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学院
华人族群与文化研兖所
学术单刊第四种
抗日事迹讲演会
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出版社
Southern College Press
Southern College， Malaysia
前言
2003年12月14日（星期日）下午二时，马来西亚全国爱国工委会假南方学院大讲堂主办“抗日事迹讲演会”，由陈剑先生主持。出席者非常踊跃，老中青各阶层人士都有，场面热闹。为保存这罕见的史迹，研究所决定将讲稿出版，供文化界及学术界参考。
南方学院半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
2004年4月下句
•欢迎学术界惠稿，作者将获赠三十册。
•书内各篇乃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社、南院的立场。
本书出版印刷费由李氏基金资助，谨致谢忱。
承印商：OREN PRINTING SDN. BHD.
34, Jalan Penaga 10
Kawasan Perindustrian Kota Putri
81750 Masai
Johor, Malaysia
抗日事迹讲演会
从1941年12月8日起至1945年8月15日止，这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时段，是马来亚人民的苦难岁月。在这战争的年代里，发生了多少惨绝人寰的悲痛事件，也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的故事。这是无辜生灵血泪流淌的岁月，这是烈土洒血捐躯，义薄云天的历史。
今天，我们在此缅怀先烈们抵抗日本侵略，保卫家园，保卫马来亚，反抗法西斯所作的伟大页献，为的是学习他们的反战，反霸权，保卫和平以及那种为革命和正义勇于战斗和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
我们有幸请到当年参加到抗日洪流中，参与战斗的老抗日军前来谈谈他们亲身经历的抗日事迹。让我们重温这段艰辛的日子，让年青一代从老人家的口中去了解当年的战斗故事，了解日军的残暴和战争的罪悪，从中学习如何在悲痛和艰险的日子中生存和成长。
1.林苏（原抗日军第八独立队战士）：我参与抗日同盟斗争的岁月——回忆郑翼秋烈士
2.岑远之（原抗日军第三独立队流动宣传队队长）：抗日流动宣传队的工作
3.陆彩萍（原抗日军第四独立队政工团团员）：第四独立队二十中队与日军的战斗
4.叶水渊（原抗日军第一独立队政委）：石山脚九一事件
5.马林（原抗日军第三独立队政委）：马六甲的九五事件
6.陈剑（新马抗日历史学者）：马来亚人民抗人军的组织和战斗
抗日事迹讲演会
（依现场录音整理）
陈剑（主持人）
首先，让我代表马来西亚爱国工委会，欢迎大家出席这个抗日事迹讲演会。今天到会的竟超过两百位，踊跃的程度远超出我的意料，证明关心这个历史的还大有人在。我特别感到欣慰的是，在座的有不少年青人，对年青的一辈来说，抗日是很遥远的事。然而，由于有关这方面的历史撰写实际上是一片空白，你们须要了解抗日的事实。出席这个讲演会，能取得第一手的抗日史实，对马来亚历史的认识很有裨益。在座的还有我们尊敬的抗日老前辈如黄醉老先生，老远从巴沙威赶来，还有更远的来自文律和居銮等地方的朋友，专程来参加这个讲演会，我要特别感谢您们的光临。（掌声）
今天，我们特地从中国请回来当年参与抗日的老战士，到这里来亲自讲讲当年的抗日事迹，现身说法，这样的机会是难能可贵的。在过去，我想这是不可能，也不可想象的事。现在，马来西亚社会越来越进步，情况也越来越开放。今天我们终于有这样的机会来听听老人家、老战士们讲述他们亲身的经历。我想对我们、对下一代都是很有裨益的。
从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轰炸新加坡，同时轰炸珍珠港，在吉兰丹还有暹罗南部宋卡登陆，正式入侵马来亚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止，这3年零8个月是马来亚人民一个苦难的岁月。不过也就在这3年零8个月里面，虽然发生很多惨绝人寰的悲痛事件，却产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的故事。无数无辜的生灵惨遭杀害，许多人为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而牺牲。这也造就了一代烈士跟抗日英雄们，他们为保卫马来亚洒血捐躯，写就了义薄云天的马来亚光辉的一段历史。我们今天建立九一烈士纪念碑和马来亚人民抗日英雄纪念碑就是为缅怀先烈们，他们保卫家园、保卫马来亚、反法西斯所做的伟大贡献。同时，也为了学习他们的反战、反窃权、保卫和平以及他们那种为革命和正义、勇于战斗的精神，和那为正义事业而义无反顾的那种精神。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处心积虑地，还想恢夏当年的军国主义。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来举办这一类的活动是很有意义的。
今天在座的抗日老战士，我共请来五位。原来共有六位，但有一位因事未能出席。我请他们讲讲他们的抗日的亲身经历跟事迹。在我右边第一位是林苏先生。林苏先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参加了抗日同盟斗争，后来是第八独立队的战士。接着下来是叶水渊先生。叶水渊先生是抗日军第一独立队的政委，他对“九一事件”非常清楚，因为“九一事件”发生后他受派到现场去做清理工作，对“九一事件”他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接下来，在我最左边的是陆彩萍女士。陆彩萍女士当年叫陆明，她是原抗日军第四独立队政工团的团员，特别在柔南的海南港、玻璃城、士乃等等这些地方出没，所以她在这里有不少的战友，我想很多老人家都会记得她。在她旁边的是最老的抗日军，岑远之先生。岑远之先生原来是第三独立队的流动宣传队的队长。在抗日宣传工作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他现在是香港新马归侨联合会的会长。我左手边这位是马林先生，他原名林朝宗，我想大家都见过的。马林先生是原第三独立队的政委。这里好几位都是在柔佛州抗日的，所以他们在这里谈这个历史是特别有意义的。
因时间的关系，我首先请林苏先生谈谈北马当年的抗日同盟会的一些情况跟他参与斗争的情况跟感受。林苏先生请。
林苏
尊敬的马来西亚爱国工委，尊敬的各位学者和各位朋友，请原涼我嗓子坏了。因为在吉隆坡讲话太激动，太大声，坏了嗓了。无论如何，哑了也得讲，因为太感动了。我回到中国大陆50多年，每时每刻我都想起马来亚那些过去斗争过的同志们，尤其是“九一”牺牲了那些同志们。他们究竟怎么样，他们的步迹，英勇的事迹，人家知道吗？多少人知道啊？而这一次爱国工委以及马来西亚一些正义的人们在千辛万苦，冲破各种各样的冲击、阻挠，能够在这个吉隆坡的郊外叫什么，孝恩园是吗？得到各方血的帮助，建立了一个“九一烈士纪念碑”。我们在广州听到非常非常的感动，无论如何再忙我都要回来拜祭。所以感谢爱国工委作出这么一件很好的事情。今天又能够给机会让我本人在这里，在马来西亚最出名的南方学院的课堂里，来讲过去我们参加抗日斗争的情况，让我更加高兴。
我今天主要讲的是郑翼秋烈土，我们在双溪呀兰(Sungai Galang)抗日同盟会负责人英勇牺牲的事迹。因为一向这个事情很少人知道，他怎么牺牲，人们都不知道。所以这次我在槟城拜托陈剑虹先生，因为我写了一篇东西，是回忆录，请他转交给他的家庭，了却我一个心愿。今天能够当着你们来讲这个事情，通过你们能够告诉人们知道，在马来亚有那么一个英勇的抗日斗士，使到他能够让大家都知道，都要向他学习。虽然只是-个人，却代表了千千万万烈士们抗日斗争的光辉形象。所以今天能够在这里讲，我特别的感动、激动、感谢。现在，时间不多，只允许我十五分钟，不能多讲，但是我讲讲个人跟烈士的关系。
我叫林苏，今年79,过了春节就80。我原来是住在吉打州的双溪呀兰(Sungai Galang)。很小的时候就通过各方面的影响，参加抗日的募捐、宣传、演戏等活动。活动中还加上一些图片展览，使人们知道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烧杀辱掠我们的同胞，所以直接对这个日本法西斯的暴行相当的仇恨。从1941年底到42年初，日本占领了马来亚，那个时候我17岁多，我是住在双溪呀兰的泰丰橡胶园那里，做postboy,就是通讯员。那一次突然间來了一批日本人、日本兵，他把我们的橡胶园包围了。所有的人半夜都被赶在一个地方，比较空旷的地方。我还穿着一条背心跟一条短裤。无论你经理也好什么都好，部集中一处。最后在我们的一个分园，橡胶园的分园也捉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个叫文修义的老人家，他是我同学的父亲，海南人，在那里做采购的。由于在他的地方找到了一颗子弹，谁的子弹也不知道，也找到一个铜钱，倒圆的，一分钱一个的铜板，上面有两个旗，其中一边是武士旗，另外一边是国民党的党徽。结果就捉他到双渓北大年(Sungai Petani)杀头，无缘无故就这么被杀。还有我一个同学叫林顺清的母亲。她有林顺清、林顺明、林顺来，林顺金等好多个儿了。一个老太太因为在那个虎口刺了三个东西，三个点。很多人都喜欢刺这个纹身还是什么的，她就在虎口刺了这三点东西，恐怕被当作抗日军的徽号，就被提到双溪北大年(Sungai Petani potong kepala,就杀头。那时，杀了不少人，很惨的。日军实在杀人不眨眼，欢喜就杀，suka potong siapa,jadi potong,
potong kepala,就是这样的。没有一点道德、没有一点人性，根本就是比豺狼更加凶暴。我们亲眼看到这个事情，听到这个事情很愤怒。你来发展建设东亚共荣圈，要解救马来亚人民是这样解救的吗？是吗？杀人、屠杀、抢掠、强奸。所以激起了我们很大的仇恨。
在这种情况底下，我的老同学，上级的学长郑翼秋同志，原名郑慈来，他挺身而出，做了双溪呀兰抗日同盟会的负责人，他动员我参加马来亚抗日同盟会。在这种情况依下，我当然参加，毫无犹豫的参加了。我们干什么来的呢，就是组织发动群众捐款给抗日游击队,购买武器，弹约、医药、纸张给游击队。主要任务是这样。同时还印刷一个抗日的小报来宣传抗日，动员群众抗日，揭露日本人的罪恶。
不久，我们尊敬的郑翼秋同学被汉奸告发，捉了。捉到哪里，捉到双溪北大年(Sungai Petani)宪兵队。捉去以后呢，那就拷打，怎样打，我们不知道，此后我才知道。所以呢，我经常都很想念他。但不久，也有汉奸告密，由吉打州阿罗士打(Alor Star)警察局，日本的特高科，把我捉去了。这个捉呢，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捉，因为我的家就住在警察局的对面，他就叫一个警察过来，我心里知道他要捉抗日份子。就捉到对面蹲在一株树底下，一个警察叫做仄“Ding”，他名叫Ding,我记得有个叫做好像Ah Ding, Cik Ding,我们这样叫他,他的妈妈见到我的妈妈拿了一碗饭，弄了一点酱油，上面弄了一点小鱼，我蹲在那里吃饭，那个马来警察的妈妈见到了，说“banyak kasihan”(很可怜)，她认为这样小你捉他干嘛。我听到那个警长叫Encik Ibrahim长得很帅咧.他打电话，打到哪里我不知道，他讲“orang banya kmudah,janganlah”（人家还非常小，不要捉吧！），他是不想捉的。对方怎样讲，我也不知道。最后，陆陆续续又捉来三个，一个是方克武，卖冰水的，另一个是林木水，他是咖啡店老板的儿子；还有个叫林明河，是一个做散工的，我们总共四个。只我一人参加了抗日的工作，他们三个是没有参加抗日的。最后呢，那个Encik Ibrahim就拦住一辆Lori,他没绑我们也没上手扣，跳上那个lori就带走了。一去到阿罗士打（Alor Star）的警察局，就关在拘留所，也没有问话，没有打，冤枉可怕极了。但是那个墙壁，白色的墙壁统统都是臭虫的血。一点点，都是血，我们的手放在墙縫边，臭虫一堆一堆就上来咬。三十多天当中，我们没有肥皂就只得干洗，生了许多的“懒哥”（客语，—种癣疥类皮肤病）啊！
有一天的十点来钟，我的bilik（牢房）对面，见到郑翼秋烈士被捉进来了，他是从双溪北大年押到阿罗士打（Alor Star）最高法院审判，他暂时寄放在那里。他洗澡，我假装痒痒,叫那个Bangali（孟加里）警察“Datuk, saya nak mandi”（拿督，我要洗操）这样就跟去了。大家脱掉衣一看，他说阿苏（Ah Su）,我的名字叫Ah Su,你看看我的背，两个洞正在流浓血。我说怎么搞的，他说“日本人打我很惨啊，辣椒水、坐飞机什么都来啊！最后他们没办法，他们捉来两条狼狗，有训练过的，他们就踩一下地上，那狼狗就扑上来，扑上这个背，说你讲不讲，不讲，他又再踩地下，二下，广东话叫‘叼着他'，含着他，说讲不讲，讲不讲……不讲，一二三，就这么一口，咬了一块肉”。就是这样，他背上被咬去两块肉，但还是那么坚定,坚决，视死如归。最后没有办法，再叫了一个台湾特务做翻译，他说“你真顽固”（福建话），广东话叫“牙擦擦”，“让我看你的舌头”（福建话），当他伸出他的舌头时，这个特务很快就“啪”的一下，在他下巴一拳打上去，他牙齿很漂亮咧，牙齿在舌上插出几个洞，血流如柱。舌齿连心啊，都很痛的啦，舌头这么咬下去，就可以想像那个痛苫。最后哪，他还是笑着上法院去。他回来了以后，他告诉我,他今天被判处死刑，唉！我希望被判死刑不是他，我很希望这不是真的。但是没有办法，一个星期以后，那Bangali警察很紧张地跑上来，说“Ah Su! Ah Su! Di mana?”（阿苏！阿苏！你在那里?）“Apa tu?”（甚么事?）,他说：今天有个年青人给日本人打了六枪才倒下，banyak “beng”（非常勇敢）！糟糕了，真正不幸的事情降临了，我们不能在敌人的面前流泪，我们的这个仇恨深深的烙印在我青年的心上。
从此以后，我从一个无知的幼稚青年人成长了。郑翼秋烈士的英勇牺牲，深深的教育了我，鼓励着我，他的光辉的形象，永远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进。从无知到有知，这样继续成长前进,所以我们此后在工作当中，无论碰到什么困难，什么挫折，包括个人的得失，我们都不会想得太多，不去计较个人的问题。比如说我在大陆有个时期，领导跟我讲，要提拔我，结果没有，那就伤心，可是一想到烈士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牺牲他的生命，牺牲他宝貴的青春，那我们为个人的事情有什么可以考虑，再考虑势必可耻。我在1945年下山了，在居林（Kulim）的公会工作，那个今天不讲，好了时间到，谢谢大家。（掌声）
陈剑（主持人）
谢谢林苏先生。他刚才讲了这个郑翼秋烈上被处决的经过，以及他在参加同盟会的成长过程。现在我请岑远之先生谈谈他在第三独立队的时候他的抗日宣传工作。岑先生清。（掌声）
岑远之
马来西亚爱国工委会的负责人，南方学院的领导跟贵宾们，我很高兴能利用这机会，利用15分钟来讲讲一些片段故事给大家听听。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回忆、有所促使白己往善前进。
我是怡保人，怡保出身。我受教育是在柔佛麻坡中化中学。我感谢马来西亚培养我能够使我成长，教育的一个目标是百年树人，我己经是树了，80岁了，我虽然没有什么高成就，但是我有一个很髙尚的理想，就是为了自由、为了和平来奋斗一生，也为保卫马来亚奉献我的力量。因为我爱马来亚，所以对马来西亚有深刻感情。我谈谈我的一些感受，新山是我的邻居，峇都巴轄（Batu Pahat）和麻坡（Muar）我都住过，这些年也回来过。新山我曾来过开会两次。第一次是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英国来接管的时候，抗日军解散前受检阅，我参加了。那时心里面很难受，要放下枪，通过和平的议会选举实现自治独立。结果，这个失败了。第二次就是今天来到贵院，来跟大家座谈，心情特别兴备。我得感谢爱国工委会邀请我们来访问，才有这机会访问南方学院。
参加这个筹建抗日英雄烈士纪念碑和纪念馆的筹募工作，对我来说是責无旁贷的,应该极力支持。当我接到这一通知，我就号召我们的会员报名，同时也动员和组织了碧珍歌舞团前来参加。结果许多团员都来了。在槟城，在吉隆坡演出了两场很成功，可惜碧珍歌舞团的团员都是受薪阶级，申请的假期只有一个礼拜，没有办法延期，所以昨天就回去了。很对不起大家。以后你们如果有需要，我们再来，毫无推脱的，亳无代价的，我保证我做这个桥梁。
关于这个抗日纪念碑的事呢，我很感动，也很感慨。因为我很多同学牺牲了，被日本人残杀了。我的校董们，还有峇都巴辖(Batu Pahat)的麻坡(Muar)的校董们和亲戚也是被残杀了，所以，也是等于凭吊我的朋友亲戚和同学。
现在让我简单谈谈我在抗日时期的宣传工作。我是当时受到武汉合唱团的影响。武汉合唱团是抗战时期中国派到东南亚，特别是到我们新加坡、马来半岛来做抗日宣传。我喜爱音乐，所以参加了抗敌后援会，也组织抗日宣传队。抗敌后援会是一个全马的组织，我是抗敌的后援会的成员，所以我在麻坡念书的时候，就成立了麻北地区的抗敌后援会，领导全个柔北区，包括昔加末(Segamat),永平(Yong Peng),铁山(Seri Medan),拉美士(Labis)这些地区，都组织起来。公开的，地下的，秘密的抗日队，从小到大的，也有三个人，五个人的活动的流动宣传队，号召大家抵抗日本，支援中国抗日战争，捐钱买花。我记得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就发动大家，全体同学卖花，同时动员到刘抗先生，刘抗先生大家都很熟悉的，是新加坡的国宝，他跟我们画漫画，支持我们的抗日。我们就是动员他帮我们画，画了我们就印，动员相馆，印了大量的，到一间一间店去捐钱筹款，筹了这些钱，捐到中国去支援难民，支援抗日军。这是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多，到日本来占领的时候，我们就很痛苦了，很凄惨！日军一进城就大量逮捕人，杀人，奸淫辱掠，无所不为。
当时，马来亚暗无天日，人民过着悲惨的日子。有钱人苦，没有钱的更苦。有钱人被逼缴纳奉纳金，所有的有钱人有多少财产就要交多少奉纳金，没有钱的就把所有金器什么东西都得交出来。所以，很痛苦的。在这种情况序我就参加了抗日军。在参加抗日军之前，我们组织了地下支援部队，现在叫做后勤，在城市里面，发动朋友啊同学啊组织起来去筹捐军费，支持抗日军。
我因为搞宣传，战前也搞宣传，到日本来了还搞宣传，部队便安排我去抗日流动宣传队。武装的，带枪的，到占领区的农村去做宣传工作。当时人民都很害怕，一听到抗日军就害怕，一碰到老百姓，请他们支持，他们见到我们就走，怎么办？以唱歌来进行宣传教育，用唱歌的武器来鼓动他们，激励他们，所以慢慢的，群众就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于是就支持我们抗日军。所以从害怕到不害怕，从没有粮食，没有枪支，没有弹约，没有人支持，到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所以抗日军就不断壮大，从一百多人的队伍开始壮大到整万人，所以全马各地农村变成敌后的游击区。连一些警察都成为我们的情报人员。警察要向我们汇报“日本人什么时候要来了”。我们就准备埋伏打击他们，抢他们的枪壮大白己，所以抗日军就不断涨大，保卫了马来亚，保卫了世界和平，作了很大的贡献。这个是我们宣传工作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我们的能力很有限，当时只能够做到这样。这个是我简単介绍我抗日宣传的工作，讲完了，谢谢大家。（掌声）
陈剑（主持人）
谢谢岑老先生，接下来我请陆彩萍女士特别谈谈第四独立队的情况和二十中队跟日军战斗的精彩片断。（掌声）
陆彩萍
尊敬的爱国工委会的先生们、各位学者和各位嘉宾，先生们、女士们，我首先简単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原来是新加坡南洋女中的学生。当年，在1940年，我参加了铜锣合唱团。由于我参加了铜锣合唱团，受了爱国歌曲的影响，什么“歌八百壮士”、“打回老家去”、“松花江上”,这么一大串抗日歌曲，让我认识了日本的残暴，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领土，就开始有了这么一个初步的认识。
接着，南太平洋战争的风声越来越紧了，我就离开了学校到了柔佛的文律坡。我今天碰到了几位从文律来的嘉宾，我非常的高兴。到了文律，我就参加了当时叫做抗日救国会的抗日组织。1940年，那个时候我不过是14、5岁吧，是个小鬼。其实也不懂得什么，就是一股热情，就是一种仇恨、想家。日本人来了，那我就参加了抗日军，到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司令部。
我以下就讲四独的司令部，当时的司令部就在上泗隆徳茂直所在的森林。我这里简单的说一下，四独司令部一共搬迁过四到五次。这是由于日军的进攻，一次一次的围剿，司令部便从这个徳茂芭搬进去，一直搬，越搬就越深，搬到玻璃城，最后就搬到天吉港，那个时候己是1944年初。那个地方是个非常的理想的所在，原来是英国人的一个石矿场。那里有发动机，有一条大河直接可以通到哥打丁宜(Kota Tinggi),还有一个小电船可用。那里很好，那个地方森林很密，那个地势也非常好，第四独立司令部基本就建在那里，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这里我想提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在天吉港当时，那是我们的天地。柔南的抗日群众都这么讲：“天吉港就是我们的小延安”。那里面有几个特点它有抗日会的群众组织，有学校，有宣传队，还有自卫队，还自己出钞票。钞票当然很简単，但是在我们这个小天地里可以流行。要外面去，要买东西那就跟我们的抗日会去换，换成那个香蕉票出去买东西，这是一个特点。还有那时候我们就有所谓的身份证。你出去要离开我们这个根据地，出去要拿一张身份证。回来的时候你有这个身份证，给你进来，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不行。我们就从这里面发现有一些是走狗、汉奸、进来探消息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一直待在那里，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后来联军的空投，营地、电台，就在我们天吉港的周围，这是我们四独另一个特点。这个我想也是我们柔佛州的光荣，可以这么说。(掌声)
八个独立队中，只有我们四独有这么一个小天地、小延安。我们四独，战斗也是最多的，3年8个月里.我们大大小小的战斗达到三、四百次，非常之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柔南这里就是新加坡的前沿阵地。当时的日军政，把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对柔南这个地方也不放过，另一个因素是我们的抗日军非常活跃，所以双方交锋战斗的次数很多。3年8个月各个独立队的战斗，在《马来亚抗日军》这本书里面有记录，我们是最苦的。这个是我们的特点。其他我不讲，太多了，耽误了时间。
我在四独参加了这个政工团，我到了文律以后就到了司令部。以后这3年8个月就在柔南，从西海岸到东海岸，从拉央拉央(Layang-Layang)到新山这一带。后来我就搞民运的工作。所以我说，我虽然是在新加坡出生，但是我一点都没想到，我从1940年到了文律，以后我就跟文律，跟柔佛结下不解之缘。因为我的先生也是文律人，我的战斗生涯也是在柔南。所以我这次回来，我很激动，我感受万千。我真的很多话很想说，由于时间的问题，没办法，只能够表达我这个感激的心情。我见到了文律来的先生，这些我非常高兴就是了，这点我就不再讲了。
我现在要想讲的就是要介绍一下文律，我们知道，四独的中队，抗日军的队伍，主要是在哥打，古来，土乃一帯，因为这边靠近司令部吧。西海岸跟司令部离得比较运，而且那里的地势没有什么大森林，不像这边，有什么天吉港，有什么玻璃城，那里都是烂芭，都是水。我们文律的先生们就知道。你走下去，你有鞋子走，你脚一拔起来，你的鞋子就不见了。我们的部队在那里，碰到的，满地都是水，是在烂芭里面过生活。
文律人民的灾难太多了，太惨重了。2月15号马来亚全面沦陷，3月份就来个大屠杀。大屠杀是很惨很惨的。文律当时是个小城镇，两、三千人口，被他杀死的就四、五百人，那种情景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讲了。相信我们有一些文律的先生，他们虽然当年还是小孩，听了父母讲也知道，是很惨的、很惨的。人此受的压迫越厉害，遭受的苦难越多，他的反抗的力量就越强。所以这样的屠杀以后，一般年轻人就开始去捡英军丟下来的枪，就筹建抗日军。开始是十三中队，后来到43年里44年那个时候，就改编为二十中队。那个二十中，当时候也碰到了好多困雅，特别是当时因为没有军械。也为了扩大部队的力量，当时有一批人，不多，大约十几个人，我们现在叫他们为土匪，他们有枪，要来向我们投诚。你说我们要不要接受呢？那时我们缺乏经验，我们接受了。他们来了以后，在进攻的时刻，他们却叛变了，把十二中的队长，叫阿福的，杀死了，然后带着武器逃走了。
在这个情况下，十三中的领导班子就成了问题。司令部就把一部分战士调到哥打(Kota)去，留下一部分就在那里重建二十中。二十中开始的时候也不外是几十个人，后来发展到两百六十多个人，三个分队。大概一个分队是七、八十人，有些多，有些少。这个时候，敌人是不断的进行进攻的，这点你可想而知。我们3年8个月打了几百次的战斗。在西海岸当时只有二十中队，其他的中队都是在中路，在哥打(Kota)那一边。
那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华人不多，其他民族的同胞多，特别是马来人比较多。当时确实是在日军挑拨底下出现了一次排华事件。那次的排华事件也非常惨，是从新加兰(Sengarang)、龙引、文律这边一直扫过来的。日本人那时很懂得挑拨，很会挑拨马来民族的情绪。那个时候日本在太平洋的战场上已经节节失败，兵力很缺。特别在国际反法西斯的欧洲的战场上，苏联的红军和盟军都已经逼进了柏林。日本为着要挽救他垂死的命运，所以他想方没法延长它的统治。考虑到西海岸有上述这个特点，他们就进行挑拨。把日本兵化妆成抗日军，在回教堂里面杀猪，把猪血、猪毛什么放到那个圣水池去搞。这样子来挑拨马来人的情绪和仇恨。但是在这里面我要说明，不是所有马来人都这样被挑起，是少数的。有一些Penghuru(村长)也不是都这么坏，只是少部分的。但是在日本强力的挑拨下，马来人拿着大巴冷刀,真的是见华人就杀，跟日军差不多。所以我们有一个同志，前两年在广州才去世。他一家三十多人，死了十七个人。你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底下，驻扎在文律、新加兰、龙引这一带的就是我们二十中的部队，我们该怎么办呢？看着我们的同胞继续遭到居杀？还是採取行动？当时二十中的指挥部就和当地的抗日会，那里的抗日会也是相当活跃的，立即进行研究和考虑对策。结果决定了四点对策。
第一就是把我们的抗日军和民兵组织全部分散到树胶园、椰林，就是有我们华族同胞居住和工作的地方，组织联防。联防就是要放哨，要武装，就提防他们杀过来。起码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人民保护起来。这是第一点对策。
第二点我们组织马来干部，在这里面就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不仅仅是华人对日本，反抗日本，打日本。因为那个地方马来人多，所以我们这个工作也做了民族的团结工作。但是说到头我们这个工作还是做得不够好，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但是这个工作我们是做了。我们就把这些马来干部跟我们的民族干部，民族干部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华人去做马来人的工作的，多数是这样，我们这样称呼。把他们也组织起宣传队。这个宣传队主要是针对马来人，去甘榜(kampung)里进行宣传，揭露日本人的阴谋。这是第二个对策。
当时我们的部队分散在新加兰(Sengarang)、龙引、文律，好多地方。第三点就是在我们部队控制范围内，我们也以一些马来干部来配合我们的武装部队，组成武装宣传队，到一家家的马来家庭进行这方面的宣传。另外劝他们把家里的巴冷刀暂时交给我们部队登记，保管，说等事情平复了，我们再归还给他们。这样做，就是防止在我们部队控制范围内同样发生屠杀事件。这是第三个措施、对策。
第四点，这一点也是比较突出的，就是我们部队主动去攻打文律，分散敌人。我们龙引的一个中队，也有一场战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讲得详细，只能长话短说。那场战斗我们牺牲了二十中的队长，他叫苏森水同志，是在那场战斗中牺牲的。他们从那边打过来、杀过来的，我们就在那里跟他们干了。必要的时候我们要攻打文律。攻打文律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文律的周围，就是新加兰(Sengarang)、龙引这些地方己经杀人了,有些人怕了,就跑到文律来，还有新加兰(Sengarang)以下，笨珍以上的，往文律这边一些老百姓跑到很远。当时的文律坡就集中了八百多人，我们现在叫的所谓难民。我们这里有些先生知道文律的地势，文律离开西海岸公路有一英里，从新邦(Simpang)再进去的，那个地方再出去就是海了。那么难民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部队正好有情报，说日军在峇都巴辖(Batu Pahat)组织了一个所谓慰问团。有医生，里面有一个台湾的医生，几个马来医生，有马来护士，日本的部队有两个军官，佩着指挥刀带领着一车人，还带了一点什么物品，要到文律去慰问。就这个问题，部队指挥部就研究，这很可能是“猫哭老鼠”的行为，所谓来慰问实际上也可能要制造另一场的大屠杀。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派部队攻打文律，把这八百多人救出来，把他们疏散到我们的控制地，是这样的一个对策。
就是这四点，我们是跟抗日会共同研究，共同进行的。这说明文律人民，我们柔佛州的人民也是有功劳的。不光光是抗日车的功劳。抗日军四独这么多的战斗能够打得这么好，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决定了这四点对策以后，我们就在战斗上计划安排,当时总指挥是二十中的领导，我们当时叫政治指导蓝清同志。原来的队长苏森水，前面说过已经牺牲了，就以蓝清为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哪里？就设在巴力丁呀(Parit Tingah)。然后由我们三个分队，这个时候我们的四独司令部也己经知道了这个事，也特别派了一个小分队，全部帯着新式武器,年轻的战上来支援这场战斗。现在我们在座的还有位老战士，萧小红同志，请他站起来。(掌声)他也就是司令部派来的，当时他也是小鬼队员。武器、枪，像Austin全部都是新的，所以这样子我们二十中队就是如虎添翼，猛虎下山，就分了三路。
第一路是以一分队为主，就从水岸港的这边，也就是靠近双(Sanglang)这边，派一部队到那边去，一方面把这个公路截断了。如果是日军要从笨珍派援兵来，不行，我们这边己经把它截断了。再一部分，就从水岸港一直插到文律，通过文律的东山庙这个庙旁边进来到文律，这是一路。
再一路就是将四分队，派到三条桥。当时从龙引到文律那边有个地方叫做三条桥，就是文律河上当时就有这条桥，你不过这条桥你就不能够到文律。所以这样子就把南北的交通截断了，文律就真空了，两边要援兵来都不行了，我们就派人到那里去，埋伏在那里。正当这个时候，我们部队已经去到了以后，正好就有一车日本兵从峇都巴辖(Batu Pahat),新加兰(Sengarang)开过来，我们己经在那里埋伏了，到了，我们就打了。日本兵他威风了，因为他凭他的武器，车头摆着一个机关枪，那个时候也可说是很笨的站在那边扫射。我们埋伏在那边，他不知道我们多少人。我们的机枪手首先把那个机关枪手消灭掉。那个机关枪就不起作用了，日本兵害怕了，快点跑，从罗里车上跳下来。我们就在那边守住这个桥，不让他们过也不让他们动，他们要走也不行。他们如果要走，一抬头一动，我们的机枪手就“bang”的把他们打。他们不动，我们也不动，结果就在那边坚守了三个多小时。那么这个是一路。
那我再讲中路，这是我们的主力，这个主力从巴力丁呀(Parit Tingah)开出，我们先组成一个综合分队，把司令部派来的这支年轻的，武器装备很好的、精良的支援队，一起编成了一个分队，还包括了一些民兵就开出，就从公路先占领警察局，新邦(Simpang)的警察局，现在不知道那个警察局还是否在那边，以前那瞥察局是在那里的。警察看到抗日军他们就怕了，有的就跑了，跑不了的结果就投降了，我们一枪子弹都没有发，一枪不发我们就把新邦(Simpang)警察局占领把我们的三星红旗，抗日军的红旗在警察局屋顶上升起来。
占领了警察局之后，我们就要开到文律坡去。这时正好我们那个从水岸港东山庙那边插进文律的部队先到。群众看到就喊：“抗日军来了”。那个慰问团日本兵就怕了，就跑了。连医生都跑了，东西也不要了，就往新邦(Simpang)那边跑，只有一条路嘛。你到文律不是只有一条公路吗？就是新邦开过去的这条路。好傢伙！跑到中途，我们占领警察局后向文律坡挺进的部队，正开过来就碰上了想逃人本兵。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在那里又打了一战。把两个日本军官打死了，把那个医生俘虏了。我们没有伤害他们，把他们捉回部队去。另外，把那八百多个难民撤走，花了三个多小时。在三条石的部队在那里也守了三小时，等与我们会合之后，便撤回到我们控制的地方，这场战胜利了。那个时候群情激奋，很多青年都参加了我们抗日军。
在这里我特别要说明两点，最后的两句话。那就是说当年虽然出现『排华事件，少数马来人受了日本人的挑拨，造成这一场惨痛的事件，但是绝大部分马来人是好的。很简单，如果说在我们部队周围甘榜(kampung)的日来人都不支持我们，他们造反了，那我们怎么对付？是吗？另外，我们的宣传队，都是民族干部，民族干部当时就有马来人。所以这样等于说，虽然在那个地方马来人多，但是绝大多数为来人跟华人是友好的，是团结的，都是打日本，对日本都是仇恨的，所以我们这一战可以讲是打得比较漂亮。从战略上，从战术上都好，这场战役就是当时的政委，政治指导员指挥，他也是文律人，叫做陈文龙，文律的一个学生，在部队里叫蓝清。后来抗日胜利的时候，他就到我们新山司令部里成为一个领导成员。好了，化了太多时间，对不起。（掌声）
陈剑（主持人）
谢谢陆大姐。陆女士她讲起这个过去的往事是非常激动的，但是也是非常精彩的，所以我两次都不忍心打断。虽然时间多一点，不过她讲得太精彩了，所以我多给了十分钟。
这里其实还有儿位老抗日战士除了箫小红先生，刚才陆女上介绍过的。他原是四独的政委陈勇和后来的陈田的警卫员，是队里的神枪手（掌卢）。除他以外，还有在座的箫琳女士,她是北京马来西亚归侨联谊会的代表（掌声），她当年也是在北马特别是槟城参加抗日的工作。这里，我特别还要介绍我们柔佛州大家都很熟悉的黄醉先生，黄醉先生也是老抗日军了（掌声）。他今天特地赶来参加我们这个会。
四独在天吉港的时候还成立了抗日大学，陈勇就是校长。新山有一位很有名的商人叫刘南辉先生，他就是抗日大学的学生，他当年也是参加了抗日军，跟陆彩萍女士是同事，特别在士乃一带工作。刘南辉先生是抗日大学的第一批学生。
现在下来我们要谈谈一些个别事件，特别要谈的是这一次我们建立的其中的一个纪念碑叫做“九一烈士纪念碑”，这是因缘“九一事件”而建立的一个纪念碑。我请叶水渊先生来专门谈一下“九一事件”。叶老清。（掌声）
叶水渊
首先感谢爱国工委会的领导和同仁，也感谢孝恩基金会的女士、先生们。感谢今天来参加我们介绍抗日情况的座谈会的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我不讲太多的客气话。
我首先简单的介绍我自己。我在钟灵中学毕业。我们在1941年12月6号考试就结束了，7号晩上日本军队一批由哥打峇鲁(Kota Bahru),—批由泰国南部宋卡，两方面登陆了。泰国当时真的是最笨蛋，他允许日本人在那边登陆，来侵占马来亚。当时有些泰国人过来，有些恐怕是间谍,马来亚政府也要捉他们的。这件事可能有些年轻人不太了解。12月10号日军就开始轰炸槟城。槟城好多条街，海滨新路、打石街，椰脚街都给炸得很厉害。我们骑脚踏车去看了一下，心里面很怕、很惊慌，很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马来亚。我那个时候就回到吉隆坡了，我家在吉隆坡，马上找到以前的学生抗敌后援会的一些领导人，我马上就参加了游山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我就在雪兰莪作战，在第一独立队司令部领导底下，我跟过多个部队；第三十五.中队、第二十九中队、模范中队这几个队我都到过。我们雪兰莪有五个中队建立起来。它们是第三十五中队、第二十九中队、模范中队、第八中队、第十二中队这五个中队。所谓模范中队就在司令部的驻地、指挥机关，模范中队的任务就是保卫这个首要机关。我有一个兄弟，两个在抗日之役牺牲了。我的大哥在吉隆坡搞情报工作，搞部队的情报工作，遭叛徒出卖，给日本人捉去打，灌辣椒水，吊打，坐飞机，什么酷刑，什么刑罚都受过了。但很坚强，一点抗日军的消息他都没有暴露给敌人，所以光荣牺牲了(掌声)。三兄弟就剩下我一个，我在部队里面，他捉不到了，我就和他打了。那时候激起的仇恨心更大了。
现在让我来介绍一下关于“九一”的事件。当时马来亚共产党与马来亚人民抗口军打算在石山脚开了个高级干部联席会议，研究进一步开展抗日工作的决策。这个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已经组织起了五个独立队，笫一独立队、第三独立队、第四独工队、第五独立队、第二独立队也成立了。
当时人民抗日情绪很高，很多肯年一批一批的参加抗日军，一些部队逐渐扩大。在这个时期有很好的领导，领导马来亚人民怎样来展开斗争。马共中央就决定在1942年9月1号在石山脚，就是黑风洞，我们叫Batu Cave的附近召开了一个“九一”党军高层干部大会。那天会场的路线早给莱特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莱特当时是马共总书记，总领导，是那个时候的第一把手。当地有一个小平，原名叫王旺生，他是领导幣个雪兰莪的抗日斗争的，是雪兰莪的地委书记。为了选这会场，因为他比较了解，就带了莱特去看会址是在哪里。模范中队开到哪里保护会场？用什么部队来保护会场？这样了莱特就知道了具体情况，便秘密报给宪兵部、警备司令部。那时候，警备司令部或宪兵部派出特务，派出便衣，就是spy（间谍），男女都有，去査探。那个地方有一条河叫Sungei Duo（双溪多河）,河里鱼多，可以钓鱼的。他们派去那边钓鱼，好像去郊游的样子。那边路线己画出给他们了，他们熟悉路线，为他们进攻“九一”会场的一个前奏。这说明了为什么“九一”开会议和地点的情况，日本人知道的那么清楚。
8月31号的晚上，除了莱特和第二独立队的一些高级的干部及东彭亨的地委没有到位之外，其他高级干部基本上已经都到了。就由前面提到的小忠同志一-小忠也是槟城钟灵中学的同学，以后到新加坡华侨中学那边读书，他当时是我们党的第一把手，由他来开这个预备会议。我们这次会议的议程程是什么、有什么重要问题、怎样保护会场、会议紧急情况的时候由淮指挥撤退。当时指定由小平同志来指挥撤退，因为他熟悉这个地方。当时的决定是分别从两边冲出去，一些从后面撤退。
造原谅我想摆一摆当时的情况.我指手划脚來讲比较清楚一点，好不好？当时情况是这样子。这边是Batu Cave,沿着的是双溪多(Sungei Duo)河。这边有一条路，一条主要的路，进攻路，在这边进来。山的后面就叫Gombak(鹅唛)。那边敌人又由后面插进来。他这边布置两条防线，包围会场的两条防线。第一条防线由吉隆坡这边派去,由吉隆坡公路那边一直向北区那边派到间津一条，这边一条是第四条防线，我们的模范中队在这边。模范中队准备了接应的，一有事情来接应的。
当天晚上大概在4点多5点左右的时候，敌人就静情情地来了，从这边来进攻，从双溪多(Sungei Duo)河来进攻。给老百姓发觉了，有日本人来了,冲过来了，就快快跑步来报告,哨兵知道了。当时日军进兵很快，一下子就冲过來。哨兵看到就开枪了。一开枪的时候，里面参加会议的同志，分两边冲出来，按照原来的路先冲到后面来，看能不能去到模范中队驻地。一冲出来的时候就不行了，冲出来有我们第一独立队的政委，第一把手许庆彪。他是由卫兵用担架扛者去参加会议的，发高烧。他冲出会场以后，因为体弱跑不了多远，开枪突围。不幸当场被打死了，牺牲了,是第一个牺牲的。其中有一位叫张观凤的，她是女的大概还不满17岁，是加影华侨中学的学生。16岁岁多便就参加了民运工作，负责会场的勤务。还仃模范中队抽出一个班来做保卫工作。是亚燕，模范中队的队长来做保卫指挥。张观凤一冲出来以后就没办法，枪战很激烈。她跨过双溪多（Sungei Duo）河，冲到菜地里就给日本人捉了，当场在那边给砍了头。年轻的小女孩，张观凤同志，就是为了保卫马来亚人民的生命财产而牺牲了。她的理想是将来马来亚能够打走、赶走日本鬼子，赶走英国人，争取马来亚独立，这也是大家的理想。
两批同志冲出来，往后己没有办法了,日军从那两条防线打过来了。这边冲出来的一位同志叫锺振康（小康）。小康是马来亚抗日军的特别队的代表，特别是搞全马情报工作的，搞打击帝国主义的情报工作的。也是钟灵中学的学生，也是能力很强的一个干部。他的脚中枪重伤了，有一位同志，就是罗常，倒回去要替他包扎，要扶他走。他说“不必，你快点冲出，能够冲出去一个，就是多一份抗日力量：”。罗常便跑开，但他刚病愈身体还很弱，掉进河里，河岸旁刚好有一丛竹，竹丛下有个洞，保护了他。小康则转身一滚，滚到坡下，下面有些小树挡住他了。但是日本人很快追来，发现了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马来亚共产党万岁”，小康在口号声中，“磅磅磅”，枪声响起，锺振康（小康）同志也为了保卫马来亚倒下去了。
那没有倒下去的同志就在小平同志的指挥下带着李振宗同志，就是刚才讲的主持预备会的，党的第二把手小忠等同志继续突围。当时我们的组织力量有三支机关枪，火力也不弱，有很多手榴弹。他们一冲，冲到日军的第二防线中，“bom bom bom”机关枪打过去，日军也倒了，倒了一批。好厉害，给他们打开了一条血路，他们冲过了日军的第三道防线了，要想走到模范中队那边去了，可是不可能，日军笫四防线在这边，冲不过去，第四防线冲不过去就倒退回来。小忠同志和朱老同志，朱老也是一个中央指挥部的人员，就在那里光荣牺牲了。回想起来很痛心，因为我们都是在一起的。
这时，剩下的人不多了。在第四包围圈冲不过去就倒回来了，倒回来就从双溪多（Sungei Duo）河下边跑上公路往甲洞那边跑去。日军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敢这样大胆从这边冲过去逃脱的，他们以为全部可以消灭。以他们的包围圏这样包围起来，他们估计这边是冲不出去的，就是往这块范围到吉隆坡，没有办法冲出去。这边是很开阔的锡矿场，那个做了锡米的空旷地方，一边都是沙坝，我们叫做沙坝的地方，估计他们也不敢冲出去。其实刚刚好就是这个缺口给他们最后一批十多个人冲到那边，冲出去了。所以日本人想一举消灭抗日军领导干部是不成了。
当时我们抗日军领导牺牲的有哪儿个？一位是党的中央委员小忠同志、另一位是第四独立队政委朱老同志、还有是第一位冲出来的第一独立队司令员许庆彪同志，许庆彪同志也是槟城钟灵中学的学生、还有第三独立队的代表陈书同志，第四独立队的队长阿福同志、第五独立队的代表张奇生同志、特别队代表小康同志、还有吉打的代表陈炳宏同志、槟城市的代表文雁同志、警卫队队长,模范中队第一任的中队长亚燕、警卫战士黄光、彭友、保伦，保伦我现在补充讲一下。保伦通过第二防线的时候，他子弾己经差不多发光了，剩下一粒子弹，打到很激烈很激烈的。他剩下一颗子弹。刚刚好有个日军军官，大概是少佐的军衔冲过来，他一枪就把他打死。军官被打死，日本兵的阵脚乱了一下，接着他们就冲了，这个保伦同志就在他们刺刀底下也光荣牺牲了。还有警卫员小林同志、刘友同志、会场勤务员张观凤同志，就是过了河住菜地里给捉到杀了头的民运队员、一个刘三耐同志、一个刘坤同志、还有一个刘三耐同志的弟弟，在会场旁边也被捉到，就在那边被杀死了。
当时冲出来也有好多个同志。现在我这边也记不太清楚，或者有些同志可以补充一下。这里18位同志有10位是党机关的精英，抗日军的政委和司令员，指挥各个州的抗日军队的斗争的。8位是警卫员和服务员，共牺牲了18位。日本人很残酷，把他们的人头一个个砍下来示众。有些人头就摆在峇都律(Batu Road),去文良港的地方，在那个三叉路口，那边有一间电影院叫做奥迪安(Odean Cinema)的，在那边摆几个人头。在市中心河边的罗敏申(Robinson)大厦那边也摆几个人头。第三个摆人头的地方就是吉隆坡的监牢，半山芭的监牢附近，叫做武吉槟当(Bukit Bintang)的电影院那边又摆几个人头。
摆这几个人头作用是什么？恐吓民众，让民众不要参加抗日，如果参加就这样下场。但是刚刚相反，日本这样做实得其反，老百姓就由于他们这样残酷，屠杀人民，他们进来的时候，马来亚人民给他杀了40多万，是血淋淋的亲身经验的事实，大家非常痛恨。这次又杀了我们这么多抗日军战士，更加激起群众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心情。
这场战我们的牺牲很大，这10位领导干部如果还在生的话，你看这个力量增加多少？是不是？可以想象得出的。我们牺牲是很大的，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牺牲也很大。这件事情更加唤起了马来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简单讲一讲。本来是五个独队，之后吸收了这个经验，总结了这个战斗的经验教训，更努力发动群众，吸收更多有志抗日的青年参加部队，很快地掀起一片参军的热潮。“大家来参军打日本鬼子”掀起了髙潮。
之后在很短时间里，就建成了八个独立队，由五个独立队増加到八个独立队，全马都有了，抗日军己经遍布全马了。当然第八独立队在日本投降前才建立起来，但是他们已经有基础了。所以这是想不到的。这样大批的力量当时有九千多人，如果加起抗日同盟会大概有一万四五千人，加上抗日群众就是汪洋大海，是埋葬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力量。同时这支军队是我们马来亚人民的军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里面的一个成员，在东南亚是强大的一个成员。当时我们看到印尼还没有搞起来，泰国很少，菲律宾不必讲了，才一个抗日中队在那边。这支强大力量就成为联军反攻一个很强的力量。所以说抗日卫马就是我们当时很主要的抗日活动。
这些历史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他们不是这样流血牺牲，当时也没有办法把日本人赶岀去。有很大功劳。第一,凡是农村和小城镇到最后日本军都不敢进去骚扰了,钳制了这三万多军队不能够参加太平洋的决战。当时形势很好，太平洋战事方面，美国开始反攻，一个一个岛的反攻，所以日本军队很成问题了。他们没有办法从马来亚再筹军队到那边去支援太平洋战争。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成绩。我们拖住他的后脚，他一走他就完蛋，我们就占领，他就完蛋了。
另外我有一些很筒单的感想，回到马来西亚以后，看到马来亚独立以后，在你们的首相马哈迪医生领导底下欣欣向荣，马来西亚在经济建设上的成绩，我们回来看了非常感动，非常高兴。我们希望在貴国新的首相巴达威的领导底序不断地创造经济，建立完善的体制，领导马来西亚人民取得更好的一个生活水平，更高标准的生活水平。安定团结当然是我们的希望。谢谢大家。（掌声）
陈剑（主持人）
谢谢叶老。他把“九一事件”的始末做了个细述。这里顺便打个广告。这是香港见证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一本书，叫《漫漫林海路》。他们带了一些来，在外面可以买到。这里面就有两篇关于“九一事件”的文章。里面也还有彭光涵老先生谈的当时抗日运动的一些回忆等等。其他是一些抗英的回忆的文章。另外一本是有些朋友把我的一篇关于马来亚华人抗日运动的论文，印成了一个小册子，叫《马来亚华人的抗日运动》,也在外面可以找到。
现在我要请马林先生来专门谈谈马六甲的“九五事件”。马林先生请。（掌声）
马林
马来西亚爱国工委会的负责先生、南方学院的负责先生、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能够受邀参加在吉隆坡举行的公祭九一烈士的典礼，以及筹款来建立马来亚抗日历史纪念馆，我觉得十分的荣幸。首先我要说，我是从士古来走出去的，因为我的童年就在士古来渡过。在这里读的书，当时读的是辅华学校，现在好像已经不在了是不是？听说是改作辅士学校，大概是吧。后来我又在士古来8里半南益黄梨厂工作。所以我现在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我的故乡。差不多是这样，我是这样的感觉，有这样的感受。现在道路、建筑己経有了很大的变化，跟我那时候儿时的那种印象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仍然感觉到非常的亲切。
这次在吉隆坡挙行公祭九一烈士纪念碑，我很感动，而且也感慨良多。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就是日本投降以后，在马来亚各地都举行过很多纪念我们那些殉难的同胞，结果很多地方都有。好像永平我就知道有一个纪念碑，立在永平。新加坡红灯码头那个就不用说了，很多人都知道。在霹雳太平也有一个。我们这次到槟城，那里也有一个殉难机工跟罹难同胞的纪念碑。过去这些都有，但是为什么这一次纪念九一烈士这个纪念碑，我认为就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过去抗日军烈士的牺牲是很少人提及的，或者是敏感的话题，不便提，在过去不便提。而这次是公然的举行了这样一个追悼仪式。这个很不简单，而且一些政府官员也出席了这个仪式。包括后来在这个月8号的表演，在天后官的表演，内政部副部长都出席了这个会议，也肯定了对九一烈士这种追悼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意义非同凡响。就是说承认了这些抗日烈士所作的贡献，承认他们的牺牲对于马来亚取得今天独立所应体现的价值。实际上就是体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应该这样说，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肯定了这些抗日烈士的价值，也就是肯定了华人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对本地所作的贡献，就是肯定了华族在本邦取得独工这个过程中所做出的牺牲和页献。你们说，是不是有这样的意义呢？（掌声）
另外一个问题我也感受很深，因为那个九一烈士纪念碑是谁提的字呢？沈慕羽。这位老先生今年己经九十多岁了。我看你们很多人应该比我更熟悉。九十三岁，对。他已经是老人了，垂垂老矣。他不但提了词，而且还去参加了这个树碑的仪式。我听工委会的先生介绍说一找上他，他很干脆，马上就答应“行，我写！”，马上就写了。而且也不顾年老，不管己九十多岁，还老远去出席这么一个树碑仪式。这个很不简単。如果你们对沈慕羽先生了解的人，应该记忆犹新。就是说在以前，马来亚没有独立之前，中国国共两党打内战打得很激烈，他是什么态度？而今天他既然能够这么干脆就答应了这件事，这个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位老先生的思想是跟随着时代在进步，说明了现在这个党派的斗争已经淡化了，己经是淡化了。
另外还有一点应该提出的，这位老先生一直是维护华教努力不懈的一位人士，是不是？维护华教的生存和发展，我这个印象是很深的，一位是他，一位是林连玉。新加坡陈六使也为了维护南洋大学的存在，还给当地政府取消了他的公民权。为了华教的生存和发展，本邦所有的华族是出了很大的力，要不然的话，今天没有这么多独中，没有这么多的华小。我听说是有一千多间，是吗？而且也没有今天的南方学院。今天早上我们来参观南方学院，给我印象很深。南方学院的建在，是体现了我们华族维护华教的生存和发展所作的共同努力。肯定这个华教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肯定我们华族在这里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你们说是不是这样一个意思？
而这个沈老先生他本身就体现了这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为九一烈士题碑，另一方面他本身也就是维护华教不遗余力的，这么一个人。这就体现了我们华族的进步，一方面也维护了华族华教的价值，为了华族的生存，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这里面虽然是两件好像不相关的事，一个是九一纪念碑，一个是华教，实际上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个给我很深的教育，我也认识了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华族，这个族群是始终生机蓬勃，不断在发展、不断在前进。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
我要再说，就是对于日本人的统治，刚才几位同志已经介绍了，说明日本人在这里所作的都是罪恶，只要稍微上了年纪的人部知道。我仅举一个例子就是马六甲的“九五事件”。马六甲的“九五事件”是发生在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5号。当时日本己経投降了半个多月，日本是8月15号投降的。9月3号就由当时的抗日军、当地特委会的代表，就也一些社会侨领的热心支持下成立了人民委员会，9月3号成立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成立以后就挂国旗，放鞭炮庆祝，跟着又接管了当时日本敌伪的一个小报，改名叫大众报，大众报第一天出版就揭露日本人在统治期间在马六甲的很多暴行。有屠杀野新的、阿沙汉的、那个锯木场的，包括一进到马六甲就把马六甲很多侨领，好像那个王宝兰、林大典这些人的一家人都捉去杀掉了。日本投降，当然是免不了要揭露他那种暴行。
当时日本宪兵还没有解除武装，他们知道了这个事就恼羞成怒。在9月5号下午4点多就派出宪兵把人民委员会，当时还在开会，14个人当场全部捉去。其中是人民委员会的主席谢重生、人民抗日军的代表雷学，还有好几个当时的社会的热心人士，大概你们有些人都会懂得，好像这个郑学琛、林揆义、康景南、陈易经、张淼森。这些人都一起被他捉去。捉去以后也不加审问，当天晚上大约6点多就把他押到马六甲对海，就是不远的五屿，从马六甲就看得到的对面五个小岛，就押到那个小岛去屠杀。在路上用罗里车押这十几个人出发。天己经黑下来了，罗里车爬坡上那个小山林的时候，康景南跟张森森两个人利用黑夜的掩护，跳车逃走了。其他人照样给押到码头边，下了一只摩多艇，就押到对岸那里去。到了对岸恐怕天已经很黑了，我估计当时起码都有8、9点。首先日本兵就把谢重生、吴世健、彭玉楼三个人先押上来。跟着又押三个人，就是陈运祯、陈易经跟郑学琛三个人，又把他们押上来。就一批一批押上船头，要下船登上其中一个最大岛叫做独屿。结果陈易经跟郑学琛趁着日本人不注意，把捆在手上的绳索挣脱，结果就跳海了，就是从在船上跳到海里面去。日本人马上.开枪扫射。陈易经他会水，从这里跳下去，从那边游出来，所以日本人拚命扫射就没有打到他。另外那个郑学琛他不会水，一跳下去就沉下去了，结果溺毙了。
因为有人逃出来，所以就去报告抗日军了。抗日军与时驻在野新，就是离开马六甲差不多二十公里的野新。大约接到这个报告已经是深夜了，天亮马上就出发，就到独屿去。去到那里的时候，己经是一片凄惨的景象。抗日军到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谢重生，就是人民委员会的主席跟那个雷学，抗日军代表，已经给日本鬼子用刺刀，把他们的头硬硬的扯掉。其他的人就用刺刀刺死，随便丢到井里去。但是还有三个人没有死，还在那里呻吟。这三个人是谁呢？-个就是吴世健，一个就是彭玉楼，另外一个就是曾才。吴世健的伤比较重，最后送去野新医院抢救，但救不活了。另外彭玉楼跟曾才就救活了。后来这两位先生到底活到什么时候，现在还在不在，我就不清楚了。己経过去了这么多年，那是1945年的事,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十八年了。他那个时候都己经30来岁了。如果现在还活者，也九十多的了。
我知道当时马六甲还是很重视这件事，就把这些死难的烈上全部葬在离开马六甲大概七英里的一个地方，葬在那个公路边的墓地。我几次经过想看一看那个墓，那个碑还在不在，但是没有发现。后来人家告诉我那条路己经改了，以前那个墓就在公路的旁边，现在那条公路已经不从那边走了，所以我就看不到了。这些人也都是烈士，他们不幸在日本投降后还遭遇到日军的屠刀。其中一位林揆义，是国民党的党员，这样说来，他们的血都流在了一起。这里牺牲的这些人，我简单介绍一下，谢重生是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广东东莞人，他死的时候只有28岁。雷学是海南人，他死的时候37岁，年纪算比较大，他是1908年出生的。吴世健是福建南安人，死的时候是34岁。郑学琛是福建永春人，死的时候是35岁。林振锡是福建海澄人，死的时候才31岁。林揆义，就是刚才我说是国民党员，他是广东大埔人,死的时候是37岁。还有陈运祯,死年是35,他是福建金门人。另外一位李金灶，是福建永春人。还有一位江华成，是广东人。总共逃出了5个人，包括了受伤、救活的，当时是牺牲了9个人。这件事当时知道的人不多，除了马六甲人比较知道之外，恐怕外地人知道的不多。当时日本刚刚投降不久,乱哄哄的。这里，就说明了日本人那种残暴的本质，根本就不把人当人，特别对华人就更不在话下。这个大家都有体验。我举这个例子也就说明了这一点。他都己经投降了，还这么疯狂，其他就可想而知了。当他有权利在手上，他统治的残暴就更不在活下。
我们今天来讲这些市，主要就是说我们要记住这个历史，这个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是不是？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提倡去复仇，我们不是提倡复仇，但是也要看到日本就是有一小部分人,那种军国主义思想很严重。到今天为止还不肯悔罪，不肯承认他己经侵略了中国和东南亚这些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不能忘记这段血的教训，付出的血的代价。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我觉得我们纪念这些烈士，死难的烈士，就更应该珍惜今天得來不易的和平，更应该保卫我们今天这个幸福的日子。希望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各族同胞能够和平共处，能够为本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更大的努力。我的话完了。（掌声）
陈剑（主持人）
谢谢马林老先生，谈的这个马六甲的“九五事件”。我们从抗日前一直到日本投降这中间，我们选了几个典型的事迹来诉说地区性的抗日情况。这里我把这个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一个总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马来亚抗日军是怎么组织成的呢？那就是在日本南侵前夕，英国人他们看到自己的抵抗这方面恐怕不行了，但人民都要求起来抗战。所以他就跟当时的进步组织，也就是马来亚共产党达致了一个协议，成立了101特训学校，由马共组织了一批人，总共165人参加了101特别军训。第一批15人从新加坡选出来，第二批30人，第三批60人，第四批60人,他们来自新加坡、霹雳、雪兰莪、彭亨还有柔佛等地。第一批原来是打算训练以后派到北马去的，可是他们没来得及到北马，只能够到雪兰莪的双文丹。第二批原来要到霹雳的，也只到了森美兰的淡边。第三批原来要到雪兰莪的,也只到了柔佛的永平。那第四批就只到了柔南的泗隆港。
当时日军从1941年12月8日在吉兰丹登陆后,便势如破竹，以四万军员把这个号称十万大军的英军打败了。特别在仕林河一役败得很惨，英国人一路败溃下来，59天从吉兰丹就退到了柔佛长堤，然后日军花了一个星期就把新加坡占领了。新加坡在42年2月15号沦陷。英军投降了。这四批人员只接受了十天左右的基本军训，主要是枪械的使用、爆破技术，英国人也给了很少的一部分的武器跟手榴弾，还有一些炸约，就把他们派去马来亚，跟逗留在马来亚的一些英军共同组织敌后游击队。当时马共中央宣布了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这165个人就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胚胎。当时抗日军的组织是以独立队的形式来展开作战的。而前面的四批人先后就成立了第一到第四,共四个独立队。
人民抗日军的基本编制是怎么样的呢？他在马共中央领导下成立,每个独立队有一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是一个集体领导，他们跟马共的组织地委一級是平行的--个组织。在司令部之下分别有正副队长，后来改称为司令员，他们就负责作战、军务的指挥。另外一个是管理部。管理部现在叫做后勤部，主要接管经济、军需，医药供应与其他后勤服务。第三个部是政治部。政治部下面就是政工团，我们陆大姐就是政工团的成员。他负责党内外的政治工作，也包括文娱表演等等。另外有一个党代表。党代表主要是负责党务跟作为队的总指挥，跟司令部一起工作。在他们之下就分成中队，中队下面分设三个分队，分队是由30到50个人组成的：换句话说一个中队大概有100到150人左右。分队之下有小队，小队大概10到20个人，属流动队。那之下又有民运组织。那这就是当时人民抗日军的编制。
人民抗日军总共成立了八个独立队，刚才说了前面成立了四个，后来再陆陆续续成立了其他独立队。第一个独立队驻扎在雪兰莪，起初只有3个分队，后来发展成5个中队，有5、6百人。第二个独立队在森美兰，最初的时候只有2个中队，大概60人左右，后来发展成为四个中队，1个独立分队。第三个是柔北的第三独立队，起初也只有2个分队，后来发展成为4个中队。第四个是柔南的独立队，一开始就有4个中队，所以柔南的力量是比较强的，后来发展成为6个中队。第五独立队是在1942年12月1号才成立的，是在霹霧州成立的，最初是4个中队，后来发展成为8个中队。第六个中队是在上彭，所谓上彭就是彭亨西部，是由二独那边调过去一些人马，加上当地的3个分队游击队共同组成4个中队和一个独立分队。第七个是东彭，当时叫做下彭，就是从关丹这边一直向北到丁加奴，它是1944年11月才成立的，总共有3个分队。第八个独立队是最迟成立的，那是1945年8月5号才成立的.就是说日本投降前4天成立的，他们分布在吉打、玻璃市这一带，总共有3个中队。这此后来才成立的独立队不等于说当时没有游击队，他们在日本登陆的时候就己经成立了小组游击队，在独立作战了。后来为了统一的编制，才慢慢的把它组织成总共8个独立队。8个独立队总计有45个中队，以及两个独立分队，总人数在日本投降前夕差不多达到1万人，这不包括民运跟其他组织，所以包括民运、民兵组织，超过1万5千多人。还有从事政治工作的抗日同盟会遍布全马。
抗日军到底从事过多少战斗呢？也只能够通过新马侨友会他们组织150位老抗日军共同来整理当时抗日的回忆录去了解。从这些回忆当中的统计，总共跟日本的遭遇战超过三百四十次以上。这是凭记忆得出来的统计。主动出击超过两百多次。这些遭遇战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就是反围剿。日本人知道人民抗日军成立以后，觉得这是重大的威胁，所以就不断的进行対抗日军的围剿。这边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42年11月对一独的围剿，派了几千兵员去攻打当时只有4百人左右的独立队。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叶水渊先生谈的“九一事件”，以2千兵员去围剿40多位的高层干部，18位烈士因此牺牲，这是石山脚事件。第三个是44年9月的围剿四独天吉港的根据地，就是当它小延安吧，那时候动用飞机、大炮，还有几千兵员去攻打当时大概有2千个的游击队员。
第二种是伏击战。这是最多的一个战斗形式。根据当时村民以及其他的情报收集所得的一个情况，以小队或者中队的方式去伏击日军，有几百次都采用这伏击战。
第三种是袭击战。袭击战就是主动出击。主动出击在1944年以后就逐渐普遍起来，45年更加普遍。典型的战斗里有一个“五一三战役”，5月13号这日子是很特别，很多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天。这是三独在45年5月13日在柔北同时发动对13个警署的袭击，袭击非常成功，打死日军几十个人，捉到几十个人，缴枪两百多支，还有大批弹药和其他的设备。
这是三种战斗形式，总共有三百多次的战斗。实际上根据不完整的统计，大小战役打死、打伤日军超过5千5百多人，打死的奸细大概2千多人。抗日军战死跟牺牲的也在千人以上，还包括一些当时因为疾病伤亡的人数。日本的记录说，日本军只伤亡了六百人，当地的警察死伤2千多人，抗日军死伤2千9百人，这是日本人的记录。我们一位学者叫谢文庆，他做了一个统计，那就是45年8月15号到31号，就是日本投降之后的两个星期里面的战斗情况。日军死亡506人,抗日军550人。单单这两个星期，日军就死了506人。所以说3年零8个月里面只死了6百人，是不能令人相信的。
在武装配备方面，初期抗日军只能够从战场上去收集英军留下、丢弃的所有的武器、弾药来武装自己。所以在最初的时候，武装弹药各方面都比较缺乏。像柔南当时有一个队伍，一个小游击队有数十个人，除了巴冷刀，就只有三支半枪。为什么三支半呢？有一支来福枪锯了一半，前半部不能用，所以叫做三支半枪游击队。可想而知，抗日游击队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下组织起来的。后来对日军的不断伏击，武器逐渐的累积。到了45年联军才开始空投武器。投了多少武器呢？2千多件。原来联军打算空投3千5百多件，但是到日本投降的时候，他只投了2千多件。在复员的时候，也就是说日本投降以后，人民抗日军解散了，上缴的武器有多少呢？抗日军缴出的武器一共有5千多件，换句话说比联军空投的多出3千多件。这些都是伏击跟其他方式得到的武器。还收藏了5千多件，换句话说日本投降前夕，抗日军手中的武器超过1万件以上。
抗日军复员的时候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公开队，一个叫秘密队。向英军这边公开的是公开队，那些没有上报的就是秘密队，所以武器也是交一半藏一半，收藏了五千多件。后来在抗英的时候，又把它们挖出来，再上山去打游击。跟联军的合作是43年10月12号，林谋盛乗潜水艇到马来亚以后，在12月30号跟人民抗日军达成协议，订立了所谓“美罗协定”。联军是靠电报机跟印度的总部联系的，可是签约之后，电报机就坏了。电报机一直到了44年10月的时候才修好。这中间，留在马来亚的136部队就全靠抗日军替他们掩护，保护他们。到了45年2月电报机修好以后，联军总部才正式批准那个“美罗协定”，才开始空降一些人员跟武器。到了日本投降前夕空降的136部队人员大概是4百多名，武器2千多件。
以上就是关于丹来亚人民抗日军的组织和战斗的一些具体情况。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报告。今天我非常感谢几位老抗日战士来这里现身说法，谈谈当时的抗日事迹。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这个讲演会就在这里结束。结束之前，马林先生有一些补充。
马林
我补充一点就是当时抗日军的牺牲实际上是很严重的。好像三独有60个骨干，就是当初到101受军训的人员，到日本投降的时候统计了一下，只剩下18个人。那就是说牺牲了三分之二还多。像一独是15个人去受训，到结朿的时候只剩下三个，损失更重了,五分之四都没了。当然其中还包括病死的、被捕的，有些做了逃兵，有些在战场上牺牲的。这个损失是很惨重的。我们过去打游击游离不定，不会把每一个战斗缴获了多少武器，多少人受伤，登记起来，没有做这个工作，等以后再来收拾就靠回忆，这个回忆当然不会很准确，数字也只能够当作参考。刚才我说的两个数字，因为我们当时做过统计，所以我想是比较准确。（掌声）
陈剑（主持人）
今天座谈会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的光临。谢谢。
学术单刊：
第一种：〈南大精神与民族教育〉座谈会（李元瑾·李业霖 陈松沾）
第二种：〈日本战前的南洋移民〉（郑良树）
第三种：学术文化讲稿两篇（郑良树）
1.〈春秋〉万言，只在一字褒贬
2．打造文化，带领历史
Occasional Paper No.4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Ethnicity
& Culture Southern College
欢迎翻印，以广流传。
2004年5月出版
Southern College
PTD 64888, 15KM, Jalan Skudai
P. O. Box 76,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Tel:07-5586605(ext.136/155)
Fax:07-5563306
Emai1:researchinstitute@sc.edu.my
http://www.sc.edu.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