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马华文学掠影
李君哲
在海外华文文学百花园里，马华文学（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下同）堪称一枝独秀。她从播种、生根、发芽、滋长、开花、结果，迄今已有委托八十多年历史，并且融合为居住国多元文化结构中丰姿多彩的重要部分。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1]马华文学是当地华侨、华人的社会生活通过作家的形象思维与艺术概括的结晶。华侨、华人生产斗争、民族民主运动是马华文学的主要源泉。
马华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深刻影响下诞生的，走过了曲折不平坦的道路。文学史家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中提出分期的意见：“大体上可分为战前、沦陷期间和战后三个大阶段，……除了沦陷期间的三年八个月，由于时日较短，可以自成一个段落外，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又应分为几个时期。”
１９１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这一战前阶段，可分为马华文学“萌芽时期”（１９１９—１９２５年）、“扩展时期”（１９２６—１９３１年）、“低潮时期”（１９３２—１９３６年）和繁荣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这是根据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华文文学的发展变化和社会作用的实际状况而划分的，和当时马来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局势和矛盾纠葛是相吻合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天然胶价格暴跌，殖民者限制橡胶产量，严重打击以华侨为主的中、小种植园经营者，导致众多的橡胶工人和相关行业雇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英国统治者实施了旨在奴化华、巫、印人民的学校与教员的注册法令，加紧推行其愚民政策，遭到有识之士的坚决抵制；１９３５年及以后多次大规模的罢工，显示了马来亚无产者的觉醒，震撼了殖民制度的基石；为了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当局加强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妄图扼杀正在成长的包括文学在内的民族文化等等。作为“时代聚光镜”的马华文学，必然要反映战前这二十多年的社会风云、人民心声。由于政治环境的严峻和自身先天不足的限制，马华文学的历程迂回坎坷，也是不可避免的。
马华文学“萌芽时期”，作品的形式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比较明显，而反映反帝、反殖、反封建的内容则仅初见端倪。当时，南来华侨和土生峇峇的文化水平较低，作者队伍单薄，出版条件又差，不可能形成中国那样宏伟的新文学运动，但毕竟一棵棵幼苗破土而出了。张叔耐先生原籍江苏松江就是杰出的播种人之一。他任新加坡《新国民日报》主笔兼总编辑，于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６日发表了“‘新国民杂志’例言”一文，指出：“大概杂志一栏，是包罗万象，样样都可栏入的。……并且杂志一栏，大概是以有情趣助兴味为宗旨。”[2]这是可查到的最早提出办杂志刊载新文学作品的主张。他曾在《新国民日报》的“社论”、“时评”栏和副刊版上，发表了不少宣传民主思想的政论性散文。
刊登“萌芽时期”马华新文学作品的园地，除了上述的《新国民日报》的副刊“新国民杂志”（１９１９年１０月创刊，直到１９３６年５月改为“蕉影”副刊才告终）以外，还有《叻报》（１８８０年创立）的“附张”及其后身“文艺栏”、《南洋商报》（１９２３年９月发刊）的“新生活”及“商余杂志”、槟榔屿《光华日报》的“光华杂志”等。１９２４年１０月，《新国民日报》又新辟专发小说的副刊“小说世界”，每期字数约六千，文言与白话文小说各占一半左右，大都写个故事梗概，人物形象的塑造较差。
早期马华文学作者中，较有成就和影响的，除张叔耐以外，尚有邱志伟、邱国基、郭乐仙、狄昂人、冼玉贞、梁亚珠等一批辛勤的笔耕人。
１９２５年７月，最早的纯马华新文学副刊“南风”（借《新国民日报》的版面）问世，主编是颇受中国“创造社”文学熏陶的拓哥（本名金拓，原籍安徽）。虽只出版九期，但文学史家方修誉之为“马华新文学运动的第一声号角”。接着，进一步推动马华新文学发展的“星光”（《叻报》的副刊）于１９２５年１０月诞生，共出版了８４期。这两刊的先后出现，为马华文学进入“扩展时期”奠定坚实的基础。
“萌芽时期”最后几年，马华文坛上引人注目的作家首推拓哥，他写新诗和小说，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较浓。新加坡著名作家苗秀在他的《马华文学史话》中曾这样评论：“他（拓哥）的诗作，动辄就是１８０行一气呵成。表现在他的诗篇里的热情澎湃。只是艺术技巧较差，……马华文学一开始便有像《感冒》这样的短篇出现，这是值得重视的。”
与拓哥同期的作家李西浪则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指南，１９２５年写了颇有影响的小说《蛮花惨果》，连载于《新国民杂志》。方修称之为马华“小说的萌芽”；苗秀的评价是：“《蛮花惨果》的内容更触及婆罗洲方面的‘猪仔’被人奴役的非人生活，可算是现实性较强的一篇。”[3]它是较早也是较深刻反映昔日华侨底层悲惨遭遇的作品。从３０年代开始，李西浪曾参与吡叻的《晨钟》、新加坡的《消闲钟》和《七天》等刊物的编务，为马华文学的开拓躬耕不息。
“扩展时期”的马华文学由副刊“南风”的问世拉开序幕，接踵而来的“浩泽”、“荒岛”、“绿漪”和“洪荒”等新加坡文学园圃纷纷出现。槟榔屿的文学刊物也似雨后春笋，１９２７年初至１９２８年末在林浪沤先生主编的《南洋时报》上，就相继出现了“绿洲”、“八月”、“玫瑰”“怒涛”、“荒野”等文学副刊；《槟城新报》则有“椰风”、“浪华”、“碧野”等文学版面建立，形成南北呼应、蔚然壮观的新局面。
文学创作的日趋成熟与作家队伍的逐渐壮大，是“扩展时期”的主要标志。那些各领风骚、继往开来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只能略举一二：如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谭云山，１９２４年到新加坡，曾是有影响的“星光”副刊的首任主编，其著作《海畔》于１９３０年出版，是马华文学史上第一本诗集[4]。马华文坛上最早的小说家之一张金燕是土生华人，非常熟悉殖民地形形色色的生活，作品富有南洋色彩，曾在当时主要的文学副刊《荒岛》上发表了二三十个短篇小说，主题着重描叙华侨妇女的不幸命运，鞭挞“吃人”的伦理道德，对肃清殖民地社会的封建流毒有积极的意义。《南洋商报》第七任总编辑曾圣提，也是马华文学的拓荒者，创作甚丰。方修曾赞扬说：“他写诗，写散文，写小说，也写理论，搞翻译，是文艺界的一位全材。曾氏作品的最大特点，是文字上的色泽十分鲜明。”[5]
１９３２－１９３６年这五年间，马华文学处于“低潮时期”。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马来亚的经济命脉—橡胶业很不景气。殖民政府“实施限制橡胶生产的计划，……马来亚民族资本的小胶园，……仅因被评低生产力而受到的损失，……就共达四千三百万镑”[6]，华侨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包括各族在内的“工人群众进行大规模的同盟大罢工斗争”，又遭到当局“用卑劣手段收买了流氓殴打代表，出动军警大肆弹压”[7]。这是马华文学出现低潮的经济和政治背景。
然而低潮并不等于停滞。正是这时候，在文学副刊上爆发了包括“地方作家问题”、“马来亚文学诸问题”等意义深远的论战，使暂时沉寂的马华文坛波澜迭起，更重要的是为建立独立的马华文学作了理论准备。１９３４年３月丘士珍（出生于福建龙岩）以“废名”为笔名于《狮声》副刊上发表题为“地方作家谈”的短论，挑起了长达两个多月的笔战。丘氏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应该肯定他说马来亚有文艺，就是居留或侨生于马来亚的作家们所生产的文艺，……凡是在某一个地方，努力于文艺者，曾有文艺作品贡献于某个地方者，无疑地我们应该承认他是某一个地方的地方作家。……我们不应该盲目地重视以上海为文坛中心的中国文艺作家，我们应该推崇马来亚的地方作家。”[8]
这是自１９２９年９月陈炼青在“文艺与地方色采”中最先提倡南洋特征之后又一位特别关注“文学马华化”的作家，正如方修所言：“丘氏比陈炼青更进了一步，提出了‘马来亚’这个明确的地理概念。”[9]丘土珍还以创作实践，来落实理论上的主张，１９３２年发表了马华文学史上第一部中篇小说《峇峇与娘惹》。
林参天在“低潮时期”脱颖而出。１９３５年８月他的《浓烟》脱稿，被上海生活书店列入“文学新丛书”，这是马华文坛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约二十万言。故事情节是在马来半岛北部“啼儿国”的一所华侨学校里展开的，反映了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初来亚教育界的弊端，对主人公毛振东及其周围的人物，描绘得比较丰满、生动。谭云山曾称赞《浓烟》是：“用意深远，文笔畅达，可作故事小说读，亦可作教育界论文读。”
在“低潮时期”为马华文学的生存与中兴而不懈努力的作家还有张天白、饶楚瑜、流冰、曾艾狄、郑文通、陈白影等。
１９３７年起马华文学步入“繁荣时期”，因日寇南侵，１９４１年底便告中断。当时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兴盛，究其缘由有二：一是“芦沟桥事变”后，日本法西斯大举侵华，中国著名文学家如郁达夫、胡愈之、巴人、杨骚、沈滋九、陈残云等先后来到马来亚，除孜孜不倦写作外，还主编文学刊物，竭尽全力培养当地的年轻作者。郁达夫主编《星洲日报》的“晨星”、“繁星”、“文艺”和《星槟日报》的“文艺”等副刊，提掖文坛新秀成绩斐然，至今刘思先生当年新加坡“吼社”的诗人仍然念念不忘郁达夫，他认为“很少有一个文艺界前辈，如此关怀后辈”[10]。二是马华新文学运动已经历了二十年左右的战斗洗礼，尤其是“低潮时期”的论战，“在理论上为马华文艺的确立铺下了一条坦途”，[11]此时己日趋成熟了。南来的中国作家与土生土长的写作人汇成一支实力不弱的队伍，这是当年文坛春意盎然的阳光与雨露。
诚然，中国抗战的漫天烽火与马来亚面对日寇刀光剑影的严酷局面，被称为“时代晴雨表”的马华文学岂能哑默无声呢？新加坡李炯才部长在“国际华文文艺营”开幕式说的一段话：“优秀的作家通常是在战乱和国家危急的时期出现的。这种震撼性灵的事件，对作家的情感和经验产生了冲击的作用，结果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2]不无道理，可作为探索马华文学出现“繁荣时期”的一种依据。
这时期文星闪烁，作品众多，但主要功绩还在于培养一大批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才华横溢的本地作家，为战后马华文学的兴旺不衰提供中坚力量。比如，１９２０年在新加坡出生的苗秀，就是郁达夫精心扶植的一棵秀苗。他一生的文学活动中，不仅撰写了长篇小说《火浪》、《残夜行》等，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年代和青春》、《小城忧郁》和短篇小说集《旅愁》、《边鼓》、《红雾》等，而且像前辈那样扶植新人和从事文学史研究工作。文学评论家赵戎在《苗秀论》中写道：“苗秀的创作态度是正确的，他有磅礴的才华和雄厚的魄力，配合那枝生花妙笔，是不难创出伟大作品来的。”[13]由于文学创作成绩显著和编辑工作的突出贡献，１９７１年获得新加坡共和国公共服务勋章。苗秀的成就不是偶然的机遇，而是“繁荣时期”就根深叶茂的必然结果。
赵戎也是新加坡的峇峇，１９３６年开始他的文学生涯。二战前，他是星洲著名诗社“吼社”的发起人之一；战后，主编过《琼潮报》、《爱华周报》；１９７０年，担任《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编委，负责“史料”和“散文”一、二集等的编务，很有建树。他还费时七年编着一部空前的海外华文文艺工具书《新马华文文艺辞典》。创作方面，着有长篇小说《在马六甲海峡》，中篇小说《海恋》和《赵戎文艺论文集》、《赵戎文艺批评集》等。
这一时期的著名诗人李蕴朗，力主以诗歌去唤醒沉睡的芸芸众生，并作为匕首、投抢刺向敌人。１９３６年报纸上发表的《吼社诗刊征诗公开信》，就由李蕴朗所执笔，震动了当时的海外文坛和华侨社会。他着有《血颂》等专集，方修认为李蕴良“一贯地体现着马华新文学反侵略反封建的优良传统，洋溢著作者的年轻的战斗的热情。”[14]
总之，“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国际环境，殖民地社会的错综得杂的矛盾冲突，作家队伍的扩展壮大等主、客观因素，促使各种形式与题材的作品应运而生，形成空前繁荣的新局面，树立马华文学继往开来的里程碑。
[原载于《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二)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战前马华文学掠影》
注释：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马仑：《新马华文作家群像》第１页，１９８４年，风云出版社。
[3]：苗秀：《马华文学史话》第１３页，１９６８年，青年书局。
[4]：《新马华文作家群像》第４页。
[5]：《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上卷。
[6]：林芳声：《马来亚》第７９页，
１９５７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7]：陈炎：《战斗中的马来亚》第１４１页，１９５１年，东方书社。
[8]：引自《新马华文作家群像》第１４页。
[9]：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中卷，１９６１年出版。
[10]：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中卷。
[11]：吴启基：《颓废是伪装的—诗人刘思忆述郁达夫在新加坡》，新加坡《联合早报》１９８６年２月１６日“星期文艺”版。
[12]：方北方：《满城花醉三千客》第１１页，
１９８４年，远东出版有公司。
[13]：马仑：《新马华文作家群像》第２９页。
[14]：马仑：《新马华文作家群像》第３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