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培风
文 匡光照
照片收录于由匡光照校长所编的《20周年纪念特刊》，匡校长也是当时的教务长。
编按：匡光照先生是本校及公立五小校歌作词者。他首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八年任本校校长职。八年掌校期间正值抗战初期,筹贩工作，蜂火连天，师生都卷入其中。本刊特转载《培风五十周年金戏纪念刊》（一九六三）内，匡校长所写《回忆培风》一文于后，以飨读者。
马六甲培风中学创办于一九一三年春，到现在（一九六三年）是五十周年，金禧纪念。王校长因为我曾在培风服务多年，要我写一篇“回忆录”之类的文字，把我在培风服务时，凡与培风有关的重要活动情形，分类记下来，这意思原是极可宝贵的。
再就笔者本人说：从一九三一年秋到一九三八年冬，整整八年半的时间，都在培风服务，在这时期中，正是中原多故，外受“法兰斯蒂”主义者的逼害，内有“阅墙”的惨烈斗争，空前的长江大水灾，也在这时候爆发，加深了中原民族的苦难。真是所谓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交相侵逼，是中华民族所遭逢的一个非常时代。处在海外的华人，翘首中原，眼见北国的苦难，橱焉心忧，于是掀起了从未曾有的巨大的浪潮一一赈灾与救难的运动。
素被目为“知识分子”的教师和学生界，被这巨浪的激荡，除站稳自己的岗位，于认真教学之外，对于“赈灾”与“救难”工作，虽不敢说起“带头作用”；但总算是尽了他们所有可能的精力，在那个伟大的时代中，艰难险阻，朝夕不遑的辛苦活动一一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使命，谁也心甘情愿，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一天二十四小时，恨不得做出两天的工作来。
所以，当我写这篇回忆录的时候，把我二十四年多以前，已经褪了色的往事，勉强追忆起来，在记忆中，尚依稀未全忘的，于那些经常校务活动之外，却是和那大时代有关的一些跟学校脱不了关系的校外活动。
我初来古城时的培风校舍
在一九三一年七月廿三日，我因那时中国驻新嘉坡领事馆的介绍，由“叻坡”乘火车到古城，（在第二次大战时，日人把这条铁路的材料撤去，做了泰境内“死亡铁路”，故现在星呷已无直透火车。）这是我由爪哇到星洲后，久闻大名的古城——马六甲的头一次，内心带有一种像“新客”般来到异乡的奇异心理。
“兀”的一声，当火车停了，下车的时候，即见有一位廓子高大，说话宏亮的学校司理，已故柳其杰先生和其他几位董事，（已记不起他们的大名了），在月台上招手接待，一同到荷兰街口培风学校。
校舍是由民房改装的，显得十分简陋陈旧：一座不大的方形楼房，绕以矮矮的围墙，经过操场，一进门，便是楼梯，最前面左右两个狭长的小房间，右边是会客室兼图书馆，左边是教师办公室；楼梯两侧，靠壁挂着些图表镜框之类的东西。由楼梯上去最后方右角一小房，便是“教务长”的卧室。此外，楼上楼下，两边的房间，大小四五间，全是教室，——这座校舍，便算是“培风总校”了。另有分校，设在原“丰顺义学”内，后迁至冬奎纳街Old Colony School英校内。
总校右侧的空地上，有几棵大可两人合抱的参天古树，枝叶扶疏，浓荫满地，每当花开时节，一片金黄，树梢地上，满是黄花。习习的海风，从马六甲海峡，轻轻地吹拂来，披襟当之，清心沁脾，全身感到舒适极了。当正午时分，赤道下的炎威，把整个大地，炙得火热，可是在这里树荫之下，独觉阴凉安适，有如“尘寰福地”。学校无礼堂，大小集会，和每周一列会，便在这“福地”上举行，晨间空气清新，在这种美好，安详的大自然怀抱里，实施精神训话，是特别容易引起心心交感的作用的。
那时，我独自一人住在总校，过着“王老五”式的生活，每当“花朝月夜”，或辛苦工作之后，总喜独自一人坐在这树荫下，求得一时半刻的静息，来松弛整天紧张的身心，藉此恢复疲劳，即是到了一九三四年秋，结婚之后，迁寓于荷兰街三龙内，也仍然照旧来此静坐，一一就是这样，送走了我在培风八年半，九个年头，三千一百多个黄昏时光。
一九三二年，因增建新课室，这些可爱的大树，砍去了好几棵，当时我心中感到悒悒不乐者好几天！
当时培风行政组织系统
当一九三一年，初抵培风时，我是以“教务长”名义就聘的，心中暗自思量：“校长是谁？行政系统和权责，是怎样规定法的？……”
由于我是“单身匹马”而来，四周环境，都是陌生的，于是，本着“好奇”的心理，和一位年纪比我大，廓子比我高的老师何大愚先生接谈，顺便把话题转向到我所要问的方面来。那时，“何老”给予我的印象，是深刻难忘的：他不但生有一副富翁的团团面庞：且具有一个“显要者”的便便大腹，性情爽直，毫无城府。说起话来，声音响亮，用着他那未曾洗炼的“桂林”官话，滔滔地和我谈了许多事情，从他的谈话中，得益不少。
从此，我对培风的情形，认识了一个轮廓，我在培风的一段时期，跟“何老”很是合得来，他年纪大过我，故常以“大哥”待他。我秉性急躁，少涵养，每以此开罪于人，他知无不言，态度恳挚，以兄弟情分待我。在培风几年，得他的帮助不少。于今，他人已作古，墓木已拱，但，他在我的记忆中，却音容如在，謦欬犹存，永远不会忘记的。
当时，我从“何老”的谈话中，知道培风原是采用“校长制”的，不料后来校长某，在经济上发生了一点“毛病”，从一九二一年秋起，即取消“校长制”，采用“教务长”制，校内一切重大事项，概由董事会议决执行：教务长，单理教务，像这样办法，原意似乎颇简单；但在校务处理方面：自难免不灵活，和发生许多不便利的地方，故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一年，十年之间，所谓“教务长”，“代理教务长”，凡八易其人，几乎一年一易其“长”，人事之不调，于此可见一斑。
我既“单枪匹马“而来，便抱定沉毅坚决的精神，循序渐进，事事留意，处处小心，一以校务为前提，把个人的利钝得失，置之脑后。那时，我正是一个行年三十多岁的“王老五”，多少是精力充沛，不畏事，不怕难的，我还记得当时曾戏拟阳明某诗意，写了一首绝句自勉，那诗是这样的：
去留原不滞胸中，仰视浮云过太空；
心血但期宏稼穑，辛劳未许计全功。
只是本着一股傻劲干下去，说也奇怪，从开学到一学期终，我小心观察，在各方面都感到顺利满意。尤其是同事方面的合作精神和学生的循规蹈矩，实非我原意所预料到的。
再过了一些时，周围的环境，全都熟悉了，在各方面都觉得十分顺利。我想：目前我所负责的“教务长”的责任和工作，除了不管学校经济之外，和那些采用“校长制”的各华校校长所负责的责任和工作，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完全一样。所以，那时候的社会人士，同事和学生们，对我的称呼，有些混乱，时而“校长”，时而“教务长”，我对此全不在乎，人既以含混的相称呼，我即以含混的应之一一这是二十多年的往事，想起来，也觉好笑。
一九三二年，四月间，培风主席（笔者按培风董事部组织，原是“总理制”，从一九二八年起，改“委员制”，现在所釆用的“董事长”制，是一九三九年，依照侨委会，侨民学校董事会组织法所规定的。）邱仰先生，忽尔病逝，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学校行政，有些不灵活，后经董事会议，推何葆仁博士出来继任主席，刘汉屏先生副之，（不久，刘迁居星洲）总务一席，由精明干练的林大典先生担任。
那时，何博士是马六甲华侨银行经理，行址设在鸡场街口，林大典先生的店子，设在板底街商业中心区，何林两董事，于一己业务之外，对于培风，十分关心，于教育，又是内行，因此，我得有比较以前更好的机会和他们磋商校政，发展校务。继着以后，好几年，都是这样十分顺利的。
几位热心的董事和苦干的老师
在这个时期内，自始自终，参加校董事努力工作的几位董事，除何主席和林总务之外，在我的记忆中，尚有谢荣光，曾有美，王德义，吴志渊，陈公甫，王受天，林揆文，沈慕卿，许水满，李畴九，周卿昌和元老沈鸿柏，黄仕元诸位先生等。
每届董事会改选的结果，总是逃不出他们这几位，在职务分配上，不是执委或监委会主席，便是执委会总务、财政、文书、查数、监学或常务委员之类，选来选去，总归是他们。
在这些董事中，给我印象颇深的是谢先生，那时，他在何博士属下，担任华侨银行帐务工作，有一个时期他担任培风总务，颇尽责任。他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腋下经常夹着一个公事皮包，笑口常开，两只眼睛，眯眯的，只剩下一条线那样阔，和我见面的日子多，他颇健谈，一见面，便无所不谈，有时口沫横飞，不能自已。
至于敦厚温和，平易近人的曾有美，王德义，王受天，陈公甫诸位先生，精明练达，活力充沛，擅长交际和干才的吴志渊，林揆义以及年高德劭，道貌蔼然的元老沈鸿柏、黄仕元许多董事，都常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音容笑貌和风度，永远也不会忘记。
至于教务部同事一方面，除了上文已谈及的“何老”，还有好一些老师，他们的印象，不时冲出我记忆之门，出现在我的眼前的，有苦干，实干，极卖力，极负责的沈慕卿、慕羽兄弟，有倜傥不群，治学不懈，素有南洋史地专家之称的叶华芬先生，有精神饱满，胸挺背直，行路时，满具童军教练气概的谢雨苍英文教师，有能拉，能唱，能登台演“空城计”，“武家坡”的书法家，孔翔泰老师，有孔老师的一位好“搭档”，也能拉，能唱而雅号“节俭大家”的王庆雍老师，有身体结实，性情沉着，才与识兼优，颇得学生爱戴的教务主任蓝碧公老师，有“三铁”，“三跳”和田径健将兼中西乐队教练的区舞老师和他的好友卢国志先生，有少年老成，说话常带有幽默感的杨仿炉老师，还有廓子高高，身材苗条，打得一手好网球的英文教师陈定法先生，还有性情温柔，全无脾气的何盘铭老师，还有温文尔雅的隗福全医士……还有……
以上诸位老师，也即是我当年的好友，他们都能直接间接协助我处理教务，和办好许多课外的事情。
那时候，南洋商场政治不景气笼罩之下，土产跌价，学校经费困难，普通一个教师的月薪，是四十元左右，以九折发给；不过生活费也极低，即以伙食而论，每月不过七八元而已。
那时，一个教师的工作时间，普通是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半，中间休息一段时间，整天都在校内活动，学生有自治会和各种学艺会，由教师们分别负责指导。学生整日浸渍在那种的环境内，耳濡目染，学艺上，德性上，自然较有良好的进步。
回想起那时培风的同事们，对于教学的认真和合作的精神，如今不易见，例如每逢一位教师告病假或公假，各同事，总是争着来义务代课；有什么课外工作，也一样争着去干，从少有推诿的。如果说，我在培风一个时期，对于培风校史上，不致全然是空白，而稍有可记录的话，那都是应该归功于以上所述诸位可亲可敬的老师的！
如今，想起来：上述许多董事中，除何博士，刘汉屏，沈慕卿，李畴九先生等，尚健在，有的在日人难侵时，壮烈的被牺牲了！有的在战后相继归道山了。至于和我同事的许多老师呢，大都庆幸还健在：只有可敬可爱的慕周老师，惨遭日人毒手，中年即和我们永诀了！还有老何（大愚）和盘铭，亦先后同游蒿里，不复再见了！
古人云：“人生如梦”，“别易会难”，真是不错！二十多年的往事，回忆起来，一切情景、尚依稀在眼前，好像昨日的事！谁想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日耆年宿德，旧雨知交，有这样大的变化！
以上所述，是我当年服务培风时，关于校内的一些回忆：此外，还有关于校外的活动，颇值得一提的-因为那些活动，是直接，间接和学校有关，站在那个时代，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是应挺身出来承担，责无旁贷的。
关于华校学生会考
首先，要提到的，是关于公立三校学生会考的事。几位热心教育的董事，为了敦促学生对学业的努力，发起公立三校学生会考。一一那时在国内，会考的风气颇盛；同时，侨委会对于海外并校，也渐知注意，因此，会考的风于无形中度过南中国海吹向南方来了。在元老沈鸿柏先生、何博士、林大典等倡导和主持之下，于一九三一年秋，举办了公立三校学生首次会考，凡小学三年级以上学生，都得参加，结果，功德圆满。会考成绩，尤以培风为佳。以后继续几次，都是这样。
我恍惚还记得：在一九三五年冬，三校董事部会考委员会举行绐奖典礼的时候，到会董事，极形踊跃，元老如沈鸿柏、黄仕元、邱仰峯、还有何博士、刘汉屏、王受天、许水满、王笃成等，都到会，一时热情洋溢。在典礼中，极口称道培风学生会考成绩。
那时，在新嘉坡福建会馆属下的三校，也有同样性质的会考举行，由该会馆教育科主任林庆年、庄丕唐先生等负责，一时搞得有声有色，像这样，华侨自己出钱办学，自己力求进步，原意是好的。
不料，就因为有这些好处，便引起了当时海峡殖民地一一所谓“三州府”政府当局的兴趣，而略有“昔酉”之意，认为大权未可“旁落”。因此，由三州府副提学司主办的“华校会考”，变应运而生了。
那时，负责副提学司，监督华校的，是英人——（驻叻坡），经常代表处理这些工作的，是李芝华先生，继之者，为陈翼经先生，驻“呷坡”教育局的“视学官”，是一位肩披硬白领，身着大黑袍的牧师黄仰英先生。当时他的办公署，设在圣保罗山麓，靠近古城门的一座古色斑烂的楼上，面对着马六甲海峡的一座很长的“凉桥”，岸畔还可望见两尊葡萄牙时代，古色古香的旧炮。凭窗一望，风景倒是蛮好的。那时，为了校务，为了会考，和为了与呷华学校运动会种种脱不了关系的一些琐事，自始至终，在呷八九年的时间，常和他见面，他从不曾对我打过“官腔”，彼此很合拍的。
关于晨钟励志社的活动
其次，在培风服务几年时间，始终和晨钟励志社，发生了密切不懈的关系。那时，该社的主干人，是培风董事会主席何博士，其他重要干部，亦多是培风董事。在何博士领导之下，培风的教师，几乎十之八九，为该社社员，且分别负有社中各项工作：德、智、体、群、美五股各项活动，都有培风的教师参加在内。我那时是智育股股长，凡与这股有关的活动，如图书馆、义务夜学、举办呷属华校学生国语演说竞赛以及通俗演讲，拒毒宣传等工作，都是极饶趣味的参加活动。每种活动，都和社中其他各部，如铜乐队，平剧组……等，配合起来，生气蓬勃，十分活跃，给予那时呷属社会的影响颇大。
和晨钟励志社同样热心致力于社会工作的社团，还有明星慈善社。可以说，当时这两个社团在呷地，犹之乎姐妹般，也可说好像一龙一虎，为了工作的热情，彼此努力得有些竞争；有时竞争得有些近乎“龙虎斗”。
晨钟位于培风的右侧，相距不过一箭之路，我和几位同事，晚饭后的一段时间，多打发在那边，似乎对她大有兴趣与恋情一般。就因为这点，在明星那方面看来，在情绪上似有点不大自然，如今回忆起来，似乎傻得有趣！
参加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工作
再次，使我感到难忘的，是参加呷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的工作，当我在培风的一段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受苦受难，极严重，极惨痛的一个时期，已如上文说过：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交相侵逼，一九三一年，东邻军阀，乘着亘古未有的“长江大水灾’，发动"一九一八”事件，一夜之间，整个东北沦亡，后来竟因此演出一个“伪满洲国”；一九三二年“二八”事件，以“血肉长城”抗拒炸弹炮火，上海精华毁尽，换来“国际视听一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件，导致长期的八年抗战，山右山左，关内关外，大江南北，以及沿海一带，整个中原，都沦在硝烟炮火中，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渠”！千千万万的灾民，亟待救济。
处在一个这样史无前例的大时代里，当着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凡含血之伦，莫不惊心动魄，而愿献出自己的一切，来负起他们应负的使命。身为教育工作者的一群，在那种伟大的时代号召之下，于认真教学，搞好自己份内的业务之外，更应负起他们对于时代所赋予的使命。
当时，他们所应负的重要使命，是宣传与参加筹赈的种种活动。我初抵呷坡时，已有呷属华侨筹赈祖国东北难民委员会之组织，后来，由“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出来领导，组织全南洋筹赈总机构，包括那时代英荷属等地区，名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总会，各地筹赈会，都隶属于这个总会。力量庞大，在抗战期间，对于抗战的贡献，具有辉煌的功绩，即因为这点，日军阀南侵时，所给予筹赈会工作人员的杀害，特别残忍！
当抗战初期，筹赈名义，是救济被水灾的难民，在学校内，教师捐薪，学生储蓄，演剧，球赛，义卖，月捐，特捐……等等，都是以救灾为名，因为那时候，还格于“三州府”政府当局的种种条例，一个身为教师的，尚存有多少顾忌；后来，国际形势转变，这种顾忌渐渐没有了。
那时，我在呷属筹赈会中，是担任中文文书，和宣传配合起来，曾写过许多宣言、传单之类的东西，我还记得当呷属各社团第一次联合举行筹赈游艺会时，我曾用“骈四俪六”的形式，写了一篇颇堂哉皇也的宣言，其中有好些句子，是佶屈聱牙，不大顺口的。为何要那样做呢？至今想起，犹觉好笑！
像这样的筹赈游艺会，是常常举行的，事前事后，每会议到午夜而不知倦，那时，呷属华校教师，也曾举行过“呷属华侨教育界筹赈游艺会”，各校男女教师，粉墨登场，一时，长春园内，肩摩踵接，盛况非常，在“筹赈救灾”的号召之下，人人努力，忘了小我的存在。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当日情景，已距今二十多年了，中经大战，转徒流离，许多尚可记的事情，已模糊不复省记了，兹所记的，既乏系统，又无层次，且恐怕尚有不免错误的地方，尚望阅者谅而正之！
今当培风金禧纪念之日，在少年英俊，才学俱优的王佐校长主持校政之下，堂皇巍峨的现代化校舍，早已建立起来了，现又兴建大礼堂，内部各项设备，都应有尽有。莘莘学子，在这样美好的环境内，潜修攻读，远大的成就，自可预卜，笔者唯有馨香祷祝而已。
（1963年8月20日，于笨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