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结论
第一节 五一三事件后对华人的影响与记忆的传承
五一三事件在官方说法是一种，但在民间却众说纷纭。由于当今马来西亚政府尙未完全开放相关事件的档案，公开的说法又欠缺说服民众的力量，人民总会设想政府，往往为了顾及国家利益，或者碍于政治利益，而不愿公布相关事情的真相，导致部分民众宁可选择相信谣言，选择对自己会比较有利的历史。
阿霞auntie认为要相信谣言，因为政府有意要隐瞒真相：
我宁可相信谣言，很多时候政府根本有意要隐瞒真实情况，相信谣言其实也是为了自保。（阿霞口述纪录，A12）
谢记者A认为政府发布的讯息往往基于统治者的利益，因此政府所公布的资料和事实一定有所差距：
以政府发布的布告来讲是基于他统治者的利益，是嘛！为此而发表的嘛！譬如说具体的死亡人数才说一百几十人而已嘛，其实根据外国通讯社的报导来讲就不只这个数目，但是这个具体数目是多少，谁也不知道。不公布我们也没办法知道，所以变成很多是存疑的，政府所公布的那些数字那种，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相信。（谢记者A口述，A20）
对华人的影响
五一三事件的种族冲突，以及造成长达约两个星期的戒严，除了在生活上带给人民各种不便外，也造成了人民紧张的情绪，甚至对他们造成了一辈子的影响以及心理上无法磨灭的巨大冲击。
作家林玉玲在五一三事件发生以后，对这个国家的情绪一直处于绝望跟沮丧的心情，她提到有许多人因此而移民到别的国家，重新开始生活：
像我这样的人，思想并没有受制于种族歧视的意识形态，原本希望建立一个美丽的新国家，但梦想破灭之后，出走似乎是比较容易选择的路。后来有成千上百的马来西亚人移民到澳洲、香港、新加坡、英国、加拿大及美国。（林玉玲，2001：224）
松先生在五一三当天亲眼目睹华人被砍杀以后，他一直不能忘记那种冲击，因此他选择远离原来的环境，到新加坡去生活。
所以五一三之后，我不在这里，我到新加坡去，我在念书。心里受到很大的冲击，事发当时那个被砍的脑袋阿，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仍是想到这东西……那恰恰事发第二年，第二年年终，我就离开了，因为阿！到第二年年头我就离开了，我到新加坡去，单纯去那边做工，对这里（马来西亚）非常的不满，那时候就是不满的情绪阿，自然是这样子的。（松先生口述，A3）
由于自身的经历，有这么一种极大的冲击，使他也无法信任国家政府，反倒更加愿意选择反对党。他认为一个民族使用暴力迫害另一个民族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是会让人对国家政府痛心失望的。
（五一三）对我人生来讲阿，是蛮大的一个冲击啦！很大的。我跟你讲过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那种老师的影响阿，叮啤我们要时常关心国家人民喔，那时仅仅只知道怎么样去贡献个人力量参与到社会组织去阿，让国家更团结，让民族做更好阿，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说，一个民族会使用暴力喔，一个民族会通过暴力喔，去对付另外一个民族喔，来巩固自己的正统，所以我打从内心喔就对马来人特别反感，也牵涉到今天我对所谓的国阵没有什么信任感。（松先生口述，A3）
刘女士与刘先生在事情发生不久，情绪依然十分的紧张，听到打架的消息他们就会开始感到害怕。
刘女士：不过初初五一三过了不久，有时什么发生一点点事情，我们就怕了喔。
刘先生：很紧张喔，那边戒严喔，那边又打架喔！很多谣传啰。谣言啰。
刘女士：一有什么我们华人就很怕啰！会怕的。（刘女士&刘先生口述，A6、A7）
五一三事件后不久，每当快到选举或者是听到风声说「乱啰！乱啰！」多数的华人就会开始囤积食物，深怕又遇到戒严，要跟其他人抢粮食。
差不多靠近选举那时就会买一些啰，怕他又乱啰。买一点点啦，没有买那么多，没有吃的话就放着。那时才有的啰，讲到选举啊，买啊买啊，一时打架又怕杀到来，就又买啊。一路慢慢就没有啰。现在不管他杀到怎样，就没有理他了，每一次买了回来又没有发生这回事，把钱压死了，是不是？（甲auntie口述，A2）
黄先生的叙述也可以说明，每次大选前，一般华人的情绪就格外紧张：
有，74（年）才大选，69（年）过后74（年）才大选。（访问者：然后买东西吗？）那时每次都买，每次都担心喔，过后就慢慢淡了喔。（访问者：那时岂不是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开始存东西啰？）是啰！很多都是这样。（黄先生口述，A16）
五一三种族间的冲突，致使华巫之间嫌隙扩大，这种情绪的反应，很明显的表现在行为上。最为明显的是，事发后不久，华人以不吃榴莲、沙爹（马来式烤肉串）、和椰浆饭等马来食物，作为无声抗议。榴莲多为马来农民所栽种，沙爹和椰浆饭则是马来人所贩卖的小吃，华人平常酷爱这几样食物，因此在华人拒吃以后，造成榴莲滞销，败坏腐臭，马来小摊门可罗雀。
五一三之后第一个吃苦的就是那些马来农村的马来人，因为他们的榴槌没有人吃，华人不吃，不敢吃，不是不吃而是不大敢吃，华人讲不知道有没有下毒。他们故意讲的啦，这是开玩笑的，其实我们不吃榴槌也是一种民族自动的对抗，因为你欺负我们嘛，我们就不吃你们的东西啰。那时最重要就是不吃榴槌，第一个，因为榴槌不能够放的，不能够存两三天的，它会坏的，第一个就是不吃榴槌。但是相反的，五一三以后，就是不吃榴槌的时候，我去新山，新山人吃榴槌。为什么？因为新山的苏丹保护华人，不准发生华巫冲突，谁发生冲突谁就要坐牢，另一个是彭亨，那两州苏丹，不准他们发生冲突。所以那边的马来人榴槌没有关系的，没有什么不好，我们这边榴槌真的没有人吃的喔，因为我们华人不吃，华人不吃你（马来人）自己吃吧。你吃能够吃多少？所以他们很苦。第二个就是不吃沙爹，本来我们最喜欢吃的嘛，但之后就不吃，这个叫无声的抗议啦，哈哈。（吴老师口述，A5）
不是不吃榴槌，是马来餐。榴槌不是他们卖的嘛，以前我们没有说吃榴槌、沙爹那些，只吃马来饭。Nasi lemak（椰浆饭）是马来人卖的，华人没有卖的以前。不要吃他们的东西，我们不要跟他们cakap（讲话），不要跟他们讲话。（阿娇姐口述，A14）
台湾中国时报也以「榴莲烂了的时候」为标题报导暴动事件发生以后,马星华人拒吃榴莲导致马来农民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收入被中断了。（《中国时报》，28-7-1969）发生暴乱的地点虽然是在城市，却间接影响了住在乡村马来农民的收入。
事后的检讨
五一三事件发生后，为避免惨痛的事件重蹈覆辙，检讨责任归属是有其必要的。如同各类学术著作各有其不同的见解（详见第二章第二节），受访者对于谁需为此事负责，亦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五一三事件是马来人已经预谋好的，是为当时副首相为了夺权而发动的一场种族冲突。也有的认为马来人本身也是受害者，是被政治人物利用，在刻意制造出来的谣言煽动下，卷入一场不必要的冲突之中。除了马来政要以外，也有人认为华人的政党也必须要负上一些责任。陈志勤在回忆录当中也自我反省，若当时反对党能够再谨慎一点，暴动就不会发生了。（许德发，2002：47）
关于马来政治人物在争权夺利的想法，显然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民众也感受的到，有可能是马来政权是刻意引发一场行动而达到其政治目的：
我认为一些人利用无知的人来推动这件事情，那是政府造成的问题，当时马来西亚的经济尚未有基础，并且普遍教育低落。我认为当时雪兰莪的州务大臣应该负起最大的责任。（符先生口述纪录，A17）
对个人生活而言，具体的来说应该是没有怎样的影响，问题是，五一三变成国家宣布进入紧急法令，成立了一个什么……就等于一次政变嘛！就等于把民主权归到理事会那边去，Razak就大权在握，就把东姑放在一边，就影响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竞争，那么国家政治竞争受到影响，当然个人也受到影响啰。（谢记者A口述，A20）
黄先生认为该负最大责任的是巫统的成员，而非普通的老百姓。事发初期，华巫之间虽有很深的芥蒂，只是随着时间流逝，华巫生活互动日渐频繁，有了更多了解的机会，部分华人亦逐渐反思对马来人的态度，进而认为马来人也是受害者之一。黄先生认为五一三事件是在政治气氛高涨的影响之下引发的冲突，不能完全怪罪被煽动的平民，若要归咎责任，则当时的政府应该承担最大。
马来人没有罪，是那些巫统那些人搞的，哈仑、拉萨，是他们搞出来的，现在这个的爸爸。马来人很多出来了，他们也是很无辜的，因为他们很多是被利用的，包括华人很多也是被利用的，对不对？当时大家都是情绪高涨的时候，你说谁对谁错？（黄先生口述，A16）
在日常与马来人接触的机会变多了以后，黄先生对马来人的观感渐渐的有所改变，从之前的极度仇视变成现在的朋友，认为马来人不尽然都是可恶的人。
仇视（马来人）到恨不得杀干净，仇视到恨不得杀干净。后来慢慢接触多阿，慢慢了解，并不是这样阿，马来人并不全部都这样阿，尤其是甘榜是很单纯的，我很多朋友都是很好。（黄先生口述，A16）
邹先生认为在没有任何直接外力之下，本地华人与马来人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因为华人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无时无刻都必须要与马来人接触。事情的发生不在于本地马来人，应该是多数是从外地来者：
我不觉得什么，因为我认为我们住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的啦，我们这个地方比印度尼西亚还要好啊，其实马来人也不是全部都是这样的啦，就是一部份而已，因为我时常接触的大都是马来人，以前我们接触的大多数马来人阿。我住那边也都是马来人，以前我住那边乡下的时候也是跟他们两隔壁，那边很多马来村阿，我们这边少了。时常来往啊，都没有什么事情的，大多数都是外地的，或是那边有些是不好的。（邹先生口述，A9）
当然，也并非没有华人内部自我检讨的声音。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中，完全与另一个种族隔离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共同生活在这个国家之中的华人，得适应与其他人和平共处。华姐认为在五一三发生之前，反对党胜利游行时没有顾及马来人的感受，态度太嚣张，华人本来就应该低调些，以和为贵，不应该主动挑起别人反感：
我希望真的是大家和谐的住在一起就好了，人生很短吧了嘛，何必要你争我斗？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有时候这件事也不会找别人谈，没有啰，过去就过去了这种事情，现在是重要的是向前看喔，看现在还有没有中文书读啊，这些啊，吸取记忆。有时好像我们华人做东西，不能够太嚣张的喔，静静做就好了，我们进行不需要给他张扬嘛，但是行动党就是太过张扬了嘛，一赢了就要去游行。（华姐口述，A8）
很可惜的是，政府一方面不开放讨论五一三事件以外，另一方面华人害怕法令（内安法令）的限制，加上无法得知正确消息下，多数都不太愿意主动提起五一三事件，以消极的心态看待此事件。致使这样攸关整个马来西亚政经社会的转折点，始终无法引发人民在台面上热烈的讨论：
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因为政府不提，人民不提，大家都不想再提啦，其实大家都很想知道真相，因为这个五一三很多传说都不同，我自己也听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可是没有办法证明，我们哪里有得证明？现在我们很多人干脆不要提他算了啰。（吴老师口述，A5）
对于政府对事件的诠释，尤其是官方白皮书的发表，华人普遍无法接受。因此事情既然被传得如此耸动，且所有外国相关消息都被禁止出版流传，而民间的情绪又十分不稳定，虽然政府试图归咎共产党、私会党和种族极端份子等为肇事对象，但因为有许多华人是亲眼看见非这三种份子行杀戮、抢夺财物等行为，也听到不少关于不利政府说词的消息。以致于他们不全然相信政府所公布的事情和资料，至今仍然认为政府对事情的真相真实度仍然有所保留。五一三事件让华人对政府产生了不信任感，甚至，有的受访者宁可相信坊间的流传，作为自保的一种方法。
2007年柯嘉逊的著作May 13面世，国会内却有几位上议员反应要逮捕作者，并列为禁书（《南洋商报》，14-5-2007B）；有些政治人物也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就毋须重提，更认为再度讨论五一三事件会造成种族情绪不稳定。在网际网络发达的今天，马来西亚人民要接触到外界对五一三事件的评论其实很方便，因此笔者认为，马来西亚政府严厉禁止这个话题的讨论，或者大题小作指责讨论此事，将掀起轩然大波，亦或者是禁言论、禁书，甚至于逮捕，这些是否反应过度。严厉的限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只会更加让了人民更想要去挖掘，甚至于相信坊间流传的消息。
五一三 经验的传承
五一三对大部分马来西亚华人的影响皆是负面的，华人的记忆中对此历史事件也较多负面的印象，但这样的印象是否会流传下去？因此笔者就针对受访者询问「是否曾经向后辈年轻人提及此事？」然而，得到的答案不一。有些会主动提起，有些则在被询问的情况下才会将此事一一道出，有的人虽然将五一三经验的告知询问的人，可是若没有被更进一步的追问之下，他们会选择将经验轻描淡写的带过。每位受访者的反应都不尽相同。归类受访者对五一三事件的集体记忆的再诠释，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 有的受访者认为，由于事情已经成为往事，并且都是不美好的回忆，既没打算追究也不想再提起，除非后辈在接受相关的信息而向自己询问，才会考虑将自己的经验告知后辈：
可能是不好的吧，我也不想讲。最大的那个孩子我也没有讲过。其实这种事情，哎呀，我的人是这样，我希望真的是大家和谐的住在一起就好了。（华姐口述，A8）
二、有的则认为这段历史必须要被记载下来，以便流传后代。毕竟事情的真相封尘于政府部门的官方档案，既然华人经历了这么严重的一起事件，这段历史也不能随便草草了事的被忽略、被淹没了。这类受访者认为老一辈为马来西亚政府所付出的代价必须被慎重的纪录下来：
我经历过五一三以后，对种族相关课题都相当注意，常常将讨论相关主题的文章都收集起来。譬如最近马来西亚7月（2006）开始常在争论的「种族课题」，这一系列报导中又常牵涉到五一三事件，并且把五一三事件归咎于华人身上。这一系列的讨论会勾起了我对五一三的回忆，旧事不断重提，责任却都仍归咎在华人身上，我觉得十分痛心。我常将相关的报导剪贴起来，留着，当女儿长大时我再跟她说这件事。（阿霞auntie口述纪录，A15）
前人的经验必须要传承下去，这是阿枝的想法：
因为我要告诉他们，就是说你的长辈们是经过多么辛苦，经历了降多波折，经历了这样多……他爸爸他们因为住在怡保那边就没有啦。会的，我很喜欢告诉他们，他们也很喜欢听。（阿枝auntie口述，A13）
无论受访者选择告诉抑或不告诉他们的后辈，但既然他们愿意接受笔者的访问，也就代表了受访者们愿意将他们的经验通过文字纪录下来，这也不失为一个十分宝贵的经验传承，且更能够将这场经验保存传递给后世。
总归来说，笔者访问的华人中，主要可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亲身经验者；一种是身处于非冲突最严重的地方，但是曾经目睹纷乱情况者；最后一种则是道听涂说者。最后一类者虽没有亲身经历的经验，对五一三的印象多半由当时流传的谣言建构而成，自身的经历往往只有戒严时的感受。不过这一类型华人即便没有首当其冲的亲身经历，却可以透过归纳、分析他们记忆中的这些谣言，查证谣言的真实性，也可以得知谣言在当时的力量，甚至对现今的华人而言，亦具一定的影响。
未经历过五一三的华人，求学过程中，课堂学习多半也不能提供足够的五一三事件相关知识。因此他们对五一三事件的主要印象，往往只能透过经历过此事件华人的集体记忆，作为知识的基础。因此这群未经过五一三的华人，若是对此事件感到好奇，就得求证于长辈。但长辈的自我记忆的塑成，是建立在自身对五一三事件的经验、谣言与他者的说法，三者混杂，它是时代的混合体，又再经过自我主观的筛选而成。因此未经历过五一三事件者，对五一三事件的历史认知，乃是当时经历者集体记忆的投影。经历过五一三事件的华人在选择对五一三集体记忆的同时，就已经决定了现在华人对此事件的印象。
第二节 未来研究议题
涂尔干（É mile Durkheim，1858-1917）曾经说过：「每个社会都需要一种和过去的联系感，以维持目前某种程度的和谐统一。（转引自萧阿勤，1997:266）」集体记忆的历史延续性，以及过去对现在历史的影响力是存在的。我们必须藉由五一三事件，让马来西亚华人可以从中思考他们对国家及社群的认同，与国家社会的融合等方面的问题。Schudson认为「过去的记忆会影响目前的状况，不只是因为个人痛苦的经验或某一代人遭逢的危机……它同时也因为记忆是制度化地存在文化形式与社会行为中。（转引自萧阿勤，1997：273）」五一三事件过后一段时间内，马来西亚华人一方面透过囤积粮食，以无声的行为，透露出五一三事件的真实存在，但另一方面却又避而谈及五一三事件，欲盖弥彰之下，五一三事件始终绘声绘影，流传在华人社会。
虽然近10年马来西亚已经渐渐默许讨论五一三事件，民间的刊物陆续缓缓出版，政治人物在提出种族课题时偶尔也会牵扯到五一三事件，间接影响报章趁机检讨五一三所带来的影响。乍看之下，相关的讨论似乎不再被公然禁止，但大部分华人仍然很在意内安法令的影响。就像笔者所访问的阿霞auntie，虽然她愿意告诉笔者关于她的经历，但她要求笔者不要录音，只能用笔纪录。甚至，不少曾经历过五一三事件的华人，当笔者表明来意，马上就被拒绝访问。不过，大部分人仍愿意接受笔者的访问，仅在涉及一些受访者认为敏感的话题时，他们会要求笔者不要与以引用。可见，就算这起事件已经过了近四十年，政府不鼓励谈论的影响力，依然产生了效用。除了华人不敢对此事高谈阔论外，在建构相关于五一三事件的历史论述中，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一即人民对此事件的记忆极为多元，却尙未有硏究者大规模在全马各个地区，作棋盘式的搜集、整理当地居民的集体记忆。笔者目前访问了二十一人，在访问过程中笔者发现每一个地区的际遇都不一样，不同的地区有其不同的特色，每个区域都是一块历史的拼图，有其特殊及値得探讨之处。
笔者认为未来的硏究者仍可以持续硏究五一三事件的口述历史，无论是以何种族群为硏究对象。单就华人这一种族而言，透过搜集更多的口述历史，并且将之与各类文献、档案资料交叉比对，势必就可以再呈现更多关于五一三事件的面向。甚至可以扩大访问人数或选定特定区域，进行区域性的分析硏究。笔者仍旧期盼未来会有更多官方或私人的档案出现，以便后续硏究者，厘清五一三事件的各种疑点、还原历史的真相。
即使五一三事件仍然被刻意忽略，真相始终扑朔迷离，人民又普遍对国家内部安全法令赶到恐惧，但这起事件在华人民间依然在流传；华人的集体记忆仍然可以透过种种微弱的管道，不断地传承下去。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五一三事件也许逐渐被马来西亚年轻华人所不了解，然而其曾经造成华人的冲击，仍然保存于无形的重复仪式中，以及深层的潜意识之中一即养成了每次大选初临的敏感性、防卫性。因此，即使「真相」尙未明朗，五一三事件的影响就仍然会以集体记忆的形式，在华人的社会中一直存在着、流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