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非暴力活动引用《内安法令》不合法
杨培根
1994年9月9日，联邦法院在一个最新的判例中，针对诠释法新趋势作了详尽的阐明。这个判例对《内安法令》下防范性扣留法具有既深且巨的影响。它改写了关于《内安法令》下防范性扣留的法律。因此，对人民的基本人权起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法学专家对《内安法令》的看法
前国立大学法学教授希克灵（Professor Hickling）,早在1989年，就已针对《内安法令》的运作，提出了他的看法。
这位著名法学教授，在我国刚独立的那些年代，曾经担任过我国首位国会立法起草人。他也曾经是马来亚法律修订专员。他参与过许多联邦立法的草拟工作，一直到1962年为止。《1960年内安法令》就是他起草的联邦立法之一。
1959年，当他接受草拟《内安法令》的任务时，他曾提醒当时的副首相敦拉萨“只能在紧急状态下，才能援引《内安法令》来进行防范性扣留。”
就任国大法学教授期间（1989年），他编著了一本《马来西亚法律文章汇编》。在序言中，他谈及当权者经常援引《内安法令》一事时说，他不敢想象，《内安法令》会被利用来对付政敌、社会工作者以及那些献身于非暴力和平活动的人士。
1987年，最高法院在一宗涉及《内安法令》下防范性扣留的重要判例中指出，“单从法令条文字眼，看不出这法令只是用来限制共产党活动而已。”
希克灵法学教授对最高法院持有这种看法，表示非常惊讶，因为一项法律可能有两种诠释时，法庭选择采用较为约束人身自由的狭隘诠释，却对宪法精神无动于衷。他觉得这是异乎寻常的事，因为法院更重视人身自由等基本人权才对。（见《马来西亚法律文章汇编》序言）。
1988年最高法院判例《特丽莎一案》
在希克灵法学教授所提及的最高法院《特丽莎一案》中，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沙烈·阿崙士针对《内安法令》只能用来对付共产党武装斗争一事，提出了他不同的诠释。
当时，辩护律师要求法庭考虑，接纳前首相敦拉萨在国会的演词，作为呈堂证据，但院长却不同意。他认为：
前首相敦拉萨在国会动议通过《内安法令》时所发表的演词内容（注：演词主要内容是，《内安法令》只可用来对付“共产党武装叛乱”而已），只能用来帮助了解这项法令的立法过程及历史，而不能当作诠释法令条文的根据。
不过，鉴于联邦法院在最近的一个重要判例中，所作的判决恰恰相反，因此沙烈·阿答士最高法院院长所提出的上述看法，今天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联邦法院在今年（1994年）9月间所审结的一个案件中，确认：国会会议报告，尤其是部长所说的话，或法案动议人的谈话，可以在法庭上用来协助诠释法律。
联邦法官（依格•约瑟）在宣读判词时指出：“在普通法下,具有历史性的法律，规定：国会会议报告，是不允许用来诠释国会法令的。这项法律的传统根据是，必须根据文件所用的文字来诠释有关文件，而不能采用文件以外的'证据来诠释那份文件的内容”。
1992年英国上议院的著名判例
但是，在一宗1992年的著名判例中，英国上议院（即最高法院）法官，以6比1的多数判定：除了受国会特权保护的文件或资料以外，国会资料可以用来协助诠释某项立法的目的，不过，这项立法必须是模棱两可或模糊不清的，或其字面上的意思可能导致愚蠢或不通的诠释。这些资料必须能说明立法的本意。至于国会中所说的话，只有提出法案动议的部长（或其他动议人）所说的话，才能当呈堂证据。
随后，1993年，在另外3个判例中，上议院都允许釆用国会会议报告，来协助诠释法令。
新加坡、澳洲、纽西兰、英国的情况
我国联邦法院检讨了各国对这项诠释法新趋势所持有的态度。
在新加坡，法庭接受了英国上议院的1992年重大判例。新加坡国会甚至在1993年通过法令，修改他们的《诠释法令》。
澳洲则早在1984年正式修改了他们的《1901年诠释法》加入了一项条文，允许国会会议报告被采用来协助《诠释法令》。
纽西兰也不例外，而接纳英国1992年上议院重大判例所确认的法律原则。
联邦法院接纳诠释法新趋势
我国联邦法院也接纳了上述英国上议院的诠释法新趋势。法院还强调，他们已考虑过那些提出异议者的意见，但仍然全盘接纳英国那个重要判例所阐明的诠释法新趋势。
这就意味着《特丽莎一案》，今天若由联邦法院来审判的话，法院可能作出截然不同的裁定。前首相敦拉萨在国会的演词将被当作呈堂证据，以证明《内安法令》旨在对付共产党武装斗争而已，而不能用来对付像特丽莎等人士，因为他们所涉及的是非暴力、和平及完全合法的活动。
《特丽莎一案》的裁定已站不住脚
显而易见，鉴于联邦法院针对诠释法新趋势作出了肯定的裁决，1988年《特丽莎一案》已站不住脚了。今天，从新的法律观点来看，当时最高法院裁定不接受敦拉萨在国会发表的演词，作为呈堂证据，那是不符合现存法律的。
应检讨所有《内安法令》下的案件
由于联邦法院最新判例已“改写”了法律，当权者理应即刻检讨所有在《内安法令》下的防范性扣留案件，因为现在看来，当权者已不宜再引用“内安法令”来对付非暴力的和平活动。
在我国，自从1989年我国政府、泰国政府和马共和平谈判达致《曼谷和平协议》以后，共产党武装斗争已成了历史博物馆中所记载的“陈年旧事”了。
《内安法令》也成了不合时宜的法律，“过时的东西”，应该完全废除。其实，早在1990年2月，已故前首相敦胡申翁就曾经建议废除《内安法令》（见1990年2月15日《中国报》）。
当权者若能附顺民意，废除《内安法令》，那就显示我国人权及我国《联邦宪法》保障下的基本民主权利能得到进一步的伸张。
（04-12-1994《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