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培风
文 匡光照
照片收录于由匡光照校长所编的《20周年纪念特刊〉，为三十年代培风校门之样貌。
编者按：匡光照先生自1931年起至1938年止担任本校校长,前后八年，时当战前经济大萧条末期。学校兴革，困难特多。匡先生追述四十年前旧事，生动有趣。
马六甲培风中学，将于本年8月20日，庆祝创校70周年纪念，并出版特刊，以志盛典。承邓校长来函要我写点关于30年代我在培风服务的回忆，盛意十分可感！
20年前，当培中金禧纪念，曾应当时王佐校长之命，写过一篇“回忆培风”，长约九千字，载在“培风50周年金禧纪念特刊”中。如今，已无可再回忆的了；但，为了不辜负邓校长的美意，也为了本人不愿意交白卷，且凭我退了色的记忆版上所能现出来的一鳞半爪，志之于下。
我在培风的那个时代，是1931年到1938年。那时的马六甲，还是海峡殖民地，和槟城、新加坡合起来，华人称它为“槟、叻、呷三州府”。那是恰值全世界大不景气的末期，南邦土产惨跌，经济萧条，远超过目前的不景，不知多少倍！
当时，我来培风，是由中国驻新加坡总领领事馆的介绍，来担任培风教务长的。从叻坡乘火车由淡边转车到马六甲。（按这段铁路在日治时期，由蝗军撤毁将材料运去暹罗（今泰国）建筑了“死亡铁路”。）
我枯坐了不知多少个钟头的火车，颠颠簸簸地，于疲困不堪中，听到嘟的一声，火车停下在呷坡姑务车站。我从窗口伸头探望，看到月台上，有一位衣冠整洁，具头家气派的先生在那儿东张西望，我猜想是来接车的吧。
不一会儿，该下车的，都已相继下车了，只有我独自抚着身边的行李，怀着一颗犹豫忐忑不宁的心，在那儿沉吟什么。蓦然间，我把头转过来，即看到一位魁梧硕顾的高廓子，站在我的身边（按系当时培风司理，已故柳其杰先生。）
“对不起，请问您即是匡先生嘛？”他很客气地用着普通话而略带有闽北腔语调对我说。
“是的，我即是匡某。”
握过手，下车来，寒暄了几句，便由他驶车，经过一段短短的路程，到了荷兰街和东奎纳交接的所在，沿着一道范围颇大的围墙，进到内边一座方型的旧楼房，上面悬着“马六甲华侨公立培风学校”的横匾。一进门，右边是教员休息室，它的后面是司理室；左边是会客室，接着是图书馆。
楼梯设在正中，一上楼，左右两边各一课室，楼前楼后，也是课室，楼上最左隅，一小房间，便是教务长的寝室。
校舍的后面，是一大操场，即学校运动场：校舍前面，是篮球场，左边是一块空地，耸立着好几棵大可合围的“荷兰树”，枝叶扶苏，浓荫满地，海风从海峡吹来。胜过电风扇万万！一一这即是培风学校校舍，也就是它给予我初次的一个深刻印象。
那晚，我便在这楼上的“教务长”室过夜。孤灯一盏，除草场上的虫声外，离草场不远的发电厂的机器“马达”声，伴我寂寞，直到天明。我当时的感受，是十分复杂的；身体虽觉疲倦不堪，但因骤然换一新环境，思潮起伏，一夜不曾合眼，梦见周公。
翌日，早早起身，独自站在窗前，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胸次为之一爽。下楼来找厕所，作紧急“解放”。我向后前草场走去，举眼搜索，在草场的尽头左侧，看到用砂厘围起来的建造。我知道那便是厕所了。
盥漱好，着了外衣，我心里暗自计划要去见培风的校长谈谈。因为自昨天来到这边，一直不曾见到校长，而接车的那位柳先生，也不曾和我提到。我心里有点感到“那个”。
刚下楼来，便见到一位身着白斜纹布大衫的先生，从铁栅入内，向我迎面走来。他廓子高，面圆圆，腹便便，颇有点富商巨富形象；但却和蔼近人，全无富贾气，他说：“先生！您早。您即是本校新教务长，匡先生吗？我姓何，名“大愚”，是本校的教师。”“噢！何先生，早安！不错，我便是昨天刚来的匡某。”我说。
何先生家住在学校附近，为人开朗，爽直，虽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胜过多年旧交。
他要我去散步，到附近的咖啡店喝茶，吃早点。拉着我向荷兰街走去，只见左边右边的住家，大多悬着一块黑质金字的匾额。有的还吊着灯笼，看起来,显得另有一种风味。
何先生指示我说：“这便是“荷兰街”。屋宇进度很深，最后边是海。是靠海为厕的。”
“哦，这倒很别致。”我说。
边走边谈，即到了靠港边的一间咖啡茶室，选了一个面对河港的席位坐下。何先生叫好了咖啡和点心，一边吃，一边谈，大多是我问他答，有关于培风的事，过去的和现况的。我都一一默志于心，满足了我当时所急要知道的一些事。
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何先生是广西人，多年来，一直在培风任教小学初年级新生的老老元臣，无异于是当时培风的一部“活通书”。
也因这次的谈话，解开了我脑海中的一个疑结：我原拟要去找校长谈谈的事，根本不存在。实际上，当时培风的教务长，他的职责，便等于校长。其所以不用校长名义而用教务长，只因为过去X校长，滥用校长职权，在某方面出了毛病，从那时候起，便采用教务长制了。
别了何先生，回到寓所，胸次沉甸甸的，觉得很不爽，正想休息一会儿。忽然，听得有人在叫“匡先生”。
原来是昨天在车站接我的柳先生，学校司理，他在楼下招呼我。请我到司理室坐坐。我即下楼来照他的意思，在司理室坐下，两人对谈。谈话的中心，总是离不了培风学校的问题。我从他的谈话中，理解到这位司理，是学校董事部和教务部的桥梁，他的实权，似乎超过当时一般学校校长的权限。
经过和伽司理谈话之后，我对于培风的情形，相当明了了。而沉甸甸的心，也因此更加沉甸甸了。
距开学的日期很近了。经过了一番精密的考虑：我认定我还是一个刚30出头的单身汉，行动洒脱，没有什么顾虑，不应该畏首畏尾。应聘前，即未经过调查清楚，便匆促而来。既来之则安之，决无三心两意，还没有开步走，便先自气馁的道理！
我决意利用这里现有的基础，来试试实践我平日立志研习教育的愿望和理想来献身给培风，苦干，硬干一番。
我认定椒越辣越够味，够刺激；同样，在困境中磨练，工作，所获的经验，即使不成功，也不算失败。倘使万一有点收获，那是值得够回味的。
主意既这样决定了，我便全心全意，把整个精神，毫无保留的，献给培风。经常带着一本怀中日记，把偶有所思所想，关系到学校应兴应革的事项，都一一记下来，作为草拟推进校务的计划，以便在校务，教务会议或董教联席会议中提出来，请大家讨论，通过，实行。
开学后不久，我静观一切，还算不错。
我独自思量：我这次来担任培风的教务长，是单枪匹马，全靠同事方面的合作，才能解决问题。我抱定对事对人，一本“忠诚”，凡事公开，绝不取巧。
那时，在我脑海中，经日萦绕盘结的，有三个问题：
第一，怎样解决课室不敷的问题？
第二，怎样确立办学的宗旨？
第三，怎样促进学校和社会的关系？
为了便利，先从第三个问题谈起。
我认为一间学校的顺利地发展、进步，不但需要董、教、学三方面的努力，而尤需要社会的支持合作。三十年代的华人社会，因地缘与血缘的帮派概念，对华校的关系，颇有不利的影响。怎样促进社会关心学校，对于学校的活动发生兴趣？这是个不易解答的问题。据我当时天真的想法：我认为应从教务部同仁做起，同甘共苦、互谅互助、坦白、真诚了；有意见，肯发表；有工作，肯献身；在同一日标：为了祖国的号召，为了下一代的生存，我们教师应尽量做到好像兄弟手足一般，精诚团结，通力合作。
这样，同事与同事之间的关系搞好了，于无形中，对学生起了一种良好的教育作用。教导学生，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因势利导，建立起老师与学生间的良好关系；内部即协调一致，没有给人以非议的地方，而后再进一步，多方面设法向董事部及学生家长与社会取得良好的关系，比较容易。
第二个问题，怎样确立办学的宗旨？
三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濒于生死存亡的一个最危险的时代：内有长江亘古少有的大水灾和军阀残余的祸国；外有东邻军国主义者的处心积虑，企图侵略吞噬，先后发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疯狂的，发动军事进攻，使广大的中国人民，遭受史无前例的灾难与浩劫！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发指眦裂，义愤填膺！
身为教师，且主持一个学校教务的人，应该怎样负起他所应负起的“时代使命”？一一换一句话说：当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关头的时候，主持“侨校”的负责人，应怎样确立教育的目标，培养出一批怎样的学生？
无可讳言的，三十年代的华校，都是依照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所颁布的“华侨中小学规程”办理的。举凡学制、课程科目、课本等等，都是采取侨委会所审订的。可以说，那时的华校，全是中国教育制度下的样品，可称它为“侨民教育”。效忠的对象是中国，跟当时三州府海峡殖民地政府所办的殖民地教育迥然不同，他们以“英伦”为“祖家”。因此，殖民地政府，早在20年代，乃颁布华校注册条例，即开始注意到华校的管制，设有华文副提学司。当时担任这职位的是华生海氏(MR. R. W. Watson Hyatt，E. D.，B. A.)协助他处理这方面事务的华人副提学司，是李芝华和陈翼经先生。他们都颇容易商量。我在培风那段时间，对学校的一切措施，和教育方针，以及我个人办学所持的态度，都没有给我任何困难。
当那个非常的时代，我主持培风校务，对学生的期望，是怎样积极设法，教育出一批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的好公民、所以，我平日对学生训育方面的实施，极注意学生自治会的组织和它的一切活动。藉此培养学生自动自发的精神和团体生活的规律与习惯，这都是需要全体同事一致合作，切实负责指导的。
至于第一个问题，教师不敷应用，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只需说服董事部，一致努力，获得社会的支持，捐献一笔款，倒不难实现。不像教育的目标，必需假以相当的岁月，才能见得它的效果。
当我接任培风教务长后头一个学年始业式的时候，即指出本校目前教室不敷，致把一部分学生安排在别处上课。所引起的种种困难无影响到教育的效力，甚至导致不可预见的麻烦，呼吁董事部，在最近的将来，即进行筹建新教室。
我心里明白，当三十年代初期，正直世界经济萧条，大家扎紧裤带过日子的时候，对我的呼吁，未免不合时宜；但，我必须这样，提醒大家，才不致放弃我应有职责。
日子过得很快，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转眼间，任职后的头一个学期，便到了举行休业式的时候。在集会中我检讨、总结了教务部过去一学期内的一切活动，都在轨道上跑，很是顺利。这完全是由于教务部同人协力合作的果效一一如果这点可以值得安慰的话更应该由大家来分享。
在下一个学期，即1932年，春季始业式举行之前，我召集了一个教职员特别会议，并邀请董事部代表列席，广泛的讨论了许多关于学校应兴应革的事项，并取得一致的同意，积极加强和推进下列的各项工作与活动：
1.拟定训育目标及实施的具体方案。
2.改组学生自治会，成立学生巡察团，加强自治会各组活动。
3.发起师生助赈祖国难民运动。
4.从本学期起，提早每日上时间并缩短每节休息时间。
5.促进董教间之关系，定期举行董教联席会议。
以上事项，经过讨论，取得大家的同意后即算作是正式的议决案，希望能“决而行，行而有效”，全需靠大家的一致协助与努力。
我很感谢当时的同事们，能共体时艰，负起时代的使命，把各人应负的责任，都尽可能给它完成了。例如：学生自治会各组活动的指导，如巡察团每天轮值服务，如各级课外阅读比赛，演说比赛，清洁比赛，壁报比赛，（高年级的“勤毅周刊”投稿次数比赛），以及助赈祖国难民储蓄比赛等等，都是由同事们在课外指导的，都能大家合作，从不曾发生过推诿不负责的现象。
在通力合作方面，令我至今犹记得的事，是当我接事不久，即由“司理”转来董事部一函，要我通知教务部签名同意：说是“近因土产落价，经济萧条，学校经费无着，教职员薪水，一律以九折发给”。
那是教员的月薪，大都是40元不等，只有教务长是90元。当我在教职员会议时，把董事部来函加以说明，经过大家考虑后，很顺利的一致通过接受，毫无异议。
有时如遇到同事病假，或因公缺课，空节的同事们，都自动的来义务代课，表现得非常热忱，自然。
那时候，正值中国的灾情万分严重，全南洋各地华侨，在“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领导的“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号召之下，培风的同事们，大都于课余，间接或直接的，献出了他们的精力，尽了应负的使命。我记得有一次本校师生参加在“长春园”举行的“筹赈东北难民游艺会”，表现得很不错，获得一致的佳评。
这样，两年多的时间，很顺利的过去了！从各方面观察，学校确是在正常的轨道上向前迈进，只是校舍陈旧，教室不敷，所引起的困难，依然严重。因于1933年，和董事部好几次商议，计划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之下，须设法筹建几间教室，来配合培风创校20周年校庆。经过多次的会议，决定由董事部召集“各社团代表会议”（当时称坡众大会），取得坡众的同意，在董、教、学和社会热心人士支持赞助之下，积极进行，即在是年11月间，于总校的左边空地上建成一列新课室。于是把原设在东奎纳的“分校”，搬到新课室上课，再把全校课室加以调整，扩充图书馆，征购图书，并筹备庆祝培风创校20周年纪念，举行学生作业成绩展览会，出版特刊，厚达400多页，其中论著之部，包括了几篇颇有分量的文章。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邓校长来信中给我的两则规定“一是稿件字数不得超过六千字；二是缴卷日期不得迟过五月底，因此，不得不停止我的回忆，到此便算作未结束的结束了。
站在今日校舍巍峨堂皇，教学设备现代化的“培中”，来回忆超过半世纪以前的“培风”（当时小学兼初中），似乎有点近于“白头宫女话玄宗”一一讲古，有不胜今昔沧桑之感！
时代是进步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祝我培中日进千里，万寿无疆！
（1983年5月15日，83叟，匡光照，于柔佛笨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