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政治的形成、冲击和意义
祝家华
促进政治反对的因素及政治反对势力的发展
西马的政治反对势力在各别的华巫族群及阶层中形成三股势力，即华裔社会由行动党及华团人士组成的反国阵势力，而马来民族的政治反对分别由四六精神党及回教党这两股势力所代表。从阶级背景来看，这三股政治反对势力恰好大约代表着华裔中产阶级、马来资产阶级及马来下层阶级。至于东马沙巴团结党的反对力量，基本上是中央和州政府分权所引起的，没有特殊的族群或阶级背景。
这4股（加上沙巴团结党）的政治反对势力显然不容忽视，它们的结盟已足够构成国阵的威胁，但是，我们分析这些政治反对势力形成的过程和因素中，明显知道它们之间存在诸多不同的导因和特色。首先从族群的角度而言，华裔的政治反对势力基本上是种族民族主义催化下的政治抗议，他们代表着五六十年代华裔的权利平等运动的延续（是第2阶段的权利平等运动），而后经“两线制”民主理念的转化，已呈现出要求国家政体民主化的政治反对，可说是大马政治民主化的先锋力量（但不是主导力量）。而四六精神党是马来新兴资产阶级内斗和精英之间个人恩怨（作风等）下的产物，政治意识形态和原有的巫统没有太大差别，但他们是经现代化冲击下比较世俗化和自由化的资产阶级，虽没有呈现出是民主化的政治反对，但是它有这个潜能朝此方向转化（当然变数还很多）。回教党则代表马来下层人民和激进理想知识份子的反对力量，它有着浓厚的回教意识形态，威权和排他性相当强，和自由民主的信念恐怕有一段距离，倾向于一种革命性的政治反对。
从各别政治反对势力形成的因素看来，我们明显知道这三股政治反对势力在民主化的要求上，步伐并不一致。但是，政治反对类型及目标的差异并没有完全阻碍它们的壮大和结盟，它们的逐步发展和结合，相当程度上是受“种族威权民主”政体下的滥权、贪污、侵犯民主人权、偏差等的威权措施所催化，而中央的威权间接上使沙巴团结党搭上反阵的队伍，希望后者保障更多的州权利。因此“种族威权民主”政体的威权色彩的加重，也促进政治反对势力的发展，并让这些政治反对势力找到“民主人权”的共同基础而群起反对国阵政府。
这些经济发展下的变迁、意识形态结构里头的思想辩证之发展，（回教国理念及两线制民主理念）以及政治体制的威权冲击下，对大马人民和精英的政治行动及政治信仰必然产生互动的影响。这里头我们比较明显看到华团的领导人的政治反对之形成和其民主理念的萌芽，尤其是林晃昇所代表的“政治上”的决裂，证明了精英分子在领导催化政治反对的发展上起了某种主动性的作用；而东姑拉沙里的执意反叛马哈迪的领导，也多少催化他的自由作风。虽然我们可以批评他们都是“迫上梁山”的政治行动，但是，他们也有理由像慕沙一样回到国阵的阵营，但是他们最终走上了政治反对的路。这显示这些精英分子和大环境互动下自主性的政治抉择。
这些促进大马政治反对势力发展的因素和Dahl及Hunting-ton所列的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之先决条件有诸多相同之处，其中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国民生产毛额每人约700至800美元，Dahl）、一个强大的自主性资产阶级、市场导向的经济、不悬殊的财富分配等条件，大马在70、8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之发展下，可说都有了，这些条件，即国民生产毛额每人在1989年已达2千美元，华巫一定程度自主性的资产阶级（尤其是东姑拉沙里所代表的马来新兴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发展模型、华巫财富分配不均的缩小，这说明了大马已具备相当多的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
如果民主先决条件的理论（或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大马的案例之分析，也进一步印证一些民主先决条件，如经济发展的相当水平，自主性资产阶段的出现等，的确对民主的准备期--政治反对势力之出现产生重要的影响。其实从大马政治反对势力在80年代中后期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主要的，尤其是对马来民族的政治反对之壮大有重要的影响，对华裔中产阶级的反对亦起了作用；但从华裔政治反对势力的形成来看，其主导的因素应该是政治权利不平等及种族威权体制的冲击。这点也印证了马来社会和华裔社会处于不同的地位和历史发展阶段的假设。马来社会可说是在70、80年代经历了重要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她的传统效忠型文化起了变化，传统宗教的势力也在现代化初期阶段释放出来，间接上促使了四六精神党的诞生和回教党的崛起。显然，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反对乃至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之理论，在大马还是有效的。
虽然大马在80年代中后期具备了不少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但是却缺乏另一些先决条件或出现不利的条件，如缺乏能宽容异议和较少一元论的文化，社会组合出现多元性种族、宗教（多层次文化（Sub-culture）的结构，国家的认同和团结（National Identity & Unity）常被种族认同和种族大团结所分化。Sani就说大马是一个“没有国家主义的民族国家”（A Nation Without Nationalism）,有的多数是种族主义或种族民族主义。这是不利于民主政治之发展的。Rustow就认为国家统一(团结)(National Unity)是民主政治的最重要之背景因素(Background Condition)。
这些不利于政治反对势力发展的条件和有利于政治反对势力成长的条件比较之下，其综合的结果会对大马的政治反对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笔者认为，一个具有国家意识或马来西亚民族意识的认同取代狭隘的种族意识认同是重要的条件，而这种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之形成恐怕不是短期所能出现的，因此，大马种族主义或种族民族主义及宗教的意识形态之偏见将会是今后大马政治反对继续壮大成全民的民主化运动之主要障碍，也是人民阵线能否存在发展的考验。
其实，大马政治反对力量壮大与否的关键是马来政治反对势力，其中又以四六精神党所代表的马来资产阶段的反对力量如何变化而定。如果四六精神党式微，大马的政治反对势力很可能又会回复80年代初期(及过去)的华巫政治反对力量，各走极端而被国阵分而治之。这里头就得看马来新兴资本阶级自主性到底有多强？以过去马来新兴资产阶级依赖国家机关以求发展与生存的情况来看，马来新兴资产阶段相当部份是属于国家资产阶级(State Bourgeoisie),后者在边陲国家被视为民主政治发展的障碍，因为它削弱了真正具有自主性的资产阶级之壮大。因此，最近一两年有不少具有商业背景的四六精神党要员重回新巫统，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他们仍需要国家机关的保护才能生存。由此看来，这样的社经条件相当不利于四六精神党的发展，而对于非资产阶级的回教党似不会构成不利。实际上，后者可能得利于马来人内部财富分配不均扩大的情况而壮大。这种发展是肯定不利于整体大马政治反对势力之壮大和结盟的。因此，今后大马政治反对势力是否壮大，是不大乐观的，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另外，依亨廷顿的看法，经济的发展只是将一个国家的政治变迁推入一个转型期，旧的政治体制虽可能动摇，政治反对势力也掀起了，但没有决定何种政体取代旧的体制。这也进一步说明，虽然大马的政治反对势力是形成和壮大了，但这不意味真正的民主化已来临，大马的政治形态，依笔者之见，正是进入亨廷顿的转型期。
政体转型期：精英角色和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探讨
如果说大马政治反对势力之掀起所导致的两线政治有带来什么冲击，那么它最大的冲击恐怕就是将大马现有“种族威权民主”政体带到了一个转型地带。这是一个政体转型期。如果两线政治朝向良性发展，各朝野政治精英也准备接受这种变迁（不去煽动两线政治出现会使另一种族“沦陷”或其他恐惧），那么很可能大马的政体会朝向民主化发展。但是，两线政治的运作可能导致恶性的发展，比如说四六精神党和回教党采取激进的种族和宗教之煽动，在大选中赢得政权，回教党废除世俗宪法而以“可兰经”立宪建立“回教国”；或新巫统在日益激进的回教复兴运动中渐走向宗教威权，以压制其他种族及各社会势力的要求，那大马可能真正朝向威权政体变迁，但也有可能维持目前这种“种族威权民主”政体的稳态结构的控制型之统治，但可能更接近威权政体。
如果我们回到1990年大选时所出现的两线政治之运作的情形，尤其是新巫统应用的“恐惧论”和“支配论”，那么两线政治的良性发展是不容乐观的，国阵“种族威权民主”政体的稳态结构在面临冲击或震荡时的修复机制是很强的。其实从1990年大选之后的发展，尤其是近两年来的变化来看，如沙巴团结党要求重回国阵，砂州达雅党要凤还巢回到砂州国阵（达雅党在中央是国阵成员党，州属反对党）以及新巫统吸收了几位四六精神党要员和议员之跳槽来看，国阵经90年之两线政治的短暂震荡之后，她似乎又回复到其稳态了。因此，大马政体维持目前“种族威权民主”之稳态结构的控制型之统治的机会，是提高了不少--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但是，民主化和威权转型还是有可能的。这里就涉及到大马目前的精英价值观和社会文化的情况，另外也包括了政治反对势力能否继续发展的问题（已在上节处理分析了）。现在谈前面两者。
亨廷顿曾说：“如果这转型期的概念是有效的，那么经济发展将引导一个国家进入一种情境——让政治精英以及当时的政治价值观左右选择的模式——而这选择模式将决定性的影响了国家未来的演变。”这里的抉择模式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政治精英主动推行政治改革——推行政体的民主化，另一种则是让当前的社会文化（政治价值观及意识形态）拉着走，受其左右。
从大马现有的社会文化及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言，民主的文化并没有普及（倒是威权的父权作风相当强，从党到一般民间组织的缺乏民主的情况而言，一言堂似相当普遍），政治意识则还有相当强的种族主义和宗教意识形态，而民主政治理念或思想又不普遍抬头的情况，似乎说明大的环境——社会当前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并不利于民主政治发展。1990年大选期间，新巫统能轻易运用“恐惧论”和“支配论”来煽动和阻吓普通的人民，正好说明大马社会还相当受种族和宗教的偏见所困扰。这尤其以马来社会更甚。这可能和马来社会还处于现代化初期阶段有关。Mehmet就认为,虽然马来社会经过新经济政策的发展和洗礼后，马来人的政治会更呈现竞争和开放，但是对于马来政治支配地位的挑战，乃是冒险的。这说明了马来人的“支配主义情结”是那么根深蒂固。
如果这些大环境没有改善，而政治反对势力不削弱——两线政治还具规模，那么这类社会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是不利于两线政治良性发展和政体的民主转型，它随时都可能被马来人的政党利用--像新巫统在1990年大选走险路一样。如果马来人的政党--新巫统、四六精神党、回教党都为了各自的生存利益而选择走种族沙文主义和宗教敏感课题的路线，那么大马的政治变迁在这种恶质化的辩证下，很有可能在这转型期走向威权政体的路，这种情况使大马政治精英之角色更为吃重。可是他们的政治价值观又是如何的呢？
大马的马来政治精英经常在真正当上领袖之前往往会以民族英雄，煽动的谈话来走向权力高峰，但当了国家领导人之后就比较温和和妥协。这都可说是东姑拉曼、马哈迪的缩影，而现今被视为马哈迪热门接班人的安华依不拉欣，亦是走这条先偏激后温和的路子。这是还可告慰的地方，因为这显示马来政治精英的政治价值观还有温和妥协之理念，也重视大马多元种族、多元语文、以及多元宗教的现实。
但是，90年大选期间，由于面临挑战和威胁，某些政客不惜玩弄和煽动普遍人民的种族意识和恐惧，这是不负责任的手段和作风。这也显示大马的执政政治精英之价值观有不成熟之处，至少他们似乎还不具有下野当反对党的准备。因此，他们的表现是不容乐观的。其实，陈志明曾批判联盟的领导人没有政治发展的目标，让精英份子的各自利益及种族政治支配和建构了大马的国家民族建设(Nation Building)。他说：“如果是由一个非种族的政党以清楚的国家民族建设目标来赢得了独立斗争，那么今天的处境将是大不相同的。”笔者认为，这样的批评对现今的国阵之领导人仍然是有效的，他们并没有面对和正视政治发展及政治改革的问题。
实际上，国阵的政治精英最优先关注的是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似乎没有在他们的目标之内，而主动的政治改革更是未曾听闻。因此，现今大马种族政治的制度和结构化，国阵的精英份子是不能逃避责任的。现在处于90年代的政体转型期，他们又会如何看待两线政治所可能带来的政体转变呢？以他们的经济发展优先论以及大选期间对“两线制”的恶性攻击，期望他们主动推行或协助两线政治的成熟发展，并形成真正的“两线制”民主制度，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最希望的莫过于维持目前这种“种族威权民主”政体的稳态结构之控制型统治，以便走东亚四小龙威权政体发展模式——“政治控制、经济自由”的方程式。笔者在1992年1月专访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时提出此问题，他并不否认国家领导人是走这样的路线。这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面对的民主政治转化和经济发展两难的抉择，而他们往往选择后者为优先，这种价值观亦反映在大马政治精英身上。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否亦有其角色呢？亨廷顿就说：“一个制度衰弱的社会，无力遏阻私欲横流，其政治状态必如霍布斯(Hobbes)所说，人人争权夺利，政治变成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永无休止……创造政治制度的能力，也可以说是创造公共利益的能力。”在大马我们不也看到“种族威权民主”政体下政商勾结、滥权、贪污腐化、黑箱作业等的恶质政治吗？显然这类赤裸裸的争权夺利和决策偏袒的作法需要一个更健全制衡的民主政体，以保护公共的利益和决策的品质。因此，经济发展得配合上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现有的政体是否足以吸纳社经发展所带来的变迁和需求？Eisenstadt就认为：“一个社会结构的发展，必然引起许多结构的蕃衍和分枝，并且需要继续改变结构的形式、活动与问题，但这种发展并不保证制度结构的发展能在稳定的状况下应付继续的变迁，而且同时维持稳定的秩序……社会……必须发展一种具有足以吸收持续的变迁和需求之能力的制度结构。”大马现有的政体是否会在恶质的种族政治和宗教敏感课题的争论中，辩证地发展成不得不实行真正的种族或宗教威权政体的局面呢？这是政体转型期最危险的转化。Mehmet就担心大马会出现极端宗教主义(Religion Extremism)的倾向，而马哈迪为了面对这些回教份子(Islamists)的挑战，很可能于短期内在政治上采取更多的威权措施。
如果这种恶性的转化有可能出现，那么现有的执政和反对阵营的政治精英更应配合推动政体向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发展，以在威权转型前有更好的民主制度作为阻遏作用。然而，要现有的执政精英主动由上而下推动政治改革，这样的空间和发展迹象似乎没有出现，至少短期或眼前是如此。而且，80年代修订的宪法和法令所累积的威权措施，以及干涉司法的先例，的确为威权转型铺了一些路。这加倍让人觉得大马政体转型期有许多变数。然而，如果两线政治成熟发展，是否真的会出现民主化呢？
两线政治和大马可能民主化的方向
为“两线制”民主理念在1990年大选前夕被广泛宣传时，大马的政治精英份子可说分成两派争论，执政的国阵成员党多攻击“两线制”，说它会为国家带来祸害；华裔为主的国阵成员党则认为它不利于华社。反阵的成员党则大力支持“两线制”民主理念，民间的一些华团人士也大力推广此理念。这些看法或意见多属于立场决定论，并未能真正讨论到两线政治落实成“两线制”时的意义，也不能看到现有的两线政治所可能带来对政体的冲击。
在回到此问题之前，我们得对现有的大马“种族威权民主”政体的趋向有一个共识。各种自由、人权、政治参与及政治权利都受到控制和压制，民主是很脆弱的，它只附合最低的形式民主。这点Means的研究也得到相类似的结论。
从地方县市议会选举的废除，上议院非民主化、群众大会的禁止、国会辩论审查的“赶工”（立法品质及监督受影响）等情况来看，政治参与是减少了。因此，以Dahl自由化（公开竞争）和参与的扩大两个面向来衡量，大马在现有的政体之统治下，可说是民主的倒退，而不是民主化起步走。但是，在两线政治运作之下，情况会如何呢？以1990年大选的两线对垒，激烈竞争情况来看，再也没有国阵的候选人、部长可以坐享其成，这可说是两线政治推动了健全的公开竞争，对自由化是有帮助的。如果1990年大选的选票能反映在席次上，那么现今大马国会的政治生态很可能会起变化。首先，由于国阵和反阵的席次相差不大（「选票的51.9%对45.4%的对比来算），那么国会的辩论法案、预算案、各部门的询答将更活泼、深入而慎重。这样国会才能发挥她的功能。“民主民意”才真正入主国会。过去，马哈迪曾如此激烈地嘲讽大马联盟时代的国会说：“总之，国会开的会被看作是一项开心的程序，使议员们有机会发表意见和被引述，但却绝对影响不了政府的施政。一般的感觉是这样：国会召开与否政府将会继续，开会只是对多馀的民主惯例的一项让步，其主要价值在于有机会炫耀政府的力量。断断续续地，这种力量被用于修订宪法。宪法修改的方式、次数及其无关重要的理由，已使国家最高法律沦为无用的废纸。”国阵掌控的国会比上述联盟时代的国会相差无几，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但是，势均力敌的两线政治之国会会改变这项“开心的程序”，让国会真正变成监督施政、立法的地方。
另外，由于反对党议员的增加，他们可以应用从说服、交易和抗争的策略来达到政府听取另一半人民的声音，这时大马的国会政治将进入“朝野协商”的时代，取代过去国阵成员党的所谓“内部协商”。这可使过去“关起门来的自己人之内部协商”的可能黑箱作业（利益分配、输送、偏袒等）变成透明化——让国会的“朝野协商”达致矛盾的解决--这才能真正达到监督和制衡的作用，民意才有可能真正反映在施政和决策及立法上。这种公开的“朝野协商”之互动下，最终可能发展到国会的改革，如设立类似英美的各部门的长设委员会（以便深入审查、询答各个部门的施政、决策），现有的大马国会并没有这些部门的长设委员会；甚至有一天推动上议员的直接民选--由每州选民直接选举两位上议员，使国会真正民主化。上议员民选的建议实际上曾被一位高庭法官在1987年提出。因此这是可能的发展，尤其是两线政治所构成的朝野势力的良性互动之下，诸多的国会改革是有机会出现的。
不仅如此，如果朝野的政治精英乐于接受两线政治的形成，将选举的竞争摆在政策的辩论和施政的选择上，而不玩弄敏感的种族及宗教课题，这将可望促进两个阵线各别的内部协商，以订出更可争取最广大选民支持的政策，这种情况将出现笔者所说的“竞争协和式民主”(Competitive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也就是“两线制”民主。这类两线的良性竞争最终可望改变大马种族政党的结构--让两个阵线的政党联盟组织变成有直接党员的两个政党--真正多元种族的政党。这些当然是良性的运作下，两线政治乐观地发展才可望出现。不过笔者认为，即使一切条件有利于两线政治--尤其是政治精英观念的改变(接受及推动两线良性竞争的政治)及社会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都倾向民主理念，两线政治将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从“两线制”过渡到“两党制”。这可能要花一两代或更久的时间，然而政治是“可能的艺术”(The Art of Possibility),许多都是未知数。
因此，从政治民主化的理论上来检视两线政治的意义，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两线政治能朝向良性的政策性之竞争来运作，那么两线政治所能带给大马政治的冲击是意义非凡的--它应是大马政体的民主化之先声和特有形式。这些民主化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向：
(1) 国会改革，设立长久的各部门(政府的部会如财政部、教育部等)委员会；
(2) 上议院民主化，上议员由州民直接民选；
(3) 地方政府的县市议会选举制度的恢复，让基层人民享有自治权；
(4) 党内民主化，阵线内部亦更具妥协和民主；
(5) 政策、立法、预算案等更能反映民意；
(6)让政府更具有回应性（Responsive Government）,形成责任政治（部长官员随时得为失误负责下台）（我们可否还记得1983年香港金融损失25亿元,却无人下台，也不知道责任属谁的案例？）
然而，这些都是两线政治最乐观和有利的条件下方能发展出如此的民主化。从上两节所讨论的不利于政治反对势力和两线政治发展的情况看来，显然是不令人乐观的，甚至是叫人悲观。根据高希均的说法，台湾国民所得突破4千美元，南韩3千美元、泰国尚不及1千500美元就步入“不’贫’则鸣”的民主改革风潮。那么，以大马现有2千900多美元（1993年）的个人平均所得，社经的发展已来到民主化的门槛，但是，其他不利的因素（如族群意识、宗教偏见、社会文化的威权形式、政治精英价值观的保守、种族政党的结构等），恐怕会延迟大马的政治民主化步伐，而维持目前的“种族威权民主”政体。
Horowitz曾对多元种族而又倾向矛盾冲突的社会之民主政治作出如此评断：“这些例子（按：尼日利亚和黎巴嫩）说明了在一个冲突倾向的社会之民主（制度）的安排，受诸多不同的理由所破坏，以致她的民主政治能生存与否是一项运气的问题（Merely a Matter of Chance）。”但他也直率地指出，过去冲突倾向的社会之经验，已被广泛地知道，因此，在多元分歧社会推行民主制度和减少（族群）冲突不是知识的问题，它是一项政治问题。这意谓着，在多元种族社会实行民主政治和降低冲突，是一项政治抉择的问题。其实，从我们的分析中，已经明显的看出，有许多政治精英并非不知道玩弄种族及宗教敏感问题的危险，但基于他们各自的政治利益，他们往往铤而走险，运用“政治神话、政治迷思”的统治技术、技俩来巩固其统治。因此，总的来说，在政体转型期的两线政治之走向也是一项政治抉择的问题，抉择在政治精英手中。我们只有看他们如何演出这场“政治的可能艺术”了--虽然看起来条件并不很有利--因此，这是艰难的抉择，但仍有空间作抉择。（从略）
结论：“批判变迁的手”：政治家和梦想
如果“种族威权民主”政体是林晃升口中的大马两个“政治神话”的“隐形之手”，那么“变迁的手”可以是大马的执政成员党的政治精英了，他们应该有良好的地位去催化“种族威权民主”政体的解构和民主化，首先揭开那些“政治神话”之迷思，以消解大马各族人民的内在恐惧，然后推动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包括政体的民主化。然而，这都恐怕是笔者一己之主观愿望罢了。历史上的统治者很少主动放弃权力--除了当代的戈巴契夫之外吧。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绝对的权力会带来绝对的腐化，一切的强大正是他们衰败的开始，他们的日子是可数的。为什么不主动提出政治改革呢？也许正是人的自主性受社会结构所制约吧！那些具有自主性的政治人物才会脱颖而出成为政治家吧！我们期待大马的政治家出现。
期待，正是期待和梦想，让人们去追求改革和梦想吧。那些从事纸上“作业”的知识人，在兼顾不到实践家的改革行动后，就只有寄托于知识上的梦想了。而知识又能给人类怎样的梦想和期盼呢？我们似乎只有相信Wilson的话了：“科学上真正的普罗密修斯（Promotheus）精神乃是指：以赋予知识的方式使人获得自由，同时又赋予一些克服物理环境的方法，来使人解放……它还建立了科学唯物论的神话，以具矫正作用的科学方法为前导，带着准确而殷切多情的呼吁向人类本性中最深切需要致意，然后靠着盲目的希望，使我们相信，我们现在所开拔的这次旅程，定会比我们从前走过的那一段还要走得更远、走得更好。”知识人那从不止息的梦想或许就以这句话来安慰、自嘲吧。本论文的文字也不过如此罢了--它似乎可能让我们理解了“种族威权民主”政体这“隐形的手”，也可能带来解构大马统治神话的希望--但是它没有寻找到真正推动人乃至社会变异的“隐形之手”……我们还有待去认识“它”，或许“它”就在我们这生物文化人的心灵一角或哪个“基因”里头！您说呢？
（03-09-1994《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