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宪看两线制政治
翁诗杰
在1990年的全国大选中，“两线制民主”是在野反对党的共同政治诉求。无可否认，这个理念当时对整个华社具有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对一般华裔选民来说，他们普遍希望能在国阵巫统一党独大的环境中另创新局，为国内的政党政治拓展更广袤的民主制衡空间；他们相信，国阵巫统在四六精神党的强力抗衡下，会愈加仰赖非马来人选票的支持。换言之，它为了保住政权，势会更加宽容处理华社的一些经政文教的诉求。
这种高估四六精神党势力，及自以为可以左右大局的心理，在事后看来固然失准及一厢情愿，但在当时，这种图在别人分裂夹缝中寻求本族出路突破的意识，的确成为影响一般非马来选民投票趋向的主导思想。
时至今日，尽管反对党联合阵线--“人阵”已经成立，但催生这个阵线的两线制理念却显然在不知不觉间被人束之高阁。没有人对它的成败得失作出探索性的剖析。对一般民众来说，它简直跟一般应时的大选口号无异。同样的理念口号纵使在来届大选重现，也是绝对可能发生的。然而，华社要避免一再坠入希望幻灭的深渊，便应该实事求是为两线制把脉诊断。我们不能老是囲囹吞枣照单全收既存的理念口号，甘作思想上的懒汉。
权宜性统合的必然发展
这次由柔佛州苏丹殴人而引发的修宪风波，对整个人阵而言，可说是一项空前的考验。华社不应以孤立的眼光来看待个别反对党对它所持的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人阵”一直迟迟不能对修宪课题达致共识。成员党立场观点的分歧是反对党权宜性统合的必然发展。抗拒共同敌人国阵的意愿容或可暂时把个别反对党路线与党性的迥异模糊掉，但这种先天不足的政治统合，其基础毋庸质疑是极脆弱的。
在修宪课题的争议中，四六精神党以捍卫马来民族的支配地位作为号召，大力反对撤消统治者的法律免控权。这种立场已再次确定该党的种族利益取向。它处心积虑要从巫统手中夺取马来族群的领导地位，就势必要走种族政治的边锋。它跟其它非马来人反对党，如：民主行动党的结盟，并不足以制约它的这种政治取向。毕竟贯彻两线制理念不会比它本身的存亡更为重要。
同样的，主张神权治国的回教党也陷入了理念与现实的微妙矛盾。诚如该党所说，回教主张人人平等，君主没有特权，因此光以回教教义作为考量，它必须支持修宪以撤消统治者超乎法律的免控权。然而一俟它支持国阵中央政府修宪，即意味着它跟吉兰丹州苏丹与州内执政伙伴四六精神党的全面对立。回教党基於丹州政权的稳固，断不会选择牺牲该政权的两根支柱，即：苏丹的支持与四六精神党的盟约。
平起平坐是否美丽画饼
民主行动党与人民党对修宪的原则性认同，迄今仅只代表各自政党的立场观点。在“人阵”阵营里，则显然不是代表性的主导思想。这种边缘化的角色不禁令人质疑“人阵”内部协商合作的有效性。与此同时，值得华社深为省思的是“人阵”的华裔代表能否真正享有“平起平坐”的协商地位？这次的修宪事件应是最好的考验。四六精神党若连盟友行动党以低调表达的异议尚且不能容忍，甚至还恫言要检讨两党关系，华社还能期望它为民主政治开拓多大的空间？
回首前尘，从1986年对回教党一厢情愿的期许，至1990年期待四六精神党会带来“反阵”的突破，好为“选民导师”的一些华社论客不能一次又一次地逃避民众的检讨批判。沉默固然可使部份人民淡忘他们的承诺，但今天华社仍在痴痴期盼的是，允诺贯彻民主人权的“人阵”，对张显民主、法治的修宪法案，到底采取怎样的统一立场？缘何在“人阵”中以代表非马来人自居的行动党不能有效地制约或影响四六精神党及回教党？这是否意味着行动党所自诩的“平起平坐协商”只是一块美丽的画饼？
群众必须扮演监督角色
反对党倘若真个笃信两线制民主，就应该认真树立本身“协商”的模式风格，并发挥“平起平坐”的协商特色。这次的修宪考验可说是前所未有绝佳时机。人阵拥有绝对足够的机会与空间来表现自己。这种主动权无从受到国阵的左右，因此也相应地减少了当事者“诿过于人”的机会。
群众不能无视及此，而一再任由机会主义份子冒充政治先驱来误导。毕竟在一个民主成熟的社会里，民众对朝野政党的监督制约是均等的。执政党固然必须接受施政监督，在野反对党也同样没有不受公信力制约专利。
（13-03-1993《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