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口的跨国流动变得更为方便与快捷，我国的海外华侨华人人数也呈不断上升趋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华侨华人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课题研究最新成果显示，20世纪初，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约为400万～500万；20世纪50年代初，总数増加至1200万～1300万，其中90%集中在东南亚；到2007—2008年间已达4543万；如今约为5000万人。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占比已降至73%左右，北美、欧洲、大洋洲和日本、韩国等地的华侨华人数量出现较快增长。（注1）随着海外华侨华人人数的不断増多，我国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呈现出多学科的发展特点，并在努力探索构建自己的华侨华人学。华侨华人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华文教育与华人文化、华人社团、华人经济等成为传统的热门研究课题。尤其是华族的母语教育问题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与深入研究，这主要是因为母语教育是一个族群应有的基本权利，是保持族群特性最有效的途径，而且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母语教育是保持族群特性及族群文化认同的必要手段
“语言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一个民族的文化本质只有通过母涪才能够被吸收并加以发展。可以说“母语是民族灵魂之灵魂”。正如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所说：“语言不仅仅表现为一个民族的生命力，而且它正是民族生命的本身。民族的语言一旦消失，这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注2）厦门大学的庄国土教授也认为：“在构成族群文化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语言。”（注3）著名马来西亚华人学者古鸿廷提出，要培养和塑造一个族群的文化传承，母语教育有着重大的意义，而移民海外的华人，为继承华族的传统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注4）Shamsul则认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被华人视为是传承语言与文化的守门员(custodian),即维持华人性(Chineseness)”（注5）。
从民族学的观点来看，体现民族心理状态的民族文化具有非常的稳定性，而语言是文化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在经济生活日益超民族和超国界的今天，现代化的交通方式使地域日益淡薄，语言成为保持族群文化特征的重要标志。在华人的集聚地——东南亚地区，由于华人与当地人同属黄种人，如果丧失本族群的语言，则同化的进程会越来越快，并且母语也是最有效、最直接、最自然的学习媒介语，接受母语教育是各族人民不容剥夺的民族权利和基本人权。早在1948年的联合国人权宣言中就明确规定了各族人民的这一权利，其他国际公约如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等也都保证公民自决、发展和促进彼此的文化、语文与教育的权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2000年起把每年的2月21日定为国际母语日，旨在促进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多语种化。联合国宣称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有形和无形遗产的最有力工具，各种促进母语传播的运动能够提髙对全世界各种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对话的基础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团结。由此可见，母语不仅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传承本民族文化有效的工具，也是促进国民团结、世界人民团结必不可少的手段。在1966年第十四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会议通过的《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中，就明确宣称：每一种文化都有各自的必须受尊重和维系的尊严与价值；每一个族群都有权利和义务去发展其本身之文化；由于文化类型多样化且各具特色，在彼此相互影响下，所有的文化最终将构成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注6）
而在21世纪的今天，许多新生代华人却基本上不懂华语，不谙华人文化，广大华人面临着文化认同危机。文化作为最能彰显民族特性的一个因子，对一个民族来说意义重大。可以说，它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如果丧失了民族文化，便丧失了民族性，这个民族也将不复存在。而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教育，教育是重要的传承工具与载体。这也就是广大华人不畏艰难、齐心协力办教育的原因。培养民族文化认同的族群教育对于整个华族来说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对华族母语教育的硏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马来西亚华族母语教育的发展路径对其他国家华文教育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其他少数族裔争取母语教育的权利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东南亚许多国家是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自汉代以来就与我国建立了联系。在此后2000多年的交往中，它们成为我国海外移民的主要地区。华文教育也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完善，到“二战”结束前，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华（侨）文教育都很发达。但“二战”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华文教育进入了历史上最为艰难的时期，许多国家都制定了非常严厉、苛刻的政策，华文教育辿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当然这与当时两极对抗的国际大环境密切相关。如在20世纪60年代后，印度尼西亚政府实施全面同化政策，华校华文被全面禁止，华文教育绝迹。在50年代中期以后，菲律宾政府以“共产党渗透华校”为名，抨击华校，并且主张关闭华校，但在华族的坚持下，还是有部分华校保留了下来；但在70年代初，菲律宾政府又采取了华校菲华政策，致使华文是唯一用华语教学的科目，华语华文退居第二语言阵线，与之前的母语教育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马来西亚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严格限制华文教育发展的政策，致使华文教育的发展步履维艰。但因为华人社会的坚持与抗争，以及拥有较为完善的华人政党、华人社团组织等，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才得以保留并逐步发展壮大。
20世纪80年代，两极对抗的冷战时代结束，意识形态对抗终结，开启了多极并存的国际格局；加之全球民主化的不断推进，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体制处在转型时期，即由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换，尽管这个过程会非常缓慢和漫长；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中文的经济价值逐渐凸显。这些都为华文教育的复苏创造了和平的国际大环境。通过几十年的强化（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或适应政策（如马来西亚、文莱）的实施，华人的政治认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促使了东南亚各国政府逐渐放开了华文教育，并给予不同程度的政策激励，华文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如被取缔20多年的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再如新加坡的“推广华语运动”，开始以官方的形式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这些国家“浴火重生”后的华文教育如何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可以说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虽然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主要依靠广大华人的鼎力支持，但我们要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华人力量对政府政策建构的影响，以及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期间所进行的各种联合与斗争。所以华文教育的发展与维护固然离不开华人社会的大力支持，但不是要走华人办教育的道路，而是华人要通过积极的参政或形成具有实质影响力的压力集团来影响政府华人政策的建构，使之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这才是保护母语教育，发展母语教育的必由之路和最终之路。同时，这也对多民族国家少数族裔母语教育的保护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3.试图找寻海外华人（少敬族裔）更好争取自身权益的规律
通过对华人社会不同力虽主体对政府政策制定影响的系统考察，可以发现海外华人为争取自身权益所进行的政治动员以及华人政治参与（度）的变化。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力量主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对政府政策的反应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坚决反对与抗争，有的则是妥协甚至支持。总之，通过对马来西亚华族母语教育发展的系统考察，笔者试图找寻一种规律，即华人社会不同力觉主体在何种情况下釆取何种措施，才能更加有效地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并使之朝若有利于维护华人权益的方向发展。这对海外广大华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争取与维护自身权益都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4.对待少數族裔的母语教育政策与本国族群关系的改善具有直接的关系，这对多民族国家妥善处理族群关系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在当今众多的争端与冲突中，经常可以看到族群的影子，有时族群问题是导致冲突与战争的直接原因。所以族群关系是多民族国家不得不重视和处理的重要关系之一，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稳定与现代化建设，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继摆脱了殖民统治，威得了国家的独立。在民族一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族群身份的转换、国家认同的建构成为当权者关注的中心议题。在这个过程中被压制的族群问题开始凸显，并成为影响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妥善处理族群关系是对每一个多民族国家当政者的严峻考验。
“语言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以当政者的教育与文化政策刺激着每一个族群的神经。在少数族群的政治认同发生转变之后，通过强制的同化或压制不但不能有效解决族群的文化认同问题，甚者还会引起强烈的抗议，引发族群矛盾与冲突。我们从西方国家的“熔炉理论”、同化理论到多元文化主义可以看出西方多民族国家处理族群关系的转换轨迹，同时也说明了族群关系的复杂性及其敏感性。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族群关系相对比较和谐，“5·13”事件后基本上没有发生激烈的族群冲突。这和政府的民族政策有着极大的关系，尤其是少数族裔的母语教育政策。虽然马来人享有特权，但政府对其他民族并不是一味的压制，而是给予一定的发展空间。这就使得许多议题可通过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而不会直接引发剧烈的冲突。因而，对于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马来西亚处理族群关系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与不足
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结合了华人政治、华人文化各层面的综合性问题。一部华文教育的奋斗史也是一部马来西亚华人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斗争史。由于政府把单元化的教育视作建构马来西亚国族、塑造国民团结的必要手段，认为非马来语及文化是建构马来西亚国族的障碍，因而对其加以限制与打压，以建立单一源流的国民教育体系。这就使得华文教育已衍变成政治问题，教育的政治化是其最大特点，每一•个教育问题的产生与解决都渗透着政治力量:的较量与博弈。但由于巫统在国民阵线（以下简称“国阵”）中的垄断地位及单元化思维，华人政党地位的不断边缘化，使得通过政治协商达成的解决方案很难满足华社的要求。为了争取华教权益，以董教总为首的华人社团及华文报刊只好通过向政府施压或对教育部的各种举措进行抗争。由此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问题的错综复杂，因而欲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就避不开对马来西亚政治、华人社团及报刊的综合研究。有鉴于此，本书的学术回顾也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完
国内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很丰富，概括来讲主要侧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华文教育的发展为研究轴心，探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二战”后各个时期的发展背景和特点、兴衰的原因以及今后的发展前途。马来西亚郑良树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注7）（第一、二、三、四册），借助翔实的调查资料，全面展示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历史、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是研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必读的参考资料。郑氏也是系统研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从开创至今日的第一人。其中，第一、二册全面分析了“二战”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状况，第三、四册深入分析了“二战”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历史、政府的华教政策以及华校面临的各种挑战等。作者指出，国家独立后，华文教育不但难以分享到国家自决、民族自主的丰美蛋糕，反而由于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对华教进行不同级数的统合而面对一波又-•波的震荡和压力，华教的山径越走越崎岖，华社为了自卫做出了一系列反应.并因此和政府发生了各种矛盾和摩擦。（注8）笔者的硕士论文《冷战后“成就困境”中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主要探讨了冷战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困境，并分析了这种“成就困境”局面形成的原因。潘一宁的《战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1946-1980）》（注9）一文.也是遵照这样的模式进行分析的。
(2)以教育政策对华文教育造成的影响作为观察焦点。如古鸿廷《马来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与困境(1951—1969)》（注10），王品棠、徐柳常《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注11），罗绍英《华文教育之演变与发展》（注12），张禹东《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及其发展前景》（注13），郑良树《独立后华文教育》（注14），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注15）及利亮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嬗变(1945—1970)》（注16）等，都采用了这种研究方法。其中利亮时的硕士论文《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嬗变(1945—1970)》对此有较为翔实的论述。作者通过对史料的整理，逐步论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各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并系统地把各个时期政府拟定的教育政策报告书对华文教育的冲击贯穿起来，内容详尽，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复旦大学梁忠的博士论文《马来西亚政府华人政策研究》（注17）一文从民族一国家建构的角度详细分析了从东姑·拉赫曼到马哈蒂尔历届政府的华人政策，其中政府的华教政策占有一定篇幅。最后作者提出，民族一国家政府虽然与少数民族之间在本质上存在冲突，但只要在适当的政治架构安排下，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可以降至最低。马来西亚别具特色的“半民主”体制，既有威权体制的性格，又有民主体制的弹性。在此体制下，政府可以强力镇压因民族矛盾而引起的冲突，避免民族矛盾表面化，使种族冲突问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同时，又能适时调整统治策略，适应社会变化。广西师范大学曾营的硕士论文《马哈蒂尔政府对华族的政策研究(1981—2003)》（注18）一文，详细分析了马哈蒂尔当政时期(分三个阶段)所采取的各项对待华族的政策及所产生的影响。这些都对本书的写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以华文独立中学作为探讨的焦点。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是华社拒绝向政府压制华文教育的政策妥协、拒绝接受改制的必然产物，它是马来西亚一个非常特殊的私立教育体系，也是研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其中最有成就的是古鸿廷的专著《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注19）。此书收集了作者不同时期发表的九篇论文，重点阐述了独立中学的产生、发展及面临的困境等问题，并试图通过对“二战”后马来亚地区华文教育的发展及该地区华侨华人政治意识的滋生与成长的分析，来说明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华族发展华文教育是为了保存华族的民族文化，是一种文化认同，这并不影响华人的政治认同，两者并不矛盾。然而执政当局却把文化认同曲解为政治认同，并要达致两者的高度统一。因而作者认为马来族、华族两大族群对文化传承与政治效忠之间的不同解读是造成族群冲突的根源。黄润岳的专著《独中论丛》（注20）收录了一系列以独中为研究对象的单篇论文。作者从独中之来由、独中之使命、独中之回顾及展望这几个方面探讨华文教育在各个阶段的发展状况。其中《西马华文独立中学所面对的困难及其对策》一文提出了独中在经济、师资、课本的选择、学生的流动性等方面所面对的困难。在论及独中的发展方向时，作者强调，独立中学应该有一定的目标，每一间独立中学都应该建立自己的、独立的、特殊的风格，成为真正的独立中学。
另外，关于华文独立中学的论文与专著还有很多。如吴晓霞的《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发展方向》（注21）、张秀明的《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演变与现状》（注22）、沈天奇的《华文中学改制》、黄祯玉的《独中教育从复兴到教改》以及《生存、成长、展现生命力——回顾历届独中行政人员研讨会》、苏源恭的《独中生的升学路》（注23）等。
(4)对华文教育前景的展望。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前景是许多论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不管他们是以教育政策为观察焦点，还是以独中为讨论对象，最后都会在文中论及华文教育在今后的发展前景。总体来看，学者们大都认为华文教育的前景是乐观的。如吴建成的《华文独中的发展对策、原则与方向》（注24），作者从经济的角度分析独立中学的发展方向，认为要应对21世纪的挑战，华教运动必须把工作重点从原来维护母语教育和发扬中华文化的特殊使命逐步转移到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培训人力资源的一般使命上去。
白晓东的《法律突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战略的必行步骤》（注25）以新的视角探讨华文教育的发展前景。作者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法律突破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展开讨论，从法律的角度探讨华文教育的发展前景，认为华文教育要稳健发展，就得在宪法和教育法令中树立华文教育的法定地位。作者对此表示乐观。因为争取法律上确立华文教育的法定地位，在马来西亚不但有法治环境，也有宪法上的抗争依据。此外.华人的积极参政，也使华文教育受到政治、法律制度的保护。这篇论文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突破了以往多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探讨的局限，对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关于教育与国家建构关系的研究
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国内却相对匮乏。我们知道，教育是一种人类道德、科学、技术、知识储备、梢神境界的传承和提升行为，也是人类文明的传递。但在马来西亚，教育却是被政治化的，被视作塑造国民团结、进行国家建构的工具。这也就从总体上决定了政府对待华族母语教育的政策。
早在20世纪70年代，教育学者就已注意到教育与国家建构的关系。如Chai Hon-chan的《多元社会中的计划教育》（Planning Education for a Plural
Society）（注26）、《多元社会中的教育与国家建构西马的经验》（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Plural Societies: The West Malaysian Experience丿（注27）。在这两本书里，作者指出“二战”后殖民体系纷纷解体，但其所遗留下来的多元族群特征却深深烙印于新兴的独立国家中，所以这些新兴独立国家基本上都还延续着殖民时代的教育政策。作者认为这种教育政策的实质就是试图透过统一化的国民教育，塑造共同的民族意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相信统一的国民教育（包括课程、媒介语等）是建国的不二法则。但由于在独立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这样族群的显著差异也就掩盖了经济发展的不均。因此，独立后教育就成为平衡或重新分配经济资源的最主要设计。
林开忠的《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注28）试图探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及其在大马国族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把华文教育放在一个“建构中的华人文化”的脉络下进行考察。作者认为华人文化或教育运动是对马来西亚国族形成的反应甚至抗拒，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以保存他们所认为的文化传统，华文教育运动所力争的是族群文化的传播权力。李志贤的《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历史课本之分析》与陈玉淸的《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独立后华文教育发展之比较研究》两篇论文，也是把华文教育置于马来西亚政府建构国族认同的脉络下，分析急欲将全体国民“马来化”的马来精英遇到境内的华文教育时的态度与反应，也分析了身为少数、弱势民族的华人是如何抗拒马来西亚政府的强迫行为的。
Elsa Lafaye的《消除族群差别及马来西亚国家建构中的教育政策角色》(The Role of Educational Policy
in Overcoming Ethnic Divisions and Building Malaysia's Nation)（注29）在开篇中就提出，由政府主导的教育政策在消除族群冲突、保持社会稳定、进行国家建构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接着分析了在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其教育政策存在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欲通过教育来培养国民共同的价值观，以促进国家统一、国民团结；另一方面，实施有利于马来人的政策，对非马来人给予种种限制。不管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还是在国家发展政策时期，政府的教育政策始终没有脱离这个方向。政府的这项带有歧视性的教育政策，虽然増强了马来人的竞争力，但也进一步强化了华人的族群认同感及对本族群语言、文化的保留与发展。总之，作者认为在教育被高度政治化的马来西亚，教育在国家建构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预示着华文教育面临着诸多困难。Graham Brown的《塑造族群公民：马来西亚的教育政治化及其实践》（Making Ethnic Citizens: The Politics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in Malaysia)（注30）也是釆用了上述分析路径。作者提出在马来西亚教育是被高度政治化的，是为特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中小学阶段的教育被视为进行国家建的工具，主要是灌输马来西亚国家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大学阶段的教育则被视为是促进马来人利益的工具，通过提高马来学生的大学入学率，从而为改变马来人经济上的贫困打下基础。最后作者分析了在这种教育政治化的环境下华文教育的生存状态以及面对政府颁布的一系列不利于华文教育的法令华社的反应与抗争。
另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如Machi Salo的《教育、族群和经济：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改革(1957—2003)》[Education, Ethnicity and Economics: Higher
Education Reformsin Malaysia(1957—2003)]（注31），Suet-ling Pong的《马来西亚的族群和学校：政策角色》(Ethnicity and Schooling in Malaysia:
The Role of Policy)（注32）等。
3.关于华文教育与华人政党、华人社团的关系研究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华人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华人社团的期力相助,尤其是被誉为•'华教保姆”的弛教总。华人政党在华文教育的发展及华教权益的争取上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尽管以马华公会为首的华人执政党出于政党本身的需要.有时会偏离华社意愿，甚至走到华社的对立面。但总的来说，华人社团及华人政党为了反抗政府的不合理政策，争取华教的合法权益，与政府展开了长期博弈，这也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能得以发展壮大的正要原因。因此，要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进行研究就离不开对华人政党与社团的研究。但国内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研究得也不甚深入。
Tan Liok Ee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政治化(1945—1961)>[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1945—1961)]（注33）一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首先回顾了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然后详细分析“二战”后至1961年这段期间华文教育发展面临的一系列政策问题，探讨了为了反抗政府的不合理教育法令华人政党与社团所作的各种努力，期间也充斥着诸多矛盾。并对一些关键性历史会谈做了详尽描述与分析。但该书主要是分析1945—1961这20年间的情况，以后几十年的情况却鲜有涉及。陈绿漪(Tan Liok Ee)的《董教总及对文化霸权的挑战(1951—1987)》[DongjiaoZong and the Challenge to Cultural
Hegemony(1951—1987)]（注34）一文首先分析了长久以来对华教的研究存在着的两种偏颇论调。一类研究认为华教运动组织是种族沙文主义的支持者，他们反对以单一语言、单一文化作为建国的基石；另一类研究把他们看作是“压力团体”，其主要目的是提出华人的要求，这样的看法则是把他们排在以政党政治协商为中心的边缘。她认为这些都是很不公允的观点。作者提出.輩教总所扮演的是对抗国家文化霸权的角色，在争取华教权益方面坚持不懈，积极地抗争政府的不合理政策。
孙易红的硕士论文《沈慕羽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注35）以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主席沈慕羽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他在20世纪60—9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执教杏坛以及捍卫华教两大方面的活动，全面分析其教育思想以及为维护华文教育合法权益的斗争经历，解读他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程嘉辉的硕士论文《马华公会与华文教育》（注36）探讨了作为华人的最大政党——马华公会与华文教育的关系，重点分析了马华公会从成立伊始对华文教育态度的转变及其原因。但该论文只分析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至今的20年基本没有涉及。
4.关于华文教育与(华人)政治的研究
直接研究华文教育与政治参与关系的论文基本上没有，但很多文章在研究华人的政治参与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华文教育问题。Richard Mead的《马来西亚的国家语言政策和法律体系》(Malaysia's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Legal System)（注37）就首先分析了马来西亚语言政策的政治化，然后分析了马来西亚的法律体系及法庭用语。作者指出马来西亚的国家语言政策就是要确立马来语的官方及国语地位，并限制其他语言的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对其他族群的母语教育产生打压之势。再如Amy L. Freedman的《政治参与和少数族群：马来西亚、印尼和美国的海外华人》(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thnic Minorities: Chinese Overseas in Malaysia, Indone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注38）主要探讨了少数族群的政治参与问题，并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的华人作为研究个案。在开篇作者就回顾了少数族群参政的动力机制，有三种理论可以对此做出解读：一是社会阶层因素强调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二是族群和文化因素；三是制度因素。其中，作者认为第三种因素即制度因素要比前两种因素能更好地解释少数族群的参政动力。在本书的第三章作者详细解读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分析了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历史、影响华人政治参与的因素以及马来西亚政治制度的本质，并把华文教育当做案例来分析华人内部不同力最主体对政府教育政策的反映；指出华人领导者在1950年争取公民权的时候能把华社团结在一起，但在以后如何保护华文教育、动员民众方面则显得比较困难，这主要源于每个人都有狭隘的个人利益；并把华人精英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党的领导者，他们通常代表大财团和商人阶层的利益，有影响政治的机会和能力；一类是华人社会活动家，他们为争取广大华人利益以及华文教育的合法权益积极奋斗，但在组织集团行动方面面临着困难。最后作者总结认为华人在马来西亚政治中只是一个常规的参与者，而不能成为重要的影响力量，主要原因在于华人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团体，内部斗争分散了其力挝。
杨建成的《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系之探讨(1957—1978)》（注39）一书是一本极具参考价值的文献。本书首先分析了西马多元的社会结构,进而探讨了华巫在政治上的竞争、种族冲突事件的意义和影响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对西马社会的影响,并探讨了在这种政治结构下华文教育受制于一系列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此外，王国璋的《马来西亚的族群政党政治(1955—1995)》（注40）主要研究马来西亚族群政治中的政党政治面向，分析了族群政党政治的特质与变迁，指出在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环境中，政党与政党的互动最为明显，其中也涉及华文教育问题。
5.研究现状评析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出，直接或间接探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究相当丰富，主要存在两种倾向。
一是国内学者多从华文教育本身着手，回顾其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前景，并把教育政策法令及华文独立中学作为研究的重点。对教育政策法令的分析还多是从史学的角度进行论述，局限于就法令而论法令，以及这些法令对华文教育产生的影响。但对这些法令出台的背后因素以及华人社会各种力量主体为影响政府决策所做的努力、期间与政府的博弈与斗争亦即对法令的建构因素分析不足甚至鲜有涉及。国内虽然也有人开始探讨华人政党、华教人士等与华文教育的关系，但并没有进一步解读华人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在不同时期政策转变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在影响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受限因素。总的来说，国内学者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都较为单一，主要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来展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状况。而多视角、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较少，理论性研究则更显单薄。
二是国外学者，以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学者为主，由于他们有条件进行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的资料，而且自己身为华人，能更好地从华人自身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的研究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研究非常翔实，通过大虽的实地调研资料全面展示马来西亚华族母语教育的历史、现状等；另一方面，侧重从制度的层面展开研究，把华族的母语教育置于马来西亚大的政治体制环境下，并探讨教育与族群、教育与政治参与、教育与民族一国家建构等之间的关系。这些多层面、多维度的研究不但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对本书的写作有极大的启示意义。总之，国外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究要比国内更为深入，研究视角也更为多元化，跨学科研究是其一大特色。但全面探讨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政策及政策制定过程中华人力觉主体与政府间的博弈、华人力员主体间的联合与分裂的文章并不多见，这也正是本书所要达致的目标。
三、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之处
1.研究的主要内容
母语教育作为少数族裔保持与传承本族群文化、保留本族群特性以区别与“他者”的主要方式与途径，是每个民族都为之争取与奋斗的原动力。但在许多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出于各种考虑，往往总是想法设法压制少数族裔的母语教育，由此也引发了族群矛盾甚至冲突，严重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从当今流血冲突不断的国际社会中我们都可以找出族群冲突的影子，所以给予并重视少数族裔母语教育的权利是化解族群冲突的有效方式之一。
广大华侨华人自漂洋过海移居他国以来，就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为争取本族群的文化教育权利进行着孜孜不倦的努力。东南亚作为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聚集地，亦成为海外华文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在东南亚诸国没有摆脱殖民统治之前，华族的母语教育都获得了较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这些国家相继取得独立后构建民族一国家的过程中，华族母语教育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相继衰落，有的甚至被连根拔起，尽管各国华人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与东南亚诸国相比，马来西亚的华族母语教育之所以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形成较为完善的华文教育体系，华人社会自身的努力当然功不可没，但马来政府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为其发展创造了条件，成为影响华文教育的关键因素。但这种制度环境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期间受到哪些力量的影响？
马来政府华教政策的制定，可以说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是国内外相关力虽互相斗争、妥协的结果。本书试图借助国际关系的体系层次分析方法，将之置于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探讨华人社会不同力虽主体是如何影响政府的华教政策制定的。本书选取华人政党、华人压力集团、华文报刊作为主要变虽，系统分析在不同历史时期这几个关键变量对政府华教政策制定的影响。与此同时，国际体系、中马双边关系及马共因素也影响着马来政府对华文教育的认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华教政策的制定。不管是英殖民政府还是独立后的联盟政府，其教育政策（针对华族的母语教育政策）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可以说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通过系统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华社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中，抗争与妥协始终贯彻其中。以董教总为首的压力集团始终走在抗争的最前线，以马华公会为首的执政党时而抗争，时而妥协，其态度主要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对其是否有利及其领导层。在华社的大力抗争及政治所需(如为了竞选需要、国际形势的改变)下，政府的态度有时会有所缓和，进行一定的妥协，并对相关政策作出修订。总的来说，马来西亚华教政策的出台是马来西亚内部与外部相关势力相互斗争、妥协的结果。虽然华人社会的斗争是主要的，但我们也不可忽视国际因素的影响力。
基于此，本研究重点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1)马来西亚的华族母语教育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为什么能够一枝独秀，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华文教育体系？
(2)制度因素作为影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关键因素，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期间各种力量主体是如何进行博弈从而影响着马来西亚华族母语教育的政策制定？
(3)华人政党、华人社团等华人力量主体，在抗争政府不合理的华教政策、争取华人权益上，在不同时期为何会出现联合与分裂？这种转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4)马来西亚华教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及其发展路径对少数族裔争取本族群的合法权利有何启示意义？
2.研究方法
(1)历史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一是根据历史发展的线索展开研究讨论；二是根据史料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揭示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必须运用搜集、鉴定和整理史料的方法，对史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本书主要采用历史结构分析法，以时间为经、政策法令为纬，力图全面展示与探讨不同时期当局的文化教育政策及其制定过程中华人社会力量主体与政府间的博弈及结果。本书主要釆用马来西亚当地资料进行研究，包括政要言论、资料汇编、调查访谈、官方统计以及大量的报刊资料等第一手资料，此外还有当地华人、马来人撰写的学术论著和网络资料等。
(2)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方法是分析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对象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的方法，可分为纵向比较分析和横向比较分析。本书首先通过对“二战”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文教育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现状的横向对比分析，提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得以保存并发展的制度因素作用。然后在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华教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对华文教育的生存状况进行了纵向对比分析。
(3)演绎推理法。演绎推理法是指人们以一定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认识为依据，从服从该认识的已知部分推知事物的未知部分的思维方法。本书系统考察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从中我们可以预测其今后的发展前景及对其他少数族裔争取合法权益的借鉴意义。
3.创新之处
(1)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从前面的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对马来西亚华族母语教育的研究多是釆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分析其现状、成果以及面临的问题，孤立地进行研究。本书则采用实证分析法，系统地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华人力量主体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并以此考察华人政治参与度的变化及其对争取华人权益尤其是华教权益的影响。
(2)新理论的运用。以往有关马来西亚华族母语教育的研究大多是述多评少，视角单一，缺少理论性的分析手段。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力图弥补这一缺憾，综合运用了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族群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如威权体制论、社会运动理论、多元文化主义等。
(3)研究视角的创新。本研究从制度层面探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生存状态，并具体分析了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华人社会力量与政府间的博弈。
四、概念界定
1.华人社会与政府
关于社会的含义，学术界有很大争论。我国社会学研究者归纳出“社会”的特点包括：由人群组成的；以人与人的交往为纽带；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具有心理的、精神的联系；社会系统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等。（注41）华人社会就是由共同的人种与血缘纽带组合起来,并在共同的历史、语言、行为方式甚至共同的经济生活中形成的稳定的华人共同体。在马来西亚华人是第二大族群。华人社会规模庞大，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亦有一定影响力。但华人社会历来比较松散，凝聚力不强，这也直接影响了权益争取的效果。
政府是国家权力的集中代表者与公共服务的执行者。具体来说，广义的政府包括行使国家权力的所有机关，即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总统制国家往往采纳此种意义上的政府概念；狭义的政府仅指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即行政机关，议会内阁制国家是用这种意义上的政府概念。马来西亚作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实行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内阁（联邦政府）是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的最高行政机关。因而.不管是英殖民政府还是马来政府都掌控着教育政策的最高制定权。但进一步细化来说，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首相、以教育部长为首的教育部及各州教育局又起着主导性作用。因而，华人社会在争取华教权益、反抗政府的不合理政策时，往往通过向首相、教育部长提呈备忘录、意见书的形式，表达华社诉求。
2.马来亚与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全称马来西亚联邦，简称大马，由马来半岛的马来亚和婆罗洲的沙巴、沙捞越所组成。马来半岛由柔佛、吉打、吉兰丹、马六甲、森美兰、彭亨、槟城、霹雳、玻璃市、雪兰莪、丁加奴11个州组成，被称为西马，沙巴、沙捞越被称为东马。在历史上，马来亚和新加坡同属英国殖民地，1948年新加坡分离出去，马来亚组建了马来亚联合邦，并于1955年获得自治，1957年独立。1963年，马来亚与新加坡及婆罗洲的沙巴、沙捞越共同组建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新加坡退出。西马也就是前马来亚，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也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在涉及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之前的历史时，本书尊重历史称谓，仍称之为马来亚。
3.华族母语教育与华文教育
华族是近20年来国内外研究华人问题的学者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汇，对于该词汇的内涵学界尚存争议。本书从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意义上对此进行界定，即华族指所有生活在中国（含大陆、台、港、澳）以外的具有中华民族血统和中国文化特征的人，具体来说，包括仍保持中国国籍的“华侨”、已取得外国国籍的原华侨及其后裔所构成的“华人”，以及泛指华侨、华人后裔的“华裔”。顾名思义，华族母语教育就是指华族所开展的关于本族群的语言文化教育。
从狭义上来说，华文教育是指海外华侨华人在所在国对华族子女所进行的中华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华文经济价值的日益凸显，华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不断扩大。与传统意义上的华文教育相比，华文教育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包括海外华人实施的华文教育、中国政府进行的对外汉语教学、各国大学里开设的中文课程及为培养商业人才而举办的各种中文补习班等。（注42）但从族群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华文教育仍然应取狭义上的概念，这也基本上与华族母语教育的含义相吻合。因而在本研究中，华文教育与华族母语教育两者是互为通用的。马来西亚华族母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对其他少数族裔母语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意义，因而本书在书名及大标题上多采用“华族母语教育”这个称谓，以凸显“母语教育”这个各个族群共同关注的问题。
五、本书所用变量分析及几点说明
本书主要选取华人政党、华人压力集团及华文报刊作为主要变量。其中，华人政党又以马华公会为主，兼涉民主行动党及民政党等其他华人政党；华人压力集团以董教总为主，兼涉中华大会堂联合会(堂联)、工商联合会等华人社团组织；华文报刊以《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为主。
1.华人政党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原则。所谓政党就是指人们为了通过选举或其他手段赢得政府权力而组织的政治团体，其目标旨在夺取决策权(decision-making power),不管是单独行动还是联合其他政党共同行动。华人政党顾名思义是以华人为主体的政党组织。
(1)马华公会(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马华公会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政党，成立于1949年2月27日，是一个以马来西亚政治为中心的华人政党，是在马来民族主义高涨的气氛下成立的，目的在于维护华人在马来亚的权益。它于1952年与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结成联盟，1954年又与马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共同组成马来亚联盟，1974年又以马华印联盟为基础，联合其他政党组成了“国民阵线”。自1957年马来亚独立以来一直是执政党之一。现任会长是2009年新当选的蔡细历。马华公会的宗旨是：培植和保障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柯福利，促进各民族的亲善。现有党员60多万人，全部是华人。（注43）该党号称是仅次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的第三大华人政党。
马华公会的成立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二战”后，英国重返马来亚，但当时由华人左派组成的抗日力员已非常强大，这引起了英国人的惊恐。他们害怕马来亚大部分的中下阶层华人会倾向于左派，因此发动了一系列打击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行动,还将很大一部分中下阶层华人迁徙至“新村”，将其与外界隔离，以彻底剪断其与马共的联系。马华公会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成立的。它自称为福利机构,最初动因是协助华人排除在紧急状态下受到的苦难，尤其是住在新村的华人。通过对新村华人提供帮助，将其势力伸入到华人各阶层中，为稳定政党根基打下了基础。其标榜为华人争取利益，并标榜反共主张，明确表明马华并不与马共同流，而是愿意效忠当地政府。（注44）首任会长是受西方教育的陈祯禄先生。他提出了马华公会的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团结所有阶层的华人，二是促进种族间的亲善、和谐和合作，特别是华巫之间;（注45）并说：“1949年2月马华公会成立，其近因主要是因为马来亚的忠诚华人，在紧急状态下受到苦难。紧急状态下不断危及许多华人的性命，威胁华人的切身利益，而且还能使人怀疑我们对本邦的传统忠诚感，虽然我们之中已有许多以马来亚为永久家乡。”（注46）马华公会一成立就受到英国人的欢迎与支持，因为英国政府认为拉拢马华公会，将其当成代表华人社会利益的政治团体可以打击马共势力。总之，“二战”后当马新华社还纠缠于中国政治即亲国民党和亲左派的斗争中时，马华公会的创立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成为战后马来西亚的第一个华人政党。此后，马华公会以华人社会合法政治代表的身份参与了1955年的议会选举，通过议会道路参政的尝试，避免了华人在马来亚政坛上被边缘化的危险，积极推动了华人参与马来亚的政治活动。
马华自成立至今，作为代表华人利益的执政党，在维护华人权益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从最初发行福利彩票、争取公民权运动到争取华人文化教育的合法权益等。但随着马华在国民阵线中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为了获得巫统的信任与支持，其态度逐渐倾向中庸。在很多政治议题上，它一方面要维护华族的权益，满足华社日益高涨的平等要求；另一方面又要照顾巫统代表的马来族立场，所以很多时候马华都在扮演左右劝说的和事佬角色。为此它也遭到很多抨击，被认为是软骨头、没原则，尤其是在争取华教权益上时常与以華教总为首的华教团体意见相左，被认为“出卖”了华教利益而一度受到华人社会的“唾弃”。如何看待马华在争取华人权益方面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我们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以及政党的特性进行分析。这也是本书所要解决的正要问题之一。
(2)民主行动党与民政党。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马华因华文教育问题及内部党争逐渐失去华人社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1969年大选的挫败。就在这个时期，两个受华人强力支持的政党先后出现。1966年成立的民主行动党(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简称“民行党”)脱胎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它是一个非种族性的政党，争取实现西方式的民主理念，即不分种族，人人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实现所谓“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其政策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主张每一个种族在马来西亚都应受到公平的对待，包括政治、社会及经济的平等。坚决反对把公民划分为“土著”与“非土著”，反对一个民族享有比其他民族更多的权益，以及国阵以马来人为中心的政策。第二，倡导“多元文化”，接受马来语为国语，主张华语和泰米尔语享有官方语言的地位，要求平等对待国内巫、英、中、淡四大源流学校，反对为了确保马来语的传播而消灭华人和印度人文化特征的做法。从中可以看出，民行党在维护华人文化、教育方面立场鲜明，这也受到了以董教总为首的华人团体的拥戴，巩固了其在华人社会中的地位，获得了广大华人选民的支持。
1968年成立的民政党(Gerakan Rakyat Malaysia)汇集了专业人士、工会领袖、学术人员和前马华脱党人士，也标榜非种族政治以实现民主目标。但是，不管是民行党还是民政党，这两个标榜非种族政治的政党还是大部分依靠华人选票当选。他们是反对党的重要成员，对政府的政策加以批判和监督，对民主制度的实施有相当的贡献。（注47）1972年民政党加入国民阵线，成为执政联盟中的一员。它本身也产生了一定变化，在争取华人权益方面，不得不受制于巫统，逐渐与当初的愿望背道而驰。
2.华人压力集团
利益集团又称“压力集团”，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人的定义是：“所谓利益集团，我们仅仅是指因兴趣而联系在一起，并意识到这些共同利益的人的组合。”（注48）其特点在于“利益集团并不企图亲自参政。他们注意政治权力并不是为了占有它，而是企图用自己的能虽影响国家的法律以及行政机关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使本集团获益”。华人压力集团是以华人为主体、以争取华人合法权益为目的的组织。如董教总、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等都是典型的华人压力集团，在争取华人权益、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下面主要选取董教总进行说明。
華教总是教总和教总的合称，两者自成立以来，就紧密配合，并肩作战，联手争取民族权益，是维护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坚强堡垒。董教总依据公民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及接受母语教育是基本人权的理念，争取华印文与马来文并列为官方语文，主张各族母语教育一律平等，并为民族语文与教育的生存与发展展开了不懈的斗争.被誉为华教“保姆”、“民间教育部”，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享有很高威望。两者广泛地联合华人社会各政党、团体以及各阶层人士共同奋斗，积极争取华教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1)教总。教总是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的简称，成立于1951年12月25日，是一个由全马各地区华校教师公会以及州级华校教师公会联合会组成的教师组织。其前身是华校教师公会，是以谋求教师福利、联络同道感情的联谊性组织。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以维护民族文化教育权益为使命的组织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与英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密切相关。1951年初，英殖民政府通过《巴恩报告书》欲消灭华文教育，迫使华校教师们团结起来寻求对策。教总因应而生。不同于其他联谊或谋求个人福利的一般教育组织，教总是为争取华文教育乃至华裔公民的平等地位而成立的。其奉行的基本信念是：第一，人皆生而平等，而作为马来西亚三大民族之一的华裔公民是建国功臣之一，其权利和义务必须与本国其他民族同等；唯有平等共存才能团结共荣。第二，在语文教育方面，教总认为，母语是最自然、直接、有效的教学媒介语。接受母语教育是基本人权,华文教育必须纳入国家教育主流。奉行的行动方针是：第一，合理的要求一要求本身应享有的权利，绝不侵犯别人；第二，合法的步骤——遵循法律，反对破坏；第三,坚决的态度——不达目标，绝不罢休。（注49）教总几十年如一日争取华教合法权益的斗争是其宗旨与行动方针的具体体现。
(2)董总。董总是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的简称，成立于1954年8月22日,是马来西亚维护与发展华文教育的全国性领导机构。董总成立的宗旨是：一是联络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以促进各华校之发展；二是共同研讨及举办马来西亚及州华校兴革事宜，包括课程、考试、师资、教育基金及其他有关事项；三是推进及巩固全马华校董事间之联系；四是团结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之力量，共谋改善及促进华文教育事宜；五是代表马来西亚各华校董事会与政府商讨有关华校的一切事宜；六是筹谋全马华校董教间之合作；七是促进各民族之亲善与团结。（注50）其会员是由各州的华校萤事联合会/董教联合会所组成。州董联会的会员是州内的华文独中董事会及华文小学董事会。各社区的华校茂事会是董总的基层组织，也是当地华教的保姆。1973年进行了独中复兴运动，并成立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独立中学工作委员会，以配合独中复兴运动的开展。1994年成立董教总全国发展华小工作委员会以及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长期以来，华校董事会通过学校办学为民族、国家培养人才，为政府分担教育责任。为抗拒单元化国家教育政策，董总更是不遗余力地捍卫和发展民族母语教育。2011年新一届董总常务委员会即第28届（2011—2013年）委员会更是把以下议题作为近几年的工作重心，包括促使政府全面承认独中统考文凭，拨款给独中，解决独中统考生在政府师范学院面对的不公问题；制度化増建华小、公平拨款给华小及解决华小师资等问题，恢复华小董事会管理学校的权力；履行承浴公平对待和发展改制中学，批准华社民办学院升格为大学等。（注51）这些议题也是华社一直关注并为之奋斗的事务。
图1-2董教总组织结构图
（资料来源：董教总官方网,http：//www.djz.edu.my/home.htm。）
董教总作为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军”，几十年来屡败屡战，已被形容为一个“挑战（土著）文化霸权”的组织，在政治游离的华社里一定置度上扮演着一个利益集合的重要角色。（注52）Tan也认为从社群而非宗教的角度来看，董教总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非政治性华人院外活动集团.一直以来在动员华人群体方面取得了成功。（注53）马来亚大学的高级讲师祝家丰博士对董教总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认为：“董教总虽然屡遭政府排挤与打压，但它在华族中的影响力使得政府不能忽视它。华小的保存与独中的发展完全仰赖于華教总的支持。”（注54）总之，董教总在反对政府不合理教育政策、争取华教权益方面始终走在最前列，被政府视作“眼中钉”.并不断遭到政府的抹黑与打压，但其立场绝不动摇。
董教总还拥有一批如林连玉、沈慕羽这样的领导人，也正是在他们的坚定领导下，董教总才逐渐树立起在华社中的威望，同时也成为政府打压的主要对象。因而.在分析华人压力集团这个变量时，像林连玉、沈慕羽、林晃昇等这样对华教有突出贡献的领导人亦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因素。如被称为“族魂”的林连玉先生，为华教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在抗争政府不合理的华教政策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形成了今日为大马华人所熟知的“林连玉精神”。（注55）而作为主要压力集团的董教总，也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有理有据地与政府展开博弈，最大限度地争取华人权益，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又是“浑然一体”的。因而，对董教总这个博弈力最主体的分析其中也渗透着对这些领导人物的作用分析。有鉴于此，本研究就不把这些有突出贡献的领导人单列为一个变量进行分析，而是放在华人压力集团这个主要变量中一并分析。
3.华文报刊
华文报刊作为华社的“三大支柱”（注56）之一，在争取华人权益、反对政府不合理政策方面亦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通过大最的新闻报道，把华社尤其是以董教总为首的压力集团的声音传达出去，让政府当局了解华社的诉求。同时，适时地把政府的回应传达给华社，起到了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作用。其次，通过发表社论，表明自身立场。社论，亦称社评、社说，指“报社的言论”或“代表报社立场的文章”，针对最近发生的重大或有意义的新闻事件，迅速地提出解释、批评、主张，以反映或引导社会舆论的评论性文字。社论是报纸的灵魂，代表了报纸的立场和方针。正如学者胡殷在《新闻学新论》中所说：“社论是代表报社的主张，是一份报纸的灵魂，是创造舆论的总枢纽，是行动的直接指导者。”（注57）
鉴于华文报的上述功能，本研究在对这个变髭进行分析时采取了如下处理手法。一是华文报对华教政策及华社反应的大量报道，这本身亦可看作是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引文中有具体体现，故文中不做分析；二是重点关注华文报刊发表的社论，以此来探究报刊的言论导向及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本研究主要选取《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两份华文报纸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
(1)《星洲日报》。《星洲日报》由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于1929年1月15日在新加坡创办出版，其目的除了提高侨胞的爱国意识外，也是为了促销药品。他说：“与其花钱登广告，为什么自己不办报。”蒋介石为《星洲日报》题写了报头。胡文虎在创报宣言中阐述了该报的使命：“求民族政治、经济的平等地位；力倡华侨投资祖国，籍定国基；提供各种教育，沟通中西文化，以增进华侨地位。”（注58）1942年2月15日,《星洲日报》停刊，1945年9月8日复刊。在国共内战时期，《星洲日报》偏向国民党，但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疏离中国情结，专注报道马来亚本地新闻。新马分家后，《星洲日报》独立成为一家马来西亚华文报纸。1986年因涉及“马华人反对政府错误处理华人教育”等敏感问题，1987年被吊销出版准许证半年。1988年，被木材大王张晓卿“常青集团”下的“朝日报业有限公司”收购。复刊后，张晓卿立即宣布《星洲日报》的立场：“报道时考虑多元民族社会，时刻自我克制和约束，扮演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角色。”“为读者提供互通信息和表达心声便利，推广教育、发扬文化和促进各族间文化交流，在党派政治中严守中立。”（注59）
从上述宣称的立场中，我们不难看出经历了1987年的“茅草行动”后，《星洲日报》的报道立场将更趋中立化，言论会更加谨慎。但其致力于推广教育、争取民族权益的一贯立场是没有动摇的。正如星洲日报报业集团前执行董事顔振浩在《星洲日报》创刊75周年之际所说：“《星洲日报》维护华社权益向来不遗余力，因为我们知道，华社如果没有华文报章喉舌，就形同失去下情上达的桥梁,困境上诉无门，任何障碍都不能分割这种紧紧维系着的关系，华文传媒与华社相互扶持.紧密配合，共同为族群事业的发展做出努力。”（注60）时至今日，有超过100万的马来西亚人阅读《星洲日报》，成为马来西亚，也是除中国大陆、港、澳、台以外发行虽最大的华文报。其自创刊以来坚持独立办报精神所累积的公信力使它成为马来西亚深具影响力的一家媒体。
(2)《南洋商报》。《南洋商报》是南洋最负盛名的一份报纸。它于1923年9月6日由陈嘉庚在新加坡创办，其目的是促进实业和激励教育。20世纪20年代末，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爆发，陈嘉庚损失巨大，无力独撑《南洋商报》。1932年8月，陈嘉庚有限公司宣告收盘，《南洋商报》改组，由李光前与李玉荣兄弟等人接收。1941年著名政论家胡愈之出任主笔，《南洋商报》成为抗日救亡的喉舌，号召华侨捐贈钱财，支援中国前线抗战，1942年2月，日本占领星马前夕停刊。日军投降后复刊，经过苦心经营，《南洋商报》影响力大増，除了新马外，还远销至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新马分治后，两报公开分立，并删去版头上“马来西亚版”字样,成为一家立足当地、完全独立的华文报纸。
马来西亚政府公布实施“新经济政策”后，该报作为华资企业也按规定将其股份的1/3卖给马来西亚国营企业机构，1/3仍由李氏家族所有，1/3分散于社会人士手中。1972年10月22日，《南洋商报》改名为“南洋报业有限公司”。1990年11月24日，马新最大的华资集团之一的丰隆集团入主南洋商报。1998年10月28日，“南洋报业有限公司”改名为“南洋报业控股有限公司”。2001年5月28日，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集团下的《南洋商报》、《中国报》和10多份杂志月刊，引起了华社的强烈抗议。因为广大华人害怕马华公会一旦控制了马来西亚华文报章中发行虽居第二和第三的报纸一一《中国报》和《南洋商报》，也就基本上控制了华社的言论。在华社的强烈抗议下，马华出面表示，如果有企业接收《南洋商报》，会考虑出让部分股权。
《南洋商报》展现了南洋浓郁的地方特色，显示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独特的人文景观，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主要桥梁和纽带，深受马来西亚华人读者的信赖，同时也成为海内外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重要资料来源。《南洋商报》注重言论，每天都会有一篇社论，而且日趋注重本国问题。在争取华社权益尤其是华教权益方面，《南洋商报》积极配合华社，报道有关华教的各种新闻，并适时发表评论，对政府的不公平政策给予批评并提出中肯性建议。
4,几点说明
(1)关于本书的谋篇布局、分析架构。本书以马来西亚的国家发展阶段(主要分为独立初期、新经济政策时期及国家发展新时期三个阶段)作为历史阶段划分的标准，同时把其置于不断变换的国际大背景下，注重国际因素的分析，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第一，不管是英殖民政府还是独立后的联盟政府，其教育政策(针对华族的母语教育政策)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可以说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二战”后，国际体系已经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冷战思维下的意识形态深深影响甚至主导着当局政策的制定。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冷战思维意识已没有五六十年代那么浓厚，许多新建立的民族国家开始致力于国家建设。“5·13”事件后的马来西亚开始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领域强化马来人的地位，民族一国家的建构逐渐走上以马来人为中心、同化甚至排斥其他族群的道路。在这一时期，提出以马来文化为核心、排斥其他族群文化的国家文化政策以及限制打击其他族群母语教育的教育同化政策。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终结，国际体系发生了大改变，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每个国家的中心任务都是进行经济建设。政治民主化及多元文化的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执政当局亦开始正视这种现实，并采取相对宽容、缓和的政策处理各种问题。
第二，由两极对抗到全球化时代是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必须面对并经历的时代变迁。冷战后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教育迎来了发展的契机，各国也相继放松对华文教育的管制。华文教育进入复苏、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而在国际生存背景具有同质性的马来西亚，其华族母语教育的发展以及华人争取权益的历史经验对其他国家少数族裔权益的争取具有借鉴意义，尤其是在华人众多的东南亚国家。
(2)为限制与打压少数族群的母语教育，以建构单一源流的国民教育体系，从英殖民政府到联盟政府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令，数量众多，有的由于经济原因无法实施，有的由于民众的强力反对而做出修正，但是大部分还是通过政府的强势手法得以实施。本书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对每个政策法令逐一进行探讨，故只分析对华族母语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法令，如《1956年拉萨报告书》、《1961年教育法令》等。而且每个法令条文众多，本书也不可能逐条罗列，只是择其重点进行介绍与分析。
(3)政府在拟定教育法令或修改现有教育法令之前，一般都会先设立一个委员会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然后发表一个教育报告书。这些报告书往往成为新法令的基础或蓝本。如《1952年教育法令》是以《1951年巴恩报告书》为基础的；《1957年教育法令》是以《1956年拉萨报告书》为基础的；《1960年教育法令》是以《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为基础的；《1990年教育法案》为《1996年教育法令》的出台莫定了基础。为此，本书在分析这些政策法令的制定时，通常把报告书和教育法令放在一起分析，如把《1951年巴恩报告书》和《1952年教育法令》作为一组分析对象。同时也把一些大的行政课题纳入分析的范畴，如独大事件、3M制风波、华小高职事件、英语数理化政策等。
(4)关于博弈过程与结果的分析。马来西亚的政策制定主要由高级官僚掌控，缺乏公民社会的参与，往往是政策出台后，民众才得以了解政策内容。教育政策也不例外。因而，华人社会力量主体在影响政府政策时，通常有以下手法：一是政策出台后引起华社的强烈不满与抗议，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对已出台的政策做出一定修正；二是政府在出台新的教育政策之前，有时会成立相应的教育检讨委员会，象征性地征询民意，华社通常会利用这个机会表达诉求；三是前两者相结合，政策出台前千方百计地向政府传达华社意见，政策出台后通过向政府呈递备忘录等表达诉求，进行抗议。因而，本书在分析过程中也结合了上述三种方式，并不拘泥于过程一结果的分析范式。
(5) 每个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其他事物的相互作用中存在的。不同的华人社会力虽主体虽然都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政府政策的制定，但这种影响不是孤立存在的，通常是几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本书在分析这几种变量时，并不是把每一种变量单列开来进行分析，而是把几种变量放在一起分析，当然期间它们也有合作与分裂。
注释：
注1：《约5000万：全球华侨华人总数首次得出较明确统计数字〉，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ll/30/c_111206719.htm,2011年11月30日。
注2：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88页。
注3：庄国土等：《“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厦门：应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3页。
注4：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质门：厦门大学出版甘，2003年，第13页。
注5：Shamsul A. B., Identity Contestation in
Malaysia: A Comparative Commentary on “Malayness”and “Chineseness”, Akademika 55,UKM Press,1999.
注6：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编：《检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0年，第41页。
注7：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二、三、四册），吉隆坡：马来四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6年。
注8：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四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3年.第4页。
注9：潘一宁：《战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1946—1980）》，《东南亚研究）,1989年总第63期。
注10：古鸿廷：《马来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与困境(1951-1969)》，《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注11：王品棠、徐柳常：《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林水檺主编：《文教事业论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兰莪中华大会堂.1985年，第23-29页。
注12：罗绍英：《华文教育之演変与发展》，林水檺主编：《文教事业论集》，吉隆坡：马来四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85年，第40—60页。
注13：张禹东：《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及其发展前景》，《八桂侨刊》，1999年第3期。
注14：郑良树：《独立后华文教育》，林水檺等编：《马来西亚华文史新编》(第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第255-288页。
注15：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吉隆坡：马来西亚雪兰我中华大会堂，1991年。
注16：利亮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嬗变(1945-1970)),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9年。
注17：梁忠：《马来西亚政府华人政策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注18：曽营：《马哈蒂尔政府对华族的政策研究(1981-2003)》，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注19：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注20：黄润岳：《独中论丛》，吉隆坡：马来西亚出版印务有限公司，1973年。
注21：吴晓霞：《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发展方向》，《东南亚》，1999年第1期。
注22：张秀明：《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演变与现状》，见《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
注23：钟伟前主编：《董总50年特刊(1954-2004)),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2004年。
注24：吴建成：《华文独中的发展对策、原则与方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注25：白晓东：《法律突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战略的必行步骤》，《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注26：Chai Hon-chan. Planning Education for a
Plural Society, Paris：UNESCO,1971.
注27：Chai Hon-chan,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Plural Societies: The West Malaysian Experience, Canberra：Austr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7.
注28：林开忠：《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狷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9年。
注29：Elsa Lafaye, The Role of Educational Policy
in Overcoming Ethnic Divisions and Building Malaysia’s Nation, Oxfo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Education and Geopolitical Change” 11-15 September 1997, Oxford, Grande-Bretagne.
注30: Graham Brown, Making Ethnic Citizens:
The Politics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in Malaysia,
http：//www.crise.ox.ac.uk/pubs/workingpaper23.pdf.
注31：Machi Sato, Education. Ethnicity and Economics:
Higher Education Reforms in Malaysia(1957—2003), http://www.nueba.ac.jp/cic/pdf/njlcc071/05Sato.pdf.
注32：Suet-ling Pong, Ethnicity and Schooling
in Malaysia: The Role of Policy. http：//www.cicred,org/Eng/Seminare/Delails/Scminars/cducalion/ACTES/Com_Pong.PDF.
注33：Tan Liok E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1945—1961),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注34：Tan Liok Ee, DongjiaoZong and the Challenge
to Cultural Hegemony(1951—1987), in J. S. Kahn and Loh Kok Wah (eds.), Fragmented
Vision: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Sydney：Allen & Unwin, 1992.
注35：孙易红：《沈暮羽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注36：程肅辉：《马华公会与华文教育》，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注37：Richard Mead, Malaysia's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Legal System，New York：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88.
注38：Amy L. Freedm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thnic Minorities: Chinese Overseas in Malaysia, Indone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2000.
注39：杨建成：《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一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系之探讨(1957-1978)》，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
注40：王国璋：《马来西亚的族群政党政治(1955-1995)》，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
注41：郑杭生等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8-69页。
注42：周聿峨：《全球化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注43：朱振明主编：《当代马来西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注44：古鸿廷：《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马来亚篇），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22页。
注45：R. K. Vasil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New Pelhi：Radiant Publishers, 1980, p.18.
注46：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槟城：友达企业有限公司,1984年，第30页。
注47：颜清湟：《马来西亚华人对国家进展的页献》，《东南亚华人之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集团，2008年，第249页。
注48：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徳等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00页。
注49：参见輩教总网站，http://web.jiaozong.org.m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3&hemid=35。
注50：钟伟前主编：《董总50年特刊（1954-2004）》，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輩事联合会总会，2004年。
注51：参见董教总网站, http://www.djz.edu.my。
注52：何启良：《路漫漫其修远兮：马来西亚国家机关、公民社会与华人社会》，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1997年，第1期。
注53：Tan Liok Ee. DongjiaoZong and the Challenge
to Cultural Hegemony(1951—1987), in J. S. Kahnand Loh Kok Wah(eds), Fragmented Vision: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Sydney: Allen & Unwin,1992.
注54：2009年10月19-29日在厦门大学举办的“东亚区域整合：人口跨国迁移及其影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与祝家丰博士的交谈。还有一些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学者(如马来亚大学的潘碧丝、潘碧华，新纪元学院的廖文辉等)也持此种观点。
注55：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从国家及人民关系的角度来说，主张国家独立、民族平等、人民团结友爱、互相忍让、互相帮助、共存共荣建设祖国；第二，从民族权益特别是民族语文教育合理地位的维护与争取的角度来说，就是敢于斗争与牺牲、不屈不挠、义无反顾，而且是保持“贫賤不移，威武不屈”的精神；第三，从民族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说，就是不计名利、敬业乐业、全力以赴、“甘为孺子牛，乃至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柄神；第四，从组织思想、工作作风的角度来说，就是依師集体、善用人才、注重组织、群策群力、自力更生.积扱建设的做法；第五，从个人生活修芥的角度来说，就是那种不注重外表，又非常致力于求知充实自己，但非独善其身，而是关心时事、关心社会、维护正义、树立风标，并且如此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态度。参见林连玉基金网站，http://www.llgcultural.com/index.php?opl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3<emid=222O
注56：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及华人社团被称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其中，华文教育是华文报刊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反之.华文报刊是华文教育的后续载体和推动力址；华文报刊与华人社团之间互为需要；华人社团也是华文教育的强大支持者用坚强后盾。
注57：胡殷：《新闻学新论》，香港：香港文教事业出版社，1966年，第140页。
注58：彭伟步：《海外华文传媒概论》，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注59：王士谷：《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第4、55页。
注60：彭伟步：《海外华文传媒概论》，广州：建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