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七卷第二期
2015年12月 页109-115
书评
滨下武志《华侨、华人与中华网：移民、交易、侨汇网络的结构及其展开》。
东京：岩波书店，2013,348页。
廖赤阳
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
飞鸟无影、截断众流
如果不算合著、编著与中英文等外文译著，本书是著作等身的滨下武志在进入21世纪以来，时隔13年终于出版的一本新作。但是书中所收的各篇论文，却是作者三十余年研究生涯心血之结晶。通过本书的出版，早已享誉世界的滨下武志完成了他宏大的三部曲：一、朝贡贸易体系；二、海域亚洲研究；三、华侨华人网络。尤其难得的是，透过本书，读者可以体会和感叹跨过近半个世纪岁月，时间划过一道华丽的圆弧，回到出发的原点而又极大地升华。本书以“移民、交易、侨汇网络的结构及其展开”为副标题，这正是作者1970年代开始研究生涯的出发点。当时他在香港解读汇丰银行庞大的档案，触摸到华侨金融网络的脉象。从那以来，作者始终孜孜不倦地耕耘在研究最前沿，几乎每篇论文都引发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和争论。1980年代，以滨下武志为主要旗手之一的所谓“亚洲交易圈理论”甫经提出就引起了学界极大震动和辩论，并成为推动此后20年间日本史学研究最主要的反思之一。滨下武志反对西方中心史观，从内发的脉络中重建亚洲历史及其地域研究的模式，都深刻影响了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域的一大批优秀学者的研究方法与方向。可以说，对于滨下武志的研究，中文圈学者的了解比起日本学界来说毫不逊色，所以本文对此无需多加笔墨。只是由于本书中译本尚未出版，所以本文将更多地根据笔者的理解介绍其内容。
以下是全书章节结构：
前言
序章
总论
第一章、华侨华人网络的特质：印度裔与华裔的比较
第二章、移民与商业网络：潮州帮移民泰国个案
第三章、华侨华人经济与民间金融：资金的内部流通与外部网络
第四章、朝贡贸易体系中的商业移民：19世纪后半叶环绕着朝鲜的华侨金融网络
第五章、帝国——殖民地关系中的华侨：1930-40年代日本的南洋经济政策
第六章、香港——新加坡关系与移民侨汇网络
第七章、改革开放经济中的“华侨状况”：地域社会流动与华南华侨华人资本第八章、华侨、华人、Chinese之国际迁徙与华人世界第九章、华侨华人研究之今日：在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
终章、中华网的历史周期：从华侨、华人问题看地域主义与中华性
后记
每篇论文都是结合史论的，但可大致作以下区分：第二章到第八章，更多从个案实证引发出对华人研究的思考；序章、总论、第一章、第九章和终章，则贯穿对于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以及理论和方法论的开拓与探索。以下先浏览第二章到第八章的论文内容。
第三只眼看华人
第二章以泰国华人社会为个案，探讨了商业网络在移民社会形成中的意义。作者认为，17世纪以后泰国华人潮州帮崛起，历史背景是朝贡贸易中私人贸易领域的拓展，而泰国华人社会也在移民社会与出身地社会的互动中形成了。包括潮州帮在内，华人帮群在泰国建立起信息中心和发达的会馆组织，泰国华人同化程度高，也可以被解读为中国经济活动的原理被引进泰国。而在所有商业领域中最重要的是侨批业，这一领域贯穿了金融、汇兑、决算、商品流通、移民、水客、民间机构、银行、国家邮政等近代、传统、私人、公共等各个领域，使得潮州移民乃至潮州一曼谷关系成为经过新、港中继的东南亚，乃至北上中国沿海口岸的广域商圈的历史承担者。
第三章，作者进一步以香港和新马为个案，对民间金融作了绵密的实证分析。他抓住了“会”与“侨汇”两个点睛之处，认为二者分别代表了中国社会地域内部资金集聚，以及地域外部网络联系的方式。其中，会既是民间地域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也反映了人际关系和各种社会生活的结合，其原理不仅穿于合股、联号等投资经营活动，也深入地体现在地域社会文化和习俗之中。侨汇则通过极为复杂的多角、多地间的汇兑、商品、决算等方式，为地域间的商业网络提供了资金，使商品市场与汇兑市场相互促进。会和侨汇以中国民间社会在历史上形成的自律性为依据，既处在中国社会之中，又是中国与外部的链接。由此所反映出来的华侨华人经济表现为华南与东南亚跨地域展开的网络经济活动，其影响远及于东亚、东南亚、中东乃至北非。
第四章，对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叶华商在朝鲜的商业移民与金融网络进行了考察。1882年《中朝水路通商章程》缔结后，清朝在朝鲜设立商务公署，华商以此为契机大量进入朝鲜，从事大米及英国棉纺品等商品的多角输出入贸易，并且依托山西票号等跨国金融网络，建立起对日本商人的贸易优势。通过这一案例，作者指出，同一时期的东亚各国与地域的开港，仅限于与西方关系这一角度来看是不够的，必须同时看到朝贡秩序与宗藩体制的变化这一内因的作用。而对同一时期的日韩关系，也不能局限于两国关系的狭隘视野内，而应该将之放在以仁川、上海与大阪三角贸易关系为主所形成的从北东亚直至东南亚的多角和广域的地域经济关系中加以理解。
第五章，全面和系统地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至战中期，尤其对1930年代至40年代日本的南洋华侨调查研究，就相关文献、调查机构、主要研究者、研究主题与方法及其特征，作了绵密的分析。伴随南进政策而展开的各项调查在1940年代前期达到高峰，各个研究机构也因为立场不同而相互竞争。其中，分别代表南洋派的台湾总督府和北方派的满铁和兴亚院，为了利用华侨与中国的经济及金融关系以实现各自的地域利益而相互对抗，外务省和东亚研究所则从抗日救国这一政治目标出发，试图切断华侨与本国的关系。不过，除了个别事例外，这些成果大多局限于“事情”与“状况”调查，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擷取史料的短线作业，也很难与日本的殖民地问题直接挂钩。华侨史应该是同时具有本国性、本土性、政治性和经济性的复合态，但是当时的日本国内所储蓄的研究方法、信息与知识显然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尽管如此，经过战后冷战期冷藏的帝国与殖民地时代的问题意义仍十分重大。
第六章中，作者指出了从第二、第三人称研究华侨华人的重要性。这也意味着华侨华人之所以被选择的历史与环境诸条件。近代以来，亚洲的广域地域关系已经从朝贡贸易体系转为与西方关系为主的帝国和殖民地秩序，但是历史上的地域关系仍然维持下来，亚洲的银流圈构成了世界金融的一部分，而欧洲商人为了茶叶、生丝加入了亚洲传统的区域内贸易圈。金银比价与汇兑问题促进了侨汇网络的发达，连汇丰银行支店网也依附华侨的金融汇兑、移民与贸易网络展开。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广域地域经济秩序中，香港与新加坡是两大中心。
第七章，作者讨论了乡镇企业与小城镇问题。作者从民间性、地域性、历史性和华侨性四个方面，对小城镇与乡镇企业进行了分析，指出相关问题既有下至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上至国家财政的深度，也有都市与农村的多重复合所构成的地域社会之广度。这二者仅从以往的国家层面这一角度是看不到的，但却是透过社会生产的底层所看到的逼真的中国经济。集工农业关系和农村都市关系模式于一身的小城镇与乡镇企业，将民间经济社会的现状赋予了历史与地域特征的内涵，同时也具体地反映在围绕着企业经营的契约、商谈、破产、会计、继承、股份，都市建设中的人口、所得、迁徙、雇佣，以及华人资本投资等极为复杂多样的实践问题上。
第八章，作者从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这一上位地域秩序的演变，俯瞰华人的国际迁徙。他认为这一上位地域秩序在历史上依次表现出五种形态：一、朝贡贸易体系；二、殖民地一帝国秩序；三、国家与国际关系秩序；四、冷战结构下的国际关系；五、全球化结构。在这些历史与环境条件下所发生的华人国际迁徙，正如侨汇网络所表现出的，既有民族性也有跨地域性，而华人的国际迁徙可以被视为一种国际关系、尤其是民间国际关系的指标，华人也因此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全球性与地方性相结合的新型地政学概念。
大视野中的新地平
接下来，本文综合序章、总论、第一章、第九章和终章的内容，对本书的理论与方法作一简介。
一、概念：新的核心概念是“中华网”，这也是本书书名的一部分。作者的“中华”，当然不是通过近代民族国家来表象的“中华”，而是包括对民族国家的折射在内，或许蕴含相互交错的三层含义：（一）一般意义上的华人网络。正如书中各章详细讨论的华人金融、侨汇、移民与社会等各种网络；（二）广域地域秩序和地域资源，甚至是民间的国际关系。“在广域的地域变动历史中所形成的华侨华人网络，虽然引用了‘中华’这一历史概念，作为中华网的功能，却是为广域地域体系所提供的一种基本和普遍的地域资源”（页316）。这是处在“同化”与“归乡”的反方向周期性变动中的，可以称为“中华网”的地域秩序和非制度性网络的复合态；（三）华人网络的全球化与世界市民的形成。“大异于与国家捆绑在一起的华人，亦即，谈到华人世界时所谓的华人，毋宁说显示出与此相反的方向，再生为世界或者说全球化相近的概念。加上1990年代以来被称为噺华侨’的新移民潮，吸引华人的世界，或者说全球化意味着所谓‘中华’的泛世界化。由此，迄今为止的华人世代的网络与华人世界的全球化相结合，两者的重层结合所形成的复合世界，可以被称为‘中华网’和‘中华网络’之状况”（前言）。其一方面表现为华人民族主义的全球化延展，另一方面则蕴含了华人成为世界市民的可能性。
二、对象：作者研究的既不是华侨、华人、华裔，也不是最近的新华侨，虽然本书各篇论文都深入地涉及这几个群体。他指出，迄今为止的华人研究，是循着华侨、华人、华裔三个世代的演变而展开的，在此，华侨华人无疑与特定的国籍归属和族群认同为特征。不过，这种沿着时间序列展开的世代华人论，显然已经难以适用于解释今日的华侨状况。
同样地，虽然作者的研究以极为娴熟地驾驭地域空间为特征，而本书也不乏深入泰国、朝鲜、中国大陆侨乡和新、马、香港及亚洲其他口岸的个案分析，但是他所从事的显然并非马华或美华、日华等特定国家或地域的华人族群研究。
他认为，所谓“华侨”或“印侨”研究，实际上是各国别华侨和印侨研究的总和。但是在假设“亚洲”这一课题时，应该有一个整体、复合的动态概念。只有审视超越国家大地域的各种内在因素及其相互联系，才是建构亚洲史和亚洲经济史的途径，而华侨研究也出色地为此提供了同样的视点。
作者在本书中更多地使用了“华侨”一词，但是书中的“华侨”意像显然迥异于以特定的民族国家相应的法律身份，而是一种充满历史意涵的“华侨状况”或“华侨像”符号。用作者的话说，是“华侨”概念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小，这一词汇本身濒临消灭的同时，“华侨状况”不断增大。
作者的“华侨状况”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既是地域内在的社会伦理和社会生活底层，也是国家财政与政策；既是地域内部，也是地域之间人员、资金、物资与信息的聚散流动；既是华侨认同与反认同的多元化，又是测量各自距离的一面共同镜像；既是华侨的自我认识，也是对华侨的他者认识；既是第一人称的华侨，更是第二、第三人称的华侨。作者十分敏锐地从日益扩大和变幻莫测的当下世界所表现出来的似乎是相互离反、对立、排斥、否定，充斥着紧张关系的各种历史张力中发现“华侨”，更善于将“华侨”作为变动、联系、交流与理解的一个关键词，用以对这个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世界作一个整体的解释。
“正是在这种内部和外部相互认识的乖离中，作为媒介概念的’华侨像’的重要性正在增大”（页18）。换言之，作者关心的不仅是“华侨是什么”，更重要的是“通过华侨这面多菱镜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在他的眼里，“华侨研究对于理解现代中国是不可或缺的，而新的’华侨状况’的出现，分别表现为与当代中国相对应的各个层面。因此，通过‘华侨状况’可以洞察当代中国”（页29）。
“华侨问题是全亚洲的问题，也是日本的对亚洲观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页39）。而在全球化语境下，“华侨一方面具有迄今为止华人民族主义的全球化延展的侧面，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作为’世界市民’的华人诞生的可能性”（前言）。
三、方法：网络论是作者在本书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论之一。他从交通、信息、物质与人员、社会纽带、信用等方面，多角度地运用了“网络”概念，尤其是不孤立地考察网络，不仅将其视为组织的对比参数，而且重视网络连接性（connectivity）与关联性（nexus），加以灵活运用。
作者认为，“有必要将网络的问题置于组织和市场之间来考虑。相对市场而言，网络的功能是利己的。其守护自身利益，比较封闭，往往具有排他性。而相对于组织，网络可以根据交易对手的状况而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是非常流动和可变的”（页173）。以往的研究只强调网络结合的强度，但从概念与方法来看，网络可以被置于市场与组织之间，这种两重性恰恰是“市场”和“制度”概念所无法表达的领域，其表达了地域经济及其主体的特征。
而在未收入本书的另一篇演讲稿中，作者尝试将沿着纵轴所建构起来的当代世界的各种问题群落一一解构，并沿着网络的横向联系，重新发现、建构、整理和解释有关民族、国家与广域地域经济、世界经济、政府与NGO、公与私、经济、社会与政治、市场、组织与制度等各种问题群落。（注1）
虽然以网络论为主要方法论之一，但是本书是不折不扣的史学著作。在华人研究日益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为主导，提供了无限丰富事例的同时，正如作者自身所指出的那样，应该“如何对这些庞大的动向予以历史、地域和社会的定位？如何将之概念化和进行比较？如何提炼上位概念？所有这些都是对华人研究而言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方向，应该成为今后讨论的课题"（页305）。而本书也出色地回答了这个课题。从包括个人生活史在内个案实证的细致入微，到历史与环境等上位体系的历史大视野之纵横捭阖，本书提供了一个久违了的有关华人研究的历史大叙事范本，在充分认识和坚持华人研究边缘性的同时，让“华侨”聚焦到全球化与中国崛起这一时代主题的中心，并通过这一焦点动态和逼真地折射出个人、族群、社会、国家、地域与世界的往复互动，从而赋予其历史性的普遍意义。
结语
和作者的其他研究一样，本书对于现存的华人研究，具有十足的破坏性、颠覆性和冲击力。至少，作者以投鞭断流之力将所谓“华人研究”瓦解了。接下来，笔者也将尝试跳出研究的“事情”和“问题”，从一个读者的角度谈对于本书的读后感。
滨下武志的研究方法给人的一个最大印象，是“整体观”（holistic）。整体观在历史上当然不是东方所独具的，但是在比较中西医学时，基本上可以说，前者的研究特征是整体观，而后者的主要方法是还原论。在天人合一整体观中，人与自然（天）存在着结构上的一致性与全息性。而天（自然：道与德）、地（社会：神与形）、人（个体：性与命）构成了巨系统、中系统、微系统等重层交错与沟通的系统网络。（注2）作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论登场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网络论，则为这些整体观模式提供了诠释。每个系统都是内发和自律的，其内部充满了像人体经络这样的传达能量和信息的网络通道，而穴位则是网络中能量和信息的中转枢纽。系统由微系统构成，同时又是巨系统的有机构成。
滨下武志的地域网络正是这样构成的，其可以小到一个个人、大到整个世界。各种不同的系统内部及其之间由无数移动着的信息能量通道构成了网络。在滨下武志眼中，这些通道是双向的，而他尤其擅长反向、双向和多向思维。他把握纵横无尽网络的诀窍，在随时注意到处于对立统一体的两个相反方向运动最远端的同时，准确地发现并抓住其中间的媒介和结节点，这正是控制信息和能量中转、中介、放大、缩小和流向的关键枢纽。而所谓的“华侨”则正是这样一个网络系统，也是一个信息与能量的通道，更是一个媒介和结节点。
还原论更重视结构，而整体观更重视功能。当别人在不厌其烦地仔细解剖“华侨华人”这只麻雀时，滨下武志慧眼独具地观察着鸟的那个看不见的、会飞的功能及其轨迹。也正因为如此，读他的书，时不时会隐隐然产生一种错觉：这是历史书呢？还是哲学书？也许，这些区别在作者那里原本就不存在。
以笔者的管见，日本的华侨华人学界还缺乏对本书的“冲击”进行“反应”的自觉与能力。也正因此，希望本书能够尽快翻译成日文以外的、更为非民族国家的语言。
注1：丰田财团《网络在现代世界的作用》，2007年7月。
注2：林中鹏编《中华气功学》（北京：北京体育出版社，1988），页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