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七卷第一期
2015年6月 页35-62
庙宇，坟山的社群化与新加坡华人移民帮群组织之建构
兼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研究的新思考
曾玲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摘要
在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移民时代华人社会结构与形态的讨论，是涉及华人社会建构与演化历史进程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以新加坡一个具有近两个世纪发展历史的帮群组织——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为研究个案，运用华人社团账本、会议记录等珍贵新资料，一方面从华人移民社会内部，具体地了解与考察近现代以来，南来拓荒的华南移民如何在殖民地时代新加坡的时空脉络下，运用传承自祖籍地的文化资源再建其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的历史图像；另一方面，透过对这批珍贵文献的整理与解读，力图从方法论上重新审视与反思既有的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与形态研究成果，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一些新思考。笔者认为，在东南亚殖民地时代，华人移民社会“帮”结构的形成与“帮群组织”的建立，是华人社会发展与演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笔者阐述了“帮”与“帮群组织”所历经的建构历史过程及具体的内容；讨论了“帮”与“帮群组织”所涉及的内涵，这包括“帮”与“帮群组织”所具有社群分类与整合功能、其内部结构与认同形态；考察了“帮”及“帮群组织”与会馆等华人社团的关系，并指出对该问题的考察，有助于学界从一个新视角讨论东南亚殖民地时代华人移民的社群关系。
关键词：新加坡、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庙宇坟山社群化、帮群组织建构
Communal Temples and Cemeteries in the
Singapore Chinese Bang System
A New Thought on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
Zeng L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one of the key issues is the social structures and forms
revolving around ethnic Chinese over migration trajectori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n organization that grew out from the bang system in Singapore over
two centuries, a cemetery named Haichun Fudeci Luyeting.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account books, records, and minutes of the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On
one hand, it aims to examine how the immigrants made use of the cultural
resources from their ancestral homelands in Southern China and reconstructed
the social structures and forms in the colonial Singapore. On the other, it
attempts to invoke new thoughts on the subject matter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It argues that a significant evolution in the Southeast Asian colonial era was
the formation of bang system and the subsequent bang organizations. This
article accou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s of bang systems and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groupings, integration, internal structure, and
identification. Also, it examines their relations with huiguan, another
important form of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study of the subject will
help to produce a new perspective to look at the commu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migrants in the Southeast Asian colonial era.
Keywords: Singapore, Haichun Fudeci
Luyeting, communalization of temples and cemeteries, construction of bang
system
庙宇，坟山的社群化与新加坡华人移民帮群组织之建构
兼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研究的新思考
曾玲*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问题的提出
在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移民时代华人社会结构与形态，是涉及华人社会建构与演化历史进程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上世纪70年代以前，海内外学界主要以会馆、宗亲会、行业公会等华人社团为研究对象。1970年代以后，学界在继续关注华人社团的同时，也开始展开对华人移民社会“帮”与“帮群组织”的考察，并成为研究华人移民社会结构与特征的另一种分析框架。
到目前为止，海内外学界对东南亚各类华人社团的研究，已有相当多的成果积累。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基于功能学派的研究旨趣。一般认为，包括会馆、宗亲会、行业公会等在内的华人社团与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并称海外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其中华人社团又扮演尤其重要的角色。在华人最为集中的东南亚，会馆等社团在半自治的殖民地时代承担了部分政府职能，不仅是维持那一时代华人社会运作的基本组织架构，亦是中华文化在东南亚传播和发展的最重要载体之一。例如李亦园的马来亚麻坡华人市镇研究、（注1）施振民的菲律宾华人文化的持续的研究、（注2）颜清湟的二战前新马社会的研究等，（注3）均采用“社团”的分析框架，并以会馆等社团作为华人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另一方面，二战以后的人类学东南亚华人研究视海外华人的会馆、宗亲会等为自愿社团，并由此切入来考察海外华人移民的人群结成关系，因而相当注重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海外华人社团研究。如谢剑在对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考察中，就从自愿社团的角度切入，探究华人社团建立在地域、方言、亲属等基础上的组织原则。（注4）
既有关于华人社团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考察华南移民祖籍地诸因素对各类社团建立的制约作用。例如，从传承自华南移民祖籍原乡的地域、方言、亲属关系等因素来考察华人社团的组织原则，从中国的行政建制来研究华人会馆、同乡会等不同的组织形态，并将这些形态视为中国省、府、州、县等行政建制在南洋华人移民社会的延伸。最经典的是Crissman 1967年提出的“分层结构”(segmentary structure)理论。该理论将海外华人社会视为中国社会行政建制的延伸，以纵的省、府、县、市、镇等轴面作为划分华人社团的组织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华人社会金字塔结构的分层原则。（注5）换言之，“中国视角”是华人社团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显然，这样的研究导向忽视了从东南亚在地的历史脉络与华人移民社会内部来考察华人社会建构与演化的历史进程。
“帮”是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结构研究的另一种分析框架。不过，“帮”首先是作为社会现实存在于东南亚华人移民的经验世界中。这至少可以从东南亚移民时代殖民政府和华人社会的相关记录中得到印证。以新加坡为例，在1881年英殖民政府首次进行的华人人口统计中，华人被分为“福建”、“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诸帮加以登记。（注6）新加坡辅政司于1889年12月19日成立华人参事局。其公布的文件规定，由该局成立的委员会中的委员由“福建”、“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华人五大帮群代表组成。（注7）华人社会以两个重要组织——同济医院和中华总商会为例。创办于19世纪70、80年代的同济医院，（注8）初期以闽、粤移民帮群为选举制度的基础组成“总理制”，并由两帮分别组织“总理团”进行管理。此种管理方式一直持续至1930年代。当时因受制于各种因素，同济医院决定修改章程，“废除分帮选举”，以“董事制”取代“总理制”。（注9）1906年成立的中华总商会，早在张弼士筹办之时，即“由各帮发起分劝各商号入会”。其创立之后，亦如同济医院，在“分帮选举”基础上建立组织管理系统。（注10）在总商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分帮选举”不断遭到诟病，但该制度直至1993年才通过章程的修改而废除。尽管如此，总商会仍保留了七个席位给福帮、广帮、潮帮、梅帮、埔帮、琼帮、三江帮等七大帮群代表。（注11）
虽然“帮”及“帮群组织”在殖民地时代的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对“帮”及对“帮群组织”的讨论，却是在上世纪70年代才真正开始进入学界视野。上世纪60、70年代，因新加坡市区重建涉及许多殖民地时代华人所建的庙宇、坟山和会馆等建筑的征用与搬迁，当时一批新马年轻学者，如林孝胜、柯木林、李奕志、张清江、吴华、张夏帏等，为了抢救这些即将淹没的华人移民社会重要历史记录，开展了一项以记录碑文、牌匾等为主要内容的田野研究工作，并在任务结束后出版《石叻古迹》记录考察的成果。（注12）1972年陈育崧和陈荆和将该项研究计划中所收集到的金石碑铭结集，以《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为书名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在该文献汇编的序言中，陈育崧首次提出“帮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特征”这一重要论述。他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指出源自华南移民祖籍地的方言差异是“帮”形成的原因，同时将“血缘、地缘、业缘”这些闽粤移民社会的人群结成关系法则引入华人“帮”社会结构的研究中。（注13）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之后出版的一些东南亚华文碑铭汇编，如傅吾康、陈铁凡合编的《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亦以“帮”及“帮派组织”的分析框架来讨论移民时代的马来亚华人社会。（注14）
随着陈育崧关于华人移民社会“帮”结构理论的提出，研究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史的一些学者开始跳脱原有的“社团”的思路，转而以“帮”与“帮群组织”理论来考察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结构及其特征。其中又以麦留芳和林孝胜的研究较有代表性。麦留芳是一位社会学学者。他的《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一书，运用人口普查和碑铭资料，证实19世纪星马华人社会存在以“方言群认同”为群体认同意识的“帮”结构与“帮群组织”。（注15）林孝胜是研究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历史学者，亦是上世纪60、70年代华人社团金石碑铭收集计划的主要策划与参与者之一。1995年，他在其出版的《新加坡华社与华商》一书中，考察19世纪新加坡华人移民社会的帮权与帮群问题。林孝胜的研究沿用陈育崧“方言差异”理论，同时也从移民史、移民帮群的人口数量、职业特征、经济实力等不同层面考察华人帮群力量的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帮群间的对立与互动等问题。（注16）上述学术史研究概要显示，随着对金石碑铭的收集、整理、出版、研究与解读，学界在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与形态的考察中，除了原有的“社团”与“社团组织”外，又有“帮”与“帮群组织”的另一种分析框架。由于“帮”与“帮群组织”早已是华人社会的现实存在，因而后一种分析框架显然比以会馆等社团组织作为华人社会基本结构的讨论往前走了一步。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林孝胜等学者从东南亚殖民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等时空环境讨论华人移民社会的帮群形态问题，又比1970年代陈育崧等学者的研究更为深入与扎实。
然而，现有有关华人移民社会“帮”结构及其“帮群组织”的研究，还存在许多可以进一步拓展的思考空间。例如，陈育崧与林孝胜均提出，“帮是代表说一种方言的社群”，强调来自移民原乡的方言因素对华人社会形成“帮”结构的影响，但却没有阐述华人移民如何运用祖籍原乡的方言因素来建构帮群的社会结构，亦没有考察“帮群组织”的内部结构与运作方式。另一方面，“社团组织”与“帮群组织”是同时存在于华人移民社会的客观现实，而有关华人社会“帮”结构的理论基本未涉及二者之关系。
除受制于考察视角，上述研究的局限亦与文献资料的不足有关。陈育崧、麦留芳、林孝胜等学者的研究，虽力图论证“帮”与“帮群组织”在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的存在，并考察形成这一社会结构的方言等其他源自中国传统社会的因素，但由于所依据的主要是碑文资料，缺乏会议记录、账本、章程等华人社会内部档案记录，而碑文所具有的片段及静态的史料特征，使得他们的研究很难涉及动态的社会脉络对华人帮群结构演化制约作用等问题的讨论，更无法从华人移民社会内部具体考察“帮”结构的形成与“帮群组织”的建构与运作等问题。
海唇福德祠绿野亭（简称“绿野亭”）是一个在新加坡开埠初期华人移民社群分立与互动的时空环境下出现的帮群组织，（注17）迄今已伴随新加坡社会变迁走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在殖民地时代，绿野亭拥有庙宇与坟山，其属下涉及“广惠肇”、（注18）“嘉应五属”（注19）与“丰永大”（注20）等诸多移民社群。有关绿野亭的组成方式与演化历史，见以下图表：
表1：新加坡海唇福德祠绿野亭组成方式的历史演变图（1824年至今）
笔者在新加坡长期的田野研究中，收集到相当数量的各类华人社团档案，其中包括绿野亭和其所属的“广惠肇”、“嘉应五属”、“丰永大”的会馆、庙宇、坟山、学校等保留下来的碑铭、账本、董事部会议记录、章程、纪念特刊等各类文献。（注21）这些历史记录真实与具体地记载了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华人移民社会内部的运作方式与认同形态，是考察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移民帮群组织珍贵的文本文献。
本文运用现有已出版的碑铭资料和新发现的华人社团账本、会议记录等新档案，重点考察1824年至1927年的绿野亭，并以此为个案反思现有的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及其特征的研究，进而提出笔者的一些新思考。
庙宇与坟山：绿野亭的建立及特点
根据匾额、碑文等相关资料，绿野亭的发展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的海唇福德祠古庙和青山亭坟山。
从无主孤坟到具有社群边界的海唇福德祠
自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海唇福德祠（以下简称“福德祠”）是南来拓荒的华南移民最早建立的庙宇之一。关于该庙的由来，“据前人所述，当日神座为一长者之坟地，初不过陋小而仅具规模，后以声灵显濯，远近蒙麻，遂至祈祝者日众，及道光甲申，乃集众而扩建之……”。（注22）该庙的最早记录，是至今仍悬挂在庙内一幅1854年的匾额：
广惠肇三府众信士敬送
赖及遐陬
咸丰四年重修
道光岁次甲申仲春吉日立（注23）
庙里还立有两块与匾额同一年代的石碑。一块是“广惠肇”所立的“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大伯公庙序”碑。（注24）该碑碑文除了记录此次修建的过程，也强调“广惠肇”与福德祠的关系：“兹我广惠肇府人等羁旅于此，环居一埠，敬立福德神，建庙以壮神威，设祀以崇祀典，由来尚矣！——”。另一块是客家社群所立的“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注25）在碑文所列的捐款名单中，有“应和公司”和“大丰永”公司为此次重修各捐赠75元，以及潮郡万世盛公司捐93元的记录。
以上有关福德祠的传说与金石资料显示，其一、德祠最初仅是一处无主的华人移民坟地。后来因有祭拜而成为一间小庙。换言之，福德祠是经由孤魂崇拜转变而来的庙宇。其二、福德祠最初并无社群所属，它是在1824年经由“广惠肇”移民修建并接手管理才开始具有社群属性。正是根据这块牌匾，绿野亭将其创办的年代定立为1824年。其三、在1854年“广惠肇”重修福德祠工程中，因客属的“嘉应五属”和“大丰永”的加入而扩大了福德祠的社群边界，亦因该庙由广、客共同管理而具有两帮总机构的功能。
福德祠从无主孤魂到社群庙宇的转变，显示伴随闽粤移民南来拓荒而传承到东南亚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华人移民整合与帮群建构中的重要意义。福德正神即土地神崇拜，是中国传统民间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新加坡移民时代华人帮群社会的脉络下，经由孤魂崇拜转化而来的福德祠已不仅仅是一座供奉大伯公神明的华人民间宗教庙宇，它同时也被赋予社群边界，承担整合移民社群与作为“广、客”总机构的功能。
从“青山亭”到“绿野亭”
在殖民地时代的东南亚，坟山组织普遍存在于华人移民社会。在19世纪的新加坡，几乎每个华人移民社群都建有自己的坟山，这些坟山大多以“亭”称之。移民时代华人社会的坟山组织既是丧葬机构——处理本社群先人的营葬和祭祀，同时也具有界定社群成员身份，承担团结、凝聚与整合本社群的重要功能。（注26）
在广、客移民整合与绿野亭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坟山亦有着重要的作用。绿野亭最早的坟山，是设立于开埠之初的青山亭。“戊戌之先，属人原有青山亭之设，位于安祥山之东，即今柏城路之西一带滨海地段。120年前，正（值）新加坡开辟商埠之初，七属同人南来日众，黎庶云集，远离祖国，而灾疾死亡之事，亦再所不能无之，属人等以不忍目睹暴露之情，乃集议而谋寄葬之地于此，以其蓁莽青苍，邱陵起伏，故命其名曰青山亭”。（注27）有关青山亭的状况，保存下来的资料及其稀少，仅在保留下来的光绪年间绿野亭账本中可见零星记载。根据这些记录，在光绪乙已年（1905），青山亭收地租15元和交屋契金15元。（注28）青山亭的最后一次修建，是在光绪丙午年（1906）和丁未年（1907）。（注29）另外，账本中有“光绪丁未五月青山亭起葬状师费50元”的记录，（注30）说明青山亭在这一年开始迁葬。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曾在当代嘉应五属义山见到一总坟墓碑上写有：“青山亭迁徙总坟之墓、嘉应五属祀”，日期是“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岁冬月旦”。由此进一步证实，青山亭的迁葬时间应在光绪三十年前后。
道光戊戌（1838）年间，因青山亭已无安葬先人的空间，广、客侨领向殖民地政府申请新建坟山。1840年1月20日，该申请获殖民地政府批准，并获赠送一块签发土地执照为1525号、位于中峇鲁和合洛路之间、面积32英亩、期限为999年的土地。（注31）广、客将新义山命名为绿野亭：“朔自戊戌上已，迄庚子中秋，从事于此山清理建设者凡三年，山前筑一小桥，又建一亭，颜其亭曰绿野小亭，盖取青山与绿野相对之义也”。（注32）1840年，在绿野亭建设基本告一段落，广、客再立“广东省永定县重修冢山碑记”，（注33）记载新坟山修建的缘起与过程。
绿野亭建立的特点
从碑铭与账本记录，可见绿野亭由来自中国广东的广府、肇庆、惠州、嘉应、丰顺、大埔和福建的永定移民所创立，是管理广、客移民的庙宇和坟山的帮群组织。其建立具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在绿野亭内部，即有“广府”与“客家”等方言的不同，又有广、客移民祖籍地缘的差异。因此，多元的认同形态与复杂的社群关系是这个帮群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绿野亭建立的基本任务，是为新加坡广、客移民提供宗教活动的场所和安葬先人的坟山，以及进行与营葬、祭祀等相关的事物，这也是移民时代华人社会的基本功能之一。绿野亭与一般祖籍地缘会馆和姓氏宗亲会等社团组织的相异之处，在于它仅承担一般华人社团会馆的部分功能，即处理移民的信仰与丧葬、祭祀事宜，并将这部分功能独立出来。换言之，在开埠初期的新加坡社会脉络下，广、客移民以中华文化中的神明信仰和祖先崇拜为纽带，建立了跨方言与地缘的帮群组织绿野亭。
综上所述，在新加坡开埠初期出现于华人社会舞台的绿野亭既是庙宇与坟山组织，处理广、客移民的信仰与身后的营葬、祭祀等事宜，也是广、客最高联合机构，承担团结、凝聚与整合两社群的功能。换言之，双重功能是绿野亭这个新帮群组织的基本与重要特点。
绿野亭内部的社群关系与认同形态
在绿野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内部复杂社群关系与认同形态是其中的关键与重要的问题。
“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社群关系
自1819年开埠到1927年的一百多年里，新加坡社会与经济已有很大的发展。来自中国、印度和马来半岛的移民逐渐在新加坡这片新土地上安定下来。政治上，这一时期的新加坡仍是英国殖民地，殖民政府对华人社会仍采取“半自治”的统治政策。在华人社会内部，伴随开埠以来新加坡社会的发展变迁，到19世纪80-90年代以后，一方面，移民帮群间的分立与互动仍在演化中，与此同时，超帮活动也在各华人移民帮群之间展开。（注34）跨入20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进入一个“后帮权时代”。一方面已有超帮的组织与不少超帮的领袖人物出现；但另一方面帮群关系仍此消彼长，在本质上仍是一个“帮派林立，相互冲突、消长、调和的社会”。（注35）
碑文与账本记录显示，上述开埠以来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与演化的时空环境，制约绿野亭内部的社群整合与认同关系之形成的进程：
从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末，是广、客移民社群整合的最初阶段。这一时期，广、客移民透过共同经营与管理福德祠和青山亭坟山，在两帮总机构内部奠定了属下社群关系的最初框架。
从19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绿野亭内部的社群整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此一时期，广、客移民继续通过共同管理庙宇与坟山来巩固与发展之联合，其内部则在不断整合过程中逐渐形成“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社群关系形态。有关这一时期绿野亭运作状况，保留在以下的碑文中：
咸丰四年（1854）“广惠肇”立《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
咸丰四年（1854）“客帮”立《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
同治元年（1862）“广惠肇嘉应大埔丰顺永定”合立《重修新山利济桥碑记》
同治八年（1869）“嘉应州五属”“丰永大三邑公司”立《福德祠大伯公碑记》
同治九年（1870）“广惠肇”立《砌祝地基捐缘勒石碑记》、《建筑福德祠前地台围墙序》
光绪十年（1884）“广惠肇”立《广惠肇重修新利济桥道碑》光
绪十年（1884）“嘉应州五属”立《重修绿野亭利济桥芳名碑》(注36)
从上述广、客修庙建桥的碑记，可以看出从上世纪40年以后到80年代中叶绿野亭内部的社群关系特征：
第一、这一时期的广、客虽然合作进行了七次重修庙宇和坟山等项工程，但除了同治元年是由“广惠肇嘉应大埔丰顺永定”共同重修利济桥外，其他的六次工程均是由“广惠肇”、“客帮”、“嘉应五属”、“丰永大”等分别进行，这说明这一时期的绿野亭内部仍具有明确的社群分界，因而呈现出“合中有分”的社群形态。
第二、在“广惠肇”和“嘉应五属”、“丰永大”具有明确的社群分野的同时，在绿野亭这个总机构内部，还呈现出广、客“分中有合”的另一面。例如，在同治八年客属修建福德祠大伯公碑中的副首事汤广生，其名字也出现在同治九年“广惠肇，，修建福德祠捐款名单中。他为“广惠肇，，的修建工程捐了六元，位居数百位捐款名单中的第十。另外，在光绪十年“广惠肇重修新山利济桥碑记”中，客属的茶阳会馆、丰顺会馆亦合捐了250元，应和会馆则独捐了250元。这三个客属社团为捐款名单中数额最高者。
绿野亭内部的社群关系架构，在光绪十二年（1886）的《福德祠二司祝讼公碑》中被确认。以下是该碑文的内容：
光绪十二年（1887）福德祠二司祝讼公碑
广惠肇
立合约人： 等
嘉应丰永大
缘因海唇福德祠内二司祝人争闹喋喋不休，致讼公庭。蒙总巡捕护卫司二位大人提讯在案，随转谕两造绅商秉公妥办，兹已平允无异词。此后共敦和睦永相亲爱，特立明字存据。
谨将章程列左
一议所有入庙参神宝烛香油等项，及内外题福、潮、海南帮所捐签之银，一概归入庙尝，不许投充，以免滋事。
一议众请司祝四人，广帮二名，嘉应丰永大帮二名，其人归值年炉主酌请。
一议庙内出息或不敷用，由两籍均派，各沾一半。
一议司祝工食。俱由庙内出息支给，倘有籍端滋事。值炉主集众处革。
大英壹千捌百捌拾柒年然花里拾贰号。
清光绪拾贰年贰月玖日
广惠肇：梅照 何柱 李书祥 陈立厚
嘉应：汤璋会 欧阳虞廷
等同立
丰永大：张族昌 余宰兆 梁福来 陈观保（注37）
上述碑文内容为我们了解19世纪80、90年代包括广、客在内的新加坡华人移民社会结构与社群关系，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第一、由广、客移民管理的福德祠，其信众包括了福、潮、海南等不同的移民。说明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到19世纪末，移民社群之间的界线已非泾渭分明。这一时期的福德祠既是广、客两帮的最高联合总机构，又因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神是不分地域”的特征而能跨越不同的社群，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华人移民社会向超帮的方向发展。
第二、该碑文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以刻碑的形式首次确立了绿野亭内部广、客三社群的关系架构。随着社会变迁和华人移民社群的整合，绿野亭创立初期内部复杂的社群关系逐渐趋于简单和定型。碑文上呈现的“广惠肇”、“嘉应五属”和“丰永大”的三社群，反映了19世纪末华人社会发展与移民社群整合的客观现实。碑文内容也规定了广、客三社群在绿野亭内部的划分办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权利与义务等问题。即在绿野亭内部，广、客帮权力与利益均等。广帮一方包括广惠肇社群，客帮一方则包括了嘉应五属、丰永大两社群。这样的划分为未来绿野亭内部各社群的权利、责任与经济利益的分配等问题奠下了重要的基础。
认同形态之建构
作为一个跨方言与祖籍地缘的新帮群组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内部建立在广、客三社群“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关系架构上的“整合大群，凝聚小群”认同形态也基本确定下来。
一、广、客三社群的“绿野亭认同”
根据账本、会议记录等文献，广、客三社群的“绿野亭认同”体现在绿野亭管理运作等的许多方面。在绿野亭保留下来的账本中，有一份光绪戊子年（1888）八月至光绪庚寅年（1890）七月修筑青山亭、绿野亭围墙等各项费用的支出账目记录。根据这份记录，当时修筑青山亭、绿野亭围墙等的各项费用共需银6,434.15元。这些费用由福德祠的香油银、“广惠肇”、“丰永大”、“嘉应”四个部分支付。在扣除了福德祠的香油银后，尚需银4,812.89元，即“按四股”即2:1:1的比例均派，以“广惠肇贰股”、“丰永大壹股”、“嘉应一股”的方式支付。38从这份记录可以看到，“广惠肇”、“丰永大”、“嘉应”透过共同承担庙宇与坟山修建工程的经费，所显示的是三社群对总机构共有的“绿野亭认同”。另一方面，总机构在其运作中亦注重与强调其与属下社群之间的关系。以坟山管理和“春秋二祭”为例，在广、客三社群分别建立冢山之后，为了凝聚属下社群，根据董事部会议记录，绿野亭从20世纪初开始，就将祭扫属下社团的坟山纳入其运作内容中。账本记录显示，民国十六年和十七年春祭期间，绿野亭两次祭扫“广惠肇”的碧山亭坟山，两年支割草费工银30元，39这显然有助于加强“广惠肇”的“绿野亭认同”。
二、广、客三社群对各自所属社团的认同
在总机构内部，广、客三社群除共有的“绿野亭”认同外，还存在“凝聚小群”即认同各自所属社群的形态。笔者根据账本中有关1906年至1920年绿野亭分派属下社团款项与属下社团对款项的使用情况记录做了一份表格（见附录）。其内容显示绿野亭内部认同形态的一些特征：
第一、透过款项的分派与接受，显示作为绿野亭与所属广、客三社群之间互为认同的关系。
第二、绿野亭所属社团对款项的使用，则显示出绿野亭内部社群认同的差异。“广惠肇”所分得的款项主要用于该社群所属的“养正学校”、“碧山亭坟山，，和“广惠肇方便留医院，，。而客属的“应和馆”，则用于会馆创办的应新学校。另一客属的“丰永大”，除了用于茶阳大埔会馆兴办的启发学校，也资助客帮总机构客属总会。
总之，在19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与变迁的时代脉络下，广、客移民透过共同管理庙宇和坟山，以总机构绿野亭为整合的框架。到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这个帮群组织内部逐渐形成“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社群关系架构和“整合大群，凝聚小群”的多元与多重的认同形态。
绿野亭运作系统的建立与制度化
组织机构与坟山管理系统的建立
一、组织形态的演化
根据会议记录、账本等，绿野亭组织机构的建立，历经了一个发展演化之过程。以下是笔者根据相关文献制作的一份表格：
表2：绿野亭管理形态的演变一光绪壬寅至民国二十二年(1898-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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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
管理者 |
社群所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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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戊戌至辛丑 (1898-1901) |
经理陈泗隆 |
广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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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壬寅至乙巳 (1902-1905) |
经理协利当 |
客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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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乙巳七月初十至戊申九月 (1905.9-1908.9) |
经理裕和号赵沛棠 |
广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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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戊申九月初二至辛亥九月初二 (1908.9-1911.9) |
经理大和当郭吉川 |
客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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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九月初五至民国甲寅三月十六日 (1911.9-1914.3) |
经理陈天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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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甲寅三月十七日至丁巳三月十三日 (1914.3-1917.3) |
香山(中山)会馆信昌隆黄史卿代黄云辉收 |
广帮应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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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丁巳四月初十至庚申二月二十一日 (1917.4-1920.2) |
正总理冈州会馆(广帮)广泰号朱述筱副总理大埔帮朱锐宸、谭清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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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庚申三月十三日至癸亥二月初九 (1920.3.12-1923.2.9) |
正总理大埔帮刘登鼎副总理肇庆会馆牛车水何锐昌，号何思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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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癸亥二月初九至乙丑二月二十八日 (1923.2.9-1925.2.28) |
正总理番禺会馆陈籍卿副总理应和馆梁谷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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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乙丑二月二十八日至丁卯二月 (1925.2.28-1927) |
正总理应和馆陈翼扶副总理东安会馆陈子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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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丁卯三月十八日至己巳三月初三 (1927.3.18-1929.3) |
正总理东安会馆刘灿辉副总理应和馆陈翼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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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己巳三月初三至辛未年三月初二 (1927.3-1931.3) |
正总理丰永大蓝禹甸副总理香山会馆林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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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辛未三月起至癸酉二月三十日 (1931.3-1933.2) |
正总理香山会馆林煜副总理丰永大蓝竞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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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曾玲编《1887-1933年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福德祠绿野亭历届职员表〉，《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纪念特刊》。
根据上述内容，从1898年到1932年，绿野亭管理形态的演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98年持续到1914年3月。这一时期，广、客移民以福德祠为总部，以两帮的商号如“协利当”或个人如“陈天送”，三或四年一任轮流管理总机构。
第二阶段从1914年延续到1922年。这一阶段，绿野亭的管理方式出现了两个变化。其一，虽然福德祠仍是总机构的总部，但在民国三年三月“香山会馆接管进支总结”，显示会馆开始取代个人或商号进入绿野亭管理系统。其二、出现“总理”、“副总理”等的机构设置和在报刊上“举总理”的机制，（注40）如账本中有“丁巳年三月初三支国民报举总理4元”、“三月十三日支总汇报举总理3.5元”的记录，表明绿野亭组织机构的设置已经开始趋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注41）
第三阶段开始于民国十二年（1923）。这是绿野亭建构制度化的组织管理机构的重要阶段。这一年绿野亭以广、客三社群为原则建立董事制度，由属下的“广惠肇”九所会馆、“应和会馆”和“丰永大公会”等11所社团派出20名代表组成董事部来管理福德祠。（注42）账本中开始出现与董事会有关的记录。如民国十二年二月九日“支董事叙会香酒菜银38.30元”、三月二十六日“支董事往绿野亭看山车费2元”。（注43）
上述三个阶段的演化显示，从19世纪80-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绿野亭管理经历了一个从以福德祠为总部、以广、客个人或商号轮流管理，到广、客11所会馆组成管理总机构的董事部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涉及绿野亭管理者和管理机构的制度化，亦有助于促进其内部的社群整合。
二、庙宇与坟山管理的规范化
作为绿野亭运作主要内容的庙宇与坟山管理，在这一时期也历经了一个规范化的发展过程。
虽然福德祠在广、客社群内部的整合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数十年中并没有建立起制度化的管理机制。在《福德祠二司祝讼公碑》，首次确定“司祝”的社群所属和广、客分帮聘请的办法，“众请司祝四人，广帮二名、嘉应丰永大帮二名，其人归执年炉主酌请”。
随着绿野亭进入制度化的发展阶段，自开埠以来一直扮演总机构的福德祠逐渐作为绿野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独立出来，对“司祝”社群所属的限制也在民国后逐渐淡化。民国三年，经广、客两帮公议，决定将庙宇的司祝由“值年炉主分帮约请”改为“招人投票承理”。投标人以“月纳80元香油金”标得承理权。另外，还规定庙宇司祝逐届以两年为期，“限满重新招票，价高而善祀神者得之”。经此改变，“司祝”已不受社群所属的限制而回归庙宇管理者的身份。
坟山管理处理的是先人的营葬事宜，所面对却是广、客三社群的生者，因而是绿野亭运作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绿野亭建构制度化管理系统的过程中，有关坟山的管理主要涉及坟山的埋葬形态、“春秋二祭”及“巡山制度”等内容。
1.绿野亭的埋葬形态
根据文献纪录，到20世纪20年代，绿野亭坟山内已经确立“个人坟地”和“社团总坟”两类基本的葬地形态。有关个人坟地，所能见到的较完整的记录是1957年绿野亭坟山的迁葬记录，“有县籍姓氏者4,341穴，无县籍姓氏者7,177穴”，总计共有“11,518穴”。（注44）
另一类埋葬形态是“社团总坟”。所谓“社团总坟”，是东南亚移民时代华人社团所创造的一种埋葬方式。“社团总坟”由会馆、宗亲会、行业公会等不同类型华人社团设立于华人坟山内。华人社团修建总坟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社群成员身后的安葬与祭祀问题，亦是为了在帮群分立的华人社会建构虚拟的“社群共祖”作为社群认同的象征以整合社群。（注45）
绿野亭坟场内的“社团总坟”依其性质又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绿野亭属下各类社团建立的总坟，另一类是由绿野亭设立的“绿野亭总坟”。根据文献记载，在总机构创建初期，广、客社团就在青山亭设立总坟。例如，1849年刘关张赵四姓移民在青山亭建立“四姓先人坟墓”。（注46）1840年以后，广、客社团继续在新开发的绿野亭坟山设立总坟，如1885年三水移民在绿野亭“三水义冢”等。（注47）
有关“绿野亭总坟”的最早记录，根据保留下来的账本，1921年7月和10月，绿野亭支出作总坟的工料银分别为169.40元和159.50元。（注48）20世纪20年代正是绿野亭制度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修建具有象征“绿野亭认同”的“绿野亭总坟”，对于凝聚绿野亭内部的广、客三社群，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上述绿野亭坟场内的“绿野亭总坟”和“属下各类社团总坟”的分类，是绿野亭内部社群结构与认同形态在埋葬形态上的反映。
2.“春秋二祭”与“巡山制度”
“春秋二祭”是中国社会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在每年农历清明节和重阳节期间，中国人多以家庭与家族为单位举行祭扫祖先坟莹活动，此称为“春秋二祭”。伴随中国华南移来，“春秋二祭”习俗也传到东南亚。与中国本土不同的是，除了祭祀家族先人，在东南亚许多华人社团还祭祀“社群共祖”——各类社团总坟，以此来强调和凝聚社群成员对所属社团的认同感。
19世纪有关青山亭和绿野亭的祭祀先人活动，主要保留在碑文中。到了20世纪，有关祭总坟的记录频繁地出现在绿野亭账本与议案簿中。根据账本纪录，绿野亭祭总坟开始于1920年，该年因“春祭”支出160元。（注49）从这一年开始直到账本结束的1933年，绿野亭每年都有“春祭”“祭总坟”的开支记录。而“秋祭”则开始于1928年。另外，在民国九年至十六年的“福德祠绿野亭议案簿”中，亦有大量绿野亭董事部“祭总坟”的记载。例如1923年绿野亭成立董事部，此时正值清明节前后，董事部随即议决进行“祭总坟”工作。为此董事部成立了一个包括番禺、香山、南顺、东安、三水、冈州、惠州、肇庆、宁阳、永定、丰顺、嘉应、大埔、应合等会馆的代表共计15人所组成的“春祭”委员会，准备了“金猪”、酒、茶、鞭炮等“春祭之应用品”。（注50）
在绿野亭坟山管理规范化的过程中，“巡山制度”是其中另一项重要的内容。所谓“巡山”，即定期巡视坟场，以免坟场遭到破坏。1913年2月16日的账本中有“支番人查山车工2元”的纪录。（注51）1923年董事部成立，这一年的3月26日、4月14日、4月20日、4月29日、5月1日“董事往绿野亭看山车费”共花费60元。（注52）此后到账本结束的1933年，有关董事巡山车费的支出大量出现在账本中。说明在1923年董事成立后，“董事巡山”已经成为绿野亭坟山管理的重要制度之一。
此外，绿野亭的坟山管理还包括休整道路、凉亭、割平坟场内过高的茅草等项常年工作。
章程的颁布与管理运作系统的制度化
1927年8月21日，绿野亭章程经同人大会通过，正式刊印施行。（注53）这是绿野亭自出现在新加坡社会舞台100年来所颁布的第一部章程。该章程的颁布，显示历经一个世纪的发展与演化，绿野亭已基本完成内部的社群整合与管理运作制度化的历史任务。
一、确认绿野亭的基本功能与社群边界
章程首次确定庙宇和坟山为绿野亭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将社团定名为“新加坡海唇福德祠绿野亭”。这显示原本作为庙宇与坟山名称的“海唇福德祠”和“绿野亭”，透过章程的条规同时也被赋予社团组织的形态，进而确认绿野亭在百年发展中所承载的庙宇坟山管理机构与整合广、客移民社群组织的双重功能。在章程的“宗旨”中，确认由广、客的“广惠肇”、“嘉应五属”、“丰永大”构成绿野亭的整体，规定“绝对保护维持福德祠绿野亭产业广客两帮七属广惠肇嘉丰永大义冢坟场为宗旨”，这既是对100年来广、客移民在新加坡社会脉络下所历经的整合进程的总结，亦是以章程的形式确认这个跨方言与跨地缘华人帮群组织的社群边界。
二、确认广、客三社群为社团的基本组织架构
1.以广、客三社群的会馆为社团成员设立董事部
根据议案簿的纪录，有关绿野亭设立“董事部”的讨论，开始于民国九年四月的会议。当时南顺会馆的陈赞明在会上提出设立16名“叶理”（即董事），其中广、客两帮各8名。广帮的8名，分别由惠州、南顺、番禺、三水、东安、冈州、宁阳、香山等会馆的代表担任。客帮的8名，则“丰永大”和“嘉应五属”各占4名。这个提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成.（注54）民国十二年，绿野亭正式成立董事部，董事部由广、客各派10名、总计20名董事所组成。这一年3月25日的会议记录中有一份“癸亥年职员表”。这是在绿野亭保留下来的文献中第一份完整的绿野亭董事部成员名单。根据这份名单，绿野亭确定由当年已经成立的广、客11所会馆，即广属的番禺会馆、香山（后改为中山）会馆、宁阳会馆、冈州会馆、三水会馆、惠州会馆、东安会馆、肇庆会馆、南顺会馆；客属的应和会馆、丰（顺）永（定）大（埔）公会为绿野亭的基本成员，并由这些会馆派出20名代表作为董事组成董事部，承担管理绿野亭的组织功能。（注55）
章程确认1923年成立的董事部为绿野亭的组织机构和参与1923年董事部的广、客11所会馆为社团成员，并规定在1926年以后成立的广、客之会馆不再具有会员的资格。这是绿野亭在创立100年后，首次以章程条规的形式确定其管理机构和成员组成。
2.以广、客三社群为基干的董事部组织法
章程在确认董事部为绿野亭的组织管理机构的同时，也规范了董事部组织法。该组织法最重要的部分是确认1923年董事部以广、客两帮三社群为基干的组织体系和广、客“轮值”的管理制度。
关于董事部的组织方式，章程规定“本亭祠设20人，计广惠肇十名应和馆五名，五名丰永大公司五名组织之”。“由本董事部20名内推正总理、副总理、财政、司理各一人、查数两人。其余概为董事分任各项职责”。
章程也确定广、客两帮三社群“轮值”的管理制度。由广、客轮流管理总机构，是自以福德祠为总部以来所形成的一项传统。绿野亭百年的发展与演化的历史显示，这一管理方式有助于绿野亭处理与整合其内部“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社群关系。章程在确认1923年董事部成立时制定的组织原则与管理系统的基础上，以条规的方式规范董事部核心成员由广、客轮流担任的“轮值制”及具体办法：“本亭祠正总理、副总理、司理、财政为广客两帮双方轮值担任，两年为期。例如本届广帮担任正总理、司理，客帮则担任副总理、财政，下届互相更换。每届以两年为期，期满改选。惟财政员倘有挟款潜逃及负欠公款等情，须由该邦负责偿还以维公款”。
章程还对正、副总理、财政、司理、查数、各部董事的职权、职责等，以及绿野亭召开董事会和同人大会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
3.确认庙宇与坟山的管理制度
确认并规范绿野亭在20世纪初所建立的庙宇与坟山管理制度，是1927年章程的另一重要内容。
福德祠的“司祝”经民国初年的变更，已由“招人投票承理”取代原来的“执年炉主分帮约请”。此项打破“司祝”社群限制的改革在章程中被确定下来。章程中有关庙宇的另一项条规是款项的支配。与“司祝”问题一样，该项条规改变光绪十二年由广、客“两籍各沾一半”的做法，由董事部来管理庙宇的款项。值得注意的是，条规中增加了一项民国初年改革中所没有的内容，即祠亭收入的款项除支付运作开销之外，“有盈余当办新加坡广、客两帮公益慈善事业或正式学校经费等用”。这显示，20世纪以后绿野亭在其运作中内容中，除庙宇与坟山外，还增加了关注社会公益与教育的新功能。
关于坟山管理，章程在第七款“关于绿野亭地坟规则”中着重确认1923年董事部成立施行的“董事巡山”制度，并就有关巡山的方法、费用等事宜作了具体的规定。为了让“董事巡山”制度能常年不断地坚持下去，“规则”还规定：“至年终，本祠按部核算，计董事一名巡山一次，本祠应贴回车力银一元。如遇值期缺巡一次，每次补香油两元，不得反抗”。上述制度经1927年章程确认，一直持续到1956年坟山被新加坡政府征用后才宣告结束。
由绿野亭董事部主持的“春秋二祭”在章程中没有直接涉及，但大量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账本与议案簿中有关“春秋二祭”的纪录显示，这项具有整合功能的祭祀活动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已经制度化，并成为绿野亭运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迨至1937年，一项关于祭祀的新条例进入董事部的议事日程。这一年秋祭“公众议决，此后春秋祭墓，所有青山亭、绿野亭，分散各属坟山之总坟散墓，应查点清楚，记录保存，每有祭祀应行一律预日斩草挂纸，以便至期焚香祭拜”。（注56）至此，由总机构主持的“春秋二祭”，其范围扩大到广、客三社群所属的广惠肇碧山亭、嘉应五属义山、丰永大毓山亭三坟山。由于祭扫广、客四坟山的“春秋二祭”对于强调与促进广、客三社群的“绿野亭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该项条规至今仍被执行，虽经新加坡社会的发展变迁而没有改变。它不仅成为绿野亭运作中的一项传统内容，亦是承载广、客移民社群整合历史记忆的重要制度之一。
综上所述，经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发展，绿野亭在社群整合的基础上于1920年代建立制度化的组织架构和规范化的管理系统。1927年颁布的首部章程，总结与确认了绿野亭在新加坡社会脉络下所历经的100年的社群整合与制度化发展的成果，亦为该帮群总机构在20世纪的演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帮”与“帮群组织”之建构：
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研究的新思考
本文所讨论的绿野亭是一个在新加坡开埠初期出现在华人移民社会舞台上的帮群组织。在新加坡殖民地时代，绿野亭即是庙宇与坟山组织，处理广、客移民的信仰和身后的丧葬祭祀等事宜，也是广、客移民最高联合机构，承担凝聚与整合两社群的功能。本文运用绿野亭及其与所属社群相关的坟山、庙宇、会馆、学校等保留下来的账本、会议记录、章程等各类珍贵新资料，考察从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绿野亭如何运用伴随移民传承而来的中华文化资源，透过庙宇、坟山的社群化、在新加坡殖民地的社会脉络下所历经的移民社群整合与帮群组织建构的历史进程，进而在审视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有关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研究提出一些新的思考。
本研究证实陈育崧提出的有关“帮”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特征的论断。在笔者所收集的二战前绿野亭及其属下社群相关的各类文献中，尤其是账本、会议记录等，基本未见“福建帮”等新加坡其他帮群的记载。（注57）从文献的社群属性，显示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华人移民社会“帮”及“帮群组织”之存在。另一方面，有关东南亚华人移民帮群社会结构的产生，陈育崧等学者特别强调“方言”因素的作用。本研究所考察的绿野亭，其属下包含有广、客的“广惠肇”和“嘉应五属”、“丰永大”的两大方言社群，这一方面说明不同移民社群的方言差异的确对华人帮群之形成有影响，但与此同时也显示，“方言”并非唯一的制约因素。
在总结与审视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本文对殖民地时代华人移民社会结构与特征的考察，呈现更多的研究内容：
第一，“帮”与“帮群组织”历经一个建构的历史进程：
本文对绿野亭的考察显示，在华南移民存在方言差异与殖民统治政策等诸多因素制约下，华人移民社会“帮”结构的形成与“帮群组织”之建立，历经一个历史进程。在绿野亭这一个案，这一历史进程是伴随“神” “鬼”的社群化与帮群组织建构的制度化而完成。
“神”是指本文所讨论的海唇福德祠、忘海大伯公等庙宇中所祭拜的“大伯公”神明，“鬼”则是指埋葬在青山亭、绿野亭、碧山亭等广、客设立的帮群坟山中的“先人”。神明信仰与坟山崇拜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绿野亭的历史显示，当闽粤移民南来新加坡拓荒，这些传统文化也随之传入，并历经了一个“社群化”的转换过程。透过这一过程，“神”与“鬼”被赋予“嘉应五属”、“丰永大”、“广惠肇”等的社群边界，从而承担起凝聚与整合广、客移民的重要功能。
如果说“神” “鬼”的“社群化”为广、客移民社群整合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与认同纽带，那么，作为广、客三移民社群的总机构，绿野亭在历经一个世纪的运作之后建立的组织机构与规范化的管理系统，则是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总之，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在华人移民社会舞台，到20世纪20年代第一部章程的颁布，作为帮群组织的绿野亭在新加坡殖民统治的时空脉络下历经了100年的发展进程。这一历史过程亦是华南移民在新土地上实现社群整合与社会建构的一个缩影。
第二，“帮”与“帮群组织”所涉及的内涵：
本文所讨论的绿野亭个案，有助于思考移民时代华人社会“帮”与“帮群组织”所涉及的内涵。
在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海外华人社团研究中，多将地缘、血缘、业缘等因素视为华人移民人群结成关系之文化纽带，并认为是基于这样的认同关系而建立了会馆、宗亲会、行业公会等华人社团。换言之，移民个人的认同意识及其差异，是华人社团的分类与建立的内在文化因素。从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帮”是殖民地时代华人移民社会的另一种“分类法则”。不过，
“帮”并非针对移民个体而是群体，是对华人移民社群关系的描述。因此，如果说会馆、同乡会、宗亲会等华人社团是基于移民人群结成关系而建立，那么“帮群组织”则是华人移民社群分类与整合的产物。
有鉴于“帮”与“帮群组织”具有华人移民社群分类与整合之特征，一方面，“帮”与“帮群组织”能够提供容纳更多单一华人社群的组织架构与整合机制。以本文所讨论的个案为例：作为广、客三社群总机构的绿野亭，其内部显现“分中有合、合中又分”的社群关系，为此，绿野亭建构了一整套能够“整合大群、凝聚小群”的帮群组织管理架构，并透过章程的制定将其制度化。绿野亭的组织机构从殖民地时代延续至今，对于维持这个帮群组织的运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充分显示“帮”与“帮群组织”所具有的社群整合之功能。另一方面，从绿野亭作为“广惠肇”、“嘉应五属”、“丰永大”帮群组织的属性看，在华人社会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帮”与“帮群组织”又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处理华人移民社群整合过程中，亦具有在华人社会内部将华人社群分类的功能。这在笔者所收集文献具有鲜明的社群属性已得到证实。这亦是陈育崧指出“帮”是东南亚华人尤其是新马华人社会结构基本特征的奥秘之所在。
那么作为殖民地时代华人移民社群分类与整合产物的“帮”与“帮群组织”，其内部结构与社群认同又呈现怎样的形态？
对帮群组织绿野亭的考察，显示其运作内容涵盖了“人”、“神”、“鬼”三个系统。所谓“人”的系统，指的是以祖籍地缘、方言、姓氏血缘等宗乡文化为纽带而建立华人移民社团如应和会馆、丰顺会馆、茶阳大埔会馆、永定会馆等。“神”的系统是指具有广、客三社群边界的庙宇组织，如海唇福德祠、忘海大伯公等。“鬼”的系统则亦指那些处理本社群先人丧葬祭祀的坟山组织，如青山亭、绿野亭、广惠肇碧山亭、嘉应五属义山、丰永大坟山等。事实上，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帮群组织内部涵盖“人”、“神”、“鬼”三个系统是普遍的现象。在新加坡最大的华人帮群“福建帮”，在开埠初期即拥有处理先人丧葬祭祀的恒山亭坟山、以妈祖为主神的天福宫和福建移民社群总机构福建会馆。而以玄天上帝为主神的粤海清庙、处理先人丧葬与祭拜事宜的泰山亭和潮州八邑会馆则属于潮州移民帮群。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首府新山，其华人社会的五大帮群则共同拥有柔佛古庙、中华公会和埋葬与祭祀先人的义山。由此可见，透过以宗乡文化为纽带而建立的会馆、宗亲会等各类社团，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明信仰和坟山崇拜为资源而建立的具有社群边界的庙宇与坟山组织，华南移民在殖民地时代的东南亚建构了具有社群分类与整合功能的帮群社会。
就社群关系与认同关系而言，由于“帮”具有华人社群分类与整合之功能，故“帮群组织”内部的社群关系与认同形态呈现复杂之状况。在本文所考察绿野亭这个帮群组织内部，既有广、客三社群共有的“绿野亭认同”；又有“嘉应五属”、“丰永大”、“广惠肇”中的“惠州”对“客帮”的认同，“广肇”对“广府帮”的认同；亦有广、客三社群对各自所属的“嘉应五属”、“丰永大”、“广惠肇”的认同。因此，复杂的社群关系与多元的认同形态，是殖民地时代华人移民帮群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三、“帮”及“帮群组织”与会馆等华人社团的关系：
如前所述，自新加坡开埠，南来拓荒的闽粤移民在殖民地时代的东南亚重建家园的历史进程中，会馆、宗亲会等社团与“帮”及“帮群组织”几乎就同时存在于华人社会。有些华人社团虽是冠以会馆名称，但实际上扮演的是帮群总机构的角色与功能。例如新加坡开埠三年后成立的应和会馆，是南来的嘉应五属移民帮群的总机构。在殖民地时代，应和会馆设立学校、坟山，与“丰永大”共建望海大伯公庙宇，以解决嘉应五属移民的教育、宗教信仰以及身后的丧葬与祭祀等事宜。而1840创立的福建会馆和1929成立的潮州八邑会馆，则是新加坡福建帮和潮州帮的总机构。另一方面，在每个帮群组织的内部，都涉及或包括诸多会馆、宗亲会、行业公会等社团与团体。本文所讨论的帮群组织绿野亭，在1927年订立的章程中，明确规定以“广惠肇”属下的九会馆和应和会馆、“丰永大”等共11所社团为该组织的团体会员。与此同时，“丰永大”属下包括了丰顺、永定、茶阳大埔三会馆。而作为“嘉应五属”总机构的应和会馆，亦涉及梅县、兴宁、五华、平远、焦岭等移民所成立的多所会馆、同乡会等。因此，考察与讨论“帮”与“帮群组织”和会馆、宗亲会等华人社团的关系，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研究课题。
本文的研究，为上述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个案。首先，不论是作为帮群组织的绿野亭，还是其所属的广、客三社群的会馆、同乡会、宗亲会、坟山、庙宇等各类社团组织形态，都具有整合与凝聚所属移民的共同特点。因此，在“华人移民整合”的意义上，绿野亭与属下各类社团的基本功能是相同的。然而另一方面，作为具有社群分类与整合特征的绿野亭，相比属下的各类社团，则具有更大的整合空间，它可以容纳广、客三社群所有的各类组织与社团。由此可见，“帮”与“帮群组织”，相对于由单一社群所组成的会馆等社团，具有凝聚与整合更多社群的功能。因此，就华人社会的发展进程而言，伴随“帮”结构的形成与“帮群组织”的建立，标志着华人移民的社群整合与华人社会的建构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就华人移民社会的“帮群组织”与会馆等华人社团做更深入的研究与考察。不过，无论如何，对该课题的讨论，将有助于学界从一个新的视角讨论殖民地时代华人移民的社群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以新加坡一个具有近两个世纪发展历史的帮群组织绿野亭为研究个案，运用华人社团账本、会议记录等珍贵新资料，一方面从华人移民社会内部，具体地了解与考察近现代以来，南来拓荒的华南移民如何在殖民地时代新加坡的时空脉络下。运用传承自祖籍地的文化资源再建其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的历史图像。（注58）另一方面，透过对这批珍贵文献的整理与解读，本文力图从方法论上重新审视与反思既有的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与形态研究成果，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一些新思考。笔者认为，在东南亚殖民地时代，华人移民社会“帮”结构的形成与“帮群组织”的建立，是华人社会发展与演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笔者阐述了“帮”与“帮群组织”所历经的建构历史过程及具体的内容；讨论了“帮”与“帮群组织”所涉及的内涵，这包括“帮”与“帮群组织”所具有社群分类与整合功能、其内部结构与认同形态；考察了“帮”及“帮群组织”与会馆等华人社团的关系，并指出对该问题的考察，有助于学界从一个新视角讨论殖民地时代东南亚华人移民的社群关系。
附录：绿野亭分派所属社群款项及使用情况表(1906-1932)（注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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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分派属下社群的款项 |
使用情况 |
文献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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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丙午年1906 |
广帮4,128元 客帮4,128元 |
广惠肇学堂 应新学校开办费2,060元 大安当借去2,064元 |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星洲应新小学民国二十七年特刊“本校史略”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丰永大《大伯公庆祝总簿》：光绪丁未(1907)三月初三清算丙午全年收纳店租各项使用列明：5月18日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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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丁巳年1917 |
广惠肇1,250元 丰永大625元 应和馆625元 |
养正学校 应新学校 |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星洲应新小学民国二十七年特刊：本校校董会章程经费条：“本坡源顺街福德祠分拨应和馆之款本校经费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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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戊午年1918 |
广惠肇1,500元 丰永大750元 应和馆750元 |
养正学校 ？ 应新学校 |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丰永大丁已止月结簿(1908-1918)：“结戊午十一止结息分来750元”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星洲应新小学民国二十七年特刊：本校校董会章程经费条：“本坡源顺街福德祠分拨应和馆之款本校经费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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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己未年1919 |
广惠肇2,500元 丰永大1,250元 应和馆1,250元 |
养正学校 借与茶阳大埔会馆创办与管理的启发学校，月息八分 应新学校 |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丰永大民国八年会议记录、丰永大《报案年结(1909-1939)：1919年条》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星洲应新小学民国二十七年特刊：本校校董会章程经费条：“本坡源顺街福德祠分拨应和馆之款本校经费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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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庚申年1920 |
广惠肇2,900元 丰永大1,450 元应和馆1,450元 |
养正学校 入“四海通银行”，作为应新学校费用 |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应和馆戊午逐日流水草簿(1918-1921)：2月17日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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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癸亥年1923 |
广惠肇4,000元 应和馆2,000元 丰永大2,000元 |
养正学校 应新学校 |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应和会馆民国12年“总清簿”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丰永大报案年结：民国十二年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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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乙丑年1925 |
广惠肇2,200元 应和馆1,100元 丰永大1,100元 |
养正学校 |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丰永大报案年结：民国十四年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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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丁卯年1927 |
广惠肇4,000元 应和馆2,000元 丰永大2,000元 |
养正学校 应新学校 作为捐款转交客属总会 |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应和馆民国十六年来往总簿：应新学校条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丰永大民国十七年“总清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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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己巳年1929 |
应和馆5,000元 丰永大5,000元 广惠肇10,000元 |
分款应新学校2,500元; 分款嘉属留医院2,500元 将款项放在“荣和当”生息 碧山亭3,000元；碧山亭修纪念亭1,000元; 养正学校3,000元； 广惠肇方便留医院3,000元 |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丰永大民国十八年“日清簿”：1929年2月27日条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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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癸酉年1932 |
应和馆1,000元 丰永大1,000元 |
应新学校 |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应和馆民国18年起立“逐月结册簿”：民国二十二年二月进支：息款对绿野亭分来1000元 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丰永大报案年结：民国二十一年条 |
*曾玲，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系世界史（东南亚华人社会与文化）、哲学系宗教学（海外华人民间宗教）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东南亚华侨华人历史、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已出版多部学术专著和数十篇学术论文。
注2：李亦园《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田野调查》（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
注3：施振民〈菲律宾华人文化的持续：宗亲会同乡会在海外的演变〉，李亦园、郭振羽主编《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上册）》（台北：正中书局，1985），页165-174。
注3：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
注4：谢剑〈志愿社团的组织原则：新加坡华人社团的个案研究〉，李亦园、郭振羽主编《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下册)》。
注5：Lawrence W. Crissman,
“The Segmentary Structure of Urb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Man 2(2)(1967):185-204.
注6：这一年的华人人口分别为福建人24,981、潮州人22,644、广府人14,853、客家人6,170、海南人8,319。见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Taken on the 5th April,1891
(Singapore: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92), pp.46-47.
注7：其中福建帮代表8名、潮州帮代表5名、广府帮代表3名、客家和海南两帮各2名代表。见The Straits Government Gazette, 20 December 1889.
注8：关于新加坡同济医院的创办年代，学界与华社迄今仍有不同说法。
注9：苏孝先〈新加坡同济医院史略〉，《同济医院120周年历史专集》（新加坡：新加坡同济医院，1989），页312-313。
注10：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史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75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1），页56-57。
注11：〈社论：废除帮派对华社有积极意义〉，《联合早报》（新加坡），1993年8月23日。
注12：林孝胜、张夏帏、柯木林等《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
注13：陈育崧〈华人社会的结构与形态〉，陈荆和、陈育菘《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页15-18。
注14：傅吾康、陈铁凡《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1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2），页20-37。
注15：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
注16：林孝胜〈19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页28-59。
注17：有关19世纪初期新加坡华人移民社会的状况与绿野亭出现的历史背景，见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页28-62。
注18：“广惠肇”指由新加坡广府、惠州、肇庆三属移民组成的社群。三社群以1870年创立的广惠肇碧山亭坟山组织为总机构。
注19：“嘉应五属”指祖籍为广东梅县、兴宁、五华、平远、焦岭五县移民组成的社群，该社群以1823年成立的新加坡应和会馆为总机构。
注20：“丰永大”指由祖籍为广东丰顺、福建永定和广东大埔三属华人移民组成的社群。有关这三属移民何时形成一个社群，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不过，碑文资料显示，1854年作为社群的名称“大丰永”已出现在新加坡华人社会舞台上。相关内容见下一节的阐述。
注21：有关绿野亭的文献，碑文部分见陈荆和、陈育菘《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70-93、页231-261。文字部分，见曾玲编《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一：1920-1927年会议记录》、《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二：1953年-1959年会议记录、1957年-1959年绿野亭坟山迁葬委员会会议记录》、《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三：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新加坡华裔丛书：福德祠绿野亭系列）（新加坡：华裔馆，2005）；1927年福德祠绿野亭章程；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特刊编辑委员会《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特刊》（非卖品）（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1960）。下文所提绿野亭文献，均见上述内容。绿野亭属下的广、客的会馆、庙宇、坟山、学校的档案记录之原件，则均保存在所属社团的档案室。
注22：陶公铸〈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特刊编辑委员会《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纪念特刊》，页1。
注23：海唇福德祠在1985年3月被新加坡政府征用。政府将包括该庙在内的一片土地出售给新加坡地产商远东机构。现在福德祠是新加坡远东广场的一部分。1998年11月远东机构将其改建为新加坡第一个华人移民博物馆。
注24：陈荆和、陈育菘《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70-79。
注25：同上，页79-84。
注32：曾玲〈坟山组织、社群共祖与帮群整合：19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社会〉，《亚洲文化》第24期（2000），页122-137;曾玲〈坟山组织与华人移民之整合：19世纪新加坡华人建构帮群社会的历史考察〉，周南京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页934-949;曾玲、庄英章《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整合：以战后30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台北：唐山出版社，2000）。
注27：陶公铸〈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页1。
注28：曾玲编《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三：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以下简称“1887T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页29-30。
注29：同上，页45、页59。
注30：同上，页60。
注31：陶公铸〈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页1。
注32：同上。
注33：陈荆和、陈育菘《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231。
注34：林孝胜〈19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页28-62。
注35：杨进发《新加坡华人社会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页2-4。
注36：陈荆和、陈育菘《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70-92、页231-247。
注37：同上，页92-93。
注38：曾玲编《1887-1933年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页378-380。
注39：同上，页256、270。
注40：即在华文报刊上发布，有昭告天下之意。
注41：曾玲编《1887-1933年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页176。
注42：有关1923年成立董事部与建立制度化组织机构与管理系统问题，下节还将具体讨论。
注43：曾玲编《1887-1933年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页212、214。
注44：〈蔡厝港先人坟墓表〉，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特刊编辑委员会《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特刊》，页1-56。
注45：有关新加坡华人坟山、“社团总坟”与“社群共祖”的研究，可参见曾玲的研究（见第一节的相关注释）。
注46：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2册（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
注47：《广惠肇碧山亭118周年纪念特刊：三水会馆发展史略》（非卖品）（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1988）。
注48：曾玲编《1887T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页199、200。
注49：同上，页196。
注50：曾玲编《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一：1920年-1927年会议记录》（以下简称“1920年-1927年会议记录”），页53-56。
注51：曾玲编《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页141。
注52：同上，页214-216。
注53：曾玲《福德祠绿野亭发展史：1824-2004》（新加坡：华裔馆，2005），附录一。
注54：曾玲编《1920年-1927年会议记录》，页16-18。
注55：同上，页50-52。
注56：陶公铸〈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页3。
注57：在笔者收集的有关绿野亭与属下社群的各类文献中，20世纪20年代以前确有涉及客家与潮州社群关系的零星记载。有关此问题，将另文讨论。
注58：有关该课题的研究，除本文注解中所提曾玲有关东南亚华人坟山组织的研究之外，还可见曾玲的下述论著：《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华南海外移民与宗族社会再建：以新加坡潘家村为研究个案〉，《世界历史》第6期（2003），页77-84；〈阴阳之间：新加坡华人祖先崇拜的田野调查〉，《世界宗教研究》第2期（2003），页115-126；〈社群整合的历史记忆与“祖籍认同”象征：新加坡坡华人的祖神明崇拜〉，《文史哲》第1期（2006），页14-21；〈社群边界内的“神明”：移民时代的新加坡妈祖信仰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2007），页70-74。
注59：表中文献的来源，除已出版的绿野亭账本外，应和会馆账本与“丰永大”的账本及会议记录的原件，均保存在两社团的资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