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
第十一章 独立前华文教育
林水檺
前言
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初叶这段期间，由于英殖民政府着手开发马来西亚的资源需要大量劳工，而中国又适逢内忧外患极端严重的时刻，农村经济崩溃，列强加紧侵略，在此求供相需的情况下，造成华人大量移入马来西亚境内。于是掀动了巨大的移民浪潮。（注1）
华人移入马来西亚之后，胼手胝足，从事开采锡矿，种植树胶和胡椒等各种经济活动。有鉴于华人一向认识教育的重要性，故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尽其所能，把在当地取得的财力，适当地用来兴建华文学校，努力办好华文教育事业，以栽培子女成材，并希望他们有机会接受华文教育，能传承中华文化。这就造成了马来西亚境内华人聚居的城镇，处处皆可见到弦歌不辍的华文学校景象。(注2)
(一)华文教育的肇始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肇始于何时，由于史料不足，实不容易作出论断。不过根据威廉·米尔恩(William
Milne)氏的记载，大约在1815年，马六甲原已有三间华文学校。同年8月5日，耶稣教传教士所设立的另一间也正式开课，因此共是四间。(注3)又根据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所述，德国传教士汤姆森(G. H.
Thomson)牧师於1829年谓新加坡共有三问华文学校。(注4)槟城的华校最早见於载录且有校名可考者为设立于1819年的五福书院。(注5)此后有迹可循并具规模的华文学校也为数不多。新加坡有崇文阁(1849)、萃英书院(1854)、道南学塾(1872)、颜永成义学(1885)、毓兰书室(1889)、及马车路尾义学(1889)：吉隆坡有唐文学塾(1873)；槟城则有南华义学(1888)等。(注6)
19世纪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只是中国旧式教育的延伸。当时传授华文教育的场所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当地富裕华人为其子弟开设的教馆或坐馆。他们请教师到家里教授其子弟；
(二)个别教师在自己家里设学传道授业，即所谓家塾或私塾及
(三)某些社群按一定规章创设的义学或义塾。
槟城的五福书院与南华义学及新加坡的崇文阁与萃英书院皆是届於第三种。马来西亚华校历史也应该从第三种学校的创设为开始。(注7)
早期的华文学校多数设在环境污秽，空气欠流通，光线不足的地下室、附属小屋、阁楼、会馆、宗祠庙宇、医院或其他简陋的建筑物内。教师也十分缺乏，通常只是由识字较多的人担任。他们之中，有来自落第秀才、江湖庸医、风水先生、算命先生、书记、书信代写入、村中学究及其他能顺利地讲和写的人士。课程方面则有《三字经》、《千宇文》、《百家姓》、《幼学诗帖》、《四书》、《孝经》及书法、珠算等，教学媒介语则以方言为主。(注8)
由于华文教育不符合英殖民政府的意愿与利益，因此政府从来不认真考虑为华人设立华文学校，也不认为设立华校是他们的责任。(注9)在这种情况之下，兴办华校的重担便落在华人社会的肩头。殖民政府对发展初期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之态度是放任，漠视与看轻的，但也不严加干预。
(二)现代式华校的成立
20世纪初叶为马来西亚华校走向现代化的开始，其导源乃为中国内地所进行的教育改革。中国经鸦片战争(1840-1842)失败之后，人情震动，为图自救，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变革自新之议。可是中国几十年的自强运动，并未成功，以致中日甲午战争(1894)，中国惨遭推行明治维新(明治天皇於1867年即位)不过数十年之日本所击败。这时的日本已由一个小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如今却惨遭败绩，割地赔款予日本。
这次的战败耻辱，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更大的刺激。于是康有为所领导的维新派，更加急切地要求变法。光绪皇帝也觉悟到要富国强兵及走向现代化，改革教育正是当务之急。结果他在1898年6月重量日颁布“国是”诏。指示全国进行教育改革，建立起现代式的教育制度。首命举办京师大学堂，至于各省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则设小学。同时又奖励私人兴学，劝导海外华人参与开办学校之举。停止以八股文取士、废除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试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注10)这一连串的教育改革措施，不但在中国国内实施，同时还推广到海外。马来西亚的华人便在这情况下受到中国教育改革之影响而展开兴学运动，筹办新式学校。
马来西亚第一间现代式华校是槟城的中华义学，创立于1904年，为当时南洋华人领袖张振勋(弼士)(注11)及槟城胡国廉(子春)等集资兴办。该校初创时期，暂借平章公馆为临时校址。平章公馆是槟州华人大会堂的前身，1888年南华义学初办时也曾借这间公馆为校址。(注12)中华义学创办期间，光绪皇帝还曾赐御书《声教南暨》匾额并石印《图书集成》等。(注13)
中华义学於1904年5月正式开学，共有学生240人，分为8班。教员皆自中国聘请过来。有总教习(校长)一名、专职教师12名。学堂管理方面，则由14人所组成的监督部负责。校政监督部有正副监督各一名，总理和协理各6名。(注14)所授课程包括修身、读经、国文(华文)、外国语(英语)、历史、地理、算术、物理学、体操等。(注15)
槟城中华学校的建立掀开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新的一页，为本国现代式华校谱下序曲。随后全国各地华人竞相仿效，纷纷成立新式华文学校。旧有的私垫等也一间接着一间地改为新式学堂。恰逢当时百日维新失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逃亡海外。他在海外曾经极力劝导当地华人兴办学校，以达到兴文教而开民智的目的。在他的<游爪哇杂咏>中，有一首云：
学校手开三十余，授经传教遣吾徒。
侁侁弟子三千众，西蜀文翁岂可无？
并在诗末自注谓：“吾遍游各埠，开学校三十余，今学生二千矣。”(注16)康有为在诗中以汉朝文翁于西蜀兴文教白况，足见他在南洋劝学兴教之功。(注17)康氏曾履新、马许多地方，拥护维新派的新、马华人必有不少受其影响而在这些地区兴办新式华文学校者。
与此同时，革命党同盟会领袖孙中山也在新马各地设立革命机关阅书报社。阅书报社曾经利用华校作为掩护，以宣传革命言论。他们除了渗透原有的华校，也积极地创立新式学校及夜学等。(注18)革命党人在华社虽常与维新派发生冲突和磨擦，但是对推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却都作出了不小的页献。槟城的钟灵、崇德、日新、益华；霹雳的光华、达才、新华；森美兰的中华；柔佛的培智等都是由各所在地的革命党机关阅书报社创立之华校。(注19)
随着槟城中华学校之后而创立的新式学校较著名并且有迹可考者在新加坡有应新学堂、(注20)崇正学堂、华侨女校(皆成立於1905)、启发学堂、养正学堂、端蒙学堂、宁阳学堂(皆创设于1906年)、道南学堂(1907)及培根女校(1910)等；在吉隆坡有尊孔学堂(1906)、坤成女校(1908)、开明学堂及光汉学校(两校创设於1909年)等；在槟城有新江学校(1906)、时中学校、商务学校、中华女子学堂(皆创立於1908年)及公民学校(1909)等；霹雳则有光汉学校(1907)、育才学校(1908)及达才学校(1910)等。(注21)
19世纪东马华文教育由於文献不足而不能得知详情。根据(北婆罗洲、婆罗乃、砂劳越华侨志)所载，1899年沙巴(当时的北婆罗洲)古达镇已设有乐育小学。该书又谓华人在北婆罗洲自行办学教育子弟，以亚庇乐育小学为最早。据该书之调查表，亚庇乐育小学创立於1912年。所谓办学最早，当指办新式学校而言。以此推测，则古达之乐育学校创办之初可能是属於私塾型的学堂。不过沙巴在1916年出现一间由政府所办而不收学费之津侨华文小学。这间学校的课程以华文为主，并以中国国语为教学媒介语。津侨华小之设与当地政府招募中国北方工人有关。沙巴政府曾於1913年到中国北部，即河北及山东招募107家430多口华北人到亚庇近郊的金拿律(Kinarut)开垦土地。津侨小学即为这些中国北方移民子弟而开设的。(注22)
砂劳越最早见之载录的华校为1870年设于第一省之石隆门砂南坡的私塾，有学生11名，诗巫之圣心学校则成立於1902年，当时招收闽人子弟二十余人就读。惟圣心学校初期为英文学校，后经迁址扩充，才衍为华校。(注23)一开办即为华校者有古晋福建义学及诗巫竞南学校，前者创校于1912年，后者则成立于1913年。(注24)
步入20世纪第二个十年，由於中国辛亥革命(1911)成功，随着新政府的建立，旧的政制被推翻，这时中国本土固然洋溢着新思潮新气息，新马一带也受到这股新潮强流的吹袭和激荡。于是华人兴学之风更盛，大家出钱出力，纷纷设立华校，使华文教育到处充满欣欣向荣景象。截至1920年止，马来联邦(雪兰莪、吡叻、森美兰、彭亨)共有华校181间；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城、马六甲)则有华校313间。(注25)
从1世纪至20世纪初叶，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乃由旧式逐渐锐变为新式之时期。由于旧式学校因陋就简而新式学校方在初试阶段，在教育方面未能形成一股强大的竞争势力，于政府方面又不足以构成威胁或破坏地方安宁，危害政府的经济及其他利益，诚如李庭辉所渭当时的英殖民政府对华校还“颇为满意，因为它们并不为英政府增添太多麻烦。”(注26)这时期的英殖民政府当然也不对华校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听其自由发展。
(三)学校注册法令与华文教育的发展
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更蓬勃之时期。当时不论市镇或乡区，只要有足以开办华校的学生人数，就有华文学校出现。已设立起来的学校，规模也越来越大。除了华小迅速发展之外，这时候华文中学也开始在马来西亚各城镇建立起来，最早成立的华文中学新加坡方面有由陈嘉庚等人所筹办的华侨中学(1919)以及由潮籍人士所发起创立的端蒙中学(1924，旋即停办)；摈城有钟灵中学(1923)；吉隆坡有尊孔中学(1924)，坤成女中(1925)；柔佛有中化中学(原为中华，1924)；马六甲则有培风中学(1925)等。(注27)
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所掀起的新文化思潮对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各地的华小在五四运动之后，都纷纷将华文课本由文盲文改成白语，教学媒介语也由方言改为华语。(注28)加上课程及设备等方面都有改进，而且增投英语等实用科目。这些措施使到华校毕业生颇能适应马来西亚的环境，切合华社之需求，因此得到华人大力支持。大批的华人於是选择将子女送入华校就读，遂使一些地区的英校学生人数有下降之势。(注29)
华校学生人数激增的现象不是英殖民政府所乐于看到的。因为华文教育并非英政府所规划下的产物，同时华文教育的突飞猛进也展现了华人势力的滋长。英人不免有难以驾御之隐忧，面对此种事实，惟有想出一些约束之法加以控制。(注30)又适逢这时本地华人受到中国大变动的影响，曾经进行反日示威和以行动表示对英政府的不满等，例如1919年6月在新加坡、槟城、吉隆坡的一连串反巴黎和平会议所签的凡尔赛和约与反日示威及抵制政府所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庆典等。在这些行动中，华校的教师和学生都表现得异常活跃，于是英殖民政府对华文教育便提高警惕，终于在1920年10月29日颁布了(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Registration
of Schools Ordinance 1920)这项法令表面上虽谓用来管制所有学校，实际上乃蓄意以之控制华校，阻止华校师生参加有关政治的活动，以免危害英殖民政府的利益。(注31)
<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主要内容陈明在此法令实施之前或之后所创办的学校都须进行注册，并言明若此法令推行之后三个月而学校尚未获得当局所发出的注册证，则该学校即属违法者。所有学校里的教员及管理者也须进行注册。凡是进行有损害殖民政府及公众利益的政治宣传活动之学校及教员，政府可宜布为违法并取消其注册证。不过政府也提出给予华校津贴的建议。(注32)
由於英殖民政府颁布<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其矛头乃指向华校，意图将华校加以管制。这种做法很明显的是把防止华校从事宣传政治意识看得比提高教育素质更为重要，卤此引起华人社会普遍的不满与反感，於是大家交涉请愿，抗议反对，不一而足，惟这些行动并未收到任何效果。华人对华教的主权，不但争取不到，事后反而导致一批华教领导人庄希泉、陈新政、余佩皋、宋木林、钟乐臣等被递解出境。(注33)
华人於反对<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遭受挫折后只得勉强依令将华校注册。至於津贴制度，虽於1923年制定，由於政府的诚意受到怀疑，因此，截至1927年止，申请津贴的华校，海峡殖民地只5间，马来联邦也只59间。(注34)然而，当华人社会发现一部分进行注册又申请得政府津贴的华校所受到政府的压力并未显著增加而学校却可从津贴金得到经济上的好处后，才有更多的学校申请津贴。(注35)当然，在这项法令付诸实施之后，不愿注册或遭政府取消注册丽关闭的华校也为数不少。(注36)不过政府的法令仍然不能遏止华文教育在20年代里迅速与蓬勃发展之势头。1925年马来联邦及海峡殖民地经注册的华校共已有643间，学生33,662人，教师1,390名。(注37)而进入华校求学的华族学生较进入英校就读的华族学生，其百分比逐年增加。这种趋势可由表量明显地看出来。
表1：就读於马来联邦英校及华校之华族生
年份
|
在英校的百分比
|
在华校的百分比
|
华族学生总人数
|
1924
|
33.50
|
66.50
|
18,321
|
1925
|
30.40
|
69.60
|
22,141
|
1926
|
29.70
|
70.30
|
24,018
|
1927
|
28.40
|
71.60
|
26,432
|
1928
|
27.00
|
73.00
|
29,262
|
1929
|
26.80
|
73.20
|
31,858
|
资料来源：
Philip Loh Fook Seng, Seeds of Separatism:
Educational Policy in Malaya 1874-1940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页92.
当本世纪初华文教育正大步迈进的时刻，英殖民政府为了加紧管制华校，除了颁布<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外，又於1923年增设一名欧人副教育提学司(Assistant
Director of Education)及一名华人督学(Inspector
of Schools)，专司华校事务。(注38)这些措施虽旨在监督和管制华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长久被殖民政府所忽视的华校，经过华人的努力耕耘，已有长足的进步，构成了一股强势，使政府不得不注意和承认。
东马19世纪至20世纪初叶的华文教育也极有进展。根据《北婆罗洲、婆罗乃、砂劳越华侨志》一书所载，到本世纪20年代，沙巴的华校已不少过17间。同一时期，砂劳越的华校则不少过34间。(注39)沙巴华校直到20年代都未遭受政府任何严苛法令的压制。砂劳越方面，当地政府在20年代曾经一度规定华校只能用华人方育教学而禁止采用中国国语。1924年，砂劳越成立教育部，设章程，颁布《学校注册法令》等，也对华校进行管制。(注40)
(四)从华校的稳步前进到华文高级中学的发源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一向来都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民国成立之前，满清政府已不时派官员来视察华文教育并襄助本地华人办学。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国新政府仍旧不时派中央或地方政府官员来马来西亚境内视察并调查华校。中国政府官员以私人身分参观或访问本地区的华文学校更是司空见惯之事。(注41)
1927年6月27日中国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蔡元培等提议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1928年2月23日大学院公布《华侨小学暂行条例》21条，《华侨补习学校暂行条例》7条，《华侨子弟回国就学办法》6条。1929年6月6日国立暨南大学召开“南洋华侨教育会议”。在会议上所提出而被议决的46件中包括了《统一华侨教育行政机构》，《编著适应南洋环境教科书》等件。1930年11月18日，中国教育部检发《征集南洋华侨小学教科用书及教材办法》，并令南洋各领事馆转饬各校遵守。(注42)由这些措施，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与南洋华校的关系。
由于中国政府自动关注马来西亚的华文学校，并进行立案、监督、指导等工作，而这里的华校偏又得不到殖民政府的支持和善待，于是就转而向中国求助。(注43)教科书方面也因为当时各种条件所限，皆仰赖中国供应。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所编著为适应本地区环境的教科书便成了马来西亚华校所选用的教材。不过，有鉴於中国国内反帝国主义及反殖民地主义思想浪潮到处翻滚，这些教科书自也不免带有反帝反英的色彩。英殂民地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权和避免受到危害其权益的思想所影响，对华文学校的日益发展及华校课文中所含的反英、反帝、反殖内容便深感不安。(注44)
原任香港总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於1929年调来出任海峡殖民地总督(Governor)兼马来联邦钦差大臣(High Commissioner)，任期直到1934年底。金文泰是个典型的对华校怀有偏见及恐惧感之殖民地官员。他走马上任后便对华校采取进一步的管制和监督，例如限制华校教师只可由马来亚出生者担任，且委派更多监管华校的官员，包括增加两名副教育提学司及五名华校督学等。许多教科书这时也被禁用。1935年的《政府公报》即列出英政府禁止为当地注册学校所采用的详细书目。这些禁书是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以及其他多家出版社编印出版的数十种教科书。(注45)除此之外，原先巳扩大给华校的津贴金，这时多加限制。已经得到津贴的学校，虽然可继续领取，但新申请者将不受理。政府所推行的这种资助英校和马来学校政策，导致华校对政府产生更大的疏离感。华校与政府之间的问题也因此更形恶化。(注46)
金文泰退休之后，继其位者汤姆斯(Sir Shenton
Thomas)并不赞同金文泰过度强调教育英文化及马来文化的政策，他就任后不久，即恢复给予华校津贴的措施。到1938年，虽然华校所得的津贴与英校及马来学校相比仍然微不足道，(注47)然而已是1933年的两倍多。以下为20年代中至30年代末政府拨予华校的津贴表。
表2：政府拨予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华校津贴表
年份
|
津贴金总数(叻币)
|
每位学生平均津贴(叻币)
|
1924
|
39,356.75
|
8.285
|
1925
|
52,759.00
|
8.995
|
1926
|
60,904.00
|
10.765
|
1927
|
70,917.00
|
10.675
|
1928
|
89,091.00
|
8.065
|
1929
|
96,982.00
|
9.60
|
1930
|
107,975.00
|
8.825
|
1931
|
130,544.00
|
9.75
|
1932
|
126,655.00
|
8.25
|
1933
|
122,466.00
|
8.19
|
1934
|
127,615.50
|
7.115
|
1935
|
128,209.50
|
7.295
|
1936
|
212,902.17
|
6.78
|
1937
|
281,409.50
|
7.105
|
1938
|
341,369.00
|
6.74
|
资料来源：
Yung Yuet-Hing, Contributions of the Chinese to
Education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00-1941,
Unpublished M. A. thesis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1967), 页80-81．
政府从1935年开始还主办华文小学及初中毕业考试。同时英政府也津贴华校师资训练班。1939年殖民政府尚邀请了各地华校代表参加教育部所主办的研讨会，并在这次会议里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改编华文小学课程，使之更适用於本地。这个委员会於1940年拟定了新的华文小学及中学统一课程。(注48)
由本世纪2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20年间，华校的发展只有1930至1932年稍见停滞，1931年显露了倒退现象，其他时期则保持十分刚劲的向前迈进势头。自1932年之后，华族学生就读华校的百分比和就读英校的相较也越来越高。以下为1930至1937年马来联邦华校与英校华族学生比例表。
表3：就读於马来联邦英校及华校之华族生
年份
|
在英校的百分比
|
在华校的百分比
|
华族学生总人数
|
1930
|
28.50
|
71.50
|
31,221
|
1932
|
30.80
|
69.20
|
28,676
|
1933
|
26.50
|
73.50
|
30,316
|
1935
|
21.70
|
78.30
|
37,697
|
1937
|
17.60
|
82.40
|
48,196
|
资料来源：
Philip Loh Fook Seng, Seeds of Separatism:
Educational Policy in Malaya 1874-1940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页92.
1930至1932年华校的发展所以陷入低潮，究其原因，首为当时世界不景气，马来西亚经济衰退，胶价暴跌，百业萧条，造成许多华人离境。由1931至1933年，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柔佛、吉打、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华族移民出境与入境总人口之对比，皆显露出超现象。尤其是1931年，其出超人数竞达11万2千965人。(注49)另外，金文泰百般压制华校而大力发展英校之政策也不无影响。以下为1929至1938年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华校间数、学生人数及教员人数表。
表4：海峡殖民地1929至1938年华校及其师生增减表
年份
|
学校间数
|
学生人数
|
教员人数
|
1929
|
332
|
23,518
|
998
|
1930
|
339
|
24,059
|
1,077
|
1931
|
302
|
20,770
|
997
|
1932
|
325
|
22,028
|
1,069
|
1933
|
373
|
23,853
|
1,134
|
1934
|
403
|
28,874
|
1,323
|
1935
|
430
|
32,486
|
1,518
|
1936
|
440
|
36,657
|
1,696
|
1937
|
477
|
40,293
|
1,809
|
1938
|
518
|
47,167
|
2,098
|
资料来源：
星洲日报报社编：《显洲十年(文化)》，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4辑(台北：文海出版杜，1982)，页656、692、705。
表5：马来联邦1929至1938年华校及其师生增减表
年份
|
学校间数
|
学生人数
|
教员人数
|
1929
|
376
|
23,393
|
902
|
1930
|
377
|
22,308
|
903
|
1931
|
355
|
18,882
|
870
|
1932
|
344
|
19,830
|
861(注50)
|
1933
|
358
|
22,370
|
887
|
1934
|
363
|
25,744
|
1,048
|
1935
|
394
|
29,528
|
1,212
|
1936
|
420
|
33,826
|
1,362
|
1937
|
456
|
39,700
|
1,606
|
1938
|
497
|
44,367
|
1,887
|
资料来源：
星洲日报报社编：《星洲十年(文化)》，收入沈云兔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页716-717、729、744。
以上各表清楚地显示出本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华校迅速发展的情形，尤以1934至1938年这段期间，更加气势如虹，是同时期的英校和马来学校所望尘莫及的。(注51)本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若与战后至独立前这段期间相较，人为的阻挠不算太多，顺境胜於逆境，是非常有成就的一个时期。到了1938年，光是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就已有华校1,015间，学生91,534人，教员3,985名。马来属邦柔佛州则有华校245间，学生人数达置4,423人。至於东马，沙巴1939年有华校59间，学生4,779人；砂劳越1938年已有华校144间。(注52)
有鉴於学校与学生的激增，30年代也出现了华文高级中学。1930至1940年之间，新、马有史可稽设有高中部的华文中学共有10间，即新加坡南洋女中(1930)、槟城钟灵中学(1931)、吉隆坡尊孔中学(1935)、新加坡华侨中学(1938)、中正中学(1939)、吉隆坡中华中学(1939)、新加坡公教中学(1940)、怡保育才中学(1940)、吉隆坡坤成女中(1940)与麻坡中化中学(1940)。(注53)有了高级中学之后，使华文教育更跨前一步，离开完整的华教体系也变得越来越近。
(五)日治时代的瘫痪及光复初期的重建
1941年底日本进军马来西亚。翌年，新马及沙巴与砂劳越皆被占领。由於华文教育背景的人士具有强烈的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及反日思想，日军对这些人早有戒心。他们一到马来西亚之后，便对华教人士进行迫害，无数的教师和学生惨遭杀死，幸而逃脱的也四散避难。华校有的横被兵燹，有的遭到日军占领，改为兵营民房。因此日治时代马来西亚境内的华校大部分都关闭停课，奉日军之命而开办的寥寥无几。(注54)
日本於1945年8月投降之后，英国人又回到马来西亚恢复其殖民统治。这个时候，在政治上，英人计划将海峡殖民地三邦之一的新加坡分割出去，使其成为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而把槟城和马六甲与马来联邦及马来属邦合组成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确立，於是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便成了两个政治单位。(注55)
光复后，马来亚联合邦及东马各地的华人都纷纷复办华校，於是华校再度迅速地在马来西亚境内复兴起来。这时候由於华人乡帮色彩逐渐转淡。为了方便统筹统办起见，有些地方则数间小型学校合并成一间较大型的华文学校。(注56)1946年时，光是马来亚联合邦的华校便已有1,105间，学生172,101人，教员4,513名。其复兴速度之快特别值得注意。(注57)
(六)政府教育政策对华校的影响
从1946至1956年之间，正是马来半岛积极争取独立之时，由於政治局势的不断变化，教育政策也随之频频修改。因此在这10年里，马来西亚有多份有关教育的报告书和教育法令出现。这些报告书和法令，有的对华教有利，有的却对华教造成威胁。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时，每多采纳对华教不利的建议，使到这一段时期的华文教育要面对很大的压力，并且时而出现危机。
当1946年英殖民政府公布《白皮书》)提出马来亚联邦(Malaya Union Constitution)时，政府也根据这份宪法，拟定了新的教育政策，建议提供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及英文源流的免费小学教育而所有的学校都教授英文。这个建议中的教育政策并未遭到任何方面的反对，似乎是可以为各方所接受。(注58)
马来亚联合邦在1948年正式组成後，翌年，政府即成立一个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The
Centr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Education)负责提供有关教育政策及执行原则的任务。这个委员会于1950年提出报告，建议透过一个共同语文也就是英文为主的教育来建立一个马来亚国家新观念。(注59)这项建议不但受到华人的非议，而且也遭到马来人激烈的反对。在这个政教扰攘的时刻，马华公会便应运而生，於1949年2月27日正式成立。其成立的目的原为团结华人及争取华人权益。《1952年教育法令》颁布之后，马华公会还成立了教育小组，并於1953年和马来亚联合邦各州华校董事联合会以及华校教师总会组成“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通称“三大机构”——共同向政府争取华文教育公于合理的权益与地位。(注60)
有鉴於华人和马来人都强烈表示反对1950年的教育报告书政府于是便邀请了5名欧人及9名马来人组成委员会，负责提供有关马来文教育实施的问题。这个委员会以牛津大学的巴恩氏(L. J.
Barnes)为首，因此他们拟出采的报告书即简称为《巴恩氏报告书》(Barnes
Report)。这份报告书於1951年初发表，主张国家教育制度必须通过两种官方语文(英文与马来文)的国民学校来培养一个共同的马来亚国家观念。在这种教育制度中，华文和淡米尔文都没有地位。这份报告书发表之后，华社大为震动，指为有消灭华文教育之意图，并以为华人出钱出力，辛苦建立起来的华校将无法再保存旧观，华族传统文化及语言也将无法传承。华文学校教师于是筹组总会以壮大维护华教力量。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遂在这种情况之下于1951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注61)
另一方面，政府也委任对中国教育有心得的美国人方氏(Dr. William
Purviance Fenn)及联合国官员吴德耀来研究马来亚联合邦的华教问题，后来撰成《马来亚的华校及华教》(Chinese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Malayans)或简称《方吴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於1951年中发表，主张政府承认华教的地位并协助其发展，使其成为马来亚国民教育的一环；同时他们还发觉华人适合学习三种语文，乐见多种语文所带给他们的益处。报告书也认为华人宁愿为需要而学习三种语文，却憎恨限制他们只能学一两种语文的做法。(注62)
政府为了综合两份报告书的意见，曾由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检讨巴恩氏及方吴两报告书，并拟成报告。这份报告书的内容较倾向於《巴恩氏报告书》。随后立法议会乃委托一个特别遴选委员会，起草另一份报告书，并对马来亚联合邦整个教育政策提出建议。这分报告书於1952年在立法议会通过。政府也根据这份新的报告书制定了《1952年教育法令》。新报告书也几乎是《巴恩氏报告书》的翻版。它强调政府应开办国民学校，以巫语或英语作为教学媒允语。至于华校及淡米尔学校则应受鼓励逐渐改为国民学校。华文及淡米尔文只各当成课程里的一科。并直至少要有15名同一级学生的家长提出申请，教育部会提供教授这两个科目的方便。(注63)这便是马来亚独立前最受华人诟病和反对的报告书与教育法令了。(注64)
然而，由於缺乏全面开办国民学校的资金，政府不得不另寻执行《1952年教育法令》的途径。立法议会遂於1954年接受一个特别委员会草拟之报告书，计划在现有的马来学校、华校友淡米尔学校加强英文教学，以使这些学校转型，变成以英文为主的国民学校。(注65)结果这份报告书引起华人和马来人的同声反对。这时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也正式成立，积极地通过“三大机构”，参与反对1954年之报告书行列。(注66)
当殖民政府与马来亚联合邦各族为教育问题争论未休之际，适逢马来亚联合邦第一次举行民选立法议会选举，投票日为1955年7月27日，由巫统、马华公会、印度国大党所组成的联盟(注67)于此次大选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在全部52席中获得51席，另一席则为泛马回教党所得。马华公会派出15名候选人，结果全部中选。(注68)于是联盟政府便依照其竞选宣官的许诺，在同年9月，成立一个委员会以检过《1952年教育法令》及1954年教育报告书，以期制定一个能为全民所接受的教育体系。这个委员会以当时的教育部长拉萨(Dato'
Abdul Razak bin Hussain)为主席，成员共15名，包括5名华人，即朱运兴(副教育部长)，吴志渊、林苍佑、梁长龄、李天兴。经过8次会议讨论之后，遂撰成《1956年教育委员会报告书》(Report of the Education Committee)，通称《拉萨报告书》(Razak Report)，在该年5月间公布。这份报告书主张以马来文为国语，并维护和支持本邦其他各族群的语言与文化发展。(注69)
《拉萨克报告书》第54条建议小学分为以马来文教学的“标准小学”及以华文、英文和淡米尔文教学的“标准型小学”。这两型学校，政府都给予津贴。第72条同意(受津贴的)华文中学以华语作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马来文及英文则为所有中学之必修科。惟各源流的小学和中学皆须有共同课程。这样一来，华文小学便正式被纳入国家的教育体系中，成了国家教育的一环；受津贴的华文中学也仍可保持原有的地位，不过这些华文中学的学生需要参加政府主办的中学共同考试，即主要以官方语文出题的初级教育文凭考试和马来亚联合邦教育文凭考试。报告书第12条谓马来亚联合邦之教育政策，其最终目标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国家教育体系下，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只是要达到这种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循序渐进。(注70)针对第12条之规定，当时的教总主席林连玉联同董总及马华代表于1956年5月6日即《拉萨报告书》公布的前一天与教育部正副部长对话并交涉。最终获得教育部长亲口答应有关条文不会被列入新的教育法令之内。(注71)
立法议会于1957年3月通过根据《拉萨报告书》的建议所草拟之《1957年教育法令》。这份法令提到教育政策时，果真未将《拉萨报告书》中的最终目标列入。法令的第一部分第三条只云马来亚联合邦的教育政策乃为建立一个全民皆能接受的国家教育体系。此体系将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并促进他们的文化、社会、经济与政治之发展。在使马来文成为国语的同时，也维护和支持居住於本邦其他各族群的语言与文化发展。(注72)
1955至1957年是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前夕，《拉萨报告书》和《1957年教育法令》即是这种时代的产物。它们的内容所反映的开明态度似有向英殖民政府示意马来亚联合邦各族群可以互相合作，团结与谅解。各方对《拉萨报告书》及《1957年教育法令》多作出正面的反应。这两份文件对华校的发展虽然尚有少数不利的条文，可是比起《巴恩氏报告书》及《1952年教育法令》，它们已经比较能够获得华人社会接受。(注73)《1957年教育法令》实施之后，在很大的程度上解决了华小的经济困难问题。
东马方面，沙巴政府於1954年公布教育法令，对各种学校的管理，均有明文规定。砂劳越於1950年又再颁布教育法令，规定境内每一间学校皆须向教育部注册。1954年，婆罗洲三邦(沙巴、砂劳越及汶莱)政府邀请英国教育官伍德海得(E. W. Woodhead)调查当地教育。三邦於1955年伍德海得调查报告书发表之后，即制定新教育政策，其实施情形，大致相同。沙巴於1955年发布《教育政策与财政白皮书》，翌年复颁行《1956年教育(修正)法令》(Educa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1956)，1957年又作一些修改。这些报告书和法令，要点在说明沙巴将实行小学免费教育，各种源流的小学皆以母语为教学媒介语，英语则是必修科。课程方面由政府裁定，教师享有公务员之待遇，师资训练由政府负责。(注74)
砂劳越政府根据伍德海得教育调查报告书草成砂劳越教育白皮书。这份白皮书於1955年在立法议会通过。翌年又颁布《1956年教育津贴金章程》。此些措施乃要使砂劳越教师享有政府薪金制的利益和获得更大的保障。同时，华校也得到政府津贴。这时砂劳越华人为了更有效地回应政府的教育政策及方便为华教问题集思广益，遂于1956年6月27日成立砂劳越华文教育总会。(注75)
(七)战后至独立前的枝节与持续迈前
前文已述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政府收复东、西马至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独立这期间，马来亚及沙巴和砂劳越曾出现许多份教育报告书与法令。华人社会当时坚决反对那些不利于华教或置华校於绝境的各种报告书及法令条文，努力争取华文教育的公平合理地位。虽未能成功争取到在宪制中列华文为官方语文，但华人也未因此而不继续大力推动和发展华文教育。这些作为充分展现了华人筹办华文教育的韧性和决心。
华人积极地反对有损华校的法令条文和教育政策之行动，大者有1952年11月14日及1953年5月12日马华、董教总联合致函钦差大臣提出修改1952年教育法令不利华文教育之条文；1954年3月31日“三大机构”也发表拟向政府提呈的备忘录续请当局修改妨碍华教发展之各项规定，并提出有利华校的建议等。这些书信和备忘录一再强调华人应有接受华文教育及中华文化之权利。(注76)
1956年的“火炬运动”乃是华人对政府不鼓励适龄学童在华校登记入学所采取的抗议行动。这项运动由“三大机构”组织工作队，呼吁家长送子女入华校就读，借此争取开办更多华校。(注77)
战后至独立前这段时期，英殖民政府对华教不但屡立法令加以制肘，同时给予华校的津贴为数也十分有限。下表为1949年马来亚联合邦境内各种源流学校的学生所获政府之津贴：
表6：学校类别学生人数津贴金总额(叻币)和每名学生平均所得津贴(叻币)
学校类别
|
学生人数
|
津贴金总额(叻币)
|
每名学生平均所得津贴(叻币)
|
英校
|
67,266
|
12,627,939
|
187.83
|
马来学校
|
225,661
|
15,319,800
|
67.88
|
印人学校
|
38,742
|
2,143,879
|
55.34
|
华校
|
161,006
|
1,403,259
|
8.72
|
资料来源：
William P. Fenn and Wu Teh-yao, Chinese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Malayans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954), 页11.
从表中可以看出受津贴华校学生人数在四种源流的津贴学校学生中虽居次位，可是所得津贴金总额却连学生人数远居末席之印人学校都不如，平均华校学生每人只获得区区8元7角2分津贴，与其他源流之学生所获相比，简直微乎其微。不过在华人社会的鼎力支持下，华文教育也未因法令的限制或缺少政府大量的资助而衰。实际上，由战后至独立前，华文教育的发展仍然蒸蒸日上。到了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共有华校1,347间，学生391,667人，教员9,663名。
表7：1946至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之华校及其员生
年份
|
学校间数
|
学生人数
|
教员人数
|
1946
|
1,105
|
172,101
|
4,513
|
1947
|
1,338
|
193,340
|
5,293
|
1948
|
1,364
|
189,230
|
5,337
|
1949
|
1,338
|
202,769
|
5,493
|
1950
|
1,319
|
216,465
|
6,245
|
1951
|
1,171
|
206,343
|
6,369
|
1952
|
1,203
|
239,356
|
6,057
|
1953
|
1,214
|
250,881
|
6,748
|
1954
|
1,236
|
252,312
|
7,035
|
1955
|
1,276
|
277,454
|
7,606
|
1956
|
1,325
|
320,168
|
8,435
|
1957
|
1,347
|
391,667
|
9,663
|
资料来源：
陈禄漪：<大马来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见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合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页309。
东马沙巴1950年有华校77间，学生8,489人，1955年则增至69间，学生10,130人，1957年华校更增至82间；砂劳越1948年华校已达204间，学生21,282人，教员679名；1950年华校增至213间，学生23,906人，教员804名。到了1955年，华校已共有246间，学生35,099人，教员1,147名。(注78)
(八)华文中学的演变和南洋大学的创建
华文中学随着华小的蓬勃发展而兴。原也和华小一样，全靠华人自己建立起来的。1938年在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初马来属邦共有华文中学21间，计海峡殖民地7间，马来联邦12间，马来属邦2间。东马方面，沙巴战前只有一间华文中学，即山打根中华中学；砂劳越1937年共有华文中学10间。(注7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文中学也跟着华小复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基于政治因素，殖民政府不允许华人到中国升学。恰好此时马来亚联合邦及沙巴和砂劳越也有更足够的条件多办华文中学以解决华小毕业生升学的问题，于是40年代中至50年代中便成了这些地区华文中学快速成长时期。1950年，马来亚联合邦已有32间华文中学，学生5,830人，同年沙巴有3间华文中学，而砂劳越则有12间(包括一间高级中学)，东西马共有47间华文中学。至1957年，光是马来亚联合邦便已有华文中学60间，沙巴有5间而砂劳越则有13间。此时东、西马共有华文中学78间。同年，马来亚联合邦华文中学学生共49,536人，砂劳越华文中学则有学生3,258人。(注80)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上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日虽只12年，但由学校的间数与学生人数来看，华文中学的进展不可谓不迅速。
表8：马来亚联合邦华文中学学生及教员统计表
年份
|
学校间数
|
学生人数
|
教员人数
|
1946
|
15
|
4,508
|
194
|
1947
|
22
|
3,194
|
201
|
1948
|
21
|
3,474
|
220
|
1949
|
27
|
4,450
|
265
|
1950
|
32
|
5,830
|
380
|
1951
|
38
|
7,503
|
426
|
1952
|
40
|
11,378
|
462
|
1953
|
45
|
14,670
|
438
|
1954
|
38
|
18,112
|
512
|
1955
|
54
|
32,491
|
946
|
1956
|
70
|
40,330
|
1,037
|
1957
|
60
|
49,536
|
1,141
|
按：学校数目不包括附设於小学之中学
资料来源；
陈绿漪：<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见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页309。
不过，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之前，已有一小部分的华文中学为了接受津贴而改制，即将它们大部分科目的课本易为英文，只保留语文科不变。首间为了接受津贴而改制的华文中学是槟城钟灵中学，该校在校长汪永年的带领之下於1955年1月向政府申请特别津贴。1956年8月，钟灵中学与政府正式签订接受特别津贴合约。1957年内，又有两间华文中学步钟灵中学之后尘接受政府的特别津贴而改制，即森美兰的振华中学及柔佛昔加末的华侨中学。(注81)政府当时虽想鼓励其他华文中学仿效钟灵模式办学，以领取津贴金，无奈大部分的华人激烈反对，以致此项计划一时无法实现。因此独立前由华人社会创办的华文中学只有上述三间接受津贴而进行改制。
有鉴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新华文教育蓬勃地发扬，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英殖民政府与之交恶，马、新各地华文中学毕业生到中国读大学的管道已阻塞不通，于是本地区的华人便觉得有必要就地自设华文大学，以使这里的华文中学毕业生深造有门。
1951年马、新两地的华人社会即萌创办“马华大学”之念。1953年1月16日，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正式倡议华人自筹经费创办华文大学。经陈氏登高一呼，全马华人包括教总主席林连玉和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等都热烈响应。新加坡福建会馆并于同年1月23日献地523英亩作为华文大学的校址。2月20日，华文大学筹委会把大学定名为“南洋大学”，以使其成为东南亚华文最高学府。陈六使又於5月19日宣布捐献叻币500万元作为南洋大学基金。接着马、新各地华人社会便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各项筹建运动。大商巨贾慷慨输将；三轮车夫举行义踏；计程车司机除了义驶之外，也有将其储蓄捐出者；小贩则举行义卖。各行各业的人也加入筹款运动。李光前则宣布决定依照南大5年内(1953至1957)实收捐款捐献其总额的百分之十。在各地华人的热烈响应和欢呼声中，南洋大学遂于1956年3月正式开学。(注82)
南洋大学提供了东南亚地区华人子弟以中文完成大学的机会，又因为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巴和砂劳越尚未独立，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这几个地区的华文中学毕业生到南洋大学深造皆很方便，所以这间大学虽设在新加坡，却得到马来西亚各地华人的认同和鼎力支持。另一方面，南洋大学的成立，也标志着这些地区由小学至大学的华文教育系统已初步完成。
(九)独立前华文教育的成就
独立前，马来亚联合邦、沙巴和砂劳越这些地区，华人在争取华文教育的合理地位方面，虽屡遭挫折，可是仍然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决心，前仆後继的毅力，处於内忧外患的环境里，坚持把华文教育办好。华文学校由初期几乎完全靠华人社会的自筹自办到后来的接受津贴，部分经费虽巳由政府资助，但校产的购置，校舍的兴建，经费的筹划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靠华人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并通过董事部来完成。(注83)至于私立华小及华文独立中学和初期的南洋大学，则全靠华社支撑。因此，独立前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其顶梁柱是当地的华人社会。
华社的努力首先使华小屹立而不动摇，并吸纳了绝大部分的华裔生，使就读华小的华族小学生在全体华族小学生中一直保持非常高的百分比。
表10：马来亚联合邦华族小学生在华小就读百分比
年份
|
华族小学生总数
|
华小华族学生人数
|
华族小学在华小就读百分比
|
1947
|
220,456
|
190,349
|
86.30
|
1951
|
240,546
|
199,414
|
82.90
|
1954
|
288,951
|
232,871
|
80.60
|
1957
|
433,473
|
361,208
|
83.30
|
资料来源：
教总33年编委会编：《教总33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87)，页900。
华文中学虽一再受到政治风浪的打击，可是仍旧能够和华文小学及南洋大学共同担当了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在各种不利条件下的独立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有如此不凡的成就，努力提倡华文教育的先贤，实堪告慰，他们创办华校和发展华教的奋斗精神以及所做出的卓越与伟大贡献，无不令人赞叹。他们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不但丝毫无愧于后代，而且使後人肃然起敬，敬佩不已。
注释：
注1：曾松华：<华族南移的背景与动向>，见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页21、34。
注2：陈育崧：<马华教育近百年史绪论>，(椰荫馆文存)(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4)，页221。
注3：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ri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The Anglo-Chinese Press,
1920), PP. 149-151.
注4：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 26.
注5：郑永常：<从东亚的发展看大马华文教育的契机>，见朱浤源编：《东南亚华人教育论文集》(屏东：国立屏东师范学院，1995)，页316；小木裕文：《(日文)华人杜会与教育变容》(东京光生馆，1995)，页108。
注6：括弧内为创办年份。参阅同注2，页222-226及柯水林：<崇文阁与萃英书院>，林孝胜等编著：<石叻古迹>(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页217-220；王秀南：<星马汶教育发展史纲>，见宋哲美编：《星马教育研究集》(香港：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74)，页12。
注7：同注2，页226；陈绿漪：<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见同注1《马来西亚华人史》，页283。
注8：同注6<崇文阁与萃英书院>，页219；王品棠、徐柳常：<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见林水檺编：《文教事业论集》(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85)，页24；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25、228.
注9：Tan Liok Ee(陈绿漪)，"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Malaysia", Aliran Monthly 16(1), 1996, p. 12.
注10：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页305-306；颇清湟：<战前新马闽人教育>，《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亚洲研究会，1992)，页285-287。
注11：张振勋，号弼士。原籍广东大埔黄堂乡。其事迹见黄建淳：《晚清新马华侨对国家认同研究——以赈捐投资封爵为例》(台北：中华民国海外华人研究学会，1993)，页213-215；邝国祥：<张弼士其人>，《槟城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8)，页97-107。
注12：陈剑虹：<平章会馆的历史轮廓1881-1974>及陈翼经：《槟州百年来的教育》，均见刘问渠主编：《槟州华人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新厦落成开幕纪念特刊》(槟城：槟州华人大会堂，1983)，页140、400；黄建淳：<槟梆屿中华学校(1904-1911)——兼述与清末政局的关系)，见同注5《东南亚华人教育论文集》，页462。
注13：《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30年10月(1904)记云：“槟榔屿创建中华学校，请赏给匾颧并石印《图书集成》均允之”。参阅钱骏祥等：《大清德东景皇帝实录》(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卷536，页6。匾额“声教南暨”见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5)，页923。
注14：同注10<战前新马闽人教育>，页288。
注15：陈育崧：<马来亚华文教育发轫史>，见同注2《(椰荫馆文存》，页242-244。
注16：诗及注文见《康南海先生诗集》(台北：文海出版杜，1975)，卷7，页10。
注17：文翁於汉景帝末年任蜀郡守，仁爱好教化，对当地的教育事业贡献巨大。(汉书)云：“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宫、自文翁为之始云。”又谓：“至今巴蜀好文雅， 文翁之化也。”见斑固：《汉书，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89，页3626-3627。
注18：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社，1982)，页186-189。
注19：见注7<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页285及316注16。
注20：应新学堂王秀南及许甦吾皆误称成立於1906年；此据颜清湟、郑良树及魏维贤等定为1905年。参阅王秀南：《东南亚教育史大纲》(新加坡星马台王教授寿仪印书委员会，1989)，页158；许甦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南洋书局有限公司，1950)，页24；同注10，<战前新马闽人教育>，页288；郑良树、魏雄贤编；《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1975)，页12(序文)。
注21：参阅上注《东南亚教育史大纲》，页158；《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页23-28；<战前新马闽人教育>，页288-289、297；《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页12(序文)，页96、104；雪兰莪中华大会堂54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编：《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雪兰筏中华大会堂文教委员会，1977)，页881、884。
注22：宋哲美：《北婆罗洲、婆罗乃、砂劳越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3)，页69、80、83；宋哲美：《英属婆罗洲华侨教育》(台北华侨教育丛书编纂委员会，1959)，页21；饶尚东：<东马华人的历史及其发展>，见同注1《马来西亚华人史》，页153；Colony of North Borneo Education Department
Triennial Survey 1958-1960 (Jesselton: The North Borneo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2), p. 1: Tan Chee Beng, "The Northern Chinese of Sabah: Origin
and Some Sociocuhural Asp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SSC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thnic Chinese. History and Perspective: Ethnic Chinese at Turn
of the Centuries, 18-22 November, 1996, Xiamen, China. p. 3.
注23：同上注《英属婆罗洲华侨教育》，页116；刘予政：<砂劳越早期的华校>，《砂劳越史事论丛》(古晋：拉让出版社，1987)，页74-75。
注24：见上注<砂劳越早期的华校>，页75；刘子政<砂劳越教育进展史>，《砂劳越散记》(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页91。
主25：郑良树：<新马战前的华文教育>，《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文化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页95；Kua Kia Soong, The Chinese Schools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1985),
pp. 29-30.
注26：李庭辉：<马来亚华文教育(1894-1911)：早期华校的民族主义>，收入《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86)，页99。
注27：参阅同注20《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页9-10(序文)；吴华：《新加坡华文中学史略》(新加坡：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6)，页27。
注28：同注6<星马汶教育发展史纲>，页15。
注29：见注7<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页289。
注30：杨建成：《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页129。
注31：参阅注⑦<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289-290；多拉三美(T. R.
Doraisamy)及魏维贤等编撰：《新加坡一百五十年来的教育》(新加坡：新加坡师资调练学院，1972)，页73；注25，The Chinese Schools of Malaysia, pp.32-33。
注32：《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全文见Yung
Yuet-Hing, Contributions of the Chinese to Education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00-1941, M. A. thesis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1967)(unpublished), pp. 311-318 <附录“A”>。
注33：参阅注20《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页131：注25<新马战前的华文教育>，页104-106。
注34：见同注32，页80表。
注35：王秀南：<马来西亚教育史的分期>，《星马教育泛论》(番港：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70)，页35；并参阅注8 The
Chinese in Malaya, pp. 230-231。
注36：许甦吾列出《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实施后，新加坡被关闭之有名可考华校共16间。又根据Chinese Education and Government Policy in
Malaya一书所述，由1925年至1928年之间，光是海峡殖民地便有315间华文学校被勒令关闭。见同注20《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页131-132；Suen Y-Chern, Chinese Education and Government
Policy in Malaya, M. Ed. thesis (Mtlbourne:
University of Mclbourne, 1958)(unpublished), p. 56.
注37：同注32，页72表。
注38：Philip Loh Fook Seng, Seeds of Separatism:
Educational Policy in Malaya 1874-1940,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96.
注39：同注22《北婆罗洲，婆罗乃，砂劳越华侨志》，页80-85，260-276。
注40：同注23<砂劳越早期的华校>，页76-77。华译《学校注册法令》见同书页78-80。
注41：参阅注25<新马战前的华文教育>，页92-102。
注42：丁致聘编：<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南京国立编译馆，1935)，页141、157、192、229。
注43：同注7<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页291；罗绍英：<华文教育之演变与发展>，收入同注⑧《文教事业论集》，页41
注44：参阅注8 The Chinese in Malaya, p. 232；注38 Seeds of Separatisrn: Educational Poiicy in
Malaya 1874-1940, p. 97.
注45：同上注Seeds of Separatism: Educational poticy in
Malaya 1874-1940，此次所公布之禁书总目见浪笙：<南洋英荷各属对华侨之文化政策>，《申报月刊》，第4卷第10号(上海申报馆，1935年10月15日)，页50-51。
注46：见注7<大马半岛的华文教育>，页291；注25 The
Chinese Schools of Malaysia. PP. 39-40。
注47：1933年和1938年马来联邦华校所获得之津贴金各仅占联邦教育总开支百分之二点九及五点一。见同注38
Seeds of Separatism: Educational Policy in Malaya 1874-1940, p. 93表。
注48：同注⑦<大马半岛的华文教育>，PP. 292及319-320注释38。
注49：同注①，页39表。
注50：根据《星洲十年(文化))所列吡叻州华校各项统计表(一)，1932年该州华校共有教员406名。此统计表则据其表(二)改为407名。见星洲日报报社编：《星洲十年(文化)》，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页729-730。
注51：这一时期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之英校与马来学校的发展情况可参阅上注，页650-653、688-690、702-704、711-715、725-728、740-743。
注52：有关柔佛州华校的发展参阅上注，页753-754；注8 The Chinese in Malaya, p. 231。沙巴及砂劳越华校间数等，见Mohd. Nor. Bin
Long, Perkembangan Pelajaran di Sabah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78), p. 11表；同注23<砂劳越早期的华校)，页85。
注53：括号内为增办高中年份。参阅注10<战前新马闽人教育>，页300-301；同注20<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页9-10(序文)。
注54：参阅1219华教盛会工委会史料展组编辑：《华光永耀》(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1993)，页4：同注6<星马汶教育发展史纲>，页16-17。
注55：陈剑虹：<战后大马华人的政治发展>，见同注1《马来西亚华人史》，页95；方显编：《世界史、马来亚史及东南亚史—马来亚史及东南亚史部分)(新加坡：上海书局，1970)，页247。
注56：见注⑧<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页27。
注57：同注⑦<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页309表。
注58：上注，页292；注43<华文教育之演变与发展>，页42；注35<马来西亚教育史的分期)，页40。
注59：First Report of the Centr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Education (Council paper No. 29 of 1950)(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950), PP. 2-3；同上注<华文教育之演变与发展>，页42。
注60：参阅注7<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页293；郭岩：《马华与华人社会)(吉隆坡：读者服务机构，1980)，页32、42；同注54《华光永耀)，页6。
注61：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alay Education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951), PP. 75-77；同注⑧<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页27；同上注《华光永耀》，页5；同洼25 The Chinese Schools of Malaysia. pp. 59-60.
注62：WiIIiam P. Fenn and Wu Teh-Yao, Chinese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Malayans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951), PP. 6, 11; 同上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页27。
注63：Report of the Barnes Report on Malay Education
and the Fenn-Wu Report on Chinese Education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951), PP. 1-8;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Appointed on the 20th Day of
September 1951 to Recommend Legislationto Cover all Aspects of Educational
Policy for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Council Paper No. 70 of 1952), (Kuala
Lumper: Government Press, 1952), PP. 5-6.
注64：注6<星马汶教育发展史纲>，页23；同注7<华文教育之演变与发展>，页43；教总33年编委会编：《教总33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87)，页45。
注65：Francis Wong Hoy Kee and Ee Tiang Hong,
Education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Ltd,
1975), pp. 55-56；同注25 The
Chinese Schools of Malaysia; p. 77;
Educational Policy Statementc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n the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Policy Together with
the Report of That Committee.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954), PP. 3.
18.，
注66：马来亚联合邦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成立於1954年8月22日。见董总出版组编：《董总卅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87)，页277，同注50《华光永耀》，页6；同注7<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页294。
注67：马华与巫统於1951年组成联盟，印度国大党则於1954年开始加盟。见胡达玛：《马来政坛谈往》(吉隆坡：开明文化企业，1981)，页8、36。
注68：注65<战后大马华人的政治发展>，页111-112；同注60《马华与华人社会》，页52。
注69：Report of the Education Committee 1956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956), p. 1.注43<华文教育之演变与发展>，页43-44；注64《教总33年》，页375-376<附录>引1956年5月7日(中国报)。
注70：上注Report of the Education Committee 1956, PP. 9,
12-1, 19. 3；同注8<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页27-28。
注71：见注54《华光永耀》，页10；注64《教总33年》，页375-376<附录>引1956年5月7日《中国报》；教总教育研究中心编：(华文教育史料)(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84)，页37。
注72：The Education Ordinance 1957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959), PP. 34-35.
注73：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编：《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简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93)，页5-6；同注60《马华与华人社会》，页67-69。
注74：参阅注22《英属婆罗洲华侨教育》，页40、55、147-149；同注6<星马汶教育发展史纲>，页24-25。
注75：同上注《英属婆罗洲华侨教育》，页149-157；<星马汶教育发展史纲>，页24。
注76：参阅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页387-398；注60《教总33年》，页336、340-347。
注77：注43<华文教育之演变与发展>，页45；注54<华光永耀>，页9。
注78：见注52 Perkembangan Pelajaran di Sabah, 页26, 44(表)；注22《英属婆罗洲华侨教育》，页25；注64《教总33年》，页884；注22《北婆罗洲、婆罗乃、砂劳越华侨志》，页256表1；许聪思：<砂劳越概况>，《英属婆罗洲年鉴》(新加坡：文艺印务公司，1952)，页320
注79：参阅注50《星洲十年(文化)》，页654-762；注22《英属婆罗洲华侨教育》，页30-31；注23《砂劳越早期的华校》，页85。
注80：见注⑦<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页309表；注⑩《英属婆罗洲华侨教育》，页27-32；注78《砂劳越概况》，页32；注20<砂劳越教育进展史>，页98。
注81：参阅教总教育研究中心编：《华文中学改制专辑》(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86)，页14、26-30。
注82：同注71《华文教育史料》，页2-寥26；颜清湟：<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创办与关闭>，收入同注⑤《东南王华人教育论文集》，页477-478。
注83：见注66《董总卅年》，页5。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页215～页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