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一章 报章与暴动
五月十三日起，在马来西亚所发生的事。像一块磁铁般的被外国通讯员吸住了。当什么地方发生了真正的事件时，他们就成群结队的冲到那儿去。对他们来说，凡是新闻，必须是可怕或是恐怖或是流血的故事。在和平的马来西亚起了斗争！多威风呀！他们于是大力发挥。甚至对我们的不幸似幸灾乐祸。
绝少国家能够忍受，外国报章对悲剧报导的整个情形的歪曲，加油加，把街谈巷语或谣言作为事实的。
自我任首相以来，一向对外国报章是开明和亲近的，不管他们是报纸、电台、电视或电影的代表都一视同仁。一般而言，我应该说句公道话，他们在过去是维持高度水平，因不符事实的理由而投诉的事，是绝无仅有。
我时常认为柬埔塞的施汉诺亲王之经常拒绝外国记者的访问他的国家有些过份，现在我明白了。他们底不负责任和不小心的报导所使我们底良好声誉所受的损害，乃是无法弥补的。其中一些恶劣到几乎等于在我国内的敌人。我绝想不到我今日仍能活着看到第四阶级﹝新闻界﹞会变成第五纵队﹝渗透活动之间谍﹞。
当然外国记者是从外边的角度去看事件，因为他们并不是居住此地的。他们并不是马来西亚或是星加坡公民，他们想来就来，要去就去，当然不能希望与我们有同样的看法，他们的兴趣只是要提供新闻或写文章，越剌激的越好。
今日，全世界可说得到处都有暴乱，不管它是在一个城市的街头，或是一间大学的校园，马来西亚何能例外耶？暴乱越凶，读来越兴味盎然！
他们获得一种方便，一如他们一向如此，在他们底优越的电讯交通下，他们的批评迅速即传遍世界。对他们所写，电话报导的。是毫无经过检查的，甚至他们无线电傅出的照片。更以如常的信任，他们获得了宵禁通行证，俾他们能自由行动，但过了数天之后，它变得很清楚的，他们的特权遭到过份的滥用，为此他们的通行证被撤回了。
当我获悉他们底不负责任报导的伪装表演了之后，我拒绝让他们会见访问我，他们已经获得了由偏见来源所得到的一切，而从不想反证一下他们所获得的故事。破坏已经做了，我可以说已没有可能把这些事改变过来，当其中一人问我，我可以给英共和联邦什么保证，即民主可获早日恢复之时，我向他说：「岂有此理」。
当然，并非所有的报导全部是不负责任的，外国记者之中也有些想做得公平和有良心的，我不满的是，甚多外国记者的一般写法，都是草率从事，与事实太过离谱。
他们从未试将暴乱爆发之前的串联系起来，诸如出殡游行和「胜利」游行，一项暴动并不会突其来的发生；它必定有其果，更有其因。这两事是联系着的，大部份的外国记者是极端的偏袒，他们的对政府不公平或是同情于某一种族，表现无遗。
他们国家的报纸也同样在刊出不均衡的新闻。例如，墨尔本「时代」一间声誉非常好的报纸，在暴动开始之后，即五月十四日，刊出了一篇题为「趋向灾祸的国家」。
我诚心的向大家问问，这样的标题是公道的吗！例如暴乱已发生几个星期，而局势已属不能控制，政府已证明是无能为力，对局势束手无策的话，这样的标题或者可勉强说得上公道。但绝不是在悲剧开始后的第二天的早晨呀！这就是令我最感不安的歪曲事实和缺乏均衡底报导一例。
使事情更糟的，那位曾在他的「故事」中用那一词句的通讯员还在他底「故事」中说：「从首都迄丽向北部一带至槟城其局势似未如这个国家底其他地方那么恶劣」。怎会有通讯员写出这样的话呢？他怎敢向作聪明的作了这样的假设？他并未向海外读者报导，吉隆坡到槟城是二百五十英里，他竟对由吉隆坡南下的二百五十英里至新山的情形漠视，或者是因为这对他并不感兴趣，他亦只字未提及东海岸各州。在南部或东海岸，根本就平安无事，而且从就未发生过任何事。
如此这般的不公正的批评，这种向壁虚构的捏造，可说是向海外报导吉隆坡暴动之不幸的曲型例子之一，这种报导的传同马来西亚，只会引起更大的紧张和恶感。
不久之前我曾指出，我们的感触是这到外国报章的剌激和困惑了，我说「他们可以喝倒采，也可以鼓掌，但我们仍然有演出。」我的意思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使政府的行政不停顿，以处理危机中的紧急事情。一名外国记者是不应管闲事地向我们提出应如何去做，或是把别处所发生的事作比较而向我们提出劝告。不幸的事可以在任何一处发生的，最好的证明，北爱尔兰的尼斯特。
一位记者向我说，那些在维多利亚英校避鸡的华人，竟与兵士驻扎在一处，是残酷地增加他们底痛苦的，而这些难民经要求迁往较安全的他处。
我立即赶到默迪卡体育场，要亲自查这件事。在那儿，他们告诉我，每个人都快乐，而我问那些人说：那些住在维多利亚英校的人要求迁往别处是否具有其事。那告诉我的人说：「不，我们觉得与兵士在一起更为安全，何况我们更从他们那儿获得免费的粮食配给呢。」
我们还要对付敌人，除非我们能有效地采取步骤以对付他们，否则我们就要准备向他们让步。上苍绝不容许这样做的！在这一个严重的局势中，我敢说，我们对付那些破坏法律的人，不论是华人、马来人或印度人，绝无厚此薄彼的，否则我们绝不能在这么短的期间内在吉隆坡恢复了秩序。
对于外国报章，我有时会同意于杜里欧说的：
「怪的是他们从来就不读报纸，因为他们要看的是大自然，并且看透她、我的上帝！」这种时代，有些报纸真是不问是非，乱来一场，他们对所刊的主题的内容的真实性大可不管，他们所要的是可以作为头条的新闻，越剌激的越妙。他们似乎绝不理这些报导的后果。
他们伪装为公众的、最具良心的，但他们所犯的罪行却是绝虽宽恕的，这些自大妾为在名义上是如此，职业上也如此，自翊是人民的喉舌。
当然，他们必也晓得马来人是有其发脾气的原因的，他们绝不费点心思去查明整个事实的真相，但是，他们却把所有的罪过一股脑儿的推在马来人的肩上。
他们火上添油的，指保安队毫无怜悯地惨杀无辜人民，我们对我们的武装部队的令名是感到非常字澳的。这些外国通统员似乎忘记了，我们所有的作战队伍，曾一度为了联合国在刚果服务过，他们在那里曾经卓越地控制了那拖延不决的危机下，所造成十分困难，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联合国秘书长宇丹为了这事，派了一名特使来见我，对我们的人底品行，以及我国所给予使刚果获得和平解决的支持，而向马来西亚致谢。独立后这些年来，我们曾面对着多项不同的紧急局势，由武装共党叛乱，印度尼西亚对抗以及一些暴民示威，我们的武装部队，一如其他国家武装部队底最佳传统，表现了他们的忠于职守。
外国记者会认为，具有如是良好声誉的人，会可能无缘无故地屠杀无辜人民的吗？他们不但不对保安部队的不易于处理的问题表示同情，竟在报上攻击之。这可证明了他们是怎样的偏袒。因此。这能怪我以及其他马来西亚的人，对在外国报章所出现有关暴乱的报导底激忿吗？
我有一晚在电视广播中，特别提到这些外国记者的一项缺点，他们不能分辨出共产党、坏蛋或者奉公守法的华人，他们把这些人相提并论。对于从外国来的记者或可原谅的。不过，记者就是记者，没有人得特别把自已列为「外国记者」的。记者最低限度就得懂或是查明白，他所要报导底国家的种族的份子，风俗及习惯。更不要说到这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了。
他们晓得，或应该已晓得，虽然别的种族，尤其是马来西亚共产党和他们的同情者，或狂热的华人或印人中的沙文主义者对马来人的挑衅，但马来人是如何的安静和和平的。他们晓得我们是英共和联邦的一充满友情的人员，以及我们对共和联邦的整个理想底贡献。他们虽然对这些事实了如指掌，但他们对故意对那些威胁者我们的不良份子视而不见，对我们和平及进步的稳定的纪录去故意漏掉。与外国报章尖锐相反的是当地报界，他们对一般局势非常的好。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们是这国客的公民，就算不是的人，他们也很深切熟悉我们的情况和生活方式，如是一来，他们能把谣言，街谈巷语和事实，分别得很清楚。他们比外国记者困难得多，外国记者大可不必理会法律，而他们却得向法律负责，一如所有的公民一般。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紧急状态应怎样写，怎样报争是有其上次的经验的。
他们一向以国家利益为大前提，在他们这些范围内，他们却对于所发生的事以及政府所做的事，给于非常坦白的和建设性的意见。很不幸的，在暴乱初期，为了公众利益的需要，而禁止当地报章出版两天。我们的报章很快的指出这是一项严重的措施，而政府也改变其决定取消了禁令。
不幸的，暴乱是在政府的交替的时期中发生，大选刚告结束，新政府尚未组成。这一巧合对政府，当地报章和外国通讯员都具影响。
几乎可说我们知道之前，暴乱的危机已传到我们手中，于是宵禁骤然的实施。在吉隆坡的生活完全颇倒了过来，新闻部的服务却完全瘫痪，尤其是一位新的部长还未委任出来。幸而，国家新闻通讯社日夜不停的工作，虽然它的总社是位于骚乱的中心点。紧急期间，广播及电视台亦廿四小时的工作，将他们所从得的一切消息向公众人士报告。
当地报章，一如平日的效能，在首两天勉强能出版，但因混乱遍及整个首都，他们却无法发行报纸。这一青黄不接，给外国通讯员获得，真如天掉下来的好机会，于是大发特发其消息。
星加坡所分发的暴乱报章却有不同，尤其是广播及电视所播出的，以及人民行动党的报章－「镜报」。这些报导的写法、是企图使人相信，那些针对我们马来西亚而作的相反报导，这真是天晓得，因为星加坡和我们而对着同样的问题，与我们同样的危险。
在这种情形下，我本来会希望他们对于我们所面对的可怕的不幸表示更大的同情的。反之，他们似乎更将加火上添油，如是一来，造成那儿发生了某些意外，几名从未想到及无辜的马来人的死亡，这些本来是绝不会发生的。让我们希望，为了双方的利益，这种如星加坡当我们遭遇不幸的所对不幸事件的强调，水远不会重演。
当读到世界其他地方一些报章杂志的那些摘要之时，其令人怒火中烧，并明白了他们对我国底令名伤害的程度，第一是以疯狂夸大和偏袒的报导，第二是用那些基于对马来西亚生活和事物一知半解甚至是毫无所知，在数千里外，坐在安乐椅上写出来的社论批评。
我不想把这些海外所为所说的全都引述出来；如此做是毫无用处的，因为那伤害经已造成了。但我却想列举几份著名的刊物，以说明这些具有名声的刊物在歪曲和难以相信的程度。
首先，让我引述五月廿三日「太晤士」杂志：「一个想从他底焚烧着的车逃出的人，竟被一群怒哮中的暴民将他丢回去，死了。这时，四天的种族战争以及人民斗争，使到中央医院的停尸房拥挤不堪，死尸被放在塑料袋中，吊在天花板的钩子上。政府官员企图掩盖惨祸的程度，坚持死亡总数只有一百零四名。西方外交界消息，说死亡总数接近六百人，其中绝大部份死难者是华人。」
现在，真相如何呢？中央医院的停尸所只有通常六人的容量。没有天花板的钓，没有塑料袋。它是一个现代化的殓房，并不是一个屠商的雪房！有如任何文明国家，我们的医药机关以尊重处理死者，他们是以白色的尸衣，由专业训练过的检工加以裹起来的。
由于死亡的突然骤增，而全部都是首先送到中央医院的，那里的当局作了特别的安排。那些不能由该院的停尸房容纳的死者，就由吉隆坡载到其他的停尸房去，如邓普勒夫人医院、阿松大医院、肺结核病院及马来亚大学医院，都照平日的方法处理。
至于「政府官员企图掩盖惨祸的程度」，可有什么用途呢？「西方外交界消息」所指总数接近六百名，这只是以他们的猜度吧了，一如我对要提出的，高度夸大的一种。
我在八月十五日，亦即暴乱开始之后的三个月零两日，从警察总部所获得的官方死伤数字是：被杀、一八四，伤、三五六，对建筑物纵火、七五三；车辆被毁或损坏、二一一。
外国报章在暴乱的第一个星期胡乱报导真是坏透了，但最不能原谅的，是在数星期之后，当吉隆坡几乎已完全恢复正常生活，只还有由上午一时至清农四时的四个小时戎严的时期中的那些评论和文章。
在这里我欲提及七月廿一日，亦即五月十三日后的九个星期，「生活」杂志国际版所刊出的一篇文章。它的题目是：「在吉隆坡的静悄悄的政变」，足足两大页。
这篇特殊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一段不是写着那些错误的事实，对其实的歪曲，无来源的批评，故意的漏误，怪诞的结论，或是主教式的预言。真可说该获得现代新闻学底最澈底的特别奖。整扁文章读来，似乎那位被误导的编辑，在毫无思考的情况下，指定一名专访街谈巷议的专栏作者去报导一场战争一般。
我引述这篇怪诞文章的一段，足以暴露一名为了追求剌激性的新闻记者，在他底探索中所达到的深度。它写着：－
「一个故事经过很多的来源证实说，有五辆军车低达吉隆坡郊外双溪毛糯的痲疯病院，车上有喝醉了白兰地酒的兵，以及载满了漆了黑色的死尸，这是使人难于辨认其种族用的。那些兵士把痲疯人叫出来，给他们一些白兰地酒，叫他们掘了一个大穴。该故事说，痲疯院的被选中，是因为那些兵懒于自已去埋那些死尸，而认为没有人会和痲疯病人谈话之故。有事实可以证明这个集体坟墓之外还有其他的几个。」
现在，事实又如何？一共有一百零二具尸被葬在双溪毛糯痲疯病院的坟场，而是由警车载去的，全部埋葬工作，由五月十八日起，共做了五天才完成。
如说在获得痲疯病院当局乐意，让那些痊愈了的病人自告奋勇的协助埋葬那些尸体，倒属确实的。不过绝没有白兰地酒，酒在痲疯病院的病人是被禁止的。并不是兵而是警察协助医院当局进行这项工作。没有一具死尸是涂黑了的，但有几个，是因为被烧得难于辨认，他们已被烧得焦黑了。
每具死尸都包以尸衣，而具都个别埋葬。警方把全部尸体都拍照片，且具都有一个号码，并在每个墓上列明同一号码。这样做是因为某几具还有辨认的可能。他们的亲属或可由此而指认其尸体。
那些尸体除了葬在双溪毛糯之外，还有其他十一具，认明是回教徒的，则载往吉隆坡郊外鹅麦的回教徒坟场下葬。最后，我要说，暴动的结果，吉隆坡任何一处，均无集体坟墓。
我还需要说吗？是的，我还有一些话要补充的，尤其是为了英国或英共和联邦国家的通说员的好。现在英军正撤出这个地方，假如报章能少登这些意外至件对有肋于我们，明知他们所写的这些东西会有利于敌人而对我们的维护本邦和平增加困难，本邦本来已遭到马来西亚共产党、私会党和沙文主义者的困扰。
并不是在马来西亚的我们要英军出去。事实上是我们不能阻止他们自己的要离去。不过，英国人地须注意到，北京对我国的兴趣，我国的人口中，已有一相当大比例的亲北京份子。我们面对毛政权所鼓励的叛变的不断的威胁，除非我们以这种可能成功的对付它，否则，可能掌握它不住。尚使这事发生，亚洲这一地区的前途，必将是非常黯淡的。
内部的威胁是非常的真实和非常的危险的，它不但由中国而自外而来，但现在它看似，亦由我们的朋友通过他们的记者而来了－－造物何弄人也！
我写这本书原因之一，是要把纪录弄正确，以说明任何的严重局势，通常有其因果，一件华或是其情景一连串的，不离逻辑的互相牵引者，这就是何以这么的外国通讯员摔得头灰面肿。他们只是就发生之事取材，而他们并未作有目标及郑重的查究。此种危机的突发的来龙去脉。他们需要抢头条新闻，击倒其竞争者，这些对他们才是紧要的。
倘使一般上的外国通讯员是对马来西亚有广泛经验和认识的人，我敢说，绝不会使我们作任何的反控诉的。不幸的是，今日外国报章的人，大多是调动频繁，他们很多在以前并未来这个国家访问过。自然，他们之所以会造成过份的错误，只是因他们适在一出事地点，他们必须立刻行动，否则他们将难交差或是赢不到一条具名的大新闻。结果呢，他们的报争不是失于肤浅就是超现实，他们既没有时间、思考或是常识去有目的地写出有深度的报导。
我们想到这有关今日新闻学可疑的一章，我们所读到的难以相信的故事之时，我于是想到要跟着施汉诺亲王或是其他亚洲领袖所采取的途径，他们发觉到他们国家的形像亦遭到西方报章不负责任的报导所严重破坏了。但，当然，我将不会如此，虽然这个十字架是很难担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