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无罪-保守有理——考析华社中产阶级保守的根源
丘光耀
今年是马来西亚独立建国第42周年，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处于中度偏前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生产力，正从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社会，逐步转型到以高技术人力资本为主要生产结构的后工业或准资讯型社会。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之亦然）。当下人们的政治观，很大程度上和中产阶级（小布尔乔亚阶级）的阶级属性息息相关。而阶级属性则是产业结构、职业结构、收入能力、福利保障、教育水平、文化旨趣、婚姻（性）关系、消费取向的总和。当然，其中的异质化成分十分之高，确实不容易把握。
若按传统理论对中产阶级的理解，一般具有4大特征：（一）他们不拥有或基本上不拥有生产资料；（二）拥有专业和技术专长，因而对生产过程和劳动有一定的控制权，并因此得到相应的回报；（三）由于他们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故不能将之划入工人阶级，他们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而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工人阶级那里榨取剩余价值；（四）具有暧昧与矛盾的生产地位，并由此产生了暧昧与矛盾的社会态度和政治态度。
具体一点，中产阶级的职业身份，包括小商家、商界雇员、白领工人（经理和文员）、公务员、手工业者、教师、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等等，他们以脑力劳动为主，体力劳动为副，有者甚至是“无汗阶级”。
从各类数据显示，大马是属于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即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不再是社会阶级的主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所占比例最重的阶级。完全一贫如洗的无产阶级，经过所谓“东亚经济奇迹”和“新经济政策”的洗礼，虽然劳动果实大部分都被党国资本主义所剥夺，但是“滴流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还是把他们提升到“中下阶级”（主要的蓝领工人和农民）。当然，党国资本主义的肆虐，透过各种行政手段把国家财富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也造就了官僚资本家和“新原始资本主义”的变种--东亚朋党资本主义。
不“贫”则鸣？
台湾学者高希均教授曾表示，中产阶级在台湾的人均所得突破4千美元、韩国3千美元、泰国不及1千500美元，社会就步入不“贫”则鸣的民主改革阶段。但马来西亚（特别是华裔）的情况看来有些例外。
笔者认为，在工业化社会的中产阶级，已经不再属於“人民群众”的笼统概念，他们更倾向独立自主的“社会人士”范畴。中产阶级个体的独立性更甚于群体的依附性。
换句话说，中产阶级对政治问题的判断是以个人利益（private gain）为标准，而非以社会公益（public good）为依归。因此，要动员中产阶级“造反”的课题必须是与他个人切身的既得所有（或即将所失）的利益息息相关。
由此，捍卫人权、促进民主、争取自由、要求平等、落实法治、保护环境等议程，只要无法和个人的经济利益相挂勾，那么要中产阶级展现不“贫”则鸣的阶级属性恐怕不太容易。由此，要中产阶级（特别是华裔）支持改革运动，不能纯粹以“晓以大义”为号召，而必须辅以“晓以大利”来诱导。
巫族面对挑战
马来中产阶级之所以积极投入改革运动的洪流，安华事件和亚洲金融风暴是两大关键。对马来民族而言，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同时爆发，凸显了马哈迪施政的不公和朋党资本主义等弊端。
从“晓以大利”的角度出发，由国阵政府“新经济政策”所扶持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财富观、阶级观和政治观本来应是十分吻合马哈迪医生和安华所奉行的后威权主义（随后转入新自由主义）哲学。但是一旦发生金融风暴，马哈迪的宏观经济政策，透过急速“左”转（如货币管制），导致马来中产阶级对巫统领袖干预市场的手法，感到极度不满，因为他们切身的既得利益（如股市被“朋党干预”、公积金面对被挪用的风险）受到威胁。这是马来中产阶级造反的经济根源。
此外，在金融风暴席卷大马两年余，下层阶级的收入大幅度紧缩，再面对通货膨胀和私营化的压迫，他们近乎打回赤贫阶级的原形。安华的经济改革议程，因势利导地提出许多关切下层阶级人们利益的诉求（如兴建更多廉价屋、反对私营化），形成马来民族中、下阶级两股改革力量的汇合。
马来中、下阶级浩浩荡荡地响应安华的改革议程，从“晓以大义”的考量，主要是安华个人长远以来所成功塑造的“开明”（主要针对中产阶级）和“民粹”（主要针对下层阶级）两大形象所致。
安华的“民粹”形象，肇因于他早年的学运和伊斯兰的社运背景。他卓越的群众演说技巧，非凡的情绪鼓动能力，和巫统一般长久盘踞行政权力核心的官僚政客有很大的差别。此外，巫统领袖在处理民间逆反情绪的手法有欠高明，加上新生代的教育背景和吸取资讯的多元化管道，为破除主流观点的宰制，提供了更有力的外部条件。马哈迪如今唯有频频强调在全球化和西方新殖民主义围堵下的马来民族尊严和前途，力求透过巩固“新封建主义”来抵御“烈火莫熄”的冲击。根据友党的回馈，看来效果不大。
由此，公正党对巫统的挑战，在马来社会可谓具备了“晓以大利”和“晓以大义”两大条件。
华社保守有理
华人社会普遍对改革运动尚抱着观望的态度(华裔大专青年积极拥护改革运动是特殊现象)，导致行动党不得不主张改朝换代要“分两步走”，国民公正党署理主席詹德拉教授亦指华人存有“后移民心态”，而回教党青年团团长马夫兹甚至批评说：华人轻政治，重生活”。看来反对党联盟对于华裔选民相对冷漠的政治改革观，确实有点不快。
华社为何会这么保守？事实上华社也曾有过激进的政治态度，如1990年大选对两线制的鼎力支持，导致大选后巫青团团长那吉还大发牢骚问道：“华人到底要什么？”
华社自“513事件”后，一直以来对行动党的支持率都不算太差，惟独在1995年大选转而拥护国阵。为何华社对政治改革的取向一时激进，一时保守？当中是否有任何规律可寻？
众所周知，华人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从未在《新经济政策》那儿得到任何好处。反之，固打制的实施，一直是华人社会敌视国阵(特别是巫统)的经济原因。
《新经济政策》实施的20年期间，华社面对民族不平等的压迫是双重的，即在社会经济(social economy)领域面对马来人的强占，以及在社会文化(social culture)领域面对马来人的同化。
行动党在70年代到90年代的鼎盛期，主要是巫统对华社的双重压迫和歧视所致。
行动党在1986年取得24个国会议席的高峰，是马华合作社丑闻带来的“附加值”，体现了“晓以大利”规律对华社的影响。
但是，从90年代开始，巫统领袖总结了两线制的经验教训后，发现要收编华社的造反意识，主要透过两大途径，即在社会经济领域“晓以大利”，以及在社会文化方面“晓以大义”。
晓以大利：巫统开始以“经济发展”取代“种族争端”（2020年宏愿是典型的政策转向），加上东亚经济奇迹所迅速累积的财富，华社的经济生活普遍转入小康。由此，华社愿意支持强大稳定的政府，来换取持续牟利的经济空间。总体而言，华社的经济观，是希望政府大肆发展经济，减少干预市场。至于不时发生的经济丑闻或日常生活所面对贪污舞弊，华社将之视为是经济圈子的正常现象。
晓以大义：巫统领袖（包括当年的安华）不再以种族斗士的姿态自居。他们对华人的文教权逐步放宽，如对儒家文明表示亲和，包括还有许多民粹的造势手段（如毛笔挥春，“我们都是一家人”），导致华社在“小开放”的迷思底下，给予国阵空前强大的胜利。当年安华所施展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魅力，是反对党大败的首要关键。
既然如此，为何如今安华的改革运动无法在华社掀起巨浪？华社当年支持46精神党“改朝换代”的勇气如今何在？
事实上，马哈迪对安华形象的摧毁，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还是有必要到经济方面去寻找问题的根源。
金融风暴的突然肆虐，导致国家经济生产下挫，市场消费萎缩。华人商界的经济状况也十分浑暗。鉴于安华在被革除财长职位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倾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因此华社中小型企业商家普遍敌视安华处理经济危机的手法，他们担忧若利率高企，银根缩紧，将会导致他们的企业面临破产清盘的厄运。
马哈迪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并将马币兑美金固定在3.8汇率，这相对于安华的政策而言，更获得华社商家的支持，他们没有兴趣理会到底马哈迪是基于什么理由来推行类似“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只要生意能够继续维持，股市步步高升，那么马哈迪政府的合法性统治就不会受到华社的质疑。加上马哈迪政府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让华社中产阶级在经济危机之际，依然得以购买产业。最近政府强制要求银行放宽对信用卡的申请条件，也是讨好中产阶级的例子。这些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宏观经济政策，虽然将付出长远的经济代价，但是只要眼前的泡沫经济有助于市场的循环，华社还是会认同马哈迪是“经济危机的救星”。看来在经济领域，惟独一个能激起华社中下阶级反感的介面，只有私营化政策而已。
对华社政治取向的考析，我们还得集中在“晓以大义”的层面。华社向来衡量国阵（主要是巫统）政权的开放度，主要是从“民族文教权”出发。至于人权保障、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监督警权等民主权益，华社的敏感度是不高的。说得极端一些，一般华社所理解的“基本人权”主要就是“民族文教权”而已。国阵华基成员党在华人新村攻击回教党的时刻，甚至把华社的“基本人权”狭隘地说成是赌博权、喝酒权和吃猪肉权而已。
巫统领袖深谙这个道理，要确保华社归顺，在社会文化方面的手段有二。第一，在“民族文教权”方面给予更大的开放，如考虑允许增建华小、豁免捐献文化活动的税务、赞扬华裔是理性的民族，甚至利用访华成果来为大选造势等。第二，尽量渲染华社的“基本人权”面对反对党联盟，特别是回教党和公正党的威胁。
如大肆玩弄“公正党太平广东会馆事件”和渲染“回教国课题”（一并诬蔑行动党向回教党妥协），就是最好的明证。
鉴于此情，我预测巫统对华社的政策，今后将在社会文化方面继续开放，但在社会经济领域则维持现状。除非华社透过来届大选拒绝国阵，证明华社的诉求经已大大提高则另当别论。
结论：因势利导
根据行动党在华人选区所获的意见回馈，华人尚未有改朝换代的念头（更遑论意志力）。因此，若行动党制定不切实际的大选目标，而非“两步走”的策略，那么华人选票很可能会出现回流到国阵的情况，导致要打破三分二的目标也落空。
除了年轻一代的大专知识青年踊跃支持改朝换代以外，其余一般的选民，大都处于观望的阶段。他们希望壮大反对党，但对于一举推翻国阵的目标十分保留。
我积极鼓吹“反对党是利益的化身”--以求打破传统的二元论思维：即反对党代表理想，执政党垄断利益--正是要从“晓以大利”的角度出发，因势利导，从而争取华社更广泛、更果敢地支持反对党和改革运动。
我坚信只有将改革运动的议程和华社务实的经济见解有机地加以挂勾，并从中引出“只有改革，经济才能发展”的硬道理（邓小平老早就用这一招），华社的激进程度才有望大大提高。当华社的诉求不再停留在只满足于“民族文教权”的平等，那么大马的政治格局和朝野的政治文化才算成熟。
正如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高举的是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旗帜，但实际上在资产阶级（接合无产阶级）和封建皇权的对抗，而争取经济自由权则是对抗的核心。资产阶级提出的“天赋人权”，说穿了，是“商赋人权”。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来推翻蒋介石政权，还不是靠打倒地主，分发土地给农民来赢取民心。
不理解自己民族的认知水平，不考察他们的阶级属性，就无法穿透他们的愿望和诉求，以及破除他们的保守和恐惧。我近年来具体从事选区服务工作，在广泛的实践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观点。我不埋怨华社的保守性，而是要尝试理解保守心态滋生的原因，只有找出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才能有效壮大反对党运动。
我从不怀疑回教党和公正党高喊改朝换代的考虑，毕竟这符合马来社会的总体愿望，但要求行动党在华人选区，同样提出超越一般华社选民心理承受改革能力的诉求，无疑就是冒进的机会主义，它同样会断送政治改革的机遇和前途。
一切脱离现实土壤的主观理想，只是苍白的臆想而已。我们反对党人，除非笃信先锋主义，否则任何政治运动都要和人们的步伐取得一致。
（15-08-1999《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