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
导言：东南亚华人的今昔
崔贵强 古鸿廷
华人移殖到东南亚来，追源溯流，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不惜离多背井，飘洋过海，赤手空拳到海外闯天下。他们以过人的胆识，勇猛的精神，秉承着克勤克俭的中华传统美德，在东南亚各地胼手胝足，流血流汗，对东南亚的开拓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页可歌可泣的史诗，值得我们去颂扬。这种大智大勇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
最早到东南亚的华人，是官方使节与僧信。远在汉武帝时代（140-87B.C.），随着中印关系的建立，即有官方使节乘着古代帆船，从广东沿岸商港启程，沿着南中国海徐徐南下，穿过泰南的克拉地峡，在缅甸南岸驻足，转程到南印度去。他们带来了中国的「黄金杂缯」，通过了物物交换的方式，把东南亚的「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带回到中国去（注1）。此后，中国历代王朝与东南亚诸古国的使节往还，断断续续，历久不衰。至于，往西天求法的中国僧侣，从中国循海路到印度去，东南亚亦是必经之道。自东晋高僧法显从印度渡海东归以来，历南北朝（420-581），隋朝（581-618）与唐朝（618-907），由海陆两路往西天求法的中国高僧，络绎于途，连绵不绝（注2）。不过，早期足履东南亚国土的中国官方使节与高僧，都只是路过此地，并无定居。约从宋代（960-1127）以来，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帆船贸易，逐渐扩展，华商以中国的陶瓷器及丝绸等物，换取东南亚的香料及奇珍异物（注3）。自宋代以来，历经元朝（1279-1369）、明朝（1368-1644）与清朝（1644-1911），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海面上穿梭飞扬，载来了中国的劳动人民与商品，运回去东南亚各地的土产。直至十九世纪末叶，帆船贸易才渐趋式微。
1870年标志了欧洲新帝国主义的肇端，在此后二三十年间，欧州列强捲入了空前未有的侵略狂潮，明争暗斗，尔虞我诈，落后国家成了俎上肉，西方列强扩大了在东南亚的土地侵略。与此同时，欧洲经过了差不多一百多年的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发展到瓜熟蒂落的阶段。于是在殖民地掠夺原料，开拓市场，成了西方列强扩张殖民地的重要目标，这时候也就进入第二个侵略的阶段。为了达至这个目标，政府努力安定地方秩序，提供了经济开发的有利条件。同时西方的剩余资本，也蜂拥到东南亚各地来投资！资本与劳力，是构成地方发展的两大因素，因此政府积极努力与资助外来的移民。
自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后，缔结了中英北京和约，规定了中国政府不得禁止华民赴英国所属各地或外洋工作，并得查照情形，会订章程，以谋保护。此后，中国政府便扬弃了过去施行的海禁政策，移民出国不受阻拦。
东南亚各国政府对劳力需求的殷切，与中国对移民的放任政策，再加上交通的畅通，中国南方港口与东南亚各地有定期轮船往还，导致了华南移民纷纷移到东南亚来。
在本世纪首三于年间，东南亚的经济处在黄金时代，亦即华南移民的浪潮达致巅峯的状态。这一来，东南亚华人的人口激增，社区的组织跟着庞杂，经济活动呈现多样化，政治意识淅趋浓郁，文化事业蓬勃开展。
直至本世纪卅年代初期，世界经济恐慌的阴影，笼罩全球。影响所及，东南亚各地经济衰退，百业凋疲，市况萧条，各国政府遂实施移民限制条例，华南移民浪潮于是受到阻遏。第二次大战后，东南亚各国纷纷摆脱殖民政府的桎梏，宣吿独立自主，移民限制条例，更是雷厉风行，耻后东南亚华人人口的繁衍，完全来自自然增殖率了。
战后以来，东南亚华人的处境，迈逐了一个充满挑战性的纪元。在这个阶段里，许多政客都把当地华人视为经济剥削者，剥夺了当地土著的生计，阻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从而立法掠夺华人的经济权益，动摇了华人在当地千百年来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根基。在某些国度里，排华运动此起彼伏，摧毁了华人的生命与财产。与此同时，当地一些华人政客，也认为华人的传统社会组织与文化发展，助长了华人对中国的效忠意识，窒息了华人认同于当地社会的思想，于是提出了同化华人的论调，企图彻底摧毁华人的传统意识与社会组织。在这情况下，华人今后的生存与社会文化的発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几个世纪以来的东南亚华人的历史，其内容是多姿多彩的，以下是分门别类，粗枝大叶，给它勾划出一个简单的轮廓。
（一）经济活动：在十六世纪西方殖民势力尙未伸展到东南亚来以前，华人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主要表现在帆船贸易上。那时候，闽粤沿岸的华人，利用季候风的吹送，往还于中国与东南亚的海面上，他们带来了中国的商品（其中以陶瓷及丝绸为主），带回去东南亚的土产（以香料及奇珍异宝为主）。数个世纪以来，海上贸易使一部份华人积聚了不少财富。等到十六世纪西方势力东来以后，定居东南亚的华人逐渐增多，于是海上贸易的原始累积，逐渐转化为商业、农业、矿业及工业资本，构成了东南亚经济网重要的一环。
华人的经济活动，虽渗透到各个行业，但商业资本显然是占了最大的比重。我们虽无确切的统计数字来说明，但苏联史家N. A. Simoniya却勾稽了残缺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立论（注4）。
商业资本的投资可分两方面，即对内贸易的批发商与零售商，及对外贸易的出进口商，就中以前者的资本较大。
就对内贸易来说，华人是扮演中介商或买办的角色。原来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大致上呈金字塔型，分为三个层次。最低层的是占绝大数的土著，殖民政府锐意把他们束缚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中层是华犬，居中间人的地位，其任务一方面是搜集农村的土产，交到西方企业家的洋行，转运国外市场，另一方面是将西方的工业产品，辗转分销土著手上。最上层是人数绝少的欧洲人，凭着其财雄势大及政府的庇护，垄断了庞大的商业机构，外洋航运与金融事业，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
就对外贸易言，华人的出进口商亦直接促进了东南亚各国间之土产交流，同时也将东南亚的土产运送到远东（尤其是中国与日本）的市场去。至于将土产直接输出到欧州去的，数量有限。对外贸易货品以稻米，橡胶与木材居多。
华人的农业资本较小。在廿世纪以前，主要分布在茶叶，咖啡，甘蔗与香料的栽植。但廿世纪以后，主要栽植的经济作物有橡胶，椰子与油棕，不过由于财力的薄弱，华人的农园大多是小规模的。
华人的工业资本主要集中在农产品的加工。加工的产品主要有白米，木材，蔗糖，食油，橡胶及其制成品。
说到华人的矿业活动，以开釆锡矿为主，集中在马来西亚，印尼与泰国。但自廿世纪以后，在西方企业的雄厚财力与先进技术的竞争下，华人的矿业显然处于劣势。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西方的私人企业资本尙未涌入东南亚，华人的资本已渗透到各种行业，虽然鉴于资本的薄弱，行业的规模不大，但却能独当一面。但自十九世纪下叶半以后，西方资本大量涌入东南亚各地，其活动面之广，槪括了工农商业，金融业与航运业，其雄厚的财力与科学的管理技术，远非华族所能比拟，华族资本遂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依赖西方资本而存在，沦为所谓「半封建」「半买办」的经济型态，这种主从关系一直延续到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在大恐慌的浪潮冲击下，华族企业顶不住迎买打来的巨浪，纷纷倒塌。此后，华族资本家才领悟到完全依赖西方资本而生存的危险性，遂逐渐将资本加强消费品（如胶鞋，轮胎，胶管，椰油，罐头食品，米较业及棉织品等）的投资。这种制成品主要供应本地市场，不甚受到世界物价波动的影响。
华人的经济活动，严重地受到其社会结构的影响。华人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建立在地缘与血缘的基础上。属于同一宗板或区域的群体，相互提携与扶掖，因此在经济结构上便出现了某一行业由同一群体垄断的现象。这种情形阻碍了华族资本走向近代资本主义，府停滞于早期资本主义的阶段（注5）。
战前华族经营的企业存在着很多缺点。许多工商业家大都抱残守缺，很少创新，他们的口头禅是：「那些对我祖辈是好的，对我也是好的」。这造成了他们眼光短浅，斤斤于眼前的利益，缺乏了长期计划的雄图。
华人的企业经营，很重视宗族与同乡的关系。雇主极力聘用亲朋戚友当雇员，充满了裙带气息。这种忽视人才主义的作风，浪费了许多无谓的开消，限制了企业的发展，无法与西方的企业竞争。当然也有少数民族资本家，目光如炬，突破裙带关系的框框，敢于聘用学有专长的专家帮忙主持业务，以致鸿图大展，发展大规模的企业。如印尼建源公司的黄仲涵（注6）；新加坡和丰公司的林秉祥（注7），都是很好的例子。华族企业的忽视人才主义，也导致了组织的松管，管理的欠善，从而阻碍亍业务的跃进。
战后有许多政客为了达致其政治目的，过份渲染华人在所在国的财富，诬饿华人控制了所在国的经济，剥夺土著的经济利益，这是不符事实的。据美国学者H. G. Callis的统计，可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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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 |
华人投资额 (百万美元) |
外人投资额 (百万美元) |
统计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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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马来亚 |
200 |
454.5 |
19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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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属东印度 |
150 |
1411 |
19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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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
100 |
315 |
19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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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属印支 |
80 |
384 |
1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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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 |
100 |
124 |
1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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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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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所示，在第二次大战前几年，除了暹罗以外，西方资本家在东南亚各国的投资额还比华人的来得大，证实了华人的经济剥夺论是不能成立的。
战前华人的经济活动旣是东南亚经济网重要的一环，构成经济活动的主力之一，所以华人的经济活动虽没有受到殖民政府的是护，但大体上来说，也没有受到抑制或摧残。华人的传统社会结构，殖民政府也听其自然发展。至于华文教育，除了星马政府于廿年代严加管制，泰国自卅年代末期銮披汶当政后对华教横加摧残外，华教的生机仍枝叶繁茂。可是到了战后卅年来，随着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这种情势已大大改观，华人的处境面临严重的挑战。
战后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政客，曾高喊「经济爱国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的论调，其最终目标是摆脱外人对国内的经济控制，谏求经济独立。这原是无可厚非。但问题是釆取怎样的步骤与手段去实现。倘若只求达致目的，不择手段与后果，那么，欲速则不达，反而带来不良的效果。
在「经济爱国主义」的大赢挥舞下，华人成了被攻击的目标。华人被视为垄断了国内的经济，侵犯了土著的权益。
政客以「经济爱国主义」为工具，作为赢取群众支持的政治资本，依仗了政治力量的优势，立法限制华人经济活动的领域。
在泰国，远在1938年銮披汶当政后，便颁布了一连串限制华人经济活动的禁令，逐步由政府经营，或由泰人接办。这些营业包括米较业，盐烟业，水陆交通业，捕鱼业与燃油业。1942年，泰国政府颁布了「保留泰人职业法令」，1952年把限制外侨的职业范围加大,1958年，为沙立元帅(ManshalSarit)的军人政府更变本加厉，扩大保留泰人职业的种类。迨至乃他侬(Thanom Kitthikhha Chorn)军人政府倒台，临时革命政府执政后，复于1972年杪颁布管制外侨行业法令，其范围包括农工商业及服务业，可谓无所不包了。
在印支，法国殖民政府对华人并没有施以限制法令，但战后的情况就不同了。1956年，南越吴廷琰政府颁布了禁止外侨经营十一种商业法令。同年，柬埔寨政府也颁布禁止外侨经营十八项行业。
在缅甸，华人处境更恶劣，在1962年尼温军人政权执政前，缅甸政府已将若干企业逐步推行国有化，但鉴于国内民族资本薄弱，国人欠缺工商业之经验与技能，手段颇为和缓。但自尼温上台后，缅甸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经济措施大刀阔斧，政府极力维护土著利益，积极推行国有化政策。运输业与娯乐事业之经营，不再发执照给外侨，私营商店与金融业都遭受解体。在这狂风暴雨的侵袭下，华人首当其冲，生活顿失依案，前途茫茫，不知何去何从。
在印尼，华人的经济活动也严受限制。1959年印尼政府宣布爪哇乡村由外侨经营的零售业，一槪得在短期内结束营业，由印尼土著接收，而政府也没有给外侨适当的赔偿。华人几个世纪以来在乡村建立起来的传统基业，一夜之间，全部付诸东流。华人经营的运输业与工业，也因为政府不再发给新执照，无从扩展。为了使印尼土著有更多机会参与外国投资者的联合工商业投资，非印尼人被禁止与外资联合经营工商业。印尼政府也着手使印尼工商业的较大股份移入印尼土著手中，政府有意收购在印尼之华人商业中五十至六十巴仙，并将股份售卖给印尼土著。而已跟华族商人联合经营的外国投资厂商，华人股东须将将五十巴仙股份售卖给印尼土著。这一连串的措施，动摇了印尼华人的经济根基。
在菲律宾，政府种种的菲化法令，亦把华人排出传统的经济圈外。零售商菲化法案，华人经营零售的机会被剥夺了，米黍菲化案，将华人过去建立的米黍业根基，连根拔除。劳工菲化案，使大批华籍劳工失去了工作的机会，此外，银行的菲化，专门职业的菲化等等，真是法令如毛，一浪高过一浪，华人处境的恶劣，也就可想而知。
(二)政治活动：东南亚华人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一部份华人在东南亚已定居了好几个世代，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一部份与当地土著妇女通婚，产下了后一代的混血儿。这些土生土长的华人，在星马被称为Babas或Strait-born Chinese，在印尼被称为Peranakan Chinese，在泰国被称为Lukjin，在菲律宾被祢为Mestizos，在越南被称为Minh-haong(明乡)。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文化、土著文化与传统的中华文化的冲击下，他们成了各个文化的结合体。在政治意识的表现上，大体上对中国政治较冷漠，对当地政治较热中。另一部份华人是近数十年来从中国移殖过来的移民及其后裔，他们仍然保有传统的中华文化，并不认同于居留国的社会。在政治意识的表现上，热中于中国政治，对当地政治却釆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
华人社会中不同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政治意识，是相当复杂的。为了廓清这种繁复的画面，王赓武教授企图把不同政治意识的华人分为三个群体来说明。其实，东南亚各国华人的历史发展，社会结构与政治意识并非完全一至，故王教授的三个群体划分标准，也不能完完整整套用在东南亚整体华人的身上。虽然如此，其三个群体划分论仍不失为探讨东南亚华人政治意识的良好标准。
王教授的划分标准如下：第一个群体(Group A)直接或间接与中国的政治发生连击，他们关怀中国的政治发展，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结合起来。第二个群体(Group B)釆取较现实的政治态度，他们较关怀和商业及社团有关的间接政治问题。他们缺少长远的政治目标，对政治并不热中，深信一切政治都根植于金钱与社团上，他们都是有财富与社会地位的一群。第三个群体(Group C)是土生土长的华人，他们并不捲入中国政治的漩涡，却参与殖民政府或当地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活动(注8)。
十九世纪之际，一般字者大都认为这时候东南亚华人的社区并不庞杂，大多华人是文盲，为谋求生存而克勤克俭，只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宗族观念，缺少政治意识。这种说素，并不全然正确。其实，第一群体的华人，已表现其政治态度与活动，他们通过了私会党的组织，隐约地表现了反满清与反传统的情绪，他们以生为中国人而自豪。至于第二群体的华人，却孜孜追求名位，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就，使他们聚集了不少财富，有的便向清廷购买官衔，来提高其社会地位，实际上他们缺乏了明晰的政治效忠对象，给人一种机会主义与骑樯派的感觉。不过，要清楚划分第一与第二群体也有困难，第二群体当中的部份领袖，他们同时表现了多方画的政治态度与活动，他们一方面与土著统治者及殖民地官僚扯上关系，另一方面又活跃于华人私会党的组织。说到第三群体，大多吸收了西方与土著的文化，逐渐消失了华人固有的传统特质，他们投身于当地土著或殖民政府的政圈内，帮忙统治者治理华人，这种情形，以泰国、星马、与荷属东印度群岛最为显着。
到了十九世纪末与本世纪首四十年间，由于内外因素的刺激，使东南亚华人的政治意识愈来愈浓郁与多样化。所谓内在因素，是在西方殖民政府统治下的东南亚，华人遭遇到虐待与歧视，苛捐杂税，自由行动受限制，其中尤以荷属东印度群岛与西班牙属的菲律宾群岛，华人的处境最恶劣。这一群「海外孤儿」渴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在当地派驻领事，或通过外交的途径，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与人身安全，刺激了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兴趣。所谓外在因素，包括了清廷对海外华人政策的转变，由敌视转向护卫。清廷除了竭力设置领事馆外，更经常派遣文武官员，到海外来抚慰与视察，企图争取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归向（注9）。与此同时，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在本世纪首十年，在东南亚各国展开活动，为了争取东南亚华人的支援，保皇革命两党积极创办华文报章，开设书报社。两党政治思想的回异，导致了激烈的文字争论，这对东南亚华人政治思想的启蒙，无异产生了极大的催化作用（注10）。到了中华民国成立，尤其是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后，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华人的争取，不遗余力。除了在东南亚各国派驻领事外，更经常派遣政府代表到东南亚来抚慰与视察，协助当理华人成立国民党支部，指导发展华文教育，进而企图在华校内部实施「党化教育］。中国政府的国籍法规定，凡是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不论在任何地方出生，都一律是中国国民。到了廿世纪卅年代的后期，有更多政府代表到东南亚来，鼓动当地华人展开「抗日救亡」运动，这无疑加强了中国政府与东南亚华人的政治联击，激发了当地华人对中国政府的效忠（注11）。
在这个阶段里，第一群体的华人表现了炽热的该治意识与行为。他们有的认为清廷是中国传统的合法政权，支持苟延政喘的满清政府。有的以康有为的「勤王」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康有为的「士」诡身份，赢得了当地中上层阶级华人的崇敬与支持。也有一部份华人（以中下层居多……），服膺于孙中山的「驱逐轴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号召，出钱出力，甚而回国投身革命的行列，为革命而牺牲。
随着本世纪首四十年日本侵华的扩大，使第一群体的华人的政治意识，升华为强烈的政治行为。1919年的f五四运动」，1928年的「济南惨案J，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都导致了华人的反日运动（注12）。自1937年「七七芦沟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南亚华人的「抗日救亡」运动推起了空前的怒潮。抵制日货，捐款账济，回国服务，组团慰劳，充份表现了华人的爱国思想与行为。，「抗日救亡」是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上自资产阶级，下至贩夫走卒，都捲进了这场运动的漩涡。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场运动的展开，突破了华人传统的帮派主义的框框，把华人团结在共同的旗帜下，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成立，就是华人团结的具体表现（注13）。可以这么说，东南亚华人的爱国行径对中国的抗日胜利作了相当大的贡献。
在这阶段里，第二群体的华人占最多数。表面看来，他们似乎不涉及政治，因为他们不公开从事本地与中国的政治活动。但他们仍然有效地组织起来，以便适应日益复杂局势的需求。他们传统的宗族与公会组织，不足以维护其利益，因此，他们组织起来，保证与当地殖民政府及其邻邦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在不损害到其崇高地位的情况下，他们乐意参加倾向冉国的政治活动。
这阶段里的第三群体，人数较少。他们当中，有的仍具有中国的政治意识，有的迷恋于殖民政府的恩宠，有的同情当地土著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运动。试以印尼.的Peranakan Chinese（土生土长或混血的印尼华人）的政治意识来说明。代表中国政治意识的是所谓「新报派」。其实，「新报派」并非一个政治组织，只是一群具有中国政治意识的印尼华人，利用他们创办的「新报」的华文及印尼文报章，宣扬其共同的政治思想。他们拥护印尼华人社会的大团结，鼓励土生土长的华人子弟接受华文教育，主张华人应参与中国的政治活动。他们拒绝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因为他们相信，参与当地政治，将导致华人社会的分裂。他们认为中国会维护海外华人的利益，土生土长的印尼华人只有跟中国连击起来，才能生存发展。代表迷恋荷兰殖民统治的是中华会（Chung Hwa Hui）的政治组织。他们亲殖民政府的态度，引起了一些华人的非议，诋毁他们是荷兰政府的「忠实」子民，敌视印尼土著，意图分裂华人社会。此外亦有同情当地土著民族主义运动的，是印尼中华党（Partai Tionghoa Indonesia）的组织。其目标是要在经济、社会与政治上协助印尼走向统一的国家形态，企图加强土生土长华人的经济地位。主张与印尼的政党合作，展开政治斗争，用宪制的手段来争取印尼的独立。更有部份印尼华人，成为印尼共产党党员，投身于反帝反殖的政治斗争（注14）。
至于星马的海峡侨生（俗称峇峇），一般而言，其政治意识与活动，大都是效忠大英帝国与海峡殖民政府，他们也以大英帝国子良而自豪。但在十九与廿世纪交替间，清廷、保皇与革命三股势力在星马的活动，曾导致若干海峡侨里领袖的思想激荡。他们热望中国能变法图强，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当风闻百日维新运动失败，他们当中竟有人黯然垂涙。海峡侨生的优秀领袖如林文庆，伍连徳，曾锦文与阮添筹等人都毅然回中国服务。不过，就战前的星马而言，除了马共与少数极端的左翼马来份子外，根本就没有反带反殖的运动。对海峡殖民政府，海峡侨生谄媚巴结唯恐不及，自然不会反政府了。
自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地民族主义运动汹涌澎湃；殖民地的人民纷纷摆脱殖民政府的桎梏，自己当家作主。同时，中国大陆风云变色，中共建立了统治中国的政权。随着亚洲政治局势的发展，东南亚华人的政治意识亦起伏激荡。总的来说，战后初期，尤其是1949年以后，第一群体的华人中，一部份已转化为第二群体，而第三群体也愈来愈认同于当地社会，投入当地政治活动的洪炉，效忠当地政府。其结果是，第一群体人数的锐减，与第二、第三群体人数的激增。
战后开始不久，一般东南亚政府与人民对华人釆取以下两种看法，即：（一）华人是中国政府的第五纵队，构成了外在的威胁；（二）倘若任由华人的经济势力配合着动荡的政治佥力的发展，就会构成内部的隐忧。因此，如何转移华人的政治思想，使他们从亲中团转移为亲本地政府，是战后东南亚政府努力不懈追求的目标。
以上两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虽然仍有少数华人仍固步自封，坚守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但却有更多华人认识到现实的需要，已然逐步扬弃了传统的中国思想，认定本地为第一故乡，乐意成为本地的公民，效忠本地政府。本地政府应该根除对华人的恐惧，给予华人公平的待遇，肯定华人对过去与今后发展东南亚的贡献的价值，这将会更能促进华人的认同感。
就战后东南亚华人的政治行为而言，，介于1945年与1949年国共内战期间，第一群体华人对中国政局变化的反应是强烈的，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行为也是波澜壮阔的。到了五十年代，这种政治行为仍然余波荡蒙，但六十年代以后，除了少数极端份子外，大体上已消沉了。
当国共内战期间，星马两地华人因拥蒋与反蒋的不同政治立场，导致了华人社会的大分裂，树立了两个壁垒森严的阵营。拥蒋的势力以各地国民党支部、三民主义靑年团、中华大会堂与中华总商会为主，当然这期间的中国驻星马殖事与总领事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反蒋的势力则以中国民主同盟与左翼工会为主。双方通过了其各自主办的报章，唇枪舌剑。有时候，他们甚至诉诸武力。
随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第一群体的华人中，除了少部份与中共或马共有藕断丝连的关系外，大部份华人已逐步转移到本地的政治思想与行为。这种转移表现在各地中华总商会的积极参与本地政治活动。华人领袖政治思想的转移也大有人在，李孝式与刘伯群，图是显着的例子（注15）。
战后初期中国政局的激荡，也导致了泰国华人社会的骚然。拥蒋与反蒋两股势力的明争暗斗，引起了泰华社会的分裂。曼谷中华总商会成了两股势力争夺的地盘。有一段时期，反蒋势力甚是庞大，但随着泰国政府的积极反共，才将左翼势力镇压下去（注16）。
印尼华人的社会，也因为拥蒋与反蒋的政治斗争，呈现了分裂的局:畐。华人社团、学校与报章，都卷进了斗争的漩涡，一片混乱。
至于在这阶段的第二群体的华人，仍然居多数。虽然其中一部份已融合到第三群体去，但也有部份第一群体的华人飘流到第二群体来。随着政局的激烈变迁，他们釆取了较现实的政治态度。他们固然一方面期待中国扩大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又期望东南亚新兴国家取得真正的独立，而北京或台湾政权将不会因海外华人问题向新兴的民族主义势力挑战。总之，他们希望东南亚国家的现状能维持下去，而他们也尽力去适应东南亚新的环境。不过，他们不愿意看到其后裔完全同化于当地社会，也不愿意看到华人社会的决裂。虽然他们乐意多少与中国的政治断绝关系，但在文化与语文方面，仍愿意保留华人的身份。他们自认是东南亚的华裔，如「马华」、「泰华」与「印华」等等（注17）。
在马来亚联合邦，第二群体的华人于1949年组织了马华公会。马华公会是一个种族性的政党，它标榜为华人争取利葢，不过，它也是反共的，其成立的一个目的,即是表明马华并不与马共同流，马华是效忠当地政府的。虽然马华并不为所有第二群体的华人支持,但它的出现是合时宜，符合多数华人的需求。马华与巫流的政治结合，在战后马来亚联合邦的政坛，居于支配的地位。
关于第三群体的华人，长久以来卽与中国摆脱关系。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旣不足恃，遂与当地殖民政府及土著政府合流，以谋自力更生。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政局荡荡，同样影响到他们政治思想的变化，逐渐由亲殖民政府转移到同情当地的民族主义选动，并认定其命运与新兴独立国的政权息息相关，从而局部或澈底地认同于当地社会，自认为「马来西亚人」、「印尼人」或「泰人」，顶多补上「华裔」的称呼。为争取其利益与地位他们以本地公民的身份，参与本地的政治活动。
1954年印尼土生华人组织的Baperki（印尼人公民权褚询团体），卽华人政治行为的具体表现。该组织虽开放给所有印尼人，但其成员九十八巴仙是华裔印尼人。至1955年10月，其成员已遽增至四万名，一百四十二个支部广布爪哇各地（注18）。同年参加国会大选，两年后再派候选人参加地方选举，赢得了许多华裔印尼选民的支持，成绩斐然。Baperki与印尼共产党的若干理论不谋而合，因此被目为左翼的政党。他们主张文化多元论，反对华裔印尼人全盘同化的论调。他们认为华裔印尼公民虽是文化特异的一群，但能够成为印尼良好的公民，他们应被视为组成国家的一份子，与其他种族受到平等的待遇。他们强烈反对排华运动，特别是由Assaat强调的排华论调。Baperki也重视华人子弟的教育问题，它创办了不少学校，以收容华人子弟，后来更有Baperki大学的成立。
当然，Baperkr最终不能见容于印尼的政坛。自1955年「九卅政变」后，它便被军人指控财政支援印共发动政变，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危害印尼的安全，于是其领袖与党员成了牺牲品，有的惨遭杀害，有的身击囹圄，总部与支部被解散，Baperki大学被焚毁，Baperki至此已陷于土崩瓦解了（注19）。
至于马来亚第三群体的华人，人数较少。他们当中，一部份同情马来人的争取独立运动。陈祯禄是他们杰出的领袖，他努力促进亍华人的团结，把第二与第三群体的华人结合起来，组织了马华公会。马华公会在陈祯禄的领导下，与巫统结成联盟，赢得了好几届的大选。
至于泰华，战后初期虽仍有一些第一，与第二群体的华人，但随着时日的推移与政局的演变，第一与第二群体的华人愈条愈少，而第三群体的华人却愈来愈多。在东南亚各国里，泰华的同化程度最高，长久以来异族通婚的结果，中泰混血儿也最多。第三群体的泰华与混血儿，在泰国政坛上异常活跃。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銮披汶就是中泰混血的结晶品。倘若日本学者的调查是可靠的话，那么，1965与1966六六年间的泰国内阁十九名阁员中，中泰混血儿便占了十二名，包括海南籍的符姓后裔乃他侬首相（注20）。1974年泰南合艾市议会之选举，华裔泰人热烈参加竞选。合艾前任市长谢其昌曾表示，华裔泰人有资格选举者相当多，他呼吁华人选民勿放弃投票选举权（注21）。
（三）社会组织：廿世纪以前私会党的组织构成东南亚华人社会的重要一环。在中国，秘密社会原是反清复明的政治组织。私会党徒南来以后，营私结党，派系繁衍，敲诈勒索，扰乱治安，从事非法勾当。
十九世纪的东南亚，华人私会党异常猖獗。他们在海峡殖民地往往为了一些芝蔴小事，互相殴斗，掀起腥风血雨，使英政府大为头痛。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霹雳拿律之战，即是义兴与海山两派私会党为争夺矿权而引起的大规模厮杀，英国借此干预马来半岛。
早在十七与十八世纪交替间，华人私会党已在泰国出现。到了1889年，至少有六个不同派系的私会党同时在曼谷存在。他们的首领同时也是华人社区的领袖，垄断了烟酒等承包权。直至1910年，在私会党的煽动与威迫下，曼谷的华人罢市罢工，以抗议政府增加税收，使整个曼谷陷于瘫痪状态。
此外，在马尼剌与爪哇，很早就有私会党活动的痕迹。
大体上说，到了廿世纪初年，东南亚各国政府，对私会党严加取缔，使私会党的活动锐减，但它们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只不过是从公开活动转移到地下活动。廿世纪初孙中山革命党南来的活动，就曾利用当地私会党的势方。甚至战后初期星马华人的政治斗争，国民党也曾利用私会党抗拒马共及反蒋的势力。
华人社会的另一特质，是帮派色彩极浓的社团组织。华族的社团，大抵建基于地缘、血缘与业缘的关系。
早期的华族移民，离乡背井，梯山航海，远届异域，人地生疏，来自同一乡、县、府的移民，口操同一种方言，地域上的亲属关系，使他们聚集在一起，为发挥互助互惠，同甘共苦的功能，有必要组织起来，于是以「同乡会」及「会馆」等名目的社团便出现了。到了后来，移民的地域观念逐渐扩大，从乡、县、府扩大到省的组织，于是有「福建会馆」，「广东会馆」与「广西会馆'」的社团出现。
血缘性的社团，以共同的宗族或姓氏为基础。其主旨「乃在联络宗亲的感情，解决宗人的纷争，协助宗人解除贫穷、疾病及失业之难题以及祭祖等」（注22）。血缘组织的称呼有「公会」（如客属林氏公会）、「总会」（如张氏总会）、「社」（如符氏社）、「宗祠」（如陈氏宗祠）及「堂」（如司徒氏教伦堂）等。
业缘性的组织亦称为基尔特（Guild）。基尔特中，有以店铺为会员的商工基尔特；和以职工同人组织的职工基尔骨；以及劳资均为会员的混合基尔特（注23）。如加以分类，商工基尔特包括杂货行、钟表行、唐洋货行、慎忠行（酒楼）、酒商公所、米商公会等；而职工基尔特包括业艺行（成衣工）、文金行（金银工）、机器行等。前者的成员主要是雇主（东家），其主旨不外乎联络同业间的感情，团结发挥同行的高度力量，以谋行业之发展，商货品质之改善，售价之划一以及杜绝同业间的相互削价竞争。而后者的成员以职工（西家）为主，其主旨是联络工友间之感情，相互切磋，导求工友们的合理待遇及福利。
虽说业缘组织有超畛域性的趋势，但鉴于华人社会有某一方言群体垄断某一行业的现象，故地方色彩显而易见。因此；华族社团的地方性组织，充份表现了华族社会帮派色彩的浓烈。有人甚至说「华话是帮会之动物」，「帮会即华侨社会」（注24），就是这个意思。
到了十九世纪末与廿世纪初，东南亚华人社会开始出现了超畛域、超帮派的社团组织，那就是华人医院与中华总商会的创立。马尼剌的崇仁医院，新加坡的同济医院以及曼谷的天华医院，都是这时期的产物。这些医院都是由各帮派联合捐助与共同管理。至于各地的中华总商会也都在这时期成立。总商会是华族最高的社会机构，共谋所有华人的利益。虽然说总商会仍由各自的帮派选出董事，但总算是由各帮代表来共同处理总商会的事务了。
华人社团（尤其是同乡会馆）对华人社会发展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规模较大的同乡会，都有共同的坟山，来安葬客死异地的乡人，对那些贫困的无主孤魂，同乡会更予以葬丧费用。华人社团对早期华文教育的发展贡献很大。自本世纪初以来，稍具规模的华人社团都积极创办华校，以收容华人子弟。早期的华人社团，除了促进会员间的感情外，更是华商募集资金的媒介。互助互惠，原是社团组织的主旨之一，于是会员间资本的借贷与筹措，便常通过社团的活动而展开，而且，社团也成了华商经验交流的场所。华族之所以能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有成就，社团功不可没。不过，华族社团也深深地影响到海外华人的经济发展，它阻遏了华族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使海外华人的资本主义仍停滞在早期资本主义的阶段（注25）。
各地中华总商会旣是华人最高的机构，故以华人整体为服务的对象。总商会除了替华人争取商业利益外，也支助华文教育的发展。此外，经于经济与政治不可分割，所以总商会也扌号进了政治的漩涡。战前的总商会，比较关心及参与中国的政治'活动；但战后时移境迁，总商会的政治态度也逐渐转移到关注本地的政治活动了。有人形容总商会是「半政治与半经济」的组织，是颇贴切的。
东南亚华人的社会阶层可槪括地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上层包括大商人、大企业家、银行金融家、洋行买办与专业人士。他们收入丰厚，生活优异，在以财富为衡量社会地位的华人社会里,他们位居东南亚华人社会的领导层，在政府与华人群体中起一种桥梁的作用。中层包括小商人、手工艺者、小园主、商店雇员、书记与文教人士等等'他们收入虽不多，但凭着克勤克俭的传统美德，亦颇有积蓄，生活还过得去。下层是广大的劳动人民，包括贩夫走卒、矿工、农园劳工、码头工人、人力车夫、戏子及工匠与理发匠等等。他们的工作时间长，虽受风吹日晒雨打的折磨，但待遇菲薄，生活困苦，是受剥削的一群。
不过，早期的华人社会，社会阶级流动性大，许多低层的劳动移民，继承了华人克勤克俭的传统美德，坚苦奋斗，最终白手成家，平步靑云,跻上上层阶级，贵为富豪的，也大有人在。泰国的张丁、槟城的叶祖意、新加坡的李光前、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张振勋、菲律宾的陈谦善，都是最显着的例子。
从大的方面来看，华人社会是由两个不同的集团构成。一个集团是近数十年来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他们在印尼被称为Totok）；另一个集团是土生土长的华人（他们在印尼被称为Peranakan Chinese，在星马被称为Babas）。这两个集团来自不同的社会环境，接受不同的教育，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行为，生活模式与价值观念，都回然不同。
（四）排华运动：东南亚土著的排华，远在战前就曾发生。如1918年10月杪中爪哇的Koedoes小市镇，当地回教徒与华商长期以来的种族偏见，导致了种族冲突，造成了十一人伤亡，华人房屋被焚毁。但种族冲突，无论对殖民地的经济与安全都是不利的，所以受到殖民政府的压制。
然而，自第二次大战结束，东南亚各国已独立自主后，各地掀起了排华浪潮，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
排华运动以两种方式展开。一种是当政者立法通过种种法令，限制华人的经济活动，剥夺华人的就业机会，摇撼了华人千百年来的经济根基，使千千万万华人失去了生活的依据，我们前已述及。另一种是群众在政客或宗教领袖的煽动下，用暴力来摧毁华人的生命与财产。这种排华方式，在战后的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及印尼等地都有，其中以印尼的情况最严重（注26）。
许多学者努力探寻东南亚排华的根源，提出排华运动的不同解释，综合起来，有下列的因素：
（A.）经济的竞争：几个世纪来，华人的经济活动渗透到每个行业。多年来资本与经济的累积，各地联络网的遍布，以及殖民政府的安排与措施，使华人在东南亚各地奠定了稳固的经济基础。自战后各国独立以来，华人的经济活动与地位横遭各地土著的猜忌。他们认为华人控制了国内的经济，是他们的经济剥削者，要提高土著的生活水平，制j造国内就业的机会，就必须牺牲华人的经济利益，政府立法维护土著的权益，以便与华人经济上作竞争。印尼政客Assaat的看法，是最典型的代表。他说：华人不论在文化、社会，尤其是经济的活动范畴内，不容许他人介入。每个印尼商人都会体验到华人垄断了国内的经济。华人批发商用不正当的手段来欺骗印尼的零售商。华人的政治立场是投机取巧的，他们并不忠于印尼。Assaat形容印尼土著是经济上的弱者，而华人却是经济上的强者，只有政府立法保护弱者，才能与强者竞争。他呼吁政府必须认清以下的事实，印：（1）华人在经济领域的势力，尤其是在商业上的建树，妨碍了印尼商入一切经济的进步；（2）在经济活动上，华人外侨与华裔印尼公民是一样的，无法加以区分；（3）在与外侨（尤其是外侨中的华人）经济竞争时，土著公民必须取得特别的保护（注27）。
土著这种自卑又自傲的态度，是排华运动的最主要潜因。荷兰学者W. F. Wertheim作了这样的说明：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其根源不在于文化的分野；一般人认为华人之不同化是排华运动的真正推动力，其实不然。土著基本的目的，是要把华人赶出经济的领域，取代华人的会济势力（注28）。
回教常被利用为号召群众作为排华的工具。西爪哇是回教徒聚集的地区，所以西爪哇的排华最剧烈。但印尼华裔学者The Siauw Giap认为单单回教本身不足以成为排华的工具，譬如东爪哇的马都拉鸟（Madura），也是回教徒聚集的地区，但却没有排华的纪录。所以他认为只有在回教盛行的地区，加上那里印尼中层土著的商人面临华人商业的竞争，才容易燃起排华的狂飙（29）。
（B）文化的差异：荷兰政府对待殖民地人民，是釆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华人被安置在城镇的地区,从事小型工商业的活动，而土著则散居在乡村，从事农耕及其他土产的种植。华人在聚居的地区，除非取得通行证，否则不，能向外自由流动。政府有意把华人分类为外侨,其社会与经济地位高于土著。多数华人一向以优秀的中华文化自豪，而殖民政策的实施，加深了华人鄙视土著的文化。廿世纪初年以来，华人民族主义运动散播到东南亚各地，把华人捲进了中国政治的漩涡，加强了华人对中国的政治意识。这一来，华人与土著文化的发展，愈益各走极端，加深了两个种族间的积怨。第二次大战前，菲律宾的华人鄙视岛民，称呼岛民为「番狗J，这种鄙视土著的心理，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也存在着。
(C) 贫富的差距：在殖民政府统治下的东南亚，华人的经济境况一般上较土着好。在城镇里，华人从事各种经济活动，虽然说真正富裕的华人毕竟占少数，但在一般土著看来，华人都是富有者，生活奢华。反观土著，大都是贫寒的人家，生活困苦。战前马来亚部份马来知识份子，就是因为目睹非马来人(主要是华人)处境的优越，相形之下，马来人沦于困境，经济、教育与文化的落后，引起了他们对非马来人的恐惧，觉得他们的生存受威胁，从而触变了民族主义运动。泰王拉玛六世(Rama VI)就曾形容华人是「东方的犹太人」，指责华人是拜金主义者，为了金钱，华人不惜欺骗、偷窃、甚至残杀，无所不用其极，丝毫没有道徳观念，没有怜悯与同情心(注30)。拉玛六世的言论，对泰人仇华影响之大，不言而喩。总之，贫富差距的错误观念，是排华运动的另一潜因。
(D)政治的立场：从上述可见，不同的华人群体，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纵使在战前倾向中国政治的华人群体，也随着战后政局的变化，逐渐改变政治的立场，把东南亚各国视为第一故乡，効忠于本地政府。可惜这种思想的逐步变化，未曾被本地土著所认识。印使对那些已转入本地国籍的华人，他们仍抱持不信任的态度。Assaat就曾公开说过：自从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事实显示那些华裔印尼公民的政治立场是投机取巧的，他们往往倒向最强大的一方。殖民地时代他们亲荷人；日治时期亲日本人；战后荷兰土重来，又亲荷人；当国民党得势时，他们倒向蒋介石；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又倒向毛泽东(注31)。更不幸的，是有人把华人视为中国第五纵队，协助中共扩展在东南亚的势力。
华人政治思想的转移，亟欲成为当地公民，为所在国贡献一份力量，这种变化还在进行中，要假以时日，才能完成。不过，要加速这种变化过程，政府应放宽申请公民权条件，华人一旦取得当地公民权后，就该受到平等的待遇。否则，旣要华人效忠当地政府，而对华人的申请公民权又诸多为难，取得公民权后又被视为「非土著公民」，仍受歧视，这一来，将会阻滞华人政治思想的演变。
上述种种因素，都是造成种族紧张关系的伏线，任何芝荐小事，都足以触发排华运动。国内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华人成为代罪羔羊。1963年印尼的排华与柬埔寨在龙诺上台后的历次排华运动，都与国内经济恶化有关。北京政府就华人问题釆取较强硬的态度，也会导致排华运动，1965至1967年间的印尼排华浪潮，即因北京政府强硬态度所致。此外，也有因私人的殴斗而爆发为群众的排华。1963年10月，新加坡政府将印尼四省特工送上绞头台，也引起泗水的排华事件。
（五）同化问题：华人与士著间，存在着文化、社会、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歧异与矛盾，如何在矛盾中求统一，是东南亚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近些年来，许多政客与军人，都认为「同化华人」是解决华人问题的利器。华人一旦被同化，认同于当地社会，与土著浑为一体，华人问题就解决了。
要怎样同化华人昭？有人认为华校、华文报章及华人社团，是构成同化华人的三大阻力。华校灌输中国思想与感情，受华文教育的华人子弟，不能忘怀中国的伟大，也就不能效忠当地政府。华文报章注重中国与华人社会的报导与分析，读了华文报章，容易受到感染，从而培养中国有意识。华人社团是狭隘的组织，其成员清一色是华人，他们只关心华人的利益，把自己孤立起来，不与当地土著来往，有害于整体的团结。因此，要同化华人，就要封闭华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团，只有把这些障碍去掉，才能达致同化的目的。泰国自1938年銮披汶当政后,就大事封闭华校，限制华校发展，在华校中加授泰文的钟点。印尼自独立后，也积极推行同化政策，封闭华校与报馆，尤其是1965年9月30日流产政变，苏哈多军人上台后，更是雷厉风行。至于菲律宾，极端国家主义者虽大声疾呼解散社团，停办华报与封闭华校，但由于兹事体大，而菲律宾又是讲究法治的国家，政府迄今尙未贸然釆取行动。
在东南亚各国中，泰华是同化程度最深的一个群体，而其他国家的华人同化程度较浅，所以印尼、菲律宾与其他国家政府都在积极推行同化政策。美国学者G. W. Skinner曾就泰华与印华同化程度的深浅，作了一个比较硏究，他基于以下几点来说明（注32）:
（A）历史渊源：从历史发展看，泰国与印尼都有过辉煌的时代，灿烂的文化，民族自尊心都很强。然而，泰国一向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人民因此而自豪，统治者具有能力来发展其国家。华人置身在泰国里，自然要尊重泰人，主动与泰人接近，接受泰人的文化，认同于泰国社会。反观印尼，自荷兰政府统治后，伟大的历史时代宣吿消逝，传统的文化备受摧残，印尼人沦为最低层的民族。华人置身在印尼，自然鄙视印尼的文化，不愿与他们来往，更谈不到认同于当地的土著社会。加上殖民政府的「分而治之」的种族政策，更加深了种族间的鸿沟与仇恨。
(B)社会阶层：泰国的独立自主，影响到其社会结构。泰国的上层社会，系由国家精英份子构成，这包括皇亲国族与文官武将；中下层阶级，包括了华人与泰人。在这情形下，泰华自然尊重泰人的崇高地位，而且华人要往上爬，跻身到上层阶级，就必须巴结权贵，学习泰文泰语，了解泰人的习性，改用泰人姓名，自然而然认同于泰国社会。长久以来，泰国政府大都善待华人，给予华人经济与政治活动的平等权利。华人在泰国境内可以自由流动；一俟取得泰籍后，卽享有公民应有的权利，这一切都有助于华人的同化。反观印尼，在荷殖民政府的刻意经营下，社会阶层明显地分为三个层次。最上层是白人的统治者与资产阶级；中层是华人工商业者；下层是印尼土著，这样的社会结构，助长了华人鄙视土著的心理，不愿意与他们来往，不愿意跟他们同化。相反地一部份Feranakan Chinese，在往上爬的心理作祟下，仰慕西方文化，认同于西方社会。
(C)宗教信仰：泰人信奉的佛教，与华大的传统观念与儒教兼容，所以华人进入泰境后，很多都皈依佛教，与泰人上共同的佛寺祭拜，接触的机会多，容易打成一片。相反地印尼人民大多信奉回教，回教的繁文缠节，不易为一般华人接受。不过，印尼华裔学者The Siauw Giap却不承认这项事实，他列举种种证据，证实印尼华人自十五世纪初以来，爪哇华人即有皈依回教者，回教并非阻碍华人同化的因素(注33)。
关于印尼华人与泰国华人的同化问题，读者可参阅本书中的两篇文章：廖建裕的「印尼华人的过去与现在」及崔贵强的「泰国华人的同化问题」。
(六)瞻望未来:华人问题的解决，有待政府及华人双边的积极努力，忠诚合作。由于华人与土著间的积怨与矛盾，是长期以来的毒瘤。要把这毒瘤去掉，必须开刀敷药，细心疗养，不能急躁，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复原。
在经济方面，当政者必须要根除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就是把华人视为士着的经济剥削声，一定要牺牲华人旣得的经济利益,才能提高土著的经济水平。上面说过，华人*非东南亚经济的主宰，真正弟黄腾达的华人有钱阶级，在整个华人人口的比例中，只占了绝少的数目，绝大部份的华人，还是属于中下层阶级。换言之，东南亚落后国家的贫困，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全民的问题。
战后东南亚各国立法打击华人的经济活动，企图借此加强土著在工商业界的活动，制造土著就业的机会，所收效果极微，相反的却弊病丛生，最显着的是导致经济的体系的混乱，助长了恶性通货膨胀，影响到社会的治安。譬如1959年西爪哇禁止华人经营零售业，政府事前没有作适当的安排，政府接收华人零售店时呈现一片混乱。等到接收以后，印尼土著无法发挥华人固有的功能，致使农民深感生活用品奇缺，造成物价高涨。另一方面，过去由，华人零售商到农村搜购土产的活动，也因华人的离去陷于停顿，土产无法输往城市，任由腐烂，到头来遭殃的还是农民。所以，我们希望当政者该认识到，数个世纪以来，华人积极推动了东南亚的经济发展，他们的资金、经验、技术与多年来建立起的联络网，构成了东南亚经济不可或缺的一环，当政者不应加以人为的摧毁，反该善加利用才是。
近年来，东南亚各国兴起了一种联营企业（在印尼称为「主公关系」Cukong Relationship），所谓联营企业，是华人与当地军人政客合作经营企业，华人出资本与技术，军人政客贝是挂名董事，实际上并不参与工作。在这情形下，华人做事方便，亦有安全感，至年终有利可图的时候，军人政客亦分享利润。
我们欣闻苏哈多政府已认识到华资与技术对印尼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拟善加利用。'可是我们又因苏哈多总统拟收购华人商业五十至六十巴仙的商业资本，并将股份卖给地道印尼人深感迷惑（注34）。当收购的消息发表后，一名华籍银行家说：「为什么国家的资金要区别为本土的和非本土的？此举只能导致纷争」。另一名工业家说：「政府应该逋过提供贷款和其他措施，以协助印尼土著的企业。如果他们强大起来，到时我们可以基于相互利益进行合作」。
东南亚幅员辽阔，土地肥美，资源丰富，可谓得天独厚。吸引外资，普及教育，提高本地的技术水平，培养专门人材，利用本地充足的劳动力，开发国家的富源，发展本'地的农工商业，制造就业机会，才是解决贫困与落后的根本办法。而华族几个世纪来累积的资本，农工商业的经验与技术，都给东南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愿政府好好利用华人传统美德与优点，来发展国内的经济。「共存共荣」，才是伟大而理想的长远目标。
东南亚各国独立后，都标榜自由民主的政体，虽然在某些国度里，军人攘夺了政权，但这只是过渡的权宜之计，军人始终是要还政于民的。在民主的国度里,凡是公民都享有参政权，东南亚各国的华裔公民，基本上都享，有这项权利。
宪法上旣赋予公民投票权，华人就应该善用这神圣的权利，选出他们的代议士，来反映他们的心声，为他们争取起码的权利。虽然华人在东南亚是属于少数民族，但正因为这样，华人更要好好掌握这神圣的投票权。
华人应该参政吗？答案是肯定的，美国学者Lea E. Williams认为：一旦华人达致了「政治同化」（Political assimilation），那么东南亚华人主要的难题便消失（35）。他的「政治同化」论是指华人以东南亚为祖国，参与本地的政府与政治（36）。自东南亚各国独立后，摆在华人面前的三条途径是:对东南亚政治漠不关心；寻求政治同化；与追随种族主义（包括共产党）的道路（注37）。
我们认为华人参政是义不容辞的。不过，一个纯粹由华人组成的政党，只是强调争取华人益的利，很容易沦为种族主义的政党，在多元种族的东南亚社会，这样的政党将会加深种族间的猜忌与怨恨。东南亚的贫困与落后旣是全民性，那么华人就必须与志同道合的其他种族政客，联合起来，组织非种族主义性的政党，为争取全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发展而努力。
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是反共的，东呼的人民普遍患上「恐共症」，华人组织的左倾政党，只能加深种族间的紧张关萦，也不能见容于所在国。印尼的Baperki就是一个例子。
关于同化问题，我们也要说几句话。目前东南亚政府所推行的同化政策，其目标是要华人澈底忘却中国文化，变成道地道地的本地人。这样的同化过程是单方面的，不合时宜的。我们认为与其同化，不如融合。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每个种族都有其优良的传统文化，如果能彼此吸其精华，弃其糟粕，铸造一个崭新的文化体系，包容各种族的文化优点，岂不更好。老实说，华人克勤克俭的传统美徳，华人的工商业的经验，对当地土著都有循得借镜的地方，为什么非要把它连根拔除不可。华人热爱中华文化，并非罪过，但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一切都改变了，如果华人仍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自高自大，满脑子沙文主义的思想，不肯吸收他人的文化»不肯学习他人的语文，不肯和他人来往，这就不对了。
今天东南亚的华人，绝大部份已生根落户。而北京政府也一再敦促东南亚的华人设法疏为所在国的公民，华人必须要自力更生。华人在东南亚旣要千秋万代生存与发展下去，就该要成为所在国的良好公民，摒弃过去那种「身在江湖心在汉」的骑信态度，必须以大无畏的精神，接受所在国的文化，融化于所在国的社会，以「人溺己溺」的哲理，来对待所在国其他种族，用实际的行动来消除土著对华人的错误观念。
华人旣有意成为所在国的公民，当地政府就应放宽公民权的申请条件，简化申请手续，让华人归化为所在国的公民，为东南亚国家而献身，负起公民应尽的义务，享有公民应有的权利。
东南亚华人今日的处境是困窘的，但并非绝望。但愿华人能以容忍、虚心、苦干与坚毅的精神，与当地政府及人民合作。只有在双方共同努力，彼此了解的情况下，才能促进东南亚的进步与繁荣。
注释：
(1)见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上海：中华书局)，1962，第四册，
P.1671
(2)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局)，民国廿六年，第三、四、七章。
(3)关于五代以前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可参Wang Gungwu, The Nanhai Trade,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31,
Pt .2, June,1958.
(4)从战前及战后东南亚若干国家的人口调查资料可证实这一点。例如，1930年爪哇及印尼外围岛屿的从商华人人数，分别占从业华人总数的57.6%与23.1%；1931年缅甸的华族商人占从业华人总数41%；泰国的华族商人占1937,1938与1939年华人从业总数的比例是87%、6.8%与49%。见N. A. Simoniya,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 Russian Study, (New York,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Dec., 1961), p.57.
(5)Uchida N., The Overseas
Chinese; a Bibliographical Essay,(Stanford University,1959),p.47.
(6)唐苏民，「黄仲涵」，刊于祝秀侠主编，华侨名人传，台湾：民国四十四年,pp.87—92.
(7)见扬进发，「民族资本家林秉祥与和丰公司」，南洋文摘，第11卷12期,1970, pp. 826—830.
(8)见Wang Gungwu, "Political
Chinese: An Aspect of their Contribution to 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in Bernhard Grossmann ed.，Southeast Asia in
the Modern World, p.117及"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The China Quarterly, No.43, pp.5-6.
(9)见崔贵强，「晚清官吏访问新加坡」，南洋学报(1974)，第29卷，1，2期，pp15—29
(10)有关保皇革命两党在东南亚的政治斗争，可参阅：
(a) Yen Ching-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uala Lumpur),1976.
(b) Wong Gungwu,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南洋学报1959年12月，Vol. XV, Part II, pp.55-68.
(c) Antonro S. 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1898-1935:
A Study of their National Awakaning, (Philippines: Quezon City: R. P. Garcia Publishing
Co.),1972, pp.90-133.
(d) Lee E. Williams,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Glencoe,
III.: Free Press),1960. ，
(e) G. W.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pp.155-159.
(f) 陈孺性，「缅甸华侨史略」，南洋文摘，第5卷2期1964,pp.41-45.
(11)可参阅：
(a) Png Poh-Seng, "The Kuomintang in Malaya",
in Paper on Malayan History, ed. By K. G. Tregonning, pp.214-225.
(b) Antonio S. Tan, 同上书，pp.214-291.
(12)可参阅：
(a)崔贵强，「海峡殖民地华人对五四运动的反应」，南洋学报，(1965-66年)，第20卷，1,2辑，pp.13—18
(b)王连三，「济南惨案与星马华人」，南洋大学历史系荣誉班论文，1976—77«
(c)陈万发，「星马华族救国抗日运动(1931-32)」，南洋大学历史系荣誉班论文，1971。
(d)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Anti-Japanese
and Boycott Movement,1908-1928: A Study of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ism"南洋学报(1968)，第23卷，1，2期，PP.69-96。
(e) Antonio S.Tan同上书，pp. 214-291.
13)可参阅：
(a)Ya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1937-1941, (University of Kansas),1970.
(b)许秀聪，「星马华族对日本的经济制裁(1937-42)」，南洋大学历史系荣誉班论文，1972年。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已搜集了丰富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史料，洋洋大观，不日将付梓商世。相信该卷轶浩繁的鉅著的出版，必将惠及士林，为「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料。
(14)关于印尼土生华人政治意识的流派及其活动，可参阅Leo Suryadinata. Peranakan Chinese Politics in Java,1917-1942,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76.
(15)关于国共战争期间星马华人的政治斗争及其后政治意识的转移。笔者正从事这方面的硏究，希望不久能将这段历史理出一个头绪来。
(16)G. W.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pp.323-344.
(17)Wang Gungwu, "Political
Chinese: An Aspect of their Contribution, to 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pp.124-125.
(18)C. A. Coppel, "Patterns
of Chinese Political Activity in Indonesia", in J. A. C. Mackie, ed.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Heinemaa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Ltd.),1976,p.46.
(19)关于 Baperki 的活动，可参阅 Mary F. Somers, Peranakan Chinese Politics in Indonesia, (New York: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64;及J. A. C. Mackie, ed.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pp. 44-63.
(20)河部利夫，「东南 华侨硏究 点」，刊于东南 」华侨社 会变动论，(东京：经济硏究所，1972 ) P.
(21)星洲日报，1974年7月24日。
(22)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第一册
(23)今诚二著，刘果因译，马来亚华人社会，(槟城：嘉应会馆)，1974，p.2。
(24)吴主惠，华侨本质之分析，PP.134。
(25)Uchida, N. The
Overseas Chinese: A Bibliographical Essay, (Stamford University, 1959), p. 47.
(26)关于战后印度尼西亚历次排华的详情，可参阅J. A. C. Mackie, -Anti-Chinese Outbreak in Indonesia, 1959-68"
in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op. 77-128.
(27)Assaat, "The
Chinese Grip on Our Economy", jn Indonesian Political Thinking, 1945-1965,
ed. H. Feith,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43-46.
(28)W. F. Wertheim, “The
Trading Minor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East-West Parallels, p. 79.
(29)The Siauw Giap,
"Group Conflict in a Plural Society”,
Revue du Sudest Asiatigue, Vol. 2, 1966, p. 19. “
(30)H. J. Benda & J.
A. Larkin, The World of Southeast Asia, (Harper & Row, Publisher, 1967), pp.
204-211.
(31)Assaat 同上文。
(32)G. W. Skinner,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A Comparison of
Thailand and Java”，南洋学报，第 16卷，第 182辑， 1960 9
pp. 86-100.
(33)The Siauw Giap,
"Religion and Overseas Chinese Assimilation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Revue du Sudest Asiatique, 1965, pp. 67-83.
(34)星洲日报，1972.3.29
(35)Lea E. Williams,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McGraw-Hill Book Co.), 1966, p.-114.
(36)同上书，P.74
(37)同上书，p.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