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华教人士参政
陈业良
华教运动公开宣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民族教育维护华人传统文化在本国的生存和发展。这股运动当然也是一种政治运动，可惜这股运动并没有充份发挥到影响华社人士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至今，华社所培养出来的读书人绝大多数还是抱着一种害怕和避开政治的心理：一种只想搞个人经济而希望“别人”去搞政治的心理。
据报道，将有多位华教人士欲出来参加竞选。我诚恳地希望他们能带动华团成员整体或分批加入各政党活动，提高华社的政治意识及力量。
华教人士选择参加的是民主行动党，他们的两项经公开宣布的主要目标是华文教育及制衡或两党制斗争。
以下乃本人根据部份报章的资料提供一些分析和意见。
1.华教人士平时在华团内斗争是向着属於单一种族、语文及文化思想的华社人士：行动党是多元种族政党，党员除了来自不同教育背景的华人外，还有各民族人士。华教人士将如何在行动党内进行他们在华团内那种斗争呢？行动党目前的斗争方式已改变。他们正在全面争取马来族群的支持。华文教育和其他种族性问题多数不会受到最优先的处理，华教人士参加竞选也必须争取其他种族及马来人的支持，那时他们还能维持在华团内那种高调子为民族利益斗争吗？（本人在槟州华团内曾数次召开小组讨论如何争取TV3华语新闻报告的事，这项计划进行到半途曾受到部份华团人士包括雪隆区重要人士的忠告及转告：“此时”不宜的“民族文化”的立场作为争取的理由。）华教或华团人士若以民族教育作为斗争立场，似乎不大符合目前的政治气氛及很多华团领袖的看法。
2.1982年许子根、江真诚、王天庆及郭洙镇等人乃以一整套华文教育问题为基础的宣言加入民政党。他们当时是十足的华教人士。今天，我认为他们还不断为解决华教问题而努力，只是在面对现实政治及客观因素下，他们的斗争方式已进行调整。今天，他们采取的是多元种族路线及内部洽商途径，这种斗争策略的改变是必然的结果。日前所报导的这批华教人士一旦进入国会，也要依循民主方式，通过“说服”的原则，逐步解决华教问题而不能老是靠“理所当然”或“天公地道”的正义口号便能解决问题。一旦行动党执政槟州（正如Tanjong2计划所做的预测）或他们成为中央政府的成员党（正如报导行动党和46精神党所作安排和谅解），华教人士也要调整他们的斗争策略；到时他们将面对现实政治及多元种族的压力而不再是躲在一个单元文化思想背景的华团内讲话，和只向华社负责。
3.他们都将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参选，若一切如预测那么顺利，将有更多华人区由行动党的议员代表，而执政的还是以巫统为主干的国阵，那时华人在政府内的代表权力将再被削减，华教会面对怎样的命运，华社又得到什么好处？
4.要达到制衡或两党制或削减国阵的三分之二席位，将参选的华教人士及行动党应到华人选区以外的地方去发动争取该地区选民的支持，若他们只在华人选区内进行“内斗”,结果是削减政府内华人政治力量；不是削减国阵的政治力量。总之，我没法看到华教人士在华文报刊上，及在华人选区内和来自相同族群及相同教育背景人士“互相残杀”能达至公开宣布：制衡及两党制的终极目标。
一位华教领袖说：为了达致制衡就必须加入弱的一方，问题是谁是弱的一方。从整个华人选区看，反对党并非弱的一方，目前他们的席位总数多过执政的马华和民政的总和。为了达致他们宣布的目标，我认为他们应把这股加入的力量通过英巫文报刊并到华人选区以外的地区去争取广泛的支持，正如另一位华教人士所说："……华社应做出更实际的工作，来届大选中在乡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制衡国家政治局势，才是最实际与建设性的作法。（见商报第12版,13.8.90）
5.在一定的程度上，华教人士的参政欲达致制衡目标是基於一项关键性的假设：即以马来人为主的46精神及其他反对党也能有相当理想的表现。问题是：能吗？有什么迹象显出这种可能性存在？若不能，那华社人士最后所看到的只是更加激烈的“内斗”，这和制衡有何关系？
6.或者华教人士是为着其他尚未公布的长远政治目标而参加反对党斗争；无论如何，这到底是个民主国家，我们祝他们好运及达到预定目标，更盼望他们能带动更多华人关心政治和参予政治活动。对那些同意本人看法的读者、我想多讲几句：很多人参加华团工作并非因为这些团体及其领袖很贤明或很有作为；相同的道理、很多人参加施政的华人政党也并非因为它们及其所冇领袖能为华人解决所有的问题及反映华人的所有意愿、而是只想在现实客观政治环境里尽一个人的责任、作出“一个人”所能贡献的力量，协助完成某项计划或某项事件的一小部份，如此而已。
要改进一间董教职权不分的独中、一个受人事问题纠缠的华团或一个被人支配的政党，并非短期间便能看到成果。华人在本国30多年所损失的一切，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争回来。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些，了解为什么华人怕政治；了解为什么马来人有那么高的民族意识。培养今日通晓三语的年轻一代，以期在2000年代建立起华人党团的“共设和共谋”，巩固华人的政治代表权，才能有效参与国家的发展工作。
（18-08-1990《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