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
[美]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著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0年4月
目录
作者简介
30周年版前言-以生态观点重新解读历史
30周年版作者序-自大陆冰河融化以来人类的全本演义
初版前言-人类和其环境长远互动的史实
初版作者序 把人当作一个生物性实体的历史考察
第一章 新旧大陆，对比分明
第二章 大征服者与夺命疫病
第三章 旧世界植物、动物移居新世界
第四章 梅毒现身：一页病史
第五章 食物与人口
第六章 至今未停止的大交换
作者简介
艾尔弗雷德 W.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 J R.），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地理、历史和美洲研究的荣誉教授，曾任教于耶鲁大学和华盛顿州立大学。他花了大半生的时间在研究，为何欧洲会在历史上崛起？和许多历史学家探索的路径不同，作者深入人类生存的生态方向，揭露了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人类史。其重要著作有《哥伦布大交换》、《生态扩张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 900-1900 ） 、 《 写 给 地 球 人 的
能 源 史 》 （Children of the Sun：A history
of Humanity's Unappeasable Appetite for Energy），等等。其著作曾荣获爱默生奖、医学作家协会奖、洛杉矶
时报年度最佳选书。
30周年版前言
以生态观点重新解读历史
——美国著名史学家 麦克尼尔 (J. R. McNein)
美洲博物学家、评论家，以及现代环境主义之父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他1949年出版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Imanac)中呼吁，应该以生态观点重新书写历史。一整代史学家都未理会他的呼声。然后在1960年代的社会骚动与混乱之中，本书作者克罗斯比来了，他走的是自己的一条路，也得出了与利奥波德相同的结论。接下来他更进一步，真的动笔写了这样一本著作，严肃看待生态在人类事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你现在手上拿的这本书。
利奥波德一定会很感欣慰，克罗斯比的那些同行则不见得。《哥伦布大交换》一书，一直找不到出版社愿意出版，直到l972年才终有 绿林出版社(Greenwood)接手。学术刊物上的书评，从严厉苛刻到客气
礼貌均有，许多甚至不屑一顾懒得评论。克罗斯比任教大学的同事则抱持怀疑态度，不能确定这样写法真能算是历史。这本书却不肯就此消失，它的文字清晰简洁，它的主题似乎越来越显得重要，不断在全美许多大学书单上出现，而且还译成了西班牙文与意大利文。
我自己与这本书初相逢，是1982年的一个雨天。在我暂用的某间研究室里，随手从齐肩高的架边上取下它来，然后一口气读完，连晚餐也全忘了。任何许久之前所读的书，我很少能精确忆起当时的情境因由，只有《哥伦布大交换》是例外，连那时心中激起的兴奋刺激，都一起深深印在脑海里。从那一刻开始，历史对我而言，就再也不一样了。或许，当时的我特别容易接纳此书，因为已在英联邦的宪法史堆内，埋头苦干了好多好多个月了。
许多人都在克罗斯比这本书中发现了新视野，用以观看美洲、拉丁美洲、欧洲、非洲，以及整个世界历史。它也成为建立环境史领域根基的文本之一，这门新学科于1970年代在美国开始兴起。主流史学家也渐渐注意此书，及至1990年代，“哥伦布大交换”的观念，已开始进入好几本美洲与世界史教科书内。
“哥伦布大交换”一词本身，也如同它的同名书表现极佳。历史学家并不是常常能有这种机会，可以新铸出一个简单新词，成为涵盖某些复杂现象的标准用语。可是今日美国几乎所有专业史学家，以及海内外许多学者，都听过“哥伦布大交换”一词。许多人甚至能作出相当正确的概述，解释克罗斯比此词用意——即使未曾读过此书。克罗斯比提出的这些概念，30年前饱受史学界漠视、出版界忽略，甚至某些评论界敌意对待，如今却成为近代史标准论述的重要一环。
克罗斯比的理论，当然也是建立在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上的。他并未亲入档案库藏搜索，未在故纸堆中挖出有关麻疹、绵羊、牧草的文献。地理学家对农作物的传播分布有兴趣；人类学者及少数历史学者，则想弄清楚1492年后发生在美洲的多起疫疾与人口大灾难的现象。读者可以在克罗斯比书中脚注寻见这类著作。可是在克罗斯比之前，却没有任何人把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也没有任何人把这些主题写得如此风趣生动。
因此对史学界来说，克罗斯比构架出了一个新的主题。他在1986年的著作《生态扩张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中继续追探生态议题，焦点转向世界其余地区，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地；并主张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之所以能够独霸世界上大部分区域，就是因为背后有这种有系统而不对称的生物交换冲击相助。其他学者也进一步丰富他的理论，指出哥伦布大交换中的某些西非元素，比如1690年后巩固了卡罗莱纳低地大栽植场型经济的稻米，即可能来自非洲。
克罗斯比在本书中对非洲着墨不多，并非没有理由。回到1960年代，有关非洲的史观史论正在成形，因此他需要的那类信息，当时并不似后来那么容易取得。他虽然探讨了美洲作物对现代非洲的童要性；可是在旧世界对美洲提供的生命贡献上，非洲的作物、疾病、人民，其实也同样举足轻重——在某些地区甚至占有支配地位。别忘了，1880年之前跨越大西洋来到美洲的人，绝大多数是非洲人。l820 年之前每5名横渡大西洋的移居者，就有4名来自非洲。虽然他们是系着锁链而来，他们家乡的某些动植物也跟着他们来了：包括非洲的稻米、秋葵、山药、黑眼豇豆、小米、高粱、芝麻，以及那些引发黄热病与疟疾的病原。咖啡也来自非洲，虽然不是搭奴隶船而来。此外，非洲人也带着他们极有效的稻作技术，以及他们不怎么有效的黄热病与疟疾疗法来到美洲。
克罗斯比提出的哥伦布大交换概念，价值不在其完整全面，却在他建立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模式，用以了解生态与社会事件。的确，只要稍用一点想象力，就可以发现克罗斯比揭示的那类交换几乎无处不在，却遮蔽在时间迷雾之中，永远无法像克罗斯比为哥伦布大交换提供的细节那般，详细为人了解。早在哥伦布之前，印度洋上的水手就知道顺着季风航行，在东非与印度之间往来。他们载着作物、虫害、杂草、疾病，来回返复两地，也带着高粱、珍珠粟、龙爪稷来到印度。顺着季风而去的其他类似交换，也在东南亚群岛与中国之间发生。某种早熟型的稻品种：占城稻(占城即今日越南——译注)，令中国粮产自13世纪起变得丰足甚多，也为宋明两朝的国力与繁荣作了保证。亦如克罗斯比在《生态扩张主义》书中指出，另一场时间上离现在较近，但是规模同样浩大，却相当单方面的生物交换，也在另一处新旧世界之间发生：一边是太平洋上诸岛与澳大利亚，另一边是欧亚大陆。也就是18世纪后期，随着英国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在太平洋上的多次航行，以往各自存在的生态系统从此结合，结果惊人地戏剧化——可与哥伦布大交换齐驱。虽然这些两极相逢事例，并没有马铃薯或玉米等级的礼物给世界(其中最成功的生物出口，大概要数桉树属植物)，可是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或大溪地等地的居民与生态系统来说，这个或可称之为“库克大交换”的事件，绝对震撼冲击到了极点。
与哥伦布大交换平行发生的事例，也在陆上出现。公元前100年，商旅车队首度确立中国与地中海世界之间的商业交换。种子、胚芽，搭着颠簸之旅而去。樱桃，或许连同天花、麻疹，来到了罗马世界；中国则换得了葡萄、苜蓿、驴子、骆驼，或许其中也包括了天花、麻疹。
当骆铃叮当，商队穿越撒哈拉沙漠来往于马格里布(Maghreb)(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译注)与西非之间，类似的事情也必然同样发生。公元500年之前，也有过一位非洲的哥伦布，他的名字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但他为定期的交通来往正式揭幕。于是马儿来到西非，造成的革命性政治效果，与马儿在北美印第安大平原上带来的冲击应该合拍。虽然在西非养马的难度令情况稍有不同。尽管如此，马的军事用途，尤其是用来对付那些无马之族，也帮忙重组了西非的政治版图，遂有加纳、马里、桑海等大帝国于焉兴起。
跨撒哈拉沙漠行走的商队，也在西非与地中海世界之间交换病原。1490年代梅毒暴发，或许系自美洲输入，但也代表西非雅司病某种突变。反向而去，欧亚大陆某些人类群体型与动物群体型疾病，或也藏在骆驼客身体组织内进入西非。老鼠、跳蚤，可能也是以这种方式穿越了撤哈拉，于14世纪疫疾大流行时期，将淋巴腺肿鼠疫带到了沙漠南方半干旱区域萨赫耳。
种种生物大交换事件，如果确如上述所形容般曾经发生，它们对欧亚大陆与非洲历史的塑造影响，必如哥伦布大交换一样确定。虽然冲击规模或许较小，而且至少在目前如此，记录的资料文献也不及克罗斯比汇聚凸显的完备。但是或许有一天，它们也终将找到它们的克罗斯比，为它们写下专著，不但令利奥波德在天之灵欣慰，也会在一个潮湿午后，改变某个人的历史视界。
30周年版作者序
自大陆冰河融化以来人类的全本演义
作品一旦问世，我从来都不再看自己写的书，因为出版就如零下冻结，所有不精确、不正确、不到位处，都立时变为固定，成了永远挥之不去、难以触碰的痛。但是这一回，为了写这篇新序，我把《哥伦布大交换》从架上拿下来，还真的重新看了一遍。缺失？毛病？噢，是的，我会跟大家详细、坦白地讨论几项。可是，它仍然是本好书，这方面我也会谈上一些。
首先，是道歉。30年前，我用“man”(男人)这个字意指现代智人所 有成员。当时大多数人也都如此用法；但这事那时候蠢，现在也同样笨。而且，我竟然还用“种族”(race)这个字眼，好像自己真知道它是什 么意思。我又说，玛雅人是所有原住民族中，最“敏感”的一族；却完全没意识到这种口气有多么高高在上、教人领情的味道。难道，我是在暗示大征服者科尔特斯，当时可能曾邀玛雅人来喝上几杯鸡尾酒，但铁定没请过阿兹特克族吗？(此版本没有相关段落——译注)如此这般，还有许多。我请各位读者自己斟酌，从我的书页之中，挑选出昨日压扁的塑胶黄花。
当然，我也犯了一些明明白白的错误，有些还真的错得挺不错昵。比如先前从未感染过天花的人口，一旦流行暴发，“并非”一律都会导致高达30%的死亡率；只有最严重的疫疾如此。而安的列斯群岛的居民，并未在16世纪中期全数灭绝，只有“大”安的列斯群岛如此。而加勒比族在小安的列斯群岛生存了下来。小麦的老祖宗，也不似玉米的老祖宗那股，产效远逊于人为培育改良的徒子徒孙。野生小麦虽然难以收割，但同样丰饶多产。西南亚民族之所以能够领先其余人类，率先在农事、城市化上有所表现，或许这正是其中的一项原因。我最大的错误，则是当时大家普遍都很无知的一项；我还真喜欢这个错昵。我在第六章宣称，而且是出于权威姿态：5亿年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极端、永远、影响及于全球的重大自然改变事件。但自《哥伦布大交换》出版之后，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已经积累证据显示，大约在6500万年前，曾有过一颗小行星之类的东西击地球，一举灭绝了恐龙，为哺乳类开路清场，同时也使我成了个大笑柄。
表现最欠佳、最无法抵挡过去30年风雨的一章(虽然也未被完全替代作废)，则是第四章关于梅毒的重新评估。当年我写这章的时候，有关此病的发源地还是个大谜，其实今天也仍然未解——不管报上怎么宣称，而且至少每5年就表示有最新发现。1492年之前，梅毒即已在新世界存在吗？在那里，变形、留疤的骨骸还真不少，似乎显示它老兄确曾光顾。可是这个“它”，是指性病型梅毒吗，还是非性病梅毒中的一种？或者无论哪种类型，它们根本都只是同一个家伙的不同表现？
“它”，1492年之前也已在旧世界出现了吗？旧世界里，也有一些哥伦布年代之前的骸骨，类似那些被冠上梅毒病状的新世界伙伴，可是为数极少。当然，数字虽小，并不能证明它们的倒霉原主就“没有”梅毒；可是如果他们真有梅毒，这病的性质也一定异于16世纪欧洲暴发的性病疱疹，起码传染力较低。否则，若不是这个情况，那么1492年之前的旧世界众人，就一定百分之百地守身如玉，或完全地单一结合。如此人事，真属难能可贵值得赞佩，也因此不太可能。
据我所知，迄今为止，以实际证据显示确有梅毒旋体(Treponema pallidum)在其组织内存在的最老一具古尸，是那不勒斯贵族女子亚拉
冈的玛莉亚(Maria d'Aragona)。她死于l568年，离哥伦布出航年代己经
很久，因此她的组织所能透露给我们的信息，也不过就是在她生时，欧洲正流行此病；而此事我们本来就已经确知，可惜梅毒螺旋体留下的痕迹，随时间会慢慢褪去，所以即使有哥伦布之前的任何遗骨可用，上面的印记恐怕也淡微至极，很难借目前的科技手段进行调查。
我们不知道性病型梅毒到底始于何处。它可能来自此处、彼处，也可能既来自此处、也来自于彼处；而且原本温和的诸旋体株，在1492年碰了面，跨越了大西洋，致命性于是出现三级跳。又或许，此疫毒性在1500年左右的突然剧增，与哥伦布完全扯不上关系，根本就只是巧合而已。这种说法也不无可能。
反正，我当初不该这么尊崇梅毒，竞唯独给它一章的地位，简直就当成了阿兹特克皇帝蒙特祖玛的复仇记。诚然，梅毒在旧世界首次登场亮相，气势实在壮观；而且，一如所有性爱之事，也令人神魂震慑。但总不至于像14世纪那场黑死病，或16世纪天花疫情，一举改变了时势、创造了历史吧！我之所以把它奉为要角，是因为看到这么多疾病跨海西去，却不见任何东来回敬，老觉得哪里不太对劲。我就像过去好几代地理学家一般，他们在库克船长证明其实不然之前，一直坚信在极远、极远的南方，必定对称着某块大陆，一个称作澳大利斯的未知之地，巨大到可以平衡欧亚、非、美三大陆所有加起来的面积。第四章，便是本人针对流行疫疾，所做的某种地理对称式平衡尝试。结果，那些地理学家错了，我也错了。
新旧世界之间的疾病交换，几乎根本不成对称。而过去500年间，也鲜有其他任何因素，对历史有过如此重大的影响力。所以，对于这个法国佬的痘病，我当初应该只是略微致意。反之，却该以一整章的篇幅，而非仅区区数页而已，研究后哥伦布时代的大规模奴隶种植场；尤其是东南亚蔗糖与美洲烟草农园现象。欧洲人嗜甜之习(或许“瘾”一词更为恰当)，竟成动机诱因，促使数百万非洲人被强运过大西洋为奴。而烟草杀人之数，比梅毒更众，才真是蒙特祖玛的大复仇昵。
到此，自贬自谦得差不多了，用意再高尚也可以停了。让我们转而看看这本书值得一阅之处。本书的价值正在于所谈的对象，巨大到我们经常忽略了它的存在——正如我们往往未意识到自己时刻呼吸的空气一般。本书内容，即是自大陆冰河触化以来，我们这个物种的全本演义。这个故事是在述说：各个生态系统与其相关社会，在升高的海平面阻隔之下，各自发展的分异演化；以及当它们乍然相逢，对彼此造成的激烈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如此浩大，甚至无法用我们惯常的知识分类：考古学、历史学、植物学、医药学、人口学，等等，单独限涵盖。
30年前，我实在太过天真，以为自己可以在所有这些领域之中涵泳效力。但是初生之犊的澜漫，如果坚持不懈，却可以引导你穿过株株单树，走到某些极具意趣的树林。它便是这般带领了我。
若没有1960年代的动荡混乱，我怀疑自己会出发进行这场远足(这场所谓“60”年代的混乱，其实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期的水门事件为止，公然反抗十进制年代系统的限制)。当时的我，己在刻板僵直的1950年代修得美国史博士学位。给予我学术训练的(毫无例外都是男的)人，多数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对于自己曾经奋战保护的社会基本良善，他们鲜少有过怀疑。对这些人来说，美国史就是政治史，其他都是其次；美国史的定义与意义，就是4年一届总统的选举，偶尔或间以战争火炬点缀，而且好人一定打嬴。至于好人是谁，那可都是由长得颇像本人的人士组成。历史昵，就是关于我这类人的故事(当然是美国人，或者福气差一些，至少也是个欧洲人)。总而言之，在过去，历史是一页页进步之史的记录，未来也将依然如是。
然后，就在我自己也步上讲台之际，民权与“黑权”的奋斗开始了。这些运动教导了我，使我明白原来那些长得不像我的人，过去一直被长得像我的人恐怖虐待。然后是越战，又教导我看见世界并不只是北美与欧洲而已，长得像我的人也不见得总是打胜仗；有很大一些历史、很多一些层面，竟然都遗失在我自己正在教导的历史之外。
因此60年代“全球化”了我的心智，这可是早在“全球化”一词进入新闻术语的25年之前。比方说，如果越共竟能成功对抗了美国武装部队，尽管后者船坚炮利有着一切科技上的优势；又如果非洲人先前多少击退了欧洲帝国主义的进逼，坚持好几个世纪之后方才屈服；那么为什么，美洲印第安人，整体而言，却这么轻易就被征服了呢？难道科尔特斯只是重重吹了几口气，就把蒙特祖玛的屋子吹倒了？或还是其实另有他因在发生作用？
60年代掀起的风潮，令某些人走上意识形态的论述，却把我驱向了生物学。我一向就对生物方面感兴趣，虽然程度上只到《自然史》杂志，或看看电视节目《新星》，就可以满足了。然而正是这稍许兴趣，在那个节骨眼上成了我的救星。因此，我鼓励年轻的历史学者，也应该有些与本专业毫无关联的爱好——语言学、建筑、爵士乐等。在你厌倦了同样的老问题时，它们或许能为你带来可以提出的新问题、好问题，这比好答案更难得呢。
于是我逃离意识形态式的历史诠释，转回头搜寻基本事实：生命、死亡。活就是活，死就是死，管他亚当·史密斯、卡尔·马克思、理查德·尼克松、勃列日涅夫说些什么名堂。到底是什么事物，令人的寿命活到可以生殖繁衍，又是什么东西，致令他们于死？或许，是食物与疾病？
提出这种大哉之问，就好像把你相机里的普通胶卷抽出，换成红外线或紫外线底片。你开始看见以前从未看见的影像：大安的列斯岛屿的原住民现身了，然后又消失了。吃着玉米，而不是稻米的中国农民，隐隐在镜头中出现了。
大哉之问，当然，可能会引向过度简化之答。或许我自己就犯过这个毛病：谈到天花登陆美洲，以及第一次在此地传播感染的经过，我就表示：独独根据这项事实本身，欧洲人当然会在美洲大获全胜。的确，没有免疫准备的人口，一旦暴发疫病(通常称之为疫病处女地型的流行)，常常会导致高死亡率。可是若无其他外力介入干扰，他们的人数久之自会慢慢恢复。
比方欧洲人口，即曾在14世纪因黑死病失去1/3，却随着时间重新恢复。但如果黑死病袭击的同时，成吉思汗的蒙古牧族也涌到欧洲，故事就会很不一样了。事情的发展，说不定如同美洲，在天花及其他疫病蹂躏了先前从未见过它们的印第安人之后，欧洲人又接踵而至，如此这般的类似命运。
顺便提一句，如果黑死病和蒙古人当年真的联袂而来，我想，本人此刻也就不可能使用笔下正在用的这种印欧文字，来写这篇序文了。
又如果，哥伦布当年真能从欧洲大陆的最西端，成功直抵这同一块大陆的极东端——就好像两端之间没有美洲存在——那么西班牙与欧洲，可能会因此更富，而奥斯曼帝国则可能变得更穷一些。权力、科技，甚至连同宗教，都可能发生重大移转变动。纵然如此，后哥伦布年月的种种发展，可能只会比事实上己然发生的情况更甚。不过总而言之，哥伦布当年毕竟到不了亚洲——中间有一南一北两块大陆，充斥着完全意想不到的生物、文化，挡在他的路上——而随着东西两半球开始交换生命形式，总体、个体，宏级、微层，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命，也从此彻底并永远地改变了。
初版前言
人类和其环境长远互动的史实
——美国人类学家梅令(Otto von
Mering)
克罗斯比教授，属于一群优秀特异的社会历史学家。他将自己特殊的学术才能，投入一门新的领域，重新检视哥伦布发现新世界后，人类行事与其周遭环境之间长远互动的记录。这门学问，我想可以称之为“人类医药学”史观史论，身为此学的倡导与阐述者，克罗斯比以洗练精粹的文笔，向我们介绍由生命与生命健康环境更替改变组成的多向链条。他的旧事新说，为人类锲而不舍、就是要去探索自己与自己栖息地的那股欲望毅力——虽然不总是明智之举，有时甚至做得太过——提供了一篇强有力的证言。
在此书中，读者将启程展开一场令人全神贯注的知识之旅，途中引人入胜，航行路过1492年以来所引发的文化、生物社会重大后果，包括事实与其诠释。读者将取得一个比较视角，审视种种范围遍及全世界的新旧太陆交换，以及社会、政治的后遗症：形形色色的疾病、梅毒，各式主要传染病如流行性感冒、天花、麻疹、肺炎。读者也将针对种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联动，获知了重要的历史答案，包括疾病与人在洲际间的移动、世界粮食供应的累积性转型，以及有关世界人口增长变化某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对于新旧世界之间农作物品种、家禽牲畜的散布全球与相互交换，克罗斯比教授的刻画精确仔细，值得称道（前者如玉米、马铃薯、甘、豆类、木薯。后者如稻米、小麦、大麦、燕麦、水果；牛、猪、绵羊、山羊、鸡、马）。我们也被他以下的主张说服：国家、区域、地方性农业经济上出现的渐次重组改造，其实与当地食物供应上发生的历史性衰减有所关联，也与世界粮食基本来源的质量、供应、产量息息相关。
在农作物品种、微生物机体的环球交换之下，人类、生态都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改变：作者于此议题所作的缜密推敲和考量，应能引起严肃关注当前人类状况的学者共鸣。他不疾不徐，描述了哥伦布大交换的历史，最后更以一篇发人深省的文字，重新检视1492年之后，时间上距今最近、长远观点上意义也可能最为重大的人为“后效”：亦即1800年后波澜壮阔的洲际移民潮现象。
世界性的人口移动，大规模地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却只对动物的迁移知之甚详，对它们这种行为的原因、意义、后果，比对人类的类似行为知道得多上许多。这岂不是莫大的讽刺？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如同现在一样，茫然于其中的前因后果，那么这些迁徙，在人与人之间未来路途上将会扮演何种角色，我们也必将愚昧。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实在欠缺。当前暂时的矫正之法，就只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共同来寻思克罗斯比教授提出的观察：“地球上有两个欧洲，一如也有两个非洲：各分居大西洋的两岸。”
初版作者序
把人当作一个生物性实体的历史考察
要了解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环境脉络。人，也不例外。人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而且依存于其他许多生命实体，才能取食果腹、衣裳蔽体，常常还包括遮风避雨的住处在内。同样，许多生物也依存于人类，以求生存。人，先是一个生物性的实体，然后才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资本家，或其他任何身份。除此之外，人的历史，也并非只从他首次开始做记录方才开始，更不只限于唯有知识分子学者阶级有兴趣才存在。若要了解人，第一步，必须先把他视为一个生物性的实体进行考量。这个生命体，已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了千千万万年，影响着同在此星球的其他同伴，同时也受它们影响。
一旦把人放在这个恰当的时空脉络之下，我们就可以开始较有把握地——或至少抱着希望——去审视他的个别历史层关联或事件；也就是如此审视的结果，或将与背后的脉络产生一种意义关系，而不只是把我们送迸一条条杂草丛生的小径，从这位古文物家的眺望亭台，再走向另一位古文物家的眺望亭台而己。
对于人类社群的政治技巧、人类经济体的力量、人类文献的意义，历史学者若想要作出明智裁断，首先必须知道：这些各个群体的成员，能令自已存活、繁殖的成功表现为何。对于他们为完成这些任务所付出的努力，又如何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历史学者也必须有所认识。他应该向生态学家，而非集邮爱好者，寻找他的学术价值范本。
小时候，大人也许教你背诵过这首诗：
哥伦布出航蓝海
时间在 1492年 ......
除去此类描述之外，我们中间却很少有人真正领会到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学习过更多的相关事实，让我们为此大事件绘出了更多的精细画面，以及那些很快便随之而来的大征服者，他们种种的轰动成就。
这些有趣的画面，具有如此催眠效果，很多人永远都未曾从这些表象的迷魅惊奇中苏醒过来，前去寻找图像背后的真正意义。
传统也局限了历史学者，使他们发掘新旧世界重新接触的意义之际，眼光受到蒙蔽。任何一位生态学者或地理学者，在略略浏览过l6世纪的原始基本数据之后，都会立刻看见一桩事实：那就是哥伦布航行带来的改变，最重大的一项，乃是属于生物性的改变。可是这显而易见的事实，甚至连经济史家偶尔也会漏看。
阐明这项生物改变的事实，正是这本书的“存在理由”。本书篇幅不长，而且也不虚张矫致(希望如此)。不过我自己要先承认：各位历史学家、地质学家、人类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人口学家等，一定会把我视为他们各自专长领域的门外汉。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有所批评，而我也部分同意他们的见解。但是在同时，我也要如此答复：虽然文艺复兴的年月已远，文艺复兴式的综合整理，却依然亟须尝试：将各行专家的发现合起来，建立我们对这个星球上的生命的整体认识。
我要对美洲原住民表示歉意，因为书中一再使用“印第安人”(Indian与“印度人”同字——译注)这个模糊又欠准确的歧义词。我 知道哥伦布当年用这个词，实在是恶劣到极点的谬误：也知道现在继续沿用，除了惯性懒惰没有其他任何理由。然而，“亚美印第安人”(Amerindian)这个说法，更令我觉得偷工减料；而我预期的读者当 中，又很少有人在用“美洲原住民”(Native American)这个称谓。因此， 我只好继续沿用那个使用已久却混淆模糊的旧名：印第安人。
我要感谢华盛顿大学，为本书提供研究与写作经费。我也一定要对《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与《美洲人类学家》(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表示谢意，容我使用当初初次刊登在这两份刊物上的二、四两章。吾妻芭芭拉对文体风格提出许多敏锐意见，感激不尽。最后，我尤其要感谢家人——芭芭拉、凯文、卡洛琳——忍受听我这么多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小趣闻——有关玉米与天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