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危机与挑战
1954年11月21日上午9时半，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人民行动党正式宣布成立。约有一千五百人出席成立大会，大多数是男性，到会人士包括工会的领袖们、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还有来自马来亚的两位政坛高级首脑——东姑·拉赫曼和拿督陈祯禄爵士。
东姑·拉赫曼原是马来亚吉打邦(Kedah)苏丹之子，其母是泰国一位酋长的千金。拉赫曼十五岁就被送到伦敦读书，在剑桥大学攻读文科和法科。1941年底日军占领吉打，他即开始从事抗日活动。1947年再赴剑桥修完法科课程，在此期间与李光耀相识，因为志同道合，都想争取马来亚的独立，所以两人相交甚笃。1951年拉赫曼成为马来亚最大的政党——巫统的领袖。次年，同马来亚华侨首领陈祯禄等人组织联盟党，该党由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三个组织联合而成。1954年拉赫曼正是以联盟党党魁的身份应李光耀之邀出席了人民行动党的成立大会。后来(1955年)联盟党在大选中获胜，拉赫曼出任马来亚第一任首席部长。他积极谋求马来亚的独立，为此多次同英国谈判，最终迫使英国同意让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拉赫曼乃被誉为“马来亚独立之父”。他从1957年起担任马来亚总理，一直到1969年联盟党在大选中失败，他才不得不黯然下台。从那以后，他再未涉足政坛，只是做点推动国际伊斯兰教徒团结和为伊斯兰教徒谋福利的工作。他今年(1989)已经八十六岁了，尚健在。
陈祯禄原籍中国福建省漳州南靖县。他的曾祖父陈喜是一位船主，后到马来亚经商并在马六甲定居。他的祖父陈春木在马出生，以经营航运业致富。他的父亲陈恭安亦从商。陈祯禄1883年生于马六甲，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当过中学校长，1908年转入商界，经营橡胶业，是二十多家大公司的董事，家财万贯。他主张马来亚自治，曾发起组织泛马政治行动联合委员会，领导过全马反英总罢市。1948年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后，陈转而同英国殖民政府合作。1949年组织马华公会并任会长直至1958年。该会是马来亚最大的华人组织，号称拥有会员二十多万人。陈祯禄后来被英方封为“拿督”(Dato)，1952年元旦又被封为“爵士”。1954年，陈正是以马华公会会长身份应邀参加人民行动党成立大典的。陈与东姑·拉赫曼交往甚深，曾支持东姑·拉赫曼争取马来亚独立的斗争。拉赫曼执政后，陈以侨领身份在华人中活动，对巩固拉赫曼的统治地位起了一定的作用。1960年12月陈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拉赫曼为他举行国葬，送葬时“哭得像个孩子一样”(陈祯禄之女金蕊语)。
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发起人共十四名，其中有两名律师、两名记者、两名教师、一名大学讲师和七名工会运动工作者。当时，这些发起人大多在主席台上就坐，例如李光耀、杜进才、拉贾拉南、沙末·依斯迈等。但是有两位发起人——吴庆端和贝恩却混在台下的人群中。原来他俩当时都是殖民政府的公务员，而按规定，公务员是不得参加政党的，所以他们没有堂而皇之地坐在主席台上，其实英国当局早就知道他们两人是筹建人民行动党的积极分子，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追究罢了。
李光耀在大会上发言，宣布人民行动党的奋斗目标是使所有成年人都有选举权、工作权，经济上得到充分报酬，消灭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正不平现象等，对没有工作能力的人给予社会保障，促进民族团结、自尊、自力更生和勤奋的精神。他同时抨击进步党和工党；抨击英国一手炮制的《新马宪法草案》和《紧急状态法令》。他的口才和严肃认真的表情博得听众的热烈掌声。东姑·拉赫曼在大会上致贺词，态度颇为热情诚恳。
据李光耀回忆：人民行动党的诞生曾经过“两年的孕育”。一批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人在两年间经常在新加坡欧思礼路38号李光耀家的餐厅里聚会，一周一次或者两周一次。他们讨论如何组织政党，政党应有怎样的政策，这些政策对民主主义者和具有激进政治思想的人将如何产生广泛的吸引力等等问题。他们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英国宣布《紧急状态法令》已使新加坡的“宪制竞技场产生真空，共产党已转入地下活动，政坛由无能的分子和趋炎附势者所占据。他们不论是个人还是政党，都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李光耀和他的同志们“意识到必须举起反殖民主义的旗帜”，抓住这一良机建党。李光耀认为当时他和他的伙伴们心里非常明白：“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路人都会加入我们这支队伍，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向英国人展开争取独立的斗争。”建党发起人之一的沙末·依斯迈就是马来亚共产党党员。在当时李光耀是有意联合共产党来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虽然他认为这是“骑在老虎背上”，要冒很大的风险，但由于他和他那一群“中层阶级反殖民主义者们”都是受英文教育出身，当时许多人连华语都不会讲(李本人也只会讲客家话)，无法和占新加坡人口三分之二强的华人群众顺畅沟通，在华人群众中的力量相当薄弱。
他们必须利用共产党在新加坡华人中有广泛群众基础这一优势，暂时与共产党结盟，容许共产党人加入人民行动党，以便集中力量，先从英国人那里争取到独立再说。
李光耀曾回忆说：建党工作是由一个秘密小组筹划的。吴庆瑞和贝恩负责研究制定党的干部薪金制度；杜进才负责拟定党的宗旨；拉贾拉南负责向报界宣传该党。党要重点争取各大工会的支持，因为当时新加坡的工运正如火如荼，吸引着成千成万的群众。
正是由于李光耀及其同僚采取了联合进步力量、联合共产党的策略，才使人民行动党得到当时“左倾亲共”的华文报纸的支持。这些报纸大量报道人民行动党的动向和宗旨，向广大华人读者作宣传，逐步扩大了人民行动党在华人中的影响，为1955年该党参加大选并取得几个席位奠立了基础。
1955年4月，当时的新加坡总督罗伯特·布莱克下令举行“部分民选政府”(不是全部民选)的首次选举。成立才五个月的人民行动党决定派出四人参加立法议会议员竞选。这四人是：李光耀(在丹绒巴葛区参加竞选)；林清祥(在武吉知马区参加竞选)；吴秋泉(在榜鹅淡宾尼区参加竞选)；蒂凡那(在花拉公园区参加竞选)。另外，阿末·依布拉拉欣以独立人士身份在三巴旺区参加竞选。阿末·依布拉欣是军港工友联合会的领袖，他在该区占多数的印度裔和马来裔选民中很有影响。结果是人民行动党的五个候选人全部当选。
这几位人民行动党党员当选为立法议员后，便成为议会中的反对党。李光耀担任反对党领袖。1955年至1956年在新加坡执政的是劳工阵线同华巫印联盟组成的联合政府，首席部长是马歇尔。当时的新加坡处于半自治状态，英国只准许设首席部长而不准许设总理。马歇尔被认为是个“完完全全的自由派”，“一个容易打击的靶子”。他是在新加坡出生的伊拉克籍犹太人，虽然受过英文教育，却和英国殖民当局并不相合。据说英国人既反对他，又瞧不起他。在他刚担任首席部长时，英国人甚至拒绝拨给他办公室和工作人员。直到他威胁说他要在一棵树底下办公时，英国当局才给他几个靠着楼梯底下的房间和一个勤务员。他的内阁只维持了十四个月，就由于他率领的一个包括各党派的代表团到伦敦谈判移交政权问题，拖了六个月却毫无进展而抱恨辞职。接替他的是林有福，这是一个亲近英国殖民当局的华人，他上台后曾两次大规模逮捕新加坡的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因此在群众中声名狼藉。林有福1956年上台，到1959年便下台了。从1955年至1959年，人民行动党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同执政党作斗争上。李光耀等不断揭露对方的贪污腐败和平庸无能，同时积极争取群众，积蓄力量，为1959年的大选作准备。
1958年，英国殖民当局核准《新加坡自治方案》，同意新加坡通过1959年大选从半自治状态变为完全自治。但英方保留新加坡的国防、外交、修宪和颁布《紧急状态法令》的权利。
1959年，新加坡的政治形势对人民行动党和李光耀非常有利。当时，由林有福领导的政府已失去威信，那些组织完善的工会都支持人民行动党，包括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业界工会，各业厂商工联会(一个综合性职工团体)，还有政府、市议会和商行方面那些由非共人士领导的工会。但人民行动党也面临重大的抉择。如果竞选获胜，将会面对共产党的全面攻势，共产党必然要求得到更多的“庇保”，要求发展他们的势力。人民行动党能不能驾驭共产党？能否经得起同共产党闹翻呢？因为和共产党闹翻意味着要失去相当多的群众。这的确是大问题。此外，英国也不会痛痛快快地让新加坡完全独立，人民行动党是否有两面作战(一面对付共产党，另一面对付英国殖民当局)的能力呢？
经过深思熟虑，李光耀和他的同僚们认为还是应当争取在1959年上台执政。因为如果再等五年，等到下届大选，政府的情况一定会更糟。
与其拖到那时去接管一个烂得不可收拾的摊子，不如现在就接管政权。现在遇到的困难肯定会比五年后少得多。至于和共产党决裂，那是必然的。而现在，人民行动党已与1954年初建时完全不同了，比那个时候力量雄厚得多了，李光耀和他的战友们相信，一定能够击败共产党。
就在这种认定之下，人民行动党派出51名候选人参加全新加坡51个选区的竞选，结果43位当选。同年6月，由该党负责组织政府。当时英国已允许新加坡成为完全独立的自治邦，所以自治政府的首脑称为总理。李光耀以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身份担任总理。时年三十五岁，是世界上少有的年轻总理之一。
李光耀一上台，就释放了在1956年和1957年发生普遍罢工和暴动风潮时被英方逮捕的八名人民行动党人。李光耀深知这些人其实都是共产党员，把他们释放等于放虎归山。但为了争取群众，要表现出他与共产党还是“团结一致”的，而且他为了实践竞选诺言，所以毅然不顾一切地把这些人放了。他不但放人，还把其中的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和兀哈尔委任为几个部长的政治秘书，并委任普都查里为工业促进局经理。
李光耀后来追述道：“这些人在他们被扣留时，都曾以书面向我保证：以后不再为共产党效劳。”“但是，能够遵守书面保证的，只有蒂凡那一个人。”李又说：“他们留在政府里，表面上为人民行动党工作。经过了两年的时间。不出所料，他们企图逼迫我们采取一些政策，使共产党人更容易夺取政权。我们拒绝这样做，他们就攻击我们。我们进行反击，于是他们就在1961年7月离开我们，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同我们进行公开的斗争。”
正如李光耀所说，1961年7月，人民行动党和共产党公开决裂了。人民行动党43名立法议员中，有13人转到社会主义阵线旗帜下。不少群众也转而拥护社阵，人民行动党面临严重的危机。李光耀曾描绘当时的处境说：“他们(指社阵)的干部在经验和人数方面比我们强得多。”“我们骑上了一只狂野的老虎，可是我们却不能因为恐惧而变成瘫痪无能。”“我们咬紧牙关骑着这只老虎，一直到它筋疲力竭被制服为止。”李又追忆说：“回想1961到1963年9月那一段极其严重的危机时，宿将们坚贞不渝的勇气还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
人民行动党同社阵的一次重大较量是关于新加坡是否同马来亚合并的一场争论。李光耀一派从新加坡地小人少、自然资源贫乏、夹在马来亚与印尼两大国之间的现实情况，力主并入马来亚以求得生存。而以林清祥、方水双为代表的社阵则表示反对新马合并。经过艰苦的论战，1962年9月，新加坡就是否同马来亚合并问题举行公民公决，结果71%的票赞成人民行动党关于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的主张。
1962年12月，文莱人民党在当地发动“叛乱”，李光耀政府以社阵领导人参与文莱“叛乱”为借口，于1963年2月将林清祥，方水双等人逮捕。
由于李光耀与马共以及林清祥有过一段渊源，我们在此对马共和林清祥略作介绍。马共成立于1930年，成员多为华人，此外还有马来人、印尼人、菲律宾人。马共曾长期坚持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争取马来亚独立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又组织抗日游击队在马来亚丛林与日本占领军作战。马共荟萃了马来亚以及印尼、菲律宾的许多优秀儿女，在马来亚以至东南亚都有巨大的影响和威望，当时的许多仁人志士以参加马共为荣。50年代的新加坡，马共的势力很大，为广大新加坡人民所信赖和拥护；同时也成为英国殖民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非要把马共剿尽杀绝不可。林清祥是马共的一名要员，原籍中国福建省，1933年生于新加坡柔佛，曾在一所华侨中学读书。1951年18岁时因参加“初中会考罢考活动”而被殖民政府逮捕。出狱后转入一所英文学校学习。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工会运动，曾任纺织工联的秘书。由于年轻有为、能言善辩，他逐渐成为一名新加坡工运的杰出领袖。据李光耀说，林清祥在1954年即通过友人与李接触，商谈组织人民行动党事宜。当时林表示他在1951年曾经被捕过，不宜出任人民行动党的发起人，林推荐方水双替代他为该党发起人之一，而林只担任人民行动党的副秘书长。1955年林以人民行动党党员身份竞选立法议员并当选，那时他才二十二岁。1956年他作为新加坡各政党代表团成员赴伦敦参加宪制谈判。当时的新加坡报界形容他是一个“有惊人的魄力、毅力和想像力的人”，“博览群书，知识丰富”，“读了不少屠格涅夫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又是一位“被公认的大公无私的人”，“政治魅力和吸引力比李光耀强”。李光耀也说过：“林清祥是马共培养出来的公开战线上最主要的领导人。”李在初入政界时需要马共以及林清祥等人的支持，但不能容忍马共和林清祥等人的影响日益扩大，所以一有可以排除林、削弱马共影响的机会，李氏当然不会放过。马共和林本人大概也没有料到李氏会那么快就翻脸，看来也没有作任何应变准备。林清祥被监禁六年，于1969年7月获释。据新加坡报纸登载的消息：林曾于1969年7月21日分别致函李光耀及当时的社会主义阵线主席李绍祖。在给李光耀的信中，林称：“我已达致最后结论，永远放弃政治。”在致李绍祖的信中，林称：“由于不同意党(指社阵)的政策与路线，我决定从今天起辞掉在党内的一切职位，并宣布放弃政治。”信中还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已完全失去信心。”“共产党所主张的暴力革命在我国是行不通的。”为此，社会主义阵线于1969年7月24日发表声明，说林“已背叛他过去的政治立场和信仰，背弃了党、人民及反帝斗争的基本利益”，宣布把林开除出社阵。也就在同时，林请求会见李光耀，同李会谈后，李即送他到英国学习和疗养。林旅居英国十年，到1980年才重返新加坡。
据1986年新加坡报纸透露，林已成为当地一名产业经纪人。至于曾和林清祥齐名的方水双，他也来自柔佛，50年代曾同林一起搞学运工会，后被英国殖民政府逮捕。1959年获释后，被李光耀委任为劳工律政部秘书。1963年同林清祥一起被李光耀逮捕，同林一样于1969年获释。据1986年新闻媒体透露，他已成为柔佛新山一家机械公司的董事和经理，也不再言政了。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与马来亚正式合并成为马来西亚。新加坡在马来西亚联邦内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李光耀的身份仍然是新加坡总理。
1983年9月李光耀在庆祝其六十岁生日时发表的讲话，曾提到这段往事。他说：“二十年前，在我四十岁生日那天，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宣告成立，新加坡成为它的一部分。那天，我北上吉隆坡，参加在国家体育场举行的马来西亚成立典礼。在那天傍晚，我赶回新加坡，继续主持决定性的大选。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庆祝我的四十岁生日的。”他还说：“马来西亚原定于1963年8月31日宣告成立，由于印尼苏加诺的反对，联合国观察员被派到婆罗洲，负责确定北婆罗洲和沙捞越人民的意愿，结果马来西亚成立的日期被拖延了。……东姑·拉赫曼当时并不知道9月16日是我的生日，他并不是有意选定这个日期，以赏识我在协助促成成立马来西亚联邦方面所作的努力。8是他的幸运号码，由于联合国的报告书(指报告北婆罗洲和沙捞越人民是否自愿加入马来西亚一事——著者按)预料不会在8号以前完成，他(拉赫曼)就把日期改为16号，即8的倍数。”
在新马合并前十多天，即1963年9月3日，李光耀解散了新加坡的立法议会，其目的是要在合并前乘马来西亚中央政府还没有接管新加坡警察，未把这支警察部队控制起来以致影响新加坡大选之时，在新加坡抢先进行一次大选。投票日期是在1963年9月21日。当时社阵指责李氏和人民行动党把新加坡“出卖给马来西亚”，指责他逮捕林清祥、方水双等社阵领袖是公然背叛左派，他们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也不示弱，同社阵展开激烈的短兵相接的斗争。结果人民行动党在这次大选中得票率虽由1959年的53.4%下降到46.5%，但仍赢得了议会51席中的37席，社阵获得13席，另一席则为被人民行动党开除后另组人民统一党的王永元夺得。王永元原是一位曾在澳大利亚受过教育的会计师，1954年起一直任人民行动党司库，在党内曾站在李光耀一边。1957年新加坡市政选举时，人民行动党获胜，王永元当上了新加坡市长。王曾被当时的舆论界称赞为“是像林清祥一样的一流政治人物，很有吸引力。在新加坡华人中很有影响”。但据说他“经常自行其是，不听李光耀的指挥，逐渐成为李的对立面”。1959年王在芳林选区当选为议员。后来因提出“十六点义案”指责人民行动党“缺乏民主，越来越右倾”，被认为是“对党的集体领导挑战”，于1960年6月被人民行动党开除出党。但王的斗志未减，他组建了人民统一党，并在1963年9月的大选中获胜。
与社阵的大决战刚告一段落，李光耀又面临另一个令人头疼的局面，那就是种族骚乱。1964年7月21日，也就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新加坡发生了种族暴乱，有23人在暴乱中丧生，454人受伤。同年9月，又发生第二次种族冲突，有12人丧生，109人受伤。两次事件中伤亡者几乎都是华人和马来人。用李光耀的话说，这些惨剧使新加坡“正式体验到在联邦的种族恐吓政治”。“当我们发觉我们是怎样的天真和相信人家时，我们的确非常震惊。”李还说：“我们拒绝在受威吓之下表示默许。”在这种决心鼓舞下，1965年5月，人民行动党同马来西亚的所有反对党联合成立了“马来西亚团结总机构”，并在国家剧场举行群众大会，发起一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运动”，反对中央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人民行动党在整个马来半岛开展活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李光耀一派还在宪制、和平等问题上抨击中央政府。1965年7月，人民行动党又在马六甲、芙蓉镇、吉隆坡等地举行一系列群众大会，把为数众多的群众争取过来。
马来西亚当局当然不能漠视人民行动党在全马如此这般活跃，它担心照此下去，人民行动党将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政党，主宰整个马来西亚，把马来半岛变成华人的天下，猜忌、恐惧最终导致要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东姑·拉赫曼当时是马来西亚的总理，他原来同李光耀关系甚密，李也极力同他搞好关系。可是由于上述情况，两人的关系日趋紧张。在拉赫曼看来，李氏是个野心勃勃、非常危险而又极难对付的人物。拉赫曼当时正在伦敦养病，他躺在病床上反复思忖，最后认为必须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除此别无选择。当时拉赫曼及马来西亚的一些统治者认为这是把李一伙置于死地，制服李及其人民行动党的一着妙棋，心里颇为自得。的确，新加坡对马来西亚的依赖性很强，连水都要靠马来西亚供应，脱离马来西亚，新加坡一天也难以生存。拉赫曼一方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这一招教训教训李光耀及其追随者，然后再让他们按照拉赫曼的条件乖乖地屈膝臣服。
有人说李光耀生平当众只哭过两次，一次是他母亲逝世时，另一次就是在宣布新马分家时。的确，李光耀是极不情愿让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1963年以前，他多次唇焦舌烂地说服新加坡人同意他的新马合并主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全马开展政治活动，企图按照他的理想建设一个崭新的马来西亚，谁料才两年的光景，就被一脚踢开了，让他和人民行动党再退缩到那弹丸之地——新加坡，其委屈悲愤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1965年8月9日，星期一。拉赫曼和李光耀分别在议会和新加坡市政厅同时宣布新马谈判破裂，正式分家。
当时的《海峡时报》曾生动地描绘了李氏在新加坡宣布这件大事时的表情：“他(指李)带泪宣布……然后停顿下来，简直是不能自持……然后他继续说下去，再次不支，把头埋在双手之间。他说永远记住此一时刻，他说他对此事感到非常愤怒……”
脱离大马后，新加坡于1965年10月加入英联邦。1966年1月在红山区举行议会的第一次补选，人民行动党获得总票数的80%，比1963年1月在该区得到的38.7%猛增了41.3%。到了1967年3月，在汤申区补选中，得票率也从1963年的39%升至80.9%。可以说，人民行动党没有因新马分家而被压垮，相反，它挺过来了。对此，李氏后来说到：“我们是绝不肯爬着乞求回到马来西亚的。”这正代表了李氏及人民行动党在艰难困苦中所具有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坚强意志。
社会主义阵线同人民行动党相比，颓势日益明显。在1963年9月大选后，社阵有两名当选立法议员没有宣誓就职而转入地下。其他社阵议员也分两批辞去议员职务。第一批于1966年1月辞职，第二批于1966年10月辞职。社阵的本意是以辞职进行抵制，事实上却是把地盘全让给了人民行动党。社阵这种策略铸成大错。1968年3月大选，社阵仍持抵制态度，结果失去了大批群众。到1972年，社阵方面改变政策，参加大选活动，在十个选区竞选议员席位，但由于元气已大伤，结果全军覆没。1976年12月，社阵再次参加竞选五个议席，仍然全部落选。直到今天，社阵虽然还存在，但其力量和影响力都很微弱，它在议会中连一个席位也没有得到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种族暴乱刚刚平息，李光耀及其政府又面临新的危机。那就是英国政府于1968年1月16日宣布，将在1971年3月31日之前，把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所有英军撤回本土。李光耀深知，此举将对新加坡的经济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英军驻在新加坡，对李氏来说，是一颗定心丸。得到英军的保护，无疑会有安全感，不必担心苏联和越南的“军事威慑”。新加坡社会也可以安定下来，有利于进行经济建设。
而且英军驻在新加坡，其开支费用占新加坡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20%(1965年时统计)，提供三万个就业机会。英军一撤走，财政收入和国民就业两方面就会立刻出现问题。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李光耀请求英军延缓撤军，但英国这个日益衰落的帝国，实在已无力经营和兼顾它的众多殖民地了，几经交涉，英方只同意把撤军日期延至1971年12月31日。李氏为度过英军撤退的危机，一方面努力降低英军费用占新加坡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百分比（1968年降为11.1%）；另一方面解散国会，于1972年9月重新举行大选。这一次人民行动党包揽了全部六十五个议席，得票率为69%。
以后，人民行动党在1976、1980年的大选中，持续囊括全部议席。1984年大选，只丢失安顺选区和波东巴西选区两个议席；在1988年的大选中只丢失安顺选区一个议席。
李光耀经常喜欢说：“我们是特殊的一代。”“我们这一代领导人，是从剧烈的战斗中磨炼出来的。我们当中那些软弱迟缓或胆小的人最先被淘汰，目前剩下来的是经过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过程而生存下来的，我们有很强的生命力。”李光耀所说的“特殊的一代”是指他及其同僚们在20年代新加坡这个特殊环境下出生的一代，是在忧患中成长的一代，是在没有现成模式可循，在摸索中前进的一代，是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一代。的确，他这一代与以吴作栋为首的新加坡第二代很不相同，李说他及其同僚是经过物竞天择而生存下来，这也是事实。从李的政治经历看，他的确是从多次严重考验中闯过来的，正如他经常说的那样，他这一代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危机：执政后首先面临如何消除所谓“共产党的威胁”问题，而后是种族骚乱、新马分家、英军撤出、世界性经济衰退、石油涨价……
他这一代正是在这些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他们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