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八卷第一期
2016年6月 页89-105
华人与马来半岛的锡矿业及新加坡锡贸易的消长
吴龙云
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社会科学学院
摘要
新加坡港口开埠之后，由于管理不当和犹豫不决，没得到很好的发展，贸易发展停滞不前，造成不少商家倒闭。随后的情势变化影响了新加坡发展。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锡的出口量开始增长，但使得新加坡失去部分的转口贸易机会。因此，商人更为积极地进入马来半岛，以期开发半岛西岸的资源，其中锡矿最受到大家的注目。半岛西岸的不稳定情势，给海峡殖民地政府制造介入治理的机会。安定后的半岛西岸有利于锡的开挖。华人积极投资半岛西岸的锡矿，大量的华人矿工涌入开挖锡矿。20世纪初期，华人成为锡矿的主要投资与开挖者。锡的开挖，让不产锡的新加坡最终成为锡交易、提炼、出口的中心，带动新加坡的发展。华人投资与矿工投入开挖马来半岛西岸的锡，无疑对新加坡的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新加坡港口、锡矿、华人矿工、新加坡锡贸易、马来联邦
Chinese Tin Mine in West Coast Malay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Tin Trade
Goh Leng Hoo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Port of Singapore
was opened for trade, its development did not take off significantly due to
mismanagement and indecisiveness. Its trade was stagnant, causing many
businesses to shut down because of a change in the situation. For instance,
after the opening of Suez Canal, although there had been a growth in the export
of tin, Singapore lost part of her opportunity for intermediary trade. This
spurred businessman to endeavor into Malay Peninsula to exploit its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west coast, where tin was what most people were eyeing on. The
unstable west of Malay Peninsula gave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 chance to
intervene and fix the situation, leading to the extraction of tin. Soon after
the territorial stability, the Chinese merchants began their active investments
in tin mines and Chinese miners poured in to the sites. This resulted in the
Chinese being a major actor as tin investors and miner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in mining also allowed Singapore, despite lacking the resource, to be
the central and the final destination for tin trading, refining and exporting.
In essence, the investment of Chinese merchants and the devotion of Chinese
miners into the tin mines in Malay Peninsula had undoubted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Singapore's trade.
Keywords: Port of Singapore, tin mine,
Chinese miner, Singapore tin trad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华人与马来半岛的锡矿业及新加坡锡贸易的消长*
吴龙云**
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社会科学学院
―、前言
新加坡贸易的研究，是相当受到学者关注的议题。其原因是新加坡作为东南亚重要的贸易港口，每易受人注目；次则是新加坡在殖民地时代以及独立之后所取得的经济等成就所致。新加坡贸易的研究成果可简略分为两类：一是在新加坡的发展研究之中，辟章置节，加以讨论；次则撰述专著，就贸易进行讨论。前者在于新加坡的历史著作，每有论及。（注1）就后者而言，学者的研究取向，每着眼于新加坡港口的角色，即其作为区域内主要的贸易港或转口贸易港口的作用，或者是从殖民地的发展论之，着眼于论述其不同阶段的发展角色，专著得深入讨论之便，内容深广合宜，故有别于前一类著作。这一类相关论著，如著名之王麟根的成果，王著阐释新加坡开埠至1869年之新加坡的贸易发展，并对此时期的新加坡贸易的条件与各项统计资料，做了相当全面的阐述。（注2）随后，学者Chiang Hai Ding追随王著的研究路线与取向，把新加坡的贸易研究一直延伸至20世纪初期。（注3）尽管前著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然笔者在追阅前人著作、翻阅殖民地时期的档案之时，观察到华人对新加坡贸易的发展尚有深入讨论的空间，特别是下文即将论及的锡矿业，以及其与新加坡贸易发展之关键时期的关系与作用。因马来半岛与新加坡有着不同的条件与特点，兼之华人在锡矿业所具有的优势，以上因素如何把马来半岛与新加坡贸易的发展联系起来、华人如何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对新加坡的贸易发展赋予其意义，并没有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本文藉由马来联邦和海峡殖民地的档案，并借助前人著作为基础，从锡的产量和其与新加坡贸易数量的关系，论述大量华人投资与开挖锡矿对新加坡贸易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其对新加坡贸易发展的重要程度。最后，笔者将以前述梳理，说明除了商人之外，华人劳工对新加坡的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在商品的初期生产与取得来说，无疑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新加坡的贸易困境与马来半岛的锡矿开发
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之后，初期发展甚速，成为区域广受欢迎的贸易港口。（注4）然至I860年代，新加坡的港口贸易面临不少的难题。自开埠之后，新加坡的人口数额和贸易的数量，皆有明显的增长。新加坡的成就，无疑说明莱佛士选取贸易港的眼光，以及新加坡初期之管理政策得宜，其先天与后天之条件遂得以发展成为重要的贸易港口。（注5）但是，海峡殖民地政府对新加坡的管理没有一致的计划。至1826年，殖民地政府把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合并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到了1830年，海峡殖民地降为孟加拉国总督管辖的一个辖区。三年之后，英国东印公司失去了它对中国的贸易的垄断，降低远东路线上之港口的重要程度，这对新加坡的发展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注6）为了获得经营殖民地的资金，政府把大量的鸦片和赌博税交给出价最高的商人来承包。（注7）这一发展，显示新加坡作为一个贸易港口所面临的困境，其政策的变化，显示新加坡失去其开埠之初的优势，时之表现不如开埠初期，作为贸易新兴港口的发展之势面对困难，其结果是造成贸易停滞，不少商家倒闭，至1869年之前，新加坡似乎正在失去它的价值。（注8）
但是，有两个重要的情势发展，挽救了正处于颓势的新加坡。其一是1869年的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的开通；（注9）其次则是英国势力介入马来半岛的事务。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对新加坡带来极大的影响，从新加坡的贸易量的变化，清楚地说明新加坡受益的程度。（注10）在1860年至1868年之间，新加坡的贸易衰退，进出口金额皆在300万元至350万元之间。对其主要的贸易国的出口，如英国、北美和欧洲等地，皆呈衰退之势。（注11）但是，到了1870年，其进出口额快速增长，该年的进口额达700万，出口亦达到500万的水平。（注12）以新加坡与英国的贸易来说，1860年代初期，英国进口到新加坡的贸易金额衰退，而1870年开始，以棉布商品类为例，1870年的进口量为3,180,210件，其数量为1864年的三倍。（注13）1874年，其进出口金额达到$36,006,634的水平，较前一年增长$4,190,073。（注14）新加坡与英国及其各殖民地的贸易分别上涨$241,256和$1,625,436。（注15）而其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锡的出口量之增长。至1884年，锡的出口金额为$1,289,179。以1874年为例，锡的贸易增长$228,110，其增长金额在各类商品中名列第三位，仅在棉布和香料贸易金额之后。（注16）因技术改进与资金投入，1860年代之后，马来半岛的锡产量逐步增长，出口到英国与美国之锡的数量也逐步增长。
尽管自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新加坡的贸易有所增长，但东南亚的贸易性质也产生变化，给新加坡带来影响。其中之一，就是东南亚各国与欧洲的贸易数额皆明显有所增长，降低过去临近各国对新加坡港的依赖。在运河开通前，新加坡为区域之间最为重要的转口贸易港，临近地区如暹罗(Siam)、印度支那(Indo China)和荷属印度尼西亚，皆藉由新加坡港进行贸易。（注17）但是，新加坡作为转口贸易港口的重要程度，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却产生变化，其中对新加坡的贸易影响最重要之处，是各地减少藉由新加坡进行转口贸易。以新加坡与法国控制的印度支那地区的贸易为例，1860年代之时，法属地区与欧洲的贸易几乎皆通过新加坡的港口进行。但是，从1870年代开始，新加坡与法属地区的贸易开始下跌，至1870年代末，其贸易量下跌超过60%，其原因正是法国本身的政策及苏伊士运河开通所带来的影响。此外，新加坡对荷属印度尼亚贸易数量，也产生同样的影响。（注18）由于原有的区域贸易利润下降，受到影响的商人积极寻找其他的投资机会。当新加坡的处境益发艰难，寻找其他的商业机会的压力也迫在眉睫。1870年代，马来半岛的商机，为人视为是最佳的选择之一。其实，对马来半岛商业机会，一些殖民地的商人早在1870年代前已经有所认识。
新加坡港口所面临的区域贸易变化，无疑是其贸易发展中的巨大挑战。如何处理此一难题，考验其管理阶层的视野。而海峡殖民地官员历经长时间对马来半岛沿岸的治理之后，其实亦有其见解。1870年代之后，海峡殖民地政府改变对马来半岛的政策，为其贸易带来另一新的机会，并为新加坡的贸易商品带来与过去不同的新商品，且在随后的长时间发展中，让新加坡港成为此一商品出口的重镇。从1870年代开始，有三项商品在新加坡贸易的数量皆有所增加，其中一项是来自马来半岛的锡矿。（注19）新加坡贸易与此一商品联接，首先得益于马来半岛的情势变化，促使海峡殖民地政府介入马来半岛西岸的事务。（注20）由于马来半岛西岸地区产锡，引起各方人士争夺，华人与马来人及来自海峡殖民地的投资者皆介入其中，最终造成海峡殖民地政府强势介入锡的产区之统治，终于促成马来半岛西岸的锡在此后得以顺利的开挖，并经由海峡殖民地出口，改变了其出口产品的结构。海峡殖民地过去每持不干涉内陆事务的政策，然其政策之转变，在于各地区之王位或管理权之争所造成的骚乱局面，已影响其利益。马来半岛西岸局势不稳定，如在产锡的雪兰莪地区，各马来统治者之间原本存在王位的继承问题，该地区的问题，显示英国人在1874年1月之前，已经介入干涉内政，其与新加坡的贸易及商人们的关系多重且复杂，也是最终导致英国人在1874年1月之后介入干涉内政并控制锡产区的要素。
其事之起因是在I860年，当苏丹穆罕默德（Muhammad）弃世之后，由其侄子阿布沙末（Abdul Samad）继位。其统治地区中的巴生（Klang）—地，已故的苏丹曾把它赐给妾妃所生的儿子阿都拉（Abdullah），他在穆罕默德统治时期，开始引进华人挖掘锡矿，从锡矿赚取大量的利润。（注21）但是，部分产锡的地区，却有另一人声称是对该地区拥所有权，他就是马曼帝（Mahdi）。马曼帝的父亲是阿都拉之前的巴生统治者，两方因而引发纠纷。一名马六甲出生的海峡华人Tek Cheng随即为马曼帝提供军费，以期战胜后能从中获得锡矿的利益。1866年，马曼帝终于夺得巴生，阿都拉等人不得不南逃至马六甲避难。雪兰莪的混乱与战事，影响海峡殖民地商人的利益，此时海峡殖民地的商人里德(WH. Read)和陈金钟声称要追讨他们在当地的损失，显示海峡殖民地的商人已投资当地的锡矿。里德是倡议干涉马来半岛的代表人物，他是新加坡商会的主席，还是立法议会非官方高级代表；陈金钟是著名华商，事业遍布马来半岛与中南半岛各地，里德和陈金钟更是事业伙伴，一起建立里德-陈公司投资马来半岛，1866年，他们在巴生承包税收，回报是可获得利润中的20%。他们的态度，无疑对随后海峡殖民地决定如何处理该地区的问题，产生重要的影响。
战乱之时，马曼帝停止支付巴生的税收给阿布沙末，该地区的税收是由里德-陈所组成的公司所承包。阿布沙末因而中止其独生女的婚约，并将女儿嫁给吉打国王的兄弟Kudin，也让吉打国王担任副王(Viceroy),并寻求Kudin支持平息巴生的动乱。随后，Kudin把马曼帝驱逐出巴生，即刻开港挖锡矿，同时与海峡殖民地展开贸易。此时，又有海峡殖民地的商人介入，Kudin告知海峡殖民地政府，有一名来自海峡殖民地的欧亚裔商人Bacon向马曼帝提供三万元资金，以便他购买大米与武器，进行反击，重夺巴生。Kudin通过新加坡的个人联系，保证他治理巴生会促进两地的贸易。就在此时，战乱也影响海峡殖民地之一的马六甲。据说来自锡矿产区之瓜拉雪兰莪(Kuala Selangor)的华人涌到马六甲海峡，造成海盗横行之事，随后发生一起重大的事件，马曼帝截获一艘帆船，有34人遭到杀害。（注22）代理总督里纳多(H.
M. S. Rinaldo)迅速采取行动，派出Plota轮船到瓜拉雪兰莪逮捕海盗。两个星期之后，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伯奇(J. W. W. Birch)会晤了苏丹，同时公开承认Kudin担任阿布沙末的副王，并借他一艘英国炮舰以巩固其地位。新加坡在背后支持之举，无疑违反伦敦的不干涉政策。（注23）不久，马曼帝又夺取瓜拉雪兰莪，但随即遭到Kudin驱逐，重夺该地。此时，马曼帝向彭亨及柔佛求助，形成更多马来各邦即将介入此事的局面。为了阻止敌人占据该地区，副王封锁港口，以切断敌人的联系。
尽管情势对海峡殖民地的商人极为不利，在公开的层面，新加坡的殖民地政府还是宣称其不干涉的立场。而来自马六甲与新加坡的商人预付资金挖取锡矿，他们强烈反对封锁，以免中断贸易，血本无归。1872年8月21日，海峡殖民地政府通知新加坡商会，他们不会干涉马来半岛的内部事务，除非需要镇压海盗或是领土遭到侵犯，明确表达其立场与处理马来半岛事务的政策。（注24）但是，受到影响的商人并不罢休，他们转向英国求助。1873年就有248名海峡殖民地的商人向唐宁街(Downing Street)求助，投诉马来半岛的混乱局面。然而，海峡殖民地商人的经济利益，无法打动187。年已经上任的殖民部大臣金伯利(Lord Kimberley)。最终造成金伯利改变政策的原因，是担心其他的欧洲势力会介入马来半岛。（注25）尽管情势不明、争战持续不断，当地的锡矿依旧吸引华人前往开采。1872年2月，约有12,000名华工从马六甲进入巴生开锡矿，其产量已达每月3000担(Pikul)的数量，证明该地的价值。（注26）
所以，1873年11月，新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安德鲁(Andrew Clarke)就任前接到指示，上任后就快速介入马来半岛事务。在得到明确指示之后，他在就任一年之内，就在霹雳(Perak)、雪兰莪(Selangor)和双溪乌绒(Sungai Ujong)安置参政司，这些都是产锡的地区。（注27）在以上的地区安置参政司，显然是早有所图，过去受到骚乱影响的海峡殖民地商人也借机在海峡殖民地改变政策之时表达他们的期望，这时商人的目标已经与总督安德鲁的目的一致。（注28）海峡殖民地政府把势力扩展至内陆之后，也解决过去一直困扰海峡殖民地商人的难题，而海峡殖民地政府介入半岛事务的成效显着，极为符合商人的利益。例如，至1874年9月，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担任雪兰莪的参政司之后，该区的局势稳定，锡矿产量大为提高，为该地带来繁荣。（注29）同时，大量的华人涌入，成为锡矿区的生产者与投资者。他们也对马来半岛西岸的建设有所贡献，如随后叶亚来建设雪兰莪，并成为吉隆坡的开辟者。以上海峡殖民地政府的政策改变，为马来半岛的西岸带来稳定的局势。对海峡殖民地政府来说，安定情势有利发展与增加收入，如霹雳即为殖民地政府带来大量的收入，举例而言，至1884年，霹雳一地的收入就高达$1,532,497,22。（注30）而华人是这一收入的主要贡献者，1895年马来联邦成立之后，首任总参政司瑞天咸曾评价说，他们靠华人贡献大部分的收入、建设和开矿的工作。（注31）此说无疑说明华人在当地的重要程度，特别是对于开矿，在当时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
三、华人锡矿业与新加坡锡贸易的消长
锡矿的发现甚早。然至1874年之后，马来半岛的情势在殖民地政府介入之后，锡矿开挖并没有经历过去大规模的争夺与骚乱，马来半岛的锡产量始持续稳定的增长，并在二十年之后，也就是1895年，马来半岛的锡产量从占世界锡产量的10%,增长至该年的占有55%，超过全球产量的半数。其实，在1883年，马来半岛已成为世界产量最高的锡产地。（注32）有数个因素造成此一结果。从需求来说，在此期间，锡矿业在1860年代开始发展，同时期美国的内战开打，两者皆刺激锡的产量增长。(注33)尽管锡的需求量大增，然1860年代之前，海峡殖民地所出口的马来半岛锡之质量不佳，其后质量逐步改善。从1865年开始，马来半岛的锡经海峡殖民地出口到欧洲的质量得到肯定，也开始大量的出口到欧洲。1872年之时，锡价达到1819年以来的最高点，即每顿(Ton)163英镑(£)。（注34）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锡的收入约占马来亚政府税收入的40%，对当地贡献甚巨。
锡之大量生产，除了外在因素，亦有其内在条件。锡在开挖之后得以大量出口，实得力于华人矿工的付出与华人商人之投资。（注35）马来半岛锡藏丰富之地区，皆有来自海峡殖民地的华商投资，如为霹雳与雪兰莪的锡矿提供资金，并引进大量的华人劳工进入矿区。特别是1840年之后，因华人富商从承包税制与商业贸易中赚取的资金，使他们有能力投入锡矿的开挖，华人的资金大量投入到霹雳与雪兰莪的矿区。（注36）而华人矿工在1874年之前就进入到内陆开矿。在马来苏丹争夺锡矿区之时，华人也分为不同的阵营支持他们。例加，Kudin在巴生就得到惠州人的支持，其领袖正是后来的吉隆坡开辟者叶亚来。也是在1870年代，华人对锡矿生产的控制增强了，至1920年代，华人都是此一领域的投资者，绝大多数的锡矿工人也是由华人为之，这是在19世纪初期他们无法想象的成就。（注37）
锡矿业得以发展，尚有法制在19世纪末前逐步建立，以及挖掘锡矿的技术之改进等因素。此外，华人是以大量劳动力为基础，进行锡矿开挖的工作，因此华人大量引进劳力，以达到提高生产量的目的（注38）在1878年，锡价由六年前的156英镑跌至当年的56英镑，造成霹雳一地的锡矿田数目由120下降至80所，这也说明锡矿此前得到大量的投资。（注39）这一年，霹雳的锡产量达到11,823担，比两年前增加了4,475担。（注40）1890年代之前，华人挖矿技术大量应用于开挖锡矿，而西方人的挖矿技术要在此之后，才逐渐推广开来，并有所回报。（注41）华人也大量进入锡矿区。在1890年，霹雳的主要锡矿主都是华人，八位住在当地，七位来自槟城，一位来自新加坡。当时，森美兰的锡矿也主要掌握在广东人的手中。（注42）华人劳工刻苦耐劳，加上秘密会社的组织与控制，华人成为以劳力为主的锡矿业的最适当的选择。（注43）
除了投资者是华人，锡矿工人也是华人为之。根据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政府出版的调查资料，一般而言，华人在各矿区的人数通常数百至数千人不等，视矿区之大小而定。（注44）而整体的矿工人数多寡，可以1911年至1915年为例，根据马来联邦政府的调查，矿场的工人总数为196,427至164,457人之间。若举以1915年之工人数164,457人为例，先取其总数，再以各民族区分，可以得知，此数额之中，华人人数占其中的156,514人，印度人有5,313人，马来人则有2,372人。以上人数，以百分比来说，华人矿工总计占95%。（注45）如仅以马来联邦一州，即再往下延伸，仅举霹雳一地为例，可以进一步了解华人矿工的分布情况。以1915年12月来说，霹雳矿场的华人工人人数为94,865人。如对照马来联邦所有华人矿工人数，可发现霹雳矿场的华人占马来联邦该年所有华人矿工人数的60%，可见马来联邦的华人矿工，半数以上集中于霹雳的矿区。（注46）
由于投资与华人矿工大量进入矿区，开矿的地区也在扩大，藉由殖民地政府的矿区出租收入之增长，也可以说明此一显著的扩展现象。以霹雳政府从矿产的土地出租所得的租金为例，可以看出当地的矿产的利益。从1911年至1915年，政府从租约所得之利润从$140,347逐步增加至$155,057。（注47）由于当地有不同的矿区，哪个地区的租金收入最高？根据马来联邦政府的统计资料，以1914年为例，比较各不同地区的矿产土地出租所得，其中四个租金收入最高的地区分别为：近打(Kinta)，计为$98,526;其次为巴登答当(Batang Padang)，计为$24,487;再次为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的$13,190；第四是拿律(Larut)的$13,029。（注48）从租金所得来看，又以近打出租矿区所得的租金最丰，其余三地加起来之总数，尚不及近打一地之金额，可见多数的锡矿皆来自近打。若是结合以上的矿区华人人数表格，高租金所得与76,000人以上的华工占所有华工人数的78.9%，可知此时该地为霹雳主要的锡产区，华人也是该地区主要的开矿者。
对殖民地政府而言，锡出口税是其重要的收入，锡大量开挖生产的结果，促成其税收的增长。举霹雳为例，从锡的出口税比较霹雳一年的总收支，可以知悉锡出口税收在该州的比重与重要程度，也可以藉以观察华人对霹雳的财政贡献。根据马来联邦政府的资料，自19世纪以来，锡税收可说一直增长。如19世纪末期，霹雳之锡税收在1892年首次突破一百万，达到$1,124,931，1899年就跃升至三百万以上，达到$3,073,441。至1911年锡矿的前景可期，果然在1912年与1913年，其税收甚至达到六百万以上，分别为$6,463,113和$6,355,355。以该州这四年的锡出口税收为例，比较该州当年的总收入的话，可以得出锡税收的比重。如1892年的总收入为$2,689,565，锡的出口税收占该年总收入的42%；又如1899年的总收入为$6,580,305，锡的出口税收占该年总收入的47%；而1912年的总收入为$23,232,724,锡的出口税收占该年总收入的28%;最后，1913年的总收入为$23,970,058，锡的出口税收占该年总收入的27%。（注49）锡的出口税收金额持续上升，但在该州的收入比率下降，说明其他的收入增加。虽然锡的出口税在以上所举的例子中，由接近50%的比率，下降至仅超过四分之一的比率，但还是一个高比率的比重。纵而论之，由华人主导的锡生产对霹雳的财政收入占有高比率的比重。（注50）
锡矿业对马来联邦四州来说，皆为重要的税收来源。以1892年为例，霹雳的锡出口税收为$1,124,931,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则分别为$828,326、$135,284、$8,733，除了霹雳，其余三州的出口税收皆未超过百万，仅雪兰莪接近百万的税收，而其出口税也在次年即超过百万的水平。另外，彭亨的锡出口税收最低，尚不及万元，该州的锡产量为四州之末。然至1899年，各州的锡出口税皆大跃进，霹雳的出口税为$3,073,441。同时，雪兰莪已达到$2,480,658的水平，相较于1892年不及百万，其成长幅度为67%。森美兰与彭亨的锡出口税分别$556,858和$70,553，也分别成长76%与88%，增长幅度超过了前述两州。（注51）至1913年，霹雳的锡出口税为$6,382,212,较以1899年，其涨幅已过半。而雪兰莪的锡出口税收为$3,403,015，其金额达到霹雳税收的53%。森美兰与彭亨的锡出口税则为$417,754与$495,254，比较霹雳税收后可知，前者的税收仅有霹雳锡出口税的6.5%，后者为7.7%,差距甚大。
整体来说，如以下的表1所示，若举1892年、1899年与1913年为例，锡出口税收分别占前述三年总收入的39%、45%和24%。尽管锡出口税收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整体的金额还呈上升之势。（注52）总体来说，锡的收入自1874年以来不断增长，成为马来联邦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注53）
表1：1892年、1899年、1913年马来联邦锡出口税收与所占总收入之百分比
|
年份 |
1892 |
1899 |
1913 |
|
锡出口税收与总收入 |
|||
|
锡出口税收 |
2,097,274 |
6,181,542 |
10,698,235 |
|
年度总收入 |
5,347,189 |
13,486,410 |
44,332,711 |
|
锡出口税收占总收入之百分比 |
39% |
45% |
24% |
资料来源：Manual of Statistics Relating to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21, p.214 and P.244.
锡生产之后，需运送出口。马来半岛西岸所产的锡，大部分经由海峡殖民地的港口出口。由于产锡的霹雳与雪兰莪地区没有适合的港口，加上投资的资金多来自海峡殖民地，所以锡多数经由海峡殖民地港口输出。锡最初通常都经由槟城港、马六甲港与新加坡港出口。所以，马来半岛的锡大量生产之后，作为主要的锡出口港口，海峡殖民地的港口也受惠，贸易量随之上升，带动其繁荣。（注54）由于海峡殖民地并不产锡，故其出口的锡，绝大多数由马来半岛内陆进口，其进口的锡分两类，并在加工提炼之后出口。55除了少部分锡在生产区附近提炼之外，多数锡都是在新加坡港与槟城港口附近的提炼厂提炼，再以高纯度的锡条(Refined Tin)形式出口。就以下表2的年份为例，锡和锡苗(Tin Ore)进口到海峡殖民地的数额，从1906年至1911年的数量如下：
表2：1906年至1911年锡和锡苗进口到海峡殖民地的数额
|
年份 |
地区 |
霹雳 |
雪兰莪 |
森美兰 |
彭亨 |
|
1906 |
锡 |
123 |
122 |
55 |
4 |
|
锡苗 |
459 |
227 |
46 |
16 |
|
|
1907 |
锡 |
100 |
94 |
39 |
7 |
|
锡苗 |
443 |
294 |
45 |
10 |
|
|
1908 |
锡 |
79 |
47 |
20 |
7 |
|
锡苗 |
521 |
351 |
71 |
24 |
|
|
1909 |
锡 |
140 |
57 |
5 |
6 |
|
锡苗 |
495 |
320 |
62 |
27 |
|
|
1910 |
锡 |
110 |
48 |
-- |
7 |
|
锡苗 |
428 |
274 |
51 |
25 |
|
|
1911 |
锡 |
102 |
57 |
-- |
9 |
|
锡苗 |
463 |
235 |
41 |
29 |
|
|
1912 |
锡 |
96 |
74 |
-- |
9 |
|
锡苗 |
503 |
282 |
43 |
33 |
|
|
1913 |
锡 |
29 |
65 |
-- |
6 |
|
锡苗 |
637 |
314 |
45 |
37 |
|
|
1914 |
锡 |
31 |
45 |
-- |
5 |
|
锡苗 |
601 |
342 |
43 |
49 |
注：以上单位数据从千担(pikuls)起计。
资料来源：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for the Year 1910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1),
p.266;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for the Year 1911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2), p.372;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for the Year 1912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3), p.264;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for the Year 1914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5),p.280.
因海峡殖民地不产锡，故锡的出口数量之多寡，首则视其进口之锡之数量而定。据以下表3,1911年锡之进口金额，为上述年份中所有进口产品的金额之冠。仅1911年，锡进口到海峡殖民地的金额增长$17,200,000。以上年份显示，锡进口的金额逐步上升，故锡的出口金额也呈上升之势。（注56）
表3:1908年至1914年锡进口至海峡殖民地与海峡殖民地的出口金额
|
年份 |
进口金额（英镑） |
出口金额（英镑） |
|
1908 |
67,217,000 |
71,728,000 |
|
1909 |
67,603,000 |
70,698,000 |
|
1910 |
66,640,000 |
75,405,000 |
|
1911 |
83,836,000 |
92,038,000 |
|
1912 |
104,815,000 |
107,135,000 |
|
1913 |
108,569,000 |
112,899,000 |
|
1914 |
81,152,000 |
85,573,000 |
资料来源：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for the Year 1910, p.228;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for the Year 1911, p.333 and p.337;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for the Year 1912,pp.225—226;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for the Year 1914, p.257 and p.259.
前述出口金额之高低，实受到一个重要条件影响，此乃锡之出口售价之高低问题。如1904年至1908年是海峡殖民地的锡出口价格相对高的时期，每担锡的平均出口售价为$85.58,至1909年与1910年则分别下跌至$68.46与$77.22。（注57）如果从以下的数据观察，可以得知锡出口量呈平稳上升之势，锡出口金额却相对高低不一，乃缘于此。例如，海峡殖民地从1906年至1912年，以担为数量单位，每年出口的锡条一直维持在95万至超出100万之间。（注58）至1913年与1914年，则增至1,105,000和1,112,000,略高于之前七年的出口量，其出口数量是呈持续上升之势。（注59）但是，1914年的出口量持续增加之时，其出口金额却减少，原因是每担锡的出口价格大跌所致，当时的金额从前一年的每担价格$102.39,下跌至每担价格$75.96,由于价格下跌四分之一，以致影响是年金额/0由此可知，锡矿产区的生产量持续而稳定，但价格每易波动，影响其利润与收入。
马来半岛的锡产量增长清楚地从海峡殖民地港口的锡出口量中呈现出来。（注61）从海峡殖民地的贸易总额来看，锡的出口数额在1870年代至1895年之前，占所有商品之总出口量的10%至17%，至1895年之后，其百分比增至21%，且1900年又增至25%，并在五年后上升到30%。总体来说，至1915年之前，其百分比皆维持在23%与24%之间，呈相对稳定的情况。若以数量论之，在1880年之前，海殖民地出口锡的数量在15万担至20万担之间。但是在进入1885年之后，其数量明显增长，该年其出口达到30.7万担，进入1890年代之后，其数额增长甚速，从50万担上升到80万担，1905年达到98万担，1915年已达到111万担以上。（注62）除了数量之外，其出口金额也随着数量增长而大增。例如，出口金额从1870年代的400余万，在1885年突破1000万，至1895年达到3000万，并在五年后翻倍至6000万，十年后达到8000万，1912年之时，来到1亿700万的历史新高，但在1915年，其金额又下降至9000万的水平。（注63）
就新加坡而言，锡的出口数量在1870年为74,365担，十年后达到118,580担，并在1890年翻倍至324,164担的水平。在1895年至1915年之间的二十年，锡的出口在1895年就达到552,679担，并在1915年增长至698,631担的水平，然期间其出口量也曾下跌至45万担至48万担的水平，例如1900年、1905年和1910年之时，其数量皆在此数据之间徘徊。（注64）总体来说，经过19世纪末最后几年的增长之后，进入20世纪初期，锡的产量来到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就锡的出口金额来说，19世纪以来，新加坡的出口金额大体一直持续增长，至20世纪初期才进入一个徘徊重整的时期。1870年至1890年之间的二十年，其金额一直在220万至350万之间。然1890年之后，出口金额极速增长，突破1000万的水平，并在五年之后翻涨一倍，达到$19,408,000。这个增长之势持续至1910年之间，其金额上升至3400万至3800万之间，至1915年，其金额又突破之前数额的徘徊，上升至$54,976,000。（注65）前述锡的出口金额偶有停滞徘徊之时，然整体还是呈上升之势。
以海峡殖民地的锡总出口量对照新加坡锡贸易的出口量，在1890年之前，从新加坡出口的锡占海峡殖民地的锡总出口量的40%至50%之间，其中仅1885年所占之比率最低，只有33%。而在1895年、1900年和1915年，其出口量皆占60%至62%之间，超过半数，当中在1905年与1910年所占比率又回复到初期的水平，仅有48%与45%，与前相较，则又低于半数之额。（注66）纵合观之，此时期马来半岛的锡约有半数的数量经新加坡出口，在19世纪末年超过半数经新加坡出口，之后又降至一半或低于一半的水平。
新加坡出口的锡数量占海峡殖民地所有商品出口量的多寡，若藉以上各项数据计算，即可以得知锡在新加坡总贸易量的重要程度。若以前述锡在占有海峡殖民地的所有商品出口的百分比，配合新加坡所有出口之锡总数之百分比的话，则可窥见新加坡出口的锡数量究竟共占有海峡殖民地出口商品之多少百分比。如在1895年之后，锡占海峡殖民地所有商品出口量的21%，当中新加坡出口的锡占海峡殖民地所有锡出口量的60%至62%之间，故新加坡出口的锡数量，占海峡殖民地所有商品出口量的12%。再以1905年为例，锡占海峡殖民地所有商品出口量的30%，新加坡该年出口的锡占海峡殖民地锡出口量的48%，故新加坡出口的锡数量即占海峡殖民地所有商品出口量的14%。简此可知锡在新加坡贸易中之重要程度。
四、结论
新加坡的贸易在1869年之后，随着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及在1874年介入马来半岛的内陆之后，为前此正面临开埠以来最巨大之挑战的新加坡，带来意想不到的机遇。马来半岛内陆丰富的锡矿藏，让不产锡的新加坡成为一个锡交易、熔炼生产锡块(tinplate)和锡的出口地。锡不仅在1874年之后逐步成为新加坡重要的出口商品，也影响新加坡的出口商品结构，以及在1900年促使新加坡成为全球最大的锡提炼的中心。锡提炼之后出口，为新加坡带来巨额的收入。锡成为新加坡重要出口商品，大体一直持续至上个世纪50年代，横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锡出口对新加坡贸易的维持与发展，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新加坡贸易发展的讨论，通常都是藉由对外的贸易对象进行，马来半岛内部的锡矿业，则每以华人对内陆的发展与贡献着眼，若将两者结合，则华人内陆的事业，实对其贸易有着极大的影响。华人劳工与资金，对新加坡贸易发展的意义，在本文论述的时期，实占有重要之地位。特别是华人劳工大量进入马来半岛之后，开挖锡矿对其贸易的影响，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新加坡贸易之所以得以仰赖锡取得其成就，主要是马来半岛内陆的锡生产所促成，而至少在20世纪初期之前，马来半岛的锡矿生产，不论是其资金与工人，多数来自华人，特别是矿工，绝大多数皆为华人。华人不仅对产锡的马来联邦之经济与地区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其所产之锡通过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出口，适时解决新加坡的困境，还促成新加坡分别在提炼、交易和出口等方面，成为锡贸易的重镇，其在新加坡的商品出口数量与金额，乃至比重等面向，皆影响深远。
马来半岛的华人商人与矿工促成新加坡贸易的关键转变，除了说明华人商人对新加坡贸易发展的角色之外，也可以见到大量的华人矿工以劳力密集的方式开挖锡矿，并通过新加坡的收购与加工之后出口，无疑也成为新加坡贸易发展的关键力量。华人劳工成为锡矿主要生产者，新加坡在港口与商业条件和设施之上，逐步成为锡的出口重镇，带来可观的收入，两地互补共荣，华人劳工无意中挽回新加坡颓势，无疑说明华人劳工也会对马来半岛的贸易发展，创造其自身的意义。
*本文获得台湾成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心的辅助，谨致谢忱。
**吴龙云(Goh Leng Hoon)，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现为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著有《遭遇帮群：槟城华人社会的跨帮组织研究》，并发表〈十九世纪中叶槟城港口的发展与华人的角色〉、〈财力与筹捐：马来半岛的陆佑与孙中山(1906—11)〉等文章。
注1：例如：L. A. Mills,British
Malaya,1824—67 (Singapore: Malayan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1961).
注2：Wong Lin Ken,
The Trade of Singapore 1819—1869 (Kuala Lumpur: Malaysi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2003).
注3：Chiang Hai Ding,
A History of Straits Settlements Foreign Trade 1870—1915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1964).
注4：自新加坡开港后至近代之间，其港口的建设、改善与搬迁皆对其贸易有重要的影响。相关著作可以参考George Bogaars, The Tanjong Pagar Dock Company,1864—1905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6).
注5：例如，其人口在1824年已超过一万人，至1845年已达到五万以上的水平。C. M. Turnbull,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26—1867 (London: Athlone Press,1972), p.22 and p.189.
注6：Ibid,p.185.
注7：Ibid,p.196.
注8：George Bogaars,
“The Effect of the Opening of the Suez Canal on the Trade and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28(1)(1955):99.
注9：Port of Singapore
Authority, Singapore Port History (Singapore: 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 PSA,1
982),p.7.
注10：Wong Lin Ken,“Singapore:
Its Growth as an Entrepot Port,1819—194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9(1)(1978):50—84;
K. G. Tregonning, “The Origin of the 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8(2) (1965)：275.
注11：Annual Report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for the Years 1861—62 (Singapore:
L.F. D'souza Printer, Government Press,1862),p.42.
注12：George Bogaars,
“The Effect of the Opening of the Suez Canal on the Trade and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28(1)(1955)：
100-101.
注13：Ibid,p.107.
注14：Straits Settlement
Annual Reports for the Years 1874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5),p.16.
注15：Ibid,p.16.
注16：锡的出口之所以增长，其他的条件，如技术的改进与资金的投入，也是要素之一。棉布和香料贸易的金额分别为$778,480和$493,214。见Ibid,
p. 16; Straits Settlement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1884 (Singapore: Government
Microfilm Unit, Raffles National Library Archives,19--),p.141.
注17：C. M. Turnbull,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26—1867,p.188.
注18：George Bogaars,
“The Effect of the Opening of the Suez Canal on the Trade and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S ociety28(1) (1955)：115-117.
注19：另两项为甘密(Gambier)和西米(Sago)。
注20：K. G. Tregonning,
A History of Modern Malaya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published for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964), p.144.
注21：R. O. Winstedt,
A History of Malaya (Singapore: Malaysi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1935),
p.227.
注22：Ibid,p.228.
注23：K. G. Tregonning,
A History of Modern Malaya, p.150.
注24：R. O. Winstedt,
A History of Malaya, pp.228-229.
注25：K. G. Tregonning,
A History of Modern Malaya, pp.145—146.
注26：R. O. Winstedt,
A History of Malaya, pp.228—229; 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5),p.24.
注27：但是，其实早在1873年11月，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已经在以参政司助理的身份进驻雪兰莪，戴维生(J. G. Davidson)也进驻巴生，并正式任命为参政司。见Barbara Watson
Andaya, A History of Malay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p.162.
注28：里德敦促前往见总督安德鲁的霹雳王位继承人之一阿布都拉(Abdullah)要求在境内设立参政司，明确传达要把霹雳置于英国保护的想法，此举无疑是海峡殖民地总督安德鲁藉其公开传达他的意图。R. O. Winstedt, A History of Malaya, p.234.
注29：Eunice Thio,
British in the Malay Peninsula 1880—1910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9),
p.44.
注30：以上各项收入，主要来自以下各地区，分别是：瓜拉江沙(Kaula Kangsar)、下霹雳(Lower Perak)、拿律(Larut)和近打(Kinta)。见Straits
Settlement Annual Reports for the Years 1874,p.312.
注31：Eunice Thio,
British in the Malay Peninsula 1880—1910, p.180.
注32：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p.53.
注33：Ibid, pp.6—7.
注34：Ibid, p.17 and
p.29.
注35：其他如交通运输的成本一直是锡生产的主要支出之一，其条件之改善，也是锡出口量上升的要素之—。Ibid, p.85 and p.116.
注36：Ibid, p.21.
注37：Ibid, p.19.
注38：Ibid, p.40;
John M. Gullick, “Captain Speedy of Larut,”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6 (3)(1953)：50; Chai Hon-Chan,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alaya 1896—190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p.175.
注39：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p.82.
注40：Ibid, p.88.
注41：Ibid, pp.56-60.
注42：Ibid, pp.63-64.
注44：Chai Hon-Chan,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alaya 1896—1909, p.175.
注44：马来联邦于1895年由四个州组成，分别为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首府为吉隆坡。
注45：Supplements
to the F. M. S. Government Gazette, 1916 (Kuala Lumpur: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7), p.11.
注46：Ibid ,p.11.
注47：Ibid, pp. vii—viii.
注48：Ibid, p.viii.
注49：Ibid, p.xx;
“Perak in 1911, Point in the Resident Report,” The Straits Times (3 September 1912),p.7.
注50：20世纪初的廿年之前，华人所拥有的锡矿比率皆高于欧洲人。见Din Jen Li,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alaya 1895—1938, PhD
Dissertation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52), p.111.
注51：Manual of Statistics
Relating to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21 (Kuala Lumpur: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Government Press, 1921), p.220.
注52：Ibid, p.214.
注53：K. G. Tregonning,
A History of Modern Malaya, pp.187-188.有关槟城与马六甲的锡出口情况，笔者将另文撰述。
注54：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p.29.
注55:Din Jen Li,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alaya 1895—1938, p.108.
注56：以下仅举1911年为例，比较锡出口金额与其他产品金额之差异。在海峡殖民地的出口产品之中，锡的出口金额是92,038,000英镑，排名第二的商品是树胶(gums)，金额为36,685,000英镑，第三名的商品为香料(spices)，金额为13,715,000英镑。简此来说，锡之金额高于第二名商品的三倍，为第三名商品的七倍。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for the Year 1912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3), p.225.
注57：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for the Year 1910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1), p.268.
注58：Ibid, pp.266;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for the Year 1911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2), p.372.
注59：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for the Year 1914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Office, 1915) p.259.
注60：Ibid, p.281.
注61：Wong Lin Keng,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p.29.
注62：Chiang Hai Ding,
A History of Straits Settlements Foreign Trade 1870—1915, pp.112—113.
注63：Ibid, p.113;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for the Year 1912, p.225.
注64：Chiang Hai Ding,
A History of Straits Settlements Foreign Trade 1870—1915, p.196.
注65：Ibid, p.196.
注66：从19世纪末年至1905年之间，马来半岛的锡产量占全球锡产量的一半以上。Ibid, p.112 and P.196;
Din Jen Li,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alaya 1895—1938, p.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