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民气不可侮——从人权委员会法案谈起
刘敬文
外交部长赛哈密在下议院总结1999年人权委员会法案辩论时，与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唇枪舌剑，以致无法完成总结。林君让我想到台湾的朱高正。朱高正这位留德博士开台湾议会肢体语言的风气。我国的议员深谙君子之道动口不动手，同样让部份仔细读报的人民留意起人权委员会，应记一大功。
据赛哈密透露，人权委员会有4大任务：
（一）提升国人对人权的认识；
（二）协助政府处理人权法律和行政守则；
（三）向政府提出有关国际人权宣言的建议；及
（四）调查侵犯人权的投诉。
我们喜见政府终于在人权问题上跨前了一步，但也对法案的仓促提出和通过不表苟同。细思之下，更觉得事有蹊跷：
（一）如果人权委员会成员由最高元首在首相的推荐下委任，会不会影响它的独立性？
（二）如果政府在3年前就已筹划这项法案，为何非政府组织和反对党几乎完全不知情？
（三）法案由外交部提出，而非由内政部负责，似有浓重的“向外交待”的意味。
（四）在众多有碍人权的法令如“内安法令”、“官方机密法令”、“印刷与出版法令”的重重阴影下，人权委员会如何真正发挥功能？
我们认为，政府在制定这项法案的过程中，把广大人民的参与排除在外，其实就已违反了人权。而过去一年所发生的种种事端，又一再反映出我国在很多方面连基本的公平正义都还谈不上。
就以两周前工大生杨凯斌因为代表大马学生理事会提呈“恢复国家司法公正”备忘录给大马首席大法官而触犯大专法令，被令缴交200元罚款一事为例，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连提呈备忘录表达心声这个最温和不过的管道也不被允许，难道要逼大专生走上街头吗？
大专生涯是一段很特殊的过程，在这段成长过程中，大专生在学识上、智慧上、生活上，从小孩过渡到大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他们感受到社会的起伏变化，但由于身在体制之外，他们对不合理的人与事容易产生质疑与批评，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六、七十年代学运的蓬勃，与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不无关系。处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国内外的形势已有极大的转变。政府若抱残守缺而不因势利导，继续用违反人权的大专法令来箝制大专生，恐怕会对国家带来不良的长期影响。
当然，谈到人权，我们不必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然而，西方社会从君权神授的思想中解放出来，经过一段漫长的演变与历代哲人的思考推敲后，实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与实行的普世原则，不必然和所谓的“东方价值观”起冲突。
据悉，续108名留台生的助选团后，一批关怀国内政经发展的本地大专院校毕业生正准备发表一项“还政予民”的政治声明。这项声明关注最近局势发展的恶质化，吁请选民拒绝剥夺司法独立的政党，并对政党提出多项要求，包括废除大专法令等多项有违人权的法令。
通过媒体发表集体意见，是民主社会的正常政治行为，以达到引起施政者和公众人士注意的目标。由当年深受大专法令压制之苦的大专毕业生提出废除大专法令，其意义更显深长，政府应正视之。
自安华事件爆发以来，民众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已到了一个新高点。司法体系能让大家在法律面前有多少平等、嫌犯在被定罪前是否得到起码的尊重、警方在办案时是否过度使用暴力等课题，一再突显我们的社会有许多层面实还未上轨道，也是我国一向自诩的“国家发展神速”的反讽。
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的标准很多，其中之一便是看它的人民拥有多少自由。摆在眼前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许多和我国处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或更低水平的国家，其人民却享有更多的自由，处处标榜爱民如子的政府焉能不察？
大专生的备忘录可以束之高阁，大专毕业生的政治声明可以不足为患，但他们所象征的民意和民气却不可侮。现代的民主理念，强调的是主权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政权的拥有者，政府只是获得人民授权治理国家的仆人而已。最近却常发生喧宾夺主，或仆人恐吓主人的情况，真让人难以理解。
窃以为如果执政党没有控制三分之二多数议席，法案草率通过的事情大概就不会一再上演吧！
（25-07-1999《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