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八卷第二期
2016年12月 页1-12
19,20世纪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与忠诚
王赓武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
摘要
本文以历时性的视角探讨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与忠诚的关系。本文不认同两者关系是理所当然的，而主张应该置于多个层面讨论。从早期到1870年代，作为中国“国民”的观点尚未产生，流行的是其他类型的忠诚。在第二个时期即从1870年代到1950年代，英属马来亚成为一个混合形式的殖民国家，上升的华人集体利益促使华人重新定义他们在这一殖民国家的位置。之后，一部分华人意识到英国最终将离开，这些集体利益促使华人为新的角色早做准备。在伴随着过去五十年变迁的第三个时期（从1950年代到20世纪末），新政体努力说服新加坡这一华人为主的社群：将一个多元社会建设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最符合华人的利益。本文提出从来没有单一的华人认同，每个人都有多种认同，不同的认同可能要求不同层次的忠诚；有可能存在忠诚的等级系统，某些忠诚总是凌驾于其他类的忠诚。最后，本文也对新加坡华人构建一个整合性的、多面性的复合型认同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认同、忠诚、民族主义、英属马来亚
Chinese Identity and Loyalty in
Singapore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Wang Gungwu
East Asian Institute, Singapore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chronolog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identity and loyalty in Singapore. It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idea of taking this relationship for granted and shows
that we can speak of degrees of loyalty as we can of layers of identity. From
the early years to the 1870s, the idea of being Chinese “nationals” did not
arise. Instead, other loyalties prevailed among Chinese in Singapore. The
second period, from the 1870s to the 1950s, begins when British Malaya emerged
as a mixed form of colonial state, and rising Chinese collective interests
sought to redefine their place in it. These interests led some Chinese to
prepare for new roles once they saw that the British would eventually depart.
The third, from the 1950s to the late 20th century, follows the changes during
the past 50 years when the new regime was challenged to convince a Chinese
majority population that it was in their best interests to lead a plural
society to become a kind of nation-stat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re has
never been any one Chinese identity, that everyone has multiple identities, and
that each identity might call for a different level of loyalty. It also argues
that there could be a hierarchy of loyalties whereby some would always override
the others. At last, it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a composite
identity that is integrative and distinctively multidimensional in Singapore.
Keywords: Singapore, Chinese, identity,
loyalty, nationalism, British Malaya
19,20世纪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与忠诚（注1）
王赓武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
当我接受邀请进行这场演讲时，我明白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并不期待任何主讲人对一个需要多卷研究才能涵盖的题目进行完善的阐述。他们期望的是引起众人对此话题的关注，开启关于这一问题在当下如何解读的讨论。数十年来，我断断续续地对华人的认同问题—在中国和在海外一各个方面上下求索。（注2）1985年，我跨越历史研究的“安全领域”去探讨新近的观念，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办了主题为“二战以来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的转变”的国际会议。这使我进一步意识到，确定“身份认同”这一在20世纪不断变化的概念是多么地困难。
今晚，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关于身份认同的一些看法。在对新加坡如此熟悉的观众面前，演讲这一课题也许不是明智之举。我自觉并不能提供关于这个城市国家任何新的看法给大家，但是希望你们会觉得我对这一主题探索的努力是有趣的。对我来说，“新”体现在将身份认同与忠诚相联系的尝试。我相信身份认同先于忠诚。这有助于阐明人们忠诚的对象。这是一个我之前认为理所当然，因而没有仔细探究的方面。我发觉对其进行的思考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已为大家熟知的是，从来没有单一的“华人”认同。对于那些离开家门定居异国，不得不学着适应不同状况、社会和政治环境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正如其他地区的移民，华人存在着多种认同，一些是表面上的、暂时性的，另外一些则是深层次、永久性的。
在个人层面，每个华人可以选择在任一特定时刻强调某一认同。可以是范围广泛的，与工作、爱好、社交圈相关的表面性的认同，到对家庭、国家、宗教信仰、甚至对某一政党和意识形态的信奉表现出来的深沉的、热切的认同。不同的形容词可能被用来描述这些认同：例如，傲慢自大的，狡猾的，勤勉的，落后的，封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外地各类文化的、政治的评判基于这些形容而形成。数个世纪以来，大部分华人无力改变这些标签，也因无力证明这些标签或具有误导性或是错误的这一现实而倍感沮丧。
很明显，自我认同为华人可能与他人认为的某人为华人极为不同。各类属性经常被选择性地使用来描述何为华人，例如孝子、忠诚的兄弟、朋友及搭档。这些属性也可以用来评价某人有多么地中国性。当我们讲不同的华人时，我们可能期待他们有不同的混合认同，例如在峇峇或者新客，传统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受华文教育者或受英文教育者中所发现的。我们可以期待这些混合认同的人面对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强调不同的认同。当然，官方和法律意义上的认同是难以被自由调整的。例如，在新加坡关口或在法庭上，在得到旅行证件或获得许可来经营生意的时候，被注册为中国人。
因此，大部分人具有超过一种认同，人的一生中不可能只有单一的、永不改变的认同。那么认同和忠诚如何联系起来呢？我们可以讨论忠诚的程度正如我们可以讨论认同的层次。例如，传统华人将对家庭的忠诚置于一切之上，而这可以进一步扩展、引申为对长官、诸侯、帝王，以及各种权威的忠诚。但是他们也认可对朋友、事业搭档的忠诚，并且使用亲属类词汇来描述这种忠诚。
现今，各地不同的华人也同其他人一样，可能希望将对自己国家的忠诚放在首位，甚至到了那句谚语所表述的程度：我的国家无论对或错，都是我的国家。但是其他人可能声称有在此之上的其他认同。最有力的是那些精心表述的、类似宗教信仰中具有绝对性的价值观，以及相伴随的关于对错的论断。但也有在特定时刻进行某种仪式的清晰指令，例如，与出生和死亡、“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和婚姻条件有关的实践。（注3）这些指令必须得到尊重，可能优先于其他的忠诚。
不同于认同，关于忠诚的冲突可能更加难以妥协。在新加坡两个世纪的现代史上，某些忠诚曾经同时存在，例如作为大英子民和作为文化上的中国人，例如忠诚于一个家庭和忠诚于一神或者多神，忠诚于一个秘密会社或遭禁止的政党。往往由权力和法律的实施决定了什么样的忠诚更为普遍。但在大多数时候，多元的社会实践允许一定的妥协和自由选择权。这便是现代新加坡历史上三个不同时期关于认同与忠诚表达的背景。
第一个时期从新加坡早期到19世纪70年代，这个港口殖民地被视为大英帝国行政控制下一个大的行政中心。
在第二个时期，英属马来亚成为一个混合形式的殖民国家，上升的华人集体利益促使他们在这一殖民国家的位置重新定义。之后，他们意识到英国最终将离开，这些集体利益促使一部分当地居留的华人为新的角色早做准备。
第三个时期伴随着过去五十年的变迁。在这一时期，新的政体努力说服新加坡这一华人为主的社群：将一个多元社会建设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最符合华人的利益。除此之外，这也有助于推动新加坡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
早期新加坡
长达数十年，新加坡是马来世界一个最新的港口。来自马来世界的第一波华人，大体上是和对中国贸易抱有热忱的荷兰和英国商人合作过的峇峇。他们大部分来自马六甲和临近岛屿，熟悉马来精英和英荷官员。英国人认识到这些华人对于这一港口的良好起步极为重要。这些华人大部分是华人男性与本地妻子的后代，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群体，以祖先的风俗习惯为傲，但却不认同他们在中国的家乡。在这附近也有另外一些华商、华工，从事贸易和工作，在峇峇华人的帮助下在新加坡工作。他们保有的是从中国家乡带来的“乡土”地方文化。这些人了解他们的家庭和所来自的村庄，通常是福建或广东的某一地区，但却不认同大清帝国。如果有的话，他们所同情的也是那些痛恨满族，希望复兴汉人统治的人们。
在英国占据香港并在中国开辟通商口岸后，更多的华商、华工扩散到各大洲，包括成千上万途经新加坡以便迁移到其他岛屿和马来国家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定居下来，很快超过了早期的峇峇华人。英国人不得不学着分辨各种类的华人，这些华人强调不同的来源地并以此为基础组织起来。英国人更依赖峇峇，认为他们相对来说更加忠诚于殖民地统治，而新客则只对他们的亲属忠诚。某些人甚至活跃于秘密的“兄弟会社”，因为这些会社保护他们的利益。
这也是一个中华帝国秩序面临挑战，叛乱迭出的时期。其中最严重的是太平天国运动，这一运动尤其残酷，不仅反对满族统治，也打击精英阶层。这些叛乱倾覆了所有的传统规范。当叛乱最终失败时，许多幸存者逃往马来世界，包括新加坡。他们认同于秘密会社，与现存的权威疏远。虽然在数目上较少，但他们是积极的活动分子，倾向于认同秘密组织。
在新加坡，华人很快成为人口的主体。英国采取了特别措施确保与他们存在竞争关系的组织不会发生公开冲突，并尊重英国法律。与此同时，一种新认同也引入到本地出生的华人中。当华人与中国通商口岸做生意时，英国领事服务把他们作为大英子民保护。清廷官员憎恨这一行为，一些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海外华侨政策。但直到19世纪70年代，清朝的海外华侨政策才发生改变，任命了驻新加坡的第一任领事。清廷官员们发现，在新加坡扎稳脚跟的华人欢迎清廷把他们作为大清帝国臣民保护的努力。因此，某些华人变成了两个帝国的子民，大英帝国和清廷。
大部分华人对他们的华人身份感到骄傲，无论这对于英国、荷兰或各马来、泰国统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然而，作为中国“国民”的观点尚未产生。盛行的是其他的忠诚，从孝顺父母到对于直系亲属的忠诚，对继承的宗教实践和其他文化产物，以及对地区或方言社群的集体忠诚。他们对清廷没有期望。正相反，在英国进行着有效治理的地区，某些华人享受着与殖民地政府的特殊关系。这些华人因而怀有多种认同，在需要时适时地选择强调某种认同。同时，存在着一个忠诚的等级系统，这一系统中居于首位的是家庭，但允许以有助于华人生计者为对象的忠诚存在。
英属马来亚和中华民族
1870年代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对英国来说，邦咯条约后对马来各邦的干涉，产生了一个新的施加控制的政体。对华人来说，在新加坡设置的新总领事馆是清廷给予华人官方承认的认同的第一步。更多华人被吸引到英属马来亚，许多把新加坡作为基地。领事馆的设立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每个人均属于某一国家的观念在全球扩散的时代。对于海外华人来说，无论是在中国出生者还是大英子民，都被看作暂住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或者国民(citizens or nationals)，也便是“作为华侨”(being huaqiao)的观念。站在这一立场上，这些华人对清廷的日益衰落以及试图现代化、改革的努力不断流产感到加倍痛心。某些华人因而公开支持视满族为外来统治者的行动。这为一种增长的“民族的觉醒”(national awareness)提供了基准。使用一些极其类似日本借用自欧洲民族国家思想一用来团结民众——的术语，“作为华人”被重新定义。
在新加坡周边，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的马来世界同样地被唤醒了。作为华人意味着什么，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遭受质疑，特别是那些把华人视作外来移民的民众。一方面，每个从中国移民而来的人都被归为华人，这暗示了一种人群的单一集合。然而孙中山——曾经奔走于新加坡和槟城华人中并希望将华人联合起来一不这么认为。他将华人比作一盘散沙，不能合作，很难团结。
另外一方面，声称忠于大英帝国的海峡华人为大英帝国的战争持续贡献着金钱和力量，从布尔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介乎两者之间的是有着峇峇背景的华人如辜鸿铭，他放弃了所学的西方现代文明转而热切地支持全面保留儒家传统价值。有一些土生华人如林文庆则只前进了一半，他希望华人既现代又具有儒家思想。然而，另外一些华人则更加的坚定。中国出生的陈嘉庚将福建文化与民族抱负相联接，勉励他的同胞完全认同新中国。他对作为华人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极为清楚，坚定地作为一个爱国者而行动。
然而，何为中国人这个问题，仍旧存在着不确定性。满族统治崩溃后，新的方案被设计出来以便包括前清帝国疆域内的所有人。“五族共和”将汉族、满族、蒙古、回族和藏族人均视为中国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这种新的总括性的定义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建立在新的平台上的国家。对新加坡那些来自南方的华人而言，这一新建构遥远而抽象。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运动以重新教育人们理解这一新方案。其中心思想在于，中国的神圣土地被分割，国家遭肢解，把每一个中国疆域内的人包含在内是保卫这一遗产的唯一途径。作为“中国人”因而被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殖民地的政策鼓励华人带着他们的家人定居新加坡，却将教育问题留给华人自己处理。快速萌芽的现代式学校，采用的是中国民族主义课程。经受了五四运动洗礼的新一代的教师，带来关于西方科学和民主价值可以统一中国、复兴古代荣耀的信念。报刊通过把中国政治议题带入新加坡，使成年华人了解发生在中国的权力斗争。作为回应，各阶层的华人开始形塑他们的认同和忠诚。
英国警觉地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开始压制过分的民族主义表达。但是作为“海峡华人大英子民”这一选择，对那些已在政治上被唤醒的人们来说，缺乏吸引力。峇峇也呈现了分裂。有些愿意学习国语和一些与华人有关的东西以证实他们的华人出身。在国民党1928年取得权力时，民族主义认同得到广泛的确认。当日本帝国主义者扶持成立满洲国傀儡政府，并进而向北方内陆扩张时，上升的民族主义浪潮变得势不可挡。
日本在东南亚的胜利以及英国放弃新加坡，对华人造成了最为严重的冲击。三年的日本占领迫使华人思考他们是谁的问题，他们对未来的深思超越了大英帝国的范畴。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到总的反帝国主义仅隔一小步。大部分人现在能够预见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后帝国主义世界格局，这一观念将民族主义认同放在首位。新加坡这一前殖民地，已经准备好了在没有欧洲人控制的状况下开始新的征程。在华人中，本地出生的华人数目开始赶上在中国出生者。他们寻找着新的认同，并开始询问现今他们应该忠于什么。
法律和秩序对于战后经济复苏是必要的。在贫穷的劳工阶级中，许多人认为剥削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追求社会正义的斗争因而最具有号召力。对年轻人来说，更多学校纷纷建立，将他们装备为后殖民时代的国民。他们开始理解接替英国统治的政体将包含混杂着的各类民众，这些民众依赖不同的、来自其他地区的民族认同，中国的，印度的，以及“印度尼西亚一大马来由”(Indonesia-Melayu Raya)的。（注4）
二战结束后，新加坡的民众探问着现今他们可以是什么。获取答案的需求前所未有地强烈，政治认同前所未有地被狭义的民族主义术语定义着。人们也不得不面对“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这一设想的失败。如果新加坡纳入以社群为主要概念的“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会有进一步的不确定性存在。
除了每个人所面临的种族、社会和文化认同的层面，马来亚的政治认同是中心问题。这个国家需要控制在继承了殖民遗产的封建官僚和商人阶级手中吗？需要成为一个福利国家，正如许多进步国家所经历的那样？或者选择革命的道路，如中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或者变成一个由多数种族决定所有认同和忠诚问题的国家？
这一进程与美国和苏联争夺全球支配地位的大范围纷争无法割裂开来。冷战扩展到了中国和东南亚。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后，没有哪个地方的华人能够免于认同这方或另外一方的压力。政治认同，无论基于意识形态还是种族，开始压倒了其他一切的认同。
民族国家，全球城市
从19世纪末到1960年代，中国和英属马来亚有数十年的不确定状态，多种认同的存在对华人形成挑战。作为贸易、新闻和教育中心，新加坡成为转变的节点。许多教师和新闻从业人员，把华人与中国的发展状况紧密地连接起来。许多官方代表团经常拜访新加坡，1928年到1937年国共内战期间，数百名的政治流亡者也到了新加坡。另外，在华人社群领袖陈嘉庚的鼓舞下，海外华人筹款支持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现在很难想象，对大部分的新加坡华人来说，那时候中国的拉力是何等强大。
甚至在日本占领之前，爱国主义已成为主流，挑战着对英国残存的忠诚以及关于多元港口城市的观念。每个华人都看到民族主义变成了最明显、有力的政治信条。虽然许多华人仍旧保持着对家庭、宗族和地方社团的主要关注，要求人们将民族和意识形态忠诚置于首位的压力日益增长，这在接受华文教育的高中毕业生中尤为明显。比较而言，在英文学校接受教育的华人，倾向于认同来自英国的现代公民理想或者特定的基督教价值观，只有少数对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运动表示钦羡。两种教育系统的“产物”渐行渐远的趋势，是很明显的。与日本的战争一度缩小了二者之间的鸿沟，当时中国与英国利益一致，都对日本军国主义持仇视态度。战争结束后，当大部分受华文教育者同情反殖民主义力量，希望看到英国尽快离开新加坡时，二者之间的和谐局面被搁置。
在1950年代，华人保持着分裂的状态。一小部分仍旧对中国的政治保持着认同，许多华人则参与到决定华人在新加坡未来位置的斗争中。但是，更多的人渴望回复安稳局面，以便保护其商业利益，继续他们的生计。对后一种人来说，对家庭和地方文化的忠诚这些旧的方案，仍旧拥有最重要的地位。他们理解新加坡不是中国，不可能声称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满足于居住和工作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并且乐意继续过这样的生活。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保留文化认同，他们的子女能够继续忠诚于他们所认为的华人固有特征。对这些华人来说，中心问题是继续学习华文的可能性，这不仅仅是基于实际的考量，更因为华语赋予他们的道德和社会生活以意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发起了南洋大学运动。一旦高中毕业生无法在中国寻求高等教育继续升学，那么很明显的：新加坡应当带头建立一所华文为媒介的大学。这一提议在马来亚和其他地区都得到了十分热烈的回应。新加坡华人再次在南洋担任了中心角色，新类型的跨国华人可能视新加坡为基地。英国并没有准备好在殖民地支持这一举措，非华人的政治领袖同样对此表示忧虑。一些人担心台湾领导人可能用南洋大学来培育、招募反对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另外一些人则将南洋大学看作一个进一步“激进化”早已倾向新中国的高中毕业生的温床。
然而，提升语言和文化水平的渴望是强烈而真实的。新的大学如灯塔之光服务着南洋华人，这对新加坡来说极为珍贵，由于新加坡可能成为马来亚的一部分，这所大学对马来亚同样有价值。创立者确实曾心怀着文化目标。然而，马来亚以反华人为核心的反共产主义战争，印度尼西亚苏卡诺时期的“粉碎马来西亚”(Ganyang Malaysia)运动，以及致使新加坡分离和独立的惨痛的斗争，共同导致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这所大学所产生的问题上而不是前途上。大学在政治上的角色因而提升到教育角色之上。南洋大学没有变成一个受华文教育者可以寄托忠诚的组织，它蹒跚而行直到最终被迫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并。这留下了一个文化真空，而这一真空仅仅部分地得到了修补。
简而言之，新加坡主流的华人认同是基于语言文化认同和忠诚，而不是基于爱国主义或者沙文主义又或者引入共产主义的期望。同样的，华人认同也不依赖于任何恢复传统文化的渴望。到I960年代为止，通过数年时间适应变化的现实，人们开始逐步认同进步、科学、自由和民主，认同对法律的尊重和未来新加坡可以改善家庭生活的任何事物。但是，这种认同无法说服那些相信新加坡的未来必须建立在多元社会基础上的人们，那些从一开始便恐惧这一华人方案将削弱一如果不是侵蚀——新加坡多文化基础的人们。
新加坡独立后，形成一种崭新的国家认同(a national
identity)的目标是清晰的。民众应该将这个国家作为主要的忠诚对象。这个国家的特别之处在于面积狭小又缺少自然资源，以及拥有大量的华人人口。1945年之后，长期的、有争议的去殖民地化过程表明，现存的民族和种族认同能够怎样地威胁多元主义的价值观。所表现出的不同忠诚是如此强烈，令人难以忽视。幸运的是，战后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华人年轻一代已经决定新加坡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华人认同既不心系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心系台湾的中华民国，而是日益关注他们的文化遗产。除了少数人，毛泽东时期中国喧嚣的各类事件仅仅是加深了华人与中国的距离。对他们来说，作为华人，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关。
另外的不确定性仍旧存在，特别是新加坡邻国中的不友好因素所带来的。这一背景下，印度尼西亚失败的九三0运动发生在新加坡独立后的几个星期是一种幸运。反对政变的后续行动摧毁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减轻了新生国家的压力。接下来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文革所带来的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可怕摧残，消除了残存的钦慕中国的倾向。新加坡华人现在可以新的角度思考国家的构成，并思考一个多元种族国家如何产生身份认同和忠诚。
每个人都清楚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定义这一尚未在亚洲任何地方发现的国家认同，需要对所有相关者进行细心的、慎重的教育。权力掌握在华人多数群体中的现实，使得领导层有责任确保这一权力不被用来削弱多元主义的理想。这不能仅仅依靠权力本身。长远来看，这取决于树立一种所有新加坡公民拥有平等权利的观念以及对少数族群安全的保证。这些承诺要求开放的思想，妥协的意愿以及良好的游说技巧。政党极容易受到利用认同政治来吸引选民这一选择的诱惑。因此，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能够成功地压抑这种诱惑极不简单。
然而，仅仅定义一个为占人口多数的华人所接受的认同是不足的。新的共和国需要建立切实可行的经济模式，在这一经济模式中华人企业家成为主要的、有能力创造新工作岗位的利益相关者。新加坡的历史引导人们注意这一港口城市延伸的网络，这一网络能够服务本地区和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华人商业占据着最好的位置，使得新加坡成为在东南亚寻找中心点的跨国公司来说必不可少的地方。这也要求劳动力保持平和稳定。执政党明白使得雇主和雇工合作并分享一个共同目标，将削弱认同政治在劳工阶层中的吸引力。华人劳工领袖如何积极地应对这种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成为全球城市的观点是富有远见的。但是这一新生国家在立国的初期阶段必须谨慎行动。对跨国公司的依赖可能抑制强大国家认同的成长，也可能影响大部分华人珍视的基于语言的认同。幸运的是，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新加坡可从这一认同中获益。不止有第二语言的学习，科技和经贸财政的技术培训，也获得强力的支持。大部分父母看到了与中国联系的益处并积极响应，结果便是华人在各个层面达到优秀的驱动力。这表明，相比过去采用的政治宣传，这一政策如何更多地影响了新加坡华人的认同。现今，在大部分社区中，对文化流失问题的担忧程度大大减轻。
新加坡华人
我并没有被要求讨论20世纪之后的阶段，所以我理应止步于此。但是当世界逐步适应中国的经济力量时，相关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是时候来发问，华人的文化认同改变，如何与新加坡的国家认同保持一致。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如何回应在中国产生的新认同？如果他们在新加坡的认同在文化意义上是牢固的，我会预计他们以新加坡为对象的首要认同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了新加坡和其他地区的华人自19世纪以来经历了什么。他们不得不数次改变部分认同，并学着恰当地应对这些变化。华人经历了所有这些挑战，从中国民族主义的极致要求到被指控为共产世界的第五纵队，从被其他中国人称为汉奸叛徒到被当地土著标签化为外国移民(pendatang)。一种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在华人中盛行，他们坚定地面对各种危机，并且发现这些经历使他们变得更聪慧，人生更充实。
我以从来没有单一的华人认同，每个人都有多种认同来开始今晚的演讲。新加坡的华人也不例外。时光飞逝，他们了解到华人总是多样化的，而承认这种多样化符合他们的利益。这使得他们中的大部分接受多元社会规范，与其相伴并从中获益。
我也认为每种认同可能要求不同层次的忠诚：一些是即时的、有条件的，而另外一些则是深厚的、不可动摇的。有可能存在忠诚的等级系统，某些忠诚总是凌驾于其他类的忠诚。例如，当对家庭、国家和文化的忠诚被放在首位时。
在勾勒了这些进展后，新加坡华人在独特状况下的应对方式尤其令我印象深刻。我提到1965年之后的数年里，华人作为新加坡主要人口，他们通过民主的方式选出领导人来执政。这是中国以外任何华人社群前所未见的状况，而且也没有明确的路线图告知他们应该做什么。新加坡的领导人必须把握新加坡作为港口城市的独特之处，因此他们珍惜这种多元社会的生活。他们长久地生活于多元社会中，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因而也能够集中精力考虑需要做什么来保持它。华人领导人具有足够的智慧避免滥用多数派这一位置。相反，他们努力寻找一种方式去创造复合式的新加坡认同，以服务新加坡的长远利益。
这是一项仍在进行的工作。会有进一步的挑战去检验他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将来的世代不得不一直谨慎小心地运作这一事业。我暂时的结论是，考虑到新加坡各类华人在处理多种认同问题时十分理性，我认为他们知道如何分辨各类认同所需要的忠诚程度。
20世纪的下半叶目睹了民族认同新规范的出现。这一新规范要求新加坡民众，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华人，去建构一种新的、超越多种认同和忠诚等级系统的认同。产生一种复合认同的因素已经存在，即便仍旧没有一个公认的名称。这种建构与基于种族的国家认同相反，并且需要在面临挑战时不断去捍卫它。但是，考虑到建立一个多元化国家并作为全球城市的可能性，我能够想象华人社群和其他民众会为这种复合型认同贡献力量。这种复合型认同将包含新加坡多种认同中的哪些部分，我并不清楚，我也不能预见哪些层面的忠诚会被激起。然而，我预计这是一种整合性的、具有独特性的多面向认同。在这种条件下，新加坡的华人经验将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这也将使得新加坡人有资格说他们也是华人。
注释：
注1：2016年7月26日，受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杰出演讲人系列(National Library Prominent Speaker Series)邀请，王赓武教授进行了一场公开演讲。本文为英文原稿的译文，由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项目研究员曲晓雷翻译，并由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游俊豪、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张慧梅进行了校对。
注2：各种外语用“Chinese
= 中国人”的称呼，不分明种族，民族、国籍；也不清楚谁是汉人、非汉人、中华民族、华侨、海外华人、外籍华人、华人、华裔、华侨华人。这里尽量想法辨别，如有错误或不适当处，请指教。
注3：“通过仪式”为人类学术语，指为从一个生命阶段进入另一生命阶段(如成年、结婚、死亡)而举行的仪式。
注4：一个政治概念，力图将马来种族联合到一起形成一个独立政治实体，范围包括马来半岛、北部婆罗洲和荷属东印度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