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工业国途中探讨大马的经济发展
傅金华
独立25年以来，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已到达一个相当接近工业国目标的阶段。但是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这段历程却相当独特。因为大马天然资源的丰硕，及多元种族社会的人文因素色彩，皆使大马经济发展呈现若干特色。
所谓经济发展，即是泛指扩展经济活动，使人民生活素质获得改善的一个过程，其内容一般包括了经济成长与社会变迁。
经济成长则仅指生产力的提高与国民所得的增加，所涉及的范围，仅限于经济层面上的可统计数字，加以量化和具体化的经济进展。而社会变迁，则非经济因素的发展，如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因素等。
在经济发展的最初过程中，经济成长往往牵引着社会变迁，而社会变迁后，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的成长。故此在整段发展的历程中，经济成长与社会变迁交互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对一个多元种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交互的影响往往决定了发展的方向，大马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故
本文试就其发展背景、经济结构及发展的模式等方面，探讨多元种族社会的结构与变迁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
大马得天独厚，不但是国际上首要的树胶、锡、棕油及木材的生产国，更是石油输出国，故此具备了有利的发展条件。但在另一方面，却由于其人口结构是由数个民族所组成，且在语言、宗教及价值观等方面存有极大的差异，故此这一社会的异质性，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极重要影响因索。而且在政治、文化及社会发展方面，都因为历史的因索，文化背景的不同及多重的社会关系，而受到重大的影响，使政府在决定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政策时，皆以种族的分配为主要考虑因素。因为存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问题，在大马而言，并不单纯是贫富悬殊的经济问题而已，而是与种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社会、政治问题。故此，问题的重叠性使大马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方向，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揭开其发展背景即可看出其一斑。
五一三是分水岭
独立前的马来亚是由一群来自文化及宗教信仰不同的民族所共同组成，生存发展于同一块土地上，形成一个非凝聚的政治社会。因此，很明显的缺乏一个共同的政治效忠焦点，造成社会价值的差异，各社区分离的发展，以及各族人口与就业型态的不平衡发展。这乃是受到将近200年殖民地政府分而治之的统治结果。
二次大战后，虽然各族为了共同利益而谋求得独立，并努力进行各族和平共存与国民团结，但在独立后10余年间各族分离发展倾向依然不变。鉴于华人过去对国内经济开发的贡献而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而马来人则是政治上的主宰团体，故长期分离发展的结果，扩大了双方的恐惧与猜忌，不能有效促进双方的沟通与了解。故此在1969年大选后，马来人鉴于大选结果，恐惧华人取得政治优势，且认为华人经济实力阻碍了马来人经济发展，造成种族紧张情绪高涨，遂爆发了五一三事件。过后，政府始注意到种族财富重新分配的重要性，而采取一连串的计划，来设法重新调配国内的资源。因此五一三事件的发生，乃是大马发展史上的一的转披点。
过度依赖原产品
基本上，大马为一君主立宪的国家，且是一联邦制的国家，但所赋予各州的权力较小，一切的行政决策权力皆操纵在中央政府手中，故此所有的政皆是由上而下。但在独立后的政治权力，是由殖民者转移至马来人的统治阶级，所有的政治及经济决策皆操纵在这些优异份子手中。而这些优异份子在作计划时，亦强烈的受到外国经济计划者的影响，即将国内成长的理论建立在依据传统型态的种植业及出口发展的假设上。而且这些优异份子为了巩固本身地位，乃将经济计划及发展政策政治化，以在不变更既有经济结构下，获取乡区更多的选票。故在这种情况下的经济取向，乃是发展以马来人为主导的农业部门，造成严重的经济双元，使大马过度依赖以原产品为主的出口，并一直处于贸易条件恶劣的情况之下，造成了更大的乡村贫穷及其他经济、社会问题，成为马来人无法及早接受现代化以破除贫穷根源的主因，亦致使国内在近年来强调所得重新分配，为了达致目标而不惜牺牲有效率的成长。
华人需团结自保
另一方面，由于占了国内人口超过三分之一的华人，当初在大马发展仅以经济取向，对政治存有冷漠感，致失去了许多可以为往后奠定政治基础的机会，致使目前对政治的影响力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也因此而造成今日为了维护经济权益而积极从政的热潮。且华人社会形势散漫，故近年来政治领袖皆呼吁华人社会必须团结以自保。因为经济权益如无政治实力作后盾是不稳定的，而权益之取得与巩固，更需政治实力来实现，如马来人即是实例。
在政府为纠正各族经济不平衡当中，所制定的许多法令措施，皆对华人发展有许多限制，造成在工商业发展有相当经验的华人受到严重的制约。而且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上，华人亦受到额位的限制，这些都反映出国内人力资源，未能达到最充分利用，对经济发展本身造成相当大的限制。
外生变数影响組
此外，大马在独立后的发展中，亦深受政治发展的内生与外生变数所影响。在国家领土的形成过程中，使印尼对沙巴与砂劳越的并入产生猜忌，招致1962年的马印对抗。此项对抗虽非真正的战争，但在紧张气氛下使大马大幅增加国防上的开销，而且双方亦断绝了经济上的来往。在为期3年的对抗期间，影响了经济发展的步伐。
接着在1965年8月，新加坡的宣布退出大马，亦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发展。新加坡退出后，不但使国内减少了其所得及潜在市场，损失了潜在的经济利益，还导致了经济上的分解。马新之间的劳工移民较前为严格限制，两国必须各自发行其本身的货币，而且西马必须自行发展其船业、银行业及其他设施，以减少其对新加坡的依赖。更显著的影响，是在联邦财政方面。为消除东马两州的疑虑及维持联邦制政治结构，大量的投资乃于当时倾注于东马二州，充作发展用途。
至1969年五一三事件，亦曾使国内经济活动陷于停顿，无疑是经济发展的一大损伤。故此，可以看出上述事件的发生，
皆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方向。有鉴于这些层面的发展关系是互动的，故此在讨论大马经济发展时，难免须与社会及政治发展相提并论，尤其是在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计划与策略的制订、执行上，皆可反映出这种现象。
需摆脱依存经济
大马的经济结构，基本上乃是殖民经济的依存经济，以输出原料和农产品至工业国，换取外汇输入工业制品及机器设备等。鉴於工业成品之附加价值远远超逾原产品之价格，而且后者之价格亦受到工业国的操纵而时常波动不定，故使到大马对外贸易一直处於比较不利的状况。
再者，鉴于殖民统治及经济开放的结果，使外资在国内经济权的比重过高，更难于使大马摆脱不利的贸易条件。贸易在大马而言，是成长的原动力，长期处于恶劣的贸易条件下，已严重地影响经济上的成长。故此要提升贸易条件，必须调整经济结构。
在1970年，单就西马而言，若以有限公司股权来计算，外资在国内经济权方面占了63.3%,至1975年减至54.9%,1980年时再减至43.6%。这比例的逐渐减少，而是在资本的增长过程中，其大部份股权被转移至土著或土著机构手中。这是政府在新经济政策下，为使马来人掌握国内经济权的结果。
易对外贸易型态
另一方面，大马经济结构的另一特色是初级产品在出口项目中，占着过高的比重，这与国内的资源分布及经济的开放性有密切的关系。在1970年以前，大马工业仅注重于初级产品的加工而已，故在1970年代初期的出口中，单就初级产品即占了约80务，反映出低度的工业化及早期对制造业的忽视。
初级产业在出口中的过度偏重，意味着从事这方面经济活动的劳动人口是庞大的。虽然近10年来政府已致力于使此类结构转型，并在第4大马计划中采取出口替代策略，逐渐以制造品代替原产品出口，但迄今为止，仍然脱离不了这种出口型态，这是因为政府较早时对农业矿业的过度投入所致。
从英人统治至1970年此段期间，几乎国内的所有发展基金皆投入于农业的发展，尤其是在树胶种植业的大规模种植计划上，这种发展造成大马经济过度依赖工业国，来维持其本身的成长，这是受殖民统治的结果。而且，这项结果亦使大马经济呈现高度的开放性，致使对外贸易极为普遍。在1957年至1967年间，出口占了国民总生产毛额的42%至51%,而在第4大马计划下的出口亦占总生产毛额的43%。
这种高度开放的经济结构，虽可使国内接触到外国先进的科技及输入高素质的工业，有助于日后产业结构的升级，但在另一方面，却由于高度的开放性而引致了对本国工业的低度保护，使本国工业在面对国际产品的竞争下难于发展。因此如何在当前刺激国内工业的发展，以迅速使经济结构转型，是应予深入探究的课题。唯有提高工业产品在出口总额的比重，才能有效地摆脱对原产品的依赖。换言之，就是要使大马对外贸易的型态改变，寻求贸易升级目标的实现。
追踪大马过去之发展模式，可以清楚地发现大马是在“贸易中求发展”，这主要是由于本身的资源丰富及受过殖民统治所使然，因此贸易可说是大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但在另一方面，此种高度出口取向的发展所造成的后果，常使国家经济深受国际价格波动影响而呈现高度不稳定状况。如何应付此种状况，决定于提高生产力的能力，及对国家资源利用的效率而定，这是“从贸易中求发展”的受限条件。
关注新的不平衡
此外，鉴于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导致国内人口富有多元种族色彩，且各族之间的所得呈现不均衡现象，故此政府在独立后的目标，是提高马来人的所得，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更以财富重新分配模式为发展的依归，故此其发展模式与国内人口模式有密切关系，即以发展成果之分享必须反映各族人口比例为目标。故此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所得分配方法比较，大马不但是属区域性的所得分配，更是种族性的所得调置，这是其最大的不同点。
在进行所得重新分配过程中，政府制订了许多法令，如1975年之工业协调法令的实施，严重影响了国内外资本家的投资意愿，尤其是使国内非土著对工业发展怯步不前。故此，政府在权益分配的前提下，牺牲了有效的经济成长。此外，其他法令及行政措施上的限制及偏差，亦使非土著的发展机会遭到剥夺，使国内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产生了愤懑、焦虑与恐惧感。
此外，政府在就业发展、人力训练机会（高等教育）、土地的获得等方面皆在重分配、重调整之下，过份强调土著利益，同样使华人产生愤懑，致使种族意识高涨倾向，取代了原有的国民共同意识。若此种倾向一直发展下去，则可能会因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健全而再度回溃，影响经济的发展，造成另一个不平衡的现象。
此外，在此模式下过份强调土著利益，夸大了种族之间的不平衡，而使各族内的日益严重不平衡现象受到忽视，这种情况对经济发展本身亦可能会引发出一个新的恶性循环，故必须平衡地去解决各族之贫穷问题，否则将会由贫穷而衍生更多的社会问题。
勿倾向单一种族
总言之，大马之发展模式是以贸易及所得分配为中心课题。综观大马独立后经济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自由放任政策到近10年来的积极干预，其发展过程乃深受政治、社会因素的影响。
在1970年以前是偏重于经济的成长，但却引致资源分配不均，形成社会的对立。1970年后的历程为分配的偏重，即使减缓成长亦在所不惜。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对所有资源作公平分配是绝对必要的；故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亦无可厚非，因为经济发展并非是自动自发的过程，若无政府的参与规划，并对放任的市场机能进行干预，则成长所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如恶劣的贫穷循环，将难于解决。而且国内基本设施的建设，人民的过高期望，人口就业的规划等，皆需要政府的引导与辅助。再者，大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独占现众，亦要政府加以干预，来调节经济的成长。但是在干预国内经济活动的同时，不应过度倾向于一个种族团体，而应以整体国家利益出发，并以各族人民为谋求福利的依归。故此，在进行所得资源分配时，应以大马国民的利益为主，而不应一直的强调民族主义式的土著经济。因为只有各族人民在追求共同利益时，才会产生一种共同意识，然后才能巩固国民的团结。若要尽快地迎头赶上亚洲的新兴工业国，俾能挤入工业国之行列，大马所依赖的就是这种共同意识的体现。故此，如何培养及发挥各族的共同意识，乃当前急务。
总而言之，由于大马的经济发展受到政治发展及社会文化发展因素的制约，故此必须在成长、稳定、充分就业及分配平均这4大政策目标中作适当的取舍。从过去大马在经济上的发展过程及其现存的资源来看，实是具备了极大的发展潜能。展望其未来，只要是国内各族和谐得以维持、政治局势稳定的话，相信在本世纪末将可列入工业国的行列。
（11/1982《文道月刊》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