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背景与本质
安焕然
摘要:
欲探郑和下西洋之所以有此壮举，需对其出航的基础与本质有所了解。我们认为，明初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宋元以来丰富的航海遗产，是郑和船队得以出航的基础。
探讨郑和下西洋的本质，除了谈其经济目的及和平外交的性质之外，亦当意识，郑和之下西洋，其实是与明代海禁政策同时并立下的大航海活动。虽有经济目的，却是官方垄断下的朝贡贸易；虽言是和平外交，实是欲建立和扩大以明代中国为核心的宗主与藩属间上下“不对等”关系的传统朝贡体制。
郑和下西洋也与明成祖的主观意识及其对外政略有关。郑和只是贯彻明成祖海外政策中，颇有绩效的奉行者之一。而且郑和下西洋等所促成朝贡体制达至高峰，是空前也是绝后。永宣以后，下西洋就在各方的反对声浪中停废。郑和下西洋，它标志着中国古代航海事业臻入顶峰，同时它亦吊诡地标志着中国航海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终结。郑和的格局决定了结局。
明初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8年，其规模之大，舰队之壮，诚是明代一大盛事，是标志着中国古代海洋事业臻入顶峰的重大事件。孙光圻在《中国古代航术史》中说：“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先后七次奉皇帝钦命，纵横于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的广阔水域，遍访了亚非几十个国家与地区。这空前的远洋盛举，非但是中国航海史上一座光辉灿烂的不朽丰碑，而且对中外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和复杂的影响”（注1）。
然而，有关郑和下西洋之官方档案册牍，在明成化年间被朝廷中刘大夏等以郑和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为由，乃藏匿甚或销毁（注2）又或是后来郑和档案的流失，致使今天，我们对郑和下西洋的实况了解，难窥其全。再加上明代中晚期以来，后代小说、杂剧、传说的渲染，以及郑和神格化的塑造，成了海外华人移民先驱的精神象征，郑和的形象更显传奇（而失真）。
虽然目前尚有一些留存的下西洋载籍，如郑和随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等，以及散见于《明实录》的片断记载（注3），几面碑刻铭文的补充阙遗，加上近代以来大批学者的费心研究，欲图使此盛事史实能予以还原。惟研究郑和下西洋，我们对它不应存有太多完美而夸大的幻想。历史终究是有脉络可寻的。
郑和下西洋，其舰队之壮，船舶之伟，航海技术之高，不会是突然间“发明”出来的。我们敬佩郑和，但不能过度地吹捧郑和，或是把郑和盛事给孤立起来看。
欲探郑和之所以有下西洋壮举，首先需对郑和出航的基础与本质有所认识。
明成祖永乐年间是郑和下西洋的启航年代。但郑和出航的基础，其实还得追溯到（明成祖的父亲）明太祖朱元璋的那个年代，甚至还应把关注的视角拉到离郑和时代还要更早的宋代和元代。
一、明初国内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如果当时的明代中国不强大，没有富足的物力和财力基础，郑和下西洋是不可能威风出航的。
1368年元朝蒙古势力被逐出中原，明朝建立。那位从游方僧变成开国皇帝的朱元璋，虽然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专制独裁君王，但他复兴中华国体的功绩，我们必须正视。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积极地釆取了诸如重本抑末、劝农桑、减徭役、计民授田、奖励垦荒、大兴屯田、寓兵于农及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恢复中国国内经济生产的措施和建设。
由于这些措施的有效推行，至永乐和宣德年间（亦即郑和下西洋时期），出现了“上下交足，军民胥裕”，“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的富庶盛况（注4）。
此外，明初官营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物质基础。
洪武和永乐年间是明代官营造船业的黄金时期。明太祖建国之初，就大力发展官营造船业，扩充水师力量，对海防政策，釆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洪武三年（1370）沿海有5千个卫，127个千户所和231个巡检司，共计有战船2千700艘。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朝战船总数可能已达到3千零2艘。至永乐年间，明成祖也承太祖之制，诏令福建、浙江、江苏、广东、湖北和江西等地建造或改造海船达2千758艘。
当时著名的龙江造船厂（原址在今南京市下关三叉河），以及福建沿海一带的官营造船厂，皆颇具规模、人员众多，而且匠籍分工明确，实力雄厚。所以明初的官营造船厂能不断提供下西洋的船只。郑和船队之能纵横于南海和印度洋，对不服者能“以武摄之”，其船队俨然就是一支庞大的武装舰队。明朝初期的水师之所以能够如此大有作为，实是有赖于兴旺发达的官营造船业作为后盾（注5）。
再者，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东西航线上，自古以来，它其实是一条活动频繁的贸易航道。中国经此海道出口的商品，主要则是丝绸和外销瓷器，其物美价高，甚受海外各地欢迎。而明朝初年，官营手工业的官窑和织染局也特别的兴盛。彼等所生产的官窑瓷器和丝织品，量多且质高，都能不断地提供作为郑和下西洋带去进行“齎赐贸易”的极佳货源（注6）。
因此，诚如中国学者陈高华和陈尚胜在《中国海外发展史》所说的：“明朝建立以后，推行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国家有比较充裕的物力和财力，可以负担大船队长期活动的钳额开支，同时也有大量的产品可供赏赐和交换之用。如果没有足够的物力和财力，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也是难以持久的”（注7）。
二、宋元以来丰富的航海遗产
谈及郑和下西洋，我们不能把郑和从时空上切割，孤立来看待。毕竟中国人之泛海早有轨迹可寻。尤其是（比明代郑和还要早的）宋元两代近400年的时间，其实亦是中国海洋事业的大航海时代。那时候的中国航海技术和造船术都有显著的进步，甚至早已是领先于世界了。
中国海洋事业的伟大，并不始自郑和。研究郑和的日本著名学者寺田隆信就曾这么认为：其实早在有宋一代，中国海外贸易就已呈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特别是从11世纪末到12世纪这段时间，是中国远洋航海的发展时期。当时的中国商船，不仅已到了印度、波斯，其船迹也直接扩展到东非沿岸。“中国商船‘戎克'之名，传到遥远的西方，并一直流传到现在。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出色而又最勇敢的航海者”（注8）这种海洋事业的气魄，非始于“突如其来”的郑和，而是在郑和未出航以前的数百年来，帆影闪闪，精彩的宋元时代就早已扩展的伟绩。
我们应当这么说：郑和之航海，其实是宋元航海的继续。宋元时期的远洋海船，技术先进。尤其是当时的福建型尖底海船，船体装载量大且坚，利于破浪，已是当时世界上技术最先进最适合航行于大海的船只。这在世界航海造船史上，已是公认的事实（注9）。
而从航线和航行范围来看，宋元也已开辟了横渡印度洋的远洋航线。宋元时人的航海地理知识已相当丰富，视野广阔。宋代赵汝适的《诸番志》、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都提供了丰富的航海地理资讯和航行指南。即使是到了郑和下西洋的时候，郑和随从费信所撰的《星槎胜览》也还是大量抄录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里所记载的资料。
此外，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磁罗盘导航技术，以及与航行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的“针路”等导航技犬和航海知识，都在宋元已具备，无疑都是丰富的航海文化遗产。
所以诚如孙光圻在《中国古代航术史》所说的：“如果没有宋元航海者所打下的坚实基础，郑和要在新形势下作出如此漂亮的发挥也非易事”。“虽然郑和航海技术较之宋元又有进步与完善，但是，科技水平的发展是具有历史延续性的。郑和远洋之举，乃是宋元航海科技文明的一次升华性的总检阅”。（注10）
郑和之出航，诚然伟大，甚至还有人凭借他的生花妙笔说郑和“发现了世界”。但从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看，郑和，既非中国海洋事业之先驱，亦不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发现”。历史总是有其轨迹可寻的。
三、郑和下西洋的本质
当然，除了客观条件及物质基础之外，郑和下西洋，尚需有其主观的动因。
3.1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何在？此乃史学上一直争议不休的课题。
民间传说，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明史》、《明书》因陈此说。近代学者如范文澜等亦主此说。又，有者以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要组织军事联盟，以牵制帖木儿帝国对中国的威胁（向达、尚钺主此说）。
但，以上二者的论据，至多只能与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有关联，却无法解释明成祖何以要连续数十年皆救命郑和下西洋。明人朱国桢早在《皇明大政记》有云：“建文仁弱，帝座一倾，窜入蛮夷，其何能为？文皇岂见不及，乃摇于声影，有此举动？”至于牵制帖木儿帝国一事，我们知道：帖木儿确曾于永乐三年（1405）率大军20万打算东侵中国，但途中，帖木儿就在讹答剌（今土耳其斯坦东南面）死了，因而罢兵。故，说郑和下西洋是为了牵制帖木儿东侵，其论说的牵强就在于：当郑和屡次下西洋时，帖木儿帝国对中国已无甚威胁了。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比较有力的论说，一般认为主要有二：
其一、政治因素：如同《明史》所言：郑和下西洋是为了“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树立明成祖个人的威望及确立其得位的合理性。于此同时，明朝皇帝希望透过下西洋的招谕及以海贸之利诱，把海外诸国之往来关系置于大明天朝“礼治天下”的朝贡体制内，建立和平友好的宗藩关系。其二、经济因素：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有利可图的，可由官方宰控及垄断海外贸易，“取宝”，及友好地进行朝贡贸易。
回顾郑和研究，近代中国学者研究郑和，开其端者，应为梁启超。他在日本主办《新民丛报》，1904年该刊的第3年21号，梁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文中，梁氏以哥伦布比对郑和，并说中国也“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给予郑和下西洋高度的评价和赞叹。
1936年，吴唅〈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一文（载于《清华学报》11卷1期），首倡郑和在经济、海外贸易上的“光辉成就”。1956年朱偰《郑和》一书更谓郑和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
但这种抬高郑和“开放”、“伟大”的论调，在80年代曾受到范金民、孙光圻等学者的驳斥。另，台湾的李东华更指出，所谓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洋发展顶峰的论说，实际上是项“误解”。对郑和的评价，学术界有褒有斥，论述多元。
惟，随着90年代初以来中国加速经济改革开放的浪潮，郑和甚至被奉为“开放先驱”的精神象征（注11）。这又未免令人难以苟同了。明代郑和成了当代政经色彩浓厚的政策性宣传符码，模糊了其历史的真实本质。
另，一些中国学者，如郑鹤声、郑一钧等亦强调郑和下西洋期间，明代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是一种“和平友好”的关系。郑和成了“友好使者”，并以此来比对西方人之殖民侵略，论证中国之良善和伟大。
此论说有其合理之处。但我们必须意识的是，中国传统（尤其是明成祖时代）朝贡体制的对外关系，（至少在明成祖的主观意愿）基本上是欲建立一种宗主与藩属，朝贡与事大的“不对等”外交关系。专制天朝的明成祖怎能允许“蛮夷小番”平等地和他（中国）谈和平友谊呢？（注12）
如今，中国之富强，中华民族主义之高涨，在2005年中国海峡两岸乃至世界各地即将大事庆祝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21世纪的“郑和”，又将会呈现出怎么样的形象？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皆有杂揉。暂且降温一下我们的民族情绪，理性的剖析，我们以为郑和航海之盛事，应置于明初，尤其是明成祖海外政策的背景与本质来看待，方有其深意。
3.2与海禁政策并立的大航海事业：
首先，必须意识的是，郑和下西洋，其实是在与明朝初期统治者严厉申令的海禁政策下，同时并立而进行的。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防倭患、抑海盗和海防上的考量，以及贯彻其独裁统治，即位之初，洪武四年（1371）,首颁禁海之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之后更是频申海禁政令，严禁中国民间私商出海贸易。洪武十四年（1381）再申（海禁）前禁；洪武二十三年（1390）更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沿海军民，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洪武三十年（1397）再“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注13）
靖难之役，建文短命政权倾覆，朱棣“篡位”，是为明成祖。成祖即位以后，对外政策釆取了最积极的态度，大遣使团（使节包括陈诚、侯显、郑和、张谦、王景弘、洪保等）出国，这些遣使行动，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其行伍之大，都是当时的壮举盛事。
可是，我们必须留意的是，在大遣使团出国的同时，明成祖他依然继承了其父亲明太祖朱元璋那种始终一贯的海禁政策，严禁中国商民私自出海贸易。在即由之初，明成祖就再次重申洪武时的海禁令。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更不容许民间有私自出洋海贸的大型海船，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而就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1405—1407）回航，和永乐五年（1407）六月郑和第二次即将出航之际，明成祖更重申严禁商民私自下海通番贩鬻之令。这种禁压中国民间出海贸易的海禁政策，在郑和前六次下西洋期间，也就是在明成祖永乐一朝其实从未改变过，海禁令也不曾解禁或废除过。一直到宣德八年（1433）,即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返航的那一年，明宣宗仍是重申：民间私通外夷，已有禁例，下令执行单位行在都察院严行“私通番国之禁” （注14）
回顾历史，宋元时期虽也偶有海禁之令，但断断续续、时限也不长。宋元之海洋活动，一般上，民间的出洋贸易不仅是被允许，甚至很多时候还受到朝廷的鼓励。彼时“私营”并不等同于非法。但明朝建立以后，尤其是明代前半期，海禁的颁布而且长期施行，使中国民间的出洋成了官方禁止的活动，中国民间私营的海外贸易变成了“走私贸易”的非法行为，受朝廷之抑压。诚如日本学者佐久间重男在《日明关系史的研究》一书所说的：明成祖的对外积极性，为了对海外贸易的振兴，实际上是为了促进海外诸国的朝贡，透过贡舶贸易来维持明朝官方贸易独占形态的发展；对于中国民间私人的海外渡航和海外贸易活动，明成祖却是釆取禁压态度的（注15）。
由于上述这种背景，郑和下西洋虽如马欢《瀛涯胜览》所言是“率领豪杰，跨越海外与诸番货，其人物之丰伟，舟辑之雄壮，才艺之巧妙，盖古所未有”（注16），确实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中国造船航术史上的一大壮举。但究其本质，却是在禁压民间海外贸易的前提下，“宣德化而柔远人”以建立和扩张明朝朝贡宗藩体系，和欲图由官方来垄断海外贸易的举措。
是故，若说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的“开放政策”使然，恐怕那只是诠释角度的问题，是要看对谁（是中国官方，或海外诸“番"，还是中国民间私商）而言了。
四、明初的海外政策
像郑和下西洋的这种遣使行动，在中国海洋史上，从本质上来说，绝不是“先驱”。
4.1元代的遣使活动：
近代以前的传统中国，其政治上之对外关系，基本上是属于上下不对等的朝贡体制的宗藩格局。
海外诸国来中国朝贡者，有事大的形式上之要求，亦有实际上贡舶贸易之利诱。“朝贡”一直以来是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机制。
而像郑和那样出航招谕海外诸番的活动模式，古已有之。若专以遣使海外而言，至少在元代已有先例。换言之，中国帝王大遣使团远赴海外招谕番国来朝，在明代郑和之前，其实在元代己见其“空前”之盛况。
作为征服王朝的元帝国，蒙古统治者不仅带有征服的霸气，亦有环视世界之雄心。海上发兵日本和爪哇，蒙古铁蹄无用武之地，铩羽而归。但，有元一朝，其遣使海外招谕者,实不在少。
与侵略战争不同的是，遣使海外招谕，以鼓励海外诸国前来中国朝贡，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强调和平（但不对等）的外交举措。元朝曾遣使出航往南海之占城、真腊（今印支半岛）、苏木都剌（苏门答腊东北）、不怜八（苏门答腊巨港）、苏鲁（菲律宾苏禄群岛）等东南亚区域，其远者还到达了僧伽剌国（今锡里兰卡）、八罗字国（印度西部）、俱蓝（印度西南），甚至是到达了忽鲁模思。
忽鲁模思位于今波斯湾东岸临近阿曼湾处，是当时西亚重要的港口。明代郑和要在第四次下西洋时，才抵达该处。郑和前三次仅及印度古里。换句话说，明代郑和前三次的下西洋，其航程之远，招谕之广，均不出元代海外遣使出航的范围。
而且元朝派遣之特使中，像亦黑迷失（畏吾儿人）就曾五次出使海外，两度出使印度西部的八罗字国；杨庭璧四次出使俱蓝；而杨枢则以当时元朝官营的海贸船队“官本船”浮海，远到西亚的忽鲁模思去。
是故，诚如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陈信雄在〈郑和出使海外的前代先例〉一文所指出的：“明代延续元代，航行于同样的航路，做同样的外交活动”（注17）。只是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以后，其船队航线和招谕的范围才有一些突破性进展。通过“分舟宗"的多元航向方式，分航到阿拉伯半岛和文献所及的非洲东岸（乃至或如孟西士所推测绕过好望角“发现世界”）。但元明两代下西洋之本质，基本上是一样的。
4.2明太祖的海外政策：
元帝国不及百年就被汉人推翻。夹带宋元海洋事业的余威，明朝初建，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也曾纷遣使节团，诏谕海外诸国前来中国朝贡，并希望海外诸国刈断与元朝残余势力的关系，以奉明朝为正朔。
明太祖的这项举措，很快就取得了初步成效。洪武五年（1372）已有高丽、爪哇、渤泥、三佛齐、暹罗、真腊、占城、西洋琐里等海外诸国来朝入贡。根据《明实录》记载，洪武时期的朝贡藩属一度多达30国（注18）。明太祖还曾列举了海外15个国家为“不征之国"，申明摈弃过去元朝的海外黩武（侵日本和爪哇）政策，强调和平外交（注19）。
可是，明太祖的积极海外政策，在其中期以后，有了很大的改变，骤趋紧缩和釆取消极态度。洪武十六年（1383）推行勘合制，严控和限制朝贡事务，同时海禁政策亦趋严厉。明太祖后来又以宰相胡惟庸私通海外“倭番”谋反为籍口，更加紧缩海外政策。
洪武中期以后，明太祖懊恼于日本倭寇问题，加上发生日本使臣如瑶事端，乃致屡却日本之入贡，明朝与日本断交（至建文帝时才复交）。再者，爪哇（满者伯夷）和三佛齐（巨港，或称旧港）又发生诱杀明朝使节事件，以及因为三佛齐在海道之阻遏，致使番商不能“直通”中国（注20）。
洪武二十七年（1394）“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故洪武晚期颇出现“诸蕃久缺贡”之窘态（注21）。
4.3明成祖的积极海外政策：
这种情形，直至1403年明成祖朱棣即位，才一反其父亲晚年那种消极的紧缩政策，转而积极采取主动的海外政略，乃有郑和七下西洋之壮举。
明成祖是从淌血的篡夺剧（靖难之役）中登上历史舞台的。故明成祖对海外政策态度上的改变，我们认为，这与明成祖个人的因素也有一定的关系。
有人认为这是他得位不正，篡立与杀戮的反激作用所致。甚至有学者以为，明成祖还可能是一个癫疯症者（注22）。
在许多方面，明成祖可与其父亲明太祖朱元璋作比较。如彼等的雄才大略、猜疑心重，具有也可以说是病态的残忍性格等。这是他们父子俩的共通点。然而，两人具有很大的不同是：明太祖身为开国之君，对国内政治经济给予细心的关注，但对外政策却显消极。其国策，基本上是在国内实行中央集权独裁专政，经济上重农抑商，使民勤于农桑，宁可选择闭关自守，严密统辖其臣民。然而明太祖之子明成祖朱棣，他在对外政策方面却比内政更发挥了积极性。除了本身的个性使然，以及当时积累的国势基础之外，在这里，我们不难推测这是明成祖存有为了洗刷其“篡夺"坏名声的意图（注23）。
隐然地篡夺心理疑虑，反激了明成祖企图利用对外“伟业”来转移国内的视线，借由积极的外交手段以巩固明朝之内政。建立“伟大事功”，创造高呼万岁，促成“万邦来朝”臣服于“君临天下”的“盛世景况”，构筑一个以明朝中国为核心的中华帝国之“伟大盛世”。如此之盛世，无疑提高了他（明成祖）自己的威信，换取了“得位”之“合理性”,转移国人目光，让世人遗忘其“篡位”之残酷记忆。
于是，在处理边境国家的对外事务的态度上，明成祖更像是当年的元世祖忽必烈的继承者（注24）。毗邻的南方，他介入了安南（今越南）陈、湖（黎）两氏之纷争，竟发动起“侵略战争”。征服（侵占）安南后，置交趾布政司。纵然明成祖永乐一朝统治安南期间，实施了一些不错的政策，但安南人民游击反明的斗争却未曾间断。明朝对安南的“经营”确实不容易。至明宣宗时，便放弃了这个“得不偿失”的交趾布政司（注25）。
对北方，永乐八年（1410）至廿二年（1424）,明成祖一连五次亲征蒙古。他不想消极地巩固长城以防守，而是创造那一幕幕“空前绝后”的皇帝亲征漠北的积极政策。而在第五次亲征时，敌人远遁，没有交锋，自己却于永乐廿二年七月病死在榆木川（今内蒙古）的军营中，结束了他65岁一生充满欲望和不安的内心战斗生涯。
此外，对西边的政略，明成祖派遣宦官侯显，去招抚格鲁派第五代活佛宗喀巴，利用喇嘛教各派之权威，间接统治西藏。东北之经略，则在永乐七年（1409）招抚女真人，在黑龙江口的特林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
至于朝鲜半岛，主张“反元亲明”的李成桂自立为王，奉明朝为宗主国。而在日本，正值室町幕府的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期。日本与明朝的关系在这期间也大为改善。以“日本国王”之名的义满，遣使来华，表示愿意与明成祖合作，联合“剿倭”。这举动不禁让明成祖龙颜大悦，嘉许义满为“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国者也”，并赐予“日本国王”“龟纽金印”（这是当时明朝皇帝对海外藩属最高等级的封赐）。而日本则从明王朝的朝贡贸易中获得大利。
于此同时，明成祖大遣使团出国，招谕各地。在西方陆路上，永乐二年（1404）帖木儿在东征中国的途中病死，避免了一场东西两大强国的激烈冲突，此乃“天助”了明成祖。旋即，明成祖就频遣使团赴西域，其中的吏部员外郎陈诚，曾三次（1413、1416、1420）出使西域撤马尔罕等地，促使西域17国遣使来朝入贡之“盛事”（注27）。
至于海上之遣使招谕，其最著者，非郑和下西洋莫属。郑和下西洋每次动辄2万余人，数十艘宝船（或谓百余艘大小船只）的远洋航行，其航行区域之广，诏谕国家之多，甚而把朝贡圈扩大至印度洋的阿拉伯世界，文献所及更提及麻林（地）、木骨都束等东非之地。不仅如此，明成祖亦同时多次遣使琉球（今日本冲绳），及派遣张谦等出使南中国海东边的苏禄（菲律宾）、渤泥（汶莱）等国，强化与该区域之关系。
总而言之，欲探郑和下西洋的本质，我们必须回探明成祖以及明成祖所推行的一系列积极的对外政策。郑和下西洋绝不会是一项抽离历史，孤立的神奇壮举。
为了重新调整明朝与海外诸国的关系，明成祖即位之后，就向海外诸国坦然表示欲延伸明太祖“一皆遇之以诚”的态度，复置市舶司，并为利诱番国来朝，乃将番国来朝的附带性贡舶贸易，自动放宽到令“夷人”惊喜的地步。明成祖下令：
“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使明知朕意。”（注28）
此外，明成祖一面招抚流寓海外之华人商贩集团，一面又施压不驯服者，诛杀旧港头目陈祖义，肃清海道，确保了朝贡贡道之安全与顺畅。而郑和、张谦等海外使节之任务，亦诚如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所言，彼等之奉使出海招谕，不过是“以重利诱诸番，故相率而来”，借此扩大以明朝为中心的中华帝国朝贡体系之阵容。
随着郑和等使团之出使海外招谕，在明代，永乐时期是海外诸国来朝贡最多的一朝。仅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效应，永乐21年（1423）,就一次招徕了西洋、古里等16个亚非国家使团1千200人来朝贡方物的盛况（注29）。郑和下西洋期间，有4国的11位国王亲自到过中国朝贡。而且明成祖相当关注海外事务，曾积极于调停海外藩属间的国际争端，如满剌加（即马六甲）与暹罗之纷争主从问题（注30）。
总之，无论是在地域和数量上，海外诸番来中国朝贡，永乐朝，实达至有明一代之顶峰。而郑和下西洋之本质，即使是当今力主“郑和经济开放说”的中国学者万明，在其近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亦坦言“将郑和下西洋作为明代海外政策成功的标志，是因为它成功地实现了明初对外政策的目标，增强和扩展了中国明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也使朝贡贸易这一官方垄断的海外贸易发展到鼎盛。明初海外政策得到成功实施，主要体现在郑和下西洋上。”（注31）
是故，若看清了这一层意涵，就诚如台湾大学张奕善在<明帝国与南海政略〉所认为：“史家诩为明初盛事的郑和下西洋事迹，确实中南（中国与南海）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不过，其实质却是执行成祖的政略，绩效卓著而已。只因中国本位立场的大汉主义渲染过甚，几乎掩盖了当时中国的对外精神”。相较于明太祖，明成祖之海外政策，二者的共同相似点皆是待番国以诚；其不同之处，仅是“一消极、保守，另一积极、主动”而已（注32）。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郑和只是贯彻明成祖海外政策中，颇有绩效的奉行者之一。很明显的，郑和是为明王朝专制政权服务的，有其时代的格局。郑和船队是由明朝皇帝钦命派遣到海外进行特定政治、外交和经济活动的官方船队。况且永乐朝一直都未曾解除海禁令，郑和下西洋作为朝贡和海禁政策的一种补充，其活动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上层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
正因为如此，明初的中央集权政府才愿意和能够调动与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去造就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伟大壮举”（注33）。所以明成祖当年的“对外开放”，只能说是对朝贡体制内的“开放”，而不能轻言是对民间社会的开放，或是对海外贸易的全面开放。
而且，朝贡体制达至如斯之“高峰”，是“空前”却也是“绝后”的。永乐以后，仅宣德年间有最后一次的大规模航行之外，下西洋就在各方的反对声浪中从此停废了。
五、中国航海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
明朝停废大规模的航海活动，是中国海洋事业的一个大撤退。一个“伟大”的航海时代终结了。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船只在印度洋，基本上已是消声匿迹。即使是在东亚和南中国海域，亦不再有郑和当年那种出航的“壮举”。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民间私商的崛起。此时，官方的海禁政策已挡不住民间私商冒险的出海，亦商亦盗沧海间。惟，同样都是出海，但后者已不是郑和下西洋时的那种型态和性质。
明季之曾一本、林道乾、林凤和郑芝龙，这批海商/海盗集团，虽然仍展现了他们在海上的活力，却已不是宋元时期“官民结合”机制下的商贩活动。船只方面，在缺乏正常化的海外贸易的环境下，中国海上私商不再有像当年郑和舰队那样建造硕大的船只，反而改为向中小型帆船发展，以便能更为快捷、灵活的逃避明朝官兵的追击（注34）。这是中国海上私商的精明之处，抑或悲哀？
既然郑和下西洋能为明朝帝王带来“万邦来朝”的“盛世景象”，那为什么明朝政府又要罢废下西洋这项“壮举”呢？这是当我们在夸夸其谈郑和时所必须正视的问题。
我以为，明中叶以后，不论明朝皇帝主观意愿上“要”抑或是“不要”（再遣使进行大规模的下西洋之举），明朝的国力己是不能再承担了。这恐怕是和明中叶以后釆取紧缩性的海外政策有关，也与明朝本身国势的衰弱，及与官营手工业的衰败有关。
5.1明朝国力的衰败和官营手工业的破落：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作为后盾，郑和下西洋是很难成功进行的。毕竟，在宣扬“和平友好”（但又不对等）的“王道德化”之际，若没有“威”（强大的实力）为后盾，郑和下西洋怎能那么顺利，怎会有那么大的绩效？
然而，自从明成祖第五次亲征漠北而死于军中后，明朝的国势已日显困弊。明宣宗时兵撤（曾侵略过的）安南，也是必然趋势。再加上北方外患加遽，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亲征土木堡之战，竟战败反被敌人俘虏，成了阶下囚，国体丧尽。明朝帝王已无暇再编织那绮丽浪漫出海招谕之“盛世大梦”了。
成祖死后，明朝官方的动员能力也已大为减弱。即使是宣德年间，明宣宗为了要派遣郑和进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下西洋“壮举”，曾做了最后的努力，乃下令征召湖广、江西二都司及直隶镇江诸卫的二万四千名兵员，“临时”充当郑和下西洋的海军人员，并还把当时的“运粮官军”多调往营造下西洋的准备工作行列。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虽完成了使命，但在这期间，也引发了那些为下西洋做准备工作的官军们，纷纷畏难逃跑的事件（注35）。
再者，明中叶以后，明朝官营手工业也已日趋衰败，匠户逃亡者日多，就算明朝政府如何谕令挽救，也徒劳无用。当年建造下西洋宝船的官营造船厂，日渐萧条。例如风光一时的龙江造船厂，在明初有造船匠四百多户。他们最初的待遇还算不错，后来则江河日下，且常有赔补之累，许多造船匠生计陷入困境，纷纷另谋生路。到嘉靖九年（1530）,只剩下一百多户船匠，匠户减少了四分之三。此外，官营造船的质量下降，船厂腐败经营，欺隐侵匿，偷工减料，贪污成风明。官营手工业的衰败，作为明朝钦命下西洋的主要物质基础的基盘已动摇，“盛世”不再，若纵有“再世郑和”，又怎能再掀“壮举”？
况且，大规模下西洋所需之费用，对明廷来说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早在永乐末年，对郑和下西洋之“壮举”，朝廷中已有反对声浪。明成祖死后，仁宗即位。文献记载，仁宗亦就马上“从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止西洋取宝船不复下番”。宣宗时虽复行下西洋之举（亦仅一次），至正统年间又复禁。
尤其鲁谱的是，成化年间，曾有宦官为了想讨好迎合“上意”，竟向国家档案部门索取“郑和出使水程”的资料。惟,当时的车驾郎中（后升任兵部尚书）刘大夏乃以当年郑和“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为由，把“郑和出使水程”等珍贵航海档案资料，藏匿起来，甚或欲销毁“以拔其根”（注37）。
刘大夏主张要销毁郑和航海档案的行径虽然有些愚不可及，却是代表了当时不少“正义之士”的忧患情怀。
5.2格局决定结局：
提及郑和航海这项中国人空前之壮举，论者常会喜欢做出以下这样的一个数字比对：即使是以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1433）来看，比1498年达伽马到达印度卡利卡特（古里）要早了65年，比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早了59年，比1519年麦哲伦开始环球航行早了86年。在航行人数方面，郑和下西洋每次动辄2万余人，以及启用40至60艘大型宝船（或谓大小船只百余艘）。而哥伦布之远航，第一次出发时只有3艘船，90人。无庸置疑，郑和下西洋远在欧洲人“地理大发现”之前，无论在航海技术及海洋事业的发展，都是世界第一流，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确实，郑和下西洋是伟大之盛事。中华民族为此而感到骄傲、自豪。600年前如此，现在和将来仍然/仍将如此。
但我们要问的是：为何像郑和下西洋如此伟大的壮举，既没有造成如欧人“地理大发现”那样的，给全球带来巨大的结构性改变，也没有在中国国内引起太大的政治经济结构性的变革呢（即使有，也是间接的）？
或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西方人用武力殖民侵略的肮脏手段换来的，而中国人却是个爱好和平，强调友好的民族。然而，和平友好，就不能为这个世界抑或是为中国本身带来结构性的重大影响吗？伟大的盛世，难道就不能和平友好（而更应强调平等）的永续经营下去吗？
郑和下西洋之壮举，是在“正义之士”的反对声浪中罢废的。无论是在当时或是现在，乃至将来，纵然很多人仍很缅怀，仍在自我陶醉。但它实际上却不能永续经营。为什么？我以为，郑和下西洋的格局早已决定了其结局。毕竟，伟大的郑和，身为宦官，他的职责，由始至终一直都是在为满足专制帝王的私欲，为上层统治阶级服务的。下西洋，不仅不是以民生经济为主要考量，甚至还是在与海禁政策并行、禁压自由兴贩的民间海贸的格局中，进行的所谓“壮举”。“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诚如毛佩琦、李焯然在《明成祖史论》所说的：“郑和下西洋同时是一出悲剧。它再次说明，在专制主义的社会中这种聪明才智只有为帝王所用时才能发挥出来，偶尔闪现它的光辉，否则，它将被埋没，被扼杀。你看，郑和下西洋停止以后，那雄伟的海船，那精湛的航海技术都到哪里去了？”（注38）
孙光圻在《中国古代航术史》更直指出：“一个国家的航海活动，必须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否则，即使是壮举，也难以为继”。郑和下西洋的格局与时代局限，最终“致使宋元以来航海事业迅猛发展的大好势头嘎然而止，而郑和下西洋也终成千古绝唱。这不能不说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悲剧。”（注39）
郑和下西洋，它标志着中国古代航海事业臻入顶峰的阶段；郑和下西洋，它同时吊诡地标志着中国航海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终结。是格局问题，是本质问题，错不在郑和。
注释：
注1：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术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页479。
注2：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308。
注3：马欢著，冯承钧校注《濾涯胜览校注》，台湾商务，1962；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台湾商务，1962；黄影建校勘《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84。
注4：张廷玉撰《明史》卷77〈食货一〉，台北：鼎文书局，页1877。
注5：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页73。
注6：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页129。
注7：陈高华、陈尚胜《中国海外交通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页196。
注8：寺田隆信著，庄景辉译《郑和——联结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航海家》，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页12—13。
注9：陈信雄〈宋元的远洋贸易船〉《宋元海外发展史研究》，台南：甲乙出版社，1992,页175-227。
注10：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术史》，页482。
注11：梁启超一文，后来亦收载于中国航海史研究会及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编《郑和研究资料选编》，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页20—28.另，其他文章出处：吴唅〈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11卷1期，1936.1,页137—186；朱偰《郑和》，北京：三联书店，1956；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4.4,页129—135；孙光圻<论永乐时期的"海外开放”〉《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辑》，1991,页50—70；李东华〈梯山航海——海外贸易的发展〉，收载于刘岱主编《中国文化新论.经济篇一民生的开拓》，台北：联经，1982,页453-521.郑和”开放先驱”形象的塑造，可见于1992年昆明举办规模盛大的”纪念郑和下西洋587周年学术讨论会”，其会中标语即是"纪念开放先驱，加速发展昆明”，可详见其论文集《郑和论丛.第一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页1—12.
注12：郑鹤声〈十五世纪中叶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友谊关系〉《文史哲》，1957.1,页19-28；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简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1,页36-48.驳斥此论者，有何芳川《堀起的太平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页56；毛佩琦、李焯然《明成祖史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页248。
注13：有关明初防倭海防诸课题，可参见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丛刊.20》，1966,页1-39。洪武海禁令的颁布，见《明太祖实录》卷70,洪武四年十二月丙午条；卷139,洪武十四年十月己已条；卷205,洪武二十三年十月乙酉条；卷252,洪武三十年四月乙酉条。
注14：《明太宗实录〉卷27,永乐二年正月辛酉条；卷68,永乐五年六月癸未条;《明宣宗实录〉卷103,宜德八年七月己未条。
注15：佐久间重男《日明关系史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92,页34。
注16：马欢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之序，页1。
注17：陈信雄《郑和出使海外的前代先例〉（台湾）《郑和研究与活动简讯》第二期,2001.12.20,页7。
注18：《明太祖实录》卷254,洪武三十年八月丙午条。
注19：《明太祖实录》卷68,洪武四年九月辛未条。
注20：张廷玉撰《明史》卷324〈外国五.爪哇〉，页8402。
注21：张廷玉撰《明史》卷324〈外国五.三佛齐〉，页8407。
注22：张奕善〈明帝国与南海政略〉《东南亚史研究论丛》，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0,页46—53：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8,页1—16。
注23：寺田隆信著，庄景辉译《郑和——联结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航海家》，页30。
注24：同上注，页34-35。
注25：郑永常<明永乐年间（1407—1424）中国统治下的安南〉，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所，1993,页98—99.
注26：《明太宗实录》卷50,永乐四年正月己酉条；卷24,永乐元年十月乙卯条。
注27：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台北：台湾东华书局，1989,页299-300。
注28：《明太宗实录〉卷12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亥条。
注29：《明太宗实录》卷263,永乐二十一年九月戊戍条。
注30：安焕然〈论满剌加与中国明朝的建交〉（吉隆坡）《愿景文化季刊》，第4期，2000.4,页41—48。另，该文亦收录在安焕然《本土与中国学术论文集》，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3,页333—349。
注31：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页134。
注32：张奕善<明帝国与南海政略〉《东南亚史研究论丛》，页5。
注33：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术史》，页486。
注34：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页72。
注36：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页132。注37：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页132。
注37：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页308。
注38：毛佩琦、李焯然《明成祖史论），页255。
注39：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术史〉，页533—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