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华人的集体记忆：五一三事件的经过
由于每位受访者当时所在的区域不同，他们对五一三事件的经过之感受亦有所差异。每个人收到事件发生的消息都不尽相同，有的是在自己的家，通过邻居或亲戚朋友告诉他们的;有的则正好下班，在路上看到各种不寻常的状况。这一章将呈现受访者在五一三事件发生的经过，以及之后他们处在戒严时的生活情况，并归纳受访者的经验相同与相异处，作分析与比较。
第一节 冲突的爆发
在笔者访问的华人当中，并不是透过亲眼目睹种族冲突的经过，才知道冲突发生。绝大部分受访者当时就已经待在家中，从广播或者亲友的电话，接到暴动的消息，因此不敢外出。然而，松先生却是亲眼看到冲突爆发的目击者：
他们（马来人）游行出来，已经到这个位置，这边刚好有一个交通灯（指地图），所以那时候有交通灯，他们用那种面包车作为前导，用人拿布条这样游行，游行到这个位置，然后面包车由这边overtake，面包车打开之后，冲下来就是军刀。这边车站是最热闹的，这边也是有车站，我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在这个位置，我就看啊，看他们游行嘛，我就想走前去看嘛，看他们面包车over take，拿刀出来，一拿出来就砍人了，所以当时候这边死很多人，他们也追过来这边，这边也死一些人，这边也死了一些……我只知道布条这边，马来人从这样出来，第一个时间看到他们在砍人头啊！甚至我看到追着人过来嘛！我也跑，我还亲自看到一个年轻人跑在我后面，我回过头看，看他半边脑袋给人劈下来。我印象很深刻，我也跑，我那时候跑最尾，后面他也跑，我跑我也往后看啊，他就离我已经不是很远，那个人走了不及，倒了。（松先生口述，A3）
亲眼目睹流血事件，这当事人来说不仅是个印象极深的经验，相对的冲击也相当强烈。以致于他对当时的时势感到心理不平衡，至今回忆起这件事情，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复。
而阿霞当时全家住在文良港附近，当时她约莫15、6岁，就算他们是透过亲友转达知道冲突的消息，仍旧掩盖不了内心的恐惧：
事情发生时，我正在家里面，亲人打电话通知我们家说外面的情况很乱，开始「排华」了！我妈妈害怕极了，全身不停发抖。（阿霞auntie口述纪录，A15）
甲Auntie五一三时住在半山芭（离市中心不远，是以广东人为主的地区），事发时正前往咖啡店买饭，听到冲突发生，吓得躲在店里不敢出来：
那边很多混混的，做大哥那种啊，收钱的，就是这些混混啊，收保护费啊，白粉仔（吸毒者）就比较少。那边经常会有打架的。所以那天我爸爸又煮不够饭嘛，就叫我去咖啡店买啰，咖啡店有卖杂饭的，所以我就去买啰！后来有人跟我讲排华啰，五一三人家说是排华的。当下我以为人家打架而已，我就不敢出来啰，我就躲在咖啡店里面啰。后来我妈来找我啰，听人家说从Kampung Baru杀到来啰！（甲auntie口述，A2）
恐怕因为当地华人较多，因此执法部队在执勤时手段就较为激进：
跟着他们又放那些催泪弹，你知道吗？放那些叫teargas，呛到我们哭啊！（访问者：他们乱放的吗？）他没有的啊，你人多是不是，他们一来到就丢的啦，他没有理你的啦，飘进屋里，很刺眼的！很割喉的，一定要遮到黑黑的，不能给他看到光的，看到光他就开枪的啰！（甲auntie口述，A2）
陈先生在冲突爆发当年住在中南区内一个华人新村，虽然才10岁，但是记忆深刻：
发生这个六点多五一三才发动。大约六点多，晚上傍晚，我还记得那时我去杂货店买盐的时候，那个老板叫我快点走，说那些马来人杀我们了，我还跑回去告诉我们家外面杀华人喔！我一直问我妈妈，爸爸咧？爸爸刚刚去游行喔！参加那个陈志勤医生的游行喔！哇，我们哭，整家人哭！怕，真的怕。后来我父亲赶回来，他坐motor乱撞回来，他说他赶回去集中的地点，也是在中南区。（陈先生口述，A4）
陈先生当年的村庄以华人为主，且多惠安人，暴动发生后整个村庄都处在戒备状态，且同仇敌忾的气氛下，村内凝聚力更强：
我的家就在这个路口中间（画图），第一间屋，我们感受最多，听到枪声也是最怕，真的！枪声啊，其实是兵来的，我们人民没有枪啊，只有那个铁枝，铁罐，还有那些水喉（铁水管）拿去做武器而已。又很巧，那时我家外面有个铁厂，那个华人老板来的。因为我们家在第一间嘛，路口第一间，铁厂就在我们家对面嘛，那个老板人很好，为了保护整村人的生命啊，他以为马来人要冲进来要杀我们，真的！这个不是讲骗话的，是有个动向，我们小孩子全部都怕，哭到整村人都真的怕了，敲锣打鼓，真的你感受到敲锣打鼓，用油桶来打啦，喊啦！会吓到的。（陈先生口述，A4）
我们那时的父母喔是三十多岁，他们全部游水去河那边，到巴剎（菜市场）去……（访问者：买东西？）没有买！去抢啊！那时巴剎哪里有得买，全部锁住了，差不多一大班年轻人去抢食物回来给整村的人吃。我最清楚，而且不是说我第一间是这样，是我家的门口做一个站，分伙食，我们自己自供自给，杂货店的老板全部把他们的东西拿出来，奉献出来。（陈先生口述，A4）
Charted Bank这里，以前是旧店来的，两层楼旧店来的，这边有一个饼干厂，康园。康园还有在，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在Cheras，美达花园路口，Maybank隔壁，他的store，我记得很清楚，我还有去啊，我很大胆，我跟那些年轻人去推啊，三轮车开到店的后面门，去把那整个store的饼干全部推过来这边，分派给其他人吃，没有伙食啊！（陈先生口述，A4）
华姐当年住在离吉隆坡市区有段距离的八打灵市（Petaling
Jaya），但她同样感受到事情发生时的紧张。不过在八打灵市的经验显得比在吉隆坡地区宁静多了：
他（公交车司机）来到那边，他就说：「下车！下车！我们不再跑了」这样子喔！他什么原因都没有讲喔！我就下来啰，不知道怎么办好咧！幸亏车上还有另一个朋友的男孩子，以前在我们那个家住了几天，因为还没有找到屋子啊，他就在我们那边先寄宿几天，那个Josh Lim。Josh Lim看到我就说：「来来来！跟我走！」喔，我们不知道，还不知道做什么咧，他没有讲，我就跟着他走啰，因为都夜了嘛，那时候都天暗了啰，七点多……七点半过后。这样我就跟他走啊，我走的时候喔，过去那个联邦大道喔，那边Hilton Hotel对面还在起着那些商店咧，那些建筑里面的人就大声在叫喔！「你们快点走啊！快点走啊！排华啊！排华啊！」这样，我们更怕啊！跑得更快啰！那时候才知道做什么事情，然后就跑到他，他的屋主的家啰，就是Josh Lim屋主的家，就在那过夜，我们就在他那边过夜。13号一夜，14号一整天也在他那边喔。（华姐口述，A8）
刘女士刘先生为姊弟，当年住在事发首当其冲区域Kampung
Baru附近。两姊弟家夜里遭到无欲警的纵火，是当时十九间被烧的华人商店之一。附近华人居民同样遭来横祸，而他们一家则因为受到华人镇暴队员协助，才得以侥幸逃过一场劫难：
刘女士：是看到那个屋子整个烧，跌下来这样子啰！看到那个屋子烧起来的时候眼泪都流出来了。好像人家烧那些纸屋这样，那时候是板屋来的嘛，就看它烧。
刘先生:……我们在那边，在隔壁那个三层那边躲几个小时，在那边喔！刘女士：我们在第三那层，然后他放火我们就跑下来啰，他在上面放火下来，这样你就要逃下来啰。他从上面放火啊，好像是，我们就没办法，只好逃下来啰！
刘先生：还有啊，他开枪，那个店啊前面有那个窗口的啊，有些这样看下来啊，他就开枪。
刘女士：这样看啊，有枪的你就想是什么人啰，当然是那些兵啊！我们的亲戚有个女的是不是，一装看（偷看）窗，就给他打死啰，真的！给他打死，她这样装看一下，砰！死啰，这样三十多年了喔！（刘女士
& 刘先生口述，A6、A7）
刘先生：这样啊，差不多到整十点十一点喔，我们就……那个警察啊，红头兵啊，华人的啦，就叫我们的人逃啰。
刘女士：带我们出去，他（红头兵）说他是华人啰，他保护我们。我们可以出去，才没有那个马来人一直追杀我们喔。（刘女士&刘先生口述，A6、A7）
由于受访者中并非同住在一个村庄，因此彼此的经验不同，如松先生、陈先生以及刘姐弟这四位受访者住的区域较为邻近，然而，他们的遭遇也不同。由于这些受访经验，分别属于不同地区，事发状况难以互相印证，但他们初遇到状况，惊慌、恐惧、担忧却是共同都有的感受，则是无庸置疑的。
第二节 充斥全国的谣言
在五一三事件刚开始的几个小时内，政府尙未完全中断各地的电话通讯，因此人民可以透过电话交换不同的消息。这些消息中真真假假，时而真实，时而夸大，时而虚构，各种谣言四处散布，不仅造成了人民不安，也令民众对政府产生了不信任感。当然当时政府为了挽回民心，安抚人民不安的情绪，一来限制了报章媒体的传播，再者，频频于广播和报章上，呼吁人民切勿散播及听信谣言，甚至对散播谣言者祭出法令，予以抑制。然而，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谣言早已流传于民间，甚至这股谣言力量影响至今。本节主要以民间三项广为流传的谣言，作分析与比较。
4-2-1 戏院前的杀戮
五一三事件当中最耳熟能详的事件，也是每位受访者都会提及的，即是5月13日当天，秋杰路上两间播放不同语系的电影院，发生互相砍杀的种族事件。无论访谈、文献都曾涉及，真实性颇高。只是仅仅在戏院的名称、事件的细节有所差别。受访者最常提的是以华人为客源的京华戏院，与以马来人为客源的联邦戏院，说法相差无几。以下引述陈先生听到的消息做为代表：
那边有两个戏院你知道吗？我们跑出来看到，我还有看到，我们跑出来看，他开放两个小时就戒严。（访问者：戏院开放？）不是，那个地区开放后，我们快点去买东西，我们跟父母去，我父母不给我一个人去，我亲眼看到，你知道那边有个京华戏院跟联邦戏院吗？那边两个戏院嘛，听说那天晚上那边砍死很多人，京华戏院咧，他们马来砍我们华人，联邦戏院是华人砍的。（陈先生口述，A4）
甲auntie则提到非报复性的砍杀，而是军队枪杀的例子：
后来戏院播着「负心的人」啊，后来那些人说戒严啰，说戒严那个戏院的人不信，想着播完才散，做完散（场）一出来，兵车就过来，很多被他们杀死。（访问者：就是这样扫射吗？）是啦！是这样扫射的啦，没有理你的啊！很多啊，一时那些过了，那些枪洞留在楼梯那边，真的啊，几多冤枉死啊！（甲auntie，A2）
学者Slimming同样也提出类似的说法：
黄昏时，戏院刚散场，警察叫观众在戏院里面等待救援，先有一批被警察安排的小客车载走，而后来一台军用车来到，民众等不及争先恐后得上车，结果让军队以为自己被攻击，于是开枪扫射，有些人受了伤（1969：33）。
戏院事件，笔者未能掌握到确实的目击者，不过既然每个受访者都会提及，连笔者当时在南部的母亲也曾经跟笔者提过，倘若此事件无任何真实性，就其流传的范围而言，也可见当时谣言的力量是如何惊人了。
4-2-2 联成巴士事件
发生在文良港的联成巴士公司事件，是一宗华人员工在路边攻击马来人案例。受访者中有三个人同时提到这件事情，而且这三人分别为听到谣言者、目击者，以及参与者：
吴老师听说过文良港的联成巴士那里，曾经有过员工与马来人对峙，虽然并无打斗起来：
在文良港那边，文良港以前一个bus公司很大的，叫联成bus，他们的人要下来，联成bus的工友啊，在路边等阿。结果他们（马来人）看，打不起来。联成bus公司里面的都是黑社会里面的人啰，你敢来，你一定死的，他马来人自己欠揍。我所知道的，马来人把他们叫回去，他们也知道这一批不好惹的，因为联成bus的司机不好惹的，而且他有个修车厂来的。那边打不起来，那边打起来就麻烦啰！那是很严重的。（吴老师口述，A5）
当时阿霞住在联成巴士附近，她楼上住着公交车公司的员工，她亲眼目睹到这一群公交车员工在路边攻击马来人的行为：
我之后站在阳台往外看，看到一台台的军车经过门前往秋杰路的方向去。因为消息传得太凶，所以楼上的巴士公司员工已经无法忍受，拿了木棍什么的当武器，就站在公寓旁准备攻击。他们拦下路过的摩托车骑士，问清楚他们是哪一族人，如果是马来人，他们就马上痛殴他一顿。（阿霞auntie口述纪录，A15）
黄先生则是直接参与文良港公交车员工在路边对马来人的行动：
就是那边啊！我去参加那边啊！集中在那边嘛！就集中在那边。因为鹅麦（Gombak）他们（马来人）出来，就准备出来跟他们打，准备去Kampung Baru，听说增江（Jinjang）那边也是。那边（文良港）莫名其妙一下子就组织起来了，一下子大家就集合在一起了！完全是集合起来就对了，我们去联成巴士准备要和他们（华人）聚在一起了，去联成巴士要准备车，杀去鹅麦……等他们车多，看到马来人过去，杀！摩多（机车）也杀，车杀，车照样丢！一下子大家就集合在一起了。（黄先生口述，A16）
巧合的是这起事件，笔者恰好询问到听到谣言者（吴老师）、目击者（阿霞auntie）以及参与者（黄先生），透过三者经历的交织，建构出一个更为立体的历史图像。亦增添了一则谣言的真实性。
4-2-3 执法部队
在暴动发生以后，引起马来西亚华人恐惧者，除了不知何时会冲进来的马来暴民外，还有难以信任的执法部队。照理政府的任何措施应是保民，而非扰民，但如同许多著作所提(详情可参考第二章第二节)，执法部队的公正性确实有可疑之处。受访者亲身经历里，对不同的执法部队，感觉亦有所不同。加上谣言的散播助长之下，也动摇了对政府所派遣的部队之信任。
在Slimming的书中，以医院高层员工的描述，提出三种不同的伤者状况：
晩上7点到8点之间，送到医院的大部分是受到刀伤的华人；8点30分到10点30分之间，送到医院的华人和马来人人数差不多，有各种不同的伤口；而在10点30分以后，全部送到医院的都是受到枪伤的华人，一直到凌晨5点有80人已经死亡。(1969:30)
当时的民众无法拥有枪枝，言下之意，受到枪伤者，必定是政府的部队所为。
各种部队之间亦有所差别。Slimming认为军队和警察之间并无统一的指令，他们各自执行各自的任务，晩上9点警察抵达峇都律(Batu Road)，但他们没有维持秩序，之后换成镇暴队，之后整个晩上枪声不断。Slimming认为警察是较军队公正的。另外，被调动到吉隆坡镇压的砂劳越武装部队，却因为「太公正」，而在执勤16小时以后遭到撤换了(1969:31)。受访者黄先生同样也有类似的感受：
那么在实施戒严的时候，沙巴的军队来啦！沙巴的军队是伊班人阿，伊班人比较多，他比较公正阿，很多华人份子是暴动份子来的，他比较公正的执行任务阿，反正是实行戒严啊，不管你是华人什么的，只要是戒严时出来，出来就照打。那么沙巴的军队来到的时候啊，就在Kampung Baru里面啊，看到马来人聚会在回教堂，他们照样开枪来扫射。(戒严时期不得聚会)那么中央政府看到沙巴军队这样子做，就把他们全部调回去，改用马来军团。（黄先生口述，A16）
类似的例子，许德发所访问的刘姓华人，亦认为部队过于「公正」会引起政府当局的不快（许德发，2002：43）。
以下将透过受访者与政府执法部队互动的亲身经历，来陈述各种部队在华人眼中的观感。
当时居住在马来村庄的阿娇姐，村里仅有三户华人，虽然身处郊外的村庄，却也让她感觉到冲突的紧张。但暴动后不久，红头兵经过村庄予以恐吓后，阿娇姐全家感到生命备受威胁，感到害怕与惶恐：
那些兵一车车载进去里面，不懂还是什么啦，就「哇！」很大声讲喔，他说：「你们小心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出去在门口我们自己的范围玩嘛！没有到马路外面，没有啰！他（红头兵）说你们小心啊，我们今晚就要烧你们的屋子降讲。这样我们那时候才怕起来啰！红头兵啰，他们叫到很大声嘛！他说：「你们看好来，今晚要烧你们的屋子」一车过又这样讲，两车过又这样讲喔！这样我们就怕啰，怕是因为那时候刚好戒严嘛，戒严不可以出去啰！（阿娇姐口述，A14）
和睦共处的生活突然被破坏，而且负责镇暴的执法部队还不分青红皂白恐吓毫无防备的华人平民，因此华人对他们有着愤怒的情绪是很自然的。如前所述，松先生曾经目睹有武力装备的马来人砍杀华族路人（第四章第一节），再加上守夜时曾亲眼目睹，外州来的巴士载着许多已经变装的马来人，因此松先生对政府十分的愤怒：
守夜的时候我们曾经亲眼看到，外州的巴士车，外州的巴士车载着年轻人全部绑头巾，载着他们走，不是那种武装的喔，是变装的喔，所以这就可以证明他们是有预谋的，是一些集团来着！能够动用到这些暴力的，应该都是武装部队的，使用武装部队来镇压来杀你们（华人）。这个是我们大概能够所知道的情况。（松先生口述，A3）
当然，在华人眼中，执法部队也并非全是负面的形象。刘女士与刘先生的家在被纵火之前，有个华人的暴动队就曾前来带他们离开，救了他们一命：
刘女士：那个红头兵啊，我们叫红头兵，是华人来的，他说我是华人，红头兵，他保护我们过去那边啰，耶，带我们出来啰……他才刚带我们走，那边（马来暴民）就追来了喔，从后面就追来了喔。
刘先生：那个……红头兵的罗厘（卡车）载我们喔，就跑出大路这样啰。出去看到，看到满街都是玻璃啊，车啊！烧啊！还是什么的，很乱。（刘女士&刘先生口述，A6、A7）
吴老师对红头兵也有较好的观感，认为他们态度和善，事件爆发的隔天吴老师也受到红头兵提醒，免去不必要的麻烦：
吴老师：我有一张通行证，一张通行证，所以我能够到外面来，所以我知道外面的情况，虽然有戒严令，但当时我有permit，我可以走。我看到很多警察，很多红头兵在路上守着，他们这些红头兵对人很好。我要载一个朋友的女儿，是医生来的，载一个女医生到中央医院，我走Kampung Baru，他们都会叫我说你不要走，你走这边不方便。我指给他看，我说我有通行证，这个是医生。他（红头兵）说好，你走远一点的（路）。他很好（心）的劝我们。真的，后来我走那个Circular Road，现在叫做Tun Razak路，以前叫做Circular Road，我走那边就看到火烧屋子啰，直升机在天上旋转啰，火烧屋子。这证明，因为那边还是他们的区，在Circular Road那边。那时上午11点左右。这是五一三过后两三天，我都忘记了，因为我还载我朋友的女儿去上班。在街上看呢，可以说很平静，我们华人也守规矩，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乱乱走吃亏是我们，因为犯法。可以说那个时候的警察对我们很友善，后来这些红头警察呢，就给调去Penang，全部调走。
访问者：为什么呢？
吴老师：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警察对华人太好了。（吴老师口述，A5）
当时的执法部队有警察、镇暴队、马来军团、砂劳越军团、保安队等，要细分并不容易，容易搞混，于是有的民众就靠执法部队的装备和手上的徽章来辨别他们之间的不同：
我看到了红头兵跟军队驻扎在村子里面。不过军队也仅驻扎在大街上，我们靠手上的徽章来辨识军队的种类。（符先生口述纪录）
那些红头兵暴动队有很多华人的啊，本来很多华人的啊，但五一三过后就全部解散，华人一个都不要，全部是马来人。那些民间放风队啊，我们叫红头兵，他的帽子红的嘛，红头兵，红头兵，在Kampung Baru他（红头兵）照样打马来人的嘛。（黄先生口述，A16）
从上面的口访内容，也可以发现受访华人对执法部队的好感，主要以红头兵为主。华人口中所谓的「红头兵」，是由多元种族组成的镇暴部队，当中亦有华人参与，因此相对其他部队而言，部分华人会感觉比较公正：
幸好咧！Kampung Pandan有一个暴动队，红色的，暴动队，好像有暴动就是他出的，幸好是他们那边保护了一些，那边暴动有乱啦，他们暴动队在就没有乱，他们就比较公正一点，他们的头是华人，他就公正一点，他就没有乱，没有乱扫。（邹先生口述，A9）
虽然多数的受访者对红头兵的观感较好，但对照阿娇姐的情况，红头兵却又变成恐吓她身家安全的恶徒。单是一种红头兵，就有正负两面评价，更何况所有的兵种、部队。要追究受访者的访谈内容是否属实并不容易，因为必须涉及去探查、考证总共有哪些兵种，他们又出现在何时、何地等，这些都得等官方公布确切资料才可能作进一步查证。然而，笔者推测有可能造成民众对部队的观感不一是导因于：一、民众分不清执法部队的种类。在官方报告书《五一三悲剧》中曾经提到执法部队有四种类型，马来军团、镇暴队、警察以及保安队。在没有实际看过这些执法部队服装与配备、以及各自的英文名称之前，笔者对其分类也并不是十分了解，亦猜测受访者对这些兵种亦不易分别清楚。例如在黄先生的口述中，他就把砂劳越军团当成了沙巴军团（注10）。究竟大部分人所称的红头兵是否泛指所有的执法部队，还是单指镇暴队或暴动队呢？依据Kua和Vorys所叙述，其实在有些首要冲突的地区是由马来军团维护秩序的（Kua，2007:64、Vorys，1975，338）。前文提及执法部队有所偏执时，一般人民分辨这些执法部队的种类，是以他们身上的徽章、服饰作为辨识，所以统一称为红头兵。但是否当时执法部队都会穿上容易辨识的服装呢？恐怕还得再做深入的探究。二、每种部队里也有好坏人之差别。三、因为时间差别的问题。如五一三当天晩上混乱情形严重，执法就要为严苛，到第二天局势安定后，则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但不可否认的，就是因为民众不了解政府的措施，政府未妥善交代执法部队的管理与派遣，部队本身也缺少公信力，就使得人民产生更多的误解
4-2-4 华人对私会党的印象
五一三事件之后，政府确实将私会党份子作为肇事份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之一（全国行动理事会，1969:2、26-27、56）。但另一方面，五一三事件发生的时候，种族对立的情形十分严重，当警力无法维护的地区，华人又无法立即组成出一个有效率的维护组织，私会党替华人「代为出头」就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许多时候，他们主动保护华人并且进行反击，改变华人对私会党成员的负面印象。在部分华人的经验中，面临慌乱无助的时候，私会党成员比警察、军队更能带来华人的安全感，甚至作为一种报复情绪的执行者。
五一三来讲，私会党有些是大胜利，发挥一些作用，很大的作用，尤其是中南区那带阿，假如没有当时的那个私会党阿，当年的一个叫做五组会，那个五组..它叫「马来西亚五组武术会」阿！这些人在那个太子路那边阿，他们也组织了一些人喔，进行反击。（松先生口述，A3）
我们中南区这一带啊全部有私会党，其实私会党那时也是有作为的。真的，我告诉你，那时六十年代的青年的感受，私会党真的可以帮我们解决种族意识，种族的斗争，他给我们出头的，真的，给我的感觉就是私会党是给我们打前锋的，真的，那时的私会党不只打架啦，他们对种族那些也是很厉害的，很极端，杀他们马来人，真的杀，他们也杀到很多……（陈先生口述，A4）
以往私会党往往进行收保护费、敲诈、拐骗等陋习，日常生活中并不受民众欢迎，但在五一三事件时，有些私会党成员在华人中的形象却略微提升，至少人民看到是私会党成员以性命跟马来人相博，那些在大选时喊着为人民、为社会，空喊口号的政党人物，反倒没有为华人出任何一口气。因此，暴乱发生时，私会党反而成为人民的一种寄托，是保护者，也是宣泄情绪不满的执行者。当然，抢劫和掠夺马来人等行为，华人仍是无法苟同的。因此华人并不会将私会党无限上纲成是暴动时的英雄，只不过是认为，私会党成员的确或多或少发挥了一些保护的作用。
第三节 冲突后的搬迁
华人在暴动发生以后，选择离开原来居住的地方到别处暂住，除了为了自身的安全以外，也凸显了对同区居住的马来人的不信任感。受访者回想平日与马来邻居之相处情况，大部分认为交情不错，互有往来，并且相处融洽。由此可见本地华人对马来人本来并无特别的提防，只是在发生种族暴动以后，华人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直觉选择自己的族群共同居住作为首要的安全考虑。又加上各种负面消息的影响下，大部分华人在那之后，开始对平日交好的马来邻居有些许戒心，一方面是不想造成对方的麻烦，另一方面则担心马来邻居选择了维护族群的利益出卖自己。
莲姐当时住在万桡（Rawang），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小村庄。事情发生以后，全村住户不久都搬走了，但莲姐的父母亲碍于工作，直到十点多返家才知道全村都已经去避难的消息：
到晚上的时候，他们讲来了啰！来了啰！我们几姊妹就在家里哭啰，是吗？跑到隔壁的人家隔壁去啰，他们讲要跑啰，跑喔！跑去山顶啰，我们就不敢跑，几姊妹就在回家里等妈妈回来啰！妈妈讲全部整村人跑到完了喔，只有我们几姊妹抱着在那里一直哭，后来我妈妈看到这样子喔，人家整村人都跑到完了啰，后来我妈妈就拿着，替我们收拾的衣服，全部的，还有，以前面包很少的，拿那个面粉放点糖搅搅搅，放去镬里面煎啰，煎成一块一块这样子啰，煎了十几二十块，拉着我们，三更半夜跑到坟墓里面去，坟墓黑黑啰，拿电筒啰。我爸爸没有走，我爸爸在家里看东西，看家里啰。妈妈就带着我们六姊妹啰……我妈妈讲走了走了，整村人走了，不可以留了，人家知道我们在这边会砍死我们一家人了。那么我妈妈就拉着我们走啰，去一个山顶那边啰，坟墓啰，在坟墓那边睡了两个晚上。在那个坟墓那个草堆那边，有些就睡在拜神那边啰，睡了两天是不是，零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啰，水也没了啰，我妈妈就拉着我们回家啰。回家是不是，看到家里喔，整村人还没有回来喔，回来后妈妈到了晚上又煮好饭吃了是不是，又拿那个饭盒，又带我们到别的森林里面去，森林里面去，又是到坟墓那边去，到坟墓那边又睡了两天。（莲姐口述，A12）
松先生本来住在情况最严重的秋杰路（Jalan
Chow Kit），因此事发后，他们一家选择搬迁到距离约三公里远的亲戚家去避难：
就是跑，跑回家嘛，跑回去，跑回去待一两个晚上就走啦，就回到那个水堂路去啦，因为这里不能待嘛！我认为，这个地方是很危险的，非常危险，基本上很多人都走了，能够投靠亲戚他们都走，那当时谣言满天飞啦，很多谣言。（松先生口述，A3）
阿娇姐当时居住在以马来人居多的马来村庄，由于被经过的红头兵恐吓，并且不能完全信任同村的马来人，因此他们决定让妇女和小孩搬到以华人为主的地区去暂住。但他们也害怕搬到别的地方暂住以后原来的住处会被别人所占据，因此如同莲姐的父亲一样，多数男性成员会选择留在家中，看守家中财物。我们出来的地方叫七条石啊。我们本来是住在甘榜里面Siong Keto嘛，一个是Batu Caves，一个是黑风洞那边啰。这样出到来这里人多啊，华人比较多嘛，这样我们出到去那边，但那边的人家又走了喔。以前的门没有说锁到很紧的，那些板屋，怎样开着都没有人去抢的、偷啊，没有人的。这样子有些人，不认识的啦，他们人很好心啰，跟我们说不如你去那家人啦，那家人已经去了增江。这样我们就待在别人的家里啰。（阿娇姐口述，A14）
刘姐弟一家，由于房子在5月13日晩上被暴徒烧了，因此在警察以及镇暴队的协助下，搬到默迪卡体育场的难民收容中心。当时他们身上任何随身物品都没有携带，一切的财物都付之一炬，他们的父亲在亲眼看到自己的房子被烧以后，眼泪都掉了下来，心情久久无法恢复。刘姐弟认为父亲的心脏病是在这时候开始有的。另外，虽然他们不认为纵火者是附近的邻居做的，不过他们当时也不敢依靠邻居，因为怕拖累马来邻居，造成他们的麻烦，也怕邻居突然反目。
刘先生：好像马来人过年他会送东西给我们，我们华人过年叫他过来吃这样啰，互相是有来往的。在附近住的全部朋友都会来的啦。
访问者：那时你们没想到要去他们（马来邻居）那边会比较安全吗？刘先生与刘女士：不敢喔，哈哈哈！。
刘女士：唉唷！那时都不敢啰，很难讲。
刘先生：因为那边……他们是好，他们是有好意。可是你外地的人来的马来人，他们不会这样随便放过你的嘛，这样你哪里敢去找他们。他好意，他当然是好意的。（刘女士&刘先生口述，A6、A7）
五一三事件的发生，致使有许多的华人担心再次受到暴民或马来人的攻击，因此决定迁徙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譬如说住在非严重地区的亲戚朋友家;或是转移到陌生地方暂住。虽然并非所有的华人当时都住在与马来人混居的村庄，但「搬走」却都是他们远离是非之地最好的选择。
第四节 戒严时的生活
五一三事件发生后，如第三节所述，有能力、有亲戚可以依靠的，就会选择搬迁;但那些没办法搬走的，就只能留在原地，住在冲突爆发几个地点、爆发点附近、华人比较多的地方；甚至有的人房子被烧了，也无法留在自己的家，被逼要住在收容中心，接受救济的生活。但无论搬迁与否，事发后的戒严生活却是他们难以忘却的共同回忆。
4-4-1 搜捕滋事份子
五一三事发后，政府就立即大规模搜索、逮捕滋事份子。尤其冲突比较严重的地区，警察就以调查滋事份子的名义来召集男性，试图拘捕有嫌疑的男性成人。
隔天早上八点，就有警察来抓男人，警察命令所有的男人集中在一起，并且坐上了一台黑色的车。警察采取如此的行动是为了逮捕私会党。我认为私会党党员认为自己是英雄，而五一三事件是经过鼓吹怂恿之下暴乱，引起对方的不满，才会动武发生了暴动。来抓男人的时候他们并不想反抗，因为他们认为反抗警察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在集合的时候我还曾经听到枪声。后来，警方查明我不是私会党份子后，就放我回来了。（符先生口述纪录，A17）
他（警方）来抓，抓的是什么？年轻人、男人。那时候我们小孩子他不抓，女人在家，小孩子在家。全部抓出去。（访问者：抓出去做什么？）全部抓出去啊！听说他（警方）来找，听我父亲说，我的父亲那些都是工人来的嘛，可能他也是来找私会党，有案底的全部抓去，有的没有回来的啰，有的可以放，那时抓了几天喔，他把我们整个这边，搬成好像空城，只留女孩子、女人、小孩子，男人全部给抓，抓出去哪里？全部抓去警察局，审问，假如真的给他们（暴民）冲进来我们不是死定？不公平的，那个时候其实是这样的。（陈先生口述，A4）
政府一贯的立场，认为这些滋事份子不外乎共党人士、私会党员以及种族极端份子。其中又以私会党员最容易被清查出来。（注11）政府固然有必要提防可能滋事的华人男性，但大范围拘捕某区域的男丁后，破坏了当地原本维护治安的体系，倘若事后政府又没有提供有效武力以维护当地治安，很有可能会更增加当地民众的恐慌，甚至酿成不幸。
4-4-2 巡逻部队
为了弥补政府在维护治安上的不足，在政府的主导下，在全国各地，以熟悉当地情形之居民组成警卫团，按时巡逻当地治安（《南洋商报》，18-5-1969C）。因此戒严时期，各小区各自组织了巡逻队，在自己的村庄内到处巡逻。当时在一些村庄内可以自由活动，因此也产生了不少有趣的事情，舒缓了当时人民的紧张情绪：
他们（警卫团）是紧张那些路口啰，那时他们就分配啰，好像我的哥哥那些什么的，全部去开会啰！我们那个村里面啰，我们住的那个村里面，那些头那里啰，有些是有枪的，像拿督那些就有枪的嘛，他们开会啰！就吩咐你多少个人看一个地方，多少个人看一个路口这样啰，好像「掌岗」（广东话：站岗）这样啰！（唐太太口述，A11）
符先生和太太的姻缘，就是戒严这段期间促成的。也因为他们担心暴动的事件再度发生，因此在解严完全结束不久，就匆匆结婚了：
戒严时，村里安排了自卫队，在村内可以巡逻，我也去参加了。有些村民有养鸡鸭，所以有时候这些村民就会招待我们这些巡逻队的队员吃晚餐或者喝咖啡，可以说我和太太就是因为自卫队才结婚的。因为我常常到我太太的家吃东西，这使我们之间的感情进步神速。（符先生口述纪录，A17）
一开始跟随妈妈逃到坟墓避难的莲姐，在大人巡逻时充满了有趣的回忆。访谈当时，她回想起来这段戒严时期的生活，反倒觉得五一三事件对她而言，也不全然只有恐慌而已：
后来回来了啊，他们整村人回来了啊，他们就讲，要派人啊，要守啰。我们就看到那些警察啊，在马路那边，巡来巡去巡来巡去啰。巡来巡去，车子就不能出来啰，他们讲晚上啊，要巡啊，派人出来巡啰。派人出来巡啰，我们没有啰！那时候我爸爸啊，他们每天出来巡啰，还记得门口啊，我们的亚答屋门口那边，有一颗芒果树的，他们整一班人在芒果树上面坐着，轮流嘛，又跑来跑去啰，他们还要煮吃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的门口那边啊，又好笑啰，又怕啰，又有得吃又有得笑啰，总之是这样。他们看到我们家门口芒果很多啊，他们全部不到一个晚上，芒果全部不见，全部吃到光了。那么到第二个晚上我们还记得，他们去偷人家的鸡啊，褒鸡粥，在我们的门口，我们也吃到饱饱，那么就去睡觉了，呵呵。（莲姐口述，A12）
4-4-3 食物问题
戒严初期，食物短缺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人民只有短短的时间可以出外活动，但就近的杂货店的往往供应有限，走出去别的小区买又担心时间不够。再者，解严时间短促，杂货店以及菜市场也无法及时补进食物，造成人们抢购一空，甚至有商家抬高价格来贩卖他们的存货（《南洋商报》，22-5-1969B）。有些住在乡村的人有自己所养的鸡鸭和蔬菜可以食用，但多数的人则要靠自己去采买，甚至囤积干粮才有东西可吃。有些杂货店在那时也不敢营业，只卖给相熟的人，因为他们担心会被攻击、抢掠，处理不好的话，甚至自己的粮食也会成问题。
当时由于粮食短缺，只能有什么就买什么：
那时就是这样的情况来噜！怕没有东西吃嘛，哇！杂货店生意多好啊！无端端发达喔，买到光啦，烂的臭的坏的都照要。人家说杀到来就会去存干粮啰，米粉啊，面啊，那些可以放嘛，酱油啰，最主要要有米跟酱油啰，盐啰。是不是？你没有菜没什么，有米粉有酱油就可以啰！可以吃就可以啰！（甲auntie口述，A2）
处在动荡不安的时期，人民最为担心的即是能否温饱，因此杂货店就成为民众最迫切的需求。但杂货店本身也有自身的困扰，不开店会遭民怨，开了店又怕被抢，处境十分尴尬：
唉唷，贵喔！趁火打劫。不过那时也不算是趁火打劫喔，那时很多是拿，杂货店，整间杂货店没有了喔，干干净净这样。罐头最重要，它可以存起来。不过那时开放两个小时，也是认识杂货店，就给他赊账。（黄先生口述，A16）
那时戒严是二十四小时都不能出来，后来大家饿的受不了，十二点到一点开放，你再出来买东西。那时候杂货店的货都卖到光光，杂货店也不敢开门，开了会被抢阿！开的小洞，你的钱进来东西就给你这样。（安先生口述，A1）
邹先生的经历则是跟笔者的访问者之中比较不同的，他的村庄在当时联邦大道附近，他们只要用布条写上「S.O.S」，不久以后就会有社会福利中心的人运送食物到他们的村庄，并且逐一分派给他们。
访问者：这样你们怎么买东西，就在Kampung里面买吗？
邹先生：没有！没有！我们写S.O.S他会送东西来，呵呵，送罐头啰、饼干啰、米啰！糖啰，这些啰！
访问者：就是军队驾车送过来吗？
邹先生：是啦，他们送过来啦！
访问者：是你们整村人一起写，还是每一家自己写？
邹先生：只要有挂咧，他们就会来的，那个不是属于军队派来的，那是属于福利部这样子的，不是政府部门。
访问者：那你们要怎么分配拿到的东西呢？村长分吗？
邹先生：他们分好了的。（邹先生口述，A9）
一些在难民收容中心的人则不需要自行到外面购买食物，而是由社会福利中心找来厨师，在收容中心以配给的方式分配食物。
刘女士：那个就排队吃饭啦，好像，通通在那边睡觉啰。
刘先生：去排队盛那些饭啰。
刘女士：蹲饭啊！排队啰，那些是人家赞助那些东西，那些米啊，罐头啊，人家赞助的这样，他煮了，我们排队啰，去拿饭吃啰！
刘先生：我们好像难民啰。
刘女士：难民了，真的是。
访问者：这样你们睡哪里？
刘女士：睡在那边啰，就这样子睡的啦！
访问者：你们就睡地上啊？
刘先生：睡地上啰。
刘女士：通通一起这样睡，冷就冷没有被盖，什么都没有的啦，就这样睡的啦。
刘先生：他体育馆一层一层的嘛。楼梯一级级的。
刘女士：人家看表演一层层的，楼梯一级级那边啰。（刘女士&刘先生口述，A6、A7）
Slimming也谈到，难民收容中心曾经在5月19日早上面临食物短缺的问题。他认为当时有各种不同的食物捐献管道，因此收容中心才有足够的食物，但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可以运送这些食物到各地去分派；又或者是，在运送的途中被运送者私吞了；甚至有可能运送者偏袒马来人，将绝大部分送到马来人灾区去了（1969：50-51）。
基本上分散在各个地区的戒严生活差异不大，但就食物方面，在难民收容中心的人民，会比起其他住在家中的居民固定的多。然而，在收容中心的民众，即便是解严时间，也无法自由行动，处境也并非理想。相比之下，住在家中的居民行动则较为自由。甚至吉隆坡外的其他地区，只有戒严时间受到限制，带给生活上的些许不便，无须担忧暴民以及部分执法部队可能不时带来的威胁。
注10：沙巴的大多数民族是卡塔尔山（Kadazan）人，而非伊班人（Iban），伊班人是砂劳越的大多数种族。
注11：此时马共成员多入森林，走入地下化，难以追查；种族极端份子又过于抽象，不易侦察。而私会党员则多留过案底，亦容易遭同伙、同村指认。