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马华侨对国家认同之研究——以赈捐投资封爵为例
黄建淳著
中华民国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丛书第一种
序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夏，我应福建泉州国立海疆学校之聘前往任教，该校系一专科学校，以培育海外侨校师资和各种建设人才为宗旨。学生毕业后多赴侨居地与闽、粤侨乡担任教育与经济建设工作。师范专修科设国文、史地、教育三组，商业专修科设会计银行、国际贸易组，各组于共同科目除国文、三民主义及专业课程外，必须修习南洋历史、南洋地理，专修科各组再修习华侨教育。为加重外国语文训练，以英、法、荷、日为第一外国语，各组学生选习一种，另增修马来、暹罗、安南、老提、高棉、朝鲜等当地土用语文为第二外国语。语文师资多来自侨居地之华侨学者。我身处华侨教育之学府对华侨史事、东南亚历史地理渐有认知。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夏渡海来台，获知台湾省立台北图书馆南洋数据室收藏英、荷、法、日中文之南洋数据极为丰富，每多涉猎如入宝山，为生平快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春至新加坡，先后于南洋大学、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大学讲授中国史学课程，着重中国与南洋诸国关系之研讨。居新加坡时与侨界闻人、学者多有过从，许云樵、陈育崧二位先生引为知交。谈论学艺来往较密。时云樵亦任教南洋大学，主持南洋研究室，为我居所近邻。氏精通英、巫、暹罗语文，为南洋学会创始人之一，读书万卷、主编「南洋学报」治学谨严，于南洋史事考证精到，著作三十余种。云樵至交韩槐准先生以化学原理鉴定文物年代眞伪，对于热带水果、矿石、大伯公庙、天妃宫等古迹，莫不亲临勘考；于印尼等地考察不同时代之中国出口瓷器，以断证历代中国与南洋之贸易关系，所著「南洋遗留的中国外销陶瓷」，享誉学界。育崧为侨生，厦门大学毕业后返新加坡任职提学司督学，后经营南洋书局，刊印有关南洋研究期刊与丛书。育崧寓邸在武智知马路，署其居为「椰阴馆」，我时受邀约为馆客。氏收藏南洋书籍、华侨数据与文物甚丰。其考据喜搜罗孤本、实物，并实地观察，于碑铭勘考，尤有心得，尝与陈荆和教授合作编着「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由李业霖先生进行田野工作，所集碑铭具有史料价値。育崧与叶华芬先生比邻而居，朝夕过从，谈论南史。叶氏于中、日、英、荷、法有关南洋图书，无所不读，博闻强记，一事一物皆能道其出处，条分缕析，如指诸掌。马六甲乃马来亚古国，历史文物，蕴藏丰富，三保山上，断碑残碣，孤坟宵井，均为研究对象。明代遗民、故家子弟，无不一一躬亲访问。其研究方法，主田野工作，求实物与文字相互左证，订正伪误，创见独多。我得机缘浸润于诸友之学术气氛中，于南洋史、华侨史之研讨兴趣益浓。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冬返台，于中国文化大学讲授中国史学研究、华侨史专题研究、东南亚史诸课程，于史料考据，多所用心。成以辅助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等，殊为重要，田野实录则可收文献与实物互勘之功。本书作者于中国文化大学，初习地理，继攻民族、华侨学，后入史学研究所博士班深造，获博士学位。学术研究，历练深湛。是以本书之作，研究方法有归纳法、演绎法，史料考据精密，田野调查所得丰富，并运用有关辅助科学，帮助于史事演化及其影响之阐释，所言尚称允当。南渡华侨「对中华文化自发性的执着，及其血浓于水的乡里情怀，实为薪传文化认同的最佳媒介。」「新马华侨社会，财富是决定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唯有充沛的财力，才能赢得更崇高的社会地位。」新加坡设馆，结合了侨民与唐山故里的密切关系，举出捐纳制度的推广最为显著，「官爵职衔自成功名的化身，」「农工商机构的创设，对雄厚的侨资策行更具系统的招徕，」侨资实业的振兴，有助民族经济的发展。「皇清诰封的荣街名器，实为将原有的文化认同，升华为对国家认同的有效利器。」「荣街在精神上即升华为相当程度的安全感。」「官爵职衔之促使海外华侨对国家的贡献，应赋予恰予其份的评价。」「官爵职衔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华侨对国家认同的态度，更应是革命之母的重要凭借。」乃是透过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相关领域作为史事思维之张本，为其立论提出之解释，亦称确论。可为南洋华侨史之杰作。
民国八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绩溪程光裕于台北阳明山
序
我国学术界研究华侨史者少，侨务机关尝编纂世界各地华侨志，内容以报导性质者居多。中国文化大学原设有民族与华侨研究所，招收硕士班研究生。黄君建淳是该所第十三届的学生，以「新加坡华侨会党对辛亥革命影响之研究」为题的论文获硕士学位。其后考取文大史学研究所博士班，继续深造，仍以华侨史研究为主题。他于修毕学分通过学位学科考试后，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曾亲自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考察访问多次，搜集到不少第一手史料，如契约、照片、碑铭等；与当地华人交谈请教，更不在话下。本书『晚清新马华侨对国家认同之研究—以赈捐投资、封爵为例』就是他的博士论文。
按自明代开始，闽、粤地区人民移往东南亚各国者渐多，至于我国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还是清代末期的事。以清代而言，对海外华侨的联系，采捐纳而敕封荣衔的手段，收效颇巨。黄君书中有云：
捐纳之风促使海外侨民与中国政府的联系更为密切。……皇清诰封的荣衔名器，实为将原有的文化认同升华为对国家认同的有效利器。
国父孙中山先生在海外为革命而奔走中，体会到华侨对家邦认同的态度，更应是革命之母的重要凭借。
本书以「华工出洋与华侨社会」、「清政府对华侨筹捐」、与「官爵职衔的价値取向」等章为重心，内容颇富新意。引用原始文献不少，单以图表与相片而言，计附表十八，附图二，相片凡五十有八。如华工出洋合同、收据、画像、神主牌位、革命军债券、墓志铭等，均属难得的原始史料。
在国内外学术界对华侨史的研究尚在贫乏的阶段，黄君此书的问世，对华侨史的研究具有激励的作用。索序于我，乐而为之。
宋晞于台北市阳明山华冈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
民国八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HARVARD UNIVERSITY
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COOLIDGE HALL 308
1737 Cambridge Stree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02138
Huang Jiann-chen's book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o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This field of study was first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 by the work of Maurice Freedman and G. William
Skinner (both of whom published in English.) Dr. Huang's research builds on
these earlier studies and draws on a vast set of documentary materials
available in Chinese. Dr. Huang's special contribution is to provide detailed
historical and ethnographic data on key aspects of everyday life among Chinese
in Malaysia.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served as Dr. Huang's host institution for the 1992-1993
academic session, during which time he held the title of FCEAR Visiting
Scholar. Our Center is honored to have played a small role in the production of
this book, by providing Dr. Huang with work space and a sympathetic audience of
like-minded scholars.
In celebrating the publication
of Huang Jiann-chen's important book, I cannot help but note that the founder
of our research center, John Fairbank, wrote and lectured at length about the
central significanc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olitical movements that led to
the found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r. Huang's historical analysis of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e deserves a close reading by all scholars interested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diaspora communities. This
is an exceptionally rich and detailed study that will certainly grow in
significance over the years.
James L. Watson
Director, Fairbank Center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Phone: (617) 495-4046 • Fax: (617)
495-9976
E-mail: FCEAR@harvarda.harvard.cdu
自叙
民国七十四年(一九八五)起，迄八十年(一九九一)间，笔者为撰作硕士论文「新加坡华侨会党对辛亥革命影响之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丛书第三十种，一九八八年一月出版)及博士论文「晚淸新马华侨对国家认同之研究——以赈捐投资、封爵为例」研究之需，埋首于南洋华侨史乘。除详微文献、搜访遗佚外，为追溯本源，曾四度专程南访，足迹遍布印尼廖内群岛(Ridu Islands)、新加坡(Singapore)、马来西亚柔佛新山(Johore Bahru)、蔴坡(Muar)、马六甲(Malacca)、三宝井(perige)、三宝山(Triractan Hill)、吉隆坡(Kuala Lumpur)、槟榔屿(Penang)、怡保(Ipoh)等地。在研究架构上，以探究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之侨社结构、组织、制度，及其衍生的社会体系、社会流动、社会价値与社会运动等若干现象的发展及变迁为经；以网罗相关的会馆、宗祠、公会、社团、神祠、庙宇、学堂、医院、义(冢)山，及若干历史建筑(如革命总机关晚晴园、潮侨四大厝之一资政第、中华商务总会，及其倡建者张振勋座落于槟城的华厦)的遗迹文物为纬，加诸专访数位十九世纪闻人后裔之口述历史所采摭的资料，则构成本文研究的重要依据。凡涉史料之爬梳、文物之著录，瑕瑜并存，累积数量不少，无论在政治、社会、经济、宗教信仰与习俗文化等各类数据，皆以严谨的态度在所设定的范畴内去芜存菁。尽管许多史料字迹模糊或残阙不全，但这些岁月逾迈的眞迹却信可珍贵。如在柔佛新山的访察中，在路摊上意外的发现数枚怪异的土烧瓷片，外型简陋，正面绘制各类飞禽走兽，背者印有八卦图章；如过往路人之谓，既非器皿，更非艺品，不知何物？笔者一见，如获至宝，知其乃「猪仔钱」也(注)。其所以有兽禽图案，系垦殖初期，采当地动物为象征，而各类兽禽则用以区分于面値之大小；背面八卦图章，亦见会党所称「大哥」、「二哥」之印，可证斯时管理大批华工，乃借助会党组织运作之需。其他文物典故不胜枚举，本例所云»引为文献与实物互勘之例证。
孙中山先生名言：「华侨为革命之母」。如所周知，孙氏领导国民革命，多在海外策动，南洋地区，特别是新马华侨，在革命运动中提供「轻财重义，慷慨情将」和「先烈之血，主义之花」的贡献，典籍斑斑可考，史不绝书，故上句所言，确属纪实而非溢美之论。但揆诸史料发现，光绪三年(一八七七)清廷在新加坡设领以来，部份外交事务和侨务政策，有效的结合了侨民与「唐山」故里的密切关系，尤以捐纳制度的推广最为显著，清政府以官爵职衔作为酬报，凡遇桑梓灾变，侨胞解囊筹赈而仰邀崇衔，莫不踊跃以赴；流风所致，使殷实商贾人人以大清「功名」为荣，华侨领袖几皆缨簪朝服，俨如中国士大夫崇阶之风尚。光绪二十九年(一九O三)，中国设立商部(嗣改为农工商部)，对雄厚的侨资，策行更具系统的招揽，其「以商会联系之，以崇街鼓励之」，「令已归者，毋兴适彼乐土之思；未归者，益深眷怀宗国之念」。纵使「当官卖爵」为贫弱的清廷留下时代的烙印，然是时饥馑的乡里，未尝不赖以纡困济急，尤以侨资实业的振兴，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更为喺矢。故知新马侨民的贡献，不仅止于孙氏所谓「革命之母」的时代断限，以另一角度观之，在鼎革前，侨民的「赈捐灾复」或「投资兴业」，当同于对满清帝国的効忠。故专论新马华侨之对皇朝効忠，抑系对民国输诚，则不免为偏见所蔽。大体而言，新马侨社之结构组织、风俗习尚等社会面相，系承传于中国的乡土生活，长期以来，彼等对中华文化的执着与赓续，使相应发展的华侨社会与中国本土，构成不可分割的关系，诸多例证皆可显见侨民难以隔断的中国心。正因如此，绝大部份的华侨，多关注国家的安危，这种情探并不依存于清廷或民国，主要是出自于乡里情怀的自然情结，部份也因中国的命运对侨居地所发生的影响。嗣随维新派与革命派在侨社竞逐发展，在斯时历史因素和社会条件的体认下，无论是诉诸于变法维新或是革命救国，皆强劲的唤醒侨民冀望中国的富强，>L..有助于救亡图存的新政或措施，多寄予高度的厚望。这种企盼，每随中国江河日下的颓势，而酝酿成一次比一次强而有力的震撼，使原对文化认同的基础，升华为对国家认同的意识，终而爆发出更激昂的国家(民族)主义。综上省察，华侨之所以成为「革命之母」，绝非来自于旦夕，其高度对国家认同的态度，应是「革命之母」的重要凭借；而国家名器「官爵职衔」的政治意义和社会价値，在激发侨民对国家认同的意识上，确产生了推波助澜的重要功能。笔者在这一思维架构下，历时三年，钓稽出本文研究的轮廓。
研究及撰述期间，在程师光裕、宋师晞及其他不胜备举的师长们启蒙下，指导我治学的方法。光裕师更以宋儒曾巩名言时赐策励：「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南齐书)谆谆铭言，足以振喷启聋，初试啼声的我，虽难达此境界，却心向往之。
多年在新马考察访问的历程中，由于当地既阙实录、本纪，亦无列传、通志等中籍足资稽考，所有史迹皆散佚于各通都大邑或穷乡僻壤，故搜求史料的唯一良法，口有不惜上山下乡、鎭日奔走；或跋涉丘陵坟衍，或出入嚣尘湫溢，虽艳阳烈日夹背汗流，但得来不易如获珍宝。値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幸得当地若干机构人士的诸多県助，如新加坡国家档案及口述历史馆(Archives and Oral History Department)副馆长林源福先生与林孝胜先生、南洋学会会长魏维贤博士、国立大学李恩涵教授(现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员)、崔贵强教授、麦留芳博士、国家图书馆庄钦永先生(现任国家档案馆研究员)、前南洋大学谢哲声教授、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席蔡锦淞先生、学者柯木林先生、中华总商会秘书柯孙科先生、新山学者吴华先生、马六甲宿儒沈慕羽局绅(J.M.N.)、吉隆坡学者李业霖先生、槟城学者陈剑虹先生等，以及前述散布于各地城鎭的会馆、宗祠、庙宇、神祠、各相关社团组织的工作人员，和所有接受采访的故老们，没有他们的大力相助，我便不能每次都满裁而归，对于他们的热忱，敬致衷心的谢意。
此外，承蒙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 John King Fairbank cenr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不弃甥陋，对笔者田野调查与研究成果赋予高度的评价，中心主任华琛(Jamesr wactson)教授更不惜百忙中拨冗赐序,令我感激莫铭。
至于本书的出版，则要感谢中华民国海外华人研究学会(The Sociect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R.O.C.)现任理事长陈三井先生、前任理事长张存武先生与英年早逝的总干事吴剑雄先生，他们提携后学，时赐指教，使我获益良多。该研究学会于民国七十七年(一九八八)成立以来，是一个充满生气的学术团体，承其慨允，将本论文列作丛书第一种出版，毋宁是抛砖引玉，也是对初出茅庐的我一种鼓励。对所有协助的师友们，及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周道瞻先生之古道热肠惠我良多，亦谨此并致谢忱。
至目前为止，为继续研究，我仍不免仆仆征途，时来时往，与家人聚少离多，虽年近不惑，然受父母亲关爱却不减童年，即使天涯海角，亦永沐春晖.，内人瑞芝持家有序，贤劳备至，使我了无后顾之忧，得于公暇专心向学，对他们的体恤和支持也敬表微忱。
笔者资质愚惊，本文研究，穷研苦思，総総孜孜，限于才力不逮，谬误自当难免，敬祈海内外贤逹不吝赐正为幸。
黄建淳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三O五研究室
民国八十二年(一九九三)三月十五日
注：「猪仔钱」款式多种，其中不乏具名「公司」行号者，亦有记值「壹分」、「贰分」、「钱」者，材质皆为土烧陶瓷。今印尼雅加达(Jakarta)国家博物馆亦陈列一枚，其面值为「贰分」，旁文介绍系出土于爪哇(Java)。关于「猪仔钱」之行用流通，参阅本文第二章第三节「港主制度」(Kangchu sysrtem)。
目次
程光裕教授序
宋晞教授序
华琛(James L. Watson)教授序
自叙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硏究旨趣
第二节 研究方法
第三节 史料来源
第二章 华工出洋与华侨社会
第一节 清廷对侨态度的嬗变
一、清初视海外华民如寇雠
二、南京条约与猪仔贩卖
三、拐匪治罪保护华工
四、海外设领视华侨为臣民
第二节 移民的中国社会
一、国人外移的因素
二、本土化的组织
三、方言群与会党
四、华侨社会的传统观念
第三节华侨社会的制度
一、间接管治制度(Indirect Rule System)
二、饷码制度(Farm System)
三、港主制度(Kangchu Sysr+em)
第三章 清政府对华侨筹捐
第一节 富庶的侨资掖助贫竭的财政
一、侨汇抵销贸易的入超
二、富商经济能力的评估
三、富商的条件与素质
第二节 捐纳制度的推广
一、设领前之捐例
二、设领后之劝赈
三、华侨领袖的中介
第三节 吸引侨资振兴实业
一、农工商机构订立爵赏章程
二、成立中华商务总会整合侨资
三、侨资企业的振兴
第四章 官爵职衔的价值取向
第一节 効忠清廷的政治意义
一、维新派的发展与影响
二、革命派的崛起与影响
三、清廷以爵衔拢络侨商的策略
第二节 诰封爵衔的社会意义
一、财富为社会流动的要素
二、爵衔为权势地位的象征
第三节 个案分析
一、邱菽园(焯菱)
二、刘金榜(诚正)
三、胡子春(国廉)
第五章 结论.
参考书目：
壹 中文书目
甲 史料、史料选辑
乙 方志
丙 专著(书
丁 论文、期刊
戊 华侨会馆、社团刊物
己 报纸
庚 笔者民国七十六年(一九八七)一月——民国七十九年(一九九O)十一月(四度)在新马地区之田野调査记录
贰 英文书目
(英文档案杂志缩写对照表)
A档案与报纸
B专著(书)
C论文、期刊
参 日文书目
附表：
表0一 国人移殖因素分析表.
表0二 十九世纪中叶后，三州府会党械斗略表
表O三 欧洲列强占领马六甲略表
表0四 青云亭亭主系谱
表O五 (抽样)晩清对外贸易入超与侨汇总额比较表
表O六 新马侨贤街名略表
表0七 光绪三年(一八七七)以前，槟榔屿福建公冢镌载的捐官封爵者
表0八 光绪三年(一八七七)以前，槟榔屿各庙碑铭镌载的捐官封爵者
表O九 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以前，山东赈捐章程准奖价额表
表一0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0三)商部奏定「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略表
表一一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0七)农工商部奏定「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略表
表一二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O六)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首届领导成员略表
表一三 新马华侨投资国内实业略表(一八七二—一九一一)
表一四 新马富商(拥戴清廷)倾向维新图强者略表
表一五 新马富商倾向革命救国者略表
表一六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以前，新马华侨领袖受殖民政府颁授勋爵者
表一七 新马华商领袖膺任中国驻当地领事职务者略表
表一八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0七)以前，胡子春投资闽、粤实业略表
附图：
图0一 十九世纪中叶后，新加坡种植甘蜜的园地
图0二 中国灾黎发起海外(新马地区)赈捐流程图
相片：
相片0一 十九世纪满载华工的猪仔船
相片O二 中国华工受雇于英商的出洋合同
相片0三 受雇出洋的华工之一
相片O四 光绪三年(一八七七)海峡殖民地政府设置的华民护卫司
相片0五 马六甲三宝山明朝墓碑之一
相片O六 马六甲青云亭供奉「避难义士」的神主牌位之一
相片0七 新加坡开埠(一八一九)之初，「估里间」内的中国移民
相片O八 闽帮领袖陈金声
相片0九 潮帮领袖佘有进
相片一O 霹雳州海山会党的领导人物郑景贵
相片一一 吉隆坡海山会党的领导人物叶亚来
相片一二 新加坡早期的天福宫
相片--三 槟榔屿建德堂盟主邱肇邦的神主牌位
相片一四 会党所崇祀的「关圣帝爷」及其标榜的「忠义」精神
相片一五 「甲必丹」(甲政)蔡士章所撰的匾额之一
相片一六 「甲必丹」李为经(君常)的画像
相片一七 「甲必丹」李为经的颂德碑
相片一八 新加坡闻侨之一陈旭年
相片一九 新加坡闻侨陈旭年所建的华厦「资政第」，为潮侨四大厝之一
相片二O 张振勋(弼士)座落于槟城的华厦
相片二一 立于贫民医院(陈笃生医院)内的陈笃生志文
相片二二 位于厦门街的萃英书院
相片二三 余东旋房地租银的收据之一.
相片二四 荣禄大夫花翎二品戴春荣(欣然、喜云)的神主牌位
相片二五 「兰城」领袖薛佛记(文舟)的画像
相片二六 青云亭的祭堂上陈列一帧不知名的甲必丹相片
相片二七 槟榔屿邱氏龙山堂的家长之一—邱石泉
相片二八 监生刘启祥(刘金榜的长子)以实银一百二十两报捐州同职衔的收据
相片二九 闽浙总督许应骙颁赠新加坡富商同知衔刘元勋(金榜)匾额乙方
相片三O 霹雳州义兴会党的领导人物陈亚炎
相片三一 投资伍仟万元而受赏头品顶戴的双龙金牌
相片三二 投资壹至捌万元而受奖赏之一的七品功牌
相片三三 新嘉(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拟定会务章程十二章
相片三四 商部右侍郎张振勋(弼士)
相片三五 诰授四品京卿暨赏给头品顶戴的张煜南(榕轩)
相片三六 「商办福建铁路有限公司」新加坡招股经理处的商号与成员
相片三七 受新加坡殖民政府特派锡克兵护卫的康有为
相片三八 张永福捐献为革命机关的「晩晴园」(同盟会新加坡分会)
相片三九 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后，孙中山与革命志士摄于晩晴园
相片四O 以法文在西贡印制的革命军债券
相片四一 钦加盐运使衔赏戴花翎候选知府谢梦池(荣光)的神主牌位
相片四二 诰授奉政大夫赏戴花翎候选同知梁廷芳(碧如)的神主牌位
相片四三 槟城革命派的中坚人物吴世荣
相片四四 富商陈若锦(陈金声之孙)的穿戴
相片四五 华侨社会人力车夫的穿著
相片四六 拓殖吉隆坡的先驱者叶亚来
相片四七 叻坡维多利亚女皇铜像的揭幕典礼
相片四八 闽帮领袖章芳林以官爵职衔署名，立于新加坡「玉皇殿」的碑铭
相片四九 四品命妇的霞帔
相片五0 新加坡闽帮富商刘金榜(诚正)的墓碑
相片五一 叻坡名士邱菽园
相片五二 叻坡名士邱菽园的蟒袍
相片五三 闽帮领袖刘金榜
相片五四 镶于天王殿梁上，标榜着刘氏独建的木刻
相片五五 为本身及其尊长塑造泥像以供人礼拜的刘金榜
相片五六 邱炜菱(菽园)题赠双林寺的楹联
相片五七 「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的系年
相片五八 「锡矿大王」胡子春
附录
附录0一 十九世纪三州府(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会党活动年表
附录0二 柔佛州所开各港及港主略表
附录0三 新马华侨赈捐与封爵略表(一八八七年—一九O七年)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