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政策与妇女问题
陈丽萍
前言
本文尝试讨论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经济政策对妇女的影响，妇女所面对的问题对华裔社会可能带来的后果，也在讨论范围内，讨论所涉及的时期将集中在政府施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的时期，那就是从1970年起到目前这段时期。
虽然新经济政策一般上被认为对国内华人的经济地位带来重大的冲击，但由于缺乏正确数目字，所以难针对它做出详尽的分析，本文很多资料都是取自1970及1980年两次最新的户口调查，利用这些数字的好处在于它不仅是最新的资料，而且介于这两个人口调查的时期大马劳工结构及成长也产生了最重要变化。
女性劳动力及一般的问题
要衡量妇女在一个社会中的地位，必须视她在经济上的独立程度而定，妇女的经济独立是与她们参与经济活动及各种行业有关，为了衡量妇女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我们必须研究她们如何参与劳工市场及她们所面对的难题。
在大马，女性劳动参与率逐年上升，从1970年的38.9%升至1980年的42.2%,但与1980年男性劳工参与率的84.8%相比，是低的多了，表1显示了劳动力就业状况的性别差别率，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妇女多属于一些无薪的家庭成员工人，比率是18%,而在同样职位男性却只占7%,女性雇主占3%而男性则为4%,在城市里，这个比率的差距更大，就是女性雇主的比率只有男性雇主的一半（3%而男雇主6%）。有鉴于此，女性的就业地位在城市及乡村都比男性为低，政府施行的资本政策固然为女性大开更多就业的门户，可是从职业的观点来看，一般上女工在每“职业阶层”都居于较低层的地位，在图1里，有0.4%的女工是从事行政及管理的工作而男性的比率是2.7%,在专业及技术性领域里，女工只集中在那些比较所谓“女性化”，所谓比较适合女性的工作如护士、接生妇、教师等等行业，更槽的是这些领域的高职多为男性占有，结果这些领域的女工还是由他们支配。O' Brien（注1）的研究成果显示在第一级职业内女性只占有12%,而男性在这一方面所占的巴仙率是88%。这一点透露了：“女性只集中于一些较不重要的工作，及在有支配性的职位上严重缺乏了代表性。”这再次的说明女工的形象是次等生产者或者是家庭生产者。
劳工的性别及不平等阶级关系（图2）也可从他们的薪金结构方面的不同待遇观察到，更多的女工领取比低薪男工更低待遇一一30%女工每月领取低过199元的薪水，而在男工方面这只占10%,从大马半岛14种工业调查结果可看到90%的女工每月赚取少过375元，而男工则是30%。其次，在没有女性赚取超过1千500元的情形之下，却有14%的男性赚取超过这个数目（注2）,在私人企业界内，虽然女性与男性并驾其驱的做相同的工作，她们一般上都比男性领取较低的薪水。这可从表2看出来，对同工同酬的要求，女性在政府部门是争取到了，但在私人领域却没有这一回事。
第1表：1980年10岁或以上劳动工雇用身份，市区--乡区,性别分类巴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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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身份 |
市区 |
乡区 |
总数 |
|
|
两性 |
||
|
雇主 |
5 |
3 |
4 |
|
雇员 |
75 |
48 |
57 |
|
自雇者 |
16 |
33 |
27 |
|
无酬劳家庭成员工作者 |
3 |
15 |
11 |
|
首次求职者 |
1 |
2 |
2 |
|
总数 |
100 |
100 |
100 |
|
|
男性 |
||
|
雇主 |
6 |
3 |
4 |
|
雇员 |
73 |
51 |
59 |
|
自雇者 |
173 |
4 |
28 |
|
无酬劳家庭成员工作者 |
2 |
10 |
7 |
|
首次求职者 |
1 |
1 |
1 |
|
总数 |
100 |
100 |
100 |
|
|
女性 |
||
|
雇主 |
3 |
2 |
3 |
|
雇员 |
77 |
42 |
54 |
|
自雇者 |
12 |
30 |
24 |
|
无酬劳家庭成员工作者 |
5 |
24 |
18 |
|
首次求职者 |
2 |
2 |
2 |
|
总数 |
100 |
100 |
100 |
图1：有职者性别及职业分类巴仙率
图2：雇佣者性别及工资分
第2表：1980年两性工资差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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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及零件工业 |
化学品工业 |
夹板及木业 |
电子工业 |
烟草业 |
橡胶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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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
经理 |
3120 |
-- |
2772 |
-- |
1882 |
-- |
2661 |
-- |
3142 |
-- |
3001 |
-- |
|
主任 |
821 |
- |
928 |
578 |
516 |
292 |
779 |
484 |
1557 |
-- |
652 |
-- |
|
书记 |
555 |
412 |
611 |
218 |
386 |
300 |
427 |
374 |
737 |
529 |
311 |
211 |
|
普通工人 |
261 |
179 |
252 |
339 |
193 |
160 |
-- |
-- |
327 |
227 |
343 |
171 |
|
生产操作员 |
-- |
-- |
419 |
372 |
-- |
-- |
228 |
222 |
-- |
-- |
-- |
-- |
资料来源：Malaysia, Occupational Wage Surveys
1980, Ministry of Labour and Manpower.
第3表：大马半岛性分(1975-1980)
|
性别/年份 |
1975 |
1976 |
1977 |
1978 |
1979 |
1980 |
|
女性 |
9.2 |
9.1 |
7.8 |
7.9 |
7.4 |
8.8 |
|
男性 |
5.3 |
5.4 |
5.6 |
5.4 |
4.8 |
5.3 |
|
总数 |
6.7 |
6.4 |
6.4 |
6.3 |
5.7 |
6.2 |
资料来源：Jeswant Kaur 1983 Table1录自Labour Force Survey, 1979 and 1980 Population
Census.
除此之外，女性失业率比男性的来得高(表3)。在1980年，有8.8%的女性劳工失业而男性则只有5.3%。
总而言之，女性劳动层在各方面受到歧视。这就是前面所提起的职业阶级及性别的歧视。首先，她们在家庭内的工作不被视为“经济活动”。所以，她们被认为对国家的发展及繁荣没有做出贡献。无论她们从事何种工作，她们通常都只从事一些非熟练或半熟练工作。这种工作不会带给她们的本身要求进步的机会，再者，她们所领取的薪金通常都比男性同僚为低。
看过了一般的情况后，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大马华裔女性在国家经济政策实施后在参与某一些工业所面对的冋题。
新加坡的工厂女工
虽然，学者们提出了很多有关乡村居民迁移城市的理论，但是，城市资本积聚作为推动力的迁移理论及整个经济不平衡的发展更加适于解释为何西马新村女性迁移到新加坡的劳工密集工业区找工作（注3）,她们的迁移看来是由于在乡村找职业不容易所致，这也归咎政府在施行新经济政策时忽略新村的发展，这个现象更因新村居民的土地大部份是临时地契而进一步的恶化,原因是新村居民往往很容易被政府视为非法占有政府土地居民及非法耕种者，这也造成他们的家园随时有被政府官员摧毁的隐忧，这种随时没收土地的威胁及随着新村人口增加而土地不断缩小的情形以及新村贫穷现象造成青年们向城市迁移，以寻找工作，留在新村的妇女变成专门打理家务的无薪家庭成员工作者，或帮助家庭式的小型商店营业，或在自己家里拥有的一小块土地上帮忙耕种，他们也是构成一股容易被城市大企业利用的具潜能的庞大劳动力。
这些迁移工人对邻国工业系统提供了“次等劳力”所带来的各种利益，包括不必付出政治及社会代价而取得的廉价劳工，无论如何这些劳工是处于不利的地位的，他们被当成一批次要的工人，当经济一片大好时，他们将被雇用来从事生产，反之，经济不景气之风一吹，他们将会是首先被开刀及遣送回国的受害者，这种情况在1974-1975年经济不景大裁员时特别明显。据统计，约有半数以上的迁移工人被遣送回国(注4)。有鉴于此,这些工人的工作是没有保障的，而他们的收入也不稳定。
虽然我们没有新加坡迁移女工的统计数字，但是，据估计大约有12万多女工在新加坡工厂做工（注5）。她们差不多组成了该国制造业劳动力的一半，即是51%,他们在制造业所扮演的角色是显而易见的。但不幸得很，他们所得到的待遇并不很合理，我手头上没有他们近期工资统计资料，但1974年新加坡劳工部所发表的数字反映81%制造业的女工每月的收入不上200元。
在劳工分配方面来看，无可避免的，女性多集中在工业阶级的底层，她们的工作性质很简单，并且是半熟练性的，甚至非熟练性的，这并不需判断力及进取心。换句话说，大部份的女工只赚取微薄的薪水，他们的工作性质对他们个人心智发展无所辅助。
除了这一点，工厂领导层至权主义结构也不鼓励工人培养责任感，工作压力及厂方的监视使到这批工人产生了顺从、依赖的性格，由于厂方不允许职工会的成立，工人根本没有保障和尊严，工人的顺从及依赖性格在工作简单及无挑战性的情形下无形中被固定下来。
在这一种工业，女工们被利用成为半熟练的城市劳动力，他们专集中在低熟练、高意外率、支付低薪或尽够糊口酬劳的工业以及那些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所波及的工业等等，这些工人的个人发展可能性极低，而且甚少机会提高技能及改进工作上的保障。
自由贸易区的电子厂女工
随着政府政策忽略了新村的发展及州政府的土地政策，驱使新村女性迁移至邻国当工厂工人，国内各州的工业化政策也提供了优厚税率给外国投资者，以便他们能在乡区设立劳工密集工业，这也吸引大量的妇女投入劳动市场当起工厂女工，大部份的女工在电子工厂找到工做，根据大马工业发展局透露，大马全部被批准的电子工业计划能提供12万2千个职位（注6）,并促成17亿外资流入我国，同时电子产品出口值也超过38亿元。尽管如此，在这些工业里，技术输入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它们多数是100%外国拥有者，通常各研究、发展及营业领域都是由外国所操纵。再者，投资盈利全部都汇回外国，本地供应商只获得很少机会配备给这些工厂，而反之它们提供给本地工人的职位也不具有挑战性。在1980年，82%的电子工厂工作被列为非熟练性的工作。在这个数目中，有93%的工作是由女工担任的，由于我国没有制定法令来迫使资方发一个合理的最低工资给工友，而且工友也无职工会的组织，造成这些女工的收入非常低，通常她们的薪酬是根据厂方本身所制定的所谓“薪金政策”。根据1977年对工厂女工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90%女工每月只领取70至200元之间的收入。
由于这些工业面对强烈的竞争，周期性的蓬勃及不景现象是很平常的，过去几年来厂方已在员工人数控制作出精密的调整。在大马，追朔1975年的不景气，这一年共裁退了6千名工友，在1980年初，供应过剩及不可预测的微型电脑市场也造成一系列的裁员，藉名为自愿辞职的裁员方式也在1984-1985年内实行，并且延续至1986年。所以，这些女工虽然在她们本国做工，可是她们的工作状况与在外国的恶劣情况如低薪、工作无挑战性及工作呆板等不相上下。
纺织及成衣女工
另外一批与电子工厂女工遭受相同命运的是纺织及成衣女工。1980年户口调查透露纺织及成衣业总共聘请了17%的制造业劳工即5千693人，特别值得关注的成衣生产多数是以小型及非正规工业的方式来进行，它们在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及鼓励出口和鼓吹以本地货替入口货政策推动下如雨后春笋般设立起来，作为一种非正规及小型工业，成衣生产工业主要是由华人女工操作，这与较大规模的纺织工业比较下有些不同。在1981年，79%成衣生产工人是华人，18%马来人；在纺织业里，比较上这个比率分别是25%及62%。
1981年，纺织制造业工人的每月平均入息是403元（注7）。另一方面，成衣工人所得的平均入息是239元。很明显的，这个数字较纺织额业为低，虽然成衣工人的工作性质比纺织业为佳（注8）。
尽管劳工的薪水低廉，大马纺织工业也像其他较落后国家的纺织工业一样一年复一年面临危机（注9）。由于同业们的竞争剧烈，大马工业发展局所做的调查指出3/4被访的纺织工厂将被逼裁减工友，在近两年的不景气中，自1984年6月起，估计大约有四分之一或者6千名纺织制造业工人已失去了他们的工作。
综合以上的资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政府为投资者所提供的慷慨的税率特优工业政策以便吸引外资设立多利用劳工的工业政策，以及亲资方的劳工政策、不鼓励工人组织职工会等政策都造就了大量的廉价、低教育水平的非熟练女工。在这过程中，驯顺、服从雇主的概念被永久性的嵌入这些女工的细胞里。
妇女问题对华社的影响
综合以上各点，很明显的大马妇女虽然在经济领域肯定是有很大的贡献，可惜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却使她们在求职或工作上面对许多问题，诸如间歇性失业，贫穷和职位不稳定等，由于华人妇女在劳工市场的参与率相当高(最少40%),妇女问题无可否认将会对华社有显著的不利影响，归纳起来这些不良影响可分为直接和间接的，这里简述比较重要的几项：
直接影响：
1.间歇性失业(Intermittent Unemployment)或求职者被迫接受比他们期望的薪金低或对他们所拥有的技术需求比较低的工作会养成从业者不敬业的弊病，在这种情形下受影响者会抱着得过且过，不求改进的态度，华族的敬业与乐业传统精神肯定已受到相当程度的侵蚀。
2.频频遭受裁退的工人通常会对工作失去兴趣及信心，结果造成他们在下一份工作的表现大打折扣，而且会有经常更换工作的倾向，成为雇主眼中“不可信赖”的工人。
3.频繁的失业经验也会促使失业者参与“不法”或“犯罪”活动，虽然有关这一方面的问题是比较难研究，可是前几年来，大马红灯区的蓬勃现象未尝不和乡村就业机会锐减、贫穷现象剧增有关。对华社而言这可是一种严重的道德危害。
间接影响
在目前的父系社会系统下，教育儿女的任务主要还是倚重于母亲。因此妇女在教育下一代、培养将来的华裔领袖和华裔企业家所扮演的这一个角色更是不可忽视的，前面提到工厂女工在严格的管制下养成了她们顺从、没有自发自励、据理直争的精神，这一点对培养华社下代的接班人可说是非常不利的。这些驯顺的女工很有可能会把这种不良特性传给下一代，进一步增加了更多类似目前华社已存有的“沉默的大多数”份子！
许多观察家对妇女在塑造子女的将来这方面的影响有更深入的看法，例如著名学者McClelland就认为企业能力是必需由孩童时期开始培养，而母亲在这一方面有必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母亲本身缺乏自发自励、有创造能力及其他种种积极的态度，就极难能把这些态度及价值观灌输给下一代，所以如果华社注重培养将来的领袖人才，以求在大马政治领域有所“突破”；如果华社还想在大马经济领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华社就必须正视华裔妇女问题。
结尾
以上的讨论显示了大马的偏重资本家经济政策有促使女工成为“边际工人”(Marginal Work force)的倾向。这造成女工人数的伸缩性很大。贫穷、无工作安全感、失业对女工来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有鉴于她们面对的问题对华社有深且远的影响，华社应多予关注，并要求政府也正视妇女问题甚至新村问题。大致上大马华裔妇女问题还未曾被透彻的研究过，所以在目前如能展开一项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相信对策划工作会有所辅助，也能从而找出解决妇女问题的步骤。
(15-12-1986《南洋商报》)
注释：
1.Leslie Orein. apitalist Penetration
and Segmentation of the Malayan Labour Market Paper presented at Asian Studies
Asso ciation of Australia, omen in Asia Workshop Monash University, Melbourne,
July 22-24, 1983.
2.Ministry of Labour and Manpower,
Malaysia. Occupational Wage Structure Surveys 1977 and 1980.
3.Noeleen Heyzer, rom Rural Subsistence
to An Industrial Peripheral Work Force: An Examination of Female Malaysian
Migrant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Singapore. In Women and Development.
Edited by Loufde Beneria. ILO, 1982.
4.Frmation released by the officials of
Jurong Town Corporation, extracted from Noeleen Heyzer, 1982.
5.Selangor Graduate Society. Plight of
the Malaysian Workers in Singapore, Kuala Lumpur, 1978.
6.J. Jegathesan, overnment Policies
Regarding Investmens in Electrical/Electronic Industries in Malaysia paper
presented at In
392《当代马华文存》经济卷（8。年代）
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ical,
Electronics and Powe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Kuala Lumpur, 1986.
7.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Census of Population 1980.
8.Hing Ai Yun. Female Textile and
Garment Workers, A Malaysian Case Studies Women and Employment in Malaysia,
1986.
9.Business Times, risis in Textiles 13
February, 1982, P12. New
Straits Times, extile Industry Hopes
for Aid 7 April, 1983, P23.
The Star, extile Firms in a Knot 15
September, 1985, P7.
10.McClelland, David. The Achieving
Society.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