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话剧”到“马来西亚话剧”——马华话剧的身份转换研究
沈国明 编著
作者简介：沈国明
中国南京大学戏剧戏曲学博士、南京大学传播学硕士、吉隆坡韩新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电彩系专业文凭、柔佛州峇株巴辖华仁中学高中统考文凭和新华学校小学毕业。
现任心向太阳剧坊主席、马中文化艺术协会“华星艺术团"剧艺组长。曾任《南洋商报》副刊“剧中人”专栏作者、英豪多媒体传播学院“表演艺术”兼职讲师、剧艺研充会戏剧主任和马中文化艺术协会理事。拥有23年从事戏剧教育工作的经验.分别在马来西亚各地、中国南京、广州等地从事戏剧编导和教学，指导戏剧教育的学校多达22间教育机构，包括中国南京市摄山星城小学、南京市栖霞小学等任教。并在中国获“戏剧教育种子教师"称号与证书。
编、导、演约50部戏剧作品。其中，在中国南京市栖霞区教育局主办的公开大型儿童剧《小明青奥梦》和儿童音乐舞台剧《青鸟》担任编导；台湾演出单人剧；出席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戏剧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学术文竟超过25场。
此外，曾任“书香”全国中小学生戏剧观摩赛和“阅读大马”全国中小学生剧本朗读观摩赛策划人。多次参与中国国务院主办的中华才艺培训班、教育培训课程和文化交流。2015年获得台湾汉学研充中心奖助学人计划到台实地调研“应用戏剧”发展；2016年参加英国谢菲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和利玆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联办的Intersection社区戏剧项目。
得奖记录：
2005年“戏炬奖”剧场精英奖、2009年度亚太文化产业创意荣誉奖、2014年南京大学第二届创作创意大赛剧本获奖、2015年中国“戏文杯”全国第二届校园戏剧剧本征稿比赛剧本获奖、.2017年在中国深圳导演话剧“爱之路”获“中国田汉研充会”颁发“潜刀剧目"和“优秀演员"证书。
目录
序
摘要
绪论
第一节 问题提出的背景
一、一个问题
二、时局、演出、剧本
三、身份的转换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第三节 文献综述
第一章 战前：马来亚的“中国话剧”
第一节 “中国话剧的身份确认
一、推手主要是离散南来马来亚的中国人
二、演创人员皆持中国国籍身份，视中国为祖国
三、演出配合中国时局、赈灾、节庆
第二节 “中国”身份的由来
一、话剧组织与中国政府、政党的隶属关系
二、抗战志士视马来亚为中国后方，以话剧服务于中国抗战
三、内容具心向中国祖国的浓烈情感
四、话剧社团高度效忠中国祖国
第二章 战后：马来亚“中国话剧”的身份转换
第一节 身份转换的时代背景
一、马来亚化意识的浮现
二、转换时期的马来亚社会
第二节 价值观念的转换
一、立足马来亚问题
二、马来亚人的马来亚
三、本土化导向
第三节 创作思想内容的转换
一、表现对所在国家效忠
二、演出中国历史剧的意义
第四节 舞台人物形象的转换
一、战前人物形象的“中国味”
二、人物形象身份改变
第五节 艺术表现风格的转换
一、“情移景随”舞台艺术与多元人物造型
二、在地的混杂语言特色
三、剧院内外的场景设置
第三章 马来西亚话剧
第一节 社会背景与话剧发展概况
一、马华话剧与社会
二、马华话剧发展
第二节 身份转换成功的“马来西亚话剧”
一、左翼文艺思潮
二、蔡明亮掀开小剧场话剧创作
三、新时期话剧创作方法与思想内容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马华话剧身份转换时期的演出纪录(1945——1965)
致谢
心向太阳剧坊简介
心向太阳剧坊主要演出表
序
《这一条路》
文：孙天洋
心向太阳剧坊秘书、创办人之一
时间要倒溯回2017年，春节。
“心向太阳”家庭聚会上，其他人问了国明一个问题：你的博士几时才读完哪？我开玩笑地代他回答：少则半年，多则一年。
当年九月，国明正式通过答辩，获得戏剧博士学位。
瞧，我的预言，准吧。嘿。
这一条路，国明一路走来，哪有我说的那么轻松哪。
2009年，我开始报读硕士班，国明已经是我的学长，他在一班，我在二班。后来他顺利毕业，再接再励，继续读博，勇气可嘉。我则辗转到2017年才延迟毕业，拿到硕士学位，而那个时候，国明已经晋入博士论文写作的最后阶段，厉兵秣马，养兵千日，就等着指导教授的一声通过，然后接受答辩。那年四月，晚春的风吹过南大校门，我正好过去南京大学答辩，国明接待了我的家眷，让我专心准备应考。那真是一场心力交瘁的战役，最后一刻通过考核，整个人顿时清空了，脑袋热烘烘地，国明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迎接我们，带我们参观校园，我犹记得，他在介绍建筑宏伟的图书馆时特别兴奋，双手比比划划，作出一个书本打开的样子，是的，那座图书馆的设计就是一本摊开的书，这个巨型的书本页中，看来就是他这些年来，一直徜徉沉溺、用功写作的地方吧。
国明家中并不富裕，他研读硕博的学费和生活费，很大程度上靠奖助学金和热心人士的赞助。他生活节俭，性格坚毅，想做的事，往往凭着一股韧劲就能做到。当初喜欢戏剧，当上导演，亲身演戏，幕后制作，文宣票务，无所不包，练就一身剧场功夫；后来有机会在报刊写专栏，加上论文写作的磨炼，又渐渐懂得作文技巧，出身自广电系，也让他比一般的演艺人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技能。心向太阳剧坊的新闻常常见报，新闻稿就是他写的。在读博的那几年间，来往各地出席学术研讨会、交流会，增长见识，丰富学养，他已经俨然一个学者的模样，可是在他“永远孩子气”的令人羡慕的babyface上，岁月仿佛不曾留下残酷的痕迹，即使是博士生，他仍然一贯的耿直，一贯的谦虚，一贯的彬彬有礼（当然他的滑头已经自然圆融在他微笑的嘴角）。听他诉说打工换宿、卖血求学的辛酸经历，实在很难想像换作自己，是否能够承受这样的考验。
国明有一项不好。他英文不好。但惊人的是，他也曾经在英国呆过一段日子，干过苦工，趁空档时去看舞台剧，虽然没有练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但至少比在学院时期的木讷口窒为强。我和他在韩新传播学院相遇，当时可能不知道，这一辈子都撇不开他了。当年演出“心向太阳”一剧时，国明“慧眼”识英雄找我饰演父亲一角，这个演出经验成了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印记。从此以后，我们一步一脚印，创立了剧坊，然后，各自报读了南京大学在本地开办的传播系硕士班，再后来，他勇往直前，转去念戏剧系博士，也是他朝思暮想的心愿，这条路，一走上了，断然没有回头。
国明的论文想写的是马华百年戏剧史。但是，作史，谈何容易呢。太史公也不过“欲完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才写出了《史记》这部划时代杰作，现代学生要随随便便达到上述任何一个标准，无论是否成一家之言，都极之困难。听了他的研究初衷，我心里暗想：这个任务不简单哦。我当下就让他去读读史记。几番周折，后来他的题目改成研究马华戏剧中的身份转移，如何从战前的“中国话剧”过渡成为“马来西亚话剧”。论文指导教授经常告诉我们，写论文要有问题意识，把握事物的一角，窥探万物的全貌。国明自从抓到鹿懂得脱角之后，论文倒写得称心如意，唯一忧虑的是，教授迟迟没有批改绐意见，眼看毕业季就要来临，他可不想再花一年半载留在中国了，毕竟奖学金已经花光，钱包不答应啊。
晚春的南京，四月的南京，我和国明终于在南大碰上了。这一次，他苦恼的告诉我：教授看过我的论文，要我修改句子的主语状语。真不知该如何下手啊。望着一筹莫展的他，我突然妙想天开地教他去学习英语吧。英语的文法搞懂了，就容易搞憧中文的语法。他愣一下，哭笑不得地嗔道：不要啦学什么英文。这与第一次我教他去读史记一样，其实都在无关痛痒之处着力。我从南京回来后，国明继续一个人呆在天气越变越热的夏天的中国，完成他的博士梦想。
果不其然，这最后的任督二脉打通后，他的论文写作接近完成。就在此时，家乡却传来噩耗，患癌的母亲恐怕不行了。国明匆匆赶回家乡峇株巴辖，赶得及陪母亲走完人生的道路。吊丧期间，我见到了国明，两地奔波，一脸倦容的他，微微笑地告诉我，教授终于一字一句看完了他的论文，并逐个逐个改正他的错字和标点符号。如没意外，回去就可以赶上答辩。
那晚在峇株巴辖某会馆的治丧处，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国明。有人说，父亲走了，儿子就要变强，才能照顾母亲和家人；母亲走了，儿子就要长大，不再有人天天把你当孩子疼惜了。我不知道那晚以后国明的心理变化，但是他的确像一夜长大般的送母亲上路后，再站起来稳、步踏向前方，一路无悔。
这一条路，只有他自己懂，所有的欢笑血泪，所有的跌倒挫折，所有的柳暗花明，所有的峰回路转。
“沈家之光，国有明天”，谨以此序，祝贺国明的博士论文出版。沈博士，以后我就不能随随便便叫你去读哪本书了吧。
序
陈祈福
心向太阳剧坊顾问兼海鸥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沈国明从事戏剧活动超过20年。他最初活跃于舞台剧的编剧和导演，后来也参与幕后工作，担任舞台剧制作人负责一切的宣传、征求和联络工作，和华社组织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推动我国剧运工作上，扮演着先锋的角色。
2013年，沈国明告诉我，他要到中国去念书，修读的课程是戏剧博士学位。当时，我对他所做的决定表示支持，他在中国念书的那五年，心向太阳剧坊后续有人继续推动剧运，而且在每年的“书香”全国中小学生戏剧观摩赛，以及“阅读大马”全国中小学生剧本朗读观摩赛，都办得有声有色，引起华社的关注。
如今，这本《从“中国话剧”到“马来西亚话剧”——马华话剧身份转换研究》，就是沈国明在中国苦学五年的成果。著作的出版，弥补了国内学术界对话剧研究的匮乏，同时，这本学术著作，也是推动国内戏剧研究和戏剧文学发展的起点。
另一方面，由心向太阳剧坊发起的“抢救百年马华话剧史料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沈国明也是运动的号召人之一。这场运动，它不是一场活动，而是全国性的运动，甚至将进一步提升到全民运动。运动的宗旨，是呼吁民众提高对史料的重视，这是非常有意义和前瞻性的壮举。
未来几年，我相信我国的戏剧文史研究，将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同时，从戏剧这一侧面来进行研究，可窥探我国政、经、文、教的相关发展，并从中发现与矫正一些迷失的观点。
最后，祝贺沈国明的著作《从“中国话居「到“马来西亚话居「——马华话剧身份转换研究》成功出版，也期待马华戏剧的发展能够更进一步，建设我们的戏剧理论和指导思想，迈向新的里程碑。
序
文：陈凯希
心向太阳剧坊永久名誉顾问兼海鸥集团执行董事主席
和沈国明结缘始于2004年。那时候心向太阳剧坊才成立4年。当时20来岁的沈国明到海鸥来寻求赞助费。本人向来喜爱帮助人，尤其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有理想、有热情、对于戏剧演出有着万般的挚爱。本人当时二话不说的不止提供赞助费，也提供空间让心向太阳有个驻脚的地方，同时也是他们的图书馆。
沈国明于2013年计划到中国南京大学深造时，当时的我身兼马中文化艺术协会会长，而他也是马中文化艺术协会的理事。有一天，他来找我，希望我可以协助他写一封入学推荐信和一封申请奖学金的推荐信。结果，他成功申请入学修读戏剧戏曲学博士学位，但是，奖学金的申请却失败了。然而，沈国明仍然把握那次出国的求学机会，他刻苦耐劳、排除万难地完成了学习，撰写了博士论文《从“中国话剧”到“马来西亚话剧”——马华话剧身份转换研究》。这篇论文，可称得上为我国戏剧领域的学术研究发展开了一个头，希望这本著作的出版，能够影响更多人士了解我国的戏剧运动和戏剧文学，让他们产生兴趣和更深入地进行探索。
根据马新文史学家方修先生的说法，马华话剧萌芽于1919年。所以，《从“中国话剧”到“马来西亚话剧——马华话剧身份转换研究》一书的出版，恰巧碰上马华话剧诞生百年纪念，显得特别有意义。沈国明认为，1945年到1965年，是马华话剧从“中国话剧”到“马来西亚话剧的身份转换时期。
战后的马华社会，不管是业余剧团、会馆、校友会、学校、政党等，皆曾纷纷组织演剧。而英殖民政府，也不让华社和华基政党专美，它自行组织华语剧团，宣扬政府的政策和打击敌营。国家独立前的1948年至1956年间，由政府或政党成立的剧团，包括柔佛州政府紧急新闻处所组织流动剧团、森美兰新闻部新青歌剧队、霹雳州新闻部宣传队、槟城新闻部、柔佛州蔴坡新闻部巡回话剧团、森美兰新闻部新青歌剧团、彭亨立卑新闻部、霹雳劳工部以及马来亚劳工党等，这些剧团的成立，都身兼任务和使命。
柔佛州社阵分部和支部，曾多次在周年纪念游艺晚会上演出二幕悲剧话剧《无语问苍天》，描述八年离乱，生死茫茫。60年代初，马华演剧活动被政府打压，一些政党在合法的申请途径难获批准，有些取巧以宗教仪式活动演话剧。但后来也难获政府通行。那时期，社阵或劳工党组织的演剧，参加演出的演员，大部分都是来自工厂、胶园、农场和商店的劳动工人，显示了戏剧活动的开展，能够凝聚低阶层人士与社会大众的成功效果。
戏剧是一面镜子，它不只是一门艺术，也能够反映社会的现象，揭示人性的善恶。马华话剧的发展，从战前到战后，曾取得一定的成就，它对教育观众、组织民众和传播信息给予民众的功能上，皆能取得一定的效果。戏剧与艺术对于社会产生的效应是很大的。本人除了继续支持文学的发展，也将尽一份绵力支持戏剧与艺术在我国的发展。
我非常高兴沈国明能够关注马华戏剧的历史，从宏观的角度来探讨马华话剧身份转换的问题，从中揭示了我国华侨到华人身份的转换，从马来亚华侨思想情感向着中国，到马来西亚华人情归我国本土。本书的出版，不仅让我们了解马华戏剧的问题，也让我们更进一步感受上一辈人的思想情感，以及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而战斗的勇敢精神。
“一项绝非简易的艰辛工程”
梁志成
剧艺研究会创会会长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戏剧系创系主任兼高级讲师
马来西亚国际资讯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兼高级讲师
沈国明博士是我国话剧界后起之秀他是心向太阳剧坊创办人及主席，驰聘国内外剧坛逾23载，是一位年轻勤奋俊彦。
沈博士给老朽的印象，谦虚、好学、翩翩有礼。这20多年来，沈博士须臾也不曾离开过他情有独钟的戏剧事业，从求学时代起，戏剧就与他结下不解之缘。
他能编、能导、能演，勤奋地钻研和艰苦的实践，使他在戏剧艺术上扎下稳实的根基，其后20多年，锲而不舍的执着追求，他已充分掌握中外戏剧理论基础上，结合实际，摸索出自己的路子，硕果累累，在戏剧界颇负名气，为备受推崇的著名的艺术戏剧家。
戏剧的任务，正好像文艺一样，是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人生，针破时弊，指引人生走向正确方向。它不仅教育人民认识社会，更重要的是要改革社会。
上世纪爱尔兰有一群爰国剧人，为了响应民族独立运动，于是组织了民族剧社，集合在阿比剧场，创演富有民族精神的戏剧，以激起民族革命的热潮。此举进行得如火如荼，将艺术与革命打成一片和许多民族的运动的团体汇成洪流，结果推翻了英格兰的统治特权，建立独立的爱尔兰民主共和国。在这期间产生了几个驰名国际的剧作家，如辛格(J. M. Synge)、桂格丽夫人(Chady Gregory)等等，这无疑将贫瘠的爱尔兰大增光彩，扬眉吐气，实教人响往。又如中国的昔日的抗日援华的剧运，带出戏剧使命，反映昔日大时代的效应。
依老朽的看法，总体来说，当年不论在中、港、台、星马一带的剧运，戏剧发展道路的大方向，总目标和思想行动上基本一致，只是在某些工作方法或艺术风格方面，因环境与国情、发展上出现一些差别，这是很自然的一回事。
拜读了沈国明博士的论文“中国话剧”到“马来西亚话剧”的博士论文，让老朽着实上了一堂戏剧历史课，深受教益。拜读了沈国明博士精辟大作，无论从宏观到微观，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份相当可观的精神财富，对读者，尤其是戏剧界的同行，很有钩沉发微的参考价值和启迪作用。
说到“马来西亚话剧”，老朽的看法是马来西亚独立之前，特别是在战前，当华人在本邦德归属感尚未确立之前，我们绝对不能以独立后的眼光，对当时的华人话剧提出荒唐的谬论。
还有，马星尚未分家之前，大马华人话剧活动，是以马、星为整体，不能加以分割的，因为任何一种活动，往往是从点到线，线到面，互为关联，息息相关的。要是有人对这两点借题发挥，胡谄乱指，那是他们别有居心，罔顾现实。
大马话剧起源于1919年，在大马华人话剧活动中，最轰烈，最动人，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当推抗日救亡的剧运。这项剧运是配合整个社会的抗敌援华，反法西斯，阻碍曰军南侵，保护马来亚的号召而展开，这时的大马华人剧运，掀起了“惊风雨，泣鬼神”的高潮。
30年代中期，在建立马来亚本位的概念下，话剧界増加了对本地创作剧本的重视，本地剧本体裁，反映本地现实，如描写马来亚经济恐慌，人民失业饥饿。
战后初期，马、星光复，尚未进入紧急法令的期间，话剧活动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复苏，青年、学生、文化界人士、职工会、妇女组织、抗日军退伍人员，组织的剧团可说是如雨后春笋，春花怒放。这时期由于民族主义兴起了，反殖运动空前高涨，要求政治民主，生活合理，话剧演出的内容，着重反映沦陷时期及光复，人民生活痛苦，对现实的不满。
紧急法令初期(1948-1953年)，在紧急法令的影响下，艺文活动全面消沉，不过学生中却有一批新的剧作家在成长，“承先启后”的潜伏着还是有的，新苗逐渐茁长。
反黄运动时期(1953-1956年)反黄运动从点到面展开，其特点乃是反对黄色文化，提倡健康文化，提出了爱国主义文学的口号，并结合争取“默迪卡”运动，话剧方面，马、星两地的诗歌造型大受欢迎。
由于战争祸害，英政府实施紧急法管制，大马华人很多弥足珍贵的戏剧文献、剪报资料、剧本、评论等资料，不是散失殆尽，就是自行焚毁，荡然无存。
老朽很佩服沈博士专业、敬业的精神，坚韧毅力，为了弥补大马华人戏剧史料，他弹精竭虑，研读了很多相关的书籍、历史、文献，他花了很多心血，走遍马、星各大城小镇，访寻与戏剧有关系的组织、团体、戏剧的前辈。目的采撷有关华人戏剧资料，他甚至不惜长途跋涉，远赴中国、台湾、香港拜访话剧先辈，辨证所采撷的资料。沈博士这种严谨、认真治学的态度，作为仝行的推手，应多于效尤。
今沈博士要将其毕业博士论文付梓成书，老朽将拜读后的一点体会作为序言，份量显属不逮，但总算有所嘱托。
2018年8月5日
于八打灵再也
摘要
本论文是关于马来西亚华文话剧从“中国话剧”到“马来西亚话剧”身份转换的专题研究。由于马华话剧经历了战前和战后不同时局的变化，话剧创作充分反映了历史。因此，本文以剧作和戏剧运动为基础，对“中国话剧”转换为“马来西亚话剧”的历史必然进行探讨。
1942年以前，在马来亚生活并推动话剧运动的南来中国人（又称“华侨”）的戏剧创作，以丰富的剧情描写了对中国祖国的思想感情，同时，他们积极地透过演剧筹赈中国难民；战后，马来亚在1945年至1957年联合邦独立，以及1963年成立马来西亚之后，生活在当地的华侨，从中国人身份转换向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话剧工作者继续使用华语（也包括各籍贯方言）作为演出的语言，用华文书写剧本，然而剧情则渐渐地不再描写对中国的思想感情。他们开始关心自己的祖国——马来西亚，关心马来西亚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身份转换后的马来西亚华人，不间断地透过话剧呈现自己的民族、社会和人生价值观。
首先，本文对马来西亚华文话剧的发展，透过各种文献进行考究和界定一战前的马华话剧具有“中国话剧”的特殊性。马华话剧的推手是离散南来马来亚的中国人，同时，他们又团结马来亚在地出生的华侨筹组剧团，通过话剧演出配合中国的政治时局、赈灾与节庆活动，发挥对中国祖国的效忠精神。而且，战前的马华话剧组织与中国政府、政党具隶属关系，促使马来亚抗战志士以话剧作为组织侨众的管道，支援和救济中国祖国的大后方。
战前，马华话剧的思想内容，对中国的思想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它唤醒了马来亚华侨的“中国魂”，奠定了马华话剧是“中国话剧”的特殊性。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华剧人从“抗日援华”的呼声，转向“抗日卫马”的口号，他们与马来亚各民族共同经历血与火的战斗，唤醒了马来亚民族意识。马华剧人向英殖民帝国主义争取马来亚的解放和独立，开始由当初的“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的思想观念转换。自然而然地，战前马华话剧的“中国话剧”特殊性，必须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1945年至1965年为马华话剧的转换时期。马华话剧在观念上，不再服务于救济中国的难民，或响应中国革命运动而作筹赈。而是改变观念，以本土化作为导向，为马来亚的政治、文化、教育服务，宣传马来亚文化属于马来亚人的文化，强调马来亚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第二，在创作思想内容中，表现对所在国家的效忠。杜边是战后初期最具代表性的马华剧作家，他写的《宝星》、《明天的太阳》和《岛上夜曲》，揭示马来亚人民向殖民主义展开斗争，争取做马来亚自由的人。此外，马华话剧借用了中国历史剧的题材进行改编演出，以反映马来亚现实社会的黑暗，争取政治革命胜利。这无形中与中国推行的社会主义不谋而合，成为统一战线的思想战斗。第三，舞台的人物形象不再表现对中国的思想情感，而是描写马来亚鲜活的人物形象，包括橡胶园里的割胶工人、锡矿厂的矿工、争取马来亚独立的“马共”党员，以及维护华文教育的斗士。以此为例的剧作有《雨夜》、《求职》、《真正的爱人》和《他并没有死》。第四，在艺术表现风格方面，随着剧中人物不再有“中国味”，马华话剧渐渐地抛开了对中国固有的思想情感，戏剧舞台也呈现“情移景随”的变化。戏剧情境开始反映马来亚的社会现实，剧院内外不再悬挂中国国旗和歌唱中国国歌，服装与造型也逐渐地呈现本土风格，融入了其他种族的服饰。语言方面，华人除了保留使用各籍贯方言，也广泛应用通俗的马来词汇代替部分华语词汇，展现了在地混杂语言的特色。
身份转换完成后的“马来西亚话剧”，在“中国话剧”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华人所保存的文化符号，始终没有被抹掉，它在无数的呐喊和战斗中继承下来。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也成为组成马来西亚文化的一部分，失去了这华人文化，便是一个缺失的马来西亚。
70年代初期，马华话剧仍深受中国毛泽东“文艺为工农民服务”的文艺思想影响，剧作掀起了一阵强烈的左翼之风。但是，在马来西亚政府的强势镇压下，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退出舞台后，马华话剧很快地迎来崭新的一个阶段。它接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戏剧新思潮和新观念影响，带动了马华小剧场的发展。
80年代，蔡明亮掀开马华新时期的小剧场话剧创作，以《速食酢酱面》、《黑暗里打不开的一扇门》和《房间里的衣柜》，呈现马华话剧的新面貌。他的剧作，深挖个人内心世界的欲望和表现孤独感。90年代以后，马华话剧在创作中主要呈现三点，即表达对国家、社会和人生思想情感的特点。第一，《梦天堂》以剧中人物在英国的“奇异旅程”，回探了对所在国的国家认同和自我身份认同的思考；《一个异乡人》强调人民要改变马来西亚，表现对国家美好未来的期待。第二，《生命来得巧》和《爱之路》，分别探讨青少年自杀和爱滋病感染者被社会歧视与道德审判的课题，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切。第三，《心向太阳》通过一名脑性麻痹残障人士不屈不饶的奋斗故事，启示对生命的热爱；《平凡.快乐》则从剧中人物表现对灵魂自由的渴望。
总而言之，马华话剧从“中国话剧”到“马来西亚话剧”身份转换的发展过程，虽然是各种相互关系造成的历史必然，但这也是因为“中国人”的自觉行动。他们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前进，才实现了马华话剧的身份转换。
关键词：中国话剧、马来西亚话剧、身份转换、华侨、华人
THESIS : From ‘China Spoken Drama’ to ‘Malaysian Spoken Drama’ ----A Research on the Identity Shift in Malaysian Chinese Spoken
Drama.
Abstract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Malaysian Chinese Spoken Drama's identity shift from ‘China Spoken Drama’ to ‘Malaysian Spoken Drama’. As the Malaysian Chinese Spoken Drama have gone through pre-war
and post-war changes, the creation of plays fully reflects the course of
history. As such, the thesis employs playwriting and Spoken Drama movement as
bases to discus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Spoken Drama’ to ‘Malaysian
Spoken Drama'.
Prior to 1942, southern
Chinese immigrants (referred to as ‘Malaysian Chinese’)
promoted the Spoken Drama movement in Malaya and wrote plays which depicted
thoughts and sentiments towards their motherland. At the same time, plays were
actively performed to raise funds for disaster victims in China. The post-war
period from 1945 to 1957 saw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In
1963, Malaysia was formed. During these period, Chinese immigrants underwent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to that of Malaysian Chinese. Spoken Drama
practitioners continued to use the Chinese language (which included different
dialects) as the medium of performance and playwriting. However, the content of
dramas gradually moved away from themes that reflected thoughts and sentiments
of China. Instead, they shifted their concern towards their own country -
Malaysia, in particular to the areas of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education. As such, after the identity shift, the Malaysian Chinese
continuously reflected through Spoken Drama, their thoughts and values for
their race and society. Firstly, through various literary definitions, the
thesis posits that the pre-war Malaysian Chinese Spoken Drama is a uniqu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Spoken Drama’.The proponents of Malaysian Chinese Spoken Drama were immigrants
from south China who solicited local born Chinese to set up Spoken Drama
troupes and performed plays which accord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disaster
relief and festivals in China, displaying their spirit of loyalty to their
motherland. Moreover, the pre-war Malayan Chinese Spoken Drama troupes were
affiliate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parties. This prompted the
war patriots to employ Spoken Drama as a means to unite the overseas Chinese to
provide aid and relief to their motherland.
Before the war, Malayan
Chinese Spoken Drama incisively portrayed the thoughts and sentiments towards
their motherland, thus awakening the 'Chinese soul' spirit among the Malayan
Chinese, establishing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Spoken Drama’ in Malayan Chinese Spoken Drama. Subsequentl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Malayan Chinese Spoken Drama began to change their war slogans from ‘Fight the Japanese and aid China’ to ‘Fight the Japanese and defend Malaya’. When
the Malayan Chinese fought hard against the Japanese with the other races in
Malaya, their nationalistic spirit was awakened. As Malaya gained liberation
and independence from the British imperial colonization, Malayan Chinese dramatists
began their ideological shift from ‘fallen leaves
returning to the roof’ to ‘taking
root on the ground’. Inevitably,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Spoken Drama’ in Malayan Chinese Spoken Drama underwent a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The years between 1945 to
1965 were a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for Malayan Chinese Spoken Drama.
Conceptually, Malayan Chinese Spoken Drama no longer answered the calls of
disaster relief or to fundraise for China* s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nstead,
it served to change the mindsets of people. With localization as the main
direction, dramatists served the areas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education with
their plays and promoted the notion of a Malayan culture which belonged to the
Malayans, and emphasized that Malaya was not a part of China‘s culture. Secondly,
the playwriting also reflected a sense of loyalty towards their own country. Du
Bian is the quintessential playwright of post-war Malayan Chinese Spoken Drama.
He wrote plays such as “The Treasure Star”，“Tomorrow's Sun” and “Island Nocturne” which
unleashed the attack towards colonialization and fought for the liberation of
Malaya. In addition, Malayan Chinese Spoken Drama adapted Chinese historical
plays to reflect the dark side of Malayan society in order to win political
reforms. This indirectly coincided with the promotion of socialism in China,
thereby forming a united front of ideological battle. Thirdly, the
characterization in dramas ceased to portray sentiments towards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it depicted the people who lived Malaya at the time such as the
rubber tappers, miners, and members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who fought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Malaya, as well as the defenders of Chinese education.
The works include “Rainy Night”，“Seeking Employment”，“The True Lover” and “He's Not Dead”. Fourthly, the plays gradually shook off the
influence of China in terms of style and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thus shifting
away from Chinese sentimentality. The change in sentiments also led to the
shift in drama staging. Plays reflected the context of Malayan society, China
flags no longer hung within and without Spoken Dramas, songs from China were no
longer sung, the character image and costumes also shifted towards localization
and even assimilated costumes of other races. In terms of language, although
different dialects were preserved, the Chinese have also adopted colloquial
Malay terms to substitute Chinese vocabularies, displaying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mixed languages.
The transformed ‘Malaysian Spoken
Drama’continued to develop on the foundation of ‘China Spoken Drama’ .The cultural codes
preserved by the Chinese were not eliminated. Rather, numerous struggles and
battles were faced in order to protect its legacy. The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e became an integral part of Malaysian culture, and Malaysia would be
incomplete without it. In the early seventies, Malaysian Chinese Spoken Drama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literary thought of Mao Zedong’s “arts and literature for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in which the plays took on a strong
left-wing stance. However, under strong suppression of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closure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alaysian Chinese Spoken Drama quickly entered a new phase. It accepted new
ideas and concepts of drama and spurned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Malaysian
Chinese Spoken Dramas.
In the eighties, Tsai Ming
Liang unveiled a series of small Malaysian Chinese plays such as “Express Noodle”，“A Door that Can't Be Opened in the Dark”，“The
Wardrobe in the Room” which marked the new form of
Malaysian Chinese Spoken Drama. His plays deeply reflected the inner world of
desire and loneliness. After the nineties, three key themes were presented in
Malaysian Chinese plays - namely the sentimentality towards the country,
society and life in general. Firstly, “Dream Heaven” depicted the ‘peculiar journey’ taken by the protagonist in England which spurred examinations of
identity towards the nation and the self. “A Stranger” emphasized on the need to transform Malaysia and anticipated a
wonderful future for the country. Secondly, “Coincidental
Life” and “Love's Journey”respectively
explored the subjects of juvenile suicide and the social discrimination and
moral judgements on AIDS victims, expressing concerns towards society. Thirdly,
“Heart towards the Sun” tells the unyielding struggles
of a man with cerebral palsy and his passion for life; while “Ordinary Happiness” conveyed the protagonist’s longing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soul.
In conclusion, although the
shift of identity from “China Spoken Drama” to “Malaysian Spoken
Drama” is interrelated with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it is also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hinese
consciousness”. It is this unwavering stride towards
this goal which have resulted in the successful shift of a theatrical identity.
Keywords: China Spoken Drama；Malaysian Spoken
Drama； transference of identity；Overseas Chinese；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