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海外华人社会”学术研讨会
崔贵强
11月的新加坡，艳阳高照，热气逼人，虽然偶而有微风阵雨，但依然挥不去层层的热浪，就在这炎热的时节，从世界各地的华人研究学者专家，风尘仆仆，奔向新加坡，他们是为参加一项国际研讨会而来的。
从1990年n月6日至8日，一连三天，由南洋学会主催的一项国际研讨会，假区域语言中心举行。这次研讨会的举行，一方面是要庆祝学会成立五十周年，南洋学会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成立于1940年，幸赖历届会长、理事与会员的通力合作，苦苦支撑，持续了五十年，难能可贵，确实具有纪念的意义。另一方面，这次的研讨会是一系列类似会议的延续，在此之前，由南洋学会与其他学术团体联办的研讨会计有：⑴华人早期移民东南亚与美国（新加坡，1984）;（2）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台北，1986）;（3）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洲之海外华人（香港，1987）;与（4）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厦门，1989）。这次研讨会的议题是“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海外华人社会”。
参与盛会的专家学者约有五十余人，计有中国十位，台湾六位，日本一位，菲律宾两位，香港一位，泰国一位，纽西兰一位，美国一位，德国两位，汶莱一位，马来西亚四位，以及新加坡二十余位。
台港澳以外的海外华人，估计约有三千多万，。以聚集东南亚区域居多。早期的华人移民，飘洋过海，散居异域，胼手胝足，为居留地的开拓与经济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大抵在第二次大战之前，海外华人身在异域，心存汉阙，他们与祖国(中国)及故乡依然紧密连系。然而第二次大战之后世界局势遽变，中国与居留地起了翻天覆地的变迁，为了适应环境，海外华人不得不作出相应的改变，于是海外华人不论在政治意识、社会生活，文化思想等方面都与过去有显著的迥异。这种变异的大小，因地因人而不同，而变异的趋势仍然持续下去。再过十年，二十世纪便宣告结束，世界迈入二十一的新元。研究海外华人的历史活动，追溯过去数十年来变异的历程，回顾与前瞻，从而探索未来可能发展的趋势，该是饶有意义的事。
讨论认同与同化课题
海外华人的认同于居留地，无疑是一个异常重要的课题。认同的属性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文化、种族与阶级等认同。唯其属性多，故认同问题相当复杂，成了世界各国学者研究与争议的课题。
这次研讨会的论文中，有好几篇是讨论认同课题的。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王灵智教授的“美国华人的根及其认同的变异”，(Roots and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S)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
论文首先依各个不同的特点，将中国移民美国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然后论述了美国华人以下五种不同的认同型态：
1.叶落归根型：侨居者的心态
在早期的移民中，有不少人具有这种心态。他们在政治与文化上依然认同于中国，被认为是不能被同化的一群。
2.斩草除根型：完全被同化
这是土生土长的华裔族群。他们受美式教育，生活在美式的环境中，在那白人至上的社会里，他们认为祖先的文化是个沉重的包袱，因而设法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通过种种途径，企图把自己融化到美国社会的主流中。他们当中，尽管有些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与工作能力，但依然被视为第二等公民，无法攀的上职业的巅峰。
3.落地生根型；适应新局势
自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后，有些原有意落叶归根的中国人，鉴于中美处于敌对关系，有家归不得，只得在美国长居下来。可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观都是中国式的，仍然保留了侨居的心态。
4.寻根问祖型：种族的自豪意识
介于六十与七十年代间，黑人的民权运动激发了若干华裔美籍人的思想，他们渴望了解美籍华人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大学生学习与研究这方面的课程，并在唐人街活动，以争取应享的权益，他们开始寻根问祖，一些作家与艺术家的作品，也表现了这类题材。
5.失根群族：流亡异域
近若干年来，大批知识份子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与新加坡到美国来读书就业，这里的研究条件，生活环境与自由风气，都使他们乐意留下来。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更感于在当前的中国政制下，一旦回去祖国，便英雄无用武之地。
不过，王教授强调这样的分类并非一成不变的，他们之间会有变异，并产生互相作用，他们有时和平共处，有时冲突抵捂。中国与美国的变化，中美关系的发展，以及因这些变化而产生的华人本身观念的变异，都会促成上述各类型成员的变化。
菲律宾De La Salle大学的洪玉华女士提呈了一篇有趣而新颖的论文，题名为“移民、形象与认同：二十一世纪菲华面临的新难题”(Immigration, Image and Identity-New
Problems Confronting the Chinese Filipinos in the 21st Century)。
论文强调大部分菲华已融入菲律宾社会的主流，他们都乐意认同于菲律宾。多方面菲化了，尤其是土生土长的华裔青年，其思、想与文化的趋向菲化，更是显而易见，而菲律宾人也乐于看到这种变异，逐渐改变对华裔菲律宾人的形象，然而这种美好的形象却因近年来的新移民浪潮而破灭。
这些新移民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人数估计有五万与七万人之多，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潜入菲律宾，有许多居留逾期不归。大陆移民多从事文化工作与劳工活动，台湾与香港的移民有些是来投资设厂的，但香港移民中有些是过去从大陆潜入香港，然后从香港再辗转来到菲律宾，以菲律宾作跳板，伺机飞往欧美等国家去。
有些新移民加入了黑社会组织，从事不法勾当。其他移民自我孤立，与菲人格格不入，并与当地华裔菲律宾人在商场上展开激烈的竞争。这一来，菲华的形象遭受破坏，融化的道路受到阻障，荆棘满途，这就是二十一世纪菲华面临的新难题。
作者沉痛地说：在东南亚诸国中，菲律宾是个最贫困的国家，有超过两百万的菲人，离乡背井，流落他乡，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移民还把菲国视为“天堂”？此情此景，中国政府实不能辞其咎。
新加坡国立大学廖建裕博士的论文“亚细安诸国的华人政策与华人社会”则简单扼要地论述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汶莱及新加坡六国政府对华人的政策。它指出这些政策并非一致的。有些推行同化政策，有些实施包容政策，有些则釆取多元文化政策。由于历史的渊源与政策的迥异，六国华人在政治的认同与文化的融合上，深浅不一，要而言之，泰国、菲律宾与印尼较深，而新马汶的华人色彩依然浓烈。
北京大学的周南京教授在“关于同化论的若干问题”的论文中，首先介绍了同化论产生的历史背景，评述了早期的盎格罗一致论及熔炉论的得失，再批判了五六十年代美国名学者斯金纳的华人同化论。接着周教授谈到菲律宾、泰国印尼与美国等华裔的本地化，得出了华人与当地人的融合与同化是历史必然趋势的结论，华人为了本身的自下而上和发展，必须适应当地的各种社会、政治与经济条件，必须融合于当地社会。
北京的中国社科学院研究员丘立本先生提呈的论文是“东南亚华人研究中学术思潮的演变”。论文综述了战后四十多年来西方学者研究海外华人的三种学术思潮的演变。第一种是“中华文化持续论”，认为海外华人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中华文化在海外根深蒂固，本质是不变的，这个学说的代表学者是巴素博士(Dr. V. Purcell)。
第二种是“华人同化论”，兴起于五十年代后期，持有这种论说者是美国学者斯金纳教授。他认为“中华文化持续论”是无稽之谈，他研究了泰国与印尼的华人，论述了华人之要深深融合于当地的社会，认为完全同化于土著社会是东南亚华人唯一的前途。斯金纳的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七十年代，“华人同化论”受到了其他学者的挑战，于是第三种的“认同论”逐渐抬头。“认同论”者认为华人在东南亚的变化过程是曲折而复杂的。认同的属性是多样化的(如有国家、种族、文化、政治与阶级等认同)，主张“同化论”的学者把问题太过简化了。“同化论”的代表学者是王暁武教授。
北京学者郑民先生的论文“印尼华人与国家认同”首先铤释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区别，然后论述了印尼华人在苏加诺与苏哈多时代里的国籍问题所受的待遇。
华人创业与经济发展
过去的海外华人，凭着勤俭的创业精神，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的经济领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战后以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与经济上的剧烈竞争，海外华人的经济活动逐渐走向资金集中化，企业专业化及管理科学化，取得骄人的成就。近年来，国际形势出现了惊天动地的变化，经济体制与合作呈现了崭新的局面，这种形势誓将持续至二十一世纪，在这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海外华人将何去何从呢？这次研讨会有好几篇涉及这方面的论文。
台北《华侨经济年鉴》主编陈怀东的论文“整合海外华人资源迎接新世纪”描绘了海外华人灿烂的远景。论文首先论析近年来欧洲共市，太平洋两岸区域，苏联、东欧等地的政治与经济变化，开拓了海外华人经济活动的领域；其次论析当前海外华人及台湾、香港人士拥有雄厚的资金，华人科技与专业人才辈出，组织了大企业机构，进军世界各经济领域，大有发挥的余地。最后，在如何整合海外华人资源方面，作者认为华人应对新时代使命有深刻的认识；应建立海外华人资讯网，以便对国际市场，企业判断有及时的资讯，从而决定应对的策略；此外更要注意培植专业人才，以配合环太平洋盆地区域的未来发展趋势。
新加坡经济学家李绳毅教授的“二十一世纪新加坡、香港与台湾华人企业扮演的角色”。(The Role of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s
in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Taiwan in the 21st Cenury)是一篇精简的论文。李教授首先以统计数字来说明这三个地区经济增长率的迅速，并预测如无重大的政治与经济变化，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促成经济迅速成长的因素有：高度的储蓄率(Savings rate)与投资率(Investment rate),前者有助于资源的累积，以供经济成长之需；后者对促进生产与收入都是重要的。此外人口的增适度增长（香港因大陆非法移民的潜入，无法控制人口的增长），教育与职业训练的重视，也都有利于这亚洲三条龙经济的成长。
不同的历史渊源，地理位置与经济政治气候，在在影响到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1997年后的香港，能否继续成为贸易与金融中心，决定于中国政府的动向。
这三个地区的庞大企业虽由华人操纵，但在欧美与日本的剧烈竞争下，面临严重的挑战。为了应付挑战，华人企业必须吸收现代的技术与管理方式，更重要的是摆脱传统的家庭式企业，走向集合资本的联营大企业。
论文接着探讨这三地区华人在贸易与服务业、制造业以及银行金融业所扮演的角色。
那么，这三地区今后经济发展的远景又如何呢？一般而言，由于在未来岁月里，亚洲太平洋盆地沿岸国家会有乐观的经济发展，三条龙的广大人民，凭着勤奋与乐业的精神，将会有更快速的经济成长。然而却也会面对一些难题。
台湾的主要难题在于外交上的孤立，不利于贸易与生产的扩大，以及资金与人才的保留；其次治安不靖、劳动力不足、以及政府的种种立法加速了游资的外流。抑尤进者，台湾与中国能否和平共存？走向统一？在在影响到民心的趋向。上述情况可能会阻碍了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其速率比不上香港和新加坡。
新加坡的难题是劳工的短缺，倘若能维持与邻国的友善关系，国际局势趋向稳定，新加坡的前景是乐观的。
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后，积极吸引外资来华投资，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资本家一方面基于在华投资远景良好，另一方面加上感情上联系，曾作出了相当热烈的响应。林金枝（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研究员）的论文“论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投资的作用，1979-1988”，提供了若干讯息。
论文从以下八点来说明，即⑴海外华人投资，弥补了中国建设资金之不足，这方面已初具成效，尤以沿海的福建省与广东省最为显著；（2）引进先进设备，加速企业技术改造。天津、上海、深圳等地的工业生产技术深受其惠，其中尤以联营企业更甚；（3）増加农业投人，促进农牧渔业生产；这方面的投资额虽较工业与宾馆业逊色，但引进了外国的先进技术，促进了诸如水果、蔬菜、鱼虾鸡鸭等的改良品种与增加产量；⑷发展能源交通，改善投资环境；能源方面有电力厂的兴建；交通方面有出租汽车与客车运输的经营，此外还有建设码头和桥梁等；（5）大力投资宾馆、饭店，促进中国话游业发展；海外华人的投资额，要以这方面为主。1979-1987年间，外资占总投资客的43%,其中70-80%是海外华人投资的；⑹扩大外贸出口，增加创汇收入。外资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改良了产品的质地，为扩大外贸出口提供了货源，增强了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从而增加创汇的收人,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取得明显效果。沿海城市与港口是海外华人投资的主要区域，约占90%的投资额，其中尤以广东省最多，其次是福建省。（8）扩大劳动就业，改善人民生活。
李君哲的论文题名“海外华人经济与辽宁对外开放”。论文述及截至1989年为止，港澳与海外华人在辽宁省的投资额达4亿美元。投资的项目以工业为主，此外有宾馆，农林渔牧等业。投资形式以合资经营为主，投资额不大，还是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
吴剑雄（台北中央研究院社科研究所研究员）的“纽约市华人的行业与职业变迁1855-1965）是一篇很用心撰述的论文。作者认为从十九世纪到第二次大战之前，洗衣业、餐馆业与杂货业构成了华人的主要行业。第二次大战后，随着自动洗衣机的发明，洗衣业日趋没落，而餐馆业与杂货业依然稳健发展，另一项新兴的制衣业也蓬勃发展,除上述诸项行业外，作者也论及其他行业。
此外，高崇云博士（台北师大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的“韩国华侨社会的演变与展望”一文中，论及韩国华侨的经济活动；吴文焕（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秘书）的“地区性的认同”也述及亚细安华人近年来的经济活动之作用及其未来的趋向。
谈到中国与海外华人关系的论文，有陈鸿瑜博士（台北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的“中国分裂与东南亚华人社会”。作者从政治、文化与经济三方面来探讨国共分裂后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影响。为了了解海外华人的政治态度，作者曾于1986年7、8月间，先后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与泰国进行一项问卷调查，以便窥探这三个国家的知识阶层对中国统一问题的态度。
华人社团与华人文化
在文化方面，国共分裂亦导致东南亚各地之华校，华文报及华人社团的磨擦与冲突。论文也述及海外华人在中台两方面的投资情况。崔贵强的“新加坡华人社团与政治”，首先回顾华人社团在战前对中国爱国救乡的种种活动，进而谈到战后初年华人社团的卷入国共内战的漩涡，与五十年代的参与居留地的政治活动，最后瞻望华人社团的发展趋势。
新加坡王佐先生的“宗乡会馆与文教活动”,则从以下几方面来论述：（1）宗乡会馆的产生历史及其重要性；（2）宗乡会馆对社会国家的贡献；（3）宗乡会馆的生存与发展面临挑战；（4）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诞生；（5）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以来的主要活动；（6）—般宗乡会馆的文教活动概况；与（7）琼州会馆近年来文教活动。王先生的论文清晰翔实，作者身为琼州会馆的当事人，对该宗乡会馆的描绘尤为详尽。
此外，述及华人社团的尚有陈乔之教授（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的“浅论海外华人社团的国际化趋向”与巫乐华（北京全国侨联华侨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东南亚华人同乡会馆问题浅探”。
另有几篇值得一提的论文是温广益教授（广州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作者先概述1965年以前印尼华人的教育、国籍、社团、政党、与经济等问题；其次再谈到1966年以来华人社会的变化；从而瞻望未来的前景，随着中印的复交，华人当可发挥更大的作用，只要印尼政府善待华人，那么前景将是光明的。
王慷鼎的“邱菽园与振南报”是一篇有价值的论文，作者从《振南报》的原始材料中，进行爬梳勾勒，发现不少新史料，纠正若干有关邱菽园的论说，并给《振南报》留下了珍的贵的历史，为新华报业史弥补了真空的一页。
柯木林的“澄邑马西乡林氏族谱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通过了对林义顺族谱的研究及其家族的访谈，也发掘若干新的史料，订正前人的论说，难能可贵。
这次的研讨会，提供了世界各地学者专家一个聚首的机会。盛会期间，学者们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彼此交流，气氛融洽，尤其是海峡两岸的学者，更表现得一团和气，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收获。
这次大会能顺利举行，完全得力于李氏基金、宗乡联合总会及徐清水先生（南洋学会名誉会长）的慷慨解囊，热心赞助，玉成斯举，谨此致以万二分的谢忱。
作者崔贵强，南洋学会理事，新马华人史研究学者。
【原载：《南洋学报》第45/46卷合辑，1990/1991,南洋学会，新加坡。】按小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