史》，无奈四册之撰述，过份耗费精力，那提得起笔？休息半年后，乃穷数月的精力，或删削，或改写，完成此十余万言的《简史》。在这个世界上，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如果你想粗略知道这现象的历史发展，这本简单的小书也许可以供你参考。
； 撰写期间，谢谢研究助理庄妙菁小姐代为打字、排版及扫描图片。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页155～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