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说真言
林晃升与我
胡万铎
认识林晃升是在1973年4月以后，那时我领导霹霹华文独中复兴运动。林晃升也在同年的5月当选了董总主席。
70年代是华教最严峻的时刻，尤其是霹雳州，原有14所华文中学仅存9间苟延残喘。再加上513事件后，政府实施了内安法令，华社华团的活动都冻结。任何人都对敏感的课题噤若寒蝉，不敢触及，名流巨贾更是明哲保身。而我竟冒着事业受打击、家庭闹革命及被褫夺公民权或遭逮捕入狱的危险，而负起捍卫民族教育的使命。
林晃升最欣赏我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这点和他的性格相似。我和他同是矿家，经过多次接触与交流，也发现我俩对华教的办学与发展有一样的看法。
他赞同霹雳的独中复兴运动，是唤醒华社对华文教育的关注，是民族教育醒觉的社会运动。于是他领导董总把此复兴运动的理念推动至全国，掀起一股又一股的爱华教热潮，而成为全国独中复兴运动。
由此可见独中复兴不但改变了霹雳独中命运，也改写了全国独中的新章。华文独中能够屹立不倒，能有今天的办学特色与辉煌成绩，直接与间接上都与独中复兴运动息息相关。
我和林晃升因复兴运动结缘，由于惺惺相惜、志同道合而互敬互重一起为华教事业打拼。我们经常互相商讨，在决策与步伐上总是一致的。
从1973年始至1991年止，可说是我与林晃升接触最频密的时代。在这期间，我们共同面对政府给予的压力，并积极解决及争取华教的发展问题。如争取独中统考而向马哈迪力争，为独大的申请被拒而上诉至英国的枢密院；3M事件及华小高职而引发的轩然巨波，“茅草行动”导致林晃升等人被捕身系狱中。
林晃升出狱后，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辞去董总主席职，并坚持要我接任。他知道我是一条血汉子，一个不向恶势力低头的人，但是我却辜负了他的愿望。
在我接掌董总时，鉴于过去争取华教权益过于强硬，于是提出与马华协商达致目标，且独中宜走多元化教育政策。这两点都得不到当时的华教人士认同，尤其是来自秘书处的压力，使我不得不放弃董总职位。只做一届，便挂冠求去。
记得当年恶评如潮，媒体甚至说我把董总带入低潮。这段事迹，将来历史自有评断。尽管如此，林晃升曾发表了他的看法，说道：“办华教是一项长远工作，只要我们的原则没有改变，作风形式有些不同并不重要。大家应求大同存小异，有意见可坐下谈。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我对胡万铎有信心。”
晃升已逝世多年，我还是依然热爱华教，此情不变。回忆与林晃升一起的日子,真有无限的感慨与怀念。
林晃升领导董总把霹雳独中复兴运动的理念推动至全国，掀起一股又—股的爱华教热潮，而成为全国独中复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