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历史的包袱——多元文化下的使命感
庄迪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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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华人对知识份子的讨论并不少，其中尤以前国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祖排博士于1987年代表马华公会参加务边国会议席补选而引起的“知识份子应否参政”论战，最是令人印象深刻。大体而言，大马华社对知识份子是寄以厚望的，诚如何国忠所说：“大家都希望困境重重华人问题能在受过高深教育的知识份子群起努力之下扭转乾坤，开创新局面。”（注1）
华社对知识份子的期许，从另一侧面来看，也正形成大马华裔大专生所承担的历史和文化包袱。在以受华文教育大专生为基础的学生团体中（注2）,“知识份子应具备甚么条件”、“华裔大专生的困境”及“大专生该为社会做些甚么事”等命题往往是谈之不倦的（注3）。去年下旬至今，好些大专生也频频在华文报章上发表评论，就华裔大专生的思想混淆、理性失落及使命感问题提出诸多批评，相当热闹。
论者认为，中国知识份子和西方知识份子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往往将民族或国家强盛视为最终的使命，而文化探讨、社会批判仅为手段；后者批评社会不一定是为了“救国救民”，他们所依附的很可能是“真理”本身（注4）。中国知识份子的特质，说明了知识份子与其历史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换句话说,中国知识份子对国家社稷持有“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是来自国运潺弱及外敌入侵的动荡政局而产生的忧患及危机意识。远在南洋，源自同一历史传统的大马华裔知识份子似乎也遗传了这种文化因子。当然，大马知识份子所忧患的已不再是神洲大地的风起云涌，而是紧系于大马华人在这个以马来人（巫统）主导的政体中的命运如何。
（二）
华裔社群为大马第二大族群，表面上看来，华人在这个多元民族国度里也获分享政权。自独立初期的联盟，以至后来的国民阵线，华人在这个执政集团里都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华人在大马政治斗争中原本就面对先天困境一一1957年宪法赋予马来人特权，以至族群之间的重大课题大体已经尘埃已定（注5）。后来巫统所代表的马来人在六十年代的国家机关斗争中占尽了优势，在政治领域取得支配地位（注6）相对的，代表华人的马华公会，其“角色”从过去的“代表性”政党逐步成为“从属性”政党，已无法同巫统在平等地位上对话（注7）。在巫统垄断政治决策权的形势下，华裔社群在面对种种不利华社的法律、政策时，只能处于被动状态。
70年代新经济政策成功扶植了大批马来新兴资产阶级，他们在政治领域日渐得势，华人则在大马政治体制中边缘化（注8）。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紧张阶段在80年代浮现，大马华裔不但在经济活动中失去自信，在教育问题上，华社也是极其“苦闷”的（注9）。除开悬而未决的已久的1961年教育法令“最终目标”的困扰不谈，大专学额分配不均、国中母语班问题、广告招牌禁用中文及不谙华文者出任华小高职等事件，也令华人社会的不满情绪高涨。失去国家机关的“保护性和发展性”功能的华人，只好自强不息，为困境寻路。1982年的"三结合”及1986年的“两线制”正是大马华社“寻路”的具体表现。
华裔族群自独立后，其在政经文教的权益每下愈况、政治斗争节节败退，为今日华裔大专学生团体的“面貌”是提供了历史背景。而华裔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会各种行政偏差所带来的劣势，于是不满与怨恕、彷徨与不安，转化为一种危机意识，令稍具理想主义性格的华裔青年，积极投入“救亡”的行列！大马华文学会在80年代初期的复办斗争中，常年大会能写下千人出席的记录，何尝不是一种民族救亡心态的反映？
事实上，在80年代的政治及种族问题背景，对大马华人政治衰败感到不满的，不仅是大学生。80年代中期，笔者仍活跃于国中华文学会时，就深刻感受到学长们对各种行政/政策偏差及族群权益边缘化所表现的不满，和关乎华教地位的欠缺保障、政府漠视华小存亡、国中母语班师资问题悬而未决，甚至大马华文学会复办波折重重，也都令人感到义愤填膺起来。小则华文学会在校内无法获得同其他学生团体同等待遇、申办活动或出版刊物得面对重重关卡……这一切现在追忆起来，仍是历历在目的。笔者对华人问题的认识，正是启蒙于学长们在这段时期的交流（注10）。
（三）
中学时期所经历的那种“早熟的焦虑”，一旦维持到进入大学深造，就如何国忠所形容般，“志同道合的朋友增加了许多，成长中经历种种不合理的事物而滋生的“使命感”情愫，在这个时刻很自然地一下子膨胀起来。他们开始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主观的愿望上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胜慨，希望能对种种不公平的问题加以承担。”（注11）不同的是，有些人坚持下去，有些人中途放弃。
这种使命感情愫具体表现在华裔学生团体所主办的各类活动里，因此衡量一项活动的“存在价值”往往离不开发扬文化、提升对文化的热爱或社会醒觉，绝对不能“为搞活动而搞活动”。就以两项校际活动为例，何国忠也曾做出评述道：
“（大专辩论会）第一个宗旨是提高大专生对时事的关注及对社会的觉醒，第二个宗旨才是提高大专生的辩才。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华裔大专生群中，觉醒意识或社会关注似乎高于'辩论’本身。再以大专文学奖而言……论文组作品内容必须着重于探讨我国民族与社会所面对的问题……”（注12）
华裔学生团体在活动中提出“觉醒”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莫过于一种自我鞭策，关注国事；而关注国事最终还是为了华族权益。
即使是在一个原本由多元种族组成、代表全体学生利益的学生会（Majlis Perwakilan Pelajar,简称MPP）,也被视为一个族群权益的争取场所。程廷在综合了马大、国大及理大学生的意见后，为“华裔大学生参与学生会的意义”做出概括，第一项“意义”就是“为大学里的华裔生服务”，包括：争取更多奖/贷学金名额、争取紧急福利基金、宿舍名额及适合华族口味的菜肴（注13）。由此愈加说明了国内政治及种族关系形态对华裔大专生的活动有着相当显著的影响。
（四）
大专生心怀祖国、关心族群前途，似乎符合严格定义下知识份子所应具有的条件，也切合了关心华社命运人士对大专生的期许（注14）。然而，华裔大专生却也面对知识（思想）与使命感之间的两难。强烈使命感使华裔学生团体积极推动各类“具有存在价值”的活动，马大华文学会一年的活动量就相等于校内10个团体一年的活动量（注15）,理大华文学会何尝不也如此？（注16）除了内部活动，还包括两年一度的大专辩论会、常年的大专文学奖，以及《大专青年系列》的出版工作。忙于繁重的课业之余，华商大专生仍得腾出不少的时间奔波于课外活动。结果，大型活动如火如荼的举行了，个人在学问的进修与思想的提升方面却似乎斩获不多。
刘鄙武提到：“和留学海外的学生比较，本地大专生对国家的情况和族群的处境肯定体会得更深刻，也更能了解到本身对国家和族群的责任，因为他们对时局感同身受，不像留学生那样有思想和社会的断层”（注17）笔者以为这只是作者一厢情愿的结论。虽然留学生对于国内局势的关注面对空间距离的问题，但是这个距离反而使留学生“免疫”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宰制而拥有更辽阔的思考空间，个人的学术修养更由于省去许多不必要的干扰而愈加扎实。近年来，留台学者在国内舆论界的表现是可以“异兵突起”加以形容，他们受到各种人文思潮的影响而展现出来的学术修养和思想的深度，显然是国内大专生难以比拟的。华裔大专团体的领导人当中，不乏来自人文科系的学生，可是，要找出能应用所学严谨分析大马（仅是大马）的各种社会、文化或政治现象的学生领袖，并不容易。
我国大专生办活动时展现的魄力和热情虽令人激赏，但整体而言，大专生在学识修养和思想层面的贫瘠却也一直为人所诟病。远的不说，去年10月间举行的“国大第16届中秋文娱晚会”，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主办当局将中秋精神诠释为“仁爱”精神；并将儒家的“尚仁”和墨家的“兼爱”结合在一起，结果引起两名马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刘敬文及许德发为文批评。
刘敬文的评论文章（刊《星洲日报》言路版，1995年10月27日），单看题目〈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就已经具有浓厚的批判味道。刘氏在行文中更是老实不客气的批评“筹委会在是项活动所提出的节目概念与主题思想，反映了筹委会，甚至当今的大专生对文化惊人的无知和思想上的空虚浅薄。”
许德发除了就中秋精神的任意诠释及尚仁与兼爱之间的张力提出同刘敬文大同小异的观点外，其论〈今日大学生理性探索的失落与思想混淆〉一文（刊《南洋商报》言论版，1995年10月22日）也含蓄的批评了中秋晚会的“观众对是次的立体文娱演出给。予的热烈掌声掩盖了应对贯穿整个演出的主题思想出现严重谬误之省察……一群一群的大学生正在议论交谈，但我们却仍然鲜少听到他们针对这显而易见的问题作出指陈”。行文虽含蓄，却明确指出大学生观众缺乏批判能力，而这个“缺憾”乃源自这些大专生“内涵有限”。
华裔大专生思想层面的贫瘠，和他们所领导的团体的僵化有着一种“恶性互动关系”。由于缺乏进修，导致华裔学生在推动大专活动的时候，“仅能流于感性的层次，呈现粗糙肤浅而欠缺深度的内涵”；活动缺乏深度自然也无法在会员的自我提升方面有多大裨益。就以理大华文学会的学会思想中的“民主精神”为例，自祝家华出任理华主席开始，民主理念一直是理华的核心思想，然而就笔者在理大四年的观察，理华领导人对于民主理念的掌握和传达，就深度而言，是停滞不前的。每每谈到“民主”时，总是离不开“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言论自由、议会选举等常识性概念，鲜有深一层讨论民主与宪政、民主与贫穷、儒家与民主、阶级与民主或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所谓的“观念领导”、“传达学会思想”和“思想探讨”做得不亦乐乎，却总是不厌其烦的谈论着民主的“概论”！穷3、4年时间活跃于理华，却缺乏在理华核心思想的认知层面上思长进，这类理华资深会员/领导人无疑是叫人感到失望的！
何国忠将大学生的思想困境归咎于“先天不足”，这包括：一）中学时期兼顾功课及学习三语，即使对文化问题存有强沛的使命感，时间上也不胜负荷、（二）前人并没有留下特别的遗产、（三）读物的缺乏及没有良师指引，想要探索思想文化的问题不得其门而入（注18）。
笔者同意何国忠的看法，不过，“先天不足”的解释却未说明为何抱着“舍我其谁”的强烈使命感投入大专活动的华裔学生，并没有在大学生涯中自我鞭策、砥节砺行一番，以加强自己在人文学术上的修业？
笔者尝试从两个侧面分析这个问题。一是深受华人社会向来“救亡压倒启蒙”的表现所影响。无动于衷则已，一旦受到某种冲击，总急于在短期内看到“具体行动”的进行，然后取得“预见的成果”。我们并不难在华裔大专生身上找到“救亡”意识的蛛丝马迹。去年12月间，国大的杨安泰同学在“理华25周年”研讨会上就曾直言：“在救亡和启蒙之间，我还是比较欣赏那轰轰烈烈、振奋人心的救亡行动”（注19）。杨同学就刘敬文对国大中秋晚会的批评所撰写的回应文章，其标题〈只要“纯正心意”在，文化传承永不辍！〉不也流露了一种救亡的悲壮气氛吗？（注20）
值得注意的是，“救亡”和“启蒙”往往被简单的二分法所区分，而且是以“救亡=实践=实际行动”及“启蒙=理论=纸上谈兵”的理解方式出现，以致华裔大专生不自觉的陷入“学术无用”的窠臼，将学术文章视为一种“只是纸上谈兵”的“理论”而已，并不能解决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忽略学术做为一种“明道之器”的另一重要功能。小许的一段文字可以反映这种心态，他写道：
“对于有理想的大学生来说，黄进发同学所提出的以思想为主导，以知识为依归来改善现况的概念是值得置疑的，因为就算达到了那种学生内省、自觉的境界，但这又能改变甚么吗？所谓“真理是需要实验来辩证的”，因此我们不能空谈理论而已，行动与理念是应该互补而不是各行各路。”（注21）
看，理论不是再一次的被简化为“空谈”了吗？理论和行动之间也难逃简单二分法的桎梏。结果，心怀救亡者，就是想着“多点行动、少谈理论”，如此情况下，华裔学生领袖疏于在学术上钻研，并不叫人感到惊讶。
第二个因素是关乎信念认同的问题。我们固然能以组织的核心思想或办活动时的宗旨做概括性的指谓，大专华裔学生团体经常负责着沉重的使命感包袱；然而，这种概括性结论是不是准确无讹的呢？笔者无意一概否定大专生的诚意，但整体而言，笔者怀疑华裔大专生/团体所展现出来的所谓“使命感”只是一种“假象”---种在华裔学生团体活动社群的“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潮流”，而不是因为获得某种启发而萌生自内心的价值关怀与危机意识。说的浅白些，就是“一路来大家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得这样”的心态使华裔思想学生团体“责无旁贷”的举办“有意义”的活动，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在圈子中获得“认同”，否则极可能被视为软性的联谊团体，没有多大的“存在价值”。而组织领导人，也难逃这个“社会化”的洗礼，因为唯有借着“这样”的表现方可为其领导地位提供“正当性”的基础。（注22）
以理华为例，笔者一直都怀疑，许多自认或被视为深受影响且认同理核心思想的理华成员，是不是真的将民主或社会醒觉等理念内化为本身的价值关怀。。每一年毕业的理华活跃份子当中，究竟有多少人仍尝试通过不同的管道，实践他在理华的理想呢？筹备成立“理华同学会”理大校友也宣称“希望毕业后的同学仍然有一个活动空间，以延续在理华所孕育的理想和抱负”，并且矢言“选择了‘力求更新与成长’作为理华同学会的信念……‘为求更新与成长’是不满现状而挺身改变所形成的推动力”。（注23）然而经年已过，理华同学会这个由多名理华前执委（包括主席）领导的团体，除了聚聚餐、打打球等联谊活动外，究竟做了哪些努力是延续理华的理想与抱负的？无怪乎郑云城会说“超过99%的理华积极份子最终会在社会参与方面销声匿迹”，并“冷淡看待理华烂瓜发起的理华同学会了”。（注24）
由于并未重视并认同本身参与的团体的斗争理念，自然不会在相关组织的核心思想上下功夫，认真钻研其内涵了。当然，笔者这个观点，是基于一个假设，即一个有理想的人，没有理由不自我鞭策、砥节砺行一番。
（五）
华基大专团体面对的另一窘境，就是在多元种族社会/校园里，如何在曾庆豹所谓的“大传统”和“新脉络”之间取得平衡。华基学生团体一方面难以舍弃其文化使命，一方面却得顾忌校园内的种族氛围，结果，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彷徨”不啻为一种干扰。自1982年校方颁布“100%使用国语政策”以来（注25）,语文问题一直是困扰着理华领导人的枷锁，穷十余年的时光争取语文应用自由不果，最终也只能以一句“语文问题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和国内政局息息相关”来聊以自慰。每一年会员大会理华“按例”通过一项议案，向校方要求语文应用自由的权利，所持理由也是相当含蓄的（注26）,显然也是顾及此问题的敏感性。尴尬的是，尽管“华文学会”可以辩称不是一个种族性团体，但在大学当局的意识中，它还是象征着“代表华裔学生”的组织。于是理华争取语文应用自由的斗争，极易被诠释为一种民族沙文主义的表现，即使是华裔学生，也未必认同理华在语文问题上的立场。十年前发生的“人文周事件”也经常成为理华内部“教材，（注27）,说明做为一个以华裔学生为主的团体经常对种族关系保持高度警惕。
尽管我们这一代并未经历五一三事件，但是在国家机关刻意经营下，我们受这起种族冲突的影响颇深，潜意识里总对种族关系感到紧张。因此尽管理华或马大华文学会单单应付常年内部活动及校际活动，都已经疲惫不堪了，却也义无反顾的想承担“促进种族间的和谐关系”的重大责任，显然力有不逮•理华虽然经常宣称不是一个族群团体，而是一个不分种族的语文团体，但是其现任主席黄文慧也经常对理华由于“语文的局限”而“活在自己一个小小的井里”表示不满（注28）。然而若要两者兼顾，的确是苦不堪言的。
（六）
4月间笔者向《星洲日报》资料室索取“大马学生运动”资料时，资料室负责人揶揄了一句：马来西亚有学生运动吗？署名老雁的作者认为我国已经没有学生运动可言，这个看法其实代表了相当多人的观点。其实，我们如何诠释“学生运动”是看待有没有学生运动的其一关键，不过，却鲜有这方面的讨论。本文虽也无意在此问题上多加著墨，但笔者却认为，与其为有没有学生运动而争论不休，还不如身体力行，“来一场知性的学生运动（注29）
笔者以为要来一场知性的学生运动，基本上离不开两项重要的活动，一是学术上的钻研，二是建立文字批判的传统。
在学术领域勤学一番，无需赘言，有助于提升华裔大专生的认知/知识水平和思考的深度。当然，眼前我们也不是非得将钻研学术定义得高高在上，曲高和寡；就让我们认真的读书、思考、研究，诚如曾庆豹所说：
“学术的努力、研究、实践同时是‘个人’的一个重大目标。例如念政治、社会系的同学，不停留在抄笔记、考试上，而是努力在其本有的科系范围中下功夫，成为一份‘专业’；念中国文学系、历史系的同学，也不止于诗词的背诵或知识之熟记而已，而是在自己的领域中能步入独立做研究之境地；念理工科的同学……却能深一层的在理论上做探讨；念商学系的同学……必须是一个可以敏锐于洞察商业行为的人（注30）
这一些，正是国内华裔学生极其缺乏的。笔者以为，华社资料研究中心注册为非营利有限公司之后，草拟并推行了好些学术活动，是国内华裔大专团体营造其学术氛围的良好契机。
一场知性的学生运动，需要批判活动的助阵。由于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言论空间极为保守的环境，以致即使是大专生，也由于深受某种思考模式的令圄，而无法明确看待批判的积极意义。笔者以为，近来在报章上发表的对大专生/大专活动进行批判的文章（如国大中秋文娱晚会），就是一个好现象，它让我们在批评与反批评之中，看清问题、厘清问题。对华裔大专团体标榜的“社会醒觉”或“文化使命”这种表象或现状的过度肯定，往往只会形成一种“麻醉”或“迷恋”，而大专生的反省机制也无法健全运作。
反之我们非但得建立起华裔大专团体间的内部批判，更得将批判活动扩大至对社会脉络里。我们其实深受社会上种种主流，但却似是而非的论调所宰制，这也是为什么一般人（包括大专生）只能做平面思考的关键所在。因此，大专生应该运用所学，发挥“问政”的潜能，解构迷思，启蒙群众，将对社会缺失的指陈与批判，具体成为知识人欲“泽加于民”的必经之道。（注31）
尽管国内的言论空间有限是不容否认的，但还不至于让华裔大专生毫无发挥之余地。然而，大专生显然也没有成为报章言论版的主要舆论来源，反而让许多肤浅、随想性质的“评论”文章滥泛成灾。我们大可对报章言论版的言论水平口诛笔伐一番，但华裔大专生在提升言论水平方面，可曾做出积极的贡献？何国忠说：“（报章上大学生所写的文章）风花雪月有之、情感抒发有之；趣味文章有之；而时局探讨的文章比较起来就少之又少了了，有深度又能启发思想的大块头文章更是难得一见。（注32）”这是实情。即使大专生本身苦心经营了10年的“全国大专生学奖”，其论文组参赛作品，尚且无法突破20篇，笔者去年在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履行课业实习期间，同《资料与研究》执行编辑叶瑞生商议邀约理大学生为大选专题撰稿时，发现要在理大“通缉”笔杆子，竟是如此艰难！这些现象，确实令人失望！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场研讨会曲终人散之后，也该是华裔大专生领袖重新启步的时候了！
注释：
1.何国忠(1992),〈论大学生的思想困境〉，收入氏著《今我来思》，吉隆坡：十方，页33。
2.本文所包括马人华文学会、理大华文学会、拉曼华文学会，以及北大、国大及农大等大学里未受校方承认的非正式组织；惟不包括宗教团体如佛学会等组织。
3.有关课题的讨论，我们经常可以在大专团体出版的刊物里找到，有些是单篇文章，有些则是以专题的形式出现，如“大专青年系列”之四《横笑千山渡苍茫》(专题)、“大专青年系列”之六《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专题)、“马大文集”之五《留不住青山绿水》及“理华文集”(第廿二期)《翻一个傲立的姿势》等。
4.同注(1),页40。
5.何启良(1995),《政治动员与官僚参与》，页17。
6.祝家华(1994),《解构政治神话》，页139。
7.同注(5),页14。
8.见何启良(1995),〈试析“1991-2000年经济展望纲领”对大马华社的冲击〉，收入氏著《政治动员与官僚参与》，页135。
9.祝家华(1993),《解构政治神话》，吉隆坡：华资，页143。
10.笔者当时颇受一名学长何君国的影响，这名学长后来也活跃于大专活动，曾担任“大专青年系列”《其中最大的是爱》主编；其两名弟弟也一样活跃于这个圏子，包括出任理大华文学会主席的何君鸿。
11.同注(1),页34。
12.同注(2),页41。
13.见程廷(1991),〈学生会与你〉，收入“大专青年系列”之四《横笑千山渡苍茫》，页42。
14.华人社会对大专生的几许期待，大可从华团领袖的言论中探悉，而这些期待大抵离不开为华社谋出路、关心社会问题的范畴。例如陈友信先生就认为，“在华社寻求开拓新境界的时刻，华裔知识份子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我们既已确定华族民众尚存可燃性，则华裔知识份子忝为火花(见氏著《断崖有路》，吉隆坡：东方，页8。)
15.这个资料是笔者根据记忆引自何国忠的文字，笔者曾尝试取得何氏的原文，不过至截稿时尚无法办到。
16.理大华文学会每年都成立8至10个小组，推行各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如社论组、文娱组及图书组等。单单这些小组的每周活动，便动用了理华的大量人力和时间；更何况还有所谓的“特别活动”如理华迎新周、开放日及大专文学奖等项目，活动童之大，不在话下。
17.本文刊于“大专青年系列”之四《横笑千山渡苍茫》，页18。
18.同注⑴。
19.这是笔者根据记忆所引述的文字。当时，杨同学在研讨会的第一项呈报会上，针对拙撰〈期待一场启蒙运动〉而发出的意见。杨同学说这话时的言调予相当深刻的印象。
20.杨安泰同学这篇文章刊于星洲日报“言路”版，1995年12月2日及4日。除了题目，杨同学的行文中也不乏这类激昂的语句，如其结尾一段是这么写的：“我们告诉自己，要仰天不愧、俯地不件，因为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我想这其中最大的还是爱吧！爱国家、爱民族、爱马来西亚中华文化、爱……”
21.小许(1996),〈掀一页学生运动〉，未发表。
22.可参阅拙撰〈可有使命感供挥霍？〉，《星洲日报》“星洲广场”，1996年3月29日；〈都是"误会”惹的祸？＞,刊《星洲日报》“言路”版，1995年8月22日。
23.吴振民(1993),＜力求更新与成长——为理华同学会开路〉，收入《翻一个傲立的姿势》(理华文集22),页9。
24.郑云城(1995),＜一辈子的淡出〉，刊《星洲日报》“言路”版，1995年8月30日。
25.理大校方是于1982年发出指示，规定所有学生团体的函件及海报等文件只能以马来文书写。较后理华藉着邀请当时的副教育部长周宝琼为文娱晚会开幕，向后者反映此问题，并通过后者与校方交涉后，结果理华的信纸及印章获准保留中文。这个语文问题至今依然存在，除了理大华文学会之外，当年一起争取“语文应用自由”的学生团体早已纷纷放弃了。不过理华近年来所谓的“争取”也仅止于每年会员大会的提案及举办语文问题集会，以让会员知道有此问题存在。
26.理华在会员大会通过的提案，就语文应用自由所持的理由有三项：一、符合宪法赋予的权利，二、学术自由，三、学会特征。
27.1986年12月26日，理华在人文学会主办的展览会上以双语展出“大马华裔教育演进史”，隔天即收到国文学会的抗议书，并且还闹到马来文报章上去。后来在学生事务署理副校长的干预下，这次的纷争方告平息。
28.黄文慧(1996),〈解放理华吧！),未发表。
29.黄进发同学撰有〈来一场知性的学生运动〉一文。
30.曾庆豹(1991),＜对学术的理解〉，收入氏著《困惑与寻路》，页56。
31.何启良(1995),＜仕与隐：士的出处两难〉，收入氏著《面向权威》，页71。
32.何国忠(1988),＜时代的眼睛——以马大华裔学生为例谈大学生自觉的问题〉，收入马大华文学会1987/88年文集《长廊回响》，页13。此外，以已经办了10届的全国大专文学奖为例，每届赛会的论文组参赛作品数量也非常少，除了第2届以外，其余都没有超过20篇。
(01-07-1996《资料与研究》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