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人之困境
(十一)马来西亚与新加坡
新加坡的“金字塔俱乐部”(Pyramid Club)被称为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智囊班子。它并不像“兰特公司”(Rand Corporation)那样，成员都是美国政府非常信赖的独立的科学家。事实上，“金字塔俱乐部”的成员很深地卷入新加坡政府的日常事务。但无疑的，它能解决同样的问题。肯定的，它的成员都是政治与行政上的精英分子，他们的思想和创见，塑造了今日的新加坡。
1969年1月，我受邀到这个俱乐部演说，题目是“马新的未来关系”。这个集会(这不是一个正式会议或讨论会)是由新加坡外交部长拉惹勒南先生主持，出席集会者还有其它数字部长和高级政府官员。
自那时起，发生了许多事情。今日统治马来西亚的“国家行动理事会”政府，比联盟政府变得更为“国家主义”化，看来较不受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特殊关系所影响。在1970年初，它似乎更加显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将越来越疏远，而不是越来越密切。
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马新的统一问题已经不再引起新加坡知识分子的兴趣。这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他们态度上的改变，并对永久分家事实的接受。在马来西亚，分家早已被接受为永久性事实。看来最近马新的意见将以消极的方式趋向一致。
我不认为马新在将来会重新统一。首先，我并不渴望新加坡纳入马来西亚的版图内。在新加坡渡过六年时光之后，我的想法是：新加坡人和马来西亚人不可能在一联邦内和平共处。假如放弃重新统一，那么，马新之间的唯一关系是两个主权国之间的关系。主权国之间的关系是受各种因素地理、历史、思想、种族根源和语言，以及其它各种因素所影响。归根究底，最重要的是人民通过他们所选择的领袖表达出来的意愿。
让我们有系统地逐个研究以上所列举的一些因素。地理因素当然很重要。在马来西亚的我们并不太关注在拉丁美洲发生的事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兴趣与距离是形成反比例的。作为一个非常密切的邻国，新加坡的确令我们深感兴趣。但最近的情形却不全是这样。大小也有关系。从地理的观点来说，新加坡的大小具有决定性作用。
当英国通知我们，他们希望在1971年之前放弃他们在这个地区所扮演的角色，新加坡即提出要求承担起本身的防务。新加坡提到欲取得的其中一些配备是英国制造的喷气式战机。这些喷气式战机是以双倍的音速飞行----每分钟大约二十二英哩。换句话说，不需一分钟就可以飞越过新加坡。这个速度引起了某些政治和军事问题。它意味着，如这些喷气式战机朝向北方出发，它们甫开始起飞，几乎即刻飞到了马来西亚的领空。现在，领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是缺乏谅解的时候。一个敌对的马来西亚是不会宽待新加坡对其领空的经常侵犯。假设新加坡受到外国势力的攻击，飞机可以在马来西亚领空，很准确地将炸弹投下新加坡----这意味着：除非马来西亚合作，猎犬型喷气式战机或甚至地对空飞弹也是无用武之地的。新加坡的大小是决定马新关系的重要因素。当牵涉到共同防务时，这一点就更形重要。
新加坡的成长及重要性，主要是由于它对大陆的战略性地位。它过去和现在都是马来西亚内陆的天然港口。假如我们要为马来西亚的土产找寻一个分销站，新加坡是最佳地点。它位于东西和南北航运的枢纽。它也是输入商品到马来西亚各地的最经济地点。新加坡对马来西亚的重要性并不单是它的位置。马来亚的中央山脉造成东西陆路交通的困难，因此马来亚的公路和铁路系统是铺设在山脉的两边，而这些公路很自然地汇集于新加坡。地理因素造成马来西亚的工业和贸易依赖新加坡。这就使得新加坡建立了广泛的永久性设备，雇用了许多人员，以应付马来西亚的需求。这些设备不能派上用场，新加坡的经济就受损害。两者权衡，新加坡对于马来西亚的需求是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在相当程度上，彼此互相依赖，至少在现在，两国友谊是互惠互利的。
随着新加坡独立后市产生的紧张关系，迫使马来西亚把吧生港口发展成为西马的主要港口。过去，公路是依据地形而铺设，现在，建筑公路的唯一阻碍是金钱。马来西亚正在忙于建筑吉隆坡通往东、南、北主要城镇的最短距离的公路。吉隆坡与港口北区有联邦第一干线连贯。当这个公路网完成以后，吧生港口将成为东海岸及北部大部份地区最邻近的港口，只有南部部份地方接近新加坡。因此，对马来西亚来说，新加坡的支配性地理位置将不会保留太久，马来西亚使用新加坡作为一个海港，并不是地理因素而是政策所使然。
在防务上，无疑的，新加坡将设法减少对马来西亚的依赖性，但是，克服地理上的局限性因素，看来比解决建筑公路的实质问题更困难一点。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历史上的关连是众所周知的。一直到英国人史丹福．莱佛士扶植了一位傀儡苏丹，并取得不明确的割让权之前，新加坡原属柔佛。这个傀儡后来失去了利用价值，也就遭废弃。英国人夺取新加坡，主要是由于柔佛州的儒弱无能。它根本与法律无关。新加坡现在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是跟新加坡在马来亚的历史无关的。所以，谈论两国在政府制度、行政、语言、教育相同性等的历史联系是没有用处的。假如这些是影响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那么，所谓英联邦将是一个牢不可破的阵营。历史是人民创造出来的，创造历史的人民往往不受过去事件所引导，而是受生活中有关连的事件所指导。因此，当我们预测未来的马新关系时，大可把历史抛置一边。
在意识形态上却不能这么说。意识形态和政府制度对于促进国际联系与排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集团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思想意识和政府制度，马新都没有意识形态可言。反过来说，两国的意识形态就是不具有意识形态。这个相同性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新加坡变成共产国家，以及它成为共产国家的潜能还末完全根除，那么，新加坡将绝对不能为马来西亚所容。但是，新加坡已经决定保存国会民主的外在形式。新加坡处理问题的态度也是重实用的。新加坡也能够适应情况。两国在这几方面十分相似。马来西亚是一个国会民主制度的国家。马来西亚着重实用，并且适应情况。
鉴于此，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可以或为亲密的朋友，贸易上的伙伴，并且可能是和平与战争时期的盟友。不幸的，能使实际上隔离的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和政府制度，当碰到太过接近或毗邻的国家时将会失去它们的一些作用。损害意识形态的共同感的其它因素也会介入。
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情形来说，非思想意识化与政府制度相同性的作用，受到种族和人物评议的因素所损害，这些都由于接近而显露出来。新加坡在基本上是华人的国家，只有少数其它种族，这些少数种族和马来西亚人民有着种族性联系。与此相反，马来西亚却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马来西亚因此视新加坡为一个基本的华人国家，而后者却指斥前者为一个马来人的国家。
我没有企图为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的立场辩护。但这两个国家基于这种信念而采取的态度，无助于建立良好的关系。我告诉“金字塔俱乐部”，新加坡由于分离而尝受到侮辱痛苦，所以一有机会就贬低马来西亚，指它为封建国家、挥霍无度、预预无能，并且由不适合的人统治着。报章、电台和电视台随时渲染这种主题。而留在西马的人民行动党同情者继绩争论着那些最初导致新加坡分离的课题。向来效率不高的马来西亚进行了反击，指新加坡缺乏真正民主，实施一党制度，以及华人在新加坡占绝对优势。
这些误解，主要是由于种族成份，除此以外这两个国家是那么的亲近，以致双方的领袖都能相互了解。合并时期增进了这种个人的接触。这种接触原可使到领袖之间有深入的谅解，但由于利益上的冲突，很快的，彼此都不能容忍对方。利益的冲突导致个人的冲突，以致长堤两岸领袖们的想法也受到影响。
即使是最乐观的观察家，也须承认马新现阶段的关系是紧张的。回顾过去，显然的，新加坡如果不是不了解它的领袖所同意的分离的意义，就是希望新加坡尽早重归马来西亚。毫无疑问的，不论是误解还是期望，新加坡事先并未慎查分离的条件。新加坡的领袖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决不做事先没有谋算的任何事情。就分离的事件来说，看来这件事情若不是没有经过谋算就是草率地进行谋算。以马来西亚驻军在新加坡为例，当时所达致的协议是：如果新加坡发生内乱，即可要求马来西亚协助。货币制度保持不变。还有其它一连串的重要问题，新加坡在同意分离之前，根本没有想到要提出。
当新加坡了解到分离的含义及其永久性之后，它的领袖们改变态度，立定了跟马来西亚正面冲突的路线。双边协议被片面地否决，而其否决的方式只能形容为不友谊和具有挑拨性的。在分离时，新加坡所同意的安排，大部份对马来西亚有利，这是确实的。当时的条件使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加坡难于忍受，这是确实的。这些条件过了一些日子必须修改，这是确实的。但是，新加坡改换这些已达致协议条件的行为使两国在目前及可预见的将来难于维持友好关系。
新加坡改换了这些已达致协议的条件尚嫌不够，进一步采取了更多挑衅行动。这使马来西亚难于理解新加坡行动的目的。其中一项最错误的决定是驱逐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当我们想到新加坡是“笔和纸的计算家的土地”，我们对这项决定就更难于理解。我们都知道，这项决定所带来的后果。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也未表示要停止这类行动。其中一个典型例子便是“马星航空公司”。我们得承认：在现有的安排下，两国联营的这家航空公司的利润，大部份来自新加坡航空交通。但重要的是，必须记住，航空公司的利润不仅来自它所赚取的股息，同时来自外汇的流入和所制造的就业机会。肯定的，新加坡所分享到的好处，跟它在航空公司所拥有的股权与它所赚取的利润是完全不相称的。然而，新加坡连数量很小的马来西亚人也不愿雇佣，新雇员的工作准证被撤回，使到已经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面对人为的困境。航空公司的事件也可同样发生在马新两国的任何双边协定上。
前景是怎样的？未来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主要依赖领袖们。
今日的欧洲比可想象的更属于同一性，这完全因为大多数领袖都能瞻望未来，而不是回顾过去。在这方面，亚洲比欧洲落后了大约三十年。我们正经历着狭隘国家主义的阶段，而这正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战之间欧洲的局面。和三十年代的欧洲相似，现代的亚洲国家正忙于纵横捭阖，以凌驾邻国，在这种情形下，外洲友邦的援手是常见的事。所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大多数没有能力进行真正的侵略行动。我们沉溺于滑稽的行动，譬如通过法律来并吞邻近地区，而实际上我们深知自己没有能力使这些法律产生实效。
马新两国领袖的思想受了当前亚洲狭隘国家主义的影响，结果两国的关系只能出现破坏性的局面。以新加坡外交部长为例，他想到的是，在国家主义以外，还有进一步的国家主义，他不但没有想到理想中的联合或至少共存共荣的世界，这位外交部长甚至没有想到区域主义。从作为一个区域组织的成员国外交部长的话来看，区域性合作的希望是很渺茫的。这种狭隘的国家主义似将成为消逝中的状态而较有眼光的新领袖最终将取而代之。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似乎很难希望这种局面会出现。
马来西亚的贸易大部份是通过新加坡进行。此外，有无数公司的总行是设在新加坡，导致金钱和开销集中于新加坡。至少有一家石油公司在新加坡设立炼油厂，而将其产品销售到马来西亚。最典型的例子是“马星航空公司”。这家两国联营的企业公司所赚取的外汇全部流入新加坡。可以这么说，马来西亚的商业活动依赖新加坡，犹如印度尼西亚似乎也依赖新加坡一样，但就马来西亚来说，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缺乏暂时性的便利。一旦新加坡的服务售价太过昂贵，或者不适合独立的马来西亚的需求，后者就可能发展它本身的设备。
马来西亚或许不坚持一部份国民受雇于新加坡，但绝不能容忍其国民受到骚扰。而且在马来西亚工作的新加坡人数多过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数。新加坡人在马来西亚的收入，远比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的收入多。因为马来西亚人在那里多数担任劳工及其它低薪工作。新加坡必须了解这一切----它是由最聪明的人所领导，然而，新加坡却是那么极端不合情理。在“交换行动”事件中，证明了这种愚蠢的态度。有人想到，新加坡应该停止对马来西亚人及马来西亚政府的骚扰。但“马星航空公司”事件显示，新加坡对每一项好处都不轻易放过。在其它方面，新加坡也表现了同样的不合作，甚至具挑衅性。
鉴于新加坡这种态度，马来西亚已进行各种准备，这将使新加坡丧失作为贸易伙伴，甚至可能丧失作为一个战略性防卫基地的重要性。这些准备是花费浩大的，动用到数以百万元计的金钱，还得结交新的外国贸易伙伴，以及建立永久性设备。所有这些布署和设备，一旦开始操作，必须维修和充份利用。马新未来的友好关系极不可能导致马来西亚放弃其海港，防卫体系及对外贸易联系，以便重建现存的条件。
如果新加坡在商业与战略上对于马来西亚是重要的，那么，马新的关系须完全依赖于两国的政治。新加坡是一个海岛，这可从多方面来看。在马来群岛中，新加坡像一只突出的发炎而易病的姆指。损害邻国的利益而利已。邻国对新加坡的嫉妒是可以预料得到的。由于种族的联系，新加坡唯一的真正朋友应该是马来西亚。马新现有的关系没有变得更加紧张的唯一原因，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希望与新加坡保持良好的关系。
但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了解，有必要与马来西亚的其它种族合作。新加坡作出努力，挑起只能在新加坡兴盛的华人沙文主义情绪，藉以削弱这些华人的影响力，结果导致华人的愤恨。如果这些华裔马来西亚人认定他们与新加坡的友好关系，可能不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因为马来西亚在商业上已经不依赖新加坡，那么，他们就会中止与新加坡的联系。另一方面，假如新加坡停止贬低马来西亚的形象，那么，两国友好关系的展望是良好的。新加坡是否喜欢这种不存贸易联系的友好关系，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有一点是相当清楚的，马新之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胥视新加坡的抉择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