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前的培风杂忆
文 陈怀天
陈怀天校长掌校时间甚短，所留下照片亦少，此为刊于金禧特刊上的玉照。
编按：陈怀天先生1941年任本校校长职。时值日军南侵，兵荒马乱。文中所记，真实地描绘了当年艰苦情况。
1993年12月17日，我重临一别五十多年的古城一一马六甲。目的不在游山玩水，巡游探胜，踏勘古迹，而亲故多已凋谢，可访者寥寥无几。所以，当日幼男由星驱车辆抵呷恰妥他的私务，即寻访培风中学。至则已非半世纪前荷兰街的培风旧貌，而是甘光安拔的堂皇新校。当时邓日才校长正在楼上开会，先由事务处两位先生招待。承送培风五十年金禧纪念特刊一巨册，如获至宝。继由邓校长接见，合影留念。临别承告培风将于94年6月25日庆祝创校81周年纪念，决定出版纪念特刊，嘱为文共庆，敢不应命。
从金禧纪念特刊说起
金禧纪念特刊，也就是培风创校五十年（1913-1963）校刊。主要内容是培风发展史，计有校董会，教职员，学校兴革，学生动态及环绕着当年校外的社会、政治、工商业与校际（学校与学校间）的有关环境。从特刊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战前马六甲华社的风云人物，经贸概况，更可以发现战后华社的新人新事。除旧布新，从侨校侨教，转化为华校华教了。
应征培风中学校长经过
金禧纪念特刊第139页“历任校长一览表”中，其中列明第17任校长陈怀天，服务期间为1940年2月至1942年2月，实误载。只有第40页本校大事记：（一）1940年底陈宗嶽校长辞职，（二）1941年1月未曾聘定校长人选，暂由曾锐先生等代理校务。（三）二月聘请陈怀天先生任校长。以上三条，才是正确的记录。事实上，我担任培风校长，只有十一个月而不是二年。经过如下：
1940年底，新加坡南洋商报刊出马六甲培风中学征聘校长广告：应征者须年逾三十岁，大学教育系毕业，曾任中学校长、教员。我当时由于对报馆夜生活，年久生厌，因此呈函应征，并填具履历表如下：
姓名：陈怀天
年龄：卅二岁
籍贯：广东揭阳
学历：1935年6月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学系毕业，文学士。
履历：
（一）曾任汕头海滨师范学校高师教育及文史教员（1935-1936）。
（二）泰国黄魂中小学教务主任兼代校长半年（1936-1937）。
（三）新加坡南洋商报社评记者兼中外版编辑（1937-1938）。
（四）泰国华侨日报主笔兼黄魂月刊主编（1938-1939）。
（五）新加坡总汇报社评记者兼副刊文会”主编（1939-1940）。
上述应征信投寄后，迄无回响。我在当年的马六甲并无亲友，在培风董教中，更无一人认识，无可查问。不旋踵华校已于1941年1月开学。失业之余，忽于1月底，由培风董会新任董事主席郑则士先生，托由其弟弟新加坡郑绵发酒厂郑则光先生前来通知，培风已决定聘我为校长。略经考虑后，当于二月初到马六甲板底街郑绵元有限公司访郑则士董事主席，并同到培风中学与曾锐，陈定法，沈慕周诸老师相见。续又承何葆仁博士来晤。翌日我才往华侨银行马六甲分行拜会何葆仁博士。原来，何博士自星来任华侨银行马六甲分行经理之后，即成为甲华侨社最高侨领。他在星曾任华侨中学校长，1932年起即先后担任培风董事会副主席及主席高职，并创办晨钟励志社。为人宽厚可亲，颇为侨社所拥戴。1940年底改选1941年份校董，他以蝉联多年，坚决让贤，因推选殷商郑则士先生为1941年份新主席。这是我到培风履新后才获悉的。但金禧纪念特刊对1941年校董会主席及各部门负责人人选，却因沦陷期间，文件尽毁，没有记录可稽，而负责编撰者，或为新手，或教职忙碌，未暇兼顾，故对于1939至41年的董教名单，多混乱不明如在第142页教职员任期表中，张魁梧、马宗乡、黄达之、张逸民、吴爱璋、何克镇诸老师，均在1941年始到校任教，但表二却把他们提前到1939年或40年。又如任教多年并曾任教务长的南洋博物学家张礼千，却多处做错误排为张干礼。张氏曾任星洲日报十年编撰，南洋学会发起人之一，沦陷前经印度返重庆任教。1956年在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任教时逝世。
1941年的培风中小学
当年的培风中学，设在荷兰街的一座独立楼宇（编按：现培一校址）由荷兰街大门通过大操场而入校门，经一通道可进入楼下及楼上教室。后面则为美以美教会的英华书院。教务处设在楼下，面向操场。校长室则在教务处对门上面的操场。当年我妻郑树庄在星洲静方女师任教与外家同住。我个人便在校长室后面，设一小房权充卧室。放学后，全校只剩我一人孤守，颇为清静。唯二楼屋檐下，海燕早出晚归，分栖檐下梁上，噪个不停。但听惯了也不觉噪耳了。
我抵校之后，始悉1940年底，培风校董会原已聘定资深教育家黄吾先生为1941年份校长，但未及上任，黄先生忽又转受南非某华校之聘，远离星马。延至41年2月，始由我接掌校务，是时中学部尚缺教师数名。幸赖各旧教师维持。稍后始聘得马宗乡、张魁梧、何克镇、吴爱璋、黄达之、张兆蔷、傅廷模，诸老师承乏，充实阵容。
我莅校之处，幸获诸留任老师衷诚合作，尤其曾锐、曾唯心两老师和教务主任沈慕周，第二分校主任沈慕羽两昆仲，更多所协助，使人永志不忘。
当年培风中学，只办初中，共约二百多名。第一和第二分校，则内附属小学也只有高小、初小学生约三百多名。学校未设礼堂，每星期一上午8时则列队到中学操场，听取学校教导训话及抗日时事报告，并公布各班级捐助救灾成绩。当年殖民地政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活动，并不禁止，所以各级学生，都可以自由捐款救灾。所得义款，都交由甲华筹赈会转解给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表达了培风师生对祖国抗日的热情。但此期间，还有令人摇头的小插曲：第一分校的一位班主任，竟把他班内学生节约糖果费捐出的义款十多元枭吞了。学生报告校长，校长只好报告董事会。在假座晨钟励志社召开的会议上，议决将该班主任停职。此乃41年6月间的事。但7月秋季开学后，该教师竟被调职到四校董事会属下的另一间小学去任教了。当时某些董事是宽厚以待老师的。
当时的马六甲是英属海峡殖民地----霹、屿、甲三州府之一，也为中南马通商口岸。甲属华校颇多，而以培风中学为最高学府。期间还有培德女师及育民中学，但都没有培风中学的历史与规模。所以马六甲华校教师工会主席，一向都推举培风中学校长担任。及后则由培风资深教师沈慕羽蝉联。沈先生并任全马华校教师总会主席达二十余年，为华教生存发展苦斗半生，今继年登八十有二，多次谦辞，但华教同仁，仍拥戴他继续为华教更加发展而奋斗下去。但愿沈老生老当益壮，永远健康。
回顾与展望
十一个月的培风中学校长生活，可说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履任之初，只到过马六甲教育局一次，呈献中大毕业文凭，完成注册手续。此后，教育局黄仰英视学官，曾陪三州府副提学司英人霍金斯（双耳重听）来巡视一次，又曾陪同星视学官李之华来视学两次。还只是巡视而已，不多过问。
是年十一月，我接受新加坡南洋华侨师范学校之聘，担任教育科有关功课，并即向校董会辞职，准备学年结束及返新履新。诅料日寇于12月8日登陆吉灵丹，英澳军节节败退，新马势将沦陷。培风因于12月中旬，提前举行大考，教职员被遣散后，各奔前途。
我于42年1月到南侨师范报到，授课仅两天，南师便宣告停课，校址成为华侨抗日义勇军大本营。越数日，南师体育主任叶广惠先生（战后任南洋商报经理，后移民加拿大）踏脚车到舍下通知我即往南师签领两个月的遣散费后，我便于农历除夕前夜，偕友好及岳父郑照吾与妻女，乘小货船到荷属几里汶哥踏巴株避难。半月后日寇还到小岛上搜捕由星逃难的华侨。胶园主不敢包庇，我岳父被捕解新囚禁，约半年后获释。我于岳父被捕时，与友人逃到巴来乘小船逃回马来亚，在文律上岸后乘脚车尾经大笨珍，小笨珍而至龟咯山顶。在乡亲的椰园避居数月化名陈亚和，领取张良民证后，便凭证往返新柔，转业小贩谋生。我妻也携女从哥踏巴株回新任教家庭教师，惨度三年多的苦难生活。
在由柔佛返居昭南岛，我遇见沦陷后始返新的培风同事张魁梧先生等获悉，有人向培风中学对面的咖啡店主人，询问培风校长的下落，使我提高警惕。又获悉年轻有为的教务主任沈慕周先生及傅廷模老师，以及校董林大典先生、王德义先生、林揆义先生等，都被日寇杀害，则不胜悲愤。因此，在沦陷期间，始终未敢越入马六甲边境。期间曾在居銮火车站，邂逅培风教员林金源先生，只点头寒暄而已，不敢多谈。
日寇投降后，我为生活奔驰，应聘到泰国去，未获重睹培风重光。及至重回星洲定居成为公民后，始于去岁获睹培风的新风采。不仅建有图书信、大礼堂、科学馆、生物、物理、化学等现代化设备，并备有足够的课室。学生人数则由战前的中小学共仅四百多名，而现单是高初中，高商高工，便共有学生一千八。这一辉煌的成就，首应归功于董事与教职员的戮力同心，共谋促进校务的发展，这是主观力量、而客观力量则为战后马华与新中国政经和社会关系的沿革増进，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开放政策的展开，与马来西亚政教动向的渐转开明，更成为促进华校发展的因素。所以，近年来不但马华家长，乐于遣送子女进入华校，而一些眼光远大的巫人印人，也为后代的前途计而申请儿女就读华校。在这些主客观的利好因素配合下，华校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我们培风中学的发展，也将是更辉煌更灿烂的！
（1994年5月20日，86岁老翁陈怀天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