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经济现代化还是维持传统经商方式?
孙和声
笔者撰写本文的动机，是由萧桂粦博士在大马华人社会问题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所引起的。萧博士认为，今日大马华人应走的经济道路有二：
（一）维持和加强华人固有的经商方式，如尊敬长者、重用亲戚。
（二）维持小规模的经济活动，保持分化状况，注重巩固内部的结构。
笔者要指出，萧博士提出这两个价值前提，是受到两大因素所限制。首先他认为华人是生存在一个多元种族社会里，经济成就过度显着，会招惹他族的猜忌。除了这个客观因素之外，萧博士肯定的认为，华人尊敬长者和重用亲戚的民族特性，是华人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因此，任何有损此两大特点的经济方式，必须被否定，甚至包括经济现代化在内。
笔者能体会出萧博士此篇论文的意味深长之处。华人在本土的地位，是属於被支配的，若不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克制，的确会引起许多的猜疑。不过，大马华人经济应走怎样的一条道路？是像萧博士所指出的--消极的、自我约束、传统的道路吗？关於这点，笔者认为有商榷的余地。
华人的传统经济制度与观念
Karl Poyangi把人类的分配制度，归纳为三大类：互惠性交换、再分配的交换及市场交易。第一类所指的是，建立在社会意义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即萧博士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人情关系。第二类所指的是，在部落社区中，其成员把财货与义务集中，然后再行分配：这和我国原始土著的生产与分配制颇类似。第三类则指普通的自由企业。
第一及第二类的特点是，人情味丰富，把人情与道德渗入经济的运作过程中，其后果是容易导致裙带关系，以及公私不分的情形。大马华人的传统经济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出首两项分配制度的缺点。
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和华人的家族观念息息相关。在中华民族里，人际关系基本上建立在父子连锁关系上，所强调的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而传统华人婚姻观念中的“传宗接代”便可反映出来。
孙本文博士在《中国现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把海通之前的中国家庭定义为：“一亲属同财共居的结合体。”因此，个人只是“家”这个团体的一份子，个人的成就与失败，并非个人的，而是整个家的事。
华人传统的观念有家无国，只对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抱着高度的责任感，个人的一切努力与奋斗，皆由家而来，为的是家的权势与荣誉。
藉以维系这个家的，便是所谓“亲情”了，从“有情”而化为“报答”的行为表现，使这个家世世代代延续下去。“报答”原本只局限於“家”的范畴，但由於家是华人社会的衡量单元，因此对家的报答，便扩展到整个社会关系上，便构成了萧博士所谓的华人经济的基石。
家在华人来说，不仅是一个消费单元，也是一种生产单位。华人的经济活动，是不能脱离於“家”的范畴的。在大马，华人的小商业，更清楚的显示这一点，如店为家，家为店，反映了华人小商家的生活形态。整个家庭的成员，都参与经济活动，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观念：“生意是属於家财，所以应该由家庭成员来经营”。不过，在目前，大马华人也已普遍把家与店分开。
这种把生意当成家的一部份观念，再与华人光大门楣的观念结合一起，促成华人容易把家的资源集中，各成员为一目标--光大门楣一起努力，对华族经济繁华，有着莫大的推动力，这是存在的事实。我想，这是萧博士强调的，人事与家族的正面功能之处。但是，笔者要指出，华人的意识仍然只停留在家的范围内，顶多延伸到血缘与地缘的基础上发挥。超出这范围，则成效不大。
不论是就基本取向、价值目标或实际现象而言，华人向有“东家（别人的）不打，打西家（亦是别人的）”或“宁为鸡口，不为牛后”的观念，不但普遍，且根深蒂固。萧博士若认为可把这“人事与家族原则”，扩大到整个社会层面，笔者认为是不可行的。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日本人的“终身职业”的策略，不大可能在华社发挥作用，因为华人一向是只为自己的家，而不为别人的家。
由於上述的因素，华人企业是难於“扩大规模”，而须依存於国际资本。目前，则倾向於国际与国内的政府资本（如国企），套萧博士的话--华人的经济为“残余经济”。
经济世界是个冷酷的世界；不是淘汰别人，便是被别人淘汰。在自由企业制度下的大马，更是如此。经济是具有连锁性的。上游、中游及下游企业是相依生存的。上游企业若不能“自控”，中、下游企业便难免一起倒。
一个经济体系，若不能自我继续成长，而是一个依存经济，尤其是仲介性的华人经济，其未来还有展望么？或者萧博士会说，搞大企业会导致与马来人对抗，难道华人就不可以与马来人搞大企业么？难道说华人扩大经济规模，就一定会导致大鱼吃小鱼么？
扩大经济规范，不一定要大鱼吃小鱼。在经济学里，要发展经济规模，可透过经济整合；也称合并。其意是指，可由有相关的、能发挥连锁效果的同业，联合共同组织比较大规模的企业，这样各“小鱼”就能依然持有控制权，而同时又能生存。
现代企业的发展，倾向大规模，已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小企业的长期停滞，迟早会被淘汰。这是一个事实，而非价值概念。何况小企业在朝向大企业时，并不会失去拥有权，顶多只是失去管理权，而由专业人才来管理。
萧博士担心进行大企业，会导致华巫恶性竞争程度提升。这一点，冷眼先生在〈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华人经济地位问题检讨〉一文，已提出解决方案，既华巫合作的企业与华巫合作企业之间的“混族竞争”，而并非“单族竞争”。这种交叉混合的现象，能使华巫族，能在共同平等身份下的合作努力过程中，引伸到感情交叉整合的层面，进而使华人与马来人的共存性提升，这将有助於华人的“安全”，而非危机。
华人经济现代化的观念问题
萧博士在论及华人经济现代化时认为，他非常反对，在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经商方法后，而破坏华人的固有特点：“人事与家族的原则”。
在某种程度上，笔者接受萧博士的原则，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确有疏离人际关系的作用。但是本着“两恶取其轻”的原则，这些观念性的问题，有必要做深入和广泛的研讨。
一般上，经济学家均认为，经济的现代化，是与人际关系、家族或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价值有着相关的因素的，可以加速或弱化经济现代化的步伐。
经济现代化最基本的条件是：“如何把成长中的知识，应用於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而这新知识，如科技的有效运用，都须配以适当的制度和观念。换句话说，这前提可分为两个要点：
(一)运用成长中的累积知识。
(二)如何调整固有的思想与制度，以使这新的应用知识,能有效的发挥其潜能。简而言之，是使科技、制度、观念三体，融合成为协调体。此处也牵涉到机会成本与成本效益的观念。
对华人来说，从家族的小企业中，转变到现代化的大企业，也牵涉到改革的需要：
(一)必须有一种新的契约关系观念，而非单纯的亲情。
(二)必须改变“一把抓”的经营方式，把责权分配清楚。
当然这些必须转变的，对一向“重因袭、轻创造”，缺乏进步与改革思想的华人，是很大的心理挑战，因为华人须从熟悉的环境，转入一个陌生的、没有经验的环境。这种调整，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不管是华人本身要改变，或是不要改变，外在的因素，也逼使华人非变不可，除非华人自我孤立，封闭在固有的环境，而不受外界影响，例如，交通事业的发展，会引起人口的流动，和家庭制度的改变。人们从乡村到都市，人际关系、家庭制度与道德观，也会起一些变化。华人的人事与家族原则，自也免不了会受到影响冲淡。
这种现象，极可能引起精神与物质间转变的不均衡，和导致“半封建和半资本主义的性质”，即在精神上是封建的心态，在物质上却高度西洋文明化。与其如此，何不积极的把本身现代化，把华人在个体层面，转化成现代人；在社会层面上，转化为一现代化的华人社会。如：
（一）勇于表达--较现代化的人，普遍上具有较多意见，也乐於发表意见，这与传统的作风“以不表现为表现”，是不太协调的。当然，这个人的意见成长，是建立在相对的、民主的、开放的基础上。现代人是倾向多元价值的，而非单一价值。
（二）时空观念--华人普遍上缺乏时间与距离的准确观念，尤其是时间方面。在取向上，华人也较“贵远贱近”、“厚古薄今”。这一点，可从“人心不古”的“古”字中表现出来。现代人在时间的取向，是不忽略现在与未来的。
（三）可信任性和可预测性--现代人较能容忍与信任陌生人，同时也较意识到他人的存在，尊重他人的人格。本身人格独立，也尊重他人的独立人格。简单的说，是一种“文化相对观”，这与华人的文化优越感是不协调的。
（四）意识的成长--个体的意识，是应由个体、家庭、社区，延伸到整个国家与社会。
（五）人性观念的成长--有着较高度的同情心、正义感，以及平等观念。这与华人的“明哲保身”哲学，是不相称的。
（六）具有成本效益的观念--处事不应太凭情绪。现代人处事，虽然“大刀阔斧”，然而却是以理性取代情绪，是种知识性的“勇气”，这才是持久性的。
（七）有效性--相信人是能够控制环境的，也能打破“天命观”的思想。倾向控制事件的发生，和改变事件的方向，使它倾向自己所要的方向。
（八）分配公道--现代人应是较能倾向选贤任能制度。一个人应得的报酬，以其贡献、功效和能力为标准。这是精英制度的成就标准，而非世袭标准。
（九）倾向於改变和进步的思想，也喜欢尝试新的方法与经验。
（十）倾向於政治的民主化与法治化，社会的福利化、教育的世俗化和普遍化等。这些都是建立一个“现代华人”与“现代华社”的一些必备条件与现象。
笔者个人的论据前提是，倾向现代而非保守，扩大规模而非缩小规模，方能使华族与他族，维持一个和谐的局面。有一点极重要的是，昔日大马的均衡性的多元化，是建立在华人的经济与巫人的政治基础上。今日，这局面已经被打破，而由马来人独占。这种现象，将使华人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恐惧被完全统治的焦虑感。是故，不仅要考虑到马来人在政治、经济、教育上的有效代表性，也应考虑到华人的有效代表性。这才是创造和谐局面的有力健全基础，也是我们所应走的平坦安全的“大马之道”。
（05/1981《文道月刊》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